高利貸又一悲劇在警示什么

高利貸又一悲劇在警示什么
正當我們激辯《放貸人條例》是不是該及時出臺，又一不和諧聲音傳來，“輝瑞”徐烈洋億元集資詐騙案的當事人被鋪。這一事件的警示意義在于，在金融市場尚不穩定的背景下，出臺《放貸人條例》尚需仔細掂量。
我們知道，制度和技術是社會進步的兩大助推器，制度和技術的創新都能夠提高效率，節約成本。但是，制度和技術應當是兩只腳，只有緊緊跟隨，才能夠正常的跑步前進。這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這兩個方面失衡的結果。美國的金融體系不斷地創新，而制度監管沒有及時跟進，釀造了這一新世紀慘案。
相反，若制度創新沒有技術跟進，也會導致制度的浪費和無效，甚至其相反的作用。因為腳太小，鞋子太大，也是跑步起來。績效的最大化，需要制度與技術的緊密配合。所以，當我國的金融市場還處于初始階段，創造性破壞還需要慢慢進行，金融產業技術的進步還需時日，但在技術創新的初始階段，猛然引入《放貸人條例》，很可能導致主流金融產業的大劇變。
筆者相信，只有在金融市場比較成熟的時候，金融技術進步和理念更新的時候，各項配套措施跟進時候，才能引入這一創造性破壞的制度。說實話，《放貸人條例》是今后活躍民間資本的利器，但在當前的形勢下，啟動這一制度，很可能造成放出“妖魔”，難以收回的困境。因為不知道這項制度能否幸免于非法集資和高利貸化病毒的襲擊，這個癥結不能得以有效的監督，很可能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失范，直接沖擊主流的金融改革的進程。
即使非法集資和高利貸暴利傾向在條例的嚴格限制之內，但事實上的執行是否到位，也是問題的焦點。因為這項制度事關重大，所以，當執行不能夠嚴格到位的話，很可能留下嚴重的后遺癥。因為這項制度很可能造成事實上的高利貸被激活的后果，而高利貸卻是歷史上最大的金融殺手，破壞經濟社會穩定的頭號病毒，也是滋生問題毒瘤的集結地。
可以設想，如果對壓制高利貸的蓋子被揭開，高利貸病毒趁機復活出籠，很可能泛濫成災難以制止。一旦出現放貸人和借貸人的糾紛，事實上也需要各種陰暗勢力的幫助，放貸行為或為成為黑勢力得以滋生的寄主，從而破壞社會穩定；而企業一旦經不住誘惑，借了高利貸，就要牟取暴利才能不虧本，這樣的話，高利貸很可能是蠶食實體經濟的蛀蟲，咬斷經濟大樹根基的地老虎。
就這個案例來說，高利貸和非法集資不僅僅是破壞了一個企業，還害了借貸人，更使整個民間資本處于一個危險的境地。據了解，“輝瑞”以還銀行貸款和公司生產需要資金為由，向俞某等100多人非法集資近1億元。除了1000余萬元的應付款和2000萬元左右的銀行貸款，其余資金有從正規的擔保公司借到的，也有從“地下擔保公司”借到的。上虞警方表示，徐的100多名債權人中，其中涉及注冊擔保公司兩家，開“地下錢莊”者57人，其余50余人為普通個人，所借款項月息在2.5分至10分不等。如此高額的利息，顯然不可能以“輝瑞”每年約300萬元的凈利潤來償還。
每年300萬的利潤，要還高額利息，除了暴利或者詐騙，就是等死。但顯然暴利在當前的背景下，任何產業已經不可能，因為一旦一個行業利潤高于平均利潤，資金便會蜂擁而入，直到降至社會平均利潤為止。若是詐騙，就是害了借貸人，不僅利息拿不到，可能本金也折進去了，賠了夫人又折兵，再一個結局就是企業被高利貸蠶食。顯然，這些結局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故而，在金融體制改革尚未完善，技術進步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出臺這樣的條例，需要謹慎、謹慎再謹慎，有些地方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有些地方需要畫工筆畫那樣的謹慎。至于激活民間資本參與救市，途徑其實很多，可以讓他們通過合理的主流渠道，比如正規的金融市場把他們引入實體產業，而不是作為游資，到處游蕩。這些資本很多都是因為實體經濟的利潤下降而變成友兵散勇的，哪里來的還歸哪里去，我們需要給他們一個再次進入實體產業的環境和條件，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