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時請相信農民和企業家
前段時間關于農村承包經營的方式問題,引起了老百姓和學者的廣泛討論。有些學者認為,轉變經營方式可能導致私有制還有其他問題,因而阻撓改革。
如果還像“中國使用鐵犁的時候,西方還在使用木犁;但當西方使用鋼犁的時候,中國還在使用鐵犁”那樣,是不行的,人家都在想著解決問題,而有些害怕出現問題而駐足不前,是會導致落后的。
我們的一些理論工作者,要相信農民和企業家的能力。從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來看,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都是總結優秀模式,而后逐步推廣的,不是理論學者坐在書房里玄想的。比如,舉個簡單的例子,你說是學者們知道一個農民該穿多大鞋子還是這個農民自己知道該穿多大的鞋子?毫無疑問,當然是農民。但是農民雖然知道自己該穿什么鞋子,卻不一定知道別的地方農民穿的鞋子或許比自己的鞋子更好,學者要提供多樣性的鞋子,給農民自己選擇。如果二者配合的比較好的話,應當說是一個很好的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典范。
但現在有些學者已經不去搞調研了,不去觀察市場上的鞋子更新的樣式了,只在書齋里擔憂,農民是不是夠找到自己合適的鞋子。
中央在農村土地經營制度上的變革,很多學者都在那里擔心,是不是會演化為私有化,進而阻撓。且不說西方理論認為私有財產是市場交換的基礎,我們也不要判斷他是對的還是錯的,只說只要我們保持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或者國家的背景下,土地經營方式為什么不可以多元化,農民難道不關心自己的實際利益嗎?自己的事情,按照一般來說,他會理性處理的。只不過現在信息不發達,或者說讓農民選擇判斷的模式不多,這是需要專家們總結的,總結好了去推銷,讓農民自己去衡量,選擇合適自己的模式,無論是把經營權租給別人,自己去做生意或者打工,或是自己去租人家的土地經營權,農民又不是傻瓜,難道自己不會選擇嗎?很多學者不信任農民,認為這樣會倒退到小農經濟社會里去。
這些人搞不清楚的是,小農經濟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技術的落后,農民不得不采用小農經營方式,如果說技術進步了,誰愿意回到小農的生產模式里去?
企業家也是如此,民營企業家哪個不是精明的像猴子似的,選擇什么樣的模式他自然會學習的,一旦有一家采用新技術,比他有優勢,他不急的像猴子一樣,要么去模仿,要么去自己投資專研,研發新技術。否則,市場就要把他踢出去,他能不急嘛。
學者的研究應當是經得起市場的檢驗的,如果你的研究成果被企業采用了,也能創造很多的價值,企業自然會趨之若鶩,研究成果也該是商品,不能是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傳來傳去,制造學術垃圾。你看人家袁隆平,人家的技術就是解決水稻畝產的極限問題,人家不是吹出來的,是實實在在的成效。當然,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一些基礎性學科,不可能會立竿見影的見效果,需要國家加大投資,而一些自己都能解決效益的理論,行政傾斜力度可以小一點。杜絕研究的東西,不但沒有用處,還產生副作用。
這里筆者想談談一些到底是技術創新好呢,還是引進技術好呢?對于國家來說,當然創新的好,但也不是絕對的,對企業來說,要看水平。你要是技術落后人家一大截,最簡潔的辦法就是學習人家技術,專利保護不過20年,同時,在學習別人的基礎上,不能閑著,也得拿出資金來投入創新,這樣才會對自己有利,日本人就是這樣干出來的,你不能說人家沒腦子,只有手,現在我們模仿能力已經很強了,就需要有自己的新東西了,老是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也不行。對于企業的制度模式也是一樣。教授們不能當鸚鵡,把人家西方的模型搬過來,鸚鵡學舌,交給學生的也是鸚鵡學舌,只會讓經濟學界的鸚鵡語太多了。
農村承包經營責任制西方沒有這個模型,我們的農民不是一樣創造出來,而且還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很多民營企業家不懂經濟學模型,一樣做大。問題是這樣的,不能朝一個方向想,方向多得很,一個方向走過了頭,也不行,現在西方的那些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模式,還是需要研究的,畢竟是世界是你學我我學你,共同發展的。
其實,無論是法律,還是制度,還是理論,首要的問題是在習俗中、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坐在屋里玄想創制出來的,能夠在雜多的模式中尋找出優秀的模式,并加以總結和推廣,已經很不錯了。如果在這個基礎之上,還有點創意,就更好了。其實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是給世人提供一個思路,打破舊的思維牢籠,贏得新的思想解放,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請一些坐在書齋的學者們相信農民和企業家,他們的腦子也不比你們差,相信他們能夠在政府和你們的指導下,找到合適自己的鞋子,你們的任務是,多多提供好的鞋子,供他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