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最后的“傻子屯”

大陸最后的“傻子屯”
“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閃金光/太陽照得人身暖唉/毛主席思想的光輝照得咱心里亮……”2006年春天,在吉林豐滿區青山鄉的青山福利院,獨立影像導演王逸人第一次聽見秀麗大聲唱起這首歌時,仿佛被雷擊中一般,愣在原地。秀麗是個特殊的人,沒有勞動能力,成天只是笑瞇瞇地唱歌。“文革”后期,14歲的她患了精神病,記憶永遠停留在了那個時段。她會唱所有那個年代的歌曲,語言也是那個年代的,成天念叨著“毛主席”、“接班人”、“大好形勢暖人心”。奇異的時空交錯感讓王逸人對這個福利院產生了興趣,他立刻決定,要用影像把這群人的故事講出來。
2008年10月7日,王逸人從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歸來,他以青山福利院為題材的紀錄片作品《烏托邦》在這次電影節的“紀錄片展映”單元放映。該片獲得了釜山電影節“亞洲電影基金”(ACF)的支持。
“傻子屯”之謎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青山鄉還叫青山屯,風景優美,盛產蕨菜;河水繞過村子,直奔松花江;山上長滿了核桃樹,山頂還有人參。然而,美麗的青山屯卻以傻子多而著名,被人稱為“傻子屯”;附近方圓幾百里,有好幾個村落,可只有青山屯,智障殘疾的孩子出生率越來越高,成為祖祖輩輩解不開的謎。
后來,地方病防治專家對這里的自然環境做了全面調查,終于發現這兒的水和土壤中,缺失一種在“人腦神經”成長階段必需的微量元素——碘。嚴重缺乏這種微量元素,就會癡呆,醫學上叫克汀病,也就是嚴重的碘缺乏癥。
上世紀70年代初期,青山屯的村民,開始食用國家專門供應的食用碘鹽,成為大陸最早食用碘鹽的地區之一,但那些遺留下來的克汀病人的生活卻成為社會難題:他們缺乏勞動能力,生活無法自理,行動很難控制,有時甚至跑到附近的青山滑雪場,把外國游客團團圍住,造成不良的影響。
1986年,青山聯合反貧組成立。反貧組在當地建起了一座占地60多萬平方米的青山福利院,將50多名青山屯的克汀病人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統一學習簡單的勞動和生活技能,共同生活。政府撥款,社會資助,加上有勞動能力病人的勞動所得,支撐著整個福利院的所有支出。
20多年過去了,雖然附近村落依然把青山福利院稱為“傻子屯”,但這里生活的已經不單單是克汀病人,還有其他精神病患者、殘疾人,以及在農村生活中無法立足的人。為了生存,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集體農莊。
如今,這個大家庭有40個成員,他們共同播種、養殖牲畜,和附近的農民沒什么兩樣;不同的是,他們平均共享勞動果實,按鐘點勞作、去食堂吃飯、休息,相互依存。
福利院隱匿在郊外,離吉林市有不到兩個小時的路程。相比城市的繁華與喧鬧,這兒更像一座上世紀留下來的鐘表,沉笨、緩慢,卻精準有序;永不變換的節奏中,時間仿佛也停滯了。
福利院的大門是永遠對外敞開的,但在福利院中卻從未有人離開。一座無形的門將他們與外界隔絕開來,這種隔絕也使得一些遠離這個時代的記憶得以保存。
認命地活下去
影片中,呼啦啦的大風吹得鏡頭都有些搖晃;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從福利院的大門搖晃著出來,盡管步履蹣跚,殘疾的腿腳卻盡可能快地移動;風把她的身體吹成一條斜線;她嗚呀呀地呼喊著誰也聽不懂的語言,表情憤怒而傷心。走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個中年男人追出來,將她拽回宿舍,扶上床,調了點自治的膏藥敷在女人的腰上,又從柜子里取出兩塊粗糙的餅干放在她的枕邊。
拿著餅干,女人慢慢安靜下來。女人叫“小啞巴”,摔倒后,腰受了傷,想看病卻被老伴拉回來,因為沒有錢,就又痛又急地賭氣跑了。安頓好“小啞巴”,男人又出門干活去了。
“傻子屯”的居民大多沒有全名,他們以簡短的綽號稱呼彼此。除了幾名工作人員,這里只有兩個健康人:老鄢和小四。老鄢70多歲,是最早的住戶。他隨生病的妻子遷到福利院,常罵罵“資本主義”,唱些“多快好省奔向共產主義道路”的歌。小四的過去沒人了解,大家只知道他被兄弟趕了出來,流落到此。在福利院中,他起到“中轉站”的作用,很多事情都由他傳達解釋給同伴。
在福利院,早上起床活動后,男人們大多去田里干活,女人做飯或者采集食物。“于啞巴”和“楊啞巴”是這里的壯勞力,最能吃苦耐勞。春天,他們一同驅馬犁地,有時中間會突然停下來,相互比劃了兩三個來回,“于啞巴”便掉頭朝另一個方向犁。這種自創的手語只有他們自己明白。王逸人曾向手語專家請教這些手勢,專家表示根本不懂他們在表達什么。
