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工半读生涯
老实讲，一边上班一边上课真的很累。
老实讲，每个人问我有没有能力胜任，我也都只能耸耸肩回答也就且战且走吧。
我本就不是对琐事记忆很好的人，昨天後遗症就出来，忘了下午有场协调会，到一点多业主到了我才想起这件事，忙的连饭都没吃随便啃了一个蛋黄酥就跟着开会。三点钟老板打来，说约了内政部次长开另一个协调会，请我代表他去。我本想四点就出发去新竹，结果到四点二十分我还看着内政部次长讲的天花乱坠。
好不容易匆匆忙忙赶到新竹，也只是随便买个汉堡填肚子，再匆匆忙忙跑上山。上课，当然是没有看完资料，心里虚虚的，还好老师讲的客气，「例子举的很好，但似乎没有很进入文本」（意思就是：你这混蛋，根本没读书在那边弧）。我想起以前读硕士的时候，自己还真是认真，一天读书六小时以上，上课从来没有在怕的，管他什麽天塌下来的报告我也没问题。现在进去教室，心里虚虚的，躲在最後面，深怕老师丢个逐句翻译的问题来给我。
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当年读硕士的时候我老觉得博士班的学生混混的，总是希望课少一点、轻一点，哪有博士这麽简单可以拿到。等我自己身历其境，才知道为什麽会这样。像今年，我TA助学金一毛也没拿到、学费没有贷款全额缴交，然後沦落到连个宿舍都没的住，要住新竹还得自己花钱住学校招待所。这样，我可能不工作吗？但如果工作，又怎麽好好读书？
有天堂可以去，谁要去地狱？有奖学金可以领，谁想要工作？如果可以好好读书，我还真的很怀念当年读硕士每天花六七个小时读书的生活。我是喜欢读书的人，但是我们读这些书，现在没钱，拿到学位就业也没有保障，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读书，我还真不知道我为什麽要投资这种低回收高风险的东西。明年我就要三十岁了，也不是赚很多钱，每个月还有一万五千元的贷款要还，有时候我想想自己的经济情况还挺可悲的，如果我不维持全职的工作，我怎麽生活？
下午连续上了六小时的马拉松课程，中间还接了五六通选民服务电话，回程时累摊在回程的巴士上，突然有种心焦力淬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我得学着适应调整这样的生活，并且从中找到工作和学业并存的相处之道，毕竟这是我自己选的。
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
经济学上有个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到底是在「论道德情操」中的同情，或者是「国富论」里面的自利，才算是亚当斯密思想的核心？这和我小学时老师简单讲到性善还是性恶，问小朋友支持哪一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性善论里孟子的说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看到小朋友快掉到井里，你会毫不犹豫的救他；又或者荀子讲的，人的心很坏，好利、疾恶、淫乱，需要化性起伪才会改善。扪心自问，自己是好心还是坏心，这两个说法听起来却好像都很有道理。其实这和亚当斯密问题很接近，到底人的同情心比较重要（性善）还是自利（性恶）才会主导一切？
思密所留下来的理论困扰许多人，包括左派和市场经济论者，前者主张思密的理论充满了自利的意图，使人变得自私自利，无视於资本扩张所造成部分人民的痛苦；後者则主张自利并不是什麽坏事，「私恶创造公善」（Private vice makes public virtue.），市场里面那「看不见的手」会使一切变的可运作。左右两派争辩思密遗产的时候，总是绕着私恶是否会创造公善的面向跑。
很讽刺的是，「私恶创造公善」这句话并不是思密说的，甚且思密的一生，都在反驳这句话。会造成这种天大误会的原因，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这年代不分左右，没人要读书了。经济系毕业的学生很少有读过「国富论」的，就更不用讲「论道德情操」了。「国富论」在一七七六年出版，而同年「论道德情操」已经出到六版，亚当斯密对这本书一校再校，得见其在思密心理的重要性其实远高於「国富论」。
但熊彼得提问的「亚当斯密问题」，其实也不存在。同情还是爱己是思密理论的核心，其实根本不是冲突的问题。论述家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容易突显，特别去谈性善恶，各自举出有利的例子，但自细想想，如果孟荀的例子对我们都具有说服力，那一定是因为善恶本来就同时存在於人心。对思密来说，人是利己的，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思密最有名的肉贩面包说就提到我们每天有肉和面包吃，不是因为肉贩热爱宰牛面包师傅热爱烤面包，而是因为宰牛和烤面包可以赚钱。他认为，只有对自己有利，才会让人有生产的动力，进而也才会出现分工、交换等市场行为。
但是思密同时也认为，自利和贪婪是有区别的，为什麽人的自利不会变成贪婪？思密提出了和孟子性善论类似的说法，只是他用了「同情心」（sympathy）这个字。思密承认人的被动情感其实很自私，就像我们听到巴基斯坦地震，一夕死了数千万人，我们听到当然伤心难过，但伤心完还是会继续睡觉、喝咖啡。但如果同时我们知道老板要把我下个月的薪水扣掉，那恐怕会难过的睡不着。但斯密认为，如果牺牲一个月的薪水，可以救那好几亿的巴基斯坦人，那麽，我们却很有可能义无反顾的去捐钱。人们会「神入」（empathy）去了解他人的处境，感受到那种痛苦，并将之内化为本身的行动，心中会有一位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告诉你怎样作才是正当的（propriety）。就像看到有小孩溺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很单纯，就是去救他，就像孟子说的，「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事实上，思密的理论架构所着重的经验与累积，其实也是一种自然法形成的过程。社会的规范如美德等，透过同情心神入所造成的「公正旁观者」引介，形成一个社会基础正义的原由，其实也正是英美法所累积而来的重要元素。所以说思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只是个自私自利的经济理论，其实是很狭隘而且落人笑柄的说法，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思密对道德的重视，以及其主张中谨慎、仁慈与正义所共同构成的市场与社会的基石。
经济学上有个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到底是在「论道德情操」中的同情，或者是「国富论」里面的自利，才算是亚当斯密思想的核心？这和我小学时老师简单讲到性善还是性恶，问小朋友支持哪一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性善论里孟子的说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看到小朋友快掉到井里，你会毫不犹豫的救他；又或者荀子讲的，人的心很坏，好利、疾恶、淫乱，需要化性起伪才会改善。扪心自问，自己是好心还是坏心，这两个说法听起来却好像都很有道理。其实这和亚当斯密问题很接近，到底人的同情心比较重要（性善）还是自利（性恶）才会主导一切？
思密所留下来的理论困扰许多人，包括左派和市场经济论者，前者主张思密的理论充满了自利的意图，使人变得自私自利，无视於资本扩张所造成部分人民的痛苦；後者则主张自利并不是什麽坏事，「私恶创造公善」（Private vice makes public virtue.），市场里面那「看不见的手」会使一切变的可运作。左右两派争辩思密遗产的时候，总是绕着私恶是否会创造公善的面向跑。
很讽刺的是，「私恶创造公善」这句话并不是思密说的，甚且思密的一生，都在反驳这句话。会造成这种天大误会的原因，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这年代不分左右，没人要读书了。经济系毕业的学生很少有读过「国富论」的，就更不用讲「论道德情操」了。「国富论」在一七七六年出版，而同年「论道德情操」已经出到六版，亚当斯密对这本书一校再校，得见其在思密心理的重要性其实远高於「国富论」。
但熊彼得提问的「亚当斯密问题」，其实也不存在。同情还是爱己是思密理论的核心，其实根本不是冲突的问题。论述家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容易突显，特别去谈性善恶，各自举出有利的例子，但自细想想，如果孟荀的例子对我们都具有说服力，那一定是因为善恶本来就同时存在於人心。对思密来说，人是利己的，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思密最有名的肉贩面包说就提到我们每天有肉和面包吃，不是因为肉贩热爱宰牛面包师傅热爱烤面包，而是因为宰牛和烤面包可以赚钱。他认为，只有对自己有利，才会让人有生产的动力，进而也才会出现分工、交换等市场行为。
但是思密同时也认为，自利和贪婪是有区别的，为什麽人的自利不会变成贪婪？思密提出了和孟子性善论类似的说法，只是他用了「同情心」（sympathy）这个字。思密承认人的被动情感其实很自私，就像我们听到巴基斯坦地震，一夕死了数千万人，我们听到当然伤心难过，但伤心完还是会继续睡觉、喝咖啡。但如果同时我们知道老板要把我下个月的薪水扣掉，那恐怕会难过的睡不着。但斯密认为，如果牺牲一个月的薪水，可以救那好几亿的巴基斯坦人，那麽，我们却很有可能义无反顾的去捐钱。人们会「神入」（empathy）去了解他人的处境，感受到那种痛苦，并将之内化为本身的行动，心中会有一位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告诉你怎样作才是正当的（propriety）。就像看到有小孩溺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很单纯，就是去救他，就像孟子说的，「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事实上，思密的理论架构所着重的经验与累积，其实也是一种自然法形成的过程。社会的规范如美德等，透过同情心神入所造成的「公正旁观者」引介，形成一个社会基础正义的原由，其实也正是英美法所累积而来的重要元素。所以说思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只是个自私自利的经济理论，其实是很狭隘而且落人笑柄的说法，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思密对道德的重视，以及其主张中谨慎、仁慈与正义所共同构成的市场与社会的基石。
NGO与我
NGO与我
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类似民主推广营的活动，然後到台湾民主基金会实习，参加了第一届的WFDA双年会，开始和NGO有来往。那时候也没想过我会和WFDA、和NGO结下不解之缘，并在第二次双年会的这时来到马尼拉。
以前读书的时候，外交界不流行NGO，那都是社会系的人在学的。我去甄试台大社会所那年，考题是评论顾忠华老师有关NGO的论述。他作了统计，发现NGO活动越来越不政治，议题越多元，也更加草根。但我当时也真没想到，随着民主运动推广，会有像WFDA这样的组织去连结各国推广民主人权的NGO一起促进全球民主议题。藉着经验的交换，这些NGO正努力从别的组织中截长补短，而其中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台湾。
萧新煌有一次在讨论台湾的NGO外交时，被马来西亚的一位学者质疑，该学者认为NGO就是非政府的，台湾外交部利用非政府组织来作外交，看在许多人眼里实在刺眼。但萧说，我们怎麽办呢？我们没有正式的外交管道，只能藉着在NGO里面争取支持，才能够有新的空间。在没有政府大力推动的时候，这是民间个别团体乱枪打鸟的国民外交演出，但政府有规划的引领民间团体进入这个领域（不是政府自己介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可以引导NGO蓬勃发展，又可以增加台湾的外交能见度，并培养国民外交的好人才。
这几年以来，全球有关於民主人权推广的NGO合作越来越频繁，也有更多的议题可以串联和学习经验。而我因为两年前和NGO结下的缘分，也开始认真的参与了台湾NGO外交的相关活动，并从这里发现了兴趣。三四年前我听到文英学姊要作NGO发展，有点难以理解，但随着我介入越深，越觉得新兴民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有趣。NGO外交不讲求formal的仪式，比较注重实质合作，我虽然是爱穿西装的人，但对於繁文缛节也经常感到厌烦，要我像外交官那样文诌诌，还不如邀请我加盟大学口臭豆腐。
等到我在国会的历练到了一个阶段，我想自己还是会回到NGO的领域里，从事这样的外交工作。推广民主和推广台湾一样，是很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中间容或会有些挫折或者讨厌的小人在你左右像小黑蚊般飞来飞去，但总归我们还是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类似民主推广营的活动，然後到台湾民主基金会实习，参加了第一届的WFDA双年会，开始和NGO有来往。那时候也没想过我会和WFDA、和NGO结下不解之缘，并在第二次双年会的这时来到马尼拉。
以前读书的时候，外交界不流行NGO，那都是社会系的人在学的。我去甄试台大社会所那年，考题是评论顾忠华老师有关NGO的论述。他作了统计，发现NGO活动越来越不政治，议题越多元，也更加草根。但我当时也真没想到，随着民主运动推广，会有像WFDA这样的组织去连结各国推广民主人权的NGO一起促进全球民主议题。藉着经验的交换，这些NGO正努力从别的组织中截长补短，而其中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台湾。
萧新煌有一次在讨论台湾的NGO外交时，被马来西亚的一位学者质疑，该学者认为NGO就是非政府的，台湾外交部利用非政府组织来作外交，看在许多人眼里实在刺眼。但萧说，我们怎麽办呢？我们没有正式的外交管道，只能藉着在NGO里面争取支持，才能够有新的空间。在没有政府大力推动的时候，这是民间个别团体乱枪打鸟的国民外交演出，但政府有规划的引领民间团体进入这个领域（不是政府自己介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可以引导NGO蓬勃发展，又可以增加台湾的外交能见度，并培养国民外交的好人才。
这几年以来，全球有关於民主人权推广的NGO合作越来越频繁，也有更多的议题可以串联和学习经验。而我因为两年前和NGO结下的缘分，也开始认真的参与了台湾NGO外交的相关活动，并从这里发现了兴趣。三四年前我听到文英学姊要作NGO发展，有点难以理解，但随着我介入越深，越觉得新兴民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有趣。NGO外交不讲求formal的仪式，比较注重实质合作，我虽然是爱穿西装的人，但对於繁文缛节也经常感到厌烦，要我像外交官那样文诌诌，还不如邀请我加盟大学口臭豆腐。
等到我在国会的历练到了一个阶段，我想自己还是会回到NGO的领域里，从事这样的外交工作。推广民主和推广台湾一样，是很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中间容或会有些挫折或者讨厌的小人在你左右像小黑蚊般飞来飞去，但总归我们还是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学历史的人很多都觉得历史社会学是门不入流的学问，因为他的讨论范围甚大，与历史学着重在细小范围内的传统习惯不太相同。而社会学者对历史社会学也大多心存保留，他们认为历史社会学一方面已经不再是像STS或者文化研究那样成为当代显学，一方面也无法对那种老调牙的东西引起兴趣。
但我经常有种nostalgia的心态，就像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会提到一些古代的议题，其实社会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最早的说法）都会提到许多古代的例子，去铺陈一个脉络（context），来叙说一个故事或者理论的由来。东海社会系大一的社会学一门，如果是上高承恕老师开的，那大家都会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是很经典的历史社会学着作，黄在称作「大历史」的概念里，铺陈出万历十五年时帝国败象已露的鳞爪，逐渐崩溃的税制和田制、元老重臣的凋零、或像是海瑞这种官员所存在逐渐僵化的官僚体系。
很多人认为要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所了解，应该要从明朝开始研究。当代中国不管是从首都或者基本制度，很多都是从明朝留下来的。曹锦清写「黄河边的中国」时，特别提到那些农民的生活「和明朝并没有差太多」；黄仁宇提到自己参加国民党军队的经验，也讲到蒋带这支部队「像统领一支明朝的军队和日本人作战」。
那台湾呢？当我们看待台湾今天的政治冲突、族群纠葛和社会问题时，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脉络下来看，会不会使研究变的很空洞？昨天上课时姚人多说到现在学生研究都是性别、STS或者文化研究，开电影、身体都一大堆人要上，吴乃德前年来开政治社会学就乏人问津，弄得吴老现在一点也不想来开课。其实这也不是好坏的问题，每个时代的学术典范都不一样，姚人多和吴介民他们读书的时候，学运如火如荼，像他们讲的，每天早上起来都在想怎样搞垮国民党。可是现在研一的新生，一九八四年次，如我经常讲的，他们懂政治以来阿扁都当总统了，叫他们怎麽了解台湾民主奋斗的脉络和历程？
老师点了每个学生，要大家讲自己的学术兴趣，我是政治系出身的，关心的主题不可能脱离政治。但其他的学生，电影的、文学的、经济的、身体的、性别的、新移民的，这正显示了社会学的多元包容。也许有时候老师会感叹现在学生对於「大议题」像是阶级、族群、民主化、土地改革漠不关心，但我觉得也要谅解学生们的成长背景，不是处在一个快要革命的氛围里。当然，姚人多也知道，只是随便抱怨两句罢了。
历史有其特殊的意义，让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而不只是工具。当我们诠释历史、寻找脉络的同时，我们是处在历史之中的。历史不是一个背景，而是一个正再发生的流动舞台，我们在舞台上，思索着这出剧本的现代性意义，诠释方法，以及其脉络。人总是面向过去而生，今日种种，必有其因，这也是我们喜欢并且学习历史的理由。
学历史的人很多都觉得历史社会学是门不入流的学问，因为他的讨论范围甚大，与历史学着重在细小范围内的传统习惯不太相同。而社会学者对历史社会学也大多心存保留，他们认为历史社会学一方面已经不再是像STS或者文化研究那样成为当代显学，一方面也无法对那种老调牙的东西引起兴趣。
但我经常有种nostalgia的心态，就像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会提到一些古代的议题，其实社会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最早的说法）都会提到许多古代的例子，去铺陈一个脉络（context），来叙说一个故事或者理论的由来。东海社会系大一的社会学一门，如果是上高承恕老师开的，那大家都会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是很经典的历史社会学着作，黄在称作「大历史」的概念里，铺陈出万历十五年时帝国败象已露的鳞爪，逐渐崩溃的税制和田制、元老重臣的凋零、或像是海瑞这种官员所存在逐渐僵化的官僚体系。
很多人认为要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所了解，应该要从明朝开始研究。当代中国不管是从首都或者基本制度，很多都是从明朝留下来的。曹锦清写「黄河边的中国」时，特别提到那些农民的生活「和明朝并没有差太多」；黄仁宇提到自己参加国民党军队的经验，也讲到蒋带这支部队「像统领一支明朝的军队和日本人作战」。
那台湾呢？当我们看待台湾今天的政治冲突、族群纠葛和社会问题时，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脉络下来看，会不会使研究变的很空洞？昨天上课时姚人多说到现在学生研究都是性别、STS或者文化研究，开电影、身体都一大堆人要上，吴乃德前年来开政治社会学就乏人问津，弄得吴老现在一点也不想来开课。其实这也不是好坏的问题，每个时代的学术典范都不一样，姚人多和吴介民他们读书的时候，学运如火如荼，像他们讲的，每天早上起来都在想怎样搞垮国民党。可是现在研一的新生，一九八四年次，如我经常讲的，他们懂政治以来阿扁都当总统了，叫他们怎麽了解台湾民主奋斗的脉络和历程？
老师点了每个学生，要大家讲自己的学术兴趣，我是政治系出身的，关心的主题不可能脱离政治。但其他的学生，电影的、文学的、经济的、身体的、性别的、新移民的，这正显示了社会学的多元包容。也许有时候老师会感叹现在学生对於「大议题」像是阶级、族群、民主化、土地改革漠不关心，但我觉得也要谅解学生们的成长背景，不是处在一个快要革命的氛围里。当然，姚人多也知道，只是随便抱怨两句罢了。
历史有其特殊的意义，让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而不只是工具。当我们诠释历史、寻找脉络的同时，我们是处在历史之中的。历史不是一个背景，而是一个正再发生的流动舞台，我们在舞台上，思索着这出剧本的现代性意义，诠释方法，以及其脉络。人总是面向过去而生，今日种种，必有其因，这也是我们喜欢并且学习历史的理由。
隐藏的技艺
隐藏的技艺
下星期我要去马尼拉，想赶快把新同事教会处理选民服务案件和法案，但却有一种无力感。绝对不是学妹的能力问题，她很棒，没话讲，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做的比我更好。但作助理这件事情，是有经验值的，我都还算是很嫩的助理，能够教她的不多。
很多案件，第一时间要去判断案情。当事人讲的一定只是对当事人有利的，而政府也有政府的立场，助理要学着去摸索事情的真相。问题是，像我学政治，来个混凝土进出口的、或者是渔获产品包装检查，我实在是一窍不通，要在短期内上手，不可能。
我自己工作经常被老板念，说我脾气太好，容易被公务员呼巄。确实是有这回事，比起很多助理对公务员不假辞色，我算是对公务员相对客气的，但这种客气有时候也会被人家软土深堀。但讲真的，如果不是有经验的助理，被人家呼巄几次也是正常的。
