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電話的故事

我經歷的電話的故事
遲云飛農業時代，普通中國人傳遞信息的的方式主要是書信。但是傳統的交通條件下，書信的傳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有戰爭的特別年代，所以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名句。
有了電話以后，信息傳遞快多了，據我所知，中國在上世紀頭幾年就有了電話，但直到改革開放前，真的用電話，卻不是件容易的事。上世紀70年代，我在黑龍江鄉下的一個糧庫工作，每年春季，糧庫需要把糧食露天曬干，干了以后糧食才好保存。這樣老天是否下雨，對我們的晾曬工作極為重要。下雨的時候，必須把所有晾曬在露天的糧食收進倉庫或堆起來用防雨草苫子蓋上。春天的雨沒什么規律，每當云稍稍多一點的時候，糧庫就要打電話到縣氣象站問天氣。那時候打電話到縣城，屬于長途電話，要先打電話告訴公社的交換臺，說我要氣象站，然后便是等待，這個時間一般是兩個小時，又或是一個上午或下午。接通的時候，公社交換臺打電話過來，叫糧庫的人接電話。在這段時間里，必須有一個人在電話旁邊守著。這樣打電話，今天的人看起來好像是天方夜譚。那時候，全公社不過十幾部電話：公社辦公室自然有一個，每個大隊有一個，重要的機構如中學、糧庫有一個。所以電話與一般老百姓幾乎沒什么關系。
碩士畢業以后留大學工作，已是80年代，那時常接觸日本學者，他們給我的名片上多印著家庭的電話號碼，不過，這離我的生活很遠，雖然覺得新奇，但并沒有很深的印象。
再次對電話留下深刻印象是1991年。那時我是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歷史系要組織學生到武漢參觀，派我去打前站，就是為上百個學生找好住處，定好住處學生才能動身。我找好了地方以后，需要報告歷史系。找的住處是離長江大橋不遠的財經學院，打電話要到火車站，其間約兩站路。我到武昌火車站郵電局，郵電局的辦事效率還真高，我進去先交押金，打電話，結算，總共用了不到10分鐘就辦完了這件事。因為有上大學以前糧庫打長途電話的比較，覺得這電話真方便，并且逢人就講：“電話真方便！”
沒料到這以后電話的發展才算是“真快”。1993年，我家里居然裝了電話，我的名片上，也赫然印上了電話號碼。再往后，我遠在黑龍江的弟弟妹妹家也裝了電話。女兒常用電話和她的同學們交流作業，我和妻也常用電話與不能常見面的弟弟妹妹們問候。
1996年，我到人民大學讀博士，電話成為我和在長沙的家人通信息交流情感不可缺少的工具。繁重的學業之余，每當電話那邊傳來女兒那稚氣純真的童聲，便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稍后，手機流行起來。開始大家很不習慣，當手機只是少數人使用的時候，打手機的人很象自言自語，讓旁人懷疑這人是不是精神病。不久，我家也有了手機，再往后就是每人一部手機。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隨時聯系。這是上大學前我在糧庫工作時做夢都沒有想到的。電話普及了，電話的名目也多了起來，什么IP電話、網絡電話、QQ電話，我也弄不清其種類。今年，我短期到美國出差，每天都用網絡電話跟家里通話，有時甚至一天通兩次。因此，雖然跨了半個地球，家人對我的活動卻了如指掌，而女兒也在電話和E-mail里指導我說英語。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中國與世隔絕，就電話來說，發達國家過的是現代生活，我們卻是過的中世紀生活。今天，則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普通百姓的信息傳遞上，我們和發達國家沒有什么差別。電話極大便利了我們的生活，印證了社會的進步，印證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當然，電話也帶來一定的苦惱。比如我有睡午覺的習慣，可卻偏偏有人在午睡的時候打來電話，而我是一旦醒來，就難以入睡。午覺睡不成，下午和晚上做事腦子就不大靈。這也是現代化帶來的一個副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