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博士的15点推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纽约。
两颗土炸弹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司大楼的窗沿上发现一只工具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根黄铜管，管里塞满了炸药，管外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炸弹。
Ｆ。Ｐ。（签署）
炸弹没有爆炸，但罪犯也没有留下指纹。几星期后，在爱迪生总公司，又发现一颗土炸弹，它是一只塞满炸药的短统羊毛袜，罪犯留下了同样的纸条。
是谁与爱迪生公司过不去？公司保卫部门查阅它所设立的“公安卡”，发现对公司发出过怨言的人有好几千，从何查起？他们认为，这也许只是想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吧？调查到此为止，也没有对外声张。
1941年，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这件无头案就搁了下来，一拖就是十年。
十年以后
1950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纽约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发自韦斯特切斯特县，字迹清秀，字体个个大写，上面写道：
我是个病人，而且正在为这个病而怨恨爱迪生公司，该公司会后悔他们的卑鄙罪行的。不久，我还要把炸弹放在剧院的座位上，谨此通告。
Ｆ。Ｐ。
在以后的几年中，警察局和“Ｆ·Ｐ·”那清秀的字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Ｆ。Ｐ。”的炸弹越造越熟练，他的头八颗土炸弹只爆炸了两个。而后来的四颗都爆炸了。1955年，“Ｆ。Ｐ。”加快速度，放了52颗炸弹，炸响了30颗。报纸开始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也对他感到严重不安，人们把他称为“炸弹狂”。而他却变本加厉，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中，措辞日益激烈。
一天，“Ｆ·Ｐ·”的土炸弹炸死了一个人。社会舆论和市政当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这个“炸弹狂”挖出来。
移樽就教
“Ｆ。Ｐ。”和爱迪生公司多少有点纠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怎样从这家公司积半个世纪之久的庞大档案中，寻找出有关的线索来？爱迪生公司苦恼不堪，纽约市警察局也束手无策。
芬内是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长，兼纽约刑事实验室主任。他曾取得精神病法医学学士头衔。但这个神出鬼没的“炸弹狂”却使他绞尽脑汁，疲惫不堪。他决定破除门户之见，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
一天下午，芬内探长带领手下的两名侦探，挟着炸弹狂一案的全部宗卷，去布鲁塞尔博士家求教。那两名侦探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不知心理分析是怎么一回事，对此行是否有收获深表怀疑。
布鲁塞尔博士对这次咨询也很明白，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而且会影响“心理分析”这种新冒出来的侦破方法的前途。
芬内带来的全部宗卷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弹狂”的几封信，以及几颗由他制造的炸弹的照片和一些炸弹的弹片。要据此做出结论，显然是很不够的。但是，博士凭着他对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竟滔滔不绝地谈了四小时。历史已证明，这一次谈话给心理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局面，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他”是男人
布鲁塞尔注视着那几弹没有爆炸的炸弹照片，当着侦探们的面提出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Ｆ。Ｐ。”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以前造炸弹或放炸弹的都是男人，无一例外。
博士接着说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之所以对爱迪生公司抱偏见，是他认为爱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渐渐地，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这是他行为失常的来由。一个人一旦为这种思想所纠缠，就变成了‘偏执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偏执狂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一过35岁之后，便发展得不可收拾了。那个‘Ｆ。Ｐ。’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偏执狂都非常爱护他们自己。当他们有所行动时，总认为这是在‘自卫’。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有缺点，而把遇到的麻烦都归罪于别人，尤其是某个大组织，在这个案例中就是爱迪生公司。由此产生了第三个可能性：爱迪生公司对那个‘Ｆ。Ｐ。’也许有过不适当的处置，以致遭到他的报复，所以，他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
“从他的清秀字迹来看，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这是第四点。”