前几天讲到apprenticeship（学徒制）和tacit knowledge（默识），其实和助理这项工作有很大的相关性。今天为了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头痛的要死，想说我要是没在出国前处理好，这麽复杂的问题应该会把L吓坏；但我又没有能力完成任务，这让我很头大。後来我找了某政务官的政治幕僚请教，他在圈内打滚十几年，对於这种生态知之甚详。他给我提了几个建议，我听听觉得可行，说好说歹劝服了老板这样处置。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位政治幕僚可以很快想出可行方案，就算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他拥有我们这一行的「隐藏的技艺」（unspoken skill），知道这行的许多潜规则，这些都是因为经验累积得来的，而非他本来就会。我在这行打滚也还不到一年，要学习的地方实在还太多。而我所想教给学妹却发生的挫折，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与她所拥有这行的tacit knowledge都太少。这种技艺，是在像小联盟农场的机制里那样，靠着一场一场的实战经验累积起来的，而不是纸上谈兵可以教会的。
下个星期就是学妹的震撼教育周，我想她能够度过的。每个人都有最初那生嫩的时候，不是吗？学妹，加油吧！
下星期我要去马尼拉，想赶快把新同事教会处理选民服务案件和法案，但却有一种无力感。绝对不是学妹的能力问题，她很棒，没话讲，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做的比我更好。但作助理这件事情，是有经验值的，我都还算是很嫩的助理，能够教她的不多。
很多案件，第一时间要去判断案情。当事人讲的一定只是对当事人有利的，而政府也有政府的立场，助理要学着去摸索事情的真相。问题是，像我学政治，来个混凝土进出口的、或者是渔获产品包装检查，我实在是一窍不通，要在短期内上手，不可能。
我自己工作经常被老板念，说我脾气太好，容易被公务员呼巄。确实是有这回事，比起很多助理对公务员不假辞色，我算是对公务员相对客气的，但这种客气有时候也会被人家软土深堀。但讲真的，如果不是有经验的助理，被人家呼巄几次也是正常的。
前几天讲到apprenticeship（学徒制）和tacit knowledge（默识），其实和助理这项工作有很大的相关性。今天为了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头痛的要死，想说我要是没在出国前处理好，这麽复杂的问题应该会把L吓坏；但我又没有能力完成任务，这让我很头大。後来我找了某政务官的政治幕僚请教，他在圈内打滚十几年，对於这种生态知之甚详。他给我提了几个建议，我听听觉得可行，说好说歹劝服了老板这样处置。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位政治幕僚可以很快想出可行方案，就算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他拥有我们这一行的「隐藏的技艺」（unspoken skill），知道这行的许多潜规则，这些都是因为经验累积得来的，而非他本来就会。我在这行打滚也还不到一年，要学习的地方实在还太多。而我所想教给学妹却发生的挫折，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与她所拥有这行的tacit knowledge都太少。这种技艺，是在像小联盟农场的机制里那样，靠着一场一场的实战经验累积起来的，而不是纸上谈兵可以教会的。
下个星期就是学妹的震撼教育周，我想她能够度过的。每个人都有最初那生嫩的时候，不是吗？学妹，加油吧！
制度的意义和知识论
制度的意义和知识论
第一天上课，讨论一个字，institution，因为这个字是这门课的主题。江湖在哪里
杨儒门快被特赦那段时间，有许多人突然变成农业专家，在电视或报纸讲得口沫横飞；我本来以为天真烂漫的吴音宁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她也出了一本「白米不是炸弹」。不过上次在书店无聊的翻了她的另一本新书「江湖在哪里」，竟被那文字着魔般的吸引，津津有味的买下来、读下去。
这本书不是学术着作，资料的蒐集和注解都不严谨，但农村出身的吴音宁，对於农业的特殊感情和敏感度，并不会因此而被遮蔽。吴音宁是有名作家吴晟和庄芳华的女儿，吴晟的「甜蜜的负荷」必然是我这代中学生认识的少数现代诗作，因为客本有选。吴和庄都有浓烈的本土意识和土地感情，他们的女儿也因此感染了这样的气氛，初次出版的「魔幻丛林」就艳惊四座。
不必怀疑吴音宁的本土意识，光从她收集资料的努力，就可以看出即使没有严谨的学术架构，但这书仍然是花了心血的、有价值的作品。他从日本时代开始写，写着台湾的农业如何被殖民地培养与剥削，「二林事件」是怎麽一回事，一路写到国民党用剪刀差如何以压制农业的方式迫使离农和发展工业。而本土人士，也是杨儒门的反对者如我最忌惮的，有关於民进党执政後的农业书写，我觉得吴音宁也算是骂的大快人心。
农渔会和农渔民的关系，农渔会大游行号称农渔民大游行的荒缪，大地主握着砂石业老板的手高喊就农业的荒谬。吴音宁不喜欢民进党承继自国民党的农业政策，但她没有因此变成像詹澈或南方朔那种，因此歇斯底里的怀念起国民党的好，甚至决定改吃国民党奶水的荒唐。她娓娓道来，对民进党狠狠批判，但也没有放过对於国民党黑金派系见缝插针的痛心疾首。
看吴音宁的书会感动，会想哭，她真的写到心坎里。你可以从她的文章读到她的喜怒哀乐，她对农业的恩怨情仇。过去台湾农业的着作大多硬梆梆，像李登辉的成名作，或者其他人的各种论文；但读「江湖在哪里」不会让你觉得呼吸困难，因为吴音宁的文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
我已经快要忘记学生生活了，还好看不懂的英文字不很多，但却发现几件有趣的事情。其一就是，我受政治学的训练整整八年，对於问题的思考极为政治。比如我们讨论到什麽东西在台湾是institutionalization但是却不完整，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民主。而同学来自五花八门，也就会讲出各种不同的讯息，包括landscape都有人说。
又像政治学谈institution这个字，会限缩的很窄，我们翻译叫制度或者机构，所以我会很主张要有个结构的才算，比如婚姻，因为有民法的架构，所以我可以接受他是一个institution；那army、hospital这类就不用说了。但如果你要我举例institution，我还是会觉得政府当仁不让。但是在社会学的领域，是把institution的定义发挥到极致，比如握手。老师提到握手是一种全球普遍的共通仪式，所以算是一种institution，我本来不太认同，但一回家立刻查了字典，有把rule和custom都算进去，果然政治学算是个比较狭窄的领域。
想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上课的时候提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说人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或者是默会（tacit knowledge），其实都是一种长时期的累积，造成的一种不可明说的知识。这其实就是一种知识的基底，永远都不够，但是会在既定的基础上累积，而且难以扭转的一种知识论述。透过apprenticeship（学徒制）累积的一种知识技艺，确实需要长时间的揣摩与研究。知识的累积不应该排斥各式各样的方向，才能达到「博雅」的程度。其实这也是通识教育的精神，只是过去我们都没有好好遵守。
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常再想，这人读到博士，必定有其可学习之处，所以所有的老师我都很认真的听讲，去学习。当然也有很不营养的老师，但是最终我也不觉得我在他们作为我老师的过程里，让我一无所获。後来我自己读书，也因为喜好广泛，经常都荤腥不计，乱读一通。五柳先生传里面有一段「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段一直很适合我，反正读来读去，每一读又有一次新心得，因此当年读书也就不太求甚解。没想到这几年下来，这些东西也逐渐变成一种「支援意识」，而有了自己不成熟的知识论脉络。
转读社会学，终极要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土地。昨天上到一半又想起我们那个选区的种种事情，和其背後所代表的社会学意义。也许在实务界这不见得是什麽重要的事，但只要是有趣的事情，又未尝不可在我心里摆在重要位置？读书不是为了学位、为了工作，这次读书，真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有趣。
第一天上课，讨论一个字，institution，因为这个字是这门课的主题。江湖在哪里
杨儒门快被特赦那段时间，有许多人突然变成农业专家，在电视或报纸讲得口沫横飞；我本来以为天真烂漫的吴音宁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她也出了一本「白米不是炸弹」。不过上次在书店无聊的翻了她的另一本新书「江湖在哪里」，竟被那文字着魔般的吸引，津津有味的买下来、读下去。
这本书不是学术着作，资料的蒐集和注解都不严谨，但农村出身的吴音宁，对於农业的特殊感情和敏感度，并不会因此而被遮蔽。吴音宁是有名作家吴晟和庄芳华的女儿，吴晟的「甜蜜的负荷」必然是我这代中学生认识的少数现代诗作，因为客本有选。吴和庄都有浓烈的本土意识和土地感情，他们的女儿也因此感染了这样的气氛，初次出版的「魔幻丛林」就艳惊四座。
不必怀疑吴音宁的本土意识，光从她收集资料的努力，就可以看出即使没有严谨的学术架构，但这书仍然是花了心血的、有价值的作品。他从日本时代开始写，写着台湾的农业如何被殖民地培养与剥削，「二林事件」是怎麽一回事，一路写到国民党用剪刀差如何以压制农业的方式迫使离农和发展工业。而本土人士，也是杨儒门的反对者如我最忌惮的，有关於民进党执政後的农业书写，我觉得吴音宁也算是骂的大快人心。
农渔会和农渔民的关系，农渔会大游行号称农渔民大游行的荒缪，大地主握着砂石业老板的手高喊就农业的荒谬。吴音宁不喜欢民进党承继自国民党的农业政策，但她没有因此变成像詹澈或南方朔那种，因此歇斯底里的怀念起国民党的好，甚至决定改吃国民党奶水的荒唐。她娓娓道来，对民进党狠狠批判，但也没有放过对於国民党黑金派系见缝插针的痛心疾首。
看吴音宁的书会感动，会想哭，她真的写到心坎里。你可以从她的文章读到她的喜怒哀乐，她对农业的恩怨情仇。过去台湾农业的着作大多硬梆梆，像李登辉的成名作，或者其他人的各种论文；但读「江湖在哪里」不会让你觉得呼吸困难，因为吴音宁的文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
我已经快要忘记学生生活了，还好看不懂的英文字不很多，但却发现几件有趣的事情。其一就是，我受政治学的训练整整八年，对於问题的思考极为政治。比如我们讨论到什麽东西在台湾是institutionalization但是却不完整，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民主。而同学来自五花八门，也就会讲出各种不同的讯息，包括landscape都有人说。
又像政治学谈institution这个字，会限缩的很窄，我们翻译叫制度或者机构，所以我会很主张要有个结构的才算，比如婚姻，因为有民法的架构，所以我可以接受他是一个institution；那army、hospital这类就不用说了。但如果你要我举例institution，我还是会觉得政府当仁不让。但是在社会学的领域，是把institution的定义发挥到极致，比如握手。老师提到握手是一种全球普遍的共通仪式，所以算是一种institution，我本来不太认同，但一回家立刻查了字典，有把rule和custom都算进去，果然政治学算是个比较狭窄的领域。
想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上课的时候提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说人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或者是默会（tacit knowledge），其实都是一种长时期的累积，造成的一种不可明说的知识。这其实就是一种知识的基底，永远都不够，但是会在既定的基础上累积，而且难以扭转的一种知识论述。透过apprenticeship（学徒制）累积的一种知识技艺，确实需要长时间的揣摩与研究。知识的累积不应该排斥各式各样的方向，才能达到「博雅」的程度。其实这也是通识教育的精神，只是过去我们都没有好好遵守。
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常再想，这人读到博士，必定有其可学习之处，所以所有的老师我都很认真的听讲，去学习。当然也有很不营养的老师，但是最终我也不觉得我在他们作为我老师的过程里，让我一无所获。後来我自己读书，也因为喜好广泛，经常都荤腥不计，乱读一通。五柳先生传里面有一段「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段一直很适合我，反正读来读去，每一读又有一次新心得，因此当年读书也就不太求甚解。没想到这几年下来，这些东西也逐渐变成一种「支援意识」，而有了自己不成熟的知识论脉络。
转读社会学，终极要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土地。昨天上到一半又想起我们那个选区的种种事情，和其背後所代表的社会学意义。也许在实务界这不见得是什麽重要的事，但只要是有趣的事情，又未尝不可在我心里摆在重要位置？读书不是为了学位、为了工作，这次读书，真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有趣。
爱你的邻居
爱你的邻居
大学的时候因为着迷民族主义理论，一度对被很冷血的当作实验场的东南欧很有兴趣。我买过一本书叫做「爱你的邻居」，很清楚记得里面一句话，可能是引用自圣经的吧，「恶人的得势，常原自於好人的坐视」。当时我把这句话框起来，告诉自己要时时自我提醒，不要对不义麻痹，坐视不管，我也一直以为我有做好这份期许，直到刚刚。
那是下班时间，H和我共乘一台电梯。H是隔壁办公室的漂亮女生，和我算是要好，我们有说有笑的走进电梯。到八楼的时候，一个记者怪叔叔走进来，他和H认识，开口就说，你好漂亮，为什麽都不给我照相？我笑了笑，没有反应，H突然向我靠来，挤到我旁边说，他是型男耶，你照他不要照我。怪叔叔无动於衷，继续说着H很漂亮，他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之类的鬼话。而H则不断重复我是型男这种无意义的词语。而我，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怪叔叔从二楼出去。
他一走，H就转头问我，你为什麽不帮我？你是不是男人啊？我在那一刹那才警觉到她的不快和不安，但是事情已经结束了，来不及了。我闷闷的跟她说再见，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坐视了一场性骚扰在我眼前发生？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警觉到H的不安，我太习以为常这种男人对女人的调戏，麻痹到没有警觉到她向我靠来时所携带的不安。我也可以怪罪H，怪罪她虽然不快，却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至少让我感觉不到。但我觉得这不是H的问题，反而应该怪我的不敏感，以及理解到她面对突如其来的骚扰时感到的慌乱。是我不对，因为我麻痹，所以我没有反应，让H受惊了。
我总觉得我们立法院很奇怪，明明是立法单位，却经常出现一些怪事。之前有委员躲在女厕偷窥的事情、我今天也遇到一起怪人骚扰事件；前几天下班看到有的办公室在徵人，居然还有那种「未婚女性优先」或者「35岁以下」还是「限男性」之类的条件，明明劳动雇用法规就是我们自己通过的，规定不能写这些歧视语言，连104求职网都有依规定改变，结果第一个违法的居然是立法院。真的很讽刺，办公室里外的委员、助理还有记者，通过了法，却不知道立了什麽法（我想他们是基於无知而不是有意违法），真是民主国会里莫大的讽刺。
我要跟H道歉，继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麻痹，就坐视骚扰的无所不在；不要因为偷懒或者逸乐的心态，而有意无意的破坏法治国的理想。为了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我们要更努力，因为「坏人的得势，总来自好人的坐视」。
大学的时候因为着迷民族主义理论，一度对被很冷血的当作实验场的东南欧很有兴趣。我买过一本书叫做「爱你的邻居」，很清楚记得里面一句话，可能是引用自圣经的吧，「恶人的得势，常原自於好人的坐视」。当时我把这句话框起来，告诉自己要时时自我提醒，不要对不义麻痹，坐视不管，我也一直以为我有做好这份期许，直到刚刚。
那是下班时间，H和我共乘一台电梯。H是隔壁办公室的漂亮女生，和我算是要好，我们有说有笑的走进电梯。到八楼的时候，一个记者怪叔叔走进来，他和H认识，开口就说，你好漂亮，为什麽都不给我照相？我笑了笑，没有反应，H突然向我靠来，挤到我旁边说，他是型男耶，你照他不要照我。怪叔叔无动於衷，继续说着H很漂亮，他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之类的鬼话。而H则不断重复我是型男这种无意义的词语。而我，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怪叔叔从二楼出去。
他一走，H就转头问我，你为什麽不帮我？你是不是男人啊？我在那一刹那才警觉到她的不快和不安，但是事情已经结束了，来不及了。我闷闷的跟她说再见，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坐视了一场性骚扰在我眼前发生？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警觉到H的不安，我太习以为常这种男人对女人的调戏，麻痹到没有警觉到她向我靠来时所携带的不安。我也可以怪罪H，怪罪她虽然不快，却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至少让我感觉不到。但我觉得这不是H的问题，反而应该怪我的不敏感，以及理解到她面对突如其来的骚扰时感到的慌乱。是我不对，因为我麻痹，所以我没有反应，让H受惊了。
我总觉得我们立法院很奇怪，明明是立法单位，却经常出现一些怪事。之前有委员躲在女厕偷窥的事情、我今天也遇到一起怪人骚扰事件；前几天下班看到有的办公室在徵人，居然还有那种「未婚女性优先」或者「35岁以下」还是「限男性」之类的条件，明明劳动雇用法规就是我们自己通过的，规定不能写这些歧视语言，连104求职网都有依规定改变，结果第一个违法的居然是立法院。真的很讽刺，办公室里外的委员、助理还有记者，通过了法，却不知道立了什麽法（我想他们是基於无知而不是有意违法），真是民主国会里莫大的讽刺。
我要跟H道歉，继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麻痹，就坐视骚扰的无所不在；不要因为偷懒或者逸乐的心态，而有意无意的破坏法治国的理想。为了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我们要更努力，因为「坏人的得势，总来自好人的坐视」。
绵绵
绵绵
昨天下午下雨，我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情上课，一边翻着发来参考的人本教育札记，竟突然看到那麽熟悉的名字，是绵绵，标题叫做「放牛班的小孩长大了」。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想起那个曾经因为在填鸭教育下太有想法而差点被放弃的青春时代，我们两个搞怪的小混蛋。
一九九五年认识本名陆慧绵的绵绵，这世界上有关她和她梦想的第一篇专访，很可能就是我写的。我已经忘了为什麽会牵上她这条线，很可能还是因为临界点，毕竟我跟她是唯二两个小学徒，负责收舞台和清场。
绵绵当时读松商家商，和吉米、爱婷一起弄了个「乳臭剧场」，其名乃为一群人大学还没考，乳臭皆未乾。我也有参一脚，负责照相。我第一次约绵绵是为了采访，那时候在联合报不知道哪个版写「新新人类」之类名称的专栏，绵绵是我的第一篇稿。那时候骑机车不用戴安全帽，她骑着那台五千块买来的破车，载我到她家附近的「蓝海豚」咖啡馆，结束後帮她照了张照片，单眼皮、黑头发长长的。
我们结为好友，一起在剧场界努力，我纯当学徒，她则一面当学徒一边导戏。为了考大学的事被我娘赶出家门的时候，我首先就跑去她家，和她聊到很晚，再独自潜回我家楼下的空屋睡觉。她功课比我还要烂，但我觉得她真好，竟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件事，照样做她想做的事。
後来我们双双落榜，重考那年，我突然卯起来拼命读书；她则继续边导戏边念书。有时候模拟考结束，她会来补习班找我，用她那台破车载我去剧团或者回家，一边讨论最近看的电影（我记得是越南导演陈英雄的「三轮车夫」）。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家便利商店停下来买饮料，报纸头条是419号释宪，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不宜但无不可」。我们两个一起讲了一个字，干！
第二年，我考上东海，她则学科吊车尾，靠着术科考上文化戏剧戏国剧组。总而言之，也没什麽不同，就是我们都考上了大学。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导了戏，一起发表第一轮的「在我们的房间里戏」，耍嘴皮的标题，是我想出来的。她的戏很棒，我的则失败至极，失败到不久後我就自动退出剧场界。离开剧场後，渐渐和他们也没什麽联络了，绵绵继续认真导戏，成立了「百乐门大戏班」。小剧场这圈子虽然越来越小众，但绵绵却越来越出名，而且，看起来和以前一样，笑起来都会—哈—哈—哈—哈，率性的震动整间咖啡厅。
昨天下午下雨，我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情上课，一边翻着发来参考的人本教育札记，竟突然看到那麽熟悉的名字，是绵绵，标题叫做「放牛班的小孩长大了」。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想起那个曾经因为在填鸭教育下太有想法而差点被放弃的青春时代，我们两个搞怪的小混蛋。
