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会恢复一党制吗?
一面读Sammuel P. Huntington的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的时候，刚好是陈云林来台，警民冲突正炽，舆论不断讨论台湾是不是变成「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同时。连着两天我身在拒马第一线，感触特别深刻，说是「警察国家」当然太夸张，但当拥有合法暴力权的国家滥用了权力，我也很政治性的把msn的昵称改成「干！警察国家！」
老头(大师)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杭亭顿1970年写的书 现在拿来看中国还准的很
杭亭顿和摩尔（Clement H. Moore）这本书写在1970年，他写书的目的是告诉美国人，不见得只有民主制可以存活的很好，世界上有很多威权体制的政权，面对现代社会一样可以过的很愉快。他用了「建制的一党制」（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形容这样的政体，指出随着政体日渐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建制的一党制也可以牢牢与现代社会并存。
他的论点是，一党制（One-PartySystem）是爲了解决社会对立（bifurcation）而生，当社会两极对立的情况越厉害，而原有的体制（民主制、威权体制或者王朝）都无法解决时，一党制的需求就会因应而生。用Paul Brooker的观点诠释，他认为一党制的温床就在於国家权力脆弱、解放战争或者去殖民的时机，执政团对可能透过选举或者革命的手段去取得政权（Brooker 2000：97）。一党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化，一种是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他容易出现在社会激烈对立但是执政党采用排除某些人的政治参与的「去政治」方式来落实统治能力，比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以及刚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外来政权。
不过杭亭顿认为，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现代化的过程里，变迁会导致被排除团体的结盟与抗争，挑战执政团对的正当性。因此这样的一党制，比较容易从垄断走向民主。他又拿出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台湾的例子，点出1970年之後国民党发现排除本省人的方式将造成他的统治危机，因此采取本土化、自由化的手段处理它的统治正当性危机（1986年後的民主化杭亭顿写这本书时还没发生）。
另一种一党制的类型化杭亭顿称作Revolutionary One-Party System，这样的一党制通常是来自革命政权，1970年还是出色的主流派新秀学者杭亭顿当然举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类型。他认为相对於排除的一党制为了不断遭到被排除团体挑战的正当性危机才改革，革命的一党制改革，是因为他们革命成功了。执政之後的革命政党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能力，必须经过转型（transformation）、团结（consolidation）和适应（adaptation）三个过程，将「革命的一党制」转变成「建制的一党制」。这样的建制一党制在杭亭顿的描述里，和韦伯的「官僚化」其实很相近，意识形态重要性降低、党改由专家而非革命干部领导、利益团体在党内竞逐权力等现象，都显示了革命党正逐渐「制度化」，而杭亭顿也指出，这样的制度化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体制到底可以适应到什麽程度。不过杭亭顿也认为，这个体制就像恐龙一样，会越来越大、越复杂，很可能没有办法很效率化的面对世界的转变。
最後杭亭顿也提到，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时，除了民主化之外，也很可能变成军人独裁的No-Party System或者Revolutionary One-Party System。他并没有提到民主化之後也可能倒退的问题，但如果大多数的One-Party System是爲了解决bifurcation，民主化之後混乱的情势也很可能还不待民主巩固，就再度龟缩回一党制，这是他在有名的《第三波》中的论点。 老实讲，杭亭顿讲到台湾的篇章有但是不多，但总很让我注意和忧心，依照《第三波》的归纳观察，台湾现在应该正处於民主巩固的过程中，我的观察是，1980之後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面对正当性危机而开放了政治竞争的机会，却因为民主化而开启了新的social/ political bifurcation（蓝绿、族群、统独的大致吻合分裂线），随着第一次的政党轮替而日渐严重，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不减反増。Bifurcation的双方没有任何信任的连带，执政党在没有国内沟通的状况下就以全胜之姿去挑起分裂线的痛处，反效果的刺痛了另一边人们的伤口，造成更严重的分裂。
台湾的民主制确实已经发出警讯，以国际民主计算的标准看待（像是之前介绍的Polity IV和Freedom House），明年度台湾的民主人权指标都可能会倒退。这样的警讯并不只是说，台湾变的不民主了，毕竟一旦民主化，民众会对於自己的权利有理所当然之感，倒退的时机点必须出现在bifurcation严重到很夸张的情形才会出现。只是说，在越来越激动的台湾，bifurcation双方的政治领导人们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用更多的沟通而不是吃豆腐的方式，去面对一个很可能发生但不知道会长成什麽样子的民主危机打预防针？
韦伯的西方特殊论
韦伯的西方特殊论
韦伯所处的时代除了是欧洲协调的面临破裂的终局阶段，其实也是欧洲启蒙之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民族国家初步成熟、工业革命重大发展、资本主义直扑而来，韦伯体认到他所面临的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当代社会」，和传统生活有重大的决裂。韦伯认为，西方的当代社会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他念兹在兹在探寻这种特殊性的原由。
