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的「复杂」
有几个观察到的点，不精准，只是觉得有感而发。
【学运】
1106行动，最後演变成「野草莓学运」，其实是个相当有意思的发展过程。我相信野草莓学运还会长大，未来怎麽长、长成什麽样子，也值得观察。
我不知道参与其中的人，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让它变成学生运动，在李明聪写的「1106行动声明」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只是一群忧心台湾混乱现况与未来发展的大学教授、学生、文化工作者和市民，在没有任何政党与团体动员及奥援的前提下，十一月六日（四）上午十一点，将自发性地集结於行政院大门前，以「着黑衣、戴口罩」作为沈痛抗议的象徵，并牵手静坐至诉求达成为止。
它一开始的定位，应该不是个学生运动，而是个公民运动，也希望变成公民运动，所以当有可能变成学生运动时，有人就碎碎念：「学生运动？不要吧～～XXX难得干场正事，要他好好乔一下」。而回溯这几天的发展，它在社会定位、自我定位下，慢慢发展成「纠察线、广场、代称」的学生运动。它可能因为学生参与人数众多的实力原则，也可能是媒体这样定位，或许又是在蓝绿恶斗下仅存的最安全位置。
所以这几天，从拉起纠察线（但要强调一点，这里仍希望公民能参与进来）、投票决定被驱散後要去的地方是广场、慢慢的老师从参与者变成辅助者……，这些过程，我一直觉得有许多必然或又应该不那麽必然的地方。
【连结】
不过，学生运动一直也是公民运动，除了学生也是公民之外，它没有热情公民的帮助，也撑不起来的。像wenli冲去架直播系统，我就觉得是在这场运动还没变成这麽学生运动时，一个公民直接进行参与，还有包括1106当天就帮忙捐款的一堆民众，都说明了学生运动与社会的连结。
另外，就像野百合运动，如果没有长期民主化运动的行动及论述积累，也不可能发生。「野草莓学运」的发生，短的，有这次陈云林来台国家暴力的震撼，长的，则是戒严法令的续存，累积到了现在才有丰富的东西能够对抗。
以上是连结的某一个层面，其实还有另一种层面，就像之前说的，在实际上，它没有热情公民的帮助，是撑不起来，野百合如此，2004年的学运也是如此，但在2004年却更是极致的发展，我觉得相当有意思。
【广场】
讲到广场，当听到说在投票时，广场也是选项时，我的心里就浮起了：「ㄟ，又要去那个广场喔OOXX。」主要是2004年的那场学运印象极为深刻，我挖回那时的文字〈学生、群众与社会 重现野百合，现出台湾社会原形〉：
4月5日静坐副总召陈信儒以受迫害者姿态，独自坐往大中至正中央的拱门。所有的静坐绝食学生为示团结，一起离开边门的原场地，拉桩起锚坐往往陈信儒身旁。
一些积极群众开始自告奋勇成为义工，将帐棚移往中央拱门之下，下铺木板隔湿隔寒，四周挂起透明塑胶布挡风档雨。帐棚之外拉起一大圈封锁线，用以保持学生静坐区的肃穆及纯净，帐棚前鲜花遍地，学生运动隐含着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感终於被具体化。
於是学生运动的格局逐渐被确立起来，学生处於核心，封锁线内是义工帮忙进行後勤、保安、纠察等等工作，线外则是围观的群众，有层有序。是的，学生终於在自我及社会的相互期待下，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集体意识造就空间，而空间进一步造就出新的权力关系，学生和群众就在一步步自己越滚越大的群众与认同中，享受着任何事似乎都可能做到、任何事似乎也都做不到的狂喜与焦躁。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发展过程。我不是说，这次的「野草莓学运」也会这样，而是说，这是每个世代的学运，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又要怎麽面对它、处理它？早泄兄说要连结，但这也是一种连结，要所谓的另一种，我觉得实践基础还得观察。
【那条线】
所以说，学生运动，是一种与社会的连结，但也是切割，不过老实讲，许多公民运动都差不多，具体的切割，例如学生有纠察线，罢工现场也会有，比较抽象的，则是论述上的。
例如「野草莓学运」怎麽面对想要来插花的政治人物？怎麽看从1103到1106的各种不同的抗争形式，包括最激烈的1106「暴力」？在种种社会考量及影响下，会出现种种的切割出来，而这些切割又会引发各方对这场运动不同的评述，这样又会进一步连结或切割。像我知道的，很多人都对於「野草莓学运」渐渐强调学生的纯粹性、和之前1103到1106的抗争者及「暴民」切割非常不以为然。
具体的线也很有意思，例如陈信行在2004年时反省了当年野百合运动，所写的〈我的野百合〉：
当时的媒体简直爱死了那条线。那是多麽好说故事的对比啊：在圈圈内，是「单纯」、天真、善良、充满理想性的（换句话说，有点鲁钝的）学生与知识份子；在圈圈外，是充满心计的成人世界，是「非理性」的「X进党」暴民与野心阴谋份子。不可讳言地，媒体这样打造的形象，使得好几千以前从来不敢站出来的学生与教授愿意走入圈圈内，分享那份十分传统的荣光。
「那条界线」的存在，基本上符合当时不同系统在各自立场上的是非判断。1980年代学运的内部争论的主轴，正是两种对於学生知识份子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是民主运动中菁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观点。在运动的各个时刻，这种差异往往展现为激烈的路线与派性斗争。这些斗争，尤其从非派系中人看来，时常是非必要的、无原则的。尤其透过媒体与後来的历史叙述之中，斗争之所本的原则问题鲜少被提及了，只剩下派系之间的合纵连横。我认为，派系斗争的负面消耗之处或许都是事实，但是，在斗争的核心，的确真实地存在着对於民主的、对於未来台湾社会的不同愿景。当年派系斗争的核心议题，在今天的台湾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值得藉由回顾再次展开辩论。
【拆解】
其实陈信行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许多至今在学生运动中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都被挑起来拆解，包括纠察线、主体性、民主、人民……，里面或许有很根本的东西。
从野百合开始，学生一开入广场，就被膜拜，甚至连当时号称反精英、人民民主的「民学联」都不可免：
在作法上，「民学联」强调以运动一份子的身份参与农运、工运、草根环保运动，而非「客观中立」地「分析」「研究」运动。在这个想法中，学生的校园民主运动与校园外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一样，是批判改造不公不义的台湾社会的运动的一个部门。
於是，三月学运一开始，「肮脏政争之中的纯洁学生」的角色一被媒体塑造出来，我们就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尽责地表演早已写好的剧本中的角色。在从三月到五月的忙乱之後，反身一看，我们已经变成了「他们」，变成了之前几年我们花了无数字句批判的菁英主义者！我们向往一个没有任何人需要别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会，可是我们自己却成了代言人。
每次看到这段，我都笑到不行。不过很可怕的是，2004年的学运、2006年黎文正的一个人学运後，连这样的自我反省都没有了，其实这也不意外，广场，既然谁坐进去都一样，能期待这些泛蓝学生能不一样吗？
【复杂】
我觉得，这次野草莓学生运动会能看到这些复杂，学生运动传承的复杂、认同的复杂、议题的复杂、政治的复杂、社会的复杂……，并拆解每一个复杂背後的意义。
我看到了许多曾经在各个社会议题上努力的朋友（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都不认为他们是学生，搞不好他们也不是以学生身份进去的）坐了进去，也有在外面观察的，希望这让野草莓学运，能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质的不同，学生本来就不单纯，都在许多讯息交错影响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有些人认为这次是倒退回戒严，有些人也认为从国民党到民进党执政都是这样暴力的警察国家，有些人认为要驻守自由广场据点，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往其他议题扩散，有些人认为要扩大社会连结面，有些人认为要保持学生运动纯粹性……总而言之，学生运动有太多的课题该解答，过去无法解答的，正交给现在自由广场的学生们努力。不过也许先做自己，就像这里说的：「现在的学生跟十几年前不同，外界先对这场学生静坐赋加太多想像与使命，太虚妄也太沉重。」
野草莓中，我们记忆与遗忘
野草莓中，我们记忆与遗忘
台湾蓝绿斗争剧烈有个好处，每隔几年，就来个猪羊大变色，当执政在野角色互换，国家机器暴力及人民抗争攻守易位，所有人也常常被迫做头脑体操。
这时，有人转得很轻松，有些人转得很困难，但都不一定有错。唯一有错的是，我们遗忘了。
政客就很轻松。集游法这个烂帐，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听得不想再听了，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强烈主张要修，民进党执政时，国民党则呼天喊娘的要改。这些，都是「自我瘫痪」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大家记得，两年前10月10日红衫军围城，施明德也违反集游法，将游行大队拉到东区吗？那时民进党籍立委痛批这是「失控」，那时我是这样觉得的：
10月10日天下围攻，不过是未经申请集会游行，并将队伍带到台北东区，而施阵营要求群众保持爱与和平，并呼吁至附近商家消费，完全在维护体制及秩序，但却能被绿营批评「失控」最甚，而民进党内部更无任何反驳之语。如此低标的抗争形式都遭到排山倒海的攻击，未来只要政客照表操课，将可以用於一切有威胁性的社会运动，只要能挑动保守意识，并指向蓝绿矛盾，所有的社会运动都难逃被取消的命运。
果不其然，两年後主客易位，绿营政客将民众带往圆山进行更激烈的抗争时，这时照表操课，骂「暴力」、「失控」已是蓝营政客，而蓝营群众的保守意识也被挑起，忘了两年前也被同样对待，同样的，我也认为几年後，蓝营的群众运动又将面临同样排山倒海的指责。
所以说，快速换脑袋，真的不难。只要能将自己做的事、说的话，当作不存在。
转得很困难，应该可责性更低了吗？这也未必，因为社会压力也不允许。大家记得两年前红衫军初起，大家都引领期盼龙应台也振臂一呼吗？结果想了半天的龙应台居然为文泼冷水，真是立刻激起强大的批判、围剿、讽刺，其中，也包括台社的成员。
台社当时的「自主公民」论，我也觉得蛮恶赖的，对那时刮起的政治正确风，只要有一丁点的质疑，就紮稻草人丢帽子，也不以为然。所以这次从1103开始的国家暴力，到野草莓，许多人都以看好戏的姿态在看台社怎麽表态，这里也包括我。
但看到这篇文章後，我就觉得很多事不能这样太快的滑过去，所以我才这样回应：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该被拿放大镜检验的，不只台社，反过头来，两年前和现在挺国民党一样的德行的，不论是拿着国家法律喊打喊杀、拐弯挺、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也不会因为是现在国家暴力的「受害人」，而该被免除类似於两年前红衫军甚至四年前凯道的检讨，我不知道为什麽这麽多人能这麽直接就对台社有这种幸灾乐祸的高姿态。
两年前喊打喊杀、拐弯挺扁、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现在是谁？两年前高喊反扁有理、暗中叫好、默许、「文章霸气」很凶的批绿，现在又是谁？
如果连我们自己，将这些事情也遗忘了，那和政客既相似又不太一样，政客有权力当保护伞，而你我的故意遗忘後的激进、找人表态，不过是自己两年前言行的保护色罢了。
为什麽不能有记忆？凭什麽能拿政治正确要求他人切割记忆？在廖元豪的这篇〈废除集游法以外〉里回应的批评，我记忆到了两年前红衫军批龙应台的围剿、讽刺，也记忆到了两年前红衫军一遇批评，就紮稻草人丢帽子的种种。
为什麽无法记起自己两年前也可能拿着国家法律喊打喊杀、拐弯挺扁、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不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记忆和情绪无法缓解？那谁的记忆和情绪就有资格被尊重、谁的就活该被亏？
是的，还是有人转得很轻松。不过就像理解政客的轻松一样，我不仅能理解更能谅解这种轻松怎麽来的。
记忆带来的效应，或许会让你觉得表态怎麽这麽慢，但很多却是值得深究的台湾民主历史及荒谬。
annpo的〈我必须一再提起，才能烙印你们，对他们〉，就是一种记忆，它要提醒现在的野草莓运动，要看到更多基层的运动，不能犯了两年前红衫军、四年前凯道的错误一样，将所有人的记忆一概用政治正确抹煞。
大家记得吗，两年前红衫军运动初起时，其实也是日日春官姐跳海自杀的时候，後来不仅被红衫军运动淹没，也被之後的蓝绿恶斗淹没，这种忽略及遗忘，不能不爽的吗？现在野草莓学运，刚好也发生三莺部落被北县政府迫迁的抗争，要是被淹没甚至忽略，我也会不爽，三莺部落的原住民更有控诉的资格。
而民盟、台社这些学者们，难道就不该有记忆？难道就没有情绪？更难道不能号称超克蓝绿实际有蓝绿？这些都是许多人两年前自己有的东西。别忘了，四年前中正庙学运，多少绿营政客及群众在找蓝底？当时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郑文灿讲的：「根据BBS网站提供的证据，点名现场绝食学生跟连宋竞选总部的从属关系。」和现在赵少康及唐湘龙狗嘴吐出的东西有什麽两样？两年前红衫军，多少绿营也在虎视眈眈将运动抹成蓝军，後来指标性的就是王丽萍在指挥车上喊「台湾国的人民」被深蓝群众骂下来，这被绿营标定为蓝军运动，让许多绿营也倒扁的人选择裹足不前及沈默，最後甚至任由绿色执政县市长以集会游行法打压红衫军集会人权。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事的可责性有比陈光兴被葱头爆料说野草莓里面有绿营学生低多少，只是，有人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间忘记了两年前、四年前自己阵营也干同样龌龊的事情，拼命编造仅有国共威权政党及群众才会这样下作的论述。更等而下之的大家自己看看己身阵营，两年前、现在，多少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拿理论和历史包装，作为认同政治的武器，甚至作为投名状，以符合派性需求。
回首两年前、再看现在，我想，能有这麽高姿态资格质疑的，我目前有限认识到的，仅有anarch了，因为他两年前也这麽高姿态啊（如有疏漏烦请告知）。连瓦砾，两年前文字滔滔有如巨人，现在却在一篇明明是谈现阶段是处於台湾社会自我瘫痪的文章文末，都有点失去准头，这怎麽搞的啊？！
允许有记忆，并将记忆所带来的情绪呈现出来，然後再来理解彼此的情绪，不是比较好吗？难道将记忆塞在背後，抓着政治正确，拿着字里行间的文字漏洞、亏表态慢了点来证明自己这个阶段比较优越，就是正义？这和你们批判的对象两年前的所作所为有什麽两样？
这种遗忘，不过延续着每一次蓝绿斗争的步伐，实在太廉价了。
要是连这种时候，都不知诚恳地伸出手来，握住对方迟疑的手，就别怪蓝绿政客能兴风作浪，因为这根本就是台湾社会每一个人的病。
ps. 有人可能会说我怎麽又谈起过往的老梗，每次都要算帐，但我得说，我不想两年後，回过头来看自己怎麽没有作两年前一样的事情而有双重标准。
台湾蓝绿斗争剧烈有个好处，每隔几年，就来个猪羊大变色，当执政在野角色互换，国家机器暴力及人民抗争攻守易位，所有人也常常被迫做头脑体操。
这时，有人转得很轻松，有些人转得很困难，但都不一定有错。唯一有错的是，我们遗忘了。
政客就很轻松。集游法这个烂帐，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听得不想再听了，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强烈主张要修，民进党执政时，国民党则呼天喊娘的要改。这些，都是「自我瘫痪」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大家记得，两年前10月10日红衫军围城，施明德也违反集游法，将游行大队拉到东区吗？那时民进党籍立委痛批这是「失控」，那时我是这样觉得的：
10月10日天下围攻，不过是未经申请集会游行，并将队伍带到台北东区，而施阵营要求群众保持爱与和平，并呼吁至附近商家消费，完全在维护体制及秩序，但却能被绿营批评「失控」最甚，而民进党内部更无任何反驳之语。如此低标的抗争形式都遭到排山倒海的攻击，未来只要政客照表操课，将可以用於一切有威胁性的社会运动，只要能挑动保守意识，并指向蓝绿矛盾，所有的社会运动都难逃被取消的命运。
果不其然，两年後主客易位，绿营政客将民众带往圆山进行更激烈的抗争时，这时照表操课，骂「暴力」、「失控」已是蓝营政客，而蓝营群众的保守意识也被挑起，忘了两年前也被同样对待，同样的，我也认为几年後，蓝营的群众运动又将面临同样排山倒海的指责。
所以说，快速换脑袋，真的不难。只要能将自己做的事、说的话，当作不存在。
转得很困难，应该可责性更低了吗？这也未必，因为社会压力也不允许。大家记得两年前红衫军初起，大家都引领期盼龙应台也振臂一呼吗？结果想了半天的龙应台居然为文泼冷水，真是立刻激起强大的批判、围剿、讽刺，其中，也包括台社的成员。
台社当时的「自主公民」论，我也觉得蛮恶赖的，对那时刮起的政治正确风，只要有一丁点的质疑，就紮稻草人丢帽子，也不以为然。所以这次从1103开始的国家暴力，到野草莓，许多人都以看好戏的姿态在看台社怎麽表态，这里也包括我。
但看到这篇文章後，我就觉得很多事不能这样太快的滑过去，所以我才这样回应：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该被拿放大镜检验的，不只台社，反过头来，两年前和现在挺国民党一样的德行的，不论是拿着国家法律喊打喊杀、拐弯挺、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也不会因为是现在国家暴力的「受害人」，而该被免除类似於两年前红衫军甚至四年前凯道的检讨，我不知道为什麽这麽多人能这麽直接就对台社有这种幸灾乐祸的高姿态。
两年前喊打喊杀、拐弯挺扁、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现在是谁？两年前高喊反扁有理、暗中叫好、默许、「文章霸气」很凶的批绿，现在又是谁？
如果连我们自己，将这些事情也遗忘了，那和政客既相似又不太一样，政客有权力当保护伞，而你我的故意遗忘後的激进、找人表态，不过是自己两年前言行的保护色罢了。
为什麽不能有记忆？凭什麽能拿政治正确要求他人切割记忆？在廖元豪的这篇〈废除集游法以外〉里回应的批评，我记忆到了两年前红衫军批龙应台的围剿、讽刺，也记忆到了两年前红衫军一遇批评，就紮稻草人丢帽子的种种。
为什麽无法记起自己两年前也可能拿着国家法律喊打喊杀、拐弯挺扁、沈默、「文章霸气」很低的小批？不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记忆和情绪无法缓解？那谁的记忆和情绪就有资格被尊重、谁的就活该被亏？
是的，还是有人转得很轻松。不过就像理解政客的轻松一样，我不仅能理解更能谅解这种轻松怎麽来的。
记忆带来的效应，或许会让你觉得表态怎麽这麽慢，但很多却是值得深究的台湾民主历史及荒谬。
annpo的〈我必须一再提起，才能烙印你们，对他们〉，就是一种记忆，它要提醒现在的野草莓运动，要看到更多基层的运动，不能犯了两年前红衫军、四年前凯道的错误一样，将所有人的记忆一概用政治正确抹煞。
大家记得吗，两年前红衫军运动初起时，其实也是日日春官姐跳海自杀的时候，後来不仅被红衫军运动淹没，也被之後的蓝绿恶斗淹没，这种忽略及遗忘，不能不爽的吗？现在野草莓学运，刚好也发生三莺部落被北县政府迫迁的抗争，要是被淹没甚至忽略，我也会不爽，三莺部落的原住民更有控诉的资格。
而民盟、台社这些学者们，难道就不该有记忆？难道就没有情绪？更难道不能号称超克蓝绿实际有蓝绿？这些都是许多人两年前自己有的东西。别忘了，四年前中正庙学运，多少绿营政客及群众在找蓝底？当时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郑文灿讲的：「根据BBS网站提供的证据，点名现场绝食学生跟连宋竞选总部的从属关系。」和现在赵少康及唐湘龙狗嘴吐出的东西有什麽两样？两年前红衫军，多少绿营也在虎视眈眈将运动抹成蓝军，後来指标性的就是王丽萍在指挥车上喊「台湾国的人民」被深蓝群众骂下来，这被绿营标定为蓝军运动，让许多绿营也倒扁的人选择裹足不前及沈默，最後甚至任由绿色执政县市长以集会游行法打压红衫军集会人权。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事的可责性有比陈光兴被葱头爆料说野草莓里面有绿营学生低多少，只是，有人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间忘记了两年前、四年前自己阵营也干同样龌龊的事情，拼命编造仅有国共威权政党及群众才会这样下作的论述。更等而下之的大家自己看看己身阵营，两年前、现在，多少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拿理论和历史包装，作为认同政治的武器，甚至作为投名状，以符合派性需求。
回首两年前、再看现在，我想，能有这麽高姿态资格质疑的，我目前有限认识到的，仅有anarch了，因为他两年前也这麽高姿态啊（如有疏漏烦请告知）。连瓦砾，两年前文字滔滔有如巨人，现在却在一篇明明是谈现阶段是处於台湾社会自我瘫痪的文章文末，都有点失去准头，这怎麽搞的啊？！
允许有记忆，并将记忆所带来的情绪呈现出来，然後再来理解彼此的情绪，不是比较好吗？难道将记忆塞在背後，抓着政治正确，拿着字里行间的文字漏洞、亏表态慢了点来证明自己这个阶段比较优越，就是正义？这和你们批判的对象两年前的所作所为有什麽两样？
这种遗忘，不过延续着每一次蓝绿斗争的步伐，实在太廉价了。
要是连这种时候，都不知诚恳地伸出手来，握住对方迟疑的手，就别怪蓝绿政客能兴风作浪，因为这根本就是台湾社会每一个人的病。
ps. 有人可能会说我怎麽又谈起过往的老梗，每次都要算帐，但我得说，我不想两年後，回过头来看自己怎麽没有作两年前一样的事情而有双重标准。
野草莓的暴力切割与连结
野草莓的暴力切割与连结
最没资格批评野草莓学生运动与暴力挂勾的，就是一堆将自己的言行忘得一乾二净的泛蓝政客、媒体、学者了。
〈即使台大教授也并非不能变成暴民〉这篇文章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同意的是，台大教授和学生本来就可能变成「暴民」，因为所有人本来都会愤怒，也有资格对国家机器愤怒，也必须去理解这个愤怒。要是许多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在晶华酒店那摊也参加，我觉得这很刚好也很恰当，这本来就是对抗的一种，而且他们也算成功了，把陈云林挡了好几个小时。
但当然，野草莓学运之後对1106所谓暴力的切割，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有些人会很生气要去静坐，但也会有一些人愤怒到想丢石块、汽油弹，如果不去理解这些事情，这种为了保护自己而忙着切割，和小英主席是没两样的。
所以，石之瑜说：「他们表达的委屈之情，与蔡英文雷同，也是蔡英文乐见的。」这段话，我是同意的。
这种切割是很可怕的，也有权力关系，可怕到会让当时忿忿不平的人更没有地方宣泄，权力大到你坐在纠察线内不自觉，但其实已经高高在上。
所以才会发生刘柏烟老伯伯自焚的事情，但我希望，野草莓学运的参与学生看到一件事情，刘伯烟老伯伯非常非常了不起，他看到了那16个及更多生气的「暴民」，他以自焚这样的手段，希望马政府特赦他们，因为，没有人为他们说话，都把他们切割掉了，包括静坐的学生及老师。这段话，我一直萦绕不去，我不知道坐在纠察线内，只是吹吹寒风、淋着雨却还是被呵护着的学生们，记不记得刘柏烟老伯伯在意的事情，感不感受得到这种精神，觉不觉得让「他们」不仅「我们」说话的事情也很重要了。
要是野草莓学运该留下任何名字，我会希望唯一该被记住的是刘柏烟。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连结，没有这些人的愤怒，就没有野草莓学运，而也必须去厘清那些愤怒，才有条件去谈怎麽切割、怎麽抽象。我才会在一开始觉得，「我不是很在意这个阶段向马政府撤换掉谁、拿到多少诉求，而是趁这个机会，将这30年台湾民主历史补上。」许多人也真的在学生静坐场边出没，有人来帮忙、有人捐款，也有人觉得还是没有人帮「暴民」说话而选择自焚。
但当然，要野草莓学生这个阶段去接受这个太沈重了，我不觉得这个没做到有什麽错，因为这更是要对抗整个社会的保守论述，许多老师和社运团体都不一定敢碰，野草莓学运没有触碰到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只觉得可惜，不过学生也发出了声明：「我们有义务承接这些被忽视的声音。」但当然还是希望日後能回过头来看更仔细辨析这些。
话说回来，谈谈为什麽泛蓝政客、媒体、学者，最没有资格将所谓暴力及学运连结起来的。
第一，他们只是想抹黑，用种种发言优势，利用民众保守意识，进行恶质的抹黑，从来不肯去理解里面的意义。
第二，他们四年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却完全遗忘。
2004年总统大选後的中正庙学运，於2004年4月4日凌晨发起，一直搞到5月，但在4月3日当晚，就有一波严重的警民冲突，这些学生，一部份其实就是参加完403活动後，觉得义愤填膺想静坐绝食，就到「大中至正」牌楼下坐了下来。
石之瑜怎麽没在2004年这样评判这些学生：「虽不是暴民，但从人格需要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与暴民之间的距离还不到50步，这个心理距离也与暴民藏身在他们之间的肉体距离无异。」、「为了学运而学运」。
而到了4月10日号称和平的静坐仍在进行，更严重的警民冲突也爆发了，同样的，也有拆拒马、汽油弹、棍棒齐飞。既然2004年中正庙学生能切割，也被泛蓝接受，为什麽现在蓝营又在那里搞抹黑？
大家来看看和2004年中正庙学运同时进行的410抗议现场有多「暴力」好了：
这个时候该不该呛这些学生应该打道回府，不应该继续坐下去？但现在的蓝营就是这样干的。
然後，每次出现暴力，又都说是黑道干的。
蓝绿昨是今非的历史一被掀出来，再义正辞严的论述都臭不可闻。
最没资格批评野草莓学生运动与暴力挂勾的，就是一堆将自己的言行忘得一乾二净的泛蓝政客、媒体、学者了。
〈即使台大教授也并非不能变成暴民〉这篇文章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同意的是，台大教授和学生本来就可能变成「暴民」，因为所有人本来都会愤怒，也有资格对国家机器愤怒，也必须去理解这个愤怒。要是许多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在晶华酒店那摊也参加，我觉得这很刚好也很恰当，这本来就是对抗的一种，而且他们也算成功了，把陈云林挡了好几个小时。
但当然，野草莓学运之後对1106所谓暴力的切割，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有些人会很生气要去静坐，但也会有一些人愤怒到想丢石块、汽油弹，如果不去理解这些事情，这种为了保护自己而忙着切割，和小英主席是没两样的。
所以，石之瑜说：「他们表达的委屈之情，与蔡英文雷同，也是蔡英文乐见的。」这段话，我是同意的。
这种切割是很可怕的，也有权力关系，可怕到会让当时忿忿不平的人更没有地方宣泄，权力大到你坐在纠察线内不自觉，但其实已经高高在上。
所以才会发生刘柏烟老伯伯自焚的事情，但我希望，野草莓学运的参与学生看到一件事情，刘伯烟老伯伯非常非常了不起，他看到了那16个及更多生气的「暴民」，他以自焚这样的手段，希望马政府特赦他们，因为，没有人为他们说话，都把他们切割掉了，包括静坐的学生及老师。这段话，我一直萦绕不去，我不知道坐在纠察线内，只是吹吹寒风、淋着雨却还是被呵护着的学生们，记不记得刘柏烟老伯伯在意的事情，感不感受得到这种精神，觉不觉得让「他们」不仅「我们」说话的事情也很重要了。
要是野草莓学运该留下任何名字，我会希望唯一该被记住的是刘柏烟。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连结，没有这些人的愤怒，就没有野草莓学运，而也必须去厘清那些愤怒，才有条件去谈怎麽切割、怎麽抽象。我才会在一开始觉得，「我不是很在意这个阶段向马政府撤换掉谁、拿到多少诉求，而是趁这个机会，将这30年台湾民主历史补上。」许多人也真的在学生静坐场边出没，有人来帮忙、有人捐款，也有人觉得还是没有人帮「暴民」说话而选择自焚。
但当然，要野草莓学生这个阶段去接受这个太沈重了，我不觉得这个没做到有什麽错，因为这更是要对抗整个社会的保守论述，许多老师和社运团体都不一定敢碰，野草莓学运没有触碰到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只觉得可惜，不过学生也发出了声明：「我们有义务承接这些被忽视的声音。」但当然还是希望日後能回过头来看更仔细辨析这些。