一九九五年认识本名陆慧绵的绵绵，这世界上有关她和她梦想的第一篇专访，很可能就是我写的。我已经忘了为什麽会牵上她这条线，很可能还是因为临界点，毕竟我跟她是唯二两个小学徒，负责收舞台和清场。
绵绵当时读松商家商，和吉米、爱婷一起弄了个「乳臭剧场」，其名乃为一群人大学还没考，乳臭皆未乾。我也有参一脚，负责照相。我第一次约绵绵是为了采访，那时候在联合报不知道哪个版写「新新人类」之类名称的专栏，绵绵是我的第一篇稿。那时候骑机车不用戴安全帽，她骑着那台五千块买来的破车，载我到她家附近的「蓝海豚」咖啡馆，结束後帮她照了张照片，单眼皮、黑头发长长的。
我们结为好友，一起在剧场界努力，我纯当学徒，她则一面当学徒一边导戏。为了考大学的事被我娘赶出家门的时候，我首先就跑去她家，和她聊到很晚，再独自潜回我家楼下的空屋睡觉。她功课比我还要烂，但我觉得她真好，竟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件事，照样做她想做的事。
後来我们双双落榜，重考那年，我突然卯起来拼命读书；她则继续边导戏边念书。有时候模拟考结束，她会来补习班找我，用她那台破车载我去剧团或者回家，一边讨论最近看的电影（我记得是越南导演陈英雄的「三轮车夫」）。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家便利商店停下来买饮料，报纸头条是419号释宪，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不宜但无不可」。我们两个一起讲了一个字，干！
第二年，我考上东海，她则学科吊车尾，靠着术科考上文化戏剧戏国剧组。总而言之，也没什麽不同，就是我们都考上了大学。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导了戏，一起发表第一轮的「在我们的房间里戏」，耍嘴皮的标题，是我想出来的。她的戏很棒，我的则失败至极，失败到不久後我就自动退出剧场界。离开剧场後，渐渐和他们也没什麽联络了，绵绵继续认真导戏，成立了「百乐门大戏班」。小剧场这圈子虽然越来越小众，但绵绵却越来越出名，而且，看起来和以前一样，笑起来都会—哈—哈—哈—哈，率性的震动整间咖啡厅。
实力和运气
实力和运气
应徵新助理这件事终於有了着落，可是感觉老板应该是被我天天威逼，逼急了就丢下来给我决定的感觉。当然，因为会是我同事，每天和我相处的时间可能会远比跟老板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我就充分发挥挑三拣四的功能，但不知道这次找助理得罪了多少人就是。
新助理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国发所学妹L，我对她的印象是很开朗，做事情蛮细心的。WFDA的时候她有帮我处理过一些行政庶务工作，当时我对她满意的不得了。人际关系在这时突然显得重要，因为熟悉，自然会有加分作用，这一部分来讲有点运气，但经营人际关系这件事，我觉得可以算是实力。
当兵时有些人靠关系进我的单位，兵跟我抱怨，我倒是觉得无所谓。真正的重点是，你的关系，是因为家人的庇荫，还是你自己经营出来的关系。社会本身就有一些网络，就像你找协力厂商不会找个不认识的一样。所谓一家接单大家做，都是因为社会网络关系的信任结果，而不是随机抽样找到的厂商。你能够有自己的关系网络，是因为你自己花时间去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不是靠家庭的庇荫，我觉得这不是运气，这叫做「社会资本」。
就像我之前说，找工作这回事有点运气，实力好当然是稳坐面试机会，但真的要是你，实在都是运气。比如我重视的几个地方，可能刚好不是你的强项，而你的强项我刚好当天没问到，那对求职者而言可能就是个失败的面试。或者有时候办公室有些特殊的需求，比如想要某种性别，你刚好很优秀但偏偏是另一个性别，那可能就谢谢再连络。这也不能说是求职者实力差，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柏拉图有个采花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师傅叫徒弟去采花，徒弟看了第一朵很美，想想等一下应该还有更美的，就往下走，第二朵很美，他又想第三朵。後来这样一朵朵过去，最後花居然没有了，徒弟最後一朵也没摘到，只好空手回来。我自己求职的时候，是以第一朵为主，看起来不错就采了，所以来到疯人院。那时候我比较想去TFD，可是TFD就不想请我，连面试都没有，我也无可奈何。後来我找到工作後，TFD有找过我、苹果日报和经济日报也有机会去应徵、民进党中央党部也有不错的职缺，这些工作待遇可能都比我现在好，但我终究也没换工作。我总想，既然已经决定在这里，就好好磨练，待到足以成为一个工作经验再离开。
我有的朋友等下去，结果没等到好工作，有些则有等到，这些都是实力之外的运气。希望这次到我办公室求职失败者，也能够明白真的是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见得是实力差。啊，当然那种履历表只写我叫王大头，想应徵工读生，电话是09XX整张表一共三行的，相信我，是你实力不好，不是运气的问题。
应徵新助理这件事终於有了着落，可是感觉老板应该是被我天天威逼，逼急了就丢下来给我决定的感觉。当然，因为会是我同事，每天和我相处的时间可能会远比跟老板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我就充分发挥挑三拣四的功能，但不知道这次找助理得罪了多少人就是。
新助理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国发所学妹L，我对她的印象是很开朗，做事情蛮细心的。WFDA的时候她有帮我处理过一些行政庶务工作，当时我对她满意的不得了。人际关系在这时突然显得重要，因为熟悉，自然会有加分作用，这一部分来讲有点运气，但经营人际关系这件事，我觉得可以算是实力。
当兵时有些人靠关系进我的单位，兵跟我抱怨，我倒是觉得无所谓。真正的重点是，你的关系，是因为家人的庇荫，还是你自己经营出来的关系。社会本身就有一些网络，就像你找协力厂商不会找个不认识的一样。所谓一家接单大家做，都是因为社会网络关系的信任结果，而不是随机抽样找到的厂商。你能够有自己的关系网络，是因为你自己花时间去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不是靠家庭的庇荫，我觉得这不是运气，这叫做「社会资本」。
就像我之前说，找工作这回事有点运气，实力好当然是稳坐面试机会，但真的要是你，实在都是运气。比如我重视的几个地方，可能刚好不是你的强项，而你的强项我刚好当天没问到，那对求职者而言可能就是个失败的面试。或者有时候办公室有些特殊的需求，比如想要某种性别，你刚好很优秀但偏偏是另一个性别，那可能就谢谢再连络。这也不能说是求职者实力差，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柏拉图有个采花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师傅叫徒弟去采花，徒弟看了第一朵很美，想想等一下应该还有更美的，就往下走，第二朵很美，他又想第三朵。後来这样一朵朵过去，最後花居然没有了，徒弟最後一朵也没摘到，只好空手回来。我自己求职的时候，是以第一朵为主，看起来不错就采了，所以来到疯人院。那时候我比较想去TFD，可是TFD就不想请我，连面试都没有，我也无可奈何。後来我找到工作後，TFD有找过我、苹果日报和经济日报也有机会去应徵、民进党中央党部也有不错的职缺，这些工作待遇可能都比我现在好，但我终究也没换工作。我总想，既然已经决定在这里，就好好磨练，待到足以成为一个工作经验再离开。
我有的朋友等下去，结果没等到好工作，有些则有等到，这些都是实力之外的运气。希望这次到我办公室求职失败者，也能够明白真的是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见得是实力差。啊，当然那种履历表只写我叫王大头，想应徵工读生，电话是09XX整张表一共三行的，相信我，是你实力不好，不是运气的问题。
喜欢的女作家
喜欢的女作家
当兵之後读书的时间多半细细琐琐，导致大部头读物越读越少，读过长篇小说的数量也远不如散文多。很喜欢的几位散文作家像是张惠菁、柯裕棻、杨佳娴，笔触都走细腻风，和我文风迥异。我有尝试想写过那种一扇窗帘就可以形容五六句的写法，却多半拖泥带水，没法写出那种文风。我自己写作向来走一气呵成的轻快风，喜欢长句、喜欢排比、喜欢酸人酸己。
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本来就跟自己的文风不见得一样，我看到邱坤良的文章觉得跟我很像，但我只读过「南方澳大戏院兴亡史」这本；另一个跟我一样喜欢酸人的钱锺书，我也只读过「写在人生边上」。这应该就是那种羡慕可以做到自己做不到事情的人的心态吧。
房慧真的「单向街」刚出版时我并没有认真看，觉得他掉太多书袋。现在年轻高学历的作家都这样，像她和杨佳娴，动不动就拿出什麽书说哪篇文章有哪段话颇符合什麽心境。我不喜欢这种，就像如果我写文章动不动就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如何，想来也颇白烂。但前几天看到开卷在介绍，感觉应该也不错，遂买来一读。
部落格式的编排写法，其实也蛮有趣的。现在年轻女作家很喜欢写自己，写自己的情人，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想像空间，嗯，这样有文采的女生究竟有什麽样的情人呢？他们的幸福甜腻有时候相对於张惠菁、柯裕棻这些已经趋近「熟女」而没男朋友的冷静，确实有不同的滋味。
生活周遭有很多细腻的事情，我们经常忽略。而我这种大喇喇的个性，更老是忘东忘西。但读这些作家的东西，看到偶有一两句点睛之笔，例如经过台北101看见每个人都张开嘴巴傻傻往上看，就想起张惠菁写过这段、经过师大附近的红馆，就会想起杨佳娴的品味和我大不相同。而柯裕棻写论文写到吐血、搭统联看「哥爸妻夫」广告跟看到嘉义鸡肉饭就以为到了嘉义的愚行，更总是让有相同经历的我感触良深。
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会让我想起许多往事，或许多生活中忽略却经常在发生的小事。读房慧真的「单向街」，讲到她和我读过的同一所在大屯山边的高中，想起女生大楼、好汉坡、情人坡，和那些穿着制服穿过男生大楼要去上游泳电脑家政课的青春少女，以及趴在阳台上往下吹口哨的无聊苦闷少男们。
当兵之後读书的时间多半细细琐琐，导致大部头读物越读越少，读过长篇小说的数量也远不如散文多。很喜欢的几位散文作家像是张惠菁、柯裕棻、杨佳娴，笔触都走细腻风，和我文风迥异。我有尝试想写过那种一扇窗帘就可以形容五六句的写法，却多半拖泥带水，没法写出那种文风。我自己写作向来走一气呵成的轻快风，喜欢长句、喜欢排比、喜欢酸人酸己。
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本来就跟自己的文风不见得一样，我看到邱坤良的文章觉得跟我很像，但我只读过「南方澳大戏院兴亡史」这本；另一个跟我一样喜欢酸人的钱锺书，我也只读过「写在人生边上」。这应该就是那种羡慕可以做到自己做不到事情的人的心态吧。
房慧真的「单向街」刚出版时我并没有认真看，觉得他掉太多书袋。现在年轻高学历的作家都这样，像她和杨佳娴，动不动就拿出什麽书说哪篇文章有哪段话颇符合什麽心境。我不喜欢这种，就像如果我写文章动不动就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如何，想来也颇白烂。但前几天看到开卷在介绍，感觉应该也不错，遂买来一读。
部落格式的编排写法，其实也蛮有趣的。现在年轻女作家很喜欢写自己，写自己的情人，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想像空间，嗯，这样有文采的女生究竟有什麽样的情人呢？他们的幸福甜腻有时候相对於张惠菁、柯裕棻这些已经趋近「熟女」而没男朋友的冷静，确实有不同的滋味。
生活周遭有很多细腻的事情，我们经常忽略。而我这种大喇喇的个性，更老是忘东忘西。但读这些作家的东西，看到偶有一两句点睛之笔，例如经过台北101看见每个人都张开嘴巴傻傻往上看，就想起张惠菁写过这段、经过师大附近的红馆，就会想起杨佳娴的品味和我大不相同。而柯裕棻写论文写到吐血、搭统联看「哥爸妻夫」广告跟看到嘉义鸡肉饭就以为到了嘉义的愚行，更总是让有相同经历的我感触良深。
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会让我想起许多往事，或许多生活中忽略却经常在发生的小事。读房慧真的「单向街」，讲到她和我读过的同一所在大屯山边的高中，想起女生大楼、好汉坡、情人坡，和那些穿着制服穿过男生大楼要去上游泳电脑家政课的青春少女，以及趴在阳台上往下吹口哨的无聊苦闷少男们。
我的右手边
我的右手边
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左派，也从他们的嘴巴听来许多很炫的名词，国家机器、结构、剥削、培力（empower），很多人名，马恩、葛兰西、阿图塞、普兰查斯等等。我们也一起运动过，包围警察局、包围校长室，那时候我喜欢戏称东海是全国最後一个仍然保有「武装起义」传统的学校。
我会跟社会系结下不解之缘，也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东海还有很强的左派传统，有赵刚、博士生侯念祖、吴挺锋（还有很会教左翼但不是左翼的王振寰），我在那里思想启蒙，年轻而火热的用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燃烧理想。
我也曾经下乡过，在北埔，那时候北埔还没有像现在这麽观光化，大隘协进会在左派学者舒诗伟的奔走下刚刚成立。我们这群东海人和张高杰他们这群来自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夥伴（也是学长）一起帮办公室粉刷，蹲在门口学工人扒饭，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半夜的时候乡民送来一桶麻油鸡，不知道加了几罐酒，我喝的醉茫茫，走在田埂都有点七歪八倒的感觉。
但後来我终究与左派分手。一开始只是想起当年离开小剧场的原因，我不喜欢这种穷困的生活（临界点遵奉果陀夫斯基的贫困剧场风格）。我知道我就算端着碗蹲在路边扒饭，也只是「知青」，而不会变成工人。此外，我突然发现，批判很简单，但要做出东西让人批判，要难一点。有些人适合批判；但对自己能力更有自信的人，应该要真正做些「福国利民」的事情，而我认为自己是後者。
一开始我抱着「生活是右派，心在左边跳动」的想法，後来渐渐发现不可行；这样我的思想会找不到出路。此外，从中东欧和中国研究的经验，渐渐发现一句真理，「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托邦」。左翼执政所造成的悲剧，其实远比资本主义要来的凶猛。後来看见左派学运里的倾轧斗争，合纵连横，一点都不输给real pokitics的险恶，渐渐就看破。左派在我心里只剩下两种，一种是不着边际的学院或运动左派，清谈理想，每天都是阶级翻身白日梦；一种是形左实右，人走在左边，心脏却在右边跳。
那时候的大形势是柯林顿、布莱尔和施洛德相继执政，「第三条路」和「超越左右派」俨然显学。我很快就做出决定，为了生活无虞，我要站在市场经济这边，开始发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布尔乔瓦的大梦。但心中还是有那麽一点失落，那些前几年还有的理想，怎麽办？
直到遇到John Rawls，这个问题才告解决。从先前大量阅读的自由主义论述里，我已经发现自由主义连结着资本主义，有种自动修复的功能。为了让制度维持下去，制度就必须不断修正，到满足所有人最低的忍受程度。孙中山有说过马克斯是「社会病理学家」，指出了毛病，但开错了药方。事实上，自由主义既会自动修正，正义也就得以维系。Rawls指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无知之幕」的观念，去解释为什麽制度得以依赖「正义」的存在而得以维系，政府又应该在自由主义理念下扮演什麽角色。我念Rawls和他的学术对手Robert Nozick跟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以撒柏林念到如痴如醉，一度还想要专攻政治思想史。
就这样，我选择了Rawls而不是Nozick，站在自由主义的左半边，思想大致定了型。我很骄傲於自己不是左派，但我也相信自由主义一样是关怀弱势、争取最低限度的平等，但也可以让有竞争力者得到更好生活的制度。
这几年来，我思想的基本盘就是这样，有些修正，但没什麽大变化。可是我却发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有许多自称是左派的人，居然都站在我的右边。他们批判我不喜欢和工人鬼混是「精英主义」，但他们却去剥削移民女性的身体；他们批判我小资情调，但他们却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他们批判我坚持依法行政是官僚主义，但他们却选择进入国家机器吃香喝辣。也有人批判我现实，却不知道我只是看不惯清谈成风却一事无成。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所谓「左派」的言行，不禁想起文革时极左的林彪忽然被打成右派，那时教中共理论的明居正就有感而发，说极左和极右是相邻的，光谱是缺一角的圆形，而不是横线。
自称左派的大学教授开Camry停在星巴克啜饮咖啡、自称左派的政府官员因贪污啷当入狱、自称左派的社运人开lounge bar、自称左派的学运份子斗争不息。看到他们，竟然都站在我这右派的右边，不禁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当成左派。
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左派，也从他们的嘴巴听来许多很炫的名词，国家机器、结构、剥削、培力（empower），很多人名，马恩、葛兰西、阿图塞、普兰查斯等等。我们也一起运动过，包围警察局、包围校长室，那时候我喜欢戏称东海是全国最後一个仍然保有「武装起义」传统的学校。
我会跟社会系结下不解之缘，也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东海还有很强的左派传统，有赵刚、博士生侯念祖、吴挺锋（还有很会教左翼但不是左翼的王振寰），我在那里思想启蒙，年轻而火热的用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燃烧理想。
我也曾经下乡过，在北埔，那时候北埔还没有像现在这麽观光化，大隘协进会在左派学者舒诗伟的奔走下刚刚成立。我们这群东海人和张高杰他们这群来自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夥伴（也是学长）一起帮办公室粉刷，蹲在门口学工人扒饭，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半夜的时候乡民送来一桶麻油鸡，不知道加了几罐酒，我喝的醉茫茫，走在田埂都有点七歪八倒的感觉。
但後来我终究与左派分手。一开始只是想起当年离开小剧场的原因，我不喜欢这种穷困的生活（临界点遵奉果陀夫斯基的贫困剧场风格）。我知道我就算端着碗蹲在路边扒饭，也只是「知青」，而不会变成工人。此外，我突然发现，批判很简单，但要做出东西让人批判，要难一点。有些人适合批判；但对自己能力更有自信的人，应该要真正做些「福国利民」的事情，而我认为自己是後者。
一开始我抱着「生活是右派，心在左边跳动」的想法，後来渐渐发现不可行；这样我的思想会找不到出路。此外，从中东欧和中国研究的经验，渐渐发现一句真理，「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托邦」。左翼执政所造成的悲剧，其实远比资本主义要来的凶猛。後来看见左派学运里的倾轧斗争，合纵连横，一点都不输给real pokitics的险恶，渐渐就看破。左派在我心里只剩下两种，一种是不着边际的学院或运动左派，清谈理想，每天都是阶级翻身白日梦；一种是形左实右，人走在左边，心脏却在右边跳。
那时候的大形势是柯林顿、布莱尔和施洛德相继执政，「第三条路」和「超越左右派」俨然显学。我很快就做出决定，为了生活无虞，我要站在市场经济这边，开始发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布尔乔瓦的大梦。但心中还是有那麽一点失落，那些前几年还有的理想，怎麽办？
直到遇到John Rawls，这个问题才告解决。从先前大量阅读的自由主义论述里，我已经发现自由主义连结着资本主义，有种自动修复的功能。为了让制度维持下去，制度就必须不断修正，到满足所有人最低的忍受程度。孙中山有说过马克斯是「社会病理学家」，指出了毛病，但开错了药方。事实上，自由主义既会自动修正，正义也就得以维系。Rawls指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无知之幕」的观念，去解释为什麽制度得以依赖「正义」的存在而得以维系，政府又应该在自由主义理念下扮演什麽角色。我念Rawls和他的学术对手Robert Nozick跟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以撒柏林念到如痴如醉，一度还想要专攻政治思想史。
就这样，我选择了Rawls而不是Nozick，站在自由主义的左半边，思想大致定了型。我很骄傲於自己不是左派，但我也相信自由主义一样是关怀弱势、争取最低限度的平等，但也可以让有竞争力者得到更好生活的制度。
这几年来，我思想的基本盘就是这样，有些修正，但没什麽大变化。可是我却发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有许多自称是左派的人，居然都站在我的右边。他们批判我不喜欢和工人鬼混是「精英主义」，但他们却去剥削移民女性的身体；他们批判我小资情调，但他们却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他们批判我坚持依法行政是官僚主义，但他们却选择进入国家机器吃香喝辣。也有人批判我现实，却不知道我只是看不惯清谈成风却一事无成。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所谓「左派」的言行，不禁想起文革时极左的林彪忽然被打成右派，那时教中共理论的明居正就有感而发，说极左和极右是相邻的，光谱是缺一角的圆形，而不是横线。
自称左派的大学教授开Camry停在星巴克啜饮咖啡、自称左派的政府官员因贪污啷当入狱、自称左派的社运人开lounge bar、自称左派的学运份子斗争不息。看到他们，竟然都站在我这右派的右边，不禁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当成左派。
杜正胜呵!
杜正胜呵!