相对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劳动力市场概念和剩余劳动分析，韦伯显然认为经济决定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他考察了现代国家的特性和比较诸种宗教文化的论据，认为西方特殊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诞生在新教的「入世的禁慾」中。与其说是物质决定存在，还不如说是宗教传统的精神决定了人们生活的模式。这样的讲法有点唯心论，但韦伯的说法并不只是唯心论，至少其理据乃是经过充分的历史比较考察而来。因此只能说他虽注重「精神」，但这只是相对於马克思用物质来分析而言，不能说韦伯唯心。
很多人都认为新教其实是对天主教传统仪式和管制的挣脱，但韦伯却独不这样想，他认为新教持有「入世的禁慾」态度，其实远比经常鞭长莫及的天主教对教徒的管制要来的严苛。新教持有「预选的子民」和子民以努力工作荣耀上帝的想法，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文化。这样的精神文化是传统宗教无论印度教、儒教或者佛教都前所未有的，这也是韦伯解释为何资本主义独出现在欧洲的理据。但要提醒的是，韦伯并非对新教徒的伦理特别爱好或者是要为其找出正当性来源；他所作的，其实只是想要解释为何资本主义独独出现在欧洲。
传统宗教里，依赖的是教士或某些达人的「卡里斯玛」以建立权威，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经常因为国家组织的松散而不了了之。宗教本身从多神走向一神是重大的进步，但真正引发和世俗之间的紧张，是启蒙的除魅之後。当巫术及其所带来的卡里斯马领袖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推展宗教，而现代国家越发强力的统治机器也逐渐无法容忍宗教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的环境导致了世俗权威的日渐高涨，当国家能力越强，宗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就越需要以「入世的禁慾」方式求取突破。随着国家因为理性化而逐步改变权威模式，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并存也因为宗教在诸多领域的让步而取得妥协。
韦伯在宗教和经济间的研读成就有目共睹，但文章多断简残篇，经常让人读不出头绪。他的博学多闻特别值得一书，信手拈来一下子回教一下子中国，印度他也能讲的头头是道。仔细看他对中国的分析，我猜想他应该不懂中文，但制度上的了解他确实很有一套，和实际上的差距并非甚远。但有一点让中华文化圈的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韦伯怎麽会认为「儒教」算是一种宗教？对中华文化圈者而言，儒家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统治理由，唯独很难相信这会是一种宗教，即便如果走进孔庙，看到牌位祭礼，会让人感受到儒家具有所有宗教该有的成分亦然。韦伯说过中国文化没有对应religions的字，若是如此，怎麽儒家可以被归类在宗教呢？有关於此，我读书太少，就不知道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了。
韦伯所处的时代除了是欧洲协调的面临破裂的终局阶段，其实也是欧洲启蒙之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民族国家初步成熟、工业革命重大发展、资本主义直扑而来，韦伯体认到他所面临的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当代社会」，和传统生活有重大的决裂。韦伯认为，西方的当代社会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他念兹在兹在探寻这种特殊性的原由。
相对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劳动力市场概念和剩余劳动分析，韦伯显然认为经济决定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他考察了现代国家的特性和比较诸种宗教文化的论据，认为西方特殊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诞生在新教的「入世的禁慾」中。与其说是物质决定存在，还不如说是宗教传统的精神决定了人们生活的模式。这样的讲法有点唯心论，但韦伯的说法并不只是唯心论，至少其理据乃是经过充分的历史比较考察而来。因此只能说他虽注重「精神」，但这只是相对於马克思用物质来分析而言，不能说韦伯唯心。
很多人都认为新教其实是对天主教传统仪式和管制的挣脱，但韦伯却独不这样想，他认为新教持有「入世的禁慾」态度，其实远比经常鞭长莫及的天主教对教徒的管制要来的严苛。新教持有「预选的子民」和子民以努力工作荣耀上帝的想法，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文化。这样的精神文化是传统宗教无论印度教、儒教或者佛教都前所未有的，这也是韦伯解释为何资本主义独出现在欧洲的理据。但要提醒的是，韦伯并非对新教徒的伦理特别爱好或者是要为其找出正当性来源；他所作的，其实只是想要解释为何资本主义独独出现在欧洲。
传统宗教里，依赖的是教士或某些达人的「卡里斯玛」以建立权威，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经常因为国家组织的松散而不了了之。宗教本身从多神走向一神是重大的进步，但真正引发和世俗之间的紧张，是启蒙的除魅之後。当巫术及其所带来的卡里斯马领袖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推展宗教，而现代国家越发强力的统治机器也逐渐无法容忍宗教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的环境导致了世俗权威的日渐高涨，当国家能力越强，宗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就越需要以「入世的禁慾」方式求取突破。随着国家因为理性化而逐步改变权威模式，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并存也因为宗教在诸多领域的让步而取得妥协。
