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有很大的斗爭

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有很大的斗爭
去年，蘭州市物價局對該市漲價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價，我覺得這是計劃經濟的殘余表現，是在破壞市場。蘭州物價局的人是想討好老百姓，真要這么干，蘭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減料唄。
都改革了30年了，還有這樣的笑話，都是自以為比市場聰明的人干的。
人總是自大狂，認為市場是盲目的，我比市場看得清。現在國家也認為可以修正市場的毛病，所以干預市場。毛病是可以修正，但問題是誰來修正。是你還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開始挨整，說的就是這些事。1956、1957年，市場上已經買不著肉和雞蛋了，我就說為什么不漲價？漲了價就買得到了嘛。我是反對管制經濟的，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市場。市場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遠買得到，不過可能貴點兒。如果你把市場破壞了，有錢也買不到。
1968年，據說有一個機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樣透明干凈，說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遷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兒被剃了光頭。我當時在鐵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趕出北京的有12個人。
于是，我在大同機車廠待了10年，境況還不錯。在農場勞動了兩年，剩下時間都在做技術工作。先是參與搞燃氣輪機，后來借調到北京鐵道研究院，在運輸經濟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鐵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學理工的，對最優化理論感興趣。最優化在數學上叫數學規劃，管理上叫運籌學，我學得都很起勁，從這些東西慢慢就到了經濟學——它的本質就是最優化問題，怎么能用最少的資源產出最多的財富。
1982年，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在西安召開。當時，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實際上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交鋒的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很多經濟學家后來都成為代表人物，如楊小凱、田國強、王國鄉，張維迎也發了言，他那時候還是一個研究生。
我們的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是有很大的斗爭的。現在大家都說市場經濟，那個時候誰敢說？社會主義是有計劃，按比例，你來個市場要自由，既沒計劃也沒比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個問題應該說基本解決了。那個時候像我們這種人，冒好大風險的，贊成私有化，發展個體經濟，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斷地反。現在都開公司，私有化了，那個時候誰敢？馬路上擺個攤兒都不行的，資本主義尾巴，要割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沖破了重重障礙，當然不光是經濟學家的作用，主要還是鄧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經濟學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來越懂得自由經濟的意義，這個斗爭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寫文章說，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當初你們都是反對搞市場經濟的，反對得很厲害，什么帽子都給戴過。你說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經濟搞得好的沒有一個搞公有制的，這是從經驗上看，理論上也是完全能證明的。
過去講工人農民創造財富，工人農民當然創造財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農民，為什么財富以前沒有現在多呢？就是多了一個企業家，把勞動、技術資源用最好的辦法組織起來，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出價值最高的產品。財富是這么創造的。計劃經濟算不出來怎么最優。
近年來，改革引發的諸多不滿集中顯現，“主流經濟學家”被指責“與利益集團結盟”，從而招致主要來自互聯網的嚴厲批判，茅于軾因為主張“企業家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替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也被牽扯其中。
我認為，主流經濟學就是自亞當·斯密開始的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后來不斷繼承發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后來沒有人了，他的學說到他為止。不是沒有人研究，是沒有新的發展新的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革命的經濟學，不是建設的經濟學。大學里已經是主流經濟學的天下了。
社會上有這么多有強烈不滿情緒的人，值得我們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們？我的答案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特權分子可以侵犯別人而不受制裁。一邊有特權，另一邊就沒了人權，連起碼的保護都沒有了。受人侵犯又沒處申訴，當然會產生出強烈的不滿。現在老百姓告政府狀的越來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決。百姓能夠勝訴的微乎其微。這樣一種狀態當然是危險的。說主流經濟學家跟利益集團結盟，這個情況可能存在，但我很難舉出實際的例子來。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勞動所得。我也沒感覺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話，人家開價高，你是拒絕了）最近有人出10萬塊錢，要求以天則所的名義發表一個報告，我們商量之后沒有同意。剛出現獨立董事的時候，好多公司請我當獨立董事，年薪少則幾萬，多的幾十萬。我沒有一個接受。為什么呢？因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會計、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們挑我并不是因為我懂會計懂法律，是因為我有點名聲，對他們品牌上有幫助。很多經濟學家是接受的，很輕松，不需要干什么事，拿現錢。我不這么想，不干活拿的錢，特別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沒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因為看不準，而是我不喜歡這個事兒。前幾年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漲，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都做得不太好，我不愿意投資給它們。
1993年，我從社科院退休之后，做了三件事，參與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山西臨縣設立小額貸款，在北京開辦富平保姆學校。當時我的小額貸款項目發放了25 萬元給有創業沖動的農民工，不久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曾經發了個正式文件給我，要我關掉臨縣的小額貸款。我回信說，我沒讓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為什么關我的？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現在一個星期去兩次天則所，還有雙周論壇。富平學校、小額貸款也都要過問。寫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書。晚上上網收郵件、回信，有的請我幫他們找資料。（夫人插話，都是不認識的人）人家抱著希望來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