我第一次听到杜正胜的大名是一九九七年，因为他主导的「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用了几个当时很争议的名词，像是「日治」、「清领」等等，被李庆华和几个党棍学者围剿，言论和现在他们说杜部长搞「去中国化」的说法差不多，证明这群党棍十年来一点新意也没有。
一九九七年我在重考，那时候还没有什麽台湾史教科书，历史课本讲到台湾也都是讲隋朝大将军上来抓了几个原住民回去就证明中台一家这类的一个中国史观，杜正胜编这本教科书，我觉得很有勇气。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新台湾周刊」，听说社长老包看了赞赏不已，打电话来我家找我，问我要不要去那边工作，结果被我妈瞒着我拒绝了。我妈那时候大概很怕我又突然间不想读书，跑去外面乱流浪，作梦也没想到他儿子会变的这麽爱读书，还读到博士去。
那时候媒体报导杜正胜是学宋史的，突然有一天觉悟认为身为台湾人不懂台湾事简直不可思议，才开始「政治转向」。也真奇怪，我长大以後发现杜正胜的成名作是「周代城邦」，看不太出来这和宋史有啥关系。後来这类的争议都变成「老梗」，好几个学者像周梁楷、张元等，还因为赞成杜正胜那套同心圆史观，被联合报打成台独同路人，反正只要修过教科书的人人都倒楣。
後来杜正胜先当了故宫院长，故宫一改秦孝仪时代的无聊，做了很多突破性的工作，比如跟荷兰人商借资料来展的「十六世纪的荷兰与浮摩沙」，还有在嘉义太保设分院，都颇有意思。後来林曼丽接院长，大致上承接了杜正胜的规划，也使现在的故宫展览更有声有色。当然这些博物馆学会有其imaged communities的意义在，但这是另一回事。零四年发表杜正胜当教育部长，我就预料应该会有一番腥风血雨，果然李庆华兄妹立刻就跳出来挑他们的新仇旧恨来做文章。
最扯的一次就是李庆华说自己有博士学位，然後说历来的部长比如吴京和曾志朗都有博士学位，然後批评杜正胜没有博士学位怎麽当教育部长。这实在是让我差点当场吐血，首先，李庆华的父亲，前教育部长李焕，就没有博士学位；第二，杜正胜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他是中研院院士。博士很多，院士很少，连李庆华这种「咖小」都是博士，但学历史的院士可是没几个，杜正胜、曹永和、余英时，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学术人物。
媒体既然会说杜正胜是研究宋史的，把杜正胜塑造成一个白痴也不会令人意外。反正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与媒体当道不合，口才又不太好，学者个性又喜欢辩到赢，上次那个罄竹难书跟三只小猪都是媒体恶意栽赃的例子，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杜正胜是院士，反而误信谣言，觉得他是个白痴。前几天看到一个不知道哪个公司的调查，说台湾人不太爱读书，平均一周阅读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同一调查又问那些受访者哪些人应该要多读书，杜部长居然勇夺第一。一周读书不到三小时的受访者叫中研院院士要多读书，也算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我第一次听到杜正胜的大名是一九九七年，因为他主导的「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用了几个当时很争议的名词，像是「日治」、「清领」等等，被李庆华和几个党棍学者围剿，言论和现在他们说杜部长搞「去中国化」的说法差不多，证明这群党棍十年来一点新意也没有。
一九九七年我在重考，那时候还没有什麽台湾史教科书，历史课本讲到台湾也都是讲隋朝大将军上来抓了几个原住民回去就证明中台一家这类的一个中国史观，杜正胜编这本教科书，我觉得很有勇气。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新台湾周刊」，听说社长老包看了赞赏不已，打电话来我家找我，问我要不要去那边工作，结果被我妈瞒着我拒绝了。我妈那时候大概很怕我又突然间不想读书，跑去外面乱流浪，作梦也没想到他儿子会变的这麽爱读书，还读到博士去。
那时候媒体报导杜正胜是学宋史的，突然有一天觉悟认为身为台湾人不懂台湾事简直不可思议，才开始「政治转向」。也真奇怪，我长大以後发现杜正胜的成名作是「周代城邦」，看不太出来这和宋史有啥关系。後来这类的争议都变成「老梗」，好几个学者像周梁楷、张元等，还因为赞成杜正胜那套同心圆史观，被联合报打成台独同路人，反正只要修过教科书的人人都倒楣。
後来杜正胜先当了故宫院长，故宫一改秦孝仪时代的无聊，做了很多突破性的工作，比如跟荷兰人商借资料来展的「十六世纪的荷兰与浮摩沙」，还有在嘉义太保设分院，都颇有意思。後来林曼丽接院长，大致上承接了杜正胜的规划，也使现在的故宫展览更有声有色。当然这些博物馆学会有其imaged communities的意义在，但这是另一回事。零四年发表杜正胜当教育部长，我就预料应该会有一番腥风血雨，果然李庆华兄妹立刻就跳出来挑他们的新仇旧恨来做文章。
最扯的一次就是李庆华说自己有博士学位，然後说历来的部长比如吴京和曾志朗都有博士学位，然後批评杜正胜没有博士学位怎麽当教育部长。这实在是让我差点当场吐血，首先，李庆华的父亲，前教育部长李焕，就没有博士学位；第二，杜正胜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他是中研院院士。博士很多，院士很少，连李庆华这种「咖小」都是博士，但学历史的院士可是没几个，杜正胜、曹永和、余英时，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学术人物。
媒体既然会说杜正胜是研究宋史的，把杜正胜塑造成一个白痴也不会令人意外。反正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与媒体当道不合，口才又不太好，学者个性又喜欢辩到赢，上次那个罄竹难书跟三只小猪都是媒体恶意栽赃的例子，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杜正胜是院士，反而误信谣言，觉得他是个白痴。前几天看到一个不知道哪个公司的调查，说台湾人不太爱读书，平均一周阅读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同一调查又问那些受访者哪些人应该要多读书，杜部长居然勇夺第一。一周读书不到三小时的受访者叫中研院院士要多读书，也算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堕落的民主
堕落的民主
「袍泽」阿涌在当市议员助理，前几天在讲选民/民代/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讲得感慨不已。让我想起以前读书读到「国家机器」这个名词，我们感觉深陷在一个巨大无可扭转的结构体系当中，经常觉得有心无力。昨天哈比妈和我说她听到有人在新竹打113家暴申诉专线，结果接电话的新竹市社会局问他户籍在哪里，再叫他打台北市的家暴申诉电话，摆明就是不想管。其实报案应以发生地为准，拿起电话打113电话本来就会接进所在地的社会局，公务人员本需受理，岂有藉机推托的道理？
但这其实也不奇怪，我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如果民间团体自己行文给政府机关，政府有时会来个不闻不问；可是如果我用国会办公室行文，他们就颇当一回事。同样的情形好友PX在智库也有遇到过，她心目中的外交部和总统府都跩的不得了，可是我们打过去人家就会当一回事。还有军队也是这样，以前我在军队的时候，一个上尉就可以把少尉或下士呼来喝去，甚至也有中士欺负下士的事情；但现在甚至还有将军打电话来求救，拜托我们去请别的委员对某些案件手下留情。平常凶的不得了的校级军官，看到立委就鞠躬哈腰，好像想拜托那一天升将军还要拜托立委帮忙。
这种对上奉承对下骄矜的文化，想来也不是公务员或军人所独有，但公务员既领国家薪水，就特别不应该这样做。部份不肖的公务员，用推诿责任的方式或者不是我管我都不知道的态度在处理民众的事务，而民众遇到困难，再来找民意代表帮忙。民代已经不再是审核预算、处理法案之类的职务，反而变成像古罗马「护民官」那样的角色，而忽视了叫做「立法委员」应该要立法的本业。
当然，民众本身也有必要检讨。像我今天接到好几个请托，都是不想走既定程序想偷鸡摸狗的事情。民众以为民代有通天本领，希望你用特别的权力去对公务机关「施压」，这就是很要不得的心态，也是我们的公民意识这几十年来一点进步都没有的原因。既有法定程序，你就应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排队，如果民代施压就给你插队，那排队的人岂不都是阿呆？民意代表应该监督政府，而不是押着政府去做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样带头违法，民意代表有什麽立场去监督政府？
现下的政府运作，好像变成选民去拜托民意代表来押着公务员去做一些违反程序的事情，而不是选民选出民意代表来监督政府是不是违法乱纪。公务员缺乏骨气，不自爱，喜欢推卸责任；民意代表搞不清楚自己的权责，把副业当做本业；而民众缺乏素养，没有法治国家的公民精神。如此组合，无怪台湾民主化如此多年，民主体制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施行越退步。
「袍泽」阿涌在当市议员助理，前几天在讲选民/民代/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讲得感慨不已。让我想起以前读书读到「国家机器」这个名词，我们感觉深陷在一个巨大无可扭转的结构体系当中，经常觉得有心无力。昨天哈比妈和我说她听到有人在新竹打113家暴申诉专线，结果接电话的新竹市社会局问他户籍在哪里，再叫他打台北市的家暴申诉电话，摆明就是不想管。其实报案应以发生地为准，拿起电话打113电话本来就会接进所在地的社会局，公务人员本需受理，岂有藉机推托的道理？
但这其实也不奇怪，我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如果民间团体自己行文给政府机关，政府有时会来个不闻不问；可是如果我用国会办公室行文，他们就颇当一回事。同样的情形好友PX在智库也有遇到过，她心目中的外交部和总统府都跩的不得了，可是我们打过去人家就会当一回事。还有军队也是这样，以前我在军队的时候，一个上尉就可以把少尉或下士呼来喝去，甚至也有中士欺负下士的事情；但现在甚至还有将军打电话来求救，拜托我们去请别的委员对某些案件手下留情。平常凶的不得了的校级军官，看到立委就鞠躬哈腰，好像想拜托那一天升将军还要拜托立委帮忙。
这种对上奉承对下骄矜的文化，想来也不是公务员或军人所独有，但公务员既领国家薪水，就特别不应该这样做。部份不肖的公务员，用推诿责任的方式或者不是我管我都不知道的态度在处理民众的事务，而民众遇到困难，再来找民意代表帮忙。民代已经不再是审核预算、处理法案之类的职务，反而变成像古罗马「护民官」那样的角色，而忽视了叫做「立法委员」应该要立法的本业。
当然，民众本身也有必要检讨。像我今天接到好几个请托，都是不想走既定程序想偷鸡摸狗的事情。民众以为民代有通天本领，希望你用特别的权力去对公务机关「施压」，这就是很要不得的心态，也是我们的公民意识这几十年来一点进步都没有的原因。既有法定程序，你就应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排队，如果民代施压就给你插队，那排队的人岂不都是阿呆？民意代表应该监督政府，而不是押着政府去做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样带头违法，民意代表有什麽立场去监督政府？
现下的政府运作，好像变成选民去拜托民意代表来押着公务员去做一些违反程序的事情，而不是选民选出民意代表来监督政府是不是违法乱纪。公务员缺乏骨气，不自爱，喜欢推卸责任；民意代表搞不清楚自己的权责，把副业当做本业；而民众缺乏素养，没有法治国家的公民精神。如此组合，无怪台湾民主化如此多年，民主体制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施行越退步。
同志在哪里?
同志在哪里?
昨天好友罗素作东，邀请我和允文和一位AIT实习生Brandon Jackson见面，同桌还有一位Evelyne小姐，一看好熟悉，原来是我研究所同学黄玲琪。书读越多，世界越小，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像是Brandon和允文也是见了面才发现他们是康乃尔前後期的学姊弟、也有罗素之前介绍的几个FAPA朋友，我早就认识。
政治圈圈不大，办公室应徵助理，我也有收到自己朋友寄来的履历表；想起我也是寄了履历表才发现要顶的缺是自己同学的。读老牌学校或者好大学，确实是有这样的优势，学长牵学弟、学弟迁朋友，一个个就在圈子里来来去去，时而互相竞争，时而相互帮忙。
今早看奕成写了一篇日记，说认识二十年的朋友，有时候不如二十天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打拼理想。他举的例子很有趣，桃太郎去打鬼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鸡、狗和猴子跟他一同前往，但他们因为饭团而结为好友一同去实践什麽目标。可能他四十岁，有相交二十多年的朋友没和他一起组新党，心里有感而发。但我才三十岁，还愿意相信现在认识的朋友，虽然只有二十天，也会有一天迈入二十年的；不会像张惠菁说，当我写一个人，画下句点时，我和他的交往大概也走到尽头了。
政治圈一直需要有理想的人跳进来，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在这党，或者在那党。没有一起努力做什麽，不代表不是同志；肝胆相照的，以後也不见得不会肝胆俱裂。我心里都想着，只要二十年以後你还在这里，还有梦想；我也还在这里，还有梦想，就算我们不在一起努力，也知道对方有在为某些目标打拼，这样就够了。政治经常使人堕入黑暗，因此我们更要时时提醒自己，有人在watching at you，这样才能督促自己一直走在正道上，念兹在兹为台湾在努力。
我现在在real politics的圈子里面，而且是台湾最在地的那种local politics，每天起床就是面对政治最丑恶的那个面向，经常使我觉得理想遥不可及。但我总觉得这也是一种历练，就像服兵役那样，就是历练，历练几个会期、修几个法，历练几次选举，在战场上厮杀一阵，等到历练够了，我还是想回到外交圈，凭着这些年深处real politics的政治敏感度，去做一些更值得付出的事情，为了那些现在深藏着的理想。
昨天好友罗素作东，邀请我和允文和一位AIT实习生Brandon Jackson见面，同桌还有一位Evelyne小姐，一看好熟悉，原来是我研究所同学黄玲琪。书读越多，世界越小，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像是Brandon和允文也是见了面才发现他们是康乃尔前後期的学姊弟、也有罗素之前介绍的几个FAPA朋友，我早就认识。
政治圈圈不大，办公室应徵助理，我也有收到自己朋友寄来的履历表；想起我也是寄了履历表才发现要顶的缺是自己同学的。读老牌学校或者好大学，确实是有这样的优势，学长牵学弟、学弟迁朋友，一个个就在圈子里来来去去，时而互相竞争，时而相互帮忙。
今早看奕成写了一篇日记，说认识二十年的朋友，有时候不如二十天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打拼理想。他举的例子很有趣，桃太郎去打鬼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鸡、狗和猴子跟他一同前往，但他们因为饭团而结为好友一同去实践什麽目标。可能他四十岁，有相交二十多年的朋友没和他一起组新党，心里有感而发。但我才三十岁，还愿意相信现在认识的朋友，虽然只有二十天，也会有一天迈入二十年的；不会像张惠菁说，当我写一个人，画下句点时，我和他的交往大概也走到尽头了。
政治圈一直需要有理想的人跳进来，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在这党，或者在那党。没有一起努力做什麽，不代表不是同志；肝胆相照的，以後也不见得不会肝胆俱裂。我心里都想着，只要二十年以後你还在这里，还有梦想；我也还在这里，还有梦想，就算我们不在一起努力，也知道对方有在为某些目标打拼，这样就够了。政治经常使人堕入黑暗，因此我们更要时时提醒自己，有人在watching at you，这样才能督促自己一直走在正道上，念兹在兹为台湾在努力。
我现在在real politics的圈子里面，而且是台湾最在地的那种local politics，每天起床就是面对政治最丑恶的那个面向，经常使我觉得理想遥不可及。但我总觉得这也是一种历练，就像服兵役那样，就是历练，历练几个会期、修几个法，历练几次选举，在战场上厮杀一阵，等到历练够了，我还是想回到外交圈，凭着这些年深处real politics的政治敏感度，去做一些更值得付出的事情，为了那些现在深藏着的理想。
宏观读史 只为好玩
宏观读史 只为好玩
前几天把高玉树看完後，一时没有机会买书，遂把书架上的旧书「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拿出来看。不看则已，一看就津津有味的入迷了。我认为这本书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俱是调理清晰、角度宏宽，颇适合我这类历史门外汉闲暇之虞想充实知识时一读的简易读物。
我从小就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小学三四年级就拿着杨碧川编的「实用历史手册」背朝代更迭表，那时候当然没有什麽大小历史、史观或者反省的概念，只是很资讯性的背夏商周秦汉晋。最可以拿来吹嘘的是我爸准备高考用的傅乐成「中国通史」，我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很认真的读完了。後来念中学之後，我的历史成绩也一直都表现特别出色，就算高中经常被当的头昏眼花，历史也总可以在班上排名一二。考上大学那年，我因为历史考了九十七点五，还妄想过可以考上成大历史系。
後来大学因为一念之差读了政治系，没有如本来愿望的去专攻台湾史，但也是因为对历史兴趣盎然，还是经常买有关历史的书来看，黄仁宇就是大一寒假时卯起来读的作者之一。也很奇怪，那时候从「新时代的历史观」开始，读了几乎每一本他的着作，就是没有读最有名的这本「赫逊河」，於是就让他一直晾在架上，直到很多年後我连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都看完，赫逊河还是静静的躺在那里。
但这麽多年过去，因为学习社会科学，我开始对史观做了彻底的反省，也开始对政治史以外的文化、社会、民生、思想甚至常民史都发生兴趣。反正历史只是兴趣，於是读来就没什麽章法，经常是拿到就乱读一通，有趣就好。不过也是这样的乱读训练，让我对很多议题的前因後果及其结构感到兴趣，例如为什麽封建与郡县会一代一代的自动轮替？税制与兵制何以会出现弹性疲乏？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是高中历史课本的重要参考书，对这些朝代之间的变革与兴衰都有独到的见解，但以前的课本似乎只忙着教我们记忆发生了什麽事，却没有解释为什麽。
有时候我就觉得，大人们经常批判台湾的学生没有国际观、视野不够开阔，这当然都和教育有关。大人编的教科书，要求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能够在国小中年级背出朝代更替表和皇帝世系表可以被大人夸奖，但大人并不在乎小孩子的思考能力。你知道两汉之间有个新朝，那为甚麽会有王莽出现？王莽「托古改制」又为什麽会遇到障碍？你知道孔子跟孟子，那为什麽孔子可以在暮春之际和好友童子跑去郊游唱歌，而孟子却总是看人不爽，每天汲汲营营骂人家是小人？这是境界不同，还是背景不同？
黄仁宇的书用宽阔的历史角度来讲述问题的前因後果，15mm等雨量线对中国史的意义、隔江而治的合理性在哪？他的大历史角度有时候和当代流行的传统史观或者微型历史有点冲突，但其所能带给的宽阔角度，却一点也没让让历史缺乏亲近性。坐在捷运上可以读、咖啡馆随便翻翻可以读，读历史不见得真的是有什麽知兴替还是照镜子那样伟大的功能，有时只是因为有趣，而让你回味再三。
前几天把高玉树看完後，一时没有机会买书，遂把书架上的旧书「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拿出来看。不看则已，一看就津津有味的入迷了。我认为这本书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俱是调理清晰、角度宏宽，颇适合我这类历史门外汉闲暇之虞想充实知识时一读的简易读物。
我从小就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小学三四年级就拿着杨碧川编的「实用历史手册」背朝代更迭表，那时候当然没有什麽大小历史、史观或者反省的概念，只是很资讯性的背夏商周秦汉晋。最可以拿来吹嘘的是我爸准备高考用的傅乐成「中国通史」，我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很认真的读完了。後来念中学之後，我的历史成绩也一直都表现特别出色，就算高中经常被当的头昏眼花，历史也总可以在班上排名一二。考上大学那年，我因为历史考了九十七点五，还妄想过可以考上成大历史系。
後来大学因为一念之差读了政治系，没有如本来愿望的去专攻台湾史，但也是因为对历史兴趣盎然，还是经常买有关历史的书来看，黄仁宇就是大一寒假时卯起来读的作者之一。也很奇怪，那时候从「新时代的历史观」开始，读了几乎每一本他的着作，就是没有读最有名的这本「赫逊河」，於是就让他一直晾在架上，直到很多年後我连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都看完，赫逊河还是静静的躺在那里。
但这麽多年过去，因为学习社会科学，我开始对史观做了彻底的反省，也开始对政治史以外的文化、社会、民生、思想甚至常民史都发生兴趣。反正历史只是兴趣，於是读来就没什麽章法，经常是拿到就乱读一通，有趣就好。不过也是这样的乱读训练，让我对很多议题的前因後果及其结构感到兴趣，例如为什麽封建与郡县会一代一代的自动轮替？税制与兵制何以会出现弹性疲乏？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是高中历史课本的重要参考书，对这些朝代之间的变革与兴衰都有独到的见解，但以前的课本似乎只忙着教我们记忆发生了什麽事，却没有解释为什麽。
有时候我就觉得，大人们经常批判台湾的学生没有国际观、视野不够开阔，这当然都和教育有关。大人编的教科书，要求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能够在国小中年级背出朝代更替表和皇帝世系表可以被大人夸奖，但大人并不在乎小孩子的思考能力。你知道两汉之间有个新朝，那为甚麽会有王莽出现？王莽「托古改制」又为什麽会遇到障碍？你知道孔子跟孟子，那为什麽孔子可以在暮春之际和好友童子跑去郊游唱歌，而孟子却总是看人不爽，每天汲汲营营骂人家是小人？这是境界不同，还是背景不同？