话说回来，谈谈为什麽泛蓝政客、媒体、学者，最没有资格将所谓暴力及学运连结起来的。
第一，他们只是想抹黑，用种种发言优势，利用民众保守意识，进行恶质的抹黑，从来不肯去理解里面的意义。
第二，他们四年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却完全遗忘。
2004年总统大选後的中正庙学运，於2004年4月4日凌晨发起，一直搞到5月，但在4月3日当晚，就有一波严重的警民冲突，这些学生，一部份其实就是参加完403活动後，觉得义愤填膺想静坐绝食，就到「大中至正」牌楼下坐了下来。
石之瑜怎麽没在2004年这样评判这些学生：「虽不是暴民，但从人格需要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与暴民之间的距离还不到50步，这个心理距离也与暴民藏身在他们之间的肉体距离无异。」、「为了学运而学运」。
而到了4月10日号称和平的静坐仍在进行，更严重的警民冲突也爆发了，同样的，也有拆拒马、汽油弹、棍棒齐飞。既然2004年中正庙学生能切割，也被泛蓝接受，为什麽现在蓝营又在那里搞抹黑？
大家来看看和2004年中正庙学运同时进行的410抗议现场有多「暴力」好了：
这个时候该不该呛这些学生应该打道回府，不应该继续坐下去？但现在的蓝营就是这样干的。
然後，每次出现暴力，又都说是黑道干的。
蓝绿昨是今非的历史一被掀出来，再义正辞严的论述都臭不可闻。
公民民族主义的契机？
公民民族主义的契机？
静坐超过一星期的野草莓学运，已有遍地开花之势，直接间接卷动进来的民众、社运团体，也越来越多，它的後续效应不仅在集游法、总统道歉等诉求上，也可能攸关未来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野草莓学运，一开始是由部分七一五学者发起的公民运动，而後在种种现实考量下，渐渐发展成学生运动。这次运动，绝非七一五学者的借屍还魂，而是经历了2006年与民进党主流的国族主义路线决裂後，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卧薪尝胆，在1106的大乱战，民进党中央的街头路线失控，再加上高层畏事落跑，行政院前静坐的学者、民众及学生撑过了当天的狂暴与镇压，乘势而起成为泛绿阵营唯一留下的抗议香火，并将运动形式转化成学生为中心，并打算转化为进步的公民意识。
学生是主角不代表外围啦啦队就不重要，从这几天陆续在各报章媒体出现的支持评论，可以看出对这次学运的部分解读一定程度延续着七一五宣言的价值核心，也就是民主制度的维系及国家认同的打造并立并重。只不过这一次对立面转换成国共两党，避免掉了两年前难以取舍的尴尬，这也才卷动了绿营内部甚至广泛社会的支持。这次是成功的公民民族主义实践，所以赵刚指出这次运动有「指责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沆瀣一气」的认同倾向，反映出台湾社会不同阵营的重度焦虑所在，只是平心而论，民族的部分本是七一五学者一贯的立场，无须争执，公民建构的层次，仍必须正视。
而未来的挑战依旧严峻，政治领域中的实力原则仍必须面对。民进党执政後期透过打造国民卷动选民的政治现实主义越来越狰狞，比起七一五宣言以来毫无群众基础，这次虽稍具对抗实力，未来不与派系合作，能否被党内重视而不被收割，已经值得怀疑，不论有没有党内造党的机会，从过去的惨痛经验来看，公民的锻造，也不能再交给党。
但与公民社会的连结，也是有NGO、社运基础羸弱、先天不足的情况在，再加上民进党戒不掉的国族动员，亲绿的团体一吸就走，其它的议题复杂及统独交织的各团体仍会因此产生冲突和矛盾，如果公民与民族的取舍难题依旧会是摆不掉的附骨之蛆，各方的新仇旧恨彼此制肘，公民社会仍会仅是蓝绿恶斗下难以派生的空想。
不过这次野草莓运动的效应，也不该仅把目光摆在短操作的政治发展层面，每个参与者的主体性仍是重要关键，野草莓的诉求取之於社会，如果每个参与者能与社会有更多的连结面，就像当年野百合，许多参与者，经过了一场场运动及社会底层洗礼，至今仍在台湾劳工、环保、社区、人权等等领域为社会公平、弱势正义努力不懈，细水长流。要连结公民社会，就必须打造出厚实的公民社会出来，这恐怕才是真正不让台湾向下沈沦的公民力量。
静坐超过一星期的野草莓学运，已有遍地开花之势，直接间接卷动进来的民众、社运团体，也越来越多，它的後续效应不仅在集游法、总统道歉等诉求上，也可能攸关未来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野草莓学运，一开始是由部分七一五学者发起的公民运动，而後在种种现实考量下，渐渐发展成学生运动。这次运动，绝非七一五学者的借屍还魂，而是经历了2006年与民进党主流的国族主义路线决裂後，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卧薪尝胆，在1106的大乱战，民进党中央的街头路线失控，再加上高层畏事落跑，行政院前静坐的学者、民众及学生撑过了当天的狂暴与镇压，乘势而起成为泛绿阵营唯一留下的抗议香火，并将运动形式转化成学生为中心，并打算转化为进步的公民意识。
学生是主角不代表外围啦啦队就不重要，从这几天陆续在各报章媒体出现的支持评论，可以看出对这次学运的部分解读一定程度延续着七一五宣言的价值核心，也就是民主制度的维系及国家认同的打造并立并重。只不过这一次对立面转换成国共两党，避免掉了两年前难以取舍的尴尬，这也才卷动了绿营内部甚至广泛社会的支持。这次是成功的公民民族主义实践，所以赵刚指出这次运动有「指责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沆瀣一气」的认同倾向，反映出台湾社会不同阵营的重度焦虑所在，只是平心而论，民族的部分本是七一五学者一贯的立场，无须争执，公民建构的层次，仍必须正视。
而未来的挑战依旧严峻，政治领域中的实力原则仍必须面对。民进党执政後期透过打造国民卷动选民的政治现实主义越来越狰狞，比起七一五宣言以来毫无群众基础，这次虽稍具对抗实力，未来不与派系合作，能否被党内重视而不被收割，已经值得怀疑，不论有没有党内造党的机会，从过去的惨痛经验来看，公民的锻造，也不能再交给党。
但与公民社会的连结，也是有NGO、社运基础羸弱、先天不足的情况在，再加上民进党戒不掉的国族动员，亲绿的团体一吸就走，其它的议题复杂及统独交织的各团体仍会因此产生冲突和矛盾，如果公民与民族的取舍难题依旧会是摆不掉的附骨之蛆，各方的新仇旧恨彼此制肘，公民社会仍会仅是蓝绿恶斗下难以派生的空想。
不过这次野草莓运动的效应，也不该仅把目光摆在短操作的政治发展层面，每个参与者的主体性仍是重要关键，野草莓的诉求取之於社会，如果每个参与者能与社会有更多的连结面，就像当年野百合，许多参与者，经过了一场场运动及社会底层洗礼，至今仍在台湾劳工、环保、社区、人权等等领域为社会公平、弱势正义努力不懈，细水长流。要连结公民社会，就必须打造出厚实的公民社会出来，这恐怕才是真正不让台湾向下沈沦的公民力量。
野草莓也可以当游民
野草莓也可以当游民
不论如何，从1106运动到野草莓，不论是公民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将修改《集游法》当作诉求，我是没什麽意见，更是乐观其成。不过有没有因此修改成功，我觉得没有什麽可挑剔的，唯一可以澄清的仅仅是，就是这只是过程，并不是目的。
从仍存有一堆戒严法令来看，已经可以证明《集游法》的突破只是其中一小步，另外，执法层次的问题更是值得注意。在第一线警方的执法教育很重要没错，但也仅是一部份而已。
讲真的，在执行层次上，社运和警方本来就有许多眉角，也就是潜规则存在，一般而言，到官署抗议，默契就是20分钟，这里面就把你适用为陈情法，过了20分钟，就以违反集游法举第一次牌，你再拖下去，就举第二次，然後你可以乔来乔去，也许官方把你请进去讨论，带来的群众在外面席地坐下，就没有集游法的问题了，那如果你悍然拒绝进入官署商谈，有时警方就会从和善的默契中翻脸，变成打手，就说你要不然就进去谈，要不然就解散，否则就给你举第三次牌移送。
这个近几年社运已经在反省有点把抗议当演戏的默契已经很机车了，但在2006年之後警方连这个默契都不要，常常一到行政院大门话还没讲完、记者还没来齐，警方已经举了两次牌要逼人走，明明官署要接受陈情，警方却暴走说违反集游法，并以现行犯开始逮捕人。
默契，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是一种既存的关系，也是民主运动过程中警民冲突长期下来的结果，彼此在尊重对方实力下形成的潜规则。2006年的变化，说穿了，就是看社运不起，我就是打破默契要整你，否则你能怎样的态度。
野草莓在行政院静坐被驱离，然後到自由广场待下来，这也是「默契」，从野百合下来形成的，学生到了广场，就是法外之地，但也不是不敢搞你，2004年的中正庙学运，就在第二晚打破默契被扁政府驱离，後来在仍是北市长的马英九放话说：「我说了，不要碰学生，结果警政署还是下令要驱离，这一点我非常不满意，真的把自己搞得像警察国家」所创造的蓝绿恐怖平衡下，警方就只能算了，潜规则又恢复原状。
这真的是实力原则，像2007年乐生到苏贞昌官邸抗议後，没有蓝绿高层罩的杨友仁，他也是学生，还是博士生咧，一个人在官邸前的7-11前绝食，你知道警察用什麽条文搞他吗？《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驱赶游民。还有，2006年黎文正一个人在大中至正门反扁绝食，只要黎文正的意志撑多久警方就给多少时间，但同时间乐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绝食静坐，最後也被驱赶。
是的，野草莓们，就算《集游法》早被废止，要是警方看你们实力不够，只要长官下令或揣摩上意，你们也能被当成游民驱赶，才不管什麽马英九曾经讲过什麽不要动学生的话，你们不就在行政院前被赶了吗？不过说真的，凭什麽游民就该被《社会秩序维护法》玩？
但《集游法》仍该修该废，它的意义在於，可以告诉国家，这次我们有实力集结串连这麽多人，向这个箝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发出怒吼。
这也表示，修正或废止《集游法》并不是结束，仅仅是整个对抗过程的小胜利而已，内政部和警方，会按照新的形势来定细则、规定、程序，只要运动实力不够，当然就会上鼻子上脸，搞不好比有《集游法》或核准制的《集游法》还糟糕。
所以国家暴力的侵害，不仅1103至1106这段时间，野草莓学运的参与者或支持者面对的是运动存续或消散後，仍时时存在、绵密细致的国家机器，野草莓学运的发生，固然是为了让陈云林顺利访台，完全不鸟所有政治平衡、法令规定及各种单薄默契的人权侵犯，但不能仅像是2004年又趁着蓝绿恶斗下的恐怖平衡以恢复或创造规则，更不仅只能因为学生身份及在自由广场下创造奇蹟，这最後不是回复旧有规则，或者只有在立院将某个法案推过了之後就算了事，它需要从更一般的抗争、素朴的抗议来撼动国家暴力的形式及运作。
没有这些，其实仍然是对国家暴力的漠视。这一阵子一直有人引Niemoller牧师的名言，就是那段当谁被压迫我不出声，我被压迫时已经没有人替我出声，讲白一点，现在其实是压迫沈默报应的中段，因为这几年许多被压迫爆发时，现在许多觉得被压迫的人，沈默的就算了，更离谱的更有当打手的，也就是对过往许多国家暴力的沈默甚至跟着喊打喊杀，现在才轮到你，千万别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是第一个。
许多「日常」的抗争，如果在这之後仍不被关注，野草莓学运也仅仅该被解读为强大保守机制下的灿烂火花而已，至於是不是反而固化这个机制，真要看未来日常抗争及蓝绿政权颠倒时，现在压迫或被压迫的人又说什麽、做什麽。
总而言之，一直以来都有太多的压迫在面对国家暴力，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当游民。
不论如何，从1106运动到野草莓，不论是公民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将修改《集游法》当作诉求，我是没什麽意见，更是乐观其成。不过有没有因此修改成功，我觉得没有什麽可挑剔的，唯一可以澄清的仅仅是，就是这只是过程，并不是目的。
从仍存有一堆戒严法令来看，已经可以证明《集游法》的突破只是其中一小步，另外，执法层次的问题更是值得注意。在第一线警方的执法教育很重要没错，但也仅是一部份而已。
讲真的，在执行层次上，社运和警方本来就有许多眉角，也就是潜规则存在，一般而言，到官署抗议，默契就是20分钟，这里面就把你适用为陈情法，过了20分钟，就以违反集游法举第一次牌，你再拖下去，就举第二次，然後你可以乔来乔去，也许官方把你请进去讨论，带来的群众在外面席地坐下，就没有集游法的问题了，那如果你悍然拒绝进入官署商谈，有时警方就会从和善的默契中翻脸，变成打手，就说你要不然就进去谈，要不然就解散，否则就给你举第三次牌移送。
这个近几年社运已经在反省有点把抗议当演戏的默契已经很机车了，但在2006年之後警方连这个默契都不要，常常一到行政院大门话还没讲完、记者还没来齐，警方已经举了两次牌要逼人走，明明官署要接受陈情，警方却暴走说违反集游法，并以现行犯开始逮捕人。
默契，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是一种既存的关系，也是民主运动过程中警民冲突长期下来的结果，彼此在尊重对方实力下形成的潜规则。2006年的变化，说穿了，就是看社运不起，我就是打破默契要整你，否则你能怎样的态度。
野草莓在行政院静坐被驱离，然後到自由广场待下来，这也是「默契」，从野百合下来形成的，学生到了广场，就是法外之地，但也不是不敢搞你，2004年的中正庙学运，就在第二晚打破默契被扁政府驱离，後来在仍是北市长的马英九放话说：「我说了，不要碰学生，结果警政署还是下令要驱离，这一点我非常不满意，真的把自己搞得像警察国家」所创造的蓝绿恐怖平衡下，警方就只能算了，潜规则又恢复原状。
这真的是实力原则，像2007年乐生到苏贞昌官邸抗议後，没有蓝绿高层罩的杨友仁，他也是学生，还是博士生咧，一个人在官邸前的7-11前绝食，你知道警察用什麽条文搞他吗？《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驱赶游民。还有，2006年黎文正一个人在大中至正门反扁绝食，只要黎文正的意志撑多久警方就给多少时间，但同时间乐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绝食静坐，最後也被驱赶。
是的，野草莓们，就算《集游法》早被废止，要是警方看你们实力不够，只要长官下令或揣摩上意，你们也能被当成游民驱赶，才不管什麽马英九曾经讲过什麽不要动学生的话，你们不就在行政院前被赶了吗？不过说真的，凭什麽游民就该被《社会秩序维护法》玩？
但《集游法》仍该修该废，它的意义在於，可以告诉国家，这次我们有实力集结串连这麽多人，向这个箝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发出怒吼。
这也表示，修正或废止《集游法》并不是结束，仅仅是整个对抗过程的小胜利而已，内政部和警方，会按照新的形势来定细则、规定、程序，只要运动实力不够，当然就会上鼻子上脸，搞不好比有《集游法》或核准制的《集游法》还糟糕。
所以国家暴力的侵害，不仅1103至1106这段时间，野草莓学运的参与者或支持者面对的是运动存续或消散後，仍时时存在、绵密细致的国家机器，野草莓学运的发生，固然是为了让陈云林顺利访台，完全不鸟所有政治平衡、法令规定及各种单薄默契的人权侵犯，但不能仅像是2004年又趁着蓝绿恶斗下的恐怖平衡以恢复或创造规则，更不仅只能因为学生身份及在自由广场下创造奇蹟，这最後不是回复旧有规则，或者只有在立院将某个法案推过了之後就算了事，它需要从更一般的抗争、素朴的抗议来撼动国家暴力的形式及运作。
没有这些，其实仍然是对国家暴力的漠视。这一阵子一直有人引Niemoller牧师的名言，就是那段当谁被压迫我不出声，我被压迫时已经没有人替我出声，讲白一点，现在其实是压迫沈默报应的中段，因为这几年许多被压迫爆发时，现在许多觉得被压迫的人，沈默的就算了，更离谱的更有当打手的，也就是对过往许多国家暴力的沈默甚至跟着喊打喊杀，现在才轮到你，千万别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是第一个。
许多「日常」的抗争，如果在这之後仍不被关注，野草莓学运也仅仅该被解读为强大保守机制下的灿烂火花而已，至於是不是反而固化这个机制，真要看未来日常抗争及蓝绿政权颠倒时，现在压迫或被压迫的人又说什麽、做什麽。
总而言之，一直以来都有太多的压迫在面对国家暴力，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当游民。
海角发展与BOT
海角发展与BOT
电影《海角七号》里的经典台词「山也BOT，海也BOT，什麽都BOT去了！」没想到正在垦丁南湾上演。垦管处计画将南湾的水上活动以BOT的方式给厂商经营管理，引发当地业者不满，集体至垦管处抗议，电影中的镇代主席本尊洪国荣也在抗议队伍中，还真「魔幻写实」。
其实目前的垦丁国家公园一年400多万旅游人次，其中南湾更是最激爆的景点，人潮带来钱潮，环境的代价也不小，密密麻麻的海上摩托车、沙滩机具让海洋充斥油污、海底生态破坏殆尽、沙滩有如被割了无数道疤痕的美女，而垃圾、污水更是不计其数，南湾还能赚几年观光财，实在谁也不敢保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乾脆就便宜行事交给财团经营，一方面向中央上报BOT达阵表功，另一方面则省下经营管理之责，可以想见为什麽许多观光景点的管理单位，都乐於BOT。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曾在几年前澎湖着名的海豚沙嘴湾吉贝岛出现过，政府打算以BOT引进财团经营，整顿越来越紊乱的当地民众经营的游憩业，後来在民众的抗议下不了了之。但这些事情其实不能以单纯的财团 v.s. 当地居民的单纯对立观点视之。
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由地方人士掌握当地经济命脉的发展模式，一直都出现在台湾各个乡镇，这里也是地方派系的养分。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区总体营造，给予许多有心进行社区改造的工作者机会，也的确在许多地方有相当成果。而在更多社区，其用意除了在文化面想要改造城乡风貌之外，政治上的目的，也是李登辉想透过中央的资源挹注加上意识型态包装，对地方派系产生新的竞合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的设立，固然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涵，但也的确和原来的村里行政系统有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
但旧有国民党的派系盘根错节，并且很快的也学习到社区营造的形式，加上许多营造单位专注於文史的去政治化，并无影响地方政治实力，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更大规模的开展由国民党拟定的BOT政策，政治目的是打算由中央主动发动，藉以形构地方政治治理的新模式之一。也就是说，既然社区总体营造的文化路线撼动不了地方派系利益的盘根错节，乾脆引进资源雄厚的财团来和地方派系竞合，而台湾主流社会对财团经营神话的信心，更增添了支持的後盾。
这种模式陆续在台湾各地上演，吉贝岛反对成功BOT，其实只是少数的案例。的确，公产BOT并不是解决台湾乡镇发展问题的药方，尤其以营利为目的，常常使得经营地点更必须服膺扩大再生产的逻辑，对生态的破坏更大、更深，并且无视於当地文化脉络，运用强大的行销资源张冠李戴以贩卖最大销售可能的商品，更造成台湾的乡镇文化被淘空。但这些缺点，不代表现有由地方派系把持的模式没有必须改造的合理性，它具有的无政府式过度及浅碟竞争缺陷，每每成为政府推动BOT的最大藉口。
BOT排山倒海的出现，其实是台湾政府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治理方式，至今未歇，我们不同意它之外，其实有更大的挑战在前面，就是又该是什麽？吉贝岛反对BOT成功後，有没有和以往不同的经营型态？10多年来的社造运动，有哪些真正达到由下而上并且对抗成功的案例可供总结、扩散？但更重要的，台湾有更多没有摇钱树的败落乡镇市，在毫无希望下，当地仅能选择张开双臂欢迎各种财团进驻，例如澎湖的赌场，是长期在发展绝望下的反挫，其结果就如同云林接纳六轻般带来整个生态、人文环境的不可逆毁坏。
电影《海角七号》里的经典台词「山也BOT，海也BOT，什麽都BOT去了！」没想到正在垦丁南湾上演。垦管处计画将南湾的水上活动以BOT的方式给厂商经营管理，引发当地业者不满，集体至垦管处抗议，电影中的镇代主席本尊洪国荣也在抗议队伍中，还真「魔幻写实」。
其实目前的垦丁国家公园一年400多万旅游人次，其中南湾更是最激爆的景点，人潮带来钱潮，环境的代价也不小，密密麻麻的海上摩托车、沙滩机具让海洋充斥油污、海底生态破坏殆尽、沙滩有如被割了无数道疤痕的美女，而垃圾、污水更是不计其数，南湾还能赚几年观光财，实在谁也不敢保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乾脆就便宜行事交给财团经营，一方面向中央上报BOT达阵表功，另一方面则省下经营管理之责，可以想见为什麽许多观光景点的管理单位，都乐於BOT。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曾在几年前澎湖着名的海豚沙嘴湾吉贝岛出现过，政府打算以BOT引进财团经营，整顿越来越紊乱的当地民众经营的游憩业，後来在民众的抗议下不了了之。但这些事情其实不能以单纯的财团 v.s. 当地居民的单纯对立观点视之。
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由地方人士掌握当地经济命脉的发展模式，一直都出现在台湾各个乡镇，这里也是地方派系的养分。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区总体营造，给予许多有心进行社区改造的工作者机会，也的确在许多地方有相当成果。而在更多社区，其用意除了在文化面想要改造城乡风貌之外，政治上的目的，也是李登辉想透过中央的资源挹注加上意识型态包装，对地方派系产生新的竞合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的设立，固然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涵，但也的确和原来的村里行政系统有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
但旧有国民党的派系盘根错节，并且很快的也学习到社区营造的形式，加上许多营造单位专注於文史的去政治化，并无影响地方政治实力，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更大规模的开展由国民党拟定的BOT政策，政治目的是打算由中央主动发动，藉以形构地方政治治理的新模式之一。也就是说，既然社区总体营造的文化路线撼动不了地方派系利益的盘根错节，乾脆引进资源雄厚的财团来和地方派系竞合，而台湾主流社会对财团经营神话的信心，更增添了支持的後盾。
这种模式陆续在台湾各地上演，吉贝岛反对成功BOT，其实只是少数的案例。的确，公产BOT并不是解决台湾乡镇发展问题的药方，尤其以营利为目的，常常使得经营地点更必须服膺扩大再生产的逻辑，对生态的破坏更大、更深，并且无视於当地文化脉络，运用强大的行销资源张冠李戴以贩卖最大销售可能的商品，更造成台湾的乡镇文化被淘空。但这些缺点，不代表现有由地方派系把持的模式没有必须改造的合理性，它具有的无政府式过度及浅碟竞争缺陷，每每成为政府推动BOT的最大藉口。
BOT排山倒海的出现，其实是台湾政府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治理方式，至今未歇，我们不同意它之外，其实有更大的挑战在前面，就是又该是什麽？吉贝岛反对BOT成功後，有没有和以往不同的经营型态？10多年来的社造运动，有哪些真正达到由下而上并且对抗成功的案例可供总结、扩散？但更重要的，台湾有更多没有摇钱树的败落乡镇市，在毫无希望下，当地仅能选择张开双臂欢迎各种财团进驻，例如澎湖的赌场，是长期在发展绝望下的反挫，其结果就如同云林接纳六轻般带来整个生态、人文环境的不可逆毁坏。
人民币贬值的效应
人民币贬值的效应
在这个全球经济已经弱不禁风的时候，本周一人民币无预警重贬，惊动全球市场，这几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亚洲各国货币也纷纷跟贬。中国人民银行让人民币走贬，里面有太多值得讨论的事情，对未来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难以估计。
前一阵子全球经济危机日渐沈重，国际舆论甚至有将中国拱为救市主的倾向，这种期待主要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後，亚洲各国货币纷纷不支倒地，当时台湾已贬值的方式拯救出口，引发了另一波亚洲货币竞贬，但人民币力挺到底的政策，不仅美国公开赞许，也被看做是全球撑过金融风暴的关键之一。这次原本也期待经过10年後，中国这个更庞大、官方干预能力仍在的经济体，能够作为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中国也的确在11月初宣布了举世瞩目的四兆人民币扩大内需方案，但没想到一走入12月，就放手让人民币走贬。
这让人惊觉原来中国可能已经到了必须让人民币贬值救经济的地步除了经济情势严峻之外，可见欧美各国消费紧缩造成的中国出口衰退，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内需市场及庞大的内需方案，目前也难以完全填补这一块漏洞。
在1994年，中国也曾以人民币重贬来增加出口，当年度中国的出口遽增32%，出口金额由920亿美元窜升到1840亿美元。现在的中国出口的质与量已经不能与当年相比，能否仍靠贬值拯救出口，不无疑问，但却有相当的负面效应。
首先，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救了中国的出口，却使得东亚其它国家面临强大出口压力，许多国家的经常帐也因此恶化，这其实是1997年金融风暴的原因之一。这次人民币贬值，如果诱发另一波东亚国家的货币跟贬及经济恶化，对於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得不偿失。
此外，自东协10＋3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许多零关税协议，藉着开放中国市场，整合东南亚经济的战略，而这几年来，的确也造成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西南各省的贸易值窜升，但这次人民币贬值，是否会排挤到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甚至打乱这几年累积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值得密切关注。
但从今年中以来，美元对亚洲货币屡创新高，而人民币在锁死美元下，也同步对亚洲货币劲扬，这次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到底多大、对亚洲货币能否继续维持强势，使东亚各国仍维系中国市场，将会是之後的重要观察指标。
在这个全球经济已经弱不禁风的时候，本周一人民币无预警重贬，惊动全球市场，这几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亚洲各国货币也纷纷跟贬。中国人民银行让人民币走贬，里面有太多值得讨论的事情，对未来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难以估计。
前一阵子全球经济危机日渐沈重，国际舆论甚至有将中国拱为救市主的倾向，这种期待主要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後，亚洲各国货币纷纷不支倒地，当时台湾已贬值的方式拯救出口，引发了另一波亚洲货币竞贬，但人民币力挺到底的政策，不仅美国公开赞许，也被看做是全球撑过金融风暴的关键之一。这次原本也期待经过10年後，中国这个更庞大、官方干预能力仍在的经济体，能够作为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中国也的确在11月初宣布了举世瞩目的四兆人民币扩大内需方案，但没想到一走入12月，就放手让人民币走贬。
这让人惊觉原来中国可能已经到了必须让人民币贬值救经济的地步除了经济情势严峻之外，可见欧美各国消费紧缩造成的中国出口衰退，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内需市场及庞大的内需方案，目前也难以完全填补这一块漏洞。
在1994年，中国也曾以人民币重贬来增加出口，当年度中国的出口遽增32%，出口金额由920亿美元窜升到1840亿美元。现在的中国出口的质与量已经不能与当年相比，能否仍靠贬值拯救出口，不无疑问，但却有相当的负面效应。
首先，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救了中国的出口，却使得东亚其它国家面临强大出口压力，许多国家的经常帐也因此恶化，这其实是1997年金融风暴的原因之一。这次人民币贬值，如果诱发另一波东亚国家的货币跟贬及经济恶化，对於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得不偿失。
