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琏卖子
1935年秋天。战云笼罩着华北，一片白色恐怖。一天晚上，天津营口道三德里一家裁缝铺的楼上，一对夫妇坐在熟睡的三个孩子身旁，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他们的脸上都留下贫困、饥饿、劳累的痕迹。当父亲的还不时迸发出几声喑哑的咳嗽，说明他的肺结核已经不轻了。这就是当时中共北方局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他的妻子——河北省委财务工作人员贾琏。他们这时面临的不是一家一户的困难，而是整个机关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断绝来源，工作无法开展，同志们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困境。
“同志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他们的两个小女儿饿得受不了，只好偷偷地捉些蝗虫烧来吃……
“交通员来要车费了！”没有车费，交通员怎么和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张家口等地的党组织保持联系呢？
“房东来催房租了！”组织部、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三个机关的房子再不交房租，房东就要收房了。失去固定的联络点，党中央派人来，到哪里去联系？
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许多人不敢公开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募捐的收入越来越少。
钱啊，钱！你直接影响到党的工作，同志的生命！
他们的眼睛在室内慢慢地扫过，极少的一点家具、被褥、炊具……这都是地下工作必不可少的掩护。最后，两人的眼睛不约而同地停留在孩子们的身上：11岁的姐姐，8岁的妹妹，还有一个6个月的小弟弟。他们正沉沉地熟睡着。
“用孩子换钱？”贾琏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马上打了个寒噤，旧社会的女孩子卖出后，难保不会落入火炕，那种遭遇连想也不敢想。她的眼睛又落到男孩子身上，6个月的东光还在吃奶，饥饿对他的威胁不太大，他依然长得那么肥胖可爱，小姐姐们都几乎抱不动他。他的相貌长得多么像父亲啊！贾琏知道：旧社会有的人家为了传宗接代，肯多拿出一些钱来买儿子。她的第一个儿子生于1932年的上海，在那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刚落地就不得不扔在育婴堂里。东光是她唯一的儿子了。泪珠儿一滴一滴流到孩子的脸上，贾琏心里犹如刀绞一般……
“我们的三个机关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没有党哪里还有我们？儿子啊儿子！不是妈妈心狠，你也为党做点贡献吧！”
贾琏和高文华拿定主意，第二天就托人寻找要男孩的人家。没有几天，打听到唐山市启新水泥厂附近，有个妇女只有一个女孩，很想要个男孩。贾琏抱着东光跟着介绍人上了唐山。活泼可爱的东光，十分招人喜欢。那个妇女一眼就相中了，拿出50块光洋和一张契约，叫贾琏签字。贾琏一看契约，如万箭钻心，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贾琏呆呆地回到天津，怀里揣着50块光洋。这笔款子加上其他同志筹措来的零星收入，勉强维持了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近半年的开支，直到1936年4月，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情况才有了好转。
当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们，除了领导部门几个人知情外，其他人都不知底细。“胖娃娃呢？”后来有人这样问贾琏。但是看到她沉默着，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立刻住了嘴。
1936年下半年，高文华夫妇服从党的分配，离开天津，来到延安，后又去了南方，在湖南长沙一带做地下工作。他们离天津、唐山越来越远了。
全国解放以后，高文华和贾琏设法托人去唐山寻找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找不着了！”夫妇俩不死心，又去请唐山市公安局帮助寻找，结果是：“孩子确实不在了，连抚养孩子的那个妇女和她的女儿都死了！”
夫妇俩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把伤痛深深埋在心底。直到十年动乱之中，高文华被无理迫害，关押了多年，贾琏去找陈云同志谈话，才汇报了这件事。
1981年4月6日，担任水利电力部水文局副局长的贾琏心肌梗塞去世了。党组织在拟悼词时把东光的遭遇写了进去。在沉痛的哀乐声中，同志们才知道高文华和贾琏这两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失去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才知道当年自己曾经吃过用那个可爱的胖娃娃换来的窝头；才明白为什么贾琏平时省吃俭用，布衣服上还挂着补丁，临终时却嘱咐亲人把一万元积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