韦伯在宗教和经济间的研读成就有目共睹，但文章多断简残篇，经常让人读不出头绪。他的博学多闻特别值得一书，信手拈来一下子回教一下子中国，印度他也能讲的头头是道。仔细看他对中国的分析，我猜想他应该不懂中文，但制度上的了解他确实很有一套，和实际上的差距并非甚远。但有一点让中华文化圈的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韦伯怎麽会认为「儒教」算是一种宗教？对中华文化圈者而言，儒家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统治理由，唯独很难相信这会是一种宗教，即便如果走进孔庙，看到牌位祭礼，会让人感受到儒家具有所有宗教该有的成分亦然。韦伯说过中国文化没有对应religions的字，若是如此，怎麽儒家可以被归类在宗教呢？有关於此，我读书太少，就不知道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了。
靠政治而活 爲学术而活
靠政治而活 爲学术而活
第一次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是2000年夏天尾巴，那时候的我还很执着在学术这条路上，早上八点起床煮一杯咖啡，穿过文理大道拿到阳光草坪的石桌上摆开阵势，开始一天的读书工程。回想起来惬意，但当时压力也蛮大的，一度觉得精神有点紧张过度，就决定到梨山渡个假，兀自陶醉在想像的福寿山云海中。後来到梨山的假没渡成，阴错阳差的来到庐山温泉，手边带着的就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志业」深深打动了我，他提到了有关於学者应要有的态度，对於政治关怀与价值中立间的思量，刚好那是举国为了政党轮替而陷入欢腾或者愤怒情绪中的当口，韦伯提到学者不应是政治布道家，要考量自己在讲堂上的权力而自之和政客有所区隔的时候，我总不自觉得想起不久前因为选举而呈现的各式各样老师面貌。
第二次再读「学术与政治」，是看完译者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而後。那时候我开始对於自己欲求的学术生涯存疑，在号称全国最好的学校里，感受到他的气氛不过尔尔。韦伯认为启蒙後的人类活在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而妄想着学者去扮演远超过启蒙者的替代角色；学者却在此当自我感觉良好的违反价值中立和经由未反思的权力结构，去顶替先知。这使得假先知充斥的除魅时代里，人们仍然无能面对自己的责任。套用韦伯的话说，就是无能面对时代肃杀的面容。而对当时的我而言，进入「最高学府」也是一种除魅，比起第一次阅读的懵懂，我也正体会着这个学校的学术风气在某些角落不过尔尔，更别提周边充满了假先知。
年龄渐长，这是我第三次读《学术与政治》了，前两次，我都只读完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对「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半途而废。也可以说懒惰，另一方面，学术幼年的我当时并未把政治当作我一生的志业，近来颇困扰我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再当时都还不是问题。於今终於努力看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心里感慨更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意。韦伯用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去点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关怀，前者是对於理想的实践，後者是实践的手段，当政治家，就要随时顾虑两者的平衡，理想往往总是理想，如果寐对现实的桎梏而只想着理想，最後就要面对惨痛的失败，甚至赔上追随者的幸福或者生命以偿付。责任伦理讲究的是手段，怎麽样绕过现实的枷锁去落实理想，才是重要的。但韦伯也指出，最大的问题，正在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经常冲突，你绕过现实的枷锁，却不见得可以达到伟大的理想，一个政治家必须经常面对理想的幻灭，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是无法经常承受破灭的。
一边是学术，一面是政治，都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挣扎（用钱永祥的诠释），纵欲就是对於意义怀抱着太多的渴求，而虚无则是纵欲所带来必然性的失败後所带来的空洞感。人们自启蒙开始，对於未来太有信心，却不断的遭逢现实的挫败。无论是学者或政治家，都被纵欲的人们赋予了超过他们所能负担的责任，甚至妄充先知，韦伯没有对人们多苛责，只是提出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两个概念，提醒被赋予太多意义的学者和政治家应该如何勇敢的面对时代肃杀的容颜和明了自己的不足。
韦伯一生也正如他这本选集之名，挣扎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三十岁的我重新再读《学术与政治》，仍然慑服於他敏锐和犀利的分析，以及对我小小生命的冲击。林国明曾经提到学术与政治是他这一代人一生的挣扎，现在看来他选择了学术。而我，还正面临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正当口，对我来讲，韦伯说的「贾勇自持」其实是站在两者之间的勇气，其实学术与政治之间还是有尖锐的矛盾，就像心志伦理和信念伦理之间的调和和矛盾，这使得在之间的我总是战战兢兢，同时面对着来自两边的压力。这个「靠政治而活，爲学术而活」的处境，短期内仍然会继续是我压力和挑战的来源，而我只能套用韦伯的话说，到那一天，我是不会崩溃的。
第一次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是2000年夏天尾巴，那时候的我还很执着在学术这条路上，早上八点起床煮一杯咖啡，穿过文理大道拿到阳光草坪的石桌上摆开阵势，开始一天的读书工程。回想起来惬意，但当时压力也蛮大的，一度觉得精神有点紧张过度，就决定到梨山渡个假，兀自陶醉在想像的福寿山云海中。後来到梨山的假没渡成，阴错阳差的来到庐山温泉，手边带着的就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志业」深深打动了我，他提到了有关於学者应要有的态度，对於政治关怀与价值中立间的思量，刚好那是举国为了政党轮替而陷入欢腾或者愤怒情绪中的当口，韦伯提到学者不应是政治布道家，要考量自己在讲堂上的权力而自之和政客有所区隔的时候，我总不自觉得想起不久前因为选举而呈现的各式各样老师面貌。