此外，自东协10＋3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许多零关税协议，藉着开放中国市场，整合东南亚经济的战略，而这几年来，的确也造成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西南各省的贸易值窜升，但这次人民币贬值，是否会排挤到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甚至打乱这几年累积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值得密切关注。
但从今年中以来，美元对亚洲货币屡创新高，而人民币在锁死美元下，也同步对亚洲货币劲扬，这次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到底多大、对亚洲货币能否继续维持强势，使东亚各国仍维系中国市场，将会是之後的重要观察指标。
当公益创投要你20％的股份
当公益创投要你20％的股份
读到一篇谈创投观念的文字：
现在我们在告诉创业家们，「我们要你公司的 20-30% 股份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实在没什麽道理。我要不厌其烦的再説一次。在创投事业中，最稀少最珍贵的资源，是聪明的创业家，他们有辉煌的点子，而且愿意一周工作 100 小时只求梦想早日实现。钱在创投事业中并不是什麽珍贵的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对管钱比较在行了。
（mclee，当创投要你公司 20% 的股份时…）不禁想到前一阵子参加的一场社会企业创投说明会。与会者对於股权问题的敏感，主办单位对此的反复说明，都令我印象深刻。
读到这篇时，才深觉假如一般创投的观念都还有许多要琢磨之处，公益创投的观念要成熟，也必然有一大段路要走。
施振荣对「公益创投」，也有他的想法：
公益创投的理念近来也受到各界关注，他比较“创投事业”与“公益创投”思维的异同之处指出，“创投事业”的思维是风险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未来性企业，投资 主要考虑其市场潜力、可行性、创新性、报酬率，最後则协助被投资的事业成长上市或被收购，待资金回收後再投入新计画的机制。
而“公益创投”的思维则是公益基金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从社会需求、落实性、说服性、报酬率（含有无形、直间接）等不同角度来考虑，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力，以吸引公益创投基金捐助不断投入。
「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从社会需求、落实性、说服性、报酬率（含有无形、直间接）等不同角度来考虑，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力，以吸引公益创投基金捐助不断投入。」这个观点，简洁而完整，尤其是「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的观点，更是画龙点睛。但坦白说，如何评估社会需求，如何核算社会报酬，在国外都还是正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
以投资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实行企业社会责任，这确实是个新趋势，可关於最佳实务范例，我们还需要时间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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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
类归于： 未分类 — admin @ 11:34 上午 编辑
街友、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
漂泊新闻网：一个期待由街友组成的公民新闻平台。
慈心园：高雄县专门收容街友的中途之家。
澄明环境清洁公司：一个3年提供20多个工作与培训机会给街友的企业。
在不经意的地方，看到公民新闻与街友议题的结合，看到社会企业与街友的议题的结合，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许多时候，人们在日常的实际行动所表露出的道德情愫与希望，往往是超越主流社会观念的想像范围的；无庸置疑，这种出乎预期的社会创新，该是受到鼓励的。
在家附近的便利超商购物时，经常会在门口碰到一位街友。虽然思考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的概念有一段时日，甚至於，可能在走过这位街友面前时思索着这些广阔的主题，我却一直没想到，这些主题与这位街友有何关系？
所以，当今天阅读着关於漂泊新闻网、慈心园、澄明环境清洁公司的新闻，心里不禁浮现出愧意：唉，惭愧啊，惭愧啊；街友与公民新闻，街友与社会企业，现成的范例都已经出现了！自己为何就从没思考过「街友」这个经常出现在身边的题目呢？
「街友心声，尽在漂泊新闻网」。为何需要专属的公民新闻平台？他们的说明很恳切：
「漂泊新闻网」开台新闻，选择街友举牌工作，呈现街友工作实况，以让社会大众了解街友并非好吃懒作。同时，对於日前某媒体报导游民举牌工资仅300元的错误报导，提出回应。
游民往往被社会大众误解，声音也被忽视。未来，漂泊新闻网希望透过团队合作，将自己的心声、故事、处境，做成一则则的新闻，成为游民新闻资讯中心。并期待建构成为全台游民服务机构的交流平台，分享彼此的服务经验。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我们支持与鼓励！
这个尝试，不可不谓大胆。我热切期待着他们能成功，虽然，路途必然是艰辛的。
至於澄明环境清洁公司，也同样让我惊艳。在我所不知道的角落，居然有企业已经默默为街友提供工作与培训机会。这与我所理解的社会企业，其实相去不远了。
这样的理解，会不会显得夸张？大致上，应该不会。看看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在 Homeless Link 这个网站上所介绍的相关社会企业，其实性质上也相去不远。
昨天有人来此希望找到「新贫族对企业有何影响？」的答案。对此，我也还缺乏完整的观点，但是可以肯定，至少在此刻，对於企业可以为街友议题作什麽，我倒是有了点新想法。
果然，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读到一篇谈创投观念的文字：
现在我们在告诉创业家们，「我们要你公司的 20-30% 股份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实在没什麽道理。我要不厌其烦的再説一次。在创投事业中，最稀少最珍贵的资源，是聪明的创业家，他们有辉煌的点子，而且愿意一周工作 100 小时只求梦想早日实现。钱在创投事业中并不是什麽珍贵的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对管钱比较在行了。
（mclee，当创投要你公司 20% 的股份时…）不禁想到前一阵子参加的一场社会企业创投说明会。与会者对於股权问题的敏感，主办单位对此的反复说明，都令我印象深刻。
读到这篇时，才深觉假如一般创投的观念都还有许多要琢磨之处，公益创投的观念要成熟，也必然有一大段路要走。
施振荣对「公益创投」，也有他的想法：
公益创投的理念近来也受到各界关注，他比较“创投事业”与“公益创投”思维的异同之处指出，“创投事业”的思维是风险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未来性企业，投资 主要考虑其市场潜力、可行性、创新性、报酬率，最後则协助被投资的事业成长上市或被收购，待资金回收後再投入新计画的机制。
而“公益创投”的思维则是公益基金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从社会需求、落实性、说服性、报酬率（含有无形、直间接）等不同角度来考虑，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力，以吸引公益创投基金捐助不断投入。
「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从社会需求、落实性、说服性、报酬率（含有无形、直间接）等不同角度来考虑，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力，以吸引公益创投基金捐助不断投入。」这个观点，简洁而完整，尤其是「选择性投资於有发展潜力的公益事业……以协助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并扩大其影响」的观点，更是画龙点睛。但坦白说，如何评估社会需求，如何核算社会报酬，在国外都还是正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
以投资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实行企业社会责任，这确实是个新趋势，可关於最佳实务范例，我们还需要时间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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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
类归于： 未分类 — admin @ 11:34 上午 编辑
街友、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
漂泊新闻网：一个期待由街友组成的公民新闻平台。
慈心园：高雄县专门收容街友的中途之家。
澄明环境清洁公司：一个3年提供20多个工作与培训机会给街友的企业。
在不经意的地方，看到公民新闻与街友议题的结合，看到社会企业与街友的议题的结合，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许多时候，人们在日常的实际行动所表露出的道德情愫与希望，往往是超越主流社会观念的想像范围的；无庸置疑，这种出乎预期的社会创新，该是受到鼓励的。
在家附近的便利超商购物时，经常会在门口碰到一位街友。虽然思考公民新闻与社会企业的概念有一段时日，甚至於，可能在走过这位街友面前时思索着这些广阔的主题，我却一直没想到，这些主题与这位街友有何关系？
所以，当今天阅读着关於漂泊新闻网、慈心园、澄明环境清洁公司的新闻，心里不禁浮现出愧意：唉，惭愧啊，惭愧啊；街友与公民新闻，街友与社会企业，现成的范例都已经出现了！自己为何就从没思考过「街友」这个经常出现在身边的题目呢？
「街友心声，尽在漂泊新闻网」。为何需要专属的公民新闻平台？他们的说明很恳切：
「漂泊新闻网」开台新闻，选择街友举牌工作，呈现街友工作实况，以让社会大众了解街友并非好吃懒作。同时，对於日前某媒体报导游民举牌工资仅300元的错误报导，提出回应。
游民往往被社会大众误解，声音也被忽视。未来，漂泊新闻网希望透过团队合作，将自己的心声、故事、处境，做成一则则的新闻，成为游民新闻资讯中心。并期待建构成为全台游民服务机构的交流平台，分享彼此的服务经验。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我们支持与鼓励！
这个尝试，不可不谓大胆。我热切期待着他们能成功，虽然，路途必然是艰辛的。
至於澄明环境清洁公司，也同样让我惊艳。在我所不知道的角落，居然有企业已经默默为街友提供工作与培训机会。这与我所理解的社会企业，其实相去不远了。
这样的理解，会不会显得夸张？大致上，应该不会。看看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在 Homeless Link 这个网站上所介绍的相关社会企业，其实性质上也相去不远。
昨天有人来此希望找到「新贫族对企业有何影响？」的答案。对此，我也还缺乏完整的观点，但是可以肯定，至少在此刻，对於企业可以为街友议题作什麽，我倒是有了点新想法。
果然，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苹果是鸿海的蓝海？
苹果是鸿海的蓝海？
2009年第一天，传出鸿海企业取得苹果电脑中国总代理，当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一整年的急速沈沦，已经是全球EMS第一厂的鸿海也面临到订单大幅缩减，而必须大幅裁员求生，一开年，鸿海就宣示出路将是通路以及中国内需市场，不过这件事情会怎麽发展，还有得观察。
鸿海要卖苹果这件事情当然对於目前许多大陆台商来说有指标意义，并且也议论纷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经历了一年经济危机的挑战後，仍有资本者，许多也将未来的出路往中国市场看，准备投入品牌建立及通路上面；另一种呢，就是认为，原来时局差到连鸿海都慌了。
第一种，就是对未来大陆内需市场有高度期待，并看做是2009年欧美订单可能仍将缩减的替代品，尤其是今年11月初中国政府宣布的四兆人民币扩大内需方案，更被视为续命丹，但问题在於，中国市场要撑起欧美长期建立起来的消费水准，将这些生产线产出的商品运送从向外转往向内，可不是像在海里转一条船那麽简单。
沿海城市将近30年的出口导向生产，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起动机，而其分润给外来工的工资，更是许多内陆农村地区的重要现金收入来源。近一年来这些沿海城市大幅的裁员、减薪，已经逼使许多外来工回乡，如果内陆省分无法承接起这些回流人口的就业，再怎麽扩大内需，都难有效用。
当然，目前沿海城市的企业关厂的状况不明，政府统计失真，问人不是粉饰太平就是危言耸听，一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无政府面貌。就以前一阵子传出东莞厚街数百家台资鞋厂倒闭的事情来说，也有另一种说法，其实是跟着宝成往江西移动。我们就当真的是宝成卫星厂移动好了，这里面除了经济危机之外，也有两个重要的驱力恰好存在而衔接上，就是几年前的民工短缺及中国政府的西进政策优惠方案已实施数年。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迁移行为，仍是看中了内陆更便宜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及政府优惠，它延续了台资企业长期追求最低成本的传统，能撑起多少消费值得怀疑，这种性质，仍与扩大消费的目标有根本矛盾。
至於第二种看法，大概就是唱衰全球经济者，并且认为搞制造的去弄通路根本是不务正业和乱投资。
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今年春节前，许多珠三角台商反而扩大生产，生产线24小时不停赶工，这是订单多到接不完？不是的，而是准备好春节後就不玩落跑，趁着这段时间将一年的库存赶工完成，然後慢慢卖，这是回光反照。这些台商，就是标准的蝗虫，等到台湾的「台商经贸特区」成立後，他们说不定也会回来设厂，但请的绝对都是外劳。
不过如果鸿海的苹果战略是玩真的，对於跨国工运来说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以往的跨国工运串联，从纺织业开始到电子业，多为跨国劳工团体顺着供应链，在生产端进行劳动条件调查，并以抵制商品为筹码，向欧美国家的品牌厂施压，再让掌握订单的品牌大厂，要求供应商改善劳动条件。鸿海在三年前就因为深圳的富士康厂被揭露凌虐劳工而被苹果电脑警告，吓得霸气十足的鸿海全球紧急危机处理，就连在台湾，从来没有开过记者会的鸿海，也在那次特别破例，在土城的鸿海总部开了记者会说明，那次我有去，本来我以为我是菜鸟，原来所有的记者都是第一次。也就是说，鸿海要在中国顺利卖苹果，除了也可能因为负面消息而被苹果取消代理权，恐怕也得顾及自身形象，避免被抵制。未来类似这种事情怎麽操作，值得好好观察，对台湾的劳工而言，也有其实质意义。
现在全球经济搞成消费市场负债消费、生产基地没钱消费，是全球共业，如果要将中国内需市场当救星，就得面对自己以往将中国便宜劳动成本加工基地的问题，当农民工基本工资一个月700多，加班费又七折八扣，现在又面临失业，能消费个什麽屁才怪，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在台湾出现。这个事情的解决，根本难以靠仍在想价格竞争力的企业以及继续想提供低廉价格优势诱因的政府做到了，如果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於全球长期贫富不均下的消费失衡及不足，解决的方式就仅剩下如何分润这些年来富人累积的财富，别让他们在搞无政府式的盲目投资，继续往价格竞争、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上走。
2009年第一天，传出鸿海企业取得苹果电脑中国总代理，当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一整年的急速沈沦，已经是全球EMS第一厂的鸿海也面临到订单大幅缩减，而必须大幅裁员求生，一开年，鸿海就宣示出路将是通路以及中国内需市场，不过这件事情会怎麽发展，还有得观察。
鸿海要卖苹果这件事情当然对於目前许多大陆台商来说有指标意义，并且也议论纷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经历了一年经济危机的挑战後，仍有资本者，许多也将未来的出路往中国市场看，准备投入品牌建立及通路上面；另一种呢，就是认为，原来时局差到连鸿海都慌了。
第一种，就是对未来大陆内需市场有高度期待，并看做是2009年欧美订单可能仍将缩减的替代品，尤其是今年11月初中国政府宣布的四兆人民币扩大内需方案，更被视为续命丹，但问题在於，中国市场要撑起欧美长期建立起来的消费水准，将这些生产线产出的商品运送从向外转往向内，可不是像在海里转一条船那麽简单。
沿海城市将近30年的出口导向生产，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起动机，而其分润给外来工的工资，更是许多内陆农村地区的重要现金收入来源。近一年来这些沿海城市大幅的裁员、减薪，已经逼使许多外来工回乡，如果内陆省分无法承接起这些回流人口的就业，再怎麽扩大内需，都难有效用。
当然，目前沿海城市的企业关厂的状况不明，政府统计失真，问人不是粉饰太平就是危言耸听，一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无政府面貌。就以前一阵子传出东莞厚街数百家台资鞋厂倒闭的事情来说，也有另一种说法，其实是跟着宝成往江西移动。我们就当真的是宝成卫星厂移动好了，这里面除了经济危机之外，也有两个重要的驱力恰好存在而衔接上，就是几年前的民工短缺及中国政府的西进政策优惠方案已实施数年。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迁移行为，仍是看中了内陆更便宜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及政府优惠，它延续了台资企业长期追求最低成本的传统，能撑起多少消费值得怀疑，这种性质，仍与扩大消费的目标有根本矛盾。
至於第二种看法，大概就是唱衰全球经济者，并且认为搞制造的去弄通路根本是不务正业和乱投资。
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今年春节前，许多珠三角台商反而扩大生产，生产线24小时不停赶工，这是订单多到接不完？不是的，而是准备好春节後就不玩落跑，趁着这段时间将一年的库存赶工完成，然後慢慢卖，这是回光反照。这些台商，就是标准的蝗虫，等到台湾的「台商经贸特区」成立後，他们说不定也会回来设厂，但请的绝对都是外劳。
不过如果鸿海的苹果战略是玩真的，对於跨国工运来说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以往的跨国工运串联，从纺织业开始到电子业，多为跨国劳工团体顺着供应链，在生产端进行劳动条件调查，并以抵制商品为筹码，向欧美国家的品牌厂施压，再让掌握订单的品牌大厂，要求供应商改善劳动条件。鸿海在三年前就因为深圳的富士康厂被揭露凌虐劳工而被苹果电脑警告，吓得霸气十足的鸿海全球紧急危机处理，就连在台湾，从来没有开过记者会的鸿海，也在那次特别破例，在土城的鸿海总部开了记者会说明，那次我有去，本来我以为我是菜鸟，原来所有的记者都是第一次。也就是说，鸿海要在中国顺利卖苹果，除了也可能因为负面消息而被苹果取消代理权，恐怕也得顾及自身形象，避免被抵制。未来类似这种事情怎麽操作，值得好好观察，对台湾的劳工而言，也有其实质意义。
现在全球经济搞成消费市场负债消费、生产基地没钱消费，是全球共业，如果要将中国内需市场当救星，就得面对自己以往将中国便宜劳动成本加工基地的问题，当农民工基本工资一个月700多，加班费又七折八扣，现在又面临失业，能消费个什麽屁才怪，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在台湾出现。这个事情的解决，根本难以靠仍在想价格竞争力的企业以及继续想提供低廉价格优势诱因的政府做到了，如果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於全球长期贫富不均下的消费失衡及不足，解决的方式就仅剩下如何分润这些年来富人累积的财富，别让他们在搞无政府式的盲目投资，继续往价格竞争、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上走。
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好问题。
问题的起源，是这样的：
绝大部分的媒体报导，总是习惯性地以一种高亢的颂扬语调和菁英式的广告口吻来谈论社会企业：它不仅可以使你赚钱、充分发挥才能，更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大篇幅地介绍西方成功的案例，强调这些社会企业家具有如何旺盛的企图心、精准的判断力，以及，社会企业家所独有的，满腔淑世的热情。
当然，这些案例都是十分激励人心的典范。但是，若我们希望社会企业也能在台湾萌芽生根，不能只依靠动人的文宣，以及西方的案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并不缺乏有创业精神、想改善社会的行动者，但为什麽台湾「长」不出社会企业？如果我们希望台湾能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并且希望他们发挥创造力，以企业经营的型态来解决社会问题，那麽我们或许可以先问：是谁杀了（潜在）的社会企业家？
那麽，是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在答案上，原作者提及的「教育文化因素」，是有意思的观察。但关於「公益」与「营利」的二分，应该不是台湾所独有的现象。也许可以这麽说：公益与营利的二分，某个意义上，乃是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自我图像」；这个古典的概念图式，在强调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不断成为市场经济理解自我运作的铨释架构。
然而，这个带有理念型性格的概念二分，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作中，却经常处於不断被修正、颠覆、重组的历程。完全以营利动机来决定自我行动的经济体和组织，毋宁像是个观念主义的怪物；这点，不论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是一些关於「利害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管理学研究，应该是可以提供佐证资料的。
（至於反过来说，「公益部门」对「效率」等概念的质疑，涉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这里就先略过了，有机会再说。）在作者来看，在教育文化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度环境的问题：
另在法令条件与组织方面，营利事业的成立与运作则是依据「公司法」等商事法规，企业有责任向大众公开其财务与组织资讯；台湾的非营利组织（NPO）则是由政府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来控管，限制颇多，且因缺乏资讯公开的机制，而使得社会大众与NPO之间的「公众监督」与「社会信任」无从发生，反而使得有意朝向社会企业发展的NPO束手缚脚，有些NPO甚至被迫另外成立公司，以换取较自由的发展空间，以及拓展「市场」的机会。
关於NPO的部分，我可以理解，不过，也有人认为，对NPO的责信机制，是造成NPO在发展社会企业上的障碍。孰是孰非？我还没有定见。但关於企业的部分，则似乎有点失真。依据商业法规，只有上市公司才有向大众公开财务的义务吧？
最後作者结论道：「台湾的社会企业尚未萌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在法令、组织运作、社会分工等方面都受到束缚。」从以NPO为主体的角度，这麽说，是可理解的；只是，是不是这也可能暗示着：以NPO为主体的路径，可能不会是台湾发展社会企业的良好选择？也许，商业部门投资社会企业，在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条件？
就暂且把这个疑难当成个开放性的问题吧。总是，感谢这位作者，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好问题。
问题的起源，是这样的：
绝大部分的媒体报导，总是习惯性地以一种高亢的颂扬语调和菁英式的广告口吻来谈论社会企业：它不仅可以使你赚钱、充分发挥才能，更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大篇幅地介绍西方成功的案例，强调这些社会企业家具有如何旺盛的企图心、精准的判断力，以及，社会企业家所独有的，满腔淑世的热情。
当然，这些案例都是十分激励人心的典范。但是，若我们希望社会企业也能在台湾萌芽生根，不能只依靠动人的文宣，以及西方的案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并不缺乏有创业精神、想改善社会的行动者，但为什麽台湾「长」不出社会企业？如果我们希望台湾能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并且希望他们发挥创造力，以企业经营的型态来解决社会问题，那麽我们或许可以先问：是谁杀了（潜在）的社会企业家？
那麽，是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在答案上，原作者提及的「教育文化因素」，是有意思的观察。但关於「公益」与「营利」的二分，应该不是台湾所独有的现象。也许可以这麽说：公益与营利的二分，某个意义上，乃是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自我图像」；这个古典的概念图式，在强调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不断成为市场经济理解自我运作的铨释架构。
然而，这个带有理念型性格的概念二分，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作中，却经常处於不断被修正、颠覆、重组的历程。完全以营利动机来决定自我行动的经济体和组织，毋宁像是个观念主义的怪物；这点，不论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是一些关於「利害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管理学研究，应该是可以提供佐证资料的。
（至於反过来说，「公益部门」对「效率」等概念的质疑，涉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这里就先略过了，有机会再说。）在作者来看，在教育文化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度环境的问题：
另在法令条件与组织方面，营利事业的成立与运作则是依据「公司法」等商事法规，企业有责任向大众公开其财务与组织资讯；台湾的非营利组织（NPO）则是由政府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来控管，限制颇多，且因缺乏资讯公开的机制，而使得社会大众与NPO之间的「公众监督」与「社会信任」无从发生，反而使得有意朝向社会企业发展的NPO束手缚脚，有些NPO甚至被迫另外成立公司，以换取较自由的发展空间，以及拓展「市场」的机会。
关於NPO的部分，我可以理解，不过，也有人认为，对NPO的责信机制，是造成NPO在发展社会企业上的障碍。孰是孰非？我还没有定见。但关於企业的部分，则似乎有点失真。依据商业法规，只有上市公司才有向大众公开财务的义务吧？