黄仁宇的书用宽阔的历史角度来讲述问题的前因後果，15mm等雨量线对中国史的意义、隔江而治的合理性在哪？他的大历史角度有时候和当代流行的传统史观或者微型历史有点冲突，但其所能带给的宽阔角度，却一点也没让让历史缺乏亲近性。坐在捷运上可以读、咖啡馆随便翻翻可以读，读历史不见得真的是有什麽知兴替还是照镜子那样伟大的功能，有时只是因为有趣，而让你回味再三。
台湾台北冷漠城
台湾台北冷漠城
我有时候会觉得，台湾不进步，就是因为人民对於公共事务的冷漠。很多人认为台湾人政治过热，但去热的，经常都是一些抽象的议题，族群、认同之类的，但对於身边的公共事务，却反而一点也不关心。
今早七点半我就被恐怖的钻地隆隆声吵醒，心里纳闷着谁这麽狗胆，星期六一大早就在钻地板。探头看见是楼下公园的步道在整修。我就很纳闷，那部道明明弄好不到两个月，而且是把好好的砖道钻掉重做，然後只是扑上一层水泥再上色，然後拿钝器在上面画花花的线假装自己是石版拼成的，比之前丑得多，而且不但工程拖很久，还反而会积水。我当时只要回家一看到这工程就一肚子火，只是那时候才刚刚找许淑华办公室去看忠孝敦化站的新铺石砖工程做得有多离谱，不好意思再针对这种议题大费周章，何况这种小工程有没有弊案，我也不会知道，於是遂不了了之。
没想到今天居然星期六一早在太岁头上动土（旁边是土地公庙），是可忍熟不可忍，我就立刻冲下楼去看到底是什麽碗糕工程。那个工人和我说是验收不合格，所以星期六来赶工重做，还和我说如果可以休息他也想去看王建民而不要在这里晒太阳。我一整个火大起来，马上就打电话去找里干事算帐，把这福寿公园的新仇旧恨全部发在他头上，最後烙下狠话，如果半小时内不停工，我就找市议员来看。
周末一大早对这种烂工程发脾气，当然对身体不健康，但我对邻居的冷漠却感到更不可理解。我相信这种铺天盖地的隆隆声应该让很多人七窍生烟，却没有一个人要像我这样冲出去处理。我弄这件事情过程从头到尾的身分都只是个里民而不是立委助理，中间可能遇到一些烂官僚推卸责任，但在我煞有介事的说要请市议员来看之後，好像也都获得起码的解决。里干事最後也有打电话来回报已经暂时停工，虽然他说是工人自己跑来做的理由很弧，但问题终究是有解决，也还给里民一个安静的周末早晨。这是只要有人站出来打几个电话给管区和里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为什麽只有我愿意做这件事？
想到之前忠孝敦化站公车牌那个例子，那个工程也是把路砖刨掉重做，施工弄了两个月有余，结果做出来的品质惨不忍睹，刚铺好的路砖拦腰断裂、下雨天踩上去还会像古代小片刻有市徽的小红砖那种扑通溅水的工程品质，这样验收居然也可以过关？我当然无法接受每年拿最多统筹分配款的城市公共工程品质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麽检举的人还是我？难道大家都可以忍受吗？我想不是这样，而是大家都觉得，总有人会去检举，或者检举也没有用。是这种消极的心态，这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心态，才导致放任政府可以这样无能又蹒顸。
很多时候，台北市民冷漠的心态是更超过其他城市的。它可以是最多红衫军出没的城市，但它也没有几个成功的社区总体营造案例。台北不会有白米村、台北不会有新港文教基金会，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赚了多少钱，股票涨跌、下午茶折扣，没人在乎自己身边的公共工程盖成什麽样子，看到不平，没有人想要站出来处理。我检举这种公共工程的蹒顸事项，从来都是用台北市民的身分，一天也没有用过委员助理之类的「特权」，很多事情，只要你站出来讲，官僚理亏自然会退让，但我总是对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程度感到心寒，我想，就是这种放任，才会让这个政府经常螺丝松脱。
我有时候会觉得，台湾不进步，就是因为人民对於公共事务的冷漠。很多人认为台湾人政治过热，但去热的，经常都是一些抽象的议题，族群、认同之类的，但对於身边的公共事务，却反而一点也不关心。
今早七点半我就被恐怖的钻地隆隆声吵醒，心里纳闷着谁这麽狗胆，星期六一大早就在钻地板。探头看见是楼下公园的步道在整修。我就很纳闷，那部道明明弄好不到两个月，而且是把好好的砖道钻掉重做，然後只是扑上一层水泥再上色，然後拿钝器在上面画花花的线假装自己是石版拼成的，比之前丑得多，而且不但工程拖很久，还反而会积水。我当时只要回家一看到这工程就一肚子火，只是那时候才刚刚找许淑华办公室去看忠孝敦化站的新铺石砖工程做得有多离谱，不好意思再针对这种议题大费周章，何况这种小工程有没有弊案，我也不会知道，於是遂不了了之。
没想到今天居然星期六一早在太岁头上动土（旁边是土地公庙），是可忍熟不可忍，我就立刻冲下楼去看到底是什麽碗糕工程。那个工人和我说是验收不合格，所以星期六来赶工重做，还和我说如果可以休息他也想去看王建民而不要在这里晒太阳。我一整个火大起来，马上就打电话去找里干事算帐，把这福寿公园的新仇旧恨全部发在他头上，最後烙下狠话，如果半小时内不停工，我就找市议员来看。
周末一大早对这种烂工程发脾气，当然对身体不健康，但我对邻居的冷漠却感到更不可理解。我相信这种铺天盖地的隆隆声应该让很多人七窍生烟，却没有一个人要像我这样冲出去处理。我弄这件事情过程从头到尾的身分都只是个里民而不是立委助理，中间可能遇到一些烂官僚推卸责任，但在我煞有介事的说要请市议员来看之後，好像也都获得起码的解决。里干事最後也有打电话来回报已经暂时停工，虽然他说是工人自己跑来做的理由很弧，但问题终究是有解决，也还给里民一个安静的周末早晨。这是只要有人站出来打几个电话给管区和里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为什麽只有我愿意做这件事？
想到之前忠孝敦化站公车牌那个例子，那个工程也是把路砖刨掉重做，施工弄了两个月有余，结果做出来的品质惨不忍睹，刚铺好的路砖拦腰断裂、下雨天踩上去还会像古代小片刻有市徽的小红砖那种扑通溅水的工程品质，这样验收居然也可以过关？我当然无法接受每年拿最多统筹分配款的城市公共工程品质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麽检举的人还是我？难道大家都可以忍受吗？我想不是这样，而是大家都觉得，总有人会去检举，或者检举也没有用。是这种消极的心态，这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心态，才导致放任政府可以这样无能又蹒顸。
很多时候，台北市民冷漠的心态是更超过其他城市的。它可以是最多红衫军出没的城市，但它也没有几个成功的社区总体营造案例。台北不会有白米村、台北不会有新港文教基金会，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赚了多少钱，股票涨跌、下午茶折扣，没人在乎自己身边的公共工程盖成什麽样子，看到不平，没有人想要站出来处理。我检举这种公共工程的蹒顸事项，从来都是用台北市民的身分，一天也没有用过委员助理之类的「特权」，很多事情，只要你站出来讲，官僚理亏自然会退让，但我总是对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程度感到心寒，我想，就是这种放任，才会让这个政府经常螺丝松脱。
万代福戏院
万代福戏院
我妈说她想去台中看套房，我说台中的套房大多数都套牢，没什麽好买的。她说屋主说三十万随便卖，我说如果三十万可以成交的房子，出价三万我也不想买。她不信，遂往台中一游。
果然她回来直和我嫌房子恐怖至极，还怪我之前那篇写台中的部落格把台中讲的像天堂一样，根本就是舌灿莲花欺骗社会；我说台中都心早就离开公园附近，日治时代公园称作台湾八景之一，现在我看那湖心双亭要排到八万景都有困难。但那栋房子，却勾起我不少回忆。
那套房在万代福戏院楼上，出入口不一样，但我肯定有在那门口停过机车。万代福戏院是我大学时期最常打发整个周末的地方，不清场的二轮电影院，我经常从早看到晚，过瘾的不得了。那时的确有点担心那栋大楼的防火动线和那些坐在我附近的怪老头，但年轻人的愚勇，就是电影好看可以弥补一切的不足。我就这样在万代福看了上百部电影。
大学生很贫穷，总是没什麽前看一轮电影，我总是傻傻等，等着万代福上映再冲去看。二轮的规则，是想看的片总会配上另一片一起联映，於是我经常在鸡排臭豆腐和肯德基五味杂陈中先看「香港制造」，再看「伊丽莎白」。看万代福外面烂烂的，但其实也经常上映艺术电影，我记得有片「牛奶巧克力」讲法国种族冲突的好片，我就是在那里看的；还有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四千金的情人」我也是在那边看的。
万代福旁边是二手电器街，另外一头是中华路夜市，下午五六点就会开始摆摊，每每散场走出电影院，便发现天已经黑了，该吃饭了，於是散场後通常会去吃中华夜市的肉骨茶面、潭子臭豆腐和木瓜牛奶，然後满足的骑车回家。
最後一次去万代福是零一年和哈比妈去的，看的电影是「浓情巧克力」，在「巴黎我爱你」饰演风韵犹存的茱丽叶毕诺许阿姨当年还可以演风情万种的迷样少妇，烹调着香气四溢的巧克力迷倒保守小镇的众生。那天我们没去中华路，是去一中街吃饭，我吃了蒸饺、小笼包和酸辣汤，她什麽鬼也没吃，害我还以为她跟别的女生一样都不吃饭，结果追到之後才知道她最爱评论食物的句子是，那吃不饱啦！
我妈说她想去台中看套房，我说台中的套房大多数都套牢，没什麽好买的。她说屋主说三十万随便卖，我说如果三十万可以成交的房子，出价三万我也不想买。她不信，遂往台中一游。
果然她回来直和我嫌房子恐怖至极，还怪我之前那篇写台中的部落格把台中讲的像天堂一样，根本就是舌灿莲花欺骗社会；我说台中都心早就离开公园附近，日治时代公园称作台湾八景之一，现在我看那湖心双亭要排到八万景都有困难。但那栋房子，却勾起我不少回忆。
那套房在万代福戏院楼上，出入口不一样，但我肯定有在那门口停过机车。万代福戏院是我大学时期最常打发整个周末的地方，不清场的二轮电影院，我经常从早看到晚，过瘾的不得了。那时的确有点担心那栋大楼的防火动线和那些坐在我附近的怪老头，但年轻人的愚勇，就是电影好看可以弥补一切的不足。我就这样在万代福看了上百部电影。
大学生很贫穷，总是没什麽前看一轮电影，我总是傻傻等，等着万代福上映再冲去看。二轮的规则，是想看的片总会配上另一片一起联映，於是我经常在鸡排臭豆腐和肯德基五味杂陈中先看「香港制造」，再看「伊丽莎白」。看万代福外面烂烂的，但其实也经常上映艺术电影，我记得有片「牛奶巧克力」讲法国种族冲突的好片，我就是在那里看的；还有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四千金的情人」我也是在那边看的。
万代福旁边是二手电器街，另外一头是中华路夜市，下午五六点就会开始摆摊，每每散场走出电影院，便发现天已经黑了，该吃饭了，於是散场後通常会去吃中华夜市的肉骨茶面、潭子臭豆腐和木瓜牛奶，然後满足的骑车回家。
最後一次去万代福是零一年和哈比妈去的，看的电影是「浓情巧克力」，在「巴黎我爱你」饰演风韵犹存的茱丽叶毕诺许阿姨当年还可以演风情万种的迷样少妇，烹调着香气四溢的巧克力迷倒保守小镇的众生。那天我们没去中华路，是去一中街吃饭，我吃了蒸饺、小笼包和酸辣汤，她什麽鬼也没吃，害我还以为她跟别的女生一样都不吃饭，结果追到之後才知道她最爱评论食物的句子是，那吃不饱啦！
最近怎麽那麽多人在读高玉树回忆录
最近怎麽那麽多人在读高玉树回忆录
我认识的第一个台北市长是许水德，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市长长得真不称头，脸皱成一团，身材又胖胖的，让我总是把他和邱创焕、苏南成当做同一个人。後来市长换成吴伯雄，也是个秃头胖子，虽然一副大刀阔斧想改革的样子，但好像也不记得他做了什麽事，当然更别提之後一点声音都没有的黄大洲了。
等到长得很大之後，我才知道第一次举办台北市长民选，不是在一九九四年，而是一九五零年代的事情。也从大人那里辗转知道台北市也曾经有过党外市长，他叫做高玉树。但我发现他的评价不高，我爸说高最後被国民党收编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大头苏南成的嘴脸。
当然，高玉树比苏南成，是有点苹果比香蕉的味道。第一，高玉树比较帅；第二，高玉树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不过读了高玉树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也曾经因为身为党外市长，市政推动困难，而兴起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但老蒋念在高花瓶一支，还算听话，便要他缓缓。其实现在去怪苏南成或者高玉树加入国民党，也没什麽道理，其一是加入哪党本就是他家的事；其二是以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加入国民党确实被处处制肘。国民党本就是用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来统治台湾，也才会让今天那麽多台湾人的心里还充满奴性。要怪应该要怪国民党，不要去怪高玉树这些人。
萧阿勤研究七十年代的党外论述，发现七十年代的党外开口闭口还是讲中国好中国妙，我论文有引述这些资料。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在威权统治下的不得不然，或者是他们受那麽多党国教育，打心里真的就是这样想。比如余登发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经在民进党开会的场合大倡中国统一的高调，造成场面尴尬的不得了。我写论文的时候，认为这应该是「世代差异」的结果，现在这种想法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去读高玉树的回忆录，会发现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还是有点感情在，虽然可能因为晚其政治形势的转变让他回归台湾认同的轨道上，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讲话，的确都还不脱国民党正统说法的巢窠。
钱锺书说人的回忆录都是自吹自擂，应该要看他们写别人而不是写自己。高玉树的回忆录也是不脱这个说法，比如他说自己开辟了复兴桥和几条其他的陆桥，现在都拆光光了，要说他大建设，好像也没什麽道理。何况民众选县市长，在乎的恐怕不是大建设，而是路灯会亮马路铺平交通不乱这种小建设，偏偏很多县市长好大喜功，想用一县之力去做一国之事，最後都只是多举债罢了。倒市看他写一些同辈人，黄启川、陈重光，或者是蒋介石父子，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喔，原来这人在高玉树心中是这样的呀。回忆录的绝妙正在这些写别人的地方，比如看钱复回忆录就是要看他讲沈昌焕，看鲁肇忠回忆录就要看他写萧万长和钱复。说自己立下了什麽大功，不贪不取，正义凛然，这些参考就好；反而看到赃否同代人，可以拿来当作了解历史的捷径，多本合看，便可以对当代史略勾勒一二，这就是日常读史（不是学术研究喔）的有趣之处吧
我认识的第一个台北市长是许水德，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市长长得真不称头，脸皱成一团，身材又胖胖的，让我总是把他和邱创焕、苏南成当做同一个人。後来市长换成吴伯雄，也是个秃头胖子，虽然一副大刀阔斧想改革的样子，但好像也不记得他做了什麽事，当然更别提之後一点声音都没有的黄大洲了。
等到长得很大之後，我才知道第一次举办台北市长民选，不是在一九九四年，而是一九五零年代的事情。也从大人那里辗转知道台北市也曾经有过党外市长，他叫做高玉树。但我发现他的评价不高，我爸说高最後被国民党收编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大头苏南成的嘴脸。
当然，高玉树比苏南成，是有点苹果比香蕉的味道。第一，高玉树比较帅；第二，高玉树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不过读了高玉树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也曾经因为身为党外市长，市政推动困难，而兴起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但老蒋念在高花瓶一支，还算听话，便要他缓缓。其实现在去怪苏南成或者高玉树加入国民党，也没什麽道理，其一是加入哪党本就是他家的事；其二是以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加入国民党确实被处处制肘。国民党本就是用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来统治台湾，也才会让今天那麽多台湾人的心里还充满奴性。要怪应该要怪国民党，不要去怪高玉树这些人。
萧阿勤研究七十年代的党外论述，发现七十年代的党外开口闭口还是讲中国好中国妙，我论文有引述这些资料。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在威权统治下的不得不然，或者是他们受那麽多党国教育，打心里真的就是这样想。比如余登发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经在民进党开会的场合大倡中国统一的高调，造成场面尴尬的不得了。我写论文的时候，认为这应该是「世代差异」的结果，现在这种想法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去读高玉树的回忆录，会发现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还是有点感情在，虽然可能因为晚其政治形势的转变让他回归台湾认同的轨道上，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讲话，的确都还不脱国民党正统说法的巢窠。
钱锺书说人的回忆录都是自吹自擂，应该要看他们写别人而不是写自己。高玉树的回忆录也是不脱这个说法，比如他说自己开辟了复兴桥和几条其他的陆桥，现在都拆光光了，要说他大建设，好像也没什麽道理。何况民众选县市长，在乎的恐怕不是大建设，而是路灯会亮马路铺平交通不乱这种小建设，偏偏很多县市长好大喜功，想用一县之力去做一国之事，最後都只是多举债罢了。倒市看他写一些同辈人，黄启川、陈重光，或者是蒋介石父子，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喔，原来这人在高玉树心中是这样的呀。回忆录的绝妙正在这些写别人的地方，比如看钱复回忆录就是要看他讲沈昌焕，看鲁肇忠回忆录就要看他写萧万长和钱复。说自己立下了什麽大功，不贪不取，正义凛然，这些参考就好；反而看到赃否同代人，可以拿来当作了解历史的捷径，多本合看，便可以对当代史略勾勒一二，这就是日常读史（不是学术研究喔）的有趣之处吧
无事莫生非 房事真烦恼
无事莫生非 房事真烦恼
零一年时景气超烂，我却阴错阳差在「爸妈银行」无息贷款和阿扁政策性鼓励房市的帮助下买了一间小套房。这几年房地产翻升，我刚好在最低点买进，身价平白翻了好几倍。也因此有人认为我零四年时成为阿扁如此坚定的支持者，应该和我平白赚了一间房子有关。
不过这样安安稳稳住了五六年，最今居然开始觉得房子太小，不但东西堆到没地方去，也无法让爱犬李哈比到处跛颠。明年我就要进入而立之年了，如果两三年内要结婚的话，这间房子恕无法夫妻共住，以免换来天天吵架。昨晚我热到受不了，坐在书架上翘脚看月亮时，一个转身面对厨房，突然觉得家里实在有够小，东西堆的跟山一样，颇呓杂。
於是便兴起了换屋的念头，这几天卯起来疯狂看房子。比如淡水山上，那房子在往北新庄的路上，从复兴岗上去约十五分钟，价格便宜、环境清幽，但是交通非常不便。尽管连车位大概开五百多万，而且有四十坪大，但我光想到当我喝醉酒时搭计程车回来可能会在半途因没钱而被丢包，便打了退堂鼓。就像好友Echo的坪林渡假村，美则美矣，却没有小七，如果半夜想起牛奶没买，可不能像现在穿起拖鞋牵着哈比就下楼买奶兼散步。
後来又算了一下，还是觉得内湖和汐止稍可。但内湖住久了，汐止的房子真是被我嫌到臭头，那种楼上像昂贵豪宅，一楼却开土魠鱼羹的房子，我是万万无法接受。看来看去，只有遥远山上的水莲山庄和市区贵得不得了的梦想社区我稍微可以接受。但每每想到隔着一条街的封闭式社区外，又要经过那一排土魠鱼羹、大肠面线和两家摩托车行，并且走过两座路霸和三台挡在亭仔脚中间的轿车才能右转；或者要在上班时间忍受塞上二十分钟的康宁街小路和十五分钟的安康路才能进入再塞二十分钟的康宁路和动弹不得的成功路，心里就凉了半截。
至於内湖，我是一切满意，除了房价。我家附近的房价已经飙到几乎变态的程度，就算我把小房子卖掉，也没有能力再买新的，可能得抱着现金露宿街头。此外，已经住习惯纯住宅的环境，这边又离可买东西的地方不远，已经算是闹中取静的绝品。若要搬去山上，尽管安静，但方便性恐怕需要适应；反之要搬进夜市，对我这种九怪人来讲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这样挑来挑去，时间又一天天的过去，结果什麽也没买到。好在有一间小房子可以暂时窝居，就继续得过且过，挤来挤去吧。
零一年时景气超烂，我却阴错阳差在「爸妈银行」无息贷款和阿扁政策性鼓励房市的帮助下买了一间小套房。这几年房地产翻升，我刚好在最低点买进，身价平白翻了好几倍。也因此有人认为我零四年时成为阿扁如此坚定的支持者，应该和我平白赚了一间房子有关。
不过这样安安稳稳住了五六年，最今居然开始觉得房子太小，不但东西堆到没地方去，也无法让爱犬李哈比到处跛颠。明年我就要进入而立之年了，如果两三年内要结婚的话，这间房子恕无法夫妻共住，以免换来天天吵架。昨晚我热到受不了，坐在书架上翘脚看月亮时，一个转身面对厨房，突然觉得家里实在有够小，东西堆的跟山一样，颇呓杂。
於是便兴起了换屋的念头，这几天卯起来疯狂看房子。比如淡水山上，那房子在往北新庄的路上，从复兴岗上去约十五分钟，价格便宜、环境清幽，但是交通非常不便。尽管连车位大概开五百多万，而且有四十坪大，但我光想到当我喝醉酒时搭计程车回来可能会在半途因没钱而被丢包，便打了退堂鼓。就像好友Echo的坪林渡假村，美则美矣，却没有小七，如果半夜想起牛奶没买，可不能像现在穿起拖鞋牵着哈比就下楼买奶兼散步。
後来又算了一下，还是觉得内湖和汐止稍可。但内湖住久了，汐止的房子真是被我嫌到臭头，那种楼上像昂贵豪宅，一楼却开土魠鱼羹的房子，我是万万无法接受。看来看去，只有遥远山上的水莲山庄和市区贵得不得了的梦想社区我稍微可以接受。但每每想到隔着一条街的封闭式社区外，又要经过那一排土魠鱼羹、大肠面线和两家摩托车行，并且走过两座路霸和三台挡在亭仔脚中间的轿车才能右转；或者要在上班时间忍受塞上二十分钟的康宁街小路和十五分钟的安康路才能进入再塞二十分钟的康宁路和动弹不得的成功路，心里就凉了半截。
至於内湖，我是一切满意，除了房价。我家附近的房价已经飙到几乎变态的程度，就算我把小房子卖掉，也没有能力再买新的，可能得抱着现金露宿街头。此外，已经住习惯纯住宅的环境，这边又离可买东西的地方不远，已经算是闹中取静的绝品。若要搬去山上，尽管安静，但方便性恐怕需要适应；反之要搬进夜市，对我这种九怪人来讲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这样挑来挑去，时间又一天天的过去，结果什麽也没买到。好在有一间小房子可以暂时窝居，就继续得过且过，挤来挤去吧。