第二次再读「学术与政治」，是看完译者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而後。那时候我开始对於自己欲求的学术生涯存疑，在号称全国最好的学校里，感受到他的气氛不过尔尔。韦伯认为启蒙後的人类活在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而妄想着学者去扮演远超过启蒙者的替代角色；学者却在此当自我感觉良好的违反价值中立和经由未反思的权力结构，去顶替先知。这使得假先知充斥的除魅时代里，人们仍然无能面对自己的责任。套用韦伯的话说，就是无能面对时代肃杀的面容。而对当时的我而言，进入「最高学府」也是一种除魅，比起第一次阅读的懵懂，我也正体会着这个学校的学术风气在某些角落不过尔尔，更别提周边充满了假先知。
年龄渐长，这是我第三次读《学术与政治》了，前两次，我都只读完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对「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半途而废。也可以说懒惰，另一方面，学术幼年的我当时并未把政治当作我一生的志业，近来颇困扰我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再当时都还不是问题。於今终於努力看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心里感慨更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意。韦伯用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去点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关怀，前者是对於理想的实践，後者是实践的手段，当政治家，就要随时顾虑两者的平衡，理想往往总是理想，如果寐对现实的桎梏而只想着理想，最後就要面对惨痛的失败，甚至赔上追随者的幸福或者生命以偿付。责任伦理讲究的是手段，怎麽样绕过现实的枷锁去落实理想，才是重要的。但韦伯也指出，最大的问题，正在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经常冲突，你绕过现实的枷锁，却不见得可以达到伟大的理想，一个政治家必须经常面对理想的幻灭，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是无法经常承受破灭的。
一边是学术，一面是政治，都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挣扎（用钱永祥的诠释），纵欲就是对於意义怀抱着太多的渴求，而虚无则是纵欲所带来必然性的失败後所带来的空洞感。人们自启蒙开始，对於未来太有信心，却不断的遭逢现实的挫败。无论是学者或政治家，都被纵欲的人们赋予了超过他们所能负担的责任，甚至妄充先知，韦伯没有对人们多苛责，只是提出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两个概念，提醒被赋予太多意义的学者和政治家应该如何勇敢的面对时代肃杀的容颜和明了自己的不足。
韦伯一生也正如他这本选集之名，挣扎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三十岁的我重新再读《学术与政治》，仍然慑服於他敏锐和犀利的分析，以及对我小小生命的冲击。林国明曾经提到学术与政治是他这一代人一生的挣扎，现在看来他选择了学术。而我，还正面临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正当口，对我来讲，韦伯说的「贾勇自持」其实是站在两者之间的勇气，其实学术与政治之间还是有尖锐的矛盾，就像心志伦理和信念伦理之间的调和和矛盾，这使得在之间的我总是战战兢兢，同时面对着来自两边的压力。这个「靠政治而活，爲学术而活」的处境，短期内仍然会继续是我压力和挑战的来源，而我只能套用韦伯的话说，到那一天，我是不会崩溃的。
南行有感
南行有感
出差高雄，首夜寄宿美浓老板好友别墅一宿。晚上的旗尾山棱线依然分明，未被黑暗遮蔽，配上星光美酒，实在有乐不思蜀之感。晚间的美浓适温26，凉风徐徐，饮酒难醉，甚是舒服。
耳闻旗美地区原居民对都市人兴建农舍甚不喜爱，私下探询，才知客家人向来注重祖产观念，惟土地代传，分割零碎，城市人来此买地，自是自「不肖」子女买来。又此间城市钜富，仅周末到美浓小住，一走近森严门禁的小别墅就不再外出，屋内花园、水池、造景，房中食物、工具应有尽有，皆自Cosco购入，与旗美毫无关联。两点并陈，自引起地方热情好客重传统的客家人不悦，才有关系紧张之说。
我是赞成农地开放非农用的，只是基於整体规划，偏好集村胜於0.1公顷无限制开发。目前法规仍属0.1公顷即可开发，造成都市人买地风潮，不仅造成与地方原居民的紧张关系，有关生活污水等的无法可管皆排入圳沟，也确实影响了农村风貌。不过美浓怎麽看，就像旗尾山俏丽分明的棱线，怎麽看都还算有气质。
次日又回到选区，就全然不是有气质农村的感觉。大寮林园都是工业区，附近仍有农地，但农舍多半非都市人买地所建，因此比较有中下阶层的气味。自快速道路上往下俯视，与台湾一般都市近郊区类似，铁皮屋林立，毫无特色亦无甚可观。台湾的农村大多数都是如此光景，居民离农就工，农地附近遂有工人聚落，因为价格不高，自然建材等都属随意规划，整体风景实在不太好看。
执政末期民进党曾想要提「农村改建条例」的集村建设去改变农村风貌，可惜功败垂成。其实就算是通过，到底会做出什麽样的结果，我也还没办法想像。像是大寮的大坪顶一带，早说要开发却始终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也是道路并未拓宽，且高雄市空地仍多，没有新市镇的开发必要。建商考虑公共建设与市场需求的两项不足，必定会对这样的投资案却步，於是这个开发计画就胎死腹中。这样的问题，必定不可能因为农改条例通过而有变化，而县政府困窘的财务状况，也不会莫名投入大量金钱去开发没必要的新市镇，以免落入图利和举债的两面不讨好处境。
也到林园附近的东港一游，少不了黑鲔鱼大餐，乡长和镇长一起陪同，谈了一些乡政建设的问题。东港镇公所其实并不比林园富裕，但因为观光渔业开发的成功，东隆宫附近的海鲜店街家家爆满，挤到连车子都没地方停。我很讶异於88快速道路通车後东港仍然能够维持观光荣景，探问之後才知道因为东港镇规模不大，开发区域集中，且又有大鹏湾、黑鲔鱼和烧王船三种花样，才能维持四季旅游热潮不退。林园乡长闻讯若有所思，林园乡大而人口分散、工业区污染严重、红树林缺乏附加旅游价值，而沿海区路窄难以进入，观光产业几乎毫无空间。尽管每年可以得到工业局和中油相当补助，却没有实益，相当可惜。我认为林园应该考虑用大量补助款处理「路平灯亮好沟通」，发展内需型的居民休闲地区即可。不需要经常执着在一些不一定有实益的公共工程，反而应该用这些款项好好处理乡政的软体建设。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工业区与乡民之间的联系怎麽样更深，融为一体，而不是让工业区和民众变成冤家。