最後作者结论道：「台湾的社会企业尚未萌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在法令、组织运作、社会分工等方面都受到束缚。」从以NPO为主体的角度，这麽说，是可理解的；只是，是不是这也可能暗示着：以NPO为主体的路径，可能不会是台湾发展社会企业的良好选择？也许，商业部门投资社会企业，在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条件？
就暂且把这个疑难当成个开放性的问题吧。总是，感谢这位作者，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谁杀了社会企业家？
噢，明了了什麽是差别待遇
噢，明了了什麽是差别待遇
中国评论新闻：中正纪念堂 可望双重认定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专案小组昨天会勘中正纪念堂後获得共识，拟建议中正纪念堂全区登录为“文化景观”，其中广场、两厅院、回廊等则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 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专案小组意见未来将作为文资审议委员会审议的参考，委员会讨论定案後，才能确定中正纪念堂的“身分”。根据北市以往指定古蹟或历史建筑惯例，委员会均充分尊重专案小组意见，因此中正纪念堂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个“双重登录”的案例。文化局指出，将举办数场公听会，建筑界、旅游业、一般市民都可参与意见表达。
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专案小组对於中正纪念堂，做出了「文化景观＼历史建筑、双重登录」的建议。
看到这则新闻，不由得不想着：相对於乐生疗养院只有在公民抗议时得到有限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差别待遇吗？
如果这个社会，对此认为这是个无所谓的事情，生产这个差别待遇的主体，也许就不能只是化约到特定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党，而应该回溯到养育出这些政治人物或政党的社会。
该是让人愤怒的情境，可是在这个脉络里，我们也许最好不要太快丢出指责的言词；因为，尽管是无意的，我们都可能是这个差别歧视的潜在、间接共犯。
附带：
但文化局预计举办数场公听会的决定，还是应该肯定的。
下面该注意的，是文化局如何设计公听会的形式，如何安排议题，俾使不同的观点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得到合理的审议。就我而言，在公听会时，「空间与正义」的议题，是否有机会可以得到充分的讨论，会是我衡量公听会品质的标竿。
中国评论新闻：中正纪念堂 可望双重认定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专案小组昨天会勘中正纪念堂後获得共识，拟建议中正纪念堂全区登录为“文化景观”，其中广场、两厅院、回廊等则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 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专案小组意见未来将作为文资审议委员会审议的参考，委员会讨论定案後，才能确定中正纪念堂的“身分”。根据北市以往指定古蹟或历史建筑惯例，委员会均充分尊重专案小组意见，因此中正纪念堂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个“双重登录”的案例。文化局指出，将举办数场公听会，建筑界、旅游业、一般市民都可参与意见表达。
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专案小组对於中正纪念堂，做出了「文化景观＼历史建筑、双重登录」的建议。
看到这则新闻，不由得不想着：相对於乐生疗养院只有在公民抗议时得到有限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差别待遇吗？
如果这个社会，对此认为这是个无所谓的事情，生产这个差别待遇的主体，也许就不能只是化约到特定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党，而应该回溯到养育出这些政治人物或政党的社会。
该是让人愤怒的情境，可是在这个脉络里，我们也许最好不要太快丢出指责的言词；因为，尽管是无意的，我们都可能是这个差别歧视的潜在、间接共犯。
附带：
但文化局预计举办数场公听会的决定，还是应该肯定的。
下面该注意的，是文化局如何设计公听会的形式，如何安排议题，俾使不同的观点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得到合理的审议。就我而言，在公听会时，「空间与正义」的议题，是否有机会可以得到充分的讨论，会是我衡量公听会品质的标竿。
如果有人能这麽说 总统候选人X：
如果有人能这麽说 总统候选人X：
「对於当前的绿卡争议，我想特别指出，我们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时，应该不要忘了，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持有绿卡之所以成为一个民众关切的问题，其实有它的历史脉络。
绿卡问题，是一个台湾历史上的伤痛，一个不分族群的伤痛。从台湾成为国共内战的「复兴基地」开始，台湾的国际处境，台湾的国家认同，一直处於飘摇动荡的情势中。到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到美国与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更是如此。这种情势，让许多人觉得，他们无法在台湾安居乐业，而不得不选择离开。
此外，当年在白色恐怖与戒严统治之下，还有许多台湾人民，因为政治的理由，也无法回到台湾。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在探讨绿卡问题时，重要的不是追究谁有没有绿卡，而是：我们要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使我们的子子孙孙，不论他们的父母和祖先来自何方，不论是台湾土着的原住民族，还是来自中国、越南、泰国或印尼的移民，都能在这块自由开放的土地上，尽心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这才是台湾的总统选举所要面对的真正议题：在这个岛屿，我们要如何携手协力，来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取得应有的地位，来让绿卡问题，真正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不再会是台湾社会的伤痛？」总统候选人M：
「对於最近所谓的「抓耙子」议题，社会上有许多的讨论。对这些讨论，我想从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与各位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国家的情治单位，经由吸收线民，来收集攸关国家安全的资讯，这是各国都有的作法。不过，在一个常态的民主社会，这样的事情，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那就是，不能侵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
以这个普世的人权标准来说，今天，我在此必须指出：过去所存在的所谓「抓耙子」的现象，其实，在许多时候，乃是政府侵害人权的表现。
对於过去在戒严时期，因为政治高压，而在人权上受到情治单位骚扰或侵害的民众，我谨代表我个人所属的政党，向各位致上最深的道歉之意。个人在此，也深切期盼，国人都能从历史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让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侵害人权的事件。
人权的定义，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的世界，对於人权的理解，有着许多新的观点与看法。在我们今天享受着过去政治改革的果实的时候，国人更应该体认到，台湾要保持进步的动力，政府内部与社会各界，对於如何实现人权的理念，对於台湾如何成为一个能被世人认可的人权国家，依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彼此对话，寻求共识的。个人也愿意承诺，将来无论在什麽职位上，都会与关心人权议题的各界朋友，一起为提高台湾的人权标准而努力。」
「对於当前的绿卡争议，我想特别指出，我们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时，应该不要忘了，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持有绿卡之所以成为一个民众关切的问题，其实有它的历史脉络。
绿卡问题，是一个台湾历史上的伤痛，一个不分族群的伤痛。从台湾成为国共内战的「复兴基地」开始，台湾的国际处境，台湾的国家认同，一直处於飘摇动荡的情势中。到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到美国与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更是如此。这种情势，让许多人觉得，他们无法在台湾安居乐业，而不得不选择离开。
此外，当年在白色恐怖与戒严统治之下，还有许多台湾人民，因为政治的理由，也无法回到台湾。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在探讨绿卡问题时，重要的不是追究谁有没有绿卡，而是：我们要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使我们的子子孙孙，不论他们的父母和祖先来自何方，不论是台湾土着的原住民族，还是来自中国、越南、泰国或印尼的移民，都能在这块自由开放的土地上，尽心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这才是台湾的总统选举所要面对的真正议题：在这个岛屿，我们要如何携手协力，来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取得应有的地位，来让绿卡问题，真正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不再会是台湾社会的伤痛？」总统候选人M：
「对於最近所谓的「抓耙子」议题，社会上有许多的讨论。对这些讨论，我想从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与各位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国家的情治单位，经由吸收线民，来收集攸关国家安全的资讯，这是各国都有的作法。不过，在一个常态的民主社会，这样的事情，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那就是，不能侵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
以这个普世的人权标准来说，今天，我在此必须指出：过去所存在的所谓「抓耙子」的现象，其实，在许多时候，乃是政府侵害人权的表现。
对於过去在戒严时期，因为政治高压，而在人权上受到情治单位骚扰或侵害的民众，我谨代表我个人所属的政党，向各位致上最深的道歉之意。个人在此，也深切期盼，国人都能从历史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让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侵害人权的事件。
人权的定义，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的世界，对於人权的理解，有着许多新的观点与看法。在我们今天享受着过去政治改革的果实的时候，国人更应该体认到，台湾要保持进步的动力，政府内部与社会各界，对於如何实现人权的理念，对於台湾如何成为一个能被世人认可的人权国家，依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彼此对话，寻求共识的。个人也愿意承诺，将来无论在什麽职位上，都会与关心人权议题的各界朋友，一起为提高台湾的人权标准而努力。」
T台，你为什麽还不关台？
T台，你为什麽还不关台？
读着benla的新文：《媒体丑闻是转机》。
看他解读这个「台湾电视新闻最可耻、最恶心的日子」，有着深深的感慨。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从2004年以来，媒体改革的议题，就已经屡次在各个角落浮现。回顾着这段经验，阅读自己前两年写的《媒体改造的四种路径》，让我不敢对未来有任何乐观的地方。
benla极力指陈：「这其实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台湾新闻界的共业」：
新闻台的品管自始至终就有问题，快速压缩与求快的工作流程，以及偷懒不负责的心态，许多新闻在播出前，未经严格的查证与把关，媒体早已沦为特定人士的传声筒，这根本就是积非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媒体的内部管控失灵，已经不是个别的管理失当所致，而是一个结构化的集体病徵。当然，造成这个众所周知的集体病徵的起因，早也不是秘密：
台湾媒体市场小，却因为不当的开放政策，造成市场乱象，另一方面，主管机关缺乏一套严谨且有效的进退场机制，以致频道表现即使再糟，收视率再低，只要有寡占有线电视系统的财团在背後撑腰，仍不致退出市场。
关於政府在这样的脱序事件中的角色，benla，可谓失望到最高的极致：
民间团体多次严正疾呼，要求NCC依法行政，确实执行卫星广播电视法37-39条停播相关规定，惩处违法业者，然而，NCC却是充耳不闻，未能依法行政，严重失职。
可是，这不仅是「新闻界的共业」，乃至 ─ 如benla所暗示的 ─ 「主管机关的共业」。如果我们延伸地说，也许，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共业。是我们的「精神惰性」，我们的仇恨心态与窥视慾望，持续地豢养着一个最终吞噬着这个社会的自我反省机制的怪兽。
既没有「市场纪律」，也没有「政府管制」，更没有「公民监督」。那麽，媒体的专业自律机制呢？
TVBS为「中华民国卫星电视商业同业公会」成员，该公会成立之初，便邀集各新闻频道主管成立「新闻自律委员会」，并於去年九月订定「新闻媒体自律执行纲要」，然而，除了部分新闻内容虽然稍有改善，公会成立以来，其下会员新闻依旧错误不断，新闻侵犯人权事件时有所闻，新闻品质仍然低落，显见卫星公会之会员自律协调机制运作不彰，未善尽协调自律之职责，辜负社会期望。
自律机制，在benla眼中，成了『只是用来「唬弄」公民与舆论压力时的挡箭牌』。如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所谓「媒体自律机制」，像是在骑着一台「落链」的脚踏车，骑的人表演得大粒汗小粒汗，却总是在原地踏步。
向下沈沦的循环，无视於我们的悲喜，不停地转啊转，以致於这头怪兽似乎是如此巨大而骇人，我们唯有退而默默祷告：这头怪兽，将因为不再有其他可口的猎物，最终只能开始饥不择食地吞噬自己的身体，而面带满足的微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大众媒体，本该是一个社会里面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一个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促进总体反省的机制，提醒各个社会领域 ─ 包括着把「执政＼反对」的权力逻辑当成最高行动规范的政治领域 ─ 如何「内部化其负面的外部冲击」（也就是所谓的 accountability，「课责」）；而如今，呜呼哀哉，媒体不但自身难保，甚且成了「组织性的不负责」（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表徵。）有没有其他的出路？benla呼吁着：
若是新闻台能因此深刻反省，主管机关NCC为所当为，记者也开始团结反抗恶质的组织文化与媒体老板违反新闻专业的无理要求，并且民众一起对抗媒体暴力，那麽这起新闻史上集体的可耻事件，也将开启新闻环境脱胎换骨的新契机。
坦白说，如果前面的诊断是正确的，我还看不到契机在哪里。
如果我们不允许种种以「锯箭」为乐的「打落水狗政治」混水摸鱼，我们想要真正落实这波的媒体改革呼声，想要有具体的改革进展，也许只能从再一次的「公民拒看」运动来作为测试；只是，这一次该换一个更清楚、明确的诉求：
T台，你为什麽还不关台？
NCC做不到的，台湾的公民有办法做到吗？
其实，我的结论，大略还是悲观的。
读着benla的新文：《媒体丑闻是转机》。
看他解读这个「台湾电视新闻最可耻、最恶心的日子」，有着深深的感慨。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从2004年以来，媒体改革的议题，就已经屡次在各个角落浮现。回顾着这段经验，阅读自己前两年写的《媒体改造的四种路径》，让我不敢对未来有任何乐观的地方。
benla极力指陈：「这其实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台湾新闻界的共业」：
新闻台的品管自始至终就有问题，快速压缩与求快的工作流程，以及偷懒不负责的心态，许多新闻在播出前，未经严格的查证与把关，媒体早已沦为特定人士的传声筒，这根本就是积非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媒体的内部管控失灵，已经不是个别的管理失当所致，而是一个结构化的集体病徵。当然，造成这个众所周知的集体病徵的起因，早也不是秘密：
台湾媒体市场小，却因为不当的开放政策，造成市场乱象，另一方面，主管机关缺乏一套严谨且有效的进退场机制，以致频道表现即使再糟，收视率再低，只要有寡占有线电视系统的财团在背後撑腰，仍不致退出市场。
关於政府在这样的脱序事件中的角色，benla，可谓失望到最高的极致：
民间团体多次严正疾呼，要求NCC依法行政，确实执行卫星广播电视法37-39条停播相关规定，惩处违法业者，然而，NCC却是充耳不闻，未能依法行政，严重失职。
可是，这不仅是「新闻界的共业」，乃至 ─ 如benla所暗示的 ─ 「主管机关的共业」。如果我们延伸地说，也许，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共业。是我们的「精神惰性」，我们的仇恨心态与窥视慾望，持续地豢养着一个最终吞噬着这个社会的自我反省机制的怪兽。
既没有「市场纪律」，也没有「政府管制」，更没有「公民监督」。那麽，媒体的专业自律机制呢？
TVBS为「中华民国卫星电视商业同业公会」成员，该公会成立之初，便邀集各新闻频道主管成立「新闻自律委员会」，并於去年九月订定「新闻媒体自律执行纲要」，然而，除了部分新闻内容虽然稍有改善，公会成立以来，其下会员新闻依旧错误不断，新闻侵犯人权事件时有所闻，新闻品质仍然低落，显见卫星公会之会员自律协调机制运作不彰，未善尽协调自律之职责，辜负社会期望。
自律机制，在benla眼中，成了『只是用来「唬弄」公民与舆论压力时的挡箭牌』。如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所谓「媒体自律机制」，像是在骑着一台「落链」的脚踏车，骑的人表演得大粒汗小粒汗，却总是在原地踏步。
向下沈沦的循环，无视於我们的悲喜，不停地转啊转，以致於这头怪兽似乎是如此巨大而骇人，我们唯有退而默默祷告：这头怪兽，将因为不再有其他可口的猎物，最终只能开始饥不择食地吞噬自己的身体，而面带满足的微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大众媒体，本该是一个社会里面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一个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促进总体反省的机制，提醒各个社会领域 ─ 包括着把「执政＼反对」的权力逻辑当成最高行动规范的政治领域 ─ 如何「内部化其负面的外部冲击」（也就是所谓的 accountability，「课责」）；而如今，呜呼哀哉，媒体不但自身难保，甚且成了「组织性的不负责」（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表徵。）有没有其他的出路？benla呼吁着：
若是新闻台能因此深刻反省，主管机关NCC为所当为，记者也开始团结反抗恶质的组织文化与媒体老板违反新闻专业的无理要求，并且民众一起对抗媒体暴力，那麽这起新闻史上集体的可耻事件，也将开启新闻环境脱胎换骨的新契机。
坦白说，如果前面的诊断是正确的，我还看不到契机在哪里。
如果我们不允许种种以「锯箭」为乐的「打落水狗政治」混水摸鱼，我们想要真正落实这波的媒体改革呼声，想要有具体的改革进展，也许只能从再一次的「公民拒看」运动来作为测试；只是，这一次该换一个更清楚、明确的诉求：
T台，你为什麽还不关台？
NCC做不到的，台湾的公民有办法做到吗？
其实，我的结论，大略还是悲观的。
名其妙的「牺牲论」
名其妙的「牺牲论」
早上看到这样的观点，有点讶异：
这次地震 以数万生民的代价让我们看到现代中国人的勇气,决心与同胞爱为中国迎来国际社会的尊敬(我想起二次大战) 乃至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曙光但愿 从此灾难开始 国际与海外人士 能够对中国有同理心的了解而不要戴上太多偏见的眼镜我看不出来，以数万生民的「牺牲」（原作者的用语），果真换来了什麽「国际社会的尊敬」？更不用说，什麽关於「二次大战」的联想。
（中国从达佛撤资了吗？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对待了吗？）谁可以为亡者，定义他们的「死亡」为「牺牲」？「谁」可以有这种命名的权力？「谁」命令着他们履行「牺牲」？他们，如果还能回答，会认可这些使得他们的亡逝成为「牺牲」的理由吗？会愿意为这些「伟大的召唤」而履行「牺牲」？
这位我的朋友的朋友，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话语里面，潜藏着威权的阴影？知识份子的傲慢？
对亡者，对於超越数量计测的悲戚，我们如果还有一点人文主义者的素养，就不要以民族主义的论述视野去自以为是地「昇华」这些大众的死亡。
以 他人的悲戚，成就民族的「曙光」；这等高雅的「同情的理解」，是何等的粗暴。相对於此，我更欣赏的，是部落格里，许多的年轻朋友，尝试找到缅甸的NGO， 来为援助打开通路的动人努力，是整理台湾921之後进行灾区社区重建的经验，以供四川地方政府与NGO参考的默默功夫。
是在这些年轻朋友点滴而踏实的世界公民行动里，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文主义的曙光。
早上看到这样的观点，有点讶异：
这次地震 以数万生民的代价让我们看到现代中国人的勇气,决心与同胞爱为中国迎来国际社会的尊敬(我想起二次大战) 乃至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曙光但愿 从此灾难开始 国际与海外人士 能够对中国有同理心的了解而不要戴上太多偏见的眼镜我看不出来，以数万生民的「牺牲」（原作者的用语），果真换来了什麽「国际社会的尊敬」？更不用说，什麽关於「二次大战」的联想。
（中国从达佛撤资了吗？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对待了吗？）谁可以为亡者，定义他们的「死亡」为「牺牲」？「谁」可以有这种命名的权力？「谁」命令着他们履行「牺牲」？他们，如果还能回答，会认可这些使得他们的亡逝成为「牺牲」的理由吗？会愿意为这些「伟大的召唤」而履行「牺牲」？
这位我的朋友的朋友，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话语里面，潜藏着威权的阴影？知识份子的傲慢？
对亡者，对於超越数量计测的悲戚，我们如果还有一点人文主义者的素养，就不要以民族主义的论述视野去自以为是地「昇华」这些大众的死亡。
以 他人的悲戚，成就民族的「曙光」；这等高雅的「同情的理解」，是何等的粗暴。相对於此，我更欣赏的，是部落格里，许多的年轻朋友，尝试找到缅甸的NGO， 来为援助打开通路的动人努力，是整理台湾921之後进行灾区社区重建的经验，以供四川地方政府与NGO参考的默默功夫。
是在这些年轻朋友点滴而踏实的世界公民行动里，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文主义的曙光。
企业公益的兴起
企业公益的兴起
朋友寄来南方朔的新文，《新的企业家公益精神已告兴起》，有些老生常谈，但说理明白；通观全篇，下面这个段落，对我最有趣：
一八九○年代，美国除了有民粹主义的风险外，当时也是资本主义扩张，政商勾结严重，奢侈腐化以及贫富严重的时刻，有檩於时代的凶险重重，当时的钢铁大王卡耐基遂於一八八九年发展〈论财富〉一文，声称「带着如许财富而死去，乃是耻辱」。於是他本人遂将财富的百分之九十五用於公益，同业的洛克斐勒、福特、柏隆、范德比尔特、史丹福等也随之跟进。於是「慈善」被「公益」所取代，就企业家而言，致富是个人能力的实现，而公益则是个人道德感与责任心的实践这种价值观遂告形成。
一段看似平淡的评述，已经把古典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兴起的时代背景，简洁地勾勒出来。而且，也将「慈善」与「公益」的区别带出来了，这一点，在台湾这个媒体经常把两者混同的地方，也许是尤其有价值的。或许，也可以让我们在对照於历史後，更清楚「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此时此刻再度复兴的宏观历史脉络。
只是，这篇文字，因为是以「企业家」为论述对象，无意中似乎忽略了，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相对於古典的「企业公益」，有着至少两个不同之处：
一、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针对的是做为法人的「公司」，而不是做为自然人的个别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
二、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 当然乃是古典的「企业公益」观念的延伸，只是，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概念逻辑上，是首先关连着企业本身的商业活动的，讲究的是企业如何减少自身的商业活动所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生态冲击，增加正面的影响。一旦失去了这个基本特性，与企业的核心商业活动和能力无关的「企业公益」，既使立意良善，也常会被批评是 window-dressing ，换言之，高级形象公关。
此外，文章中，还例举了比尔盖兹基金会作为「企业家公益」的正面范例，并如此描述：
比尔盖兹基金会关切穷国人民的药品问题，关切美国少数族裔受教权的不公平问题。
不过，南方朔没有提及的，则是前一阵子比尔盖兹基金会在欧美媒体上遭致着沸沸扬扬的批评与讨论：
This issue flared up last week when the LA Times published two articles questioning the good works of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because the Foundation invests its money according to how well the investments make money (more or less), rather than on whether the company does good deeds, doesn’t hurt the environment, treats sweatshop workers less sweatily, etc.
只是，公益性质的基金会，要如何进行投资？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原则，谨慎选择「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这些与 SRI 相关的问题，在 SRI 观念尚未主流化的台湾，确实，还是下个阶段才会碰到的事情吧。
延伸连结：