国会五十美
国会五十美
美国很知名的国会刊物，The Hill办了一个比赛，选出「国会五十美」，FAPA发言人何燕青也有入选，引起海外台湾人团体一阵骚动，连正在美国的谢长廷也跟她说恭喜。我这人很无聊，看到有什麽美的，当然要上去凑个热闹，看看「国会五十美」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一个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五十美有男有女，这的确是进步的象徵。以往选美都只有选女生，才会吸引我这种容易流口水的色狼上去看；随着时代转变，现在选美当然要有男有女才能表示平权，吸引多一点人来看。此外，相比之下前阵子香港也选了一个港姐，结果被人家笑「史上最丑港姐」；还有台湾也有选台姐还是什麽碗糕，传出了弊案，看看亚洲的选美还在美女穿泳衣走台步，还有人讲说她希望世界和平，这种「美女都是蠢花瓶」的印象，在「国会五十美」活动里面应该是没有。
但要选「国会五十美」的时候，既然纳入了专业和「认真的男/女人最美丽」考虑，就应该要把入选者的专业性表现出来。很可惜的是，我读了好几篇介绍，好像都没有讲到这些入选者能力多强，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他们的俊俏之处甚至感情状况。这样焦点都被模糊掉了，尽管这些选出来的人不可能是蠢花瓶，但他们留在阅听者心中的印象，却并没有「专业」这一项，对於这些认真的政治从业者来讲，这样就显得可惜了。
话说回来，有时候我在看「白宫风云」或者是其他有关美国政治的影集时，都觉得在国会工作好像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然而我自己在国会的经验，实在是有够抱歉的，每天都无聊得要死，忙的时候比闲的时候更无聊，让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心中都充满空虚感，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不知道是美国人是基於戏剧效果使得工作有意义，还是美国国会真的比台湾有趣；如果台湾的国会也要选出「五十美」，我看应该会整个变调成泳衣选美活动吧。
美国很知名的国会刊物，The Hill办了一个比赛，选出「国会五十美」，FAPA发言人何燕青也有入选，引起海外台湾人团体一阵骚动，连正在美国的谢长廷也跟她说恭喜。我这人很无聊，看到有什麽美的，当然要上去凑个热闹，看看「国会五十美」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一个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五十美有男有女，这的确是进步的象徵。以往选美都只有选女生，才会吸引我这种容易流口水的色狼上去看；随着时代转变，现在选美当然要有男有女才能表示平权，吸引多一点人来看。此外，相比之下前阵子香港也选了一个港姐，结果被人家笑「史上最丑港姐」；还有台湾也有选台姐还是什麽碗糕，传出了弊案，看看亚洲的选美还在美女穿泳衣走台步，还有人讲说她希望世界和平，这种「美女都是蠢花瓶」的印象，在「国会五十美」活动里面应该是没有。
但要选「国会五十美」的时候，既然纳入了专业和「认真的男/女人最美丽」考虑，就应该要把入选者的专业性表现出来。很可惜的是，我读了好几篇介绍，好像都没有讲到这些入选者能力多强，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他们的俊俏之处甚至感情状况。这样焦点都被模糊掉了，尽管这些选出来的人不可能是蠢花瓶，但他们留在阅听者心中的印象，却并没有「专业」这一项，对於这些认真的政治从业者来讲，这样就显得可惜了。
话说回来，有时候我在看「白宫风云」或者是其他有关美国政治的影集时，都觉得在国会工作好像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然而我自己在国会的经验，实在是有够抱歉的，每天都无聊得要死，忙的时候比闲的时候更无聊，让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心中都充满空虚感，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不知道是美国人是基於戏剧效果使得工作有意义，还是美国国会真的比台湾有趣；如果台湾的国会也要选出「五十美」，我看应该会整个变调成泳衣选美活动吧。
爱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
爱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
除了周末是被太阳热醒的之外，刑子青已经扮演我的闹钟长达五年。以前我颇不喜欢他那低沉的嗓音配上咿咿啊阿的男女高音，总觉得早上起床应该要放点怡人的音乐，像是十点以後雷光夏放那种。但自从上班以後，就算是刑子青想放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吼声，我还是得赶快起床梳妆打扮以免上班迟到。
不过这一阵子越来越喜欢听歌剧的几个咏叹调或桥段，开始和邢子青达成「和解共生」的共识，一边刷牙换衣服然後煮咖啡弄早餐一边听着不错的音乐，偶尔跟着哼哼哈哈，甚至可以用广告来计算时间，「台湾中油」去苏澳还是茄萣加油的时候我如果还没刷完牙，那天就肯定迟到了。
上星期有天早上听到苏佩轻歌剧「薄伽丘」里面的一小段男女对唱，叫做「爱情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Boccaccio: Hab’ ich nur deine liebe - Franz von Suppe），实在是很好听，即使当时正在洗澡，我还是不由自主跟着哼了一阵子。而且这歌好听的连爱赖床的哈比妈都想起床做早餐给我吃，也可以算是奇蹟了。
由於这段音乐如此神奇，当下便决定下班要去买。但可能苏佩和薄伽丘这两名字太难记，我竟然一不小心买成罗西尼的「爱情如同阳光般灿烂」。还好次女高音芭托莉长的很美，声音也很好听，就算我对罗西尼兴致不高，也不会觉得买错太可惜。
讲到这位苏佩，我孤陋寡闻，没听过这音乐家，今天去查资料才知道算是维也纳轻歌剧史祖之一。在此之前我人生听过两个苏佩，一个就是苏慧伦她姊，另一个是最近要动Tommy John手术的红雀队王牌投手苏佩(Jeff Suppan)。因为这首「爱情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让我期待太高，结果CD到手一放出来却没办法让我感受到那天早上的神奇魔力，让我失望不已，但听听曲调应该是没错的，怎麽不对劲呢？可能有的时候，听音乐也是需要情境的，就像喝酒，有时候觉得这酒好，其实不是真的酒合你口味，而是和你喝的人，值得让你跟伊掏心肝。
除了周末是被太阳热醒的之外，刑子青已经扮演我的闹钟长达五年。以前我颇不喜欢他那低沉的嗓音配上咿咿啊阿的男女高音，总觉得早上起床应该要放点怡人的音乐，像是十点以後雷光夏放那种。但自从上班以後，就算是刑子青想放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吼声，我还是得赶快起床梳妆打扮以免上班迟到。
不过这一阵子越来越喜欢听歌剧的几个咏叹调或桥段，开始和邢子青达成「和解共生」的共识，一边刷牙换衣服然後煮咖啡弄早餐一边听着不错的音乐，偶尔跟着哼哼哈哈，甚至可以用广告来计算时间，「台湾中油」去苏澳还是茄萣加油的时候我如果还没刷完牙，那天就肯定迟到了。
上星期有天早上听到苏佩轻歌剧「薄伽丘」里面的一小段男女对唱，叫做「爱情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Boccaccio: Hab’ ich nur deine liebe - Franz von Suppe），实在是很好听，即使当时正在洗澡，我还是不由自主跟着哼了一阵子。而且这歌好听的连爱赖床的哈比妈都想起床做早餐给我吃，也可以算是奇蹟了。
由於这段音乐如此神奇，当下便决定下班要去买。但可能苏佩和薄伽丘这两名字太难记，我竟然一不小心买成罗西尼的「爱情如同阳光般灿烂」。还好次女高音芭托莉长的很美，声音也很好听，就算我对罗西尼兴致不高，也不会觉得买错太可惜。
讲到这位苏佩，我孤陋寡闻，没听过这音乐家，今天去查资料才知道算是维也纳轻歌剧史祖之一。在此之前我人生听过两个苏佩，一个就是苏慧伦她姊，另一个是最近要动Tommy John手术的红雀队王牌投手苏佩(Jeff Suppan)。因为这首「爱情就像需要灌溉的种子」让我期待太高，结果CD到手一放出来却没办法让我感受到那天早上的神奇魔力，让我失望不已，但听听曲调应该是没错的，怎麽不对劲呢？可能有的时候，听音乐也是需要情境的，就像喝酒，有时候觉得这酒好，其实不是真的酒合你口味，而是和你喝的人，值得让你跟伊掏心肝。
人家的温州街–我的台大恩仇录
人家的温州街–我的台大恩仇录
仔细想想，毕业後这两年去逛温州街的次数，可能还比毕业前多。枉费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竟然走在温州街上还会觉得很新奇。
我还记得去办离校手续那个下午，因为太久没去学校，心爱的捷安特前轮被偷走，只好顶着大太阳在校园里面徒步穿梭。那时候已经快放暑假了，学校里充满放假的气氛，这小姐请假、那小姐不在，我忍着那口气，反正是最後一次了，就等你吧！直到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刹那，大大喘口气，想着我跟这学校的恩怨情仇，就到此为止吧！然後我居然没有走去体验我的最後温州街，就直接从捷运站回家了。
可是思念总在分手後，我也是在毕业之後，才发现这张证书真是灵丹妙药。不会再有机车的同学问你大学读哪里然後露出不屑的眼光、也不会为了加入同学讨论是北一女忠孝仁爱班还是亲爱精诚班叽叽喳喳对话时只能插嘴说我认识郑美俐她是我高中校长。毕业之後，这些都不重要了，没什麽好比的，只要你毕业证书上写着国立台湾大学，而人刚好不会很白目，那走到哪里都有正字标记，都有学长姐会罩你。
当然这也是一种书读的越多，世界就越小的证明，因为圈子不大，所以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人。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谁的同学，谁是谁的，前女友，这比较恐怖，大家都有在温州街附近晃来晃去的经验；久而久之，我们也融入了这个温州街想念圈，变成很多人讨厌的那种享尽社会资源的「资优生」，而当年翘课打架的故事通通变成说嘴的传奇，什麽「苦读出身」这种读书时不入流的经历通通变成今日的金装。比如当兵时我和阿涌比别的台大班长受欢迎，人家会说，平平是台大，怎麽差这麽多？我和阿涌就会说，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才读台大，不是「正台大」的。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反而也没享什麽台大的资源，除了研一时经常去游泳这项外。四年下来图书馆借书大概没超过十本，里面五六本可能还是帮人家借的；奖学金我可能领过不少，但没有一项是台大给的。而且因为我们研究所在学校後门，我连温州街都没去过几次。写完论文的时候我在想谢辞，谢谢东海谢谢中研院谢谢朋友甲乙丙丁，好像独独就忘了谢台大。怎知毕业後反而为了要停车半价特别去办校友证、当兵的时候经常为了写研究报告跑台大图书馆、还有经常为了吃大学口臭豆腐、喝比利时啤酒以及蹓狗等理由大老远到学校散步？
人家的温州街都出书了，而我的温州街原来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前几天带着美国回来的表妹去温州街的「黑森林」喝酒吃肉，途经台大，我居然很骄傲的跟她说，这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很幸运也是我的学校（张爸可能不同意）。话讲出来居然脸不红气不喘，看来我对温州街生活圈的适应度已经和「正台大」差距不远了。
仔细想想，毕业後这两年去逛温州街的次数，可能还比毕业前多。枉费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竟然走在温州街上还会觉得很新奇。
我还记得去办离校手续那个下午，因为太久没去学校，心爱的捷安特前轮被偷走，只好顶着大太阳在校园里面徒步穿梭。那时候已经快放暑假了，学校里充满放假的气氛，这小姐请假、那小姐不在，我忍着那口气，反正是最後一次了，就等你吧！直到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刹那，大大喘口气，想着我跟这学校的恩怨情仇，就到此为止吧！然後我居然没有走去体验我的最後温州街，就直接从捷运站回家了。
可是思念总在分手後，我也是在毕业之後，才发现这张证书真是灵丹妙药。不会再有机车的同学问你大学读哪里然後露出不屑的眼光、也不会为了加入同学讨论是北一女忠孝仁爱班还是亲爱精诚班叽叽喳喳对话时只能插嘴说我认识郑美俐她是我高中校长。毕业之後，这些都不重要了，没什麽好比的，只要你毕业证书上写着国立台湾大学，而人刚好不会很白目，那走到哪里都有正字标记，都有学长姐会罩你。
当然这也是一种书读的越多，世界就越小的证明，因为圈子不大，所以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人。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谁的同学，谁是谁的，前女友，这比较恐怖，大家都有在温州街附近晃来晃去的经验；久而久之，我们也融入了这个温州街想念圈，变成很多人讨厌的那种享尽社会资源的「资优生」，而当年翘课打架的故事通通变成说嘴的传奇，什麽「苦读出身」这种读书时不入流的经历通通变成今日的金装。比如当兵时我和阿涌比别的台大班长受欢迎，人家会说，平平是台大，怎麽差这麽多？我和阿涌就会说，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才读台大，不是「正台大」的。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反而也没享什麽台大的资源，除了研一时经常去游泳这项外。四年下来图书馆借书大概没超过十本，里面五六本可能还是帮人家借的；奖学金我可能领过不少，但没有一项是台大给的。而且因为我们研究所在学校後门，我连温州街都没去过几次。写完论文的时候我在想谢辞，谢谢东海谢谢中研院谢谢朋友甲乙丙丁，好像独独就忘了谢台大。怎知毕业後反而为了要停车半价特别去办校友证、当兵的时候经常为了写研究报告跑台大图书馆、还有经常为了吃大学口臭豆腐、喝比利时啤酒以及蹓狗等理由大老远到学校散步？
人家的温州街都出书了，而我的温州街原来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前几天带着美国回来的表妹去温州街的「黑森林」喝酒吃肉，途经台大，我居然很骄傲的跟她说，这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很幸运也是我的学校（张爸可能不同意）。话讲出来居然脸不红气不喘，看来我对温州街生活圈的适应度已经和「正台大」差距不远了。
我只是第三好朋友
我只是第三好朋友
自从苹果日报连着两次刊出我的文章都用第三社会成员做我的头衔，就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要代表第三社会出来参选立委。虽然他们都说会投票支持我，但是立委有七十三个选区，我这些朋友都平均分布在七十三个选区内，这种平均分布使我断了参选立委的念头。因为如果我参选立委，我只能得到一票，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至少我可以得到七十三票。很可惜我还没有四十岁，不能参选总统，而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这七十三位民间有人不知道还愿不愿意支持我，因此我只能跟幻想我会代表第三社会出来选 立委的朋友说残念了。
以上当然是胡说八道，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实在是太不了解我。此外，我也不得不担心你患了当代台湾政坛最大的瘟疫，幽默感缺乏症，为了不要让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挂念，希望您记得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既然已经讲到这麽敏感的问题，我可能还是得正经的说明一下我和好友周奕成之第三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约去年底，我退伍没多久，奕成有问过我能不能去他那里帮忙，那时候我就知道「世代论坛」可能会组党。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跟奕成认识多年，他一直是个很有理想的人，并且他想对民主内战进行维和，实在事件伟大的工作。但我对组党这件事情疑虑实在很深，毕竟我很保守的认为台湾在还没有走出认同纠葛之前，恐怕还没有「第三社会」崛起的空间。此外，我才刚刚进入政坛，作民进党委员的助理，虽经常骂民进党，但跟民进党还没有到肝胆俱裂的程度；简单来讲，我对民进党还是有期待的。
尽管如此，民进党越来越偏向右翼本土的作风，我虽不认为有到法西斯这般不堪，但总归我是不赞同的。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帮民主不是民粹主义辩护，民进党却越走越偏，挖洞就跳，这和陈文茜去泛蓝挖洞来跳差别并不大，都是譁众取宠罢了。（因为选制和对立的政治环境使然，换边站就要比那边的人更激烈才能站稳。）光基於这点，我就觉得本土派有必要出现新选项，才能够结束被民进党霸占的本土论述攫取选票情形（我自己就经常以不想给国民党得逞为由去强迫投绿）。但我当然也很担心，第三社会一跳出来，结果只证明了泛绿支持者有中间选民，却让泛蓝渔翁得利（民进党一定会这样宣称）。毕竟大家都说自己是中间选民，但台湾到底有没有中间选民，有多少，我实在不如周奕成那麽有信心。
另外，对於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和第三社会成员也有一些落差。当然这些落差可能不大，就像苏贞昌和谢长廷对很多事情看法有差异，也不影响他们都是民进党员那样，第三社会成员间看法有异也是正常的。
例如致真写「外交出路不是追求数字」那篇我就不是很同意。我在民主基金会工作过，我知道外交部对这一块还蛮当回事的，民进党办外交最该批判的其实是过境外交，而不是没有着力在NGO。而数字迷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两千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当三立的「青年提问人」时，就问过如果要结束金援外交，那邦交国数字归零的民意承受度是否可堪政府负荷？当时扁宋阵营都不愿正面回答，结果当选的民进党显然并没有豪情万仗的结束金援外交。况且台湾的外交要说是「金援」其实也颇不妥，台湾每年的援外金额那麽低，民众还唉唉叫说不如拿来办营养午餐，要讲这种数字叫做「金援」，实在是白痴当有趣。外交工作有延续性，也有很多苦衷，当在野党可以不负责任乱批评，但是要有执政志气者，思考应该要更周延。
我对於第三社会自许要当中间偏左也有点意见，我知道他们五年级大学时喜欢狂啃葛兰西和阿图塞，这些我大学时也干过。不过有吸引过我的学术论述其实不是新马而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其後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述。这十年来影响我最大的理论毕竟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罗尔斯而不是马克思奠定了我整个青年时期的思想基础。我目前为止的思想历程，和奕成、铁志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也注定了许多看法的本质歧异。
思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和第三社会之间的交往走走停停；而贪图享乐的懒散，则让我对溜狗的兴趣总是远高於开会。老实讲我不太能算是第三社会成员，只能算是「第三好朋友」。除了思想差距外，也因为我的参与度实在不太高，下班时间要我参加「课外活动」，则简直要人老命。会让人家觉得我热情参与，大概是因为我在苹果日报写了两篇文章所致。当然我和第三社会的差距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象牙塔里争何事」，根本听不懂。很多人早已认定我是「第三社会成员」，早就瞄准等着开火；但对一个博士生来讲，这些象牙塔事，其实也蛮重要的。
读完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写信给我说如果我要参选他们要投票给我；先谢谢大家，也许我又多了七十三票。如果以每年七十三票这样的速度成长的话，等到我四十岁可以选总统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得到七百三十票，虽然还没追上李敖和许信良，但对於拿回保证金的目标又接近了一点。然而要选立委的话，一年两票十年只有二十票，恐怕离拿回二十万距离太遥远，因次只能再次谢谢各位台爱，等我四千岁的时候，竞选总统应该可以拿回保证金了。（突然想起那时我最初的选民已经苏州卖鸭蛋了，这样不是又少了很多票？唉算了，反正那时候我也驾鹤西归了！）
自从苹果日报连着两次刊出我的文章都用第三社会成员做我的头衔，就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要代表第三社会出来参选立委。虽然他们都说会投票支持我，但是立委有七十三个选区，我这些朋友都平均分布在七十三个选区内，这种平均分布使我断了参选立委的念头。因为如果我参选立委，我只能得到一票，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至少我可以得到七十三票。很可惜我还没有四十岁，不能参选总统，而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这七十三位民间有人不知道还愿不愿意支持我，因此我只能跟幻想我会代表第三社会出来选 立委的朋友说残念了。
以上当然是胡说八道，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实在是太不了解我。此外，我也不得不担心你患了当代台湾政坛最大的瘟疫，幽默感缺乏症，为了不要让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挂念，希望您记得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既然已经讲到这麽敏感的问题，我可能还是得正经的说明一下我和好友周奕成之第三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约去年底，我退伍没多久，奕成有问过我能不能去他那里帮忙，那时候我就知道「世代论坛」可能会组党。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跟奕成认识多年，他一直是个很有理想的人，并且他想对民主内战进行维和，实在事件伟大的工作。但我对组党这件事情疑虑实在很深，毕竟我很保守的认为台湾在还没有走出认同纠葛之前，恐怕还没有「第三社会」崛起的空间。此外，我才刚刚进入政坛，作民进党委员的助理，虽经常骂民进党，但跟民进党还没有到肝胆俱裂的程度；简单来讲，我对民进党还是有期待的。