这趟来和中油、林园乡有许多协调润滑，不学石化出身的我这几年来因为工作需要，也习得了许多石化产业的知识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坐在圆桌上不会被人笑外行，可以侃侃而谈，我觉得是很大的成长。多来乡村听听基层的心声，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像是油价上涨，都市人哀嚎归哀嚎，怎麽样至少都还可以多搭大众捷运系统出门（还可以打折）；但是越在乡下的人，生活收入本就不高，交通建设也不便，又要遭遇高油价的冲击，他们又只能默默忍受。这些乡民就跟次等公民一样，开着吃油的破车在歪七扭八的产业道路上行驶，油价一毛也没有补贴；而我们这些本来就没开车的台北市民穿的美美搭着更便宜的捷运上班一边抱怨什麽都变贵，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均。
当然如果配合物价因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我说的那麽简单。但这次高雄行还是让我想了许多事情，想想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可能一念之间想出什麽政策或计画的人，如果不常常到其他的地方走动，自然不会知道世界种种，而一念未顾及弱势的利益。所谓权力者应该谦卑，所指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庆幸自己大学起就南来北往的四处游走，未来应当更时时提醒自己，一念可能影响别人一生，要督促自己当个有血有泪的人，便要经常四处探看，不耻下问，教科书只是知识的背景，经验还是得靠生活的累积。有谓「学者治国歪邀邀」，便是因为距离社会太遥远所致。读社会学以来，我总很苦恼於社会学怎麽看都像是离社会最遥远的一个学门，这点就必须藉着更学着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来改变。学门或许不会变，但生活足以使我的生命经验更丰富。
出差高雄，首夜寄宿美浓老板好友别墅一宿。晚上的旗尾山棱线依然分明，未被黑暗遮蔽，配上星光美酒，实在有乐不思蜀之感。晚间的美浓适温26，凉风徐徐，饮酒难醉，甚是舒服。
耳闻旗美地区原居民对都市人兴建农舍甚不喜爱，私下探询，才知客家人向来注重祖产观念，惟土地代传，分割零碎，城市人来此买地，自是自「不肖」子女买来。又此间城市钜富，仅周末到美浓小住，一走近森严门禁的小别墅就不再外出，屋内花园、水池、造景，房中食物、工具应有尽有，皆自Cosco购入，与旗美毫无关联。两点并陈，自引起地方热情好客重传统的客家人不悦，才有关系紧张之说。
我是赞成农地开放非农用的，只是基於整体规划，偏好集村胜於0.1公顷无限制开发。目前法规仍属0.1公顷即可开发，造成都市人买地风潮，不仅造成与地方原居民的紧张关系，有关生活污水等的无法可管皆排入圳沟，也确实影响了农村风貌。不过美浓怎麽看，就像旗尾山俏丽分明的棱线，怎麽看都还算有气质。
次日又回到选区，就全然不是有气质农村的感觉。大寮林园都是工业区，附近仍有农地，但农舍多半非都市人买地所建，因此比较有中下阶层的气味。自快速道路上往下俯视，与台湾一般都市近郊区类似，铁皮屋林立，毫无特色亦无甚可观。台湾的农村大多数都是如此光景，居民离农就工，农地附近遂有工人聚落，因为价格不高，自然建材等都属随意规划，整体风景实在不太好看。
执政末期民进党曾想要提「农村改建条例」的集村建设去改变农村风貌，可惜功败垂成。其实就算是通过，到底会做出什麽样的结果，我也还没办法想像。像是大寮的大坪顶一带，早说要开发却始终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也是道路并未拓宽，且高雄市空地仍多，没有新市镇的开发必要。建商考虑公共建设与市场需求的两项不足，必定会对这样的投资案却步，於是这个开发计画就胎死腹中。这样的问题，必定不可能因为农改条例通过而有变化，而县政府困窘的财务状况，也不会莫名投入大量金钱去开发没必要的新市镇，以免落入图利和举债的两面不讨好处境。
也到林园附近的东港一游，少不了黑鲔鱼大餐，乡长和镇长一起陪同，谈了一些乡政建设的问题。东港镇公所其实并不比林园富裕，但因为观光渔业开发的成功，东隆宫附近的海鲜店街家家爆满，挤到连车子都没地方停。我很讶异於88快速道路通车後东港仍然能够维持观光荣景，探问之後才知道因为东港镇规模不大，开发区域集中，且又有大鹏湾、黑鲔鱼和烧王船三种花样，才能维持四季旅游热潮不退。林园乡长闻讯若有所思，林园乡大而人口分散、工业区污染严重、红树林缺乏附加旅游价值，而沿海区路窄难以进入，观光产业几乎毫无空间。尽管每年可以得到工业局和中油相当补助，却没有实益，相当可惜。我认为林园应该考虑用大量补助款处理「路平灯亮好沟通」，发展内需型的居民休闲地区即可。不需要经常执着在一些不一定有实益的公共工程，反而应该用这些款项好好处理乡政的软体建设。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工业区与乡民之间的联系怎麽样更深，融为一体，而不是让工业区和民众变成冤家。
这趟来和中油、林园乡有许多协调润滑，不学石化出身的我这几年来因为工作需要，也习得了许多石化产业的知识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坐在圆桌上不会被人笑外行，可以侃侃而谈，我觉得是很大的成长。多来乡村听听基层的心声，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像是油价上涨，都市人哀嚎归哀嚎，怎麽样至少都还可以多搭大众捷运系统出门（还可以打折）；但是越在乡下的人，生活收入本就不高，交通建设也不便，又要遭遇高油价的冲击，他们又只能默默忍受。这些乡民就跟次等公民一样，开着吃油的破车在歪七扭八的产业道路上行驶，油价一毛也没有补贴；而我们这些本来就没开车的台北市民穿的美美搭着更便宜的捷运上班一边抱怨什麽都变贵，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均。
当然如果配合物价因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我说的那麽简单。但这次高雄行还是让我想了许多事情，想想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可能一念之间想出什麽政策或计画的人，如果不常常到其他的地方走动，自然不会知道世界种种，而一念未顾及弱势的利益。所谓权力者应该谦卑，所指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庆幸自己大学起就南来北往的四处游走，未来应当更时时提醒自己，一念可能影响别人一生，要督促自己当个有血有泪的人，便要经常四处探看，不耻下问，教科书只是知识的背景，经验还是得靠生活的累积。有谓「学者治国歪邀邀」，便是因为距离社会太遥远所致。读社会学以来，我总很苦恼於社会学怎麽看都像是离社会最遥远的一个学门，这点就必须藉着更学着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来改变。学门或许不会变，但生活足以使我的生命经验更丰富。
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极端展现?