Investors press Buffett over Darfur“We think [that] Mr Buffett is an ethical person, and [that] he can help end the genocide,” Mr Porter told the FT. “If Warren Buffett was to announce Berkshire Hathaway was divesting from shares in PetroChina, it would have a huge effect on other shareholders. Are we talking about China or Sudan? Both. Genocide has continued because of China’s support of Sudan.”
涉及南方朔文章中提及的另一位公益企业家：「股神巴斐勒」。也是一个关於「社会责任投资」的案例。
朋友寄来南方朔的新文，《新的企业家公益精神已告兴起》，有些老生常谈，但说理明白；通观全篇，下面这个段落，对我最有趣：
一八九○年代，美国除了有民粹主义的风险外，当时也是资本主义扩张，政商勾结严重，奢侈腐化以及贫富严重的时刻，有檩於时代的凶险重重，当时的钢铁大王卡耐基遂於一八八九年发展〈论财富〉一文，声称「带着如许财富而死去，乃是耻辱」。於是他本人遂将财富的百分之九十五用於公益，同业的洛克斐勒、福特、柏隆、范德比尔特、史丹福等也随之跟进。於是「慈善」被「公益」所取代，就企业家而言，致富是个人能力的实现，而公益则是个人道德感与责任心的实践这种价值观遂告形成。
一段看似平淡的评述，已经把古典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兴起的时代背景，简洁地勾勒出来。而且，也将「慈善」与「公益」的区别带出来了，这一点，在台湾这个媒体经常把两者混同的地方，也许是尤其有价值的。或许，也可以让我们在对照於历史後，更清楚「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此时此刻再度复兴的宏观历史脉络。
只是，这篇文字，因为是以「企业家」为论述对象，无意中似乎忽略了，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相对於古典的「企业公益」，有着至少两个不同之处：
一、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针对的是做为法人的「公司」，而不是做为自然人的个别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
二、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 当然乃是古典的「企业公益」观念的延伸，只是，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概念逻辑上，是首先关连着企业本身的商业活动的，讲究的是企业如何减少自身的商业活动所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生态冲击，增加正面的影响。一旦失去了这个基本特性，与企业的核心商业活动和能力无关的「企业公益」，既使立意良善，也常会被批评是 window-dressing ，换言之，高级形象公关。
此外，文章中，还例举了比尔盖兹基金会作为「企业家公益」的正面范例，并如此描述：
比尔盖兹基金会关切穷国人民的药品问题，关切美国少数族裔受教权的不公平问题。
不过，南方朔没有提及的，则是前一阵子比尔盖兹基金会在欧美媒体上遭致着沸沸扬扬的批评与讨论：
This issue flared up last week when the LA Times published two articles questioning the good works of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because the Foundation invests its money according to how well the investments make money (more or less), rather than on whether the company does good deeds, doesn’t hurt the environment, treats sweatshop workers less sweatily, etc.
只是，公益性质的基金会，要如何进行投资？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原则，谨慎选择「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这些与 SRI 相关的问题，在 SRI 观念尚未主流化的台湾，确实，还是下个阶段才会碰到的事情吧。
延伸连结：
Investors press Buffett over Darfur“We think [that] Mr Buffett is an ethical person, and [that] he can help end the genocide,” Mr Porter told the FT. “If Warren Buffett was to announce Berkshire Hathaway was divesting from shares in PetroChina, it would have a huge effect on other shareholders. Are we talking about China or Sudan? Both. Genocide has continued because of China’s support of Sudan.”
涉及南方朔文章中提及的另一位公益企业家：「股神巴斐勒」。也是一个关於「社会责任投资」的案例。
某个红楼後广场的夜
某个红楼後广场的夜
在SS的邀约下，几个老朋友，来到西门町红楼後的广场。
在我而言，在台北，这样的氛围，是个稀有的歧异。在台北盆地的中央，在洋溢着年轻肌肉美感的侍者环绕下，在广场的开放空间畅饮啤酒，同时感受着轻松而又热切的慾望交换，是很特别的情景；没有压迫与反压迫的高张力戏码，只感觉着自在，非常的自在，丝毫不需费力即自动滑入的自在，一种完全脱离束缚後的自在。这种大气的自在，是东区 pub 的中产阶级美学所试图模拟和拷贝，却始终无法得其灵气（aura）的。
HW，是今天最健谈的人。HW谈到了20几年前的台大大新社，谈到了当时的几个学运人物，乃至一些甚而我也不曾知晓的小城故事。
在这个时刻，谈到这些二十几年前的事情时，几个老朋友，眼里还是闪烁着光芒。白头宫女话当年？也许有几分味道，却不尽然。那个时代里我们所经历、所创造的律动，有些未曾经历的人所难以意会的真诚与深沈。在记忆中重现那些真诚与深沈的片刻，不止於救赎，也不会轻易地沦为廉价的话语救赎──如同那些以批评「廉价的话语救赎」来自我救赎的犬儒主义者所相信的。
回到现在，HW谈到了建立新论述的必要。是啊，必要。漫长的二十世纪结束了，而这个岛屿，要如何前进？面对的课题，是新颖的；这次，不像二十年前，台湾的改革者，可以随意采摘二十世纪里其他国家的改革论述来建立改革议程。再也没有这样容易的工作了。这次，台湾与世界一同，同步面对着未知的二十一世纪。在这个脉络里，吴乃德所提及的「台湾公民社会改革的前景」，有了新的历史意义与重量。
在SS的邀约下，几个老朋友，来到西门町红楼後的广场。
在我而言，在台北，这样的氛围，是个稀有的歧异。在台北盆地的中央，在洋溢着年轻肌肉美感的侍者环绕下，在广场的开放空间畅饮啤酒，同时感受着轻松而又热切的慾望交换，是很特别的情景；没有压迫与反压迫的高张力戏码，只感觉着自在，非常的自在，丝毫不需费力即自动滑入的自在，一种完全脱离束缚後的自在。这种大气的自在，是东区 pub 的中产阶级美学所试图模拟和拷贝，却始终无法得其灵气（aura）的。
HW，是今天最健谈的人。HW谈到了20几年前的台大大新社，谈到了当时的几个学运人物，乃至一些甚而我也不曾知晓的小城故事。
在这个时刻，谈到这些二十几年前的事情时，几个老朋友，眼里还是闪烁着光芒。白头宫女话当年？也许有几分味道，却不尽然。那个时代里我们所经历、所创造的律动，有些未曾经历的人所难以意会的真诚与深沈。在记忆中重现那些真诚与深沈的片刻，不止於救赎，也不会轻易地沦为廉价的话语救赎──如同那些以批评「廉价的话语救赎」来自我救赎的犬儒主义者所相信的。
回到现在，HW谈到了建立新论述的必要。是啊，必要。漫长的二十世纪结束了，而这个岛屿，要如何前进？面对的课题，是新颖的；这次，不像二十年前，台湾的改革者，可以随意采摘二十世纪里其他国家的改革论述来建立改革议程。再也没有这样容易的工作了。这次，台湾与世界一同，同步面对着未知的二十一世纪。在这个脉络里，吴乃德所提及的「台湾公民社会改革的前景」，有了新的历史意义与重量。
同性恋与知识经济
同性恋与知识经济
亚洲时报在一篇报导里写着：
同性恋问题如何解决，显然已成为检测新加坡政府是否有诚意走向开放，打造其活力、包容的大都市形象的试金石。
在备受推崇的《创意新贵》（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宣扬了这样的理论，即一个城市越是包容与开放，越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力（例如：工程师或科学家）前来居住，进而吸引高科技产业前来聚集，最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新加坡的部长们纷纷引述此书，呼吁推动国家朝着作者所说的”革新型知识经济”方向发展。
不过，作者在书中提到以”同性恋指数”衡量社会的包容性，这一点却遭到了官员们的一致批判。
「高生活品质是建立知识经济的基础条件」，这是当年陈博志订定台湾的知识经济发展纲领时的基本信念。
社会包容性，是否是「高生活品质」的一个层面？陈博志，大概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对同性恋的宽容，是否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层面？我就不确定陈博志是否会接受了。
无论如何，对同性恋的宽容，更广义地说，对各种「异端」的宽容，是建立知识经济的非经济条件，这个观点（或者说，教训），该是不能被遗忘的。
亚洲时报在一篇报导里写着：
同性恋问题如何解决，显然已成为检测新加坡政府是否有诚意走向开放，打造其活力、包容的大都市形象的试金石。
在备受推崇的《创意新贵》（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宣扬了这样的理论，即一个城市越是包容与开放，越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力（例如：工程师或科学家）前来居住，进而吸引高科技产业前来聚集，最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新加坡的部长们纷纷引述此书，呼吁推动国家朝着作者所说的”革新型知识经济”方向发展。
不过，作者在书中提到以”同性恋指数”衡量社会的包容性，这一点却遭到了官员们的一致批判。
「高生活品质是建立知识经济的基础条件」，这是当年陈博志订定台湾的知识经济发展纲领时的基本信念。
社会包容性，是否是「高生活品质」的一个层面？陈博志，大概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对同性恋的宽容，是否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层面？我就不确定陈博志是否会接受了。
无论如何，对同性恋的宽容，更广义地说，对各种「异端」的宽容，是建立知识经济的非经济条件，这个观点（或者说，教训），该是不能被遗忘的。
把阳光照射向企业政治献金
把阳光照射向企业政治献金
中国时报的黄诗凯所做的报导，「会计师：政治献金 主管机关修法强制公开」，因为跟我最近思考的问题相关，成了我这几天觉得最有意思的新闻。
防杜企业贿赂行为，乃是贪腐治理的基本面向。此刻，要求阳光法案从速、从严立法的民间呼声再度高扬。这些努力成功与否，仍是未定之数；要订定有实际效能的阳光法案，其实还是障碍重重。
不过，目前的努力方向，既使成功，也存在着盲点。推动阳光政治改革来防堵权钱交易，当然是解决贪腐问题的不二途径，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行贿的企业，与收贿的政客一样，都是破坏社会信任与市场公平的超级病毒。政治腐化，绝非依靠政治部门自我立法规范即可妥善解决，我们须从受贿与行贿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把 杜绝企业贿赂也放进贪腐治理的议程中。
从杜绝企业贿赂的角度来说，要求企业揭露政治献金与政策游说行动，使得企业政治献金与企业政策游说变成是透明的，是可稽核的，可监督的，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机制。简单说，我们应该把阳光照射向企业部门，从源头减少政治献金与政策调整对价交易的可能。
按照报导，安侯建业的会计师游万渊建议，要企业主动揭露政治献金相关资讯，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要求董事会或独立审计委员会进行，第二条路，是主管机关修正法规，强制要求企业揭露。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大体上第一条路是采取鼓励自愿揭露的方式，而第二条路则是选择采取强制揭露的方式。
企业自愿揭露政治献金，在台湾，实务上是否可行？对此，我是抱持悲观态度的。在此，牵涉到所谓的「囚犯困境」。如果，所有的企业，大家都揭露政治献金的资 讯，从而减少行贿的可能，对於各企业来说，是有利於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也有利於减少「交易成本」，但采取自愿揭露的方式时，如果公民社会的监 督力量不够强，则可能使得愿意揭露的公司，相对於不愿意揭露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於不利的位置。如果没有倚靠政府的强制规定来解决这个集体行动的难题， 大概自愿揭露是会成效有限的。
如果走强制揭露这条路在理论上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接着的问题是：谁来推动这个「阳光企业」的改革？谁来推动企业政治献金与政策游说的强制资讯揭露？
从目前的社会认知来看，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时报的黄诗凯所做的报导，「会计师：政治献金 主管机关修法强制公开」，因为跟我最近思考的问题相关，成了我这几天觉得最有意思的新闻。
防杜企业贿赂行为，乃是贪腐治理的基本面向。此刻，要求阳光法案从速、从严立法的民间呼声再度高扬。这些努力成功与否，仍是未定之数；要订定有实际效能的阳光法案，其实还是障碍重重。
不过，目前的努力方向，既使成功，也存在着盲点。推动阳光政治改革来防堵权钱交易，当然是解决贪腐问题的不二途径，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行贿的企业，与收贿的政客一样，都是破坏社会信任与市场公平的超级病毒。政治腐化，绝非依靠政治部门自我立法规范即可妥善解决，我们须从受贿与行贿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把 杜绝企业贿赂也放进贪腐治理的议程中。
从杜绝企业贿赂的角度来说，要求企业揭露政治献金与政策游说行动，使得企业政治献金与企业政策游说变成是透明的，是可稽核的，可监督的，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机制。简单说，我们应该把阳光照射向企业部门，从源头减少政治献金与政策调整对价交易的可能。
按照报导，安侯建业的会计师游万渊建议，要企业主动揭露政治献金相关资讯，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要求董事会或独立审计委员会进行，第二条路，是主管机关修正法规，强制要求企业揭露。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大体上第一条路是采取鼓励自愿揭露的方式，而第二条路则是选择采取强制揭露的方式。
企业自愿揭露政治献金，在台湾，实务上是否可行？对此，我是抱持悲观态度的。在此，牵涉到所谓的「囚犯困境」。如果，所有的企业，大家都揭露政治献金的资 讯，从而减少行贿的可能，对於各企业来说，是有利於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也有利於减少「交易成本」，但采取自愿揭露的方式时，如果公民社会的监 督力量不够强，则可能使得愿意揭露的公司，相对於不愿意揭露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於不利的位置。如果没有倚靠政府的强制规定来解决这个集体行动的难题， 大概自愿揭露是会成效有限的。
如果走强制揭露这条路在理论上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接着的问题是：谁来推动这个「阳光企业」的改革？谁来推动企业政治献金与政策游说的强制资讯揭露？
从目前的社会认知来看，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重头出发前的告白
重头出发前的告白
有一阵子，上网时不再读部落格。
甚至，曾经每日用以经营自己的世界观的部落格，就不经意地放在部落圈的不知名角落，随兴听任荒芜。
似乎，身体里潜伏着某种类似「部落格厌食症」的病菌，一发不可收拾。
几个月之後，回头来看，对自己的漫不经心，倒是有点吃惊了。
此事之於自己，当然不难编派出言之成理的理由。在部落格逐步主流化之後，在题材、风格、技术上的创新，倒也似乎迟缓了下来。此外，对於正在重新拟定生涯规划、转换工作轨道的我，写部落格，终究不会是待办事项的优先工作。
但这是否就是全部的理由？其实，也未必。甚至，诚恳地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的「部落格厌食症」， 跟去年以来的纷纷扰扰，坦白说，是脱不了关系的。处在政治空转、经济停滞、社会沈沦的台湾，处於据说正进行着「民主内战」的台湾，论述上的「极简主义」当道，而价值虚无的犬儒主义却成了主流的行动伦理。
至於把自己摆在这个主流结构的对立面的几个标举理想主义的第三论述，情形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是言词高蹈倨傲的「超越派」，但是看了半天，除了换了一个政治算术公式，所使用的政治修辞却是陈腐不堪的老套戏码；同样的机关算尽，而还是缺乏着会让人不由然心头一热、灵魂跟着飞翔起来的愿景。至於其他的，虽拥抱着19世纪以来的进步政治遗产，却划地自限於自诩的「正义净土」。
没写部落格了，也就多了些时间东看西看。几个月来，大量阅读欧美资料的同时，一路读下来，读的越多心里也就越焦急。环绕着企业社会责任（CSR）、社会企业（SE）等几个主题进行研究，发觉着在「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大题目上，欧美的公民组织正写着新的篇章；由企业与公民组织的议合与互动所构成的新治理模式，虽然轮廓模糊，但已经呼之欲出。在北京也开始警觉於这些新课题的时候，而台湾却依然沐浴在旧争议的酱缸里而乐此不疲。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条件。世界上有头有脸的非政府组织，据说都到了中国，与经济领域里大型跨国企业的中国投资或中国贸易相互辉映也相互制衡。有心的中国民间组织，绝对有充分的机会透过与国际组织的交流，来学习、反省、构思和推动新兴的公共治理议程和技术。而这样的条件，是做为国际社会拒绝往来户的台湾公民组织所难以企及的。
可能是觉得对於新课题已经累积了一点心得吧，开始觉得又有了写部落格的动机。期待很卑微，只是希望着帮助自己清理脑袋，更有效率地来回收自己的阅读心得。
题目很大，可是能作的有限。只好时时刻刻告诉自己：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台湾，还有很长的历史要写。
後记之一：
国际NGO大量进入中国，当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非中国公民组织的角度）来看，也带来了新的政治难题：
不久前的“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可以算作一个标志。因为这个活动是由七家国际ＮＧＯ与一家国内ＮＧＯ联合发起的。在后来的宣传中，七家国际ＮＧＯ似 乎都并不忌讳媒体称之为“７＋１”发起模式，宣称这个活动是他们组织的，他们才是主角，而国内的那一家发起单位只是配角。七个国际组织在中国振臂一呼，就 能够召集国内１６０多家ＮＧＯ参加，我认为这是国际ＮＧＯ开始在中国浮出水面，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标志。
对任何国际ＮＧＯ，中国各部门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如果他们给钱，我们欢迎；给一些技术与经验，我们也接受；对其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我们基 本上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对于他们从事维权活动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绝对禁止。而ＮＧＯ的一切行为，又恰恰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体系之上。
如果国际ＮＧＯ在中国的数量真如学者们估计的那样多达６０００家，中国政府就必须正视并重视这股力量了。是关上大门，挡住国际ＮＧＯ潮流；还是张开双 臂，拥抱国际ＮＧＯ的进入？是放任不管，继续让这种尴尬现状延续；还是提早加以引导，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正轨？这是考验中国政治家们智慧的时候了。
（国际NGO挑战中国政府智慧， 刘佑平）类似的问题，以较小的规模，也曾经在解严前的台湾上演过。也许，这样的问题，在一段长期的时间内，还会是个让中国政府头痛的疑难杂症。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政府也有相当的机会，可以摸索出一套「规范国际NGO在华活动」的方法和机制。头痛，并不等於会死人。
我从这里衍生的问题是：也同样地，在这个过程里，台湾的NGO要扮演何种角色？又可以扮演何种角色？甚至，在台湾倡议「外交新思维」的人，如何面对这种局面？
有一阵子，上网时不再读部落格。
甚至，曾经每日用以经营自己的世界观的部落格，就不经意地放在部落圈的不知名角落，随兴听任荒芜。
似乎，身体里潜伏着某种类似「部落格厌食症」的病菌，一发不可收拾。
几个月之後，回头来看，对自己的漫不经心，倒是有点吃惊了。
此事之於自己，当然不难编派出言之成理的理由。在部落格逐步主流化之後，在题材、风格、技术上的创新，倒也似乎迟缓了下来。此外，对於正在重新拟定生涯规划、转换工作轨道的我，写部落格，终究不会是待办事项的优先工作。
但这是否就是全部的理由？其实，也未必。甚至，诚恳地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的「部落格厌食症」， 跟去年以来的纷纷扰扰，坦白说，是脱不了关系的。处在政治空转、经济停滞、社会沈沦的台湾，处於据说正进行着「民主内战」的台湾，论述上的「极简主义」当道，而价值虚无的犬儒主义却成了主流的行动伦理。
至於把自己摆在这个主流结构的对立面的几个标举理想主义的第三论述，情形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是言词高蹈倨傲的「超越派」，但是看了半天，除了换了一个政治算术公式，所使用的政治修辞却是陈腐不堪的老套戏码；同样的机关算尽，而还是缺乏着会让人不由然心头一热、灵魂跟着飞翔起来的愿景。至於其他的，虽拥抱着19世纪以来的进步政治遗产，却划地自限於自诩的「正义净土」。
没写部落格了，也就多了些时间东看西看。几个月来，大量阅读欧美资料的同时，一路读下来，读的越多心里也就越焦急。环绕着企业社会责任（CSR）、社会企业（SE）等几个主题进行研究，发觉着在「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大题目上，欧美的公民组织正写着新的篇章；由企业与公民组织的议合与互动所构成的新治理模式，虽然轮廓模糊，但已经呼之欲出。在北京也开始警觉於这些新课题的时候，而台湾却依然沐浴在旧争议的酱缸里而乐此不疲。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条件。世界上有头有脸的非政府组织，据说都到了中国，与经济领域里大型跨国企业的中国投资或中国贸易相互辉映也相互制衡。有心的中国民间组织，绝对有充分的机会透过与国际组织的交流，来学习、反省、构思和推动新兴的公共治理议程和技术。而这样的条件，是做为国际社会拒绝往来户的台湾公民组织所难以企及的。
可能是觉得对於新课题已经累积了一点心得吧，开始觉得又有了写部落格的动机。期待很卑微，只是希望着帮助自己清理脑袋，更有效率地来回收自己的阅读心得。
题目很大，可是能作的有限。只好时时刻刻告诉自己：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台湾，还有很长的历史要写。
後记之一：
国际NGO大量进入中国，当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非中国公民组织的角度）来看，也带来了新的政治难题：
不久前的“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可以算作一个标志。因为这个活动是由七家国际ＮＧＯ与一家国内ＮＧＯ联合发起的。在后来的宣传中，七家国际ＮＧＯ似 乎都并不忌讳媒体称之为“７＋１”发起模式，宣称这个活动是他们组织的，他们才是主角，而国内的那一家发起单位只是配角。七个国际组织在中国振臂一呼，就 能够召集国内１６０多家ＮＧＯ参加，我认为这是国际ＮＧＯ开始在中国浮出水面，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标志。
对任何国际ＮＧＯ，中国各部门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如果他们给钱，我们欢迎；给一些技术与经验，我们也接受；对其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我们基 本上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对于他们从事维权活动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绝对禁止。而ＮＧＯ的一切行为，又恰恰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体系之上。
如果国际ＮＧＯ在中国的数量真如学者们估计的那样多达６０００家，中国政府就必须正视并重视这股力量了。是关上大门，挡住国际ＮＧＯ潮流；还是张开双 臂，拥抱国际ＮＧＯ的进入？是放任不管，继续让这种尴尬现状延续；还是提早加以引导，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正轨？这是考验中国政治家们智慧的时候了。
（国际NGO挑战中国政府智慧， 刘佑平）类似的问题，以较小的规模，也曾经在解严前的台湾上演过。也许，这样的问题，在一段长期的时间内，还会是个让中国政府头痛的疑难杂症。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政府也有相当的机会，可以摸索出一套「规范国际NGO在华活动」的方法和机制。头痛，并不等於会死人。
我从这里衍生的问题是：也同样地，在这个过程里，台湾的NGO要扮演何种角色？又可以扮演何种角色？甚至，在台湾倡议「外交新思维」的人，如何面对这种局面？
台湾与「伦理的全球化」
台湾与「伦理的全球化」
文章写得有些酸，但也有一针见血之处：
『再给民进党一个贪腐的机会吗？
民 进党之所以遭到民众唾弃，在於过去党的路线无法落实在具体政策上，甚至与财团频频靠拢，将中下阶层支持者视为「囊中物」、「自己人」，以为他们一定会含泪 投票，结果「囊中物」这一块反而松动了，党中央像是想招待新客人，把在客厅的自家人赶到厨房去吃饭，稍後又来一批客人，又把自家人赶到厕所安置，等到再来 一批新客人，自家人乾脆选择离开算了，这就是民进党目前「顺了姑情，逆了嫂意」的处境。
民进党选输了两百多万票，不是空喊「改革」就算 了，党主席蔡英文应该主导党的路线大检讨，逐一抽丝剥茧，扩大与社会的对话基础，指引出民进党未来发展的愿景，这样才有机会再拿回执政权。民进党不断恳求 民众再给一次机会，但民众也不禁要问，缺乏全面检讨反省的民进党，难道还要再给他们一个贪腐的机会吗？』从2年前，DPP的社会基盘就分崩离析；现在DPP，如果要再站起来，就必须重新连接「民主派」与「本土派」两个社会基盘。