貌不惊人
3个侦探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怎样发现他呢？”一个侦探急着想知道下文。
“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博士继续分析下去，“这种人很要面子，他平时行为检点，不做任何在他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很少可能会在公安卡上留下记载，更不大会到过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人们是难于从这些档案去发现他的。”
看着侦探们大失所望的神色，博士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心理学可以帮你们的忙。据德国一位精神病医生统计，偏执狂患者有85％属于运动员体型。诸位先生，我据此得出第五个可能性：这个‘Ｆ。Ｐ。’不胖不瘦，中等身材，体格匀称。”
布鲁塞尔拿起那几封信，继续说下去：“从这清秀的笔迹、干净的信纸上我得出第六个可能性是，此人工作质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论他是个遵守时间、兢兢业业的模范职员，直到他遭到所谓的‘卑鄙罪行’前，他一直是这样工作的。
“说到‘卑鄙罪行’，这种措辞很不够美国味，倒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英国夸张小说里的语言。‘Ｆ。Ｐ。’笔下的‘爱迪生公司’写成Society of Edison,而美国人不这么写，他们写的‘爱迪生公司’是Consolidated Edison的缩语Cons.Ed.不管怎样，这个人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也许他就住在外国人的社区里。这是第七个可能性。”
一个侦探感到不满足，他对博士说：“您说他是外表平常、举止端庄的中年人，这可不是引人注目的特征。”
“说得对，”布鲁塞尔点点头，“下面的分析才是我本行的工作。”
心理创伤
“和爱迪生公司有纠葛的人何止千万，但是除了这个偏执狂，谁都不会因此而把炸弹在公司大楼以外的地方乱放。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与公司的纠纷，可能不是他到处放炸弹的真正理由。”一个侦探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更确切地说，这种纠纷不是唯一的理由，在这个理由之下，另有一个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的理由存在。我要说的第八个可能性就是指这方面的。他一定受过某种心理上的创伤，例如，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这一悲剧又是他父亲的过错。你们知道，男孩子在幼年时期会由于恋母情结而憎恨父亲。这种情况在这个偏执狂身上一定也发生过。他经常反抗父亲，并在这种状态下生活过来。但他自己并不意识到，长期反抗父亲使他滋生起一种反抗权威的情绪，这种情绪过早地潜入他的意识深处，成为‘潜意识’。而这种像定时炸弹似的潜意识，一旦遇上了爱迪生公司对他的不公正处置，使他心头的创伤又复发了。于是，他就从反抗父亲的权威发展到反抗社会的权威，这就是他到处乱放炸弹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的。”
“但为什么他会经常不断地放炸弹呢？”一个侦探感到还没有完全理解。
博士从容不迫地说下去：“失去了母爱，使他感到痛苦，而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没有人给他以爱情或友谊，他的心理创伤始终没有愈合。因此，我敢断定他是一个独身者，既没有女朋友，甚至也没有男朋友。但是，他可能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亲属在一起生活。这个女亲属使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从而触动了他对父亲的怨恨，这种感情又激发了他对权威的反抗。这就是他经常不断地放炸弹的原因，也是我要说的第九个可能性。”
斯拉夫裔
“他没有友谊和爱情，但他多的是礼貌。他对谁都和蔼可亲，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我现在还要说得更远，他八九不离十是个衣着整齐、风度翩翩的人。这是第十个可能性。”
这时，一直不作声的芬内探长开口了。他说：“恐怖分子不喜欢公寓，宁愿住独院住宅。因为造炸弹必须有一个设备很好的工作室，一个不会妨碍邻居又不会被人发现的隐蔽所在。”博士表示完全同意，这就成为第十一个可能性。
“我不是说过他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吗？我现在进一步提出第十二个可能性：他是斯拉夫裔。”
侦探们不约而同地眨巴着眼睛，表示不信。
“对仇敌采用威胁、暗杀等手段各国都有，但地中海沿岸国家惯用绳勒，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用匕首，而在斯拉夫国家中，恐怖分子向来爱用炸弹。因此，一个恐怖分子若是到处使用炸弹的话，这就暗示他极可能是斯拉夫人。
“而且，如果他是斯拉夫人，根据斯拉夫族多信天主教，就有理由设想他是个天主教徒，从而引出第十三个可能性。而且，此人必然定时上一个天主教堂去，因为有规则是他的习惯之一。
“他的匿名恐吓信不是在纽约就是在韦斯特切斯特投寄的，因此，他的家很可能就在这两地之间。而本地区的几个最集中的斯拉夫人居住区，就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他住在这一地区，这是第十四个可能性。”
第十五个可能性之外
在确定这个炸弹狂究竟患的什么病时，布鲁塞尔博士犯了一个错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嘛。