在福利院里,一切還保留著上世紀集體公社時的習慣:鈴聲一響,開飯了。伙食通常是發糕、菜湯和咸菜,偶爾吃一頓餃子顯得很隆重,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高興地聚在食堂一起忙活,如同過年。
在這個勞動的大家庭中,“歌唱家”秀麗得到了丈夫“于啞巴”無微不至地照顧。“于啞巴”能發出的惟一聲音是“啊”,只在干活時吆喝牲口使用。面對秀麗,他是無聲的。他常常捧著妻子的臉,疼愛的摩挲,或者抱著比自己高一整頭的秀麗,滿臉幸福地默默跳舞。
在福利院中,這樣的家庭組合無需任何證書,只要兩情相悅便可自由組建。有“家”的人生活質量要比單身漢好很多。夫妻很少吵架,丈夫通常極其疼愛妻子。因為他們都明白,這種組合比健康人更來之不易。
小四和圓圓是這里最年輕的夫妻。圓圓患有輕微的癡呆癥,母親去世后便“嫁”給小四。她懷孕了,這幾乎是“傻子屯”里所有女人的夢想——秀麗除了唱歌外,就是念叨自己怎么就是生不出孩子。不過福利院沒有撫養嬰兒的條件,而且圓圓的孩子極可能遺傳母親的病。去做流產手術前,王逸人問她如果福利院允許,想要這個孩子么?圓圓始終沒有出聲,長久的沉默。她抬頭眨眼看看王逸人,又低下頭。手術之后,回到宿舍,小四默默地給她煮了兩個荷包蛋。
很快,圓圓又開始高興地干活了,生活與往常沒什么兩樣。大多數情況下,人只有認了命,生活才能繼續。“傻子屯”的居民更懂得這一點。
泡沫般的烏托邦夢
王逸人記不清到底去了多少趟“傻子屯”。他是吉林一家報社的編輯,同時也是獨立紀錄片制作人,2005年完成紀錄長片《蝶變》,《烏托邦》是他的第二部長片。
只要做完報社的活兒,他就坐上火車,換乘汽車,再走半小時路趕去“傻子屯”。有時待上四五天,也開不了攝像機,這兒的昨天和明天,幾乎都是今天,每天一模一樣。
相比都市的繁華,在這里,王逸人感受到了一種復雜的情愫。生活在這里的人比城里人更明白自食其力的意義。相比健康人,大家更懂得團結互助,也更明白生存的艱辛。
影片中有一段情節打動人心。一次,“小啞巴”突然開始哭喊,她沖向院子,又沖進食堂,近乎歇斯底里。大家隨她趕到宿舍,才明白原來是放在洗干凈的鞋子里的一雙花襪子不見了。年長的女人批評她,襪子干嗎擺在明面兒上,怎么不收進柜子里。她傷心地從腰上解下鑰匙串,交到丈夫手里,由他保管。
“丟的只是一雙襪子,可在‘傻子屯’就是激起波瀾的大事。可見,他們對生活的要求已經降到了最低。”王逸人說。
在福利院中,鳳霞是新來的。片中,一輛面包車嘎然停下,鳳霞隨母親下車,將在這兒開始新生活。鄰居們幫她準備好了宿舍。鳳霞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離婚后帶著一個女兒依靠母親做清潔工的微薄收入過活。實在無法支撐了,母親托人找了關系,將鳳霞送到“傻子屯”。
在這兒,她幸運地遭遇了人生中最后一份愛情。性格開朗的“楊啞巴”滿心歡喜地和她組建了家庭。鳳霞說,以前她總覺得脖子里堵著什么東西,壓得她無法呼吸,長長的傷口依然清晰可見。以前的丈夫對她不好,但“楊啞巴”不一樣,他明白她。晚上,“楊啞巴”常常將她摟在懷里,聽她唱英文字母歌,窗外的月亮寧靜地照著他們的窗戶。這樣的夜晚是普通人都希望得到的寧靜。
王逸人最后一次見到鳳霞,是在醫院里。她在一次嚴重的發病過程中,失去了左手。母親將她接走,離開了“傻子屯”。“楊啞巴”在醫院守了鳳霞整整一宿,清晨,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邊的妻子。不過,他不再開玩笑,大半年時間籠罩在他臉上的,是深入骨髓的陰郁,這張臉作為《烏托邦》里最后一個鏡頭凝固在熒幕上。
“其他人后來的故事我都用彩色照片作為結尾,只有他用了黑白照片。”王逸人說,“他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組成的‘烏托邦’其實隨時都有可能破滅。從古至今,無論是誰,夢想建立的美妙‘烏托邦’都只是一個泡沫。”
生活就是在這樣一種不得已,或者那樣一種不得已中變換,中間有那么一點點轉瞬即逝的欣喜和期盼。只不過有的人依然會用全身心的熱情來迎接這么短的一秒鐘,并且在這一秒鐘里尋找所有的意義。他的片子為這樣的人而拍,拍給這樣的人看。
“現在的人大多不快樂,因為產生欲望的速度與實現欲望的速度不成比例。這讓我常常想起‘傻子屯’,除了生命,一無所有的一群人。他們對生活的簡單要求,對同類的不設防,都提醒著我要簡單生活。作為一個正常人,我能給他們的幾乎為零,相反,他們給予我很多。”王逸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