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极端展现?
最近终於有机会看了应读却始终未读的Hanna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後面几个章节，她提到极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工业社会下无法取得代表性的「原子化个人」（atomized isolated individuals）面对政治的无力感下的产物。Arendt认为这些个人处在一个没有阶级代表性（classless）的社会里，居大多数，对政治有意见，却不在政治社会里被代表，才会屈从於极权主义运动，期待社会和人们被这个运动所改变。
Arendt又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取得政权後会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本质之间的矛盾，而面临政权的存亡危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本身需要藉着不断的动员来催生「新世界」，但当他们掌握一国的国家机器，势必得面临官僚化和制度化的难题，成危尴尬的「所谓极权主义国家」（so called totalitarianism state）。极权主义运动的本质，会将国家导向structurelessness的处境，但国家本身又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层化官僚的机器。这样的冲突导致极权主义政体必须面临根本的意识形态理想「不断革命」，但又无法避免现实里国家必定逐渐官僚化的拖磨。
看到Arendt的东西，总让我想到台湾和中国，老蒋时代的台湾，也有极权主义的影子，虽然他大多数被归纳在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范围里；更别提毛时代的中国，的确被许多学者归类在极权主义的分类里。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到底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一个极端面向？或者说，他们是不同分支下的东西？
猜想Arendt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会偏向後者，至少大多数的威权主义国家，都不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很多都有点前现代的性质。但老实讲，纳粹可以说符合Arendt的定义，可是史达林下的苏联怎麽办？毕竟俄国革命成功时，社会也没有很现代呢！研究非民主体制很有名的Juan Linz在有名的书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里面也把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分开表述。但老实讲，Linz的方法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他的说明图里面，总让人家感觉到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终极样貌。这样想来，还是Arendt的话比较贴心，她说过，任何一个还未民主化的国家，也都还能找到极权主义的影子。所以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一码归一码，有点像但还是要分开，毕竟他们来源不一样。
Linz提到极权主义的monistic but not monolithic和鼓励与动员政治参与这件事情，就和威权主义除了种族主义和革命政权外，都含有去政治的味道有明显不同。但老先生实在是知识太渊博，知道的太多（但感觉工具太少），很喜欢搞typology。弄了半天，威权主义政体这个近两百年来占人类政治史上最大多数时间的体制就这样包山包海，越分越多，就像Linz的英文一样，似乎永远不会找到句号。而你如果要为1950-1986年的台湾体制分类掐指一算，不算还好，一算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把这个小岛放在哪里。
这几本书让我想起当年念中国研究的时候，常常提到在美国的早期典范大多数将中国视为极权主义政体，像是Franz Schurmann或者包大可（Doak Barnett），直到文革之後，才逐渐因为派系斗争资料的出土，而有关於派系、理性等模型的出现，这样的研究涉及了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竞争过程与规则，因此开始偏向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方向。即便是针对文革，讨论的也不再只是毛个人的想法，把中共当作铁板一块，而开始有许多关於行动者的研究出现（比如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这意味着许多学者都认为极权主义模式无法解释中国新出土的资料，自然导致中国研究圈自极权主义研究的典范被转移成威权主义下政治社会的竞争过程。
到底1950年以来的中国政体是极权的还是威权的？这是个大哉问，而且各方研究者均自有枪械、各自成理，难以调停。其实就Arendt对极权主义的的定义，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还挺前现代的，实在不太像极权主义政体，但有关文革期间政治动员的种种又该怎麽解释？嗯，那就用Arendt的「每个未民主化的国家，都会有极权主义的影子」来蒙混过关好了。但话说回来，Arendt既然没办法处理好苏联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那麽，对中国问题想必也是一筹莫展。故到底极权是威权的极致展现或者他们其实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似乎短期内也争辩不出什麽结果。
最近终於有机会看了应读却始终未读的Hanna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後面几个章节，她提到极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工业社会下无法取得代表性的「原子化个人」（atomized isolated individuals）面对政治的无力感下的产物。Arendt认为这些个人处在一个没有阶级代表性（classless）的社会里，居大多数，对政治有意见，却不在政治社会里被代表，才会屈从於极权主义运动，期待社会和人们被这个运动所改变。
Arendt又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取得政权後会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本质之间的矛盾，而面临政权的存亡危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本身需要藉着不断的动员来催生「新世界」，但当他们掌握一国的国家机器，势必得面临官僚化和制度化的难题，成危尴尬的「所谓极权主义国家」（so called totalitarianism state）。极权主义运动的本质，会将国家导向structurelessness的处境，但国家本身又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层化官僚的机器。这样的冲突导致极权主义政体必须面临根本的意识形态理想「不断革命」，但又无法避免现实里国家必定逐渐官僚化的拖磨。