尽管如此，民进党越来越偏向右翼本土的作风，我虽不认为有到法西斯这般不堪，但总归我是不赞同的。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帮民主不是民粹主义辩护，民进党却越走越偏，挖洞就跳，这和陈文茜去泛蓝挖洞来跳差别并不大，都是譁众取宠罢了。（因为选制和对立的政治环境使然，换边站就要比那边的人更激烈才能站稳。）光基於这点，我就觉得本土派有必要出现新选项，才能够结束被民进党霸占的本土论述攫取选票情形（我自己就经常以不想给国民党得逞为由去强迫投绿）。但我当然也很担心，第三社会一跳出来，结果只证明了泛绿支持者有中间选民，却让泛蓝渔翁得利（民进党一定会这样宣称）。毕竟大家都说自己是中间选民，但台湾到底有没有中间选民，有多少，我实在不如周奕成那麽有信心。
另外，对於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和第三社会成员也有一些落差。当然这些落差可能不大，就像苏贞昌和谢长廷对很多事情看法有差异，也不影响他们都是民进党员那样，第三社会成员间看法有异也是正常的。
例如致真写「外交出路不是追求数字」那篇我就不是很同意。我在民主基金会工作过，我知道外交部对这一块还蛮当回事的，民进党办外交最该批判的其实是过境外交，而不是没有着力在NGO。而数字迷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两千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当三立的「青年提问人」时，就问过如果要结束金援外交，那邦交国数字归零的民意承受度是否可堪政府负荷？当时扁宋阵营都不愿正面回答，结果当选的民进党显然并没有豪情万仗的结束金援外交。况且台湾的外交要说是「金援」其实也颇不妥，台湾每年的援外金额那麽低，民众还唉唉叫说不如拿来办营养午餐，要讲这种数字叫做「金援」，实在是白痴当有趣。外交工作有延续性，也有很多苦衷，当在野党可以不负责任乱批评，但是要有执政志气者，思考应该要更周延。
我对於第三社会自许要当中间偏左也有点意见，我知道他们五年级大学时喜欢狂啃葛兰西和阿图塞，这些我大学时也干过。不过有吸引过我的学术论述其实不是新马而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其後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述。这十年来影响我最大的理论毕竟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罗尔斯而不是马克思奠定了我整个青年时期的思想基础。我目前为止的思想历程，和奕成、铁志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也注定了许多看法的本质歧异。
思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和第三社会之间的交往走走停停；而贪图享乐的懒散，则让我对溜狗的兴趣总是远高於开会。老实讲我不太能算是第三社会成员，只能算是「第三好朋友」。除了思想差距外，也因为我的参与度实在不太高，下班时间要我参加「课外活动」，则简直要人老命。会让人家觉得我热情参与，大概是因为我在苹果日报写了两篇文章所致。当然我和第三社会的差距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象牙塔里争何事」，根本听不懂。很多人早已认定我是「第三社会成员」，早就瞄准等着开火；但对一个博士生来讲，这些象牙塔事，其实也蛮重要的。
读完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写信给我说如果我要参选他们要投票给我；先谢谢大家，也许我又多了七十三票。如果以每年七十三票这样的速度成长的话，等到我四十岁可以选总统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得到七百三十票，虽然还没追上李敖和许信良，但对於拿回保证金的目标又接近了一点。然而要选立委的话，一年两票十年只有二十票，恐怕离拿回二十万距离太遥远，因次只能再次谢谢各位台爱，等我四千岁的时候，竞选总统应该可以拿回保证金了。（突然想起那时我最初的选民已经苏州卖鸭蛋了，这样不是又少了很多票？唉算了，反正那时候我也驾鹤西归了！）
徘徊於理想与现实之间
徘徊於理想与现实之间
昨天和人聊天聊到战後台湾人的特点，发现「务实」好像是个无异议的共识。譬如说做生意要给政府包红包，每个人都在骂，但是每个人也都在包；又譬如说选举，人人都知道负面选举和人头党员此风不可长，但每个人都养了人头党员并且也愿意必要时无端攻讦对手。
从某个面向来看，这实在是台湾无论在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水准」的重要因素；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务实却也是推动台湾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动力。比如说我们经济因为代工而起飞，可是对於研发却始终鸦鸦乌，大家宁可找新的代工天堂，也不愿意长时间去研究发展或者投资大学；又比如我们民主化的速度快的不得了，可是大家对民主化的品质要求好像令人不太敢恭维。
作为战後很久才出生的一代台湾人如我，自忖也不能避免感染这样的性格。比如前一阵子台联想找我去基隆市选立委，我算算觉得劳民伤财，又没把握跟我一起抓着手喊冻蒜的是否都是烟ㄟ那样的人，遂拒绝了他们。其实台联转型为「左派政党」的理念我是很支持的，而也要有我们的支持，他才能转型成功；问题是我没有把握他的转型会成功，看他们第一波提名名单也看不出他们有什麽转型，那我跳进去岂不是只一支牺牲打？但反过来想，可能就是像我这麽龟毛的人太多，大家都觉得台联转型好，偏偏大家都只口惠实不至，结果台联当然只能继续提名从民进党初选败下阵来的人，而看不出什麽转型变化。也许可以事後聪明说你看他们根本没转型成功，但或许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我们袖手旁观。
我对政治还是很有热情，但是我经常逃走，甚至宁愿去公园蹓狗，也不太想周末去开会。写文章骂人我挺厉害，真要我下去选我又老惦念着不想个人自由被剥夺；结果就是经常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头来在政治这条路上还是一事无成。有时候我会豪情万丈，有时候我只要有好酒好书好音乐就满足得跟待天堂一样，理想跟务实之间的挣扎，总有各自的理由和藉口，听起来也都颇有说服力，他们应该还会跟随我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应该学好如何和他们和平相处。
昨天和人聊天聊到战後台湾人的特点，发现「务实」好像是个无异议的共识。譬如说做生意要给政府包红包，每个人都在骂，但是每个人也都在包；又譬如说选举，人人都知道负面选举和人头党员此风不可长，但每个人都养了人头党员并且也愿意必要时无端攻讦对手。
从某个面向来看，这实在是台湾无论在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水准」的重要因素；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务实却也是推动台湾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动力。比如说我们经济因为代工而起飞，可是对於研发却始终鸦鸦乌，大家宁可找新的代工天堂，也不愿意长时间去研究发展或者投资大学；又比如我们民主化的速度快的不得了，可是大家对民主化的品质要求好像令人不太敢恭维。
作为战後很久才出生的一代台湾人如我，自忖也不能避免感染这样的性格。比如前一阵子台联想找我去基隆市选立委，我算算觉得劳民伤财，又没把握跟我一起抓着手喊冻蒜的是否都是烟ㄟ那样的人，遂拒绝了他们。其实台联转型为「左派政党」的理念我是很支持的，而也要有我们的支持，他才能转型成功；问题是我没有把握他的转型会成功，看他们第一波提名名单也看不出他们有什麽转型，那我跳进去岂不是只一支牺牲打？但反过来想，可能就是像我这麽龟毛的人太多，大家都觉得台联转型好，偏偏大家都只口惠实不至，结果台联当然只能继续提名从民进党初选败下阵来的人，而看不出什麽转型变化。也许可以事後聪明说你看他们根本没转型成功，但或许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我们袖手旁观。
我对政治还是很有热情，但是我经常逃走，甚至宁愿去公园蹓狗，也不太想周末去开会。写文章骂人我挺厉害，真要我下去选我又老惦念着不想个人自由被剥夺；结果就是经常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头来在政治这条路上还是一事无成。有时候我会豪情万丈，有时候我只要有好酒好书好音乐就满足得跟待天堂一样，理想跟务实之间的挣扎，总有各自的理由和藉口，听起来也都颇有说服力，他们应该还会跟随我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应该学好如何和他们和平相处。
副刊十年
副刊十年
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剪报的习惯，直到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才停止，停止的主因当然是因为网际网路兴起，不再需要使用剪报来整理资料。我还记得1997年我拿剪报资料和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去参加国立艺术学院（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考试，结果被老师质疑剪报算不算一种专长？蒐集资料最为专长确实不常见，不过会写文章我觉得应该算是专长，但总之他们也没录取我，而且我在专长这项考试的成绩还蛮差的，让我颇为泄气。
结果在大学联考的术科考试上，台湾艺术学院（现在叫台湾艺术大学）俨然认为蒐集资料可算为专长，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这时才能够体会其实口试经常和运气有关，和棒球主审的好球带一样颇有心情因素在其中。
那时候收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尤以报纸副刊为最。举凡八十年代专辑或者有关民主化的文章，更是我蒐集的大宗，大概是那时的兴趣，也奠定後来去读政治系的方向。九十年代的报纸副刊比现在精采很多，经常有很棒的评论文章，也会针对事件专题邀稿。吴叡人、平路或者杨照、龙应台，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在副刊超大版抒情评论（critical lyric）文章的大宗；此外还有蔡诗萍、萧新煌、陈芳明、金恒炜等健笔，这些人现在也都还在写，但许多读起来总觉得不如往日犀利。
当时的副刊真的很好看，评论都很深刻，专题都很精采，比现在尽找鸟来伯和吴淡如来写要精采很多，至少我笑完鸟来伯的文章，不会把他剪下来放在资料夹里面；她如果集结出版我应该也不会花钱买。中国时报星期六的娱乐周报和周四的开卷周报，我是每周期待，只为了读李巨源对媒体的犀利批判或是杨照对哪本书的最新评论。如果人间有龙应台的文章，我必定一读再读。
现在回头看确实很荒谬，今日我看到龙应台和杨照，一定会说服自己千万不要看，以免看了又怒发冲冠。这些人写的文章一点进步都没有，读了十年讲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引用例子老是讲错，但总是自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副刊集团」，垄断了许多版面。
时至今日我几乎已经不看中国时报，而自由时报的副刊大概两个月才会有一篇感动人的文章，通常是洪雯倩写的维也纳或者胡淑雯有关性别的新作。这十年我想尽办法自我成长，吸收新知，也逐渐有能力对往日之事做出有利批判的同时，那些写手和副刊集团却越活越回去，写得东西也越来越狭窄。渐渐的他们都退出了副刊，改攻占民意论坛，而部分留在副刊的文章却和BBS程度差不多。
读者在进步，媒体在退步。现在谈的议题跟十年前差不了多少，而且越谈越回去，范围被仇恨越缩越小，引喻继续失义，只剩下曲折美丽的空洞文字。我不禁要感谢世界上还好有网路，可以在部落格上面看到比副刊好一百倍的文章，阿弥陀佛。
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剪报的习惯，直到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才停止，停止的主因当然是因为网际网路兴起，不再需要使用剪报来整理资料。我还记得1997年我拿剪报资料和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去参加国立艺术学院（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考试，结果被老师质疑剪报算不算一种专长？蒐集资料最为专长确实不常见，不过会写文章我觉得应该算是专长，但总之他们也没录取我，而且我在专长这项考试的成绩还蛮差的，让我颇为泄气。
结果在大学联考的术科考试上，台湾艺术学院（现在叫台湾艺术大学）俨然认为蒐集资料可算为专长，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这时才能够体会其实口试经常和运气有关，和棒球主审的好球带一样颇有心情因素在其中。
那时候收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尤以报纸副刊为最。举凡八十年代专辑或者有关民主化的文章，更是我蒐集的大宗，大概是那时的兴趣，也奠定後来去读政治系的方向。九十年代的报纸副刊比现在精采很多，经常有很棒的评论文章，也会针对事件专题邀稿。吴叡人、平路或者杨照、龙应台，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在副刊超大版抒情评论（critical lyric）文章的大宗；此外还有蔡诗萍、萧新煌、陈芳明、金恒炜等健笔，这些人现在也都还在写，但许多读起来总觉得不如往日犀利。
当时的副刊真的很好看，评论都很深刻，专题都很精采，比现在尽找鸟来伯和吴淡如来写要精采很多，至少我笑完鸟来伯的文章，不会把他剪下来放在资料夹里面；她如果集结出版我应该也不会花钱买。中国时报星期六的娱乐周报和周四的开卷周报，我是每周期待，只为了读李巨源对媒体的犀利批判或是杨照对哪本书的最新评论。如果人间有龙应台的文章，我必定一读再读。
现在回头看确实很荒谬，今日我看到龙应台和杨照，一定会说服自己千万不要看，以免看了又怒发冲冠。这些人写的文章一点进步都没有，读了十年讲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引用例子老是讲错，但总是自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副刊集团」，垄断了许多版面。
时至今日我几乎已经不看中国时报，而自由时报的副刊大概两个月才会有一篇感动人的文章，通常是洪雯倩写的维也纳或者胡淑雯有关性别的新作。这十年我想尽办法自我成长，吸收新知，也逐渐有能力对往日之事做出有利批判的同时，那些写手和副刊集团却越活越回去，写得东西也越来越狭窄。渐渐的他们都退出了副刊，改攻占民意论坛，而部分留在副刊的文章却和BBS程度差不多。
读者在进步，媒体在退步。现在谈的议题跟十年前差不了多少，而且越谈越回去，范围被仇恨越缩越小，引喻继续失义，只剩下曲折美丽的空洞文字。我不禁要感谢世界上还好有网路，可以在部落格上面看到比副刊好一百倍的文章，阿弥陀佛。
解严二十年有感
解严二十年有感
下午去参加第三社会工作室办的「解严世代的社会力」座谈会，猛然想起1997年夏天，我也曾去诚品书店参加「解严十年」座谈会。一晃眼居然十年就过去了，那时候中国时报有作解严十年的专题，有很多文章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刚考上大学，在剧团导了一部有关解严的烂戏，颇有一种没追上时代的惆怅。
两大党此刻都在谈解严前的故事，谈蒋经国、谈郑南榕，大家都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解严是自己的功劳。只是大家都没想谈解严这二十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麽经验，做了些什麽事情。
我小时候以为戒严是一种野兽，像年兽那样，所以大家晚上都不能出门。晚上有时候会有户口普查员来，我在睡梦中也许曾被惊醒，所以对於普查一直余悸犹存。我妈说有一次张炎宪（现在国史馆的馆长）晚上跑来我家，帽子压低低的，看起来很像情治人员，让她心头一震。有一天我爸很认真的跟我说解严了，大道理对不到十岁的我而言太难，但总之就是比如晚上可以出门这样的自由多得多就对了。
解严不久爸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淡水参加「茶友会」，大人聚在一起可能在讲理想或者批评国民党，小孩子很无聊就坐在淡水河边喝茶。彼时河边没有烧烤店，穿过弯弯曲区的小巷才能跑到河边，观音夕照时滩上的招潮蟹黄昏时会向你招手，但大人们经常为了理念激辩到彻夜未眠。我隐约知道解严的自由可能包括这类型的通宵聚会，但并不知其所以然。我逐渐长大，台北因为盖捷运开始「携手共度交通黑暗期」，并且经历一次「史上最激烈」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怎料未来每一次选举都才是史上最激烈？）
解严的第十年，反对党出身的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第一届民选总统已经选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在枪口下，但的确蓬勃发展。其时许信良带领的民进党气势正旺，但还没有人料到民进党会在该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而我考上东海大学政治系，开始走上政治这条路。
那时候在诚品闲逛，看见由林浊水办公室主办的这个解严系列座谈，讲了文化、世代、社区、认同、情爱以及媒体六个主题，俨然非常进步。我去参加了文化这场，有南方朔、杨照、陈文茜和林浊水参加。如果他们现在再办一场，我看到这种名单应该不会出席；但当时这些人可是很进步的，场内座无虚席。南方大师和杨照在座谈中不断提醒大家後现代的虚无会使无政府主义蔓延，过度的解构导致标准的错失和过度反国家的无谓情绪。不知道两位今天看到这文章会不会有点不知所措。
但仔细想，针对这六个主题，在解严二十周年的今日，怎麽好像没有人要谈了。两大党继续讲着那些白头宫女的天宝遗事，只会重回龙山寺，却不会在龙山寺想想这二十年来带给台湾人民的社会变迁到底该如何诠释。当时後现代主义在台湾刚刚才要兴起，就有人开始谈他们会带给人们的改变（虽然现在这些谈论的人好像自己都掉进当初挖的洞里）。而现在，明明解严二十年了，社会变化这麽大，我们的论述程度却好像退步回1987年，谈论的主题不但只剩下政治，而且还是只有谈万恶的国民党或睿智的蒋总统这种程度。从此观之，解严二十年，台湾政治人物俨然没什麽进步，甚至要说他们退步，应该也有人会点头称是吧。
下午去参加第三社会工作室办的「解严世代的社会力」座谈会，猛然想起1997年夏天，我也曾去诚品书店参加「解严十年」座谈会。一晃眼居然十年就过去了，那时候中国时报有作解严十年的专题，有很多文章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刚考上大学，在剧团导了一部有关解严的烂戏，颇有一种没追上时代的惆怅。
两大党此刻都在谈解严前的故事，谈蒋经国、谈郑南榕，大家都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解严是自己的功劳。只是大家都没想谈解严这二十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麽经验，做了些什麽事情。
我小时候以为戒严是一种野兽，像年兽那样，所以大家晚上都不能出门。晚上有时候会有户口普查员来，我在睡梦中也许曾被惊醒，所以对於普查一直余悸犹存。我妈说有一次张炎宪（现在国史馆的馆长）晚上跑来我家，帽子压低低的，看起来很像情治人员，让她心头一震。有一天我爸很认真的跟我说解严了，大道理对不到十岁的我而言太难，但总之就是比如晚上可以出门这样的自由多得多就对了。
解严不久爸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淡水参加「茶友会」，大人聚在一起可能在讲理想或者批评国民党，小孩子很无聊就坐在淡水河边喝茶。彼时河边没有烧烤店，穿过弯弯曲区的小巷才能跑到河边，观音夕照时滩上的招潮蟹黄昏时会向你招手，但大人们经常为了理念激辩到彻夜未眠。我隐约知道解严的自由可能包括这类型的通宵聚会，但并不知其所以然。我逐渐长大，台北因为盖捷运开始「携手共度交通黑暗期」，并且经历一次「史上最激烈」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怎料未来每一次选举都才是史上最激烈？）
解严的第十年，反对党出身的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第一届民选总统已经选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在枪口下，但的确蓬勃发展。其时许信良带领的民进党气势正旺，但还没有人料到民进党会在该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而我考上东海大学政治系，开始走上政治这条路。
那时候在诚品闲逛，看见由林浊水办公室主办的这个解严系列座谈，讲了文化、世代、社区、认同、情爱以及媒体六个主题，俨然非常进步。我去参加了文化这场，有南方朔、杨照、陈文茜和林浊水参加。如果他们现在再办一场，我看到这种名单应该不会出席；但当时这些人可是很进步的，场内座无虚席。南方大师和杨照在座谈中不断提醒大家後现代的虚无会使无政府主义蔓延，过度的解构导致标准的错失和过度反国家的无谓情绪。不知道两位今天看到这文章会不会有点不知所措。
但仔细想，针对这六个主题，在解严二十周年的今日，怎麽好像没有人要谈了。两大党继续讲着那些白头宫女的天宝遗事，只会重回龙山寺，却不会在龙山寺想想这二十年来带给台湾人民的社会变迁到底该如何诠释。当时後现代主义在台湾刚刚才要兴起，就有人开始谈他们会带给人们的改变（虽然现在这些谈论的人好像自己都掉进当初挖的洞里）。而现在，明明解严二十年了，社会变化这麽大，我们的论述程度却好像退步回1987年，谈论的主题不但只剩下政治，而且还是只有谈万恶的国民党或睿智的蒋总统这种程度。从此观之，解严二十年，台湾政治人物俨然没什麽进步，甚至要说他们退步，应该也有人会点头称是吧。