这其中， DPP的新政治文化，除了要寻求「民主」（包含：阳光政治改革）与「主权」的齐头并进，也要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能够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劣势群体代言，并提出 有效的政策选项，某一种「伦理的全球化」（ethical globalisation）的政治想像，一种结合企业活力与社会公义的发展策略。
话 说回来，这篇报导分析，是个很好的提示：阳光政治改革，必须与一种社会包容、社会团结的经济社会政策搭配，才能以一贯的政策逻辑来重建DPP的社会形象与 社会基础。不过，这不是可一步到位的；如何透过社会对话来推动新政治文化，来扩大民主进步的社会夥伴，DPP需要步步为营的坚毅努力。
文章写得有些酸，但也有一针见血之处：
『再给民进党一个贪腐的机会吗？
民 进党之所以遭到民众唾弃，在於过去党的路线无法落实在具体政策上，甚至与财团频频靠拢，将中下阶层支持者视为「囊中物」、「自己人」，以为他们一定会含泪 投票，结果「囊中物」这一块反而松动了，党中央像是想招待新客人，把在客厅的自家人赶到厨房去吃饭，稍後又来一批客人，又把自家人赶到厕所安置，等到再来 一批新客人，自家人乾脆选择离开算了，这就是民进党目前「顺了姑情，逆了嫂意」的处境。
民进党选输了两百多万票，不是空喊「改革」就算 了，党主席蔡英文应该主导党的路线大检讨，逐一抽丝剥茧，扩大与社会的对话基础，指引出民进党未来发展的愿景，这样才有机会再拿回执政权。民进党不断恳求 民众再给一次机会，但民众也不禁要问，缺乏全面检讨反省的民进党，难道还要再给他们一个贪腐的机会吗？』从2年前，DPP的社会基盘就分崩离析；现在DPP，如果要再站起来，就必须重新连接「民主派」与「本土派」两个社会基盘。
这其中， DPP的新政治文化，除了要寻求「民主」（包含：阳光政治改革）与「主权」的齐头并进，也要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能够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劣势群体代言，并提出 有效的政策选项，某一种「伦理的全球化」（ethical globalisation）的政治想像，一种结合企业活力与社会公义的发展策略。
话 说回来，这篇报导分析，是个很好的提示：阳光政治改革，必须与一种社会包容、社会团结的经济社会政策搭配，才能以一贯的政策逻辑来重建DPP的社会形象与 社会基础。不过，这不是可一步到位的；如何透过社会对话来推动新政治文化，来扩大民主进步的社会夥伴，DPP需要步步为营的坚毅努力。
赌博财道德或不道德，这是个问题
赌博财道德或不道德，这是个问题
取得运动彩票经营权的台北富邦银行，或仍沈醉於胜利的喜悦之中，惟其得要承受未来或许将无法列名永续企业之林的风险。特别是富邦集团，这几年在致力於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屡列名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绩优公司，或获得天下远见举办的相关奖项。拿下了彩票经营权之後，未来是否仍能继续享有此令名，颇值得关注。当然，若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奖项的评审标准，完全不考虑这些所谓的反向筛选原则，则又是另当别论了。
《胡宪伦，发赌博财… 永续企业反指标》
胡宪伦先生的这篇文字，好像没听到什麽朋友提及，却是我心中近日大众媒体上最佳的政经评论之一。在媒体一片捉补商场风云与议论商机的热潮中，有人从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的观点，以不落媚俗的清醒，来提点其中潜在的问题，实属难得。
胡宪伦先生，目前是台北科大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他最近还曾经辅导台湾知名的科技厂商申请加入道琼永续指数，可谓台湾少数对国际上的社会责任投资趋势了解比较深入的人。
胡文中特别点出了这件事情对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奖项评选所提出的挑战。
谁来评等「评等者」？
就算是道琼永续指数，这也是一个老早就被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天下远见方面，也许不应该太讶异胡提出的疑难。
企业涉及赌博业，是否还可以列入优良企业公民的名单？
胡文特别指出：
永续评比工具，大都有一个原则：反向筛选原则，也就是将从事若干特定或具有争议性行业的企业，排除在永续评比之列。举凡生产菸酒制品、会破坏生物的杀菌剂、含有大量有机氯的产品（如ＰＶＣ），以及从事胎儿研究（特定从事於生命科学的企业）、基因改造生物、动物毛皮制品、博弈事业、军火武器、核能、色情等，均在这个不永续名单之列。
不论如何，赌博其实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重要的是：这个事件，让整个「负面筛选规范」的问题意识浮上抬面了。
这个变化，由於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奖项，在台湾迄今还是影响企业界对於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认知最大的因素，在出现其他更有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等标准之前，天下远见如何建制其评选规范，对台湾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就对关切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利益关系者而言，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不论之後天下远见方面的决定如何，也许都应该在其评选政策说明揭露其决定的理由。透明性与课责性（accountability），一向被认为是现代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元素；天下远见等，作为营利性的大众媒体，如何回应前述的问题，这个举止本身也同时向被评选的企业示范着何为「企业社会责任」。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环境里，由於专门的社会责任型基金众多，而且众家基金多半有自己筛选投资对象的政策与方法，有的倚重负面筛选，有的强调正面筛选，就算从特定NGO或者企业责任议题的角度来看，道琼永续指数的编制方法论存在着某些缺失，还有别的社会责任投资机制可以运用。如此一来，只要百花争鸣，各家认为哪种花最美，大可迳自去竞逐投资大众与社会团体的支持。
统之，在这样一个众多「评等者」竞争的环境出现在台湾之前，如果大家还是持续关注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评选标准，可能就不是什麽不可预期的事情了。
取得运动彩票经营权的台北富邦银行，或仍沈醉於胜利的喜悦之中，惟其得要承受未来或许将无法列名永续企业之林的风险。特别是富邦集团，这几年在致力於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屡列名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绩优公司，或获得天下远见举办的相关奖项。拿下了彩票经营权之後，未来是否仍能继续享有此令名，颇值得关注。当然，若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奖项的评审标准，完全不考虑这些所谓的反向筛选原则，则又是另当别论了。
《胡宪伦，发赌博财… 永续企业反指标》
胡宪伦先生的这篇文字，好像没听到什麽朋友提及，却是我心中近日大众媒体上最佳的政经评论之一。在媒体一片捉补商场风云与议论商机的热潮中，有人从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的观点，以不落媚俗的清醒，来提点其中潜在的问题，实属难得。
胡宪伦先生，目前是台北科大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他最近还曾经辅导台湾知名的科技厂商申请加入道琼永续指数，可谓台湾少数对国际上的社会责任投资趋势了解比较深入的人。
胡文中特别点出了这件事情对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奖项评选所提出的挑战。
谁来评等「评等者」？
就算是道琼永续指数，这也是一个老早就被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天下远见方面，也许不应该太讶异胡提出的疑难。
企业涉及赌博业，是否还可以列入优良企业公民的名单？
胡文特别指出：
永续评比工具，大都有一个原则：反向筛选原则，也就是将从事若干特定或具有争议性行业的企业，排除在永续评比之列。举凡生产菸酒制品、会破坏生物的杀菌剂、含有大量有机氯的产品（如ＰＶＣ），以及从事胎儿研究（特定从事於生命科学的企业）、基因改造生物、动物毛皮制品、博弈事业、军火武器、核能、色情等，均在这个不永续名单之列。
不论如何，赌博其实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重要的是：这个事件，让整个「负面筛选规范」的问题意识浮上抬面了。
这个变化，由於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奖项，在台湾迄今还是影响企业界对於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认知最大的因素，在出现其他更有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等标准之前，天下远见如何建制其评选规范，对台湾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就对关切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利益关系者而言，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不论之後天下远见方面的决定如何，也许都应该在其评选政策说明揭露其决定的理由。透明性与课责性（accountability），一向被认为是现代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元素；天下远见等，作为营利性的大众媒体，如何回应前述的问题，这个举止本身也同时向被评选的企业示范着何为「企业社会责任」。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环境里，由於专门的社会责任型基金众多，而且众家基金多半有自己筛选投资对象的政策与方法，有的倚重负面筛选，有的强调正面筛选，就算从特定NGO或者企业责任议题的角度来看，道琼永续指数的编制方法论存在着某些缺失，还有别的社会责任投资机制可以运用。如此一来，只要百花争鸣，各家认为哪种花最美，大可迳自去竞逐投资大众与社会团体的支持。
统之，在这样一个众多「评等者」竞争的环境出现在台湾之前，如果大家还是持续关注天下远见的企业公民评选标准，可能就不是什麽不可预期的事情了。
没有阳光的新政治献金法
没有阳光的新政治献金法
在报端读到童文龙先生的「新政治献金法 还不够阳光 」，等了两天，没听到什麽朋友提及，网路上也没人注意他讨论的问题。
所以，自己写下来吧。
核心问题是这样的：
政治献金法最核心的立法精神就是揭露金钱来源，立法院却在上个月修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地把这一尚方宝剑给修掉了，目前靠监察院公报及网路公告的收支结算表，根本看不出政党、参选人的政治献金收入实际来源。
之前，在写关於企业政治献金的文字（1，2，3）时，查过监察院的网站，当时一直找不到政治献金收入来源的资料。想不到，现在已经修法把这项资讯公开的要求删除掉了。
查一查网路资料，修改的条文，是这样的：
受理申报机关应於受理申报截止後三个月内汇整列册，供人查阅；会计报告书之收支结算表应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於电脑网路。
前项查阅办法，由受理申报机关定之。
政治献金法 (民国 97 年 08 月 13 日 修正 )其中附带的说明是：本法修正条文，除第 21 条第 4 项及第 5 项自公布日後六个月施行外，其余自公布日施行。也就是，新的查阅制度，要由2009年1月13日开始施行。
还没查立法院公报，所以修法的实际过程为何，尚不得而知，特别是民进党在这当中的态度是什麽，让人狐疑。
（不是说要阳光吗？要到哪里去了？）这项修法的奥妙何在？文章中有简洁的说明：
修正前政治献金法规定，受理申报机关应於受理申报截止後三个月内汇整列册，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於电脑网路。
修正後的公开资料则仅限於会计报告书之收支结算表，修正前後条文之差别，就在於原条文公开资料不限於收支结算表，还包括会计报告书内超过新台币二万元收支对象之详细资料，包括收支对象之姓名、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住址、金额、用途，如果是营利事业等公司行号，更包括公司行号的名称、负责人姓名、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及住址，虽不能钜细靡遗地胪列所有捐赠资料，但至少包括二万元以上的献金可以一览无遗，同时可以检视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之献金是否以划拨或转帐存入，达到真正阳光法案揭露金钱来源的目的。 （重点为此处附加）修法的结果，自然不会让人意外了：
修正後的条文则仅有公开收支结算表，虽然有查阅制度的建立，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收支结算表仅有各个会计科目的收支总和，例如个人营利事业捐赠收入、人事选务费用支出等，根本看不出金钱真正的来源，这时候参选人就有作两本帐的空间，当然也给社会大众想象空间。
简单的暂时结论是：
按造现状，虽然可以在查阅办法中允许调阅政治献金来源资料，但没有了网路公开揭露，确实大幅增加了公民监督的资讯成本，构成了降低公民监督效率与效能的实际障碍。
但查阅办法，也可能会对调阅政治献金来源资料，设置下高门槛，乃至於完全排除此一可能性；反正母法没要求，既使查阅办法关闭了资讯近用的大门，公民社会团体也无可奈何。
这项修法，是阉割公民监督机制的倒退作法；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说，凡支持这项修法的政党，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这项修法的後果，迄今为止，居然似乎没有公民团体出来指责不是，也没有网路的讨论；「台湾公民社会体质虚弱」的说法，再度受到具体事例肯证。
然後，该怎麽办呢？还没细想。不过，很清楚地，光是去算0830的游行人数，无论算得如何精准，也不会自动跑出走向阳光政治的答案的。
在报端读到童文龙先生的「新政治献金法 还不够阳光 」，等了两天，没听到什麽朋友提及，网路上也没人注意他讨论的问题。
所以，自己写下来吧。
核心问题是这样的：
政治献金法最核心的立法精神就是揭露金钱来源，立法院却在上个月修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地把这一尚方宝剑给修掉了，目前靠监察院公报及网路公告的收支结算表，根本看不出政党、参选人的政治献金收入实际来源。
之前，在写关於企业政治献金的文字（1，2，3）时，查过监察院的网站，当时一直找不到政治献金收入来源的资料。想不到，现在已经修法把这项资讯公开的要求删除掉了。
查一查网路资料，修改的条文，是这样的：
受理申报机关应於受理申报截止後三个月内汇整列册，供人查阅；会计报告书之收支结算表应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於电脑网路。
前项查阅办法，由受理申报机关定之。
政治献金法 (民国 97 年 08 月 13 日 修正 )其中附带的说明是：本法修正条文，除第 21 条第 4 项及第 5 项自公布日後六个月施行外，其余自公布日施行。也就是，新的查阅制度，要由2009年1月13日开始施行。
还没查立法院公报，所以修法的实际过程为何，尚不得而知，特别是民进党在这当中的态度是什麽，让人狐疑。
（不是说要阳光吗？要到哪里去了？）这项修法的奥妙何在？文章中有简洁的说明：
修正前政治献金法规定，受理申报机关应於受理申报截止後三个月内汇整列册，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於电脑网路。
修正後的公开资料则仅限於会计报告书之收支结算表，修正前後条文之差别，就在於原条文公开资料不限於收支结算表，还包括会计报告书内超过新台币二万元收支对象之详细资料，包括收支对象之姓名、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住址、金额、用途，如果是营利事业等公司行号，更包括公司行号的名称、负责人姓名、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及住址，虽不能钜细靡遗地胪列所有捐赠资料，但至少包括二万元以上的献金可以一览无遗，同时可以检视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之献金是否以划拨或转帐存入，达到真正阳光法案揭露金钱来源的目的。 （重点为此处附加）修法的结果，自然不会让人意外了：
修正後的条文则仅有公开收支结算表，虽然有查阅制度的建立，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收支结算表仅有各个会计科目的收支总和，例如个人营利事业捐赠收入、人事选务费用支出等，根本看不出金钱真正的来源，这时候参选人就有作两本帐的空间，当然也给社会大众想象空间。
简单的暂时结论是：
按造现状，虽然可以在查阅办法中允许调阅政治献金来源资料，但没有了网路公开揭露，确实大幅增加了公民监督的资讯成本，构成了降低公民监督效率与效能的实际障碍。
但查阅办法，也可能会对调阅政治献金来源资料，设置下高门槛，乃至於完全排除此一可能性；反正母法没要求，既使查阅办法关闭了资讯近用的大门，公民社会团体也无可奈何。
这项修法，是阉割公民监督机制的倒退作法；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说，凡支持这项修法的政党，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这项修法的後果，迄今为止，居然似乎没有公民团体出来指责不是，也没有网路的讨论；「台湾公民社会体质虚弱」的说法，再度受到具体事例肯证。
然後，该怎麽办呢？还没细想。不过，很清楚地，光是去算0830的游行人数，无论算得如何精准，也不会自动跑出走向阳光政治的答案的。
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九月底，EUROPEAN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EABIS）将举行第六届年会。
这次年会的主题很有趣：
“The Emerging Global Governance Paradigm: The Role of Busin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企业在全球治理中有何角色？
关於「全球治理」的问题，台湾大体是陌生的，更遑论「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过，这个问题，对台湾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麽遥远。
台湾为参加APEC会议，针对缩小数位落差问题，提出了 ADOC 2.0 的计画。缩小数位落差，当然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里的全球治理议题；但台湾提出的这项跨国计画里，企业的角色为何？
特别是，我们也许还可以进一步问：台湾的ICT厂商的角色为何？台湾的 ICT 厂商，作为全球重要的 ICT 设备制造商，对於全球性的数位落差问题，该承当何种企业责任？又能够承当何种企业责任？
这些问题，好像还没有被明确的提出，更谈不上系统性的考察与反省。
回头看 EABIS 的年会，对於「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主题，整理了下列的讨论题纲：
>What is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How can and should business contribut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rough global governance to addressing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the achievement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at is the role of regul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volunteerism?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companies?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on the leadership qualities and management competencies of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and what does this imply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companies, busines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看完这份讨论题纲，我的感想是：台湾如果对於「加入国际社会」、「承担国际社会责任」是认真的，也就应该学习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 来思考台湾对於各项全球治理议题的立场，和台湾能做出最佳贡献的地方在哪里。
这其中，企业的角色，企业在全球治理上的社会责任，自然是不应该遗落的课题。台湾提出的 ADOC 2.0 计画，如果要能够深入，要能够在缩小数位落差的全球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思考，绝对是必要的 homework。
九月底，EUROPEAN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EABIS）将举行第六届年会。
这次年会的主题很有趣：
“The Emerging Global Governance Paradigm: The Role of Busin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企业在全球治理中有何角色？
关於「全球治理」的问题，台湾大体是陌生的，更遑论「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过，这个问题，对台湾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麽遥远。
台湾为参加APEC会议，针对缩小数位落差问题，提出了 ADOC 2.0 的计画。缩小数位落差，当然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里的全球治理议题；但台湾提出的这项跨国计画里，企业的角色为何？
特别是，我们也许还可以进一步问：台湾的ICT厂商的角色为何？台湾的 ICT 厂商，作为全球重要的 ICT 设备制造商，对於全球性的数位落差问题，该承当何种企业责任？又能够承当何种企业责任？
这些问题，好像还没有被明确的提出，更谈不上系统性的考察与反省。
回头看 EABIS 的年会，对於「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主题，整理了下列的讨论题纲：
>What is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How can and should business contribut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rough global governance to addressing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the achievement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at is the role of regul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volunteerism?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companies?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on the leadership qualities and management competencies of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and what does this imply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companies, busines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看完这份讨论题纲，我的感想是：台湾如果对於「加入国际社会」、「承担国际社会责任」是认真的，也就应该学习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 来思考台湾对於各项全球治理议题的立场，和台湾能做出最佳贡献的地方在哪里。
这其中，企业的角色，企业在全球治理上的社会责任，自然是不应该遗落的课题。台湾提出的 ADOC 2.0 计画，如果要能够深入，要能够在缩小数位落差的全球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思考，绝对是必要的 homework。
反皮草或反裸体：两种政治正确的战争
反皮草或反裸体：两种政治正确的战争
在自由时报，读到一则新闻，大意是：欧洲联盟妇女权益委员会最近公布一份报告，主张禁止带有性别歧视与男女不平等意味的电视广告，换言之，禁止任何宣扬女人为男人性玩物或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这份报告而後又成为欧洲议会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等待欧盟各国政府援引该决议，来订立相关规范。
虽然看来离落实还会有相当的路，自由时报引述外电的报导，却指出：
新规定摆明禁止任何宣扬女人为男人性玩物或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势必会对产业界造成冲击，因为模特儿不论男女，以後就算是拍内衣广告，也没办法穿得太暴露。这可能意味着，以後在欧洲国家的电视上看不到性感美女擦香水，也看不到家庭主妇在厨房做家事，或者男人从事居家修缮。
有这麽严重吗？不晓得。
报导旁边的一个图说，引起我不小的兴趣：
美国女星伊娃曼德斯为人道对待动物组织所拍摄的反皮草照，强调宁愿裸体也不愿穿皮草。根据欧盟通过的新规定，任何加强性别刻板印象，把女人视为性玩物的广告，都将遭到禁止。
图说所指的伊娃曼德斯（Eva Mendes）图片，就是上面那张。正在研究「责任时尚」的我，倒是对制作这个图片的组织很有兴趣。「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是个以美国为基地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据说，会员与支持者为数达200万人，乃全球最大的同类组织。
伊娃曼德斯在PETA网站有篇专访。专访里，Eva说自己已经放弃吃红肉与鸡肉了，更有趣的，是她与PETA的初接触体验：
PETA [US] then wrote me a beautiful letter commenting on my less-than-educated choice. I was so impressed that I vowed to them and myself to NEVER wear real fur on the red carpet or in my life again.