看到Arendt的东西，总让我想到台湾和中国，老蒋时代的台湾，也有极权主义的影子，虽然他大多数被归纳在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范围里；更别提毛时代的中国，的确被许多学者归类在极权主义的分类里。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到底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一个极端面向？或者说，他们是不同分支下的东西？
猜想Arendt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会偏向後者，至少大多数的威权主义国家，都不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很多都有点前现代的性质。但老实讲，纳粹可以说符合Arendt的定义，可是史达林下的苏联怎麽办？毕竟俄国革命成功时，社会也没有很现代呢！研究非民主体制很有名的Juan Linz在有名的书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里面也把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分开表述。但老实讲，Linz的方法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他的说明图里面，总让人家感觉到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终极样貌。这样想来，还是Arendt的话比较贴心，她说过，任何一个还未民主化的国家，也都还能找到极权主义的影子。所以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一码归一码，有点像但还是要分开，毕竟他们来源不一样。
Linz提到极权主义的monistic but not monolithic和鼓励与动员政治参与这件事情，就和威权主义除了种族主义和革命政权外，都含有去政治的味道有明显不同。但老先生实在是知识太渊博，知道的太多（但感觉工具太少），很喜欢搞typology。弄了半天，威权主义政体这个近两百年来占人类政治史上最大多数时间的体制就这样包山包海，越分越多，就像Linz的英文一样，似乎永远不会找到句号。而你如果要为1950-1986年的台湾体制分类掐指一算，不算还好，一算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把这个小岛放在哪里。
这几本书让我想起当年念中国研究的时候，常常提到在美国的早期典范大多数将中国视为极权主义政体，像是Franz Schurmann或者包大可（Doak Barnett），直到文革之後，才逐渐因为派系斗争资料的出土，而有关於派系、理性等模型的出现，这样的研究涉及了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竞争过程与规则，因此开始偏向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方向。即便是针对文革，讨论的也不再只是毛个人的想法，把中共当作铁板一块，而开始有许多关於行动者的研究出现（比如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这意味着许多学者都认为极权主义模式无法解释中国新出土的资料，自然导致中国研究圈自极权主义研究的典范被转移成威权主义下政治社会的竞争过程。
到底1950年以来的中国政体是极权的还是威权的？这是个大哉问，而且各方研究者均自有枪械、各自成理，难以调停。其实就Arendt对极权主义的的定义，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还挺前现代的，实在不太像极权主义政体，但有关文革期间政治动员的种种又该怎麽解释？嗯，那就用Arendt的「每个未民主化的国家，都会有极权主义的影子」来蒙混过关好了。但话说回来，Arendt既然没办法处理好苏联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那麽，对中国问题想必也是一筹莫展。故到底极权是威权的极致展现或者他们其实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似乎短期内也争辩不出什麽结果。
再读资本论
再读资本论
读《资本论》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看，停下来想一想，才能够读出字里行间诸如「资本在流通中产生，又不能在流通中产生」这样复杂的句子。喜不喜欢马克思是一回事，但真的花时间读他写的东西，才会感觉他犀利而恶毒的生花妙笔，比如「那些鹿就像伦敦市议员一样肥」，或者「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肤浅由是可见」。
马克思的观察很犀利，他看见现代社会已来土地和农民剥离所带来的冲击（博兰霓所谓的《钜变》），彻底的解放了劳动力市场。人们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国家以暴力和资本家合作，强制人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投入工业。马克思使用了与他所谓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不同的剩余价值视角，看到了工业化所提升的生产力，实际上如何掩盖了生产关系，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了没有抵抗力的劳工，并且因为无力拥有生产工具，而与之产生异化的过程。
马克思眼界所见者，正是18世纪以来所谓「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人类史上所仅有，并且将影响久远。而他又深深认为这样的剥削体制及不合理，从他引用英国国会有关劳动环境的报告可以显示当时移工、童工和女工，甚至熟龄的劳动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情况，贫穷不仅没有因为济贫法的实施而得到豁免，反而因为该法的实施而导致人们必须长时间的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在贫民习艺所中学习无关紧要的劳动技能。工匠、技艺和专业都消失了，劳动者的可取代性越来越高，最终导致了他们除了投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外一无所有的处境。
读马克思的同时，也屡屡让我想起中国。这个亟欲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其实正以最彻底的方式落实着马克思的预言。他的移工处境、劳动合同法对於工时的约束，其实都在复制十九世纪的英国劳动环境。资本主义正在这里兴起，剥削被视为习以为常的状态甚且剥削者被赞扬。国家以暴力强制劳工离开土地并且投入劳动力市场（最近还说要开放土地流转），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者」赞扬这一切是网美好方向而去的大转变。最神奇的是，在毒奶粉沸沸扬扬的同时，我竟独到马克思有关於面包掺假的一段，资本主义初期的现象竟与当代中国如此相似，到底1978年後的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去哪里？
看完《资本论》，就觉得自己以前甚是无知，想想曾经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或想法，他当大师的人，怎麽会没有想过？马克思对於商品流通表象下来自剥削劳动剩余价值而成的资本累积过程有那麽详尽的描述，即使无法真正以实际数字算出，但道理也并不是那麽难。对於这个思想如何变成一种意识型态，并且以集权主义的形式伤害着真实人性的过程，其实才是真正应该被批判的。这也难怪孙善豪会用「第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这麽耸动的话语来形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那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肖信徒。所谓「好经给和尚念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读《资本论》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看，停下来想一想，才能够读出字里行间诸如「资本在流通中产生，又不能在流通中产生」这样复杂的句子。喜不喜欢马克思是一回事，但真的花时间读他写的东西，才会感觉他犀利而恶毒的生花妙笔，比如「那些鹿就像伦敦市议员一样肥」，或者「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肤浅由是可见」。