今夜谁陪我共度良宵
今夜谁陪我共度良宵
通常男人聚在一起就讲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政治。男人不讲这两件事情应该会死，被骂一百次肤浅还是只讲这两件事，可见男人思考之浅碟。而我最近因为谈太多政治，颇感自己面目可憎，应该要谈一点有关女人的事情。
今天老婆不在家，我在外面闲晃寻找可以陪我陪我共度良宵对象，结果铁鞋踏破台北城，才遇到了玛莉亚卡拉丝。这位鼎鼎大名的女高音以美艳美声闻名於世，演技并不出色，但是歌声的完美可以弥补演技的缺憾。在史卡拉歌剧院的时代，她曾经与另一位女高音泰芭蒂争夺剧院一姐的地位；在她成为剧院名伶之後，她曾和贾桂琳争夺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爱情。
卡拉丝当然是当代歌剧的瑰宝，甚至可以说是女神。她的时尚美艳直逼赫本、她的天赖之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所买的诺玛更是他诠释最得心应手之作，她把诺玛唱的深入你心坎底，让你跟她一起醉、一起为爱痴狂。
卡拉丝的声音没有另一位我很爱的歌手舒瓦兹科夫那麽沉稳，但卡拉丝的歌声实在太甜美，甜美到她的不稳定也变成一种悦耳的挑战。她是天生的女王，歌剧的女神，令人立刻爱上她。但她歌声的甜腻，又使人无法常浸其中，就像她的感情那样，不持久。我因为听歌剧经常投机取巧只听精选集，又贪图小便宜，和卡拉丝一直不熟，本想今夜跟她好好交流一下，无奈她歌声使然，和她的缘分看来不会太持久。
通常男人聚在一起就讲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政治。男人不讲这两件事情应该会死，被骂一百次肤浅还是只讲这两件事，可见男人思考之浅碟。而我最近因为谈太多政治，颇感自己面目可憎，应该要谈一点有关女人的事情。
今天老婆不在家，我在外面闲晃寻找可以陪我陪我共度良宵对象，结果铁鞋踏破台北城，才遇到了玛莉亚卡拉丝。这位鼎鼎大名的女高音以美艳美声闻名於世，演技并不出色，但是歌声的完美可以弥补演技的缺憾。在史卡拉歌剧院的时代，她曾经与另一位女高音泰芭蒂争夺剧院一姐的地位；在她成为剧院名伶之後，她曾和贾桂琳争夺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爱情。
卡拉丝当然是当代歌剧的瑰宝，甚至可以说是女神。她的时尚美艳直逼赫本、她的天赖之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所买的诺玛更是他诠释最得心应手之作，她把诺玛唱的深入你心坎底，让你跟她一起醉、一起为爱痴狂。
卡拉丝的声音没有另一位我很爱的歌手舒瓦兹科夫那麽沉稳，但卡拉丝的歌声实在太甜美，甜美到她的不稳定也变成一种悦耳的挑战。她是天生的女王，歌剧的女神，令人立刻爱上她。但她歌声的甜腻，又使人无法常浸其中，就像她的感情那样，不持久。我因为听歌剧经常投机取巧只听精选集，又贪图小便宜，和卡拉丝一直不熟，本想今夜跟她好好交流一下，无奈她歌声使然，和她的缘分看来不会太持久。
红白帖
红白帖
2005年，我每天读六个小时的英文，生活全面英语话，包括看影集也不开中文字幕。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部影集叫做六尺风云（Six feet under），他的背景永远是死亡，但谈的却总是生者的故事。这是一部饶富哲理的影集，但我今天想讲的却只是丧礼这件很「硬体」的事情。
Nate对丧葬仪式的坚持，其实显现在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大公司并购这件事情上，Nate觉得大公司的仪式过於制式，使丧礼显得千篇一律，自然就失去了仪典所需要的「让人记得他」这样的需求。
昨天我代表老板去参加一个告别式，行礼如仪的献花、献果、三鞠躬礼，然後就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祭，看礼仪公司的人和参加公祭的人，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投入这场行礼如仪的仪典中，後面奏哀乐的小姐害说说笑笑，和家属的伤心难过如天壤之别，我有点为家属感到不舍。
做这行，婚丧喜庆的行程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我们叫做「跑摊」。跑摊跑久了，其实也是一种麻痹，你不会有伤心或者欢欣的感觉，只会惦记下一摊会不会迟到。我在这行才算刚出道，还会有喜怒哀乐，还带点感情；但我总觉得这些婚丧喜庆，在台湾好像都因为礼仪或者婚礼公司承办，而显得制式化，使得家属以外的人，很难同感其悲或者同享其乐。
「六尺风云」里小小的丧礼，总是能够触发生者的一些思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致词，也能够感染会场的气氛。我觉得这总比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礼，好像要来得有意义一点。我看着家属伤心的表情，心里如是想。
2005年，我每天读六个小时的英文，生活全面英语话，包括看影集也不开中文字幕。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部影集叫做六尺风云（Six feet under），他的背景永远是死亡，但谈的却总是生者的故事。这是一部饶富哲理的影集，但我今天想讲的却只是丧礼这件很「硬体」的事情。
Nate对丧葬仪式的坚持，其实显现在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大公司并购这件事情上，Nate觉得大公司的仪式过於制式，使丧礼显得千篇一律，自然就失去了仪典所需要的「让人记得他」这样的需求。
昨天我代表老板去参加一个告别式，行礼如仪的献花、献果、三鞠躬礼，然後就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祭，看礼仪公司的人和参加公祭的人，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投入这场行礼如仪的仪典中，後面奏哀乐的小姐害说说笑笑，和家属的伤心难过如天壤之别，我有点为家属感到不舍。
做这行，婚丧喜庆的行程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我们叫做「跑摊」。跑摊跑久了，其实也是一种麻痹，你不会有伤心或者欢欣的感觉，只会惦记下一摊会不会迟到。我在这行才算刚出道，还会有喜怒哀乐，还带点感情；但我总觉得这些婚丧喜庆，在台湾好像都因为礼仪或者婚礼公司承办，而显得制式化，使得家属以外的人，很难同感其悲或者同享其乐。
「六尺风云」里小小的丧礼，总是能够触发生者的一些思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致词，也能够感染会场的气氛。我觉得这总比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礼，好像要来得有意义一点。我看着家属伤心的表情，心里如是想。
那个扭曲的年代–读季季行走的树
那个扭曲的年代–读季季行走的树
季季并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她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唯独这本「行走的树」。其实书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借给芳瑾，芳瑾又跟我推荐，我才勉为其难的看看。有些书就是要读了才觉得好看，有些书则如雷贯耳，一读却发现无甚可观，比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跟「桑青与桃红」，恰巧就是刚刚所举的前後两例。
举出聂华苓的例子，也是因为季季的书刚好有提到她。聂比季季要大好几岁，有经历过中国流亡的生活，来台湾後和反国民党的自由派交好，不喜欢国民党，却也对共产党兴趣缺缺。而季季的文章向来和政治毫无关联，如果不是这本「行走的树」，也没人会想到她和当时的另一派反国民党势力，左翼，有那些深深浅浅的交情。
前几天谢长廷在台湾民众党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自己不认同台湾，也不让人家认同台湾，你认同工农兵，他说你是匪谍；你认同乡土，他说你是台独。季季遇到这群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被国民党彻底扭曲的一群人。彼时乡土文学论战还没有开始，陈映真、丘延亮他们就因为组织集会被国民党盯上，季季说是杨蔚出卖了这些人，但是这又真的该怪杨蔚吗？杨蔚的特工身分被国民党当作把柄，对他威胁利诱，再进而以扭曲他人格的手段逼迫他就犯，简单来讲，杨蔚也只是个牺牲者罢了。
赌酒色，对杨蔚来讲，其实只是麻痹自己的方法，他没有自制力，连一百块或者一本书都要偷，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妻子，我们可以骂他，很贱。但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这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回头看那个可以屈打成招的年代里，要去怪出卖别人的人（杨蔚），要去怪跪地求饶的人（施明德），却不去怪造成这些扭曲人格和光怪陆离的元凶国民党，其实也是一种不正义。而国民党今日的行为比如对两蒋的看法，又岂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反省的歉意？反省不是用嘴巴讲的，而是要用行为来证明。
我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也感受过那年代末期的社会氛围，对我来讲，只要国民党一日不能让我感受到他们有面对昨日之非的勇气，我就不可能说服自己把票盖给国民党。联合报的社论叫大家要看未来而不要经常谈过去，但人，其实是面向过去而生的，只有勇敢的去揭开历史的疮痛，还给历史多元的真相，也才能够真正鼓起勇气来面对明天。从大历史言，蒋介石或许保住了台湾，但他保卫台湾时采取的卑劣手段，却在微型历史中扭曲了无数人格、伤害了无数家庭的美满，这是国民党在台湾背下的历史债，他们终将必须还清。
季季并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她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唯独这本「行走的树」。其实书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借给芳瑾，芳瑾又跟我推荐，我才勉为其难的看看。有些书就是要读了才觉得好看，有些书则如雷贯耳，一读却发现无甚可观，比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跟「桑青与桃红」，恰巧就是刚刚所举的前後两例。
举出聂华苓的例子，也是因为季季的书刚好有提到她。聂比季季要大好几岁，有经历过中国流亡的生活，来台湾後和反国民党的自由派交好，不喜欢国民党，却也对共产党兴趣缺缺。而季季的文章向来和政治毫无关联，如果不是这本「行走的树」，也没人会想到她和当时的另一派反国民党势力，左翼，有那些深深浅浅的交情。
前几天谢长廷在台湾民众党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自己不认同台湾，也不让人家认同台湾，你认同工农兵，他说你是匪谍；你认同乡土，他说你是台独。季季遇到这群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被国民党彻底扭曲的一群人。彼时乡土文学论战还没有开始，陈映真、丘延亮他们就因为组织集会被国民党盯上，季季说是杨蔚出卖了这些人，但是这又真的该怪杨蔚吗？杨蔚的特工身分被国民党当作把柄，对他威胁利诱，再进而以扭曲他人格的手段逼迫他就犯，简单来讲，杨蔚也只是个牺牲者罢了。
赌酒色，对杨蔚来讲，其实只是麻痹自己的方法，他没有自制力，连一百块或者一本书都要偷，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妻子，我们可以骂他，很贱。但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这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回头看那个可以屈打成招的年代里，要去怪出卖别人的人（杨蔚），要去怪跪地求饶的人（施明德），却不去怪造成这些扭曲人格和光怪陆离的元凶国民党，其实也是一种不正义。而国民党今日的行为比如对两蒋的看法，又岂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反省的歉意？反省不是用嘴巴讲的，而是要用行为来证明。
我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也感受过那年代末期的社会氛围，对我来讲，只要国民党一日不能让我感受到他们有面对昨日之非的勇气，我就不可能说服自己把票盖给国民党。联合报的社论叫大家要看未来而不要经常谈过去，但人，其实是面向过去而生的，只有勇敢的去揭开历史的疮痛，还给历史多元的真相，也才能够真正鼓起勇气来面对明天。从大历史言，蒋介石或许保住了台湾，但他保卫台湾时采取的卑劣手段，却在微型历史中扭曲了无数人格、伤害了无数家庭的美满，这是国民党在台湾背下的历史债，他们终将必须还清。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昨天讲完「义大利随想曲」後，就回去把我这张唱片翻出来，杜拉弟指挥明尼亚玻利管协乐团，楼下跳蚤市场时买的，好像才二三十块。主打的音乐其实不是「义大利随想曲」，而是真炮版的「1812序曲」。
1812其实也是我的古典音乐启蒙之一，应该是大二还大三的时候，中广音乐网晚上十二点有李蝶飞主持的古典音乐节目，我还记得李蝶飞讲到千军万马倒地，配合着越来越小的法国国歌以及轻骑兵挺进的主题曲，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古典音乐也是有故事的。过去参加乐团那麽多年，很少听到老师教练提过什麽故事，一直以为音乐就是结构的分析，没想到背後那些或许澎湃或者感人的故事。
一开始听的是祖宾梅塔的Decca低价版，凑合着也听了好几年，因为嫌这首音乐烧吵，便束之高阁一阵。直到上次在跳蚤市场看到这张真炮版，想起当年人家如何吹嘘真炮的厉害，才买来听听看。一听真是吓一跳，定音鼓比起来威力真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场哈德逊河畔的表演，找来了明尼苏达大学和西点军校乐队的协助，铜管和炮声真是威力十足，听起来超过隐的。放炮的时候，爱犬李哈比颇为震撼，不禁频频抬头看那台快要炸掉的音响，露出歪头的疑惑表情。
放真炮也真是很妙，时间要掌握的刚刚好，不知道要排练多少次，也不能有什麽意外卡弹之类当兵时经常出现的鸟事，真的是要有点功夫。要是哪天我们也搞个天团去大佳那里开个1812真炮版演奏会，想必也是噱头十足，可以得到好票房吧。
最後要提起1812里面那一段轻骑兵的主题，我一直非常喜爱，一度成为我的手机铃声。此外，该段旋律也是民进党造势晚会时介绍来宾必用的桥段，陈菊：「欢迎阮高雄市的老市长，假灯亭（谢长廷的不标准台语发音）！」然後音乐就会响起，屡试不爽！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昨天讲完「义大利随想曲」後，就回去把我这张唱片翻出来，杜拉弟指挥明尼亚玻利管协乐团，楼下跳蚤市场时买的，好像才二三十块。主打的音乐其实不是「义大利随想曲」，而是真炮版的「1812序曲」。
1812其实也是我的古典音乐启蒙之一，应该是大二还大三的时候，中广音乐网晚上十二点有李蝶飞主持的古典音乐节目，我还记得李蝶飞讲到千军万马倒地，配合着越来越小的法国国歌以及轻骑兵挺进的主题曲，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古典音乐也是有故事的。过去参加乐团那麽多年，很少听到老师教练提过什麽故事，一直以为音乐就是结构的分析，没想到背後那些或许澎湃或者感人的故事。
一开始听的是祖宾梅塔的Decca低价版，凑合着也听了好几年，因为嫌这首音乐烧吵，便束之高阁一阵。直到上次在跳蚤市场看到这张真炮版，想起当年人家如何吹嘘真炮的厉害，才买来听听看。一听真是吓一跳，定音鼓比起来威力真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场哈德逊河畔的表演，找来了明尼苏达大学和西点军校乐队的协助，铜管和炮声真是威力十足，听起来超过隐的。放炮的时候，爱犬李哈比颇为震撼，不禁频频抬头看那台快要炸掉的音响，露出歪头的疑惑表情。
放真炮也真是很妙，时间要掌握的刚刚好，不知道要排练多少次，也不能有什麽意外卡弹之类当兵时经常出现的鸟事，真的是要有点功夫。要是哪天我们也搞个天团去大佳那里开个1812真炮版演奏会，想必也是噱头十足，可以得到好票房吧。
最後要提起1812里面那一段轻骑兵的主题，我一直非常喜爱，一度成为我的手机铃声。此外，该段旋律也是民进党造势晚会时介绍来宾必用的桥段，陈菊：「欢迎阮高雄市的老市长，假灯亭（谢长廷的不标准台语发音）！」然後音乐就会响起，屡试不爽！
小义大利随想
小义大利随想
突然在台北爱乐听见柴可夫斯基的「小义大利」，让我想起苦闷的国中时代。那时候能力分班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国一的时候学校会先把一些小学成绩不错的学生集合起来，男生就送去管乐队，女生就送去合唱团（合唱团选剩的再去乐队），然後用合唱班或者乐队班的名义去做实质的能力分班。其时教改还没开始，但是要求改革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学校考虑许久，终究没有明目张胆的分班，於是国二那年我成为第一届没有能力分班的白老鼠。问题是乐队已经选好人了，也只好继续运作下去了，而我就这样加入了管乐队。
那时候我吹小喇叭，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这首「小义大利」。当然那时候我只觉得开始的小号独奏很像起床号，洪亮的清音听起来很炫。国中时候几乎每天苦着脸，一天唯一高兴的时候就是早自习可以去练习吹喇叭不用晨考。我是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届，这种强迫青春期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很糟，只是徒增小孩不健康的心理。乐队是我们唯一能公开接触女生的地方，所以即使乐队的女生不漂亮功课也不太好，大家还是很爱去乐队练习。
现在想起来乐队也是个没什麽性别意识的地方，女生几乎都是木管，铜管只有法国号是女生，因为木管和铜管区座位也是分开的，所以也可以有效隔离男女。这种不健康的分类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音乐会上面看到吹竖笛的男生或者吹低音号或长号的女生会适应不良。现在回头去想，从男生去乐队女生去合唱团或者男生是铜管女声吹木管的性别分类，其实就是女性主义者喜欢谈的性别（gender）後天建构论述吧。
不过那时候我们哪有什麽性别意识，去练习时脑中想的只有两件事，第一重要的是女生，第二重要的是可以不用考试。「小义大利」对我们来讲，也就只有演奏的音符，而没有任何背景故事了。现在回想，要是当初教练有和我们讲一些柴可夫斯基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从俄国跑去义大利，才写出这首水手味颇重的随想曲，而放松下来的心情，更进而奠定了未来他写作三大芭蕾舞剧的基础，也许现在爱乐电台就不用不断强调欣赏比演奏更重要的「培养一个音乐家庭，不是一个音乐家」了。想想，也真不知道好几个世代人对美的无意识，要到什麽时候才能苏醒。
突然在台北爱乐听见柴可夫斯基的「小义大利」，让我想起苦闷的国中时代。那时候能力分班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国一的时候学校会先把一些小学成绩不错的学生集合起来，男生就送去管乐队，女生就送去合唱团（合唱团选剩的再去乐队），然後用合唱班或者乐队班的名义去做实质的能力分班。其时教改还没开始，但是要求改革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学校考虑许久，终究没有明目张胆的分班，於是国二那年我成为第一届没有能力分班的白老鼠。问题是乐队已经选好人了，也只好继续运作下去了，而我就这样加入了管乐队。
那时候我吹小喇叭，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这首「小义大利」。当然那时候我只觉得开始的小号独奏很像起床号，洪亮的清音听起来很炫。国中时候几乎每天苦着脸，一天唯一高兴的时候就是早自习可以去练习吹喇叭不用晨考。我是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届，这种强迫青春期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很糟，只是徒增小孩不健康的心理。乐队是我们唯一能公开接触女生的地方，所以即使乐队的女生不漂亮功课也不太好，大家还是很爱去乐队练习。
现在想起来乐队也是个没什麽性别意识的地方，女生几乎都是木管，铜管只有法国号是女生，因为木管和铜管区座位也是分开的，所以也可以有效隔离男女。这种不健康的分类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音乐会上面看到吹竖笛的男生或者吹低音号或长号的女生会适应不良。现在回头去想，从男生去乐队女生去合唱团或者男生是铜管女声吹木管的性别分类，其实就是女性主义者喜欢谈的性别（gender）後天建构论述吧。
不过那时候我们哪有什麽性别意识，去练习时脑中想的只有两件事，第一重要的是女生，第二重要的是可以不用考试。「小义大利」对我们来讲，也就只有演奏的音符，而没有任何背景故事了。现在回想，要是当初教练有和我们讲一些柴可夫斯基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从俄国跑去义大利，才写出这首水手味颇重的随想曲，而放松下来的心情，更进而奠定了未来他写作三大芭蕾舞剧的基础，也许现在爱乐电台就不用不断强调欣赏比演奏更重要的「培养一个音乐家庭，不是一个音乐家」了。想想，也真不知道好几个世代人对美的无意识，要到什麽时候才能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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