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呼喚寧波本土的人文學者

時代呼喚寧波本土的人文學者
——評<<國家、科舉與社會>>
沈 登 苗
古代寧波是我國出專家學者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近代以降，寧波雖也人才輩出，但這主要是籍貫意義上的，甬籍的專家、學者大都在外地成長、他鄉工作。直至今日，真正在三江六岸成長，或在寧波本土服務的學者，尤其是人文學者不多，在前沿耕耘的更少。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寧波本地的人文學術氛圍還不是很濃，選題范圍還不是很廣，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還不是很大，進行創造性勞動的人文學者還不是很多。這不僅與寧波這個國家級的歷史文化名城不相稱的，也與這個經濟大市不般配的，甚至與我們這個通俗文化都市也相去甚遠。
星移斗轉，進入新世紀，寧波學壇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以寧大為龍頭的甬上學人活躍起來。而我個人看到的，在學術前沿汗水流得最多的是寧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史學研究所所長——錢茂偉博士。繼2003年的<<明代史學的歷程>>后，在這次久違的大雪降臨之際，我又讀到了錢氏的新著——<<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1月)。據復旦、浙大等諸教授看來，這是一部堪稱前沿的科舉研究專著。而我的興奮點，卻聚焦于“地方”，青睞的是“寧波本土”這個話題。
與近幾年甬上書坊涌現的本土之作相比，錢著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這是寧波本土出現的一部前沿之作。這里所說的“寧波本土”，是指書的主人目前在寧波轄區內生活、工作，不論其貫址。我與作者素昧平生，也無緣跨進過寧大本部之大門。大概印象是，錢氏是杭州人，來甬工作將近十年，至今還在喝四明山的水，這就屬寧波本土。文化的上端是學術，學術的高地在前沿。何為前沿？竊以為，前沿既不是論學歷、職稱、職務，即使教授、博士生導師所做的也不全都是前沿，那些“著作等身”者，也不一定個個能進入前沿。前沿者，是委身于某一學科，追古思今，指陳得失；展望未來，披荊斬棘，推動該學科向前移動，哪怕是一丁點者之謂也。觀照以上兩點，再結合名家的評估，錢著可以說是一部寧波本土出現的前沿之作。其次，<<國家、科舉與社會>>，這是一個不受空間限制的、開放性的話題，標志著寧波本土的人文學者，也有能力關注起全國性的課題。第三，錢著基本上是作者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后時期獨立完成的，是“自下而上”，即是他在全國的著名學府進修時出的正果。
下面，結合自己的興趣，具體談一些錢著的成就與本人的若干不成熟的看法。
(一)、指陳得失，論證規范。任何科學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展的，入題前，必須盡可能收集與之相關的資料，分析前哲時賢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還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怎樣解決？我能為這個課題貢獻什么？若干問題的解決在學術史上又有何意義？還有哪些問題留給后人來解決？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錢著所遵循的。為完成此課題，錢博士除了從200種古典文獻里采擷史料外，又閱覽了50余種科舉及與之相關的研究專著，參考的論文則更多。他在短期內基本上收集了上世紀至本世紀初的關于中國科舉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使得在此領域積累了十幾年的我，也感到驚訝。這就使作者站在很高的起點，品評得失，探求攻關的途徑。如在對待明代觀政(實習)進士研究上，他既充分肯定了顏廣文等學者“對此作了較為系統的考察”，同時發現一些專家認為的觀政進士“實行范圍不廣”的論點是錯誤的，并通過實證得出了除一甲、庶吉士以外，明代進士都要觀政的結論(第115頁)。再如，作者一方面承認明史研究權威王毓銓先生的相關論文是“經典”，另一方面，又指出，王的“凡生員即是生員戶”的觀點是不確的(第164頁)。由于作者撰寫此文時，受到了復旦博士后流動站嚴格的學術訓練，使其在考證和行文上做得很規范。如對于前人的不當之論，作者并沒有采取得理不饒人的態度，而是開展心平氣和地討論，這對當今學術浮躁、學術腐敗疾惡如仇的我來說，更應值得借鑒的。
(二)、披荊斬棘，前沿沖刺。錢著是我看到的科舉研究中涉及面最廣的專著，也是迄今為止明代科舉制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除了諸如科舉的區域配額、科舉題名錄的形式與流布、科舉人物的社會流動等比較成熟的子題作進一步申論外，還對象明代進士的工作時間、明代戶籍與功名的關系、登科錄對增補明人履歷資料的作用等前人沒有注意，或不太重視的內容都做了專門研究。據我視野所及，錢著創造了很多 “之最”：對明代鄉試、會試錄取率的量化分析得最為精確；對明代進士的家庭成分的原始資料占有得最多；對明代科舉題名錄編纂的介紹最為詳情；對明代役籍與場屋的關系縷刻得最為細致；對明代學者的出身(功名)統計的人數最多；利用登科錄資料對明代人物的生卒年補正得最多……。在一個比較成熟的學科，即使要取得以上任何一項成績，也屬不易，錢著能全方位的開拓，可見作者的功力。事實上，我在錢著中看到最多的，是博士忘我勞動的情景和在前沿“坑道”跌打滾爬的倩影。這在物欲橫流，文風、學風日下的今天，更顯得難能可貴，以至一向主張“為學術而學術”、對學術評估較為苛刻的我，也筆鋒直轉，與甬上文人學士共勉。
總之，錢著扎扎實實地把明代乃至中國科舉制度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相信它不僅僅會使科舉研究者受惠，還會影響歷史學的其它分支，乃至吸引一般的文史愛好者和其他人士。
不過，由于作者在他擅長的中國史學史領域轉入系統研究科舉的時間還不長，“平地起高樓”，在一氣呵成時，有些做法異于別人。如作者沒有把 劉海峰教授提出、已在業內產生影響的“科舉學”的概念引入本書；也沒有把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最后的東學西漸”——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自然溶化在首章——“國家管理”這個新的視野中。而作為科舉研究的同好，我最為錢博士惋惜的是，在第五章——“明代科舉制度下的社會流動”，這個既為中外學者看好，又有古今、中西比較意義的、充滿魅力的問題探討時，由于作者放棄了較為成熟的取樣對象的歸類方法，而籠統地采用了近年大陸學者提出的“二元結構”——“官員與平民”之“二分法”，這不僅使自己與前人的成果缺少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真正在理論上(實際已做到了)推翻權威的結論，站在國際漢學大師、美籍華人何炳棣院士的肩上，占領“明代進士的流動率”研究制高點的機會。其實，博士只要利用自己的材料，沿著潘光旦、費孝通開創，又被何炳棣改進的，三代以上沒有功名、有低級功名、有任官資格之“三分法”去做，完全可以把這個問題做到極致。當然，這些問題無損于它作為明代科舉制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而載入科舉研究的史冊，也無愧于寧波本土出現的一部前沿力作而對甬上人文學者的激勵。客觀地指出該書存在或可以商榷的話題，既是對作者的負責，也可啟發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