那是发生在 Eva 穿着皮草出席盛会之後的事情。她以「缺乏教养的选择」来描述了自己之前穿真皮服饰的事情。
这张 Eva 与 PETA 合作的图片，表面上看起来，该是成功的公益行销案例吧。但在保护动物权利上的政治正确，却也的确有着「物化女性」的政治不正确元素。这会不会使得它的公益行销成效也就打了折扣？
小小的观察：女性友人在看到这张图片时，似乎表情并没有特别欣赏的样子。如果反皮草的主要针对对象是时尚女性，这样的公益广告，首先会吸引的，是女性？还是男性？
只是，如果把政治正确的期待衍生下去，不晓得赞成天体运动的人士，又会如何说？
也许，一个测试行销成效的方式，是想像一下，如果林志玲为台湾的动物保护组织拍个类似的裸体照，会造成怎样的话题？是造成男性的眼球运动比较多？还是会引起女性的重视与认同？
在自由时报，读到一则新闻，大意是：欧洲联盟妇女权益委员会最近公布一份报告，主张禁止带有性别歧视与男女不平等意味的电视广告，换言之，禁止任何宣扬女人为男人性玩物或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这份报告而後又成为欧洲议会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等待欧盟各国政府援引该决议，来订立相关规范。
虽然看来离落实还会有相当的路，自由时报引述外电的报导，却指出：
新规定摆明禁止任何宣扬女人为男人性玩物或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势必会对产业界造成冲击，因为模特儿不论男女，以後就算是拍内衣广告，也没办法穿得太暴露。这可能意味着，以後在欧洲国家的电视上看不到性感美女擦香水，也看不到家庭主妇在厨房做家事，或者男人从事居家修缮。
有这麽严重吗？不晓得。
报导旁边的一个图说，引起我不小的兴趣：
美国女星伊娃曼德斯为人道对待动物组织所拍摄的反皮草照，强调宁愿裸体也不愿穿皮草。根据欧盟通过的新规定，任何加强性别刻板印象，把女人视为性玩物的广告，都将遭到禁止。
图说所指的伊娃曼德斯（Eva Mendes）图片，就是上面那张。正在研究「责任时尚」的我，倒是对制作这个图片的组织很有兴趣。「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是个以美国为基地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据说，会员与支持者为数达200万人，乃全球最大的同类组织。
伊娃曼德斯在PETA网站有篇专访。专访里，Eva说自己已经放弃吃红肉与鸡肉了，更有趣的，是她与PETA的初接触体验：
PETA [US] then wrote me a beautiful letter commenting on my less-than-educated choice. I was so impressed that I vowed to them and myself to NEVER wear real fur on the red carpet or in my life again.
那是发生在 Eva 穿着皮草出席盛会之後的事情。她以「缺乏教养的选择」来描述了自己之前穿真皮服饰的事情。
这张 Eva 与 PETA 合作的图片，表面上看起来，该是成功的公益行销案例吧。但在保护动物权利上的政治正确，却也的确有着「物化女性」的政治不正确元素。这会不会使得它的公益行销成效也就打了折扣？
小小的观察：女性友人在看到这张图片时，似乎表情并没有特别欣赏的样子。如果反皮草的主要针对对象是时尚女性，这样的公益广告，首先会吸引的，是女性？还是男性？
只是，如果把政治正确的期待衍生下去，不晓得赞成天体运动的人士，又会如何说？
也许，一个测试行销成效的方式，是想像一下，如果林志玲为台湾的动物保护组织拍个类似的裸体照，会造成怎样的话题？是造成男性的眼球运动比较多？还是会引起女性的重视与认同？
「中国价格」的社会生态代价？
「中国价格」的社会生态代价？
2004年年底，美国的商业周刊，这麽说着：
“The China Price”They are the three scariest words in U.S. industry. Cut your price at least 30% or lose your customers. Nearly every manufacturer is vulnerable — from furniture to networking gear. The result: A massive shift in economic power is under way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都受到了「中国价格」的制约；「中国价格」，在20年间，成为决定世界生产与消费规范的最主要力量：
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蹟。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如何面对人口红利将近枯竭）但这种「中国价格」的决定性优势，对中国本身蕴含着怎样的社会与生态代价？中国官员其实是清楚的：
过去15年中国的工资上涨是全世界最快的。三年以前这种工资的上涨主要反映在城市劳动群体的工资上涨，最近三年农村在城里打工劳动力的工资也在大幅度上涨，所以中国工资上涨比较快。另外能源、原材料、大商品价格上涨比较快，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得比较快，最近两年股市的价格上涨得也比较快。所以在价格方面，实际上已经有很大幅度的调整。如果中国严格保证环境、治理污染，不达标的企业不能排放，也会提升产品的成本，逐步减少中国企业由于不达标排放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如果我们要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公路超载、假冒伪劣商品也会反映到价格上；同时如果我们提高劳动标准实行最低工资，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制订最长的劳动时间和最少的休息时间，三险、社保等要求也会体现在成本中。如果我们严格执法，那么也以为着一定程度上价格的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2007中国国际资本市场论坛发言）
2004年年底，美国的商业周刊，这麽说着：
“The China Price”They are the three scariest words in U.S. industry. Cut your price at least 30% or lose your customers. Nearly every manufacturer is vulnerable — from furniture to networking gear. The result: A massive shift in economic power is under way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都受到了「中国价格」的制约；「中国价格」，在20年间，成为决定世界生产与消费规范的最主要力量：
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蹟。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如何面对人口红利将近枯竭）但这种「中国价格」的决定性优势，对中国本身蕴含着怎样的社会与生态代价？中国官员其实是清楚的：
过去15年中国的工资上涨是全世界最快的。三年以前这种工资的上涨主要反映在城市劳动群体的工资上涨，最近三年农村在城里打工劳动力的工资也在大幅度上涨，所以中国工资上涨比较快。另外能源、原材料、大商品价格上涨比较快，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得比较快，最近两年股市的价格上涨得也比较快。所以在价格方面，实际上已经有很大幅度的调整。如果中国严格保证环境、治理污染，不达标的企业不能排放，也会提升产品的成本，逐步减少中国企业由于不达标排放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如果我们要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公路超载、假冒伪劣商品也会反映到价格上；同时如果我们提高劳动标准实行最低工资，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制订最长的劳动时间和最少的休息时间，三险、社保等要求也会体现在成本中。如果我们严格执法，那么也以为着一定程度上价格的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2007中国国际资本市场论坛发言）
无薪休假：经济萧条是企业责任的末日？
无薪休假：经济萧条是企业责任的末日？
rainfrog几天前，写了一则推特：
看来无薪假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关於工时议题再富裕流感里面都有提到，为什麽大公司不考虑让大家来共同分摊工作量、而让每个人都保住饭碗又达到减少工时的目标呢？看来大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果然跟先进国家不同。
对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的，马上有人指出：「多养一个人就要多付一份健保跟劳保。」基於成本考量，似乎企业在市场不振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裁员；裁员，是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企业主和企业经理人的明智抉择。
这个看法，如此习以为常，好像无可反驳。但看来无可反驳的明智抉择，近来却在媒体上渲染起社会的愤怒和责难。经济理性和人类生存的道德权利，又一次高速冲撞；劳委会左右为难，危机管理和就业对策近乎失控。
事情必然如此吗？
不尽然。企业在市场景气不振时裁员，虽然在微观层次看来符合经济理性，但个别企业的「理性」决策和行动的总和结果，却是失业增加，而後由於劳工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社会需求不足。於是乎，个体的理性，衍生出了总体的非理性，让整个社会在失业与萧条的恐慌中走向是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的公共治理机构在面对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势时，往往会基於「系统性风险」的理由采取紧急的政府干预措施，我们要问：难道劳工失业风潮所引起的「产业系统性风险」，政府就应该袖手旁观？而政府又可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政府不能袖手旁观，那政府又该做什麽？可以做什麽？
在这里，也许以前法国左翼政党与政治团体关於「工作分享」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援引作为思索出路的参考。
法国的「工作分享」倡议，简单地说，原本的基本内容，是在企业不裁员减薪的前提下，透过减少工时，让更多劳工一起分享工作的机会。这个使得劳工得以共同分享工作的政策架构，由於其主张一种包容经济弱势的经济措施，因而常被认为是一种以社会团结为精神原则的经济社会政策。
「不裁员，不减薪，但减少工时。」这种主张，看起来是如此违背「经济理性」的常轨，以致於人们乍看之下很难不把它鄙夷为不可思议的左翼乌托邦。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点耐心来仔细思维，也许，我们可以发觉，这主张不必然是人们所以为的那麽离经叛道。
大致而言，法国倡议的诉求，其实有其经济假设：在内需主导的经济型态下，当厂商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不但每个厂商的订单不会少（因为劳工的工资所得并未减少），甚至，由於劳工的休闲时间增加，劳工家庭的消费倾向其实会有上升的可能，复以，当人们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於志工服务，社会服务的总供给也会相应提升，形成社会福祉的增值。推演到此，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与社会团结并行不悖的善循环，一个近乎完美的公共治理剧本。
当然，人们不可能忽略掉：这个经济假设，同时也意味着施行上的困难与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商品与服务的跨国界流通，使得「工作分享」的社会经济红利，或者可能受到低劳动条件国家出口品侵蚀，让国外生产者「搭便车」而造成社会经济红利外溢，或者国内出口厂商可能因价格因素，避免在在商业竞争中陷入劣势而发起抵制。特别在人们早已经习惯於出口导向经济成长的台湾，政府要单独实施「工作分享」主张，在政治上不容易，在经济上也存在风险。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在出口经济国家就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
以东亚为例，如果亚洲各国可以同步实施「工作分享」构想，不但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都会减少，甚且，各国可以用彼此的内需支持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当然，东亚的现状是缺乏区域整合与区域治理架构的，但这也意味着东亚的大国（如中国），可以利用此一时机来推动区域性的协同行动，并同时为未来的「亚洲共同体」奠定政治与经济的基础。
如果上面的提议，放在目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局势下并不可行，某种以民间企业的自愿性行动为本的「工作分享」倡议，也不是不能做。香港的「不裁员良心企业」倡议，如果可以有个扩大的亚洲版，虽然正面作用有其局限，至少也可以发挥安定就业信心的作用。但这推动方式，就有赖亚洲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才足以成事。
以上的论述，除了想说明这个社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理念的策略空间，同时，也希望藉此来印证：既使面对着经济萧条的经济风险，裁员减薪，不仅有违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也不符合企业部门的总体利益。如果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在於：政府是否能有明智的政策选择，使得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而不会让欠缺企业公民担当的不良企业，毁坏了企业部门与公民社会共同携手前进的良性道路？
这场经济危机，才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但经济危机，已经把人们翻搅入彼此倾扎的漩涡，时时刻刻嘲弄着人们：你们坚持文明秩序的决心，到底有多少份量？这共同的考验，还在眼前尚未退去；我们是否能够走出文明倾圮的阴霾，说到最後，依然端视我们是否能携手相扶，一起坚持人性共同的尊严与权利的决心。
rainfrog几天前，写了一则推特：
看来无薪假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关於工时议题再富裕流感里面都有提到，为什麽大公司不考虑让大家来共同分摊工作量、而让每个人都保住饭碗又达到减少工时的目标呢？看来大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果然跟先进国家不同。
对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的，马上有人指出：「多养一个人就要多付一份健保跟劳保。」基於成本考量，似乎企业在市场不振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裁员；裁员，是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企业主和企业经理人的明智抉择。
这个看法，如此习以为常，好像无可反驳。但看来无可反驳的明智抉择，近来却在媒体上渲染起社会的愤怒和责难。经济理性和人类生存的道德权利，又一次高速冲撞；劳委会左右为难，危机管理和就业对策近乎失控。
事情必然如此吗？
不尽然。企业在市场景气不振时裁员，虽然在微观层次看来符合经济理性，但个别企业的「理性」决策和行动的总和结果，却是失业增加，而後由於劳工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社会需求不足。於是乎，个体的理性，衍生出了总体的非理性，让整个社会在失业与萧条的恐慌中走向是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的公共治理机构在面对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势时，往往会基於「系统性风险」的理由采取紧急的政府干预措施，我们要问：难道劳工失业风潮所引起的「产业系统性风险」，政府就应该袖手旁观？而政府又可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政府不能袖手旁观，那政府又该做什麽？可以做什麽？
在这里，也许以前法国左翼政党与政治团体关於「工作分享」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援引作为思索出路的参考。
法国的「工作分享」倡议，简单地说，原本的基本内容，是在企业不裁员减薪的前提下，透过减少工时，让更多劳工一起分享工作的机会。这个使得劳工得以共同分享工作的政策架构，由於其主张一种包容经济弱势的经济措施，因而常被认为是一种以社会团结为精神原则的经济社会政策。
「不裁员，不减薪，但减少工时。」这种主张，看起来是如此违背「经济理性」的常轨，以致於人们乍看之下很难不把它鄙夷为不可思议的左翼乌托邦。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点耐心来仔细思维，也许，我们可以发觉，这主张不必然是人们所以为的那麽离经叛道。
大致而言，法国倡议的诉求，其实有其经济假设：在内需主导的经济型态下，当厂商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不但每个厂商的订单不会少（因为劳工的工资所得并未减少），甚至，由於劳工的休闲时间增加，劳工家庭的消费倾向其实会有上升的可能，复以，当人们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於志工服务，社会服务的总供给也会相应提升，形成社会福祉的增值。推演到此，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与社会团结并行不悖的善循环，一个近乎完美的公共治理剧本。
当然，人们不可能忽略掉：这个经济假设，同时也意味着施行上的困难与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商品与服务的跨国界流通，使得「工作分享」的社会经济红利，或者可能受到低劳动条件国家出口品侵蚀，让国外生产者「搭便车」而造成社会经济红利外溢，或者国内出口厂商可能因价格因素，避免在在商业竞争中陷入劣势而发起抵制。特别在人们早已经习惯於出口导向经济成长的台湾，政府要单独实施「工作分享」主张，在政治上不容易，在经济上也存在风险。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在出口经济国家就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
以东亚为例，如果亚洲各国可以同步实施「工作分享」构想，不但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都会减少，甚且，各国可以用彼此的内需支持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当然，东亚的现状是缺乏区域整合与区域治理架构的，但这也意味着东亚的大国（如中国），可以利用此一时机来推动区域性的协同行动，并同时为未来的「亚洲共同体」奠定政治与经济的基础。
如果上面的提议，放在目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局势下并不可行，某种以民间企业的自愿性行动为本的「工作分享」倡议，也不是不能做。香港的「不裁员良心企业」倡议，如果可以有个扩大的亚洲版，虽然正面作用有其局限，至少也可以发挥安定就业信心的作用。但这推动方式，就有赖亚洲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才足以成事。
以上的论述，除了想说明这个社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理念的策略空间，同时，也希望藉此来印证：既使面对着经济萧条的经济风险，裁员减薪，不仅有违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也不符合企业部门的总体利益。如果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在於：政府是否能有明智的政策选择，使得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而不会让欠缺企业公民担当的不良企业，毁坏了企业部门与公民社会共同携手前进的良性道路？
这场经济危机，才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但经济危机，已经把人们翻搅入彼此倾扎的漩涡，时时刻刻嘲弄着人们：你们坚持文明秩序的决心，到底有多少份量？这共同的考验，还在眼前尚未退去；我们是否能够走出文明倾圮的阴霾，说到最後，依然端视我们是否能携手相扶，一起坚持人性共同的尊严与权利的决心。
黑色的全球化
黑色的全球化
今天看到了经济日报副刊组记者陈佩馨所写的文章：
企业责任 黑色的全球化几时画下句点看来，这似乎是「企业责任」系列的第一篇；文字犀利，观点突出。在经济日报看到关於「企业社会责任」的系列报导，这似乎是第一次。
昨天曾经写到台湾ICT厂商在缩小数位落差上的社会责任，而今天陈的这篇文字，从「黑色全球化」的意象，则写出了 ICT厂商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责任。
文章开头的破题，简洁却准确：
全球化带来富裕、也创造贫穷，延伸了无限商机、也留下棘手的环境议题。企业追随全球化脚步，必须低头思考，如何才能避开负面效应，打造真正的双赢地球村。
全球化议题，有其双面性；这也是为何「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问题，已经浮现於地平线上：
从金融市场泡沫破灭到科技产业大肆破坏环境，越来越多的国际呼声，要求正视经济发展的「後遗症」。
地球公民 人人无法置身事外将场景挪到台湾，这座孕育亚洲经济奇蹟的岛屿，从早年劳力密集的传统产业，一路走到近十年的高科技产业，长期居於全球供应链核心，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而台湾ICT厂商的特殊角色呢？文章中说到：
近几年引起全球关注，矛头直指科技大厂的跨国议题—电子废弃物（E-Waste）流向，更是揭开全球繁荣表象背後的悲惨真相。令人讶异的是，台湾不但从未缺席，甚至早在30年前，就参与这一场全球化的黑色篇章。
台湾，在参与全球繁荣的同时，也参与了「黑色的全球化」：
流经高雄市、台南县市的二仁溪，背着全台污染最严重河川的恶名，早年大批回收业者，在岸边燃烧废五金，不等余温冷却，硫酸、炉渣、灰烬等有毒化学物质已倾倒入河。
这里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另类缩影。挖开两岸表土层，层层堆积的电路板，彷佛二仁溪的「人工」堤岸，仔细看，「INTEL」字迹犹存。
不过，故事尚未结束：
二仁溪的故事，绝对不是谢幕曲。把镜头放大来看，光是美国境内生产的电子废弃物，估计有50%到80%装船，直接驶往全球贫国，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等劳动力便宜、缺乏健康和环保意识的地区。
……
相关组织指出，美国输出口的电子废弃物中，至少有90%运到中国，堆积在像贵屿一样、数不清的小村落。
昔日的台湾、印度、中国等快速现代化国家，不但接收西方废弃物，本身也以飞快速度，同步制造大量的电子废弃物。
这些故事，也是「中国价格」（乃至，「中国概念股」）的一个组成元素。
如同别的企业责任议题，NGO开始要求企业界，从问题的制造者转型为问题的解决者：
「该是时候了，让回收电脑和购买电脑一样简单吧！」CTBC写给麦可戴尔的一封信，透露崭新的全球趋势—企业还要懂得「回收」，才能赢回消费者的心。
戴尔并非特例，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投身呼吁企业负起延伸责任，不只是生产好的产品，还要建立良好的回收机制，一肩挑起电子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责任。
然後，是「电子废弃物」正式成为「全球治理」的课题：
眼看事态严重性，国际性组织也站在跨地域的全球视野，持续监督电子废弃物跨国运输议题。联合国环境署推动巴赛尔公约，1992年近百国签署生效，全面禁止富裕国家运用任何理由（包括回收处理），向贫穷国家倾倒有害废弃物。
但这个行动方案，基础依然脆弱：
全球电子废弃物的主要源头—-美国，更是拒绝签署巴赛尔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全球电子废弃物的另一大生产国日本，今年初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展开双边经济合作协定，希望透过零关税条款，合法开放有毒废弃物输出入，引爆一场跨国舆论大战。
在入联或「返联」要求国际社会的承认的同时，台湾的政府，以及台湾的企业，愿意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我们期待电子产业界，运用他们不可思议的聪明智巧，再一次令世人刮目相看。」史密斯一句话，道出企业的责无旁贷，也为全球共赢的美好未来，指出一条路。
台湾，是不是能成为世界的明天的一部份？答案，也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延伸阅读：
Is Going Gree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rvey of IT manager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to the bottom line.
