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

中國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
提要：有經濟學家推算，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的40％，因此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轉向政府這邊，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初政府官員“下海”成潮，現在是人人都想當官，以致出現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位置、5000人爭一個公務員職位的現象，同時抑制著專業人士的成就感和進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錢多，干預經濟的能力很強，也便出現較為嚴重的腐敗現象和權力尋租，其結果是不僅出現了“腐敗窩案”、“賣官買官”等新品種，而且提高了經濟成本，租金總量占GDP的比重達到20％-30％之間，這反過來給國內外企業增加了負擔，不利于企業成長和吸引投資。政府涉足經濟，還會出現官員拿公權與民爭利的情況，甚至引發“群體事件”。
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活動進入尾聲之際，深化改革的熱望在中國人心中醞釀。胡錦濤近日提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不僅得到大眾的廣泛響應，也昭示著政治民主化是今后改革的重點。
然而，政治改革究竟改什么？怎樣改？年初勃興的思想解放濤聲似乎被金融海嘯淹沒，各級政府官員和媒體更多關注的是4萬億投資怎么花、如何讓企業度過難關、農民工如何安置、大學生怎樣就業、擴大內需路在何方等，而對更為深遠的政治創新缺乏熱情，對束縛思想和手腳的教條缺乏檢討，對既得權益心存迷戀。
迫在眉睫的經濟和民生問題當然是政府的要務，世界各國政府也都在全力以赴。但必須意識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需要政治家們的強力作為。
認識“時間窗口”的重要性
自1949年以后，中國遇到過五次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1956年“雙百方針”和1957年的“整風運動”，打開了政治改革的第一個“時間窗口”，知識分子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改革建言，卻演化成了反右運動擴大化，導致了“大躍進”的災難。
1962年中共著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政治改革的第二個“時間窗口”打開了，而這次機遇又被“折騰”了，最終導致了“文革”十年動亂。
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政治改革的第三個“時間窗口”打開，中共抓住了難得的機遇，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
1989年以后，第四個“時間窗口”打開。但鑒于激進的學生運動和蘇聯、東歐巨變，中共在政治路線上破浪推進，確立了市場經濟改革路向，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四經濟大國；但在政治運行方式及制度創新上力度較小，導致腐敗現象、權力尋租越來越嚴重，已開始影響社會穩定，增大經濟成本，政府集權化趨勢有礙創新力和創業精神的發揮。
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機
但是現在，政治改革的第五個“時間窗口”已經打開。經過年初雪災、西藏騷亂、四川地震、北京奧運會、神七飛天、抵御金融海嘯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考驗，中國人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自信心日益增強。實事求是地看待西方政治的文化根源和歷史演進，就不會出現激進的“全盤西化”；心平氣和地看待中華文化的傳統和民族性，同樣不會激進地堅持“寧左勿右”。進入新世紀，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逐漸地把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仁愛、和諧等普世價值觀導入政治語境中，并發展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鮮活理念。換句話說，政府、民間及國際間的互動，已培養出中國公民尤其是城市市民較為成熟的政治改革觀——“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筆者說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已打開，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緊密相連。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均向內看，把內政視為當務之急。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巨大陰影已讓政府無心、無力對外進行過多干預，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保持較穩定的關系，將是未來兩年的外交大勢。同時，人們也從正在發生的美國“變革”中得到啟示，經濟復興總是與政治變革環環相扣。
從中國的現狀看，增強信心、共克時艱的呼聲不斷。如果將政治改革作為“信心”的有機部分，加上不斷出臺的經濟政策，不僅會促成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而且會在經濟水平上邁上新臺階，更會在政治文明上強力作為，全面完成繼辛亥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偉大革命——改革開放。應當清醒地意識到，走出經濟困局，讓大眾對未來產生信心，必須在政治體制和運行方式上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與創新，僅從輿論上呼吁“萬眾一心”是不夠的。
政改的關鍵部位已經顯露
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項宏大的漸進工程，其復雜程度或許會超過經濟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關鍵部位已經顯露，如同著名學者吳敬璉所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癥結在于政府自身。
政治改革的第一個關鍵部位也許是政府的權力轉移，從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轉變成專注于提供公共服務的有限政府。有經濟學家推算，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的40％，因此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轉向政府這邊，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初政府官員“下海”成潮，現在是人人都想當官，以致出現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位置、5000人爭一個公務員職位的現象，同時抑制著專業人士的成就感和進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錢多，干預經濟的能力很強，也便出現較為嚴重的腐敗現象和權力尋租，其結果是不僅出現了“腐敗窩案”、“賣官買官”等新品種，而且提高了經濟成本，租金總量占GDP的比重達到20％-30％之間，這反過來給國內外企業增加了負擔，不利于企業成長和吸引投資。政府涉足經濟，還會出現官員拿公權與民爭利的情況，甚至引發“群體事件”。
政治改革的第二個關鍵部位是下決心建立嚴密的監督體系。不僅要強化體制內的監督，完善問責制、官員收入公開制，還要增加民間力量的監督，或者讓體制內的部分機構演化成公共監督機構。比如媒體，可以從產業和文化軟實力承載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變管理方式，使其成為更有效的監督“公器”。中國媒體已在揭露“周老虎”、“毒奶粉”、“礦難瞞報”、“封口費”等方面表現出較專業的監督職守，那么何不放手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上承擔更多責任。
政治改革的第三個關鍵部位是以加快法治建設，通過完備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實現公正，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邁進，社會就有了秩序，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有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