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薪休假:经济萧条是企业责任的末日?
rainfrog几天前,写了一则推特:
看来无薪假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关於工时议题再富裕流感里面都有提到,为什麽大公司不考虑让大家来共同分摊工作量、而让每个人都保住饭碗又达到减少工时的目标呢?看来大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果然跟先进国家不同。
对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的,马上有人指出:「多养一个人就要多付一份健保跟劳保。」基於成本考量,似乎企业在市场不振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裁员;裁员,是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企业主和企业经理人的明智抉择。
这个看法,如此习以为常,好像无可反驳。但看来无可反驳的明智抉择,近来却在媒体上渲染起社会的愤怒和责难。经济理性和人类生存的道德权利,又一次高速冲撞;劳委会左右为难,危机管理和就业对策近乎失控。
事情必然如此吗?
不尽然。企业在市场景气不振时裁员,虽然在微观层次看来符合经济理性,但个别企业的「理性」决策和行动的总和结果,却是失业增加,而後由於劳工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社会需求不足。於是乎,个体的理性,衍生出了总体的非理性,让整个社会在失业与萧条的恐慌中走向是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的公共治理机构在面对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势时,往往会基於「系统性风险」的理由采取紧急的政府干预措施,我们要问:难道劳工失业风潮所引起的「产业系统性风险」,政府就应该袖手旁观?而政府又可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政府不能袖手旁观,那政府又该做什麽?可以做什麽?
在这里,也许以前法国左翼政党与政治团体关於「工作分享」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援引作为思索出路的参考。
法国的「工作分享」倡议,简单地说,原本的基本内容,是在企业不裁员减薪的前提下,透过减少工时,让更多劳工一起分享工作的机会。这个使得劳工得以共同分享工作的政策架构,由於其主张一种包容经济弱势的经济措施,因而常被认为是一种以社会团结为精神原则的经济社会政策。
「不裁员,不减薪,但减少工时。」这种主张,看起来是如此违背「经济理性」的常轨,以致於人们乍看之下很难不把它鄙夷为不可思议的左翼乌托邦。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点耐心来仔细思维,也许,我们可以发觉,这主张不必然是人们所以为的那麽离经叛道。
大致而言,法国倡议的诉求,其实有其经济假设:在内需主导的经济型态下,当厂商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不但每个厂商的订单不会少(因为劳工的工资所得并未减少),甚至,由於劳工的休闲时间增加,劳工家庭的消费倾向其实会有上升的可能,复以,当人们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於志工服务,社会服务的总供给也会相应提升,形成社会福祉的增值。推演到此,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与社会团结并行不悖的善循环,一个近乎完美的公共治理剧本。
当然,人们不可能忽略掉:这个经济假设,同时也意味着施行上的困难与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商品与服务的跨国界流通,使得「工作分享」的社会经济红利,或者可能受到低劳动条件国家出口品侵蚀,让国外生产者「搭便车」而造成社会经济红利外溢,或者国内出口厂商可能因价格因素,避免在在商业竞争中陷入劣势而发起抵制。特别在人们早已经习惯於出口导向经济成长的台湾,政府要单独实施「工作分享」主张,在政治上不容易,在经济上也存在风险。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在出口经济国家就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
以东亚为例,如果亚洲各国可以同步实施「工作分享」构想,不但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都会减少,甚且,各国可以用彼此的内需支持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当然,东亚的现状是缺乏区域整合与区域治理架构的,但这也意味着东亚的大国(如中国),可以利用此一时机来推动区域性的协同行动,并同时为未来的「亚洲共同体」奠定政治与经济的基础。
如果上面的提议,放在目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局势下并不可行,某种以民间企业的自愿性行动为本的「工作分享」倡议,也不是不能做。香港的「不裁员良心企业」倡议,如果可以有个扩大的亚洲版,虽然正面作用有其局限,至少也可以发挥安定就业信心的作用。但这推动方式,就有赖亚洲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才足以成事。
以上的论述,除了想说明这个社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理念的策略空间,同时,也希望藉此来印证:既使面对着经济萧条的经济风险,裁员减薪,不仅有违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也不符合企业部门的总体利益。如果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在於:政府是否能有明智的政策选择,使得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而不会让欠缺企业公民担当的不良企业,毁坏了企业部门与公民社会共同携手前进的良性道路?
这场经济危机,才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但经济危机,已经把人们翻搅入彼此倾扎的漩涡,时时刻刻嘲弄着人们:你们坚持文明秩序的决心,到底有多少份量?这共同的考验,还在眼前尚未退去;我们是否能够走出文明倾圮的阴霾,说到最後,依然端视我们是否能携手相扶,一起坚持人性共同的尊严与权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