Siobhan Chapman, Computerworld UKMonday, September 10, 2007 9:00 AM PDTIT managers will be under pressure to extend product life cycles as the concept of “total carbon cost of ownership” becomes more widespread, said IDC.
In a survey released today, the analyst firm said almost a third (30.1 percent) of IT executives surveyed said that awareness of IT supplier’s green credentials was of little importance. However, a further 27.4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green attitudes of their suppliers.
The survey, which interviewed 854 IT professionals, also revealed that 28.6 percent of IT managers saw green technology as a “moral obligation,” and 23.8 percent said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T suppliers.
有趣的数据：30,1％的IT人员不关心IT产品供应商在生态保护上的表现，但同时，也有28.6％认为使用绿色科技乃是「道德责任」，而有23.8％认为，这是IT产品供应商的责任。
“total carbon cost of ownership” 的消费时代，真的来了吗？至少，在欧洲是。
今天看到了经济日报副刊组记者陈佩馨所写的文章：
企业责任 黑色的全球化几时画下句点看来，这似乎是「企业责任」系列的第一篇；文字犀利，观点突出。在经济日报看到关於「企业社会责任」的系列报导，这似乎是第一次。
昨天曾经写到台湾ICT厂商在缩小数位落差上的社会责任，而今天陈的这篇文字，从「黑色全球化」的意象，则写出了 ICT厂商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责任。
文章开头的破题，简洁却准确：
全球化带来富裕、也创造贫穷，延伸了无限商机、也留下棘手的环境议题。企业追随全球化脚步，必须低头思考，如何才能避开负面效应，打造真正的双赢地球村。
全球化议题，有其双面性；这也是为何「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问题，已经浮现於地平线上：
从金融市场泡沫破灭到科技产业大肆破坏环境，越来越多的国际呼声，要求正视经济发展的「後遗症」。
地球公民 人人无法置身事外将场景挪到台湾，这座孕育亚洲经济奇蹟的岛屿，从早年劳力密集的传统产业，一路走到近十年的高科技产业，长期居於全球供应链核心，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而台湾ICT厂商的特殊角色呢？文章中说到：
近几年引起全球关注，矛头直指科技大厂的跨国议题—电子废弃物（E-Waste）流向，更是揭开全球繁荣表象背後的悲惨真相。令人讶异的是，台湾不但从未缺席，甚至早在30年前，就参与这一场全球化的黑色篇章。
台湾，在参与全球繁荣的同时，也参与了「黑色的全球化」：
流经高雄市、台南县市的二仁溪，背着全台污染最严重河川的恶名，早年大批回收业者，在岸边燃烧废五金，不等余温冷却，硫酸、炉渣、灰烬等有毒化学物质已倾倒入河。
这里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另类缩影。挖开两岸表土层，层层堆积的电路板，彷佛二仁溪的「人工」堤岸，仔细看，「INTEL」字迹犹存。
不过，故事尚未结束：
二仁溪的故事，绝对不是谢幕曲。把镜头放大来看，光是美国境内生产的电子废弃物，估计有50%到80%装船，直接驶往全球贫国，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等劳动力便宜、缺乏健康和环保意识的地区。
……
相关组织指出，美国输出口的电子废弃物中，至少有90%运到中国，堆积在像贵屿一样、数不清的小村落。
昔日的台湾、印度、中国等快速现代化国家，不但接收西方废弃物，本身也以飞快速度，同步制造大量的电子废弃物。
这些故事，也是「中国价格」（乃至，「中国概念股」）的一个组成元素。
如同别的企业责任议题，NGO开始要求企业界，从问题的制造者转型为问题的解决者：
「该是时候了，让回收电脑和购买电脑一样简单吧！」CTBC写给麦可戴尔的一封信，透露崭新的全球趋势—企业还要懂得「回收」，才能赢回消费者的心。
戴尔并非特例，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投身呼吁企业负起延伸责任，不只是生产好的产品，还要建立良好的回收机制，一肩挑起电子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责任。
然後，是「电子废弃物」正式成为「全球治理」的课题：
眼看事态严重性，国际性组织也站在跨地域的全球视野，持续监督电子废弃物跨国运输议题。联合国环境署推动巴赛尔公约，1992年近百国签署生效，全面禁止富裕国家运用任何理由（包括回收处理），向贫穷国家倾倒有害废弃物。
但这个行动方案，基础依然脆弱：
全球电子废弃物的主要源头—-美国，更是拒绝签署巴赛尔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全球电子废弃物的另一大生产国日本，今年初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展开双边经济合作协定，希望透过零关税条款，合法开放有毒废弃物输出入，引爆一场跨国舆论大战。
在入联或「返联」要求国际社会的承认的同时，台湾的政府，以及台湾的企业，愿意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我们期待电子产业界，运用他们不可思议的聪明智巧，再一次令世人刮目相看。」史密斯一句话，道出企业的责无旁贷，也为全球共赢的美好未来，指出一条路。
台湾，是不是能成为世界的明天的一部份？答案，也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延伸阅读：
Is Going Gree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rvey of IT manager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to the bottom line.
Siobhan Chapman, Computerworld UKMonday, September 10, 2007 9:00 AM PDTIT managers will be under pressure to extend product life cycles as the concept of “total carbon cost of ownership” becomes more widespread, said IDC.
In a survey released today, the analyst firm said almost a third (30.1 percent) of IT executives surveyed said that awareness of IT supplier’s green credentials was of little importance. However, a further 27.4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green attitudes of their suppliers.
The survey, which interviewed 854 IT professionals, also revealed that 28.6 percent of IT managers saw green technology as a “moral obligation,” and 23.8 percent said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T suppliers.
有趣的数据：30,1％的IT人员不关心IT产品供应商在生态保护上的表现，但同时，也有28.6％认为使用绿色科技乃是「道德责任」，而有23.8％认为，这是IT产品供应商的责任。
“total carbon cost of ownership” 的消费时代，真的来了吗？至少，在欧洲是。
请从今天开始建立对公视的公民监督
请从今天开始建立对公视的公民监督
收到了朋友寄来的【社运声明：谴责国民党冻预算、政府黑手进公视】，仔细看完之後，却是觉得有点倒胃口，没有想要连署的慾望。
连署文件只提到了要排除以立法院预算审查为主的政府监督，要维护公视独立於政治领域之外或之上的营运自主性，但却没有提到公视要如何强化其社会责任。
缺乏了後者，这份文件对我来说，似乎变成是一个片面的主张。公视，至少要承诺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至少要承诺举办利害相关者对话，对我来说，才有支持的意义。光是保护公视的营运自主性，等公司经营高层又换人时，公民社会团体又要说什麽呢？又要怎麽说？到时，如果碰上的是忽视媒体社会责任的经营团队，公民社会团体又要如何监督？
如果这份文件可以加上一条诉求，那我是会全力支持的：公视要每年公布其履行媒体社会责任的政策、策略与目标，并且每年至少一次与利害相关团体，就这些社会责任政策，进行对话。
公视此次的风波和事件，为何公民支持有限？这个问题，不该被忽略，不该被遮蔽。公视迄今为止的营运表现，是否符合民众的需求？我们可以继续认为只要保护公视不受政治监督，一个符合社会公益愿景的公共电视就会自然跑出来？
作为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所支持起来的公共企业，公视的治理机制应该包含着某种制度化的公民监督程序。公共企业，并不因为它的所有权结构，就必然比较能够更好地回应各利害相关群体对其社会责任的期待或要求。在这个金融危机正逐步转化为经济危机的时代，我们对於这类的公共企业的「公共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如果没有符合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理解方式，也许，今日的解决方案，只会在明日带来新的社会难题。
简言之，把公视拖离政治恶斗的深渊，这是树立起公视「公共性」重要而基础的社会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脱离政治制约的公视，免於市场竞争压力的公视，可以给这个社会什麽？过去多少年的经验，公视成就的公益不少，但同样地，给人的失望，也不少。如果，我们不把公视重新摆回到公民社会之内，以公民监督来激励公视内部的创新，公视今日的悲剧，不是不会再度重演的。
收到了朋友寄来的【社运声明：谴责国民党冻预算、政府黑手进公视】，仔细看完之後，却是觉得有点倒胃口，没有想要连署的慾望。
连署文件只提到了要排除以立法院预算审查为主的政府监督，要维护公视独立於政治领域之外或之上的营运自主性，但却没有提到公视要如何强化其社会责任。
缺乏了後者，这份文件对我来说，似乎变成是一个片面的主张。公视，至少要承诺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至少要承诺举办利害相关者对话，对我来说，才有支持的意义。光是保护公视的营运自主性，等公司经营高层又换人时，公民社会团体又要说什麽呢？又要怎麽说？到时，如果碰上的是忽视媒体社会责任的经营团队，公民社会团体又要如何监督？
如果这份文件可以加上一条诉求，那我是会全力支持的：公视要每年公布其履行媒体社会责任的政策、策略与目标，并且每年至少一次与利害相关团体，就这些社会责任政策，进行对话。
公视此次的风波和事件，为何公民支持有限？这个问题，不该被忽略，不该被遮蔽。公视迄今为止的营运表现，是否符合民众的需求？我们可以继续认为只要保护公视不受政治监督，一个符合社会公益愿景的公共电视就会自然跑出来？
作为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所支持起来的公共企业，公视的治理机制应该包含着某种制度化的公民监督程序。公共企业，并不因为它的所有权结构，就必然比较能够更好地回应各利害相关群体对其社会责任的期待或要求。在这个金融危机正逐步转化为经济危机的时代，我们对於这类的公共企业的「公共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如果没有符合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理解方式，也许，今日的解决方案，只会在明日带来新的社会难题。
简言之，把公视拖离政治恶斗的深渊，这是树立起公视「公共性」重要而基础的社会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脱离政治制约的公视，免於市场竞争压力的公视，可以给这个社会什麽？过去多少年的经验，公视成就的公益不少，但同样地，给人的失望，也不少。如果，我们不把公视重新摆回到公民社会之内，以公民监督来激励公视内部的创新，公视今日的悲剧，不是不会再度重演的。
消费券，从鸡肋到鸦片
消费券，从鸡肋到鸦片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原本老神在在认为今年第四季经济就会好转的刘兆玄内阁，终於知道事态严重，祭出了消费券猛药，寄望能拉抬低迷的内需市场。政策有没有效用还不知道，却不知道怎麽搞的让全民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新闻节目、街头巷尾都在期待消费券效应，从正面来，消费券的炒作如果能产生实际的消费，并且扩大乘数效应，倒是好事一件，但现在看起来却不是那麽回事。
持平地说，一人3600元台币的消费券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消费券真不是什麽万灵丹，尤其这个经济危机谷底仍深不见底的时候。今年三月，美国布希政府为了刺激美国内需市场宣布退税，的确有效提振美国的消费市场，但随後在金融业未爆核弹持续引爆後，先前洒出的退税大礼根本盖不住经济陈痾。更何况，台湾这个出口导向国家，内需再怎麽提振都救不了外销市场的持续低迷。
但也不能说消费券完全没作用，毕竟总额829亿消费券发下去，如果乘数效应经由这一阵子的炒作也能有公共建设的一般计算标准四倍左右，那就算是成功，对内需的效应不可谓不大。平心而论，这个政策算是民进党退税诉求的改良版，毕竟台湾民众储蓄比例高，不若美国民众高比例的负债消费，批评者以日本为例，消费券仅三成进入消费市场，但要是拿到现金，有一成进入消费市场恐怕就要偷笑了。
正因为消费券有如鸡肋，全民讨论理所当然，但兴奋真的可以不必。目前持续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绝对不可能经由消费面的拉抬，就能够解决，包括已开发国家主导倾斜於开发中国家生产造成的生产过剩、财富过於向少数人集中的分配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金融问题、经济危机的根源，让货币资本急速积累、消耗过渡资源、除欧美国家及高阶层外的消费不足。尤其目前许多国家的救市手段，经过将近30年来的减税风潮，多是已经在高额举债及税赋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更是深化分配问题。这里台湾消费券政策也是如此，举债发放的消费券後，最後买单的仍是受薪阶级，而不是一再减税、免税的财阀巨富。
看来马政府这次因为发放消费券，成功地做了一次的公关宣传，不仅行销了消费券，要是话题能一路延烧到实际发放的过年前，那真是一连几个月都能盖住更多该被讨论的经济问题，消费券根本就会像是政府给民众施打的迷幻药及鸦片，这样算起来，一人3600元就能达到如此效果，对诸多问题已经焦头烂额的政府来说算是相当划算的。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原本老神在在认为今年第四季经济就会好转的刘兆玄内阁，终於知道事态严重，祭出了消费券猛药，寄望能拉抬低迷的内需市场。政策有没有效用还不知道，却不知道怎麽搞的让全民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新闻节目、街头巷尾都在期待消费券效应，从正面来，消费券的炒作如果能产生实际的消费，并且扩大乘数效应，倒是好事一件，但现在看起来却不是那麽回事。
持平地说，一人3600元台币的消费券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消费券真不是什麽万灵丹，尤其这个经济危机谷底仍深不见底的时候。今年三月，美国布希政府为了刺激美国内需市场宣布退税，的确有效提振美国的消费市场，但随後在金融业未爆核弹持续引爆後，先前洒出的退税大礼根本盖不住经济陈痾。更何况，台湾这个出口导向国家，内需再怎麽提振都救不了外销市场的持续低迷。
但也不能说消费券完全没作用，毕竟总额829亿消费券发下去，如果乘数效应经由这一阵子的炒作也能有公共建设的一般计算标准四倍左右，那就算是成功，对内需的效应不可谓不大。平心而论，这个政策算是民进党退税诉求的改良版，毕竟台湾民众储蓄比例高，不若美国民众高比例的负债消费，批评者以日本为例，消费券仅三成进入消费市场，但要是拿到现金，有一成进入消费市场恐怕就要偷笑了。
正因为消费券有如鸡肋，全民讨论理所当然，但兴奋真的可以不必。目前持续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绝对不可能经由消费面的拉抬，就能够解决，包括已开发国家主导倾斜於开发中国家生产造成的生产过剩、财富过於向少数人集中的分配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金融问题、经济危机的根源，让货币资本急速积累、消耗过渡资源、除欧美国家及高阶层外的消费不足。尤其目前许多国家的救市手段，经过将近30年来的减税风潮，多是已经在高额举债及税赋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更是深化分配问题。这里台湾消费券政策也是如此，举债发放的消费券後，最後买单的仍是受薪阶级，而不是一再减税、免税的财阀巨富。
看来马政府这次因为发放消费券，成功地做了一次的公关宣传，不仅行销了消费券，要是话题能一路延烧到实际发放的过年前，那真是一连几个月都能盖住更多该被讨论的经济问题，消费券根本就会像是政府给民众施打的迷幻药及鸦片，这样算起来，一人3600元就能达到如此效果，对诸多问题已经焦头烂额的政府来说算是相当划算的。
关於色戒的若干杂念
关於色戒的若干杂念
看SS谈「色戒」，很是经典的女性主义解读：
这些情慾交缠的场景，状似激情，但其实镜头背後的眼睛超冷静。
导演把很多想说的话都放在「王佳芝」也是「麦太太」这个在殖民年代中拥有多重身份认同的「女性」身上，甚至许多镜头都在「她多重示意的丰富眼神」上。这类镜头和叙事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和政治立场的自觉选择。而在殖民戏中，选择「女性」的角度，本身就意味着「抵抗」，抵抗那些忠孝节义历史大叙事之宰制，并试图在大主体叙事缝隙中找到新的主体和语言来发声。
熟悉後殖民分析的SS，几笔就勾勒出了这部电影的异趣所在。也是从这个角度，让我对某些政治人物欣赏完此片後悲从中来的反应，一直有所不解。
如果说这会是一部让我愿意向李安致敬的作品，一个主要的原因，似乎会在於李安无形中展示出了一种姿态成熟的後殖民视野，在这个视野里，人们可以重新取得富有人性力度的感性基点，来反省上个世纪的「国族主义现代化」的缺失与蛮（＼盲）点。
我曾经这麽说着：
如果我们不以一种「自然的正义」自满，不认为有超脱於历史的恶与错、全然不受权力逻辑污染的、纯净的、「绝对正确的」的历史记忆，那麽，提出「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的问题，以及，要求所有关乎历史经验的自我一度铨释，都能向他者事後的二度铨释开放对话的可能，以「记忆的自由」为起点，共同地在向他者开放的对话中，走向「自由的记忆」，对一个致力於公民民族主义的社会来说，就是可欲的，乃至必要的。
如今看来，相对於生硬的论述，原来电影艺术所再现的「自由的记忆」，还是争取「记忆的自由」的最动人取径。
唉，敬李安一杯！
看SS谈「色戒」，很是经典的女性主义解读：
这些情慾交缠的场景，状似激情，但其实镜头背後的眼睛超冷静。
导演把很多想说的话都放在「王佳芝」也是「麦太太」这个在殖民年代中拥有多重身份认同的「女性」身上，甚至许多镜头都在「她多重示意的丰富眼神」上。这类镜头和叙事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和政治立场的自觉选择。而在殖民戏中，选择「女性」的角度，本身就意味着「抵抗」，抵抗那些忠孝节义历史大叙事之宰制，并试图在大主体叙事缝隙中找到新的主体和语言来发声。
熟悉後殖民分析的SS，几笔就勾勒出了这部电影的异趣所在。也是从这个角度，让我对某些政治人物欣赏完此片後悲从中来的反应，一直有所不解。
如果说这会是一部让我愿意向李安致敬的作品，一个主要的原因，似乎会在於李安无形中展示出了一种姿态成熟的後殖民视野，在这个视野里，人们可以重新取得富有人性力度的感性基点，来反省上个世纪的「国族主义现代化」的缺失与蛮（＼盲）点。
我曾经这麽说着：
如果我们不以一种「自然的正义」自满，不认为有超脱於历史的恶与错、全然不受权力逻辑污染的、纯净的、「绝对正确的」的历史记忆，那麽，提出「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的问题，以及，要求所有关乎历史经验的自我一度铨释，都能向他者事後的二度铨释开放对话的可能，以「记忆的自由」为起点，共同地在向他者开放的对话中，走向「自由的记忆」，对一个致力於公民民族主义的社会来说，就是可欲的，乃至必要的。
如今看来，相对於生硬的论述，原来电影艺术所再现的「自由的记忆」，还是争取「记忆的自由」的最动人取径。
唉，敬李安一杯！
这辈子唯一翻身的机会
这辈子唯一翻身的机会
一位亿万富翁说过，有三个原因造成我们无法脱离贫穷。
第一是无知，第二是恐惧，第三是懒惰。
过去我是护士，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工作，
对我而言那是有执照的菲佣，我不想要当我四十五岁，
我还在帮别人把屎把尿，拍别人马屁！
我先生担任银行副理的工作，工作八年月入八万以上
，听起来相当不错，却遇到两的问题。
<一>工作压力非常大，下班後再度进修
，每天十一点回到家算是正常，完全没有生活品质。
更糟糕的是健康每况欲下，肝功能异常，血尿三级，还超重。
<二>公司老前辈开始被资遣！
他猛然觉省，原来他会的别人也会，永远可以被取代！
中年转业是何其困难！於是我们开始找备胎！
我们找过很多机会，玩乐透没有中过，摆过路边摊，
玩股票跟过七个老师结果输了一百多万！
很幸运的在网路上找到一个在家工作的事业机会，
第一个月兼职两万元，
半年超过十万我们就决定全职！
第二年我们的月收入已经突破25万.第三年,我们工作一个月.是我们过去工作一两年!
我们花了了三年半致富，成为美商公司总裁，
现在一个月工作不到五天，一年出国超过四次，大部份的时间都在玩，
我们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们退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未来无所恐惧！
过去我们了解我们对致富的无知，所以我们不断与成功的人学习。
然後我们又克服了恐惧， 踏出脚步尝试机会。
最後我们努力不懈， 三年半完成我们的梦想。
过去我们非常穷,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有余力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现在,我们拥有时间可以充实自己.我们有多余的心力与财富可以去做布施,
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乐意与渴望翻身的人分享!
如果连我一个护专毕业,大学都没念的人
,只有一个愿意努力的心,认真三年的人,都可以.
那你们可以吗?我想大家都可以!
一位亿万富翁说过，有三个原因造成我们无法脱离贫穷。
第一是无知，第二是恐惧，第三是懒惰。
过去我是护士，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工作，
对我而言那是有执照的菲佣，我不想要当我四十五岁，
我还在帮别人把屎把尿，拍别人马屁！
我先生担任银行副理的工作，工作八年月入八万以上
，听起来相当不错，却遇到两的问题。
<一>工作压力非常大，下班後再度进修
，每天十一点回到家算是正常，完全没有生活品质。
更糟糕的是健康每况欲下，肝功能异常，血尿三级，还超重。
<二>公司老前辈开始被资遣！
他猛然觉省，原来他会的别人也会，永远可以被取代！
中年转业是何其困难！於是我们开始找备胎！
我们找过很多机会，玩乐透没有中过，摆过路边摊，
玩股票跟过七个老师结果输了一百多万！
很幸运的在网路上找到一个在家工作的事业机会，
第一个月兼职两万元，
半年超过十万我们就决定全职！
第二年我们的月收入已经突破25万.第三年,我们工作一个月.是我们过去工作一两年!
我们花了了三年半致富，成为美商公司总裁，
现在一个月工作不到五天，一年出国超过四次，大部份的时间都在玩，
我们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们退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未来无所恐惧！
过去我们了解我们对致富的无知，所以我们不断与成功的人学习。
然後我们又克服了恐惧， 踏出脚步尝试机会。
最後我们努力不懈， 三年半完成我们的梦想。
过去我们非常穷,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有余力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现在,我们拥有时间可以充实自己.我们有多余的心力与财富可以去做布施,
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乐意与渴望翻身的人分享!
如果连我一个护专毕业,大学都没念的人
,只有一个愿意努力的心,认真三年的人,都可以.
那你们可以吗?我想大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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