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与知识经济

同性恋与知识经济
亚洲时报在一篇报导里写着：
同性恋问题如何解决，显然已成为检测新加坡政府是否有诚意走向开放，打造其活力、包容的大都市形象的试金石。
在备受推崇的《创意新贵》（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宣扬了这样的理论，即一个城市越是包容与开放，越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力（例如：工程师或科学家）前来居住，进而吸引高科技产业前来聚集，最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新加坡的部长们纷纷引述此书，呼吁推动国家朝着作者所说的”革新型知识经济”方向发展。
不过，作者在书中提到以”同性恋指数”衡量社会的包容性，这一点却遭到了官员们的一致批判。
「高生活品质是建立知识经济的基础条件」，这是当年陈博志订定台湾的知识经济发展纲领时的基本信念。
社会包容性，是否是「高生活品质」的一个层面？陈博志，大概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对同性恋的宽容，是否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层面？我就不确定陈博志是否会接受了。
无论如何，对同性恋的宽容，更广义地说，对各种「异端」的宽容，是建立知识经济的非经济条件，这个观点（或者说，教训），该是不能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