“Ｆ。Ｐ。”在持续多年的威胁性字条中声称自己是一个病人。据此，博士提出他的第十五个可能性：“Ｆ。Ｐ。”患的病可能是癌症、心血管疾病或肺结核中的一种。如果是癌的话，“Ｆ。Ｐ。”可能已经死了，因为癌症患者能活十几年以上的几率很小。如果是肺结该，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他可能早已痊愈，因此不可能一直是病人。于是，布鲁塞尔推论他应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事后的真相是，这个炸弹狂恰恰患的是结核病，但他一直没有去就医。博士忘记了偏执狂是不会去找医生的，即使去就诊，也不会尊重医生意见的。
博士谈了15点可能性后，探长问道：“那么，您对下一步的建议是什么？”
“把这15个可能性公诸于众，我相信那个人是可以挖出来的。因为，假如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他的邻 居就会把他识别出来。反之，如果我错了，他就会找上门来，这样，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线索。无论如何，我们在报上一公布他的特征，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使他认为我们在嘲弄他。这对于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来讲，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刺激，他一定会作出反应来的。”
“一百万分之一的希望。”一个侦探咕噜说。芬内起身告别，博士突然叫住他：
“侦探长！”
“什么事，博士？”
“再补充一点。我看这个人的衣服虽然穿得笔挺，但对于时新的式样他是犹豫的，我大胆推测，你们抓住他的时候，他穿的应是一件双排钮扣的上装（当时一种普通式样的上装——编者），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
这补充的一点，后来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
找上门来
1956年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和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15个可能性。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深夜，博士家的电话铃响了：
“是布鲁塞尔博士家吗？”
“是的，您是哪儿？”
“我是‘Ｆ。Ｐ。’，你仍然摸在门外，后悔了吧！”咔的一声，那一头的电话筒就搁上了。
“Ｆ。Ｐ。”终于找上门来了，这使博士大为兴奋。四天之后，“Ｆ。Ｐ。”又在一家图书馆和一家电影院里放了炸弹。12月26日，美国各大报又刊登启事要“Ｆ。Ｐ。”上警察局自首，并公开答复关于他的十五个可能性的分析是否正确。第二天，答复信从韦斯特切斯特寄出：
拜读了12月26日的报纸。若去自首的话，那我就是傻瓜。请别侮辱我的智慧，奉劝你们还是把爱迪生公司叫到法庭上去为好。
Ｆ。Ｐ。
梅特斯基
与此同时，爱迪生公司动员了大批人力，准备把它的人事档案和公安卡都翻一遍。1957年1月初的一天，有个女职员在查阅20至30年代的档案时，翻到一份名为乔治·梅特斯基的人事档案。其内容和其他人的大同小异，其中也有关于这位职员和公司的一场纠纷的纪录。不过，档案中夹着一封梅特斯基本人申诉的信，信的语气激愤，并有“卑鄙罪行”这样的话。这引起了那位女职员的注意，于是它被拿出来仔细研究。
乔治·梅特斯基原是爱迪生公司的电机保养工，1931年9月5日，锅炉发生回火事故时，他被烧伤。公司付给他一笔病伤津贴。他拿了没有，档案上没有说明。1934年1月4日，他说自己染上肺结核，要求终身残废津贴，公司拒绝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名字从工资单上注销。
爱迪生公司提到梅特斯基的报告，都称他为模范职员：办事勤快而谨慎，性情温和而行为端正，严格遵守规章和上级指示，等等。
档案里提到的重要内容还有：在锅炉出事那年他的年龄为28岁，照此推算1957年时应为54岁。梅特斯基是波兰裔，罗马天主教徒，他家住在康涅狄克州。
根据这些线索再进一步进行保密调查，材料表明梅特斯基未婚，他和两个姐姐住在一栋独立的住宅里。父母双亡，他因慢性病而不工作，他的两个姐姐供养他。梅特斯基身高1．75米，体重74公斤。他没有犯罪纪录。邻居肯定他的家是个和睦之家，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但是与人们保持距离，很少往来。
“这和布鲁塞尔博士的描述简直吻合到滑稽的地步，”警察局的侦探们面面相觑，“那么，先到他家去瞧瞧吧。”
最后胜利
1957年1月22日，纽约警察局的四个侦探一齐来到梅特斯基家的门口。
侦探们按了门铃，一盏灯亮了，出现在门口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穿一身褪色的睡衣，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对碧眼平静地望着四个侦探。
“晚上好，有何贵干？”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您是乔治·梅特斯基先生吧？”
“是的。”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一张有您字迹的纸条？”
“噢，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了，莫非诸位以为我就是那个炸弹狂？”梅特斯基微微一笑，并招呼侦探们进去。他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个小时。最后被侦探们问得无言对答了，就把他们领到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它设在屋后的汽车库里。室里的东西摆得井井有条。侦探们一眼就看出这是制造炸弹的地方。
“那么，这事是您干的？”
“是的。”
“‘Ｆ。Ｐ。’又是什么意思呢？”
“Fair Play（公平对待）的缩写。”
两个姐姐在一旁急得打转，她们哭着说：“他是没有本事去害人的啊！”
侦探们要梅特斯基跟他们去警察局，于是他就进屋去换衣服。当他再度出现时，只见他头发梳得光光的，搽了发油，脚上的皮鞋擦得雪亮。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细条纹的双排钮扣西服，上装的三颗钮扣颗颗扣得紧紧的。
布鲁塞尔博士的方法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