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之草在巨石下難以伸展

市場之草在巨石下難以伸展
英國人李約瑟給中國人在發展方面提出了一個難題，后被稱為“李約瑟之謎”。這個問題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為什么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第二個方面是為什么在現代社會中國又成為技術落后的國家，沒有繼續維持原來的領先？
解釋這個問題對外我們今天的中國制度轉型來說，十分重要。學者們也對之進行了討論，主要從四個方面考察這個問題。第一個角度是最明顯的，認為社會制度阻礙了中國的科技進步。第二個角度是從投資回報的角度來談到這個問題的，即認為投資回報率低讓中國的科技發展受到阻礙。第三個角度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的，主要源頭是韋伯對于儒家文化的偏見，認為儒家文化下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倫理精神。中國沒有接受古希臘的科學精神，過度沉迷于人文建設，孔子在失火之后，只問傷人沒有，而沒有問及馬。第四個角度更奇觀，就是所謂的地理環境決定的。認為西方是海洋文明，中國是大陸文明，海洋寬闊，大陸狹窄。海洋文明興起商業文明，大陸文明只會興起農耕文明。地理決定論只看到早期海洋的運輸成本比較低，大陸運輸成本比較高這個因素，確實有道理。但沒有看到技術的進步就是要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
我認為，李約瑟這兩個問題要從更宏觀的層次來解釋這個問題。以上那些視角都可以審視為何前現代先進，而近代時期卻落后的現狀，但各有偏頗。分析這個大問題的角度太多了，比如地理學、人類學、文化學、制度變遷、政治學、經濟學、科技發展理論，還有周期理論等等來看待這個問題。但要抓住一兩個核心變量，使問題簡化，或能更清晰看到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及我們的任務。
首先，我們要看看一個社會之所以處于領頭羊的位置，主要決定因素有兩個:一個是技術的優勢，一個是制度的優勢。其他的因素惰性太強了，比如說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自然稟賦也很難改變，文化更是具有惰性，好久也不會質變。但技術卻不一樣，從理論上說，技術的突破是無限的，對社會推動作用也是最大的。而制度因素呢，也是可以隨著技術的突破無限改進的。新的技術需要新的組織制度來保障，否則，技術效能就無法最大化，完善的制度是技術突破的關鍵。比如，市場制度的建立，的確使全球人類都變成一個整體，共同克服技術難題，為人類的發展，共同努力。大家資本有個特征，有人說是貪得無厭，有人說是自我膨脹，無論怎樣說，資本就是具有不斷擴大自身的傾向，這正合技術進步是無限的口味，只有給他條件，他就自我滾雪球。
第二，技術進步的條件主要是兩個。其一，需求誘致。需要才能產生突破的勇氣，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地理大發現開拓了市場，以前在狹小的國內市場的生產技術很落后，不行，要改進。有暴利就有巨額投入去研究技術更新。開始還是一些技術人員生產者在研究，后來，學者也開始了大量研究，推動了科學的進步，科學與技術在巨大利潤的誘致下，不斷地互相促進，終于需要新的生產制度了，于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了。而生產出來巨量的物品，還需要能夠賣得掉，于是，市場在不斷開拓中日趨完善，后來市場制度成了脫離生產制度獨立的制度，在到后，市場制度直接決定著生產。其二，內在積累的突破。雖然需求誘致技術創新，引誘更多的人去投資技術創新來變成現錢，但還有一個是技術的積累到一定程度會發生質變，特別是科學的加入后，更是加速了技術的劇變速度。
西方社會之所以超越中國，就是在這兩個初始的變量中早于中國發生巨變。首先，中國市場一定，沒有新的市場需求推動技術的進步，宋元以來，中國的疆域沒有多大的變化，市場沒有多少擴大。西方又是發現新大陸，又是全球航行，市場范圍擴大幾百倍。其次，中國的手工技術很發達，但沒有人去總結原因，原因的解釋都是從哲學的角度去解釋的，科學的角度解釋不多，最重要的是不成體系。中國的官僚制度對于工商業的壓制是一貫的，而且是動用整個國家機器去壓榨，只要剛剛開花，還沒有結幾個果子，就開始砍伐。把收益率很低的農業人口向工商業流轉，看成本末倒置。認為是社會動蕩的根由，這些看法確實阻礙了技術的進步。但就是農業內部，技術也不怎么進步，因為農民錢少，被地主榨干了，不能擴大投資，當然懶得改進技術，地主呢，又不關心技術，只重視分配占小便宜。
即使那些大商人，賺了錢不去投資工商業，而去買地，讓更多的農民變成雇農。商人被官僚壓榨，只好謀取暴利，結果商品貴的老百姓都買不起，市場相比西方逐步擴大來說，中國的市場在萎縮。官僚本來可以從工商業獲利，獲得更大利益，工商業者也可以獲得利潤，農民也可以獲得物美價廉的東西，三者都有利的東西，被死了幾千年的孔子給套了，重農抑商沒有把農業搞好，商業也完蛋了，官僚、工商業者、百姓三方都輸了。而且，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直到大英帝國大鐵艦隊把大門轟開了，才發現自己落后了，于是開始了長達百年的自卑史。
但前現代社會發明還是很多且不說四大發明，就連經濟制度也很發達，紙幣是中國人發明的，紙幣對于市場的擴大，便于商品的流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黃金雖然是本位，但沒有紙幣方便，本來商品流動就是需要一個渠道和工具，是黃金還是紙幣，無關緊要（這是在紙幣理性的條件說的，現在出現的電子貨幣，正在取代紙幣的部分功能）只要減少工具的成本，提高效率，就可以促進市場的發展，但中國的古代紙幣，成了封建王權掠奪的手段，而非促進市場的手段。正像發明了紙張和火藥，人家用來傳播文明信息和用于生產和開拓，我們的前人用來強化舊有的偶像崇拜，拜佛、祭祖等等，這些雖然都是重要的，但幾乎除此外，沒有發揮實際的效能，科技進步怎么不受到阻塞呢？技術是怎樣發明的，林毅夫認為，是試錯，前期中國人口多，當然比西方試錯發明的幾率高，另外，除了試錯外，還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科學實驗和試驗，中國技術落后就在這里。科舉制度把聰明人都吸進官僚體系了，只留幾個不得志的搞造反。讀書人都去皓首窮經，誰愿意去研究什么科學技術，即使研究出來，還可能是妖言惑眾。
可以說，強勢的官僚制度人為的壓制了市場，只要這個條件一放松，中國人那么聰明，技術上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但是，至從宋元開始，就開始了強中央弱地方的軍事集權，為了抵御外族，防止軍閥割據，這很必要，但取得的成果總是在失去一些東西的基礎之上的，這個損害就是阻隔了資本主義萌芽長大的代價。總是出現，人口過剩，開始戰爭消滅人口，人口減少，需要安定來生產人口的惡性周期性改朝換代的悲劇之中。思維很簡單，兩個干活總比一個人強，是的，其他條件不變化的條件下是這樣的，但10個人干活就不一定比5個人強，因為人口多了，是要成本的。正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說的那樣，因為能量等于質量乘光速的平方，所以，任何其他的速度都不可能超越光速，為啥，要超越光速首先需要有足夠的能量，能量越大，質量也在增大。
現在社會的制度建設比以前要強很多倍，至少老百姓在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別是經濟權利，我們看看浙商，就是民間的企業家，這與歷上的浙商、徽商、晉商都不一樣，那些商人是官商勾結的，而現在的浙商更多的都是在制度壓力松動下的成長壯大的，沿海地區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了。
由上可知，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搞技術，擴市場，放權利。搞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擴市場是為了買發展生產的商品。怎樣才能促進這兩個呢，就是給老百姓更多能夠自主的權利，讓他們去創新技術，開拓市場。基于此，李約瑟之謎的謎底關鍵就是在技術——制度上，出現了阻塞，出現了壓制性的大巨石，讓市場之草在巨石下難以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