马克思的观察很犀利，他看见现代社会已来土地和农民剥离所带来的冲击（博兰霓所谓的《钜变》），彻底的解放了劳动力市场。人们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国家以暴力和资本家合作，强制人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投入工业。马克思使用了与他所谓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不同的剩余价值视角，看到了工业化所提升的生产力，实际上如何掩盖了生产关系，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了没有抵抗力的劳工，并且因为无力拥有生产工具，而与之产生异化的过程。
马克思眼界所见者，正是18世纪以来所谓「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人类史上所仅有，并且将影响久远。而他又深深认为这样的剥削体制及不合理，从他引用英国国会有关劳动环境的报告可以显示当时移工、童工和女工，甚至熟龄的劳动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情况，贫穷不仅没有因为济贫法的实施而得到豁免，反而因为该法的实施而导致人们必须长时间的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在贫民习艺所中学习无关紧要的劳动技能。工匠、技艺和专业都消失了，劳动者的可取代性越来越高，最终导致了他们除了投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外一无所有的处境。
读马克思的同时，也屡屡让我想起中国。这个亟欲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其实正以最彻底的方式落实着马克思的预言。他的移工处境、劳动合同法对於工时的约束，其实都在复制十九世纪的英国劳动环境。资本主义正在这里兴起，剥削被视为习以为常的状态甚且剥削者被赞扬。国家以暴力强制劳工离开土地并且投入劳动力市场（最近还说要开放土地流转），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者」赞扬这一切是网美好方向而去的大转变。最神奇的是，在毒奶粉沸沸扬扬的同时，我竟独到马克思有关於面包掺假的一段，资本主义初期的现象竟与当代中国如此相似，到底1978年後的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去哪里？
看完《资本论》，就觉得自己以前甚是无知，想想曾经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或想法，他当大师的人，怎麽会没有想过？马克思对於商品流通表象下来自剥削劳动剩余价值而成的资本累积过程有那麽详尽的描述，即使无法真正以实际数字算出，但道理也并不是那麽难。对於这个思想如何变成一种意识型态，并且以集权主义的形式伤害着真实人性的过程，其实才是真正应该被批判的。这也难怪孙善豪会用「第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这麽耸动的话语来形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那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肖信徒。所谓「好经给和尚念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三农问题杂想
中国三农问题杂想
上个星期为了上来自北京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王春光博士的课，每天奔波在高速公路上，一上车就睡，回到家总是十一点多，下了客运还要再换火车，才觉得自己真是住的有够远。
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稍早的就是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後来又有比较非学术的李昌平写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春桃他们夫妻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而学术方面的重要头人，当属陆学艺、王春光和李路路这几位。中国学者的强项通常不会是争议很大的调查研究或者理论分析，而会强在田野调查的方面。王春光来到台湾，最吸引大家的，也是他在田野实作上的经验。
中国的农村田野实在不是正常人可以进入的范围，田野进入的难度连曹锦清他们进入都会有困难，更何况来自台湾的年轻学生。也因为这个缘故，目前所能够看见的中国农村研究英文着作，大多数都在东南沿海附近，像陈志柔在福建、黄树民的林村，都还算是比较「繁荣」的地方，进入障碍也比较低。但研究东南农村到底能不能扩及宣称全中国都这样，则是中国农村研究争议的最大「热点」，很值得细究。
读研究所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主题，我和陈佩华、安戈夫妇（Anita Chan、Jonathan Unger）、欧慕贞（Jean Oi）在香港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也有问过有关农村研究扩大解释的问题。这些学者其实也知道中国的状况确实没办法用单一个案去推估，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办法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事实上，这也是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组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任何人都知道中国研究不能以点代面，但他们除了不以点代面之外，并没有办法针对面作出任何研究贡献。
研究所时期，我和几位朋友组过读书会，也曾针对中国农村研究有过一些讨论。不过想来有趣，我和几位好友最大的差异，就在於我因为个人认同问题，比较抱着吸收新知和研究敌情的想法在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而几位好友也因为他们各自的认同问题，看中国农村比较有「人饥己饥」的感受。这种感觉我是没有的，就像我以前写过「小鲜绿与大冰箱」那篇文章说的，冰箱再大也是别人的，我有小鲜绿就够了；对於中国农民，我了解他们的处境就足够，要怎麽解决是中国政府该做的，不是我的问题。
离开中国研究领域後，我也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的和台湾的农村有了往来，渐渐也就忘了有关中国农村的种种，整个关心的焦点都跑到台湾农村。这次听王春光的课，听他讲总体概况，什麽断裂化、分殊化，一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只是提醒了自己以前学过这些东西，生锈了，菜刀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但渐渐进入具体的各项主题，比如农村民主化、农村概况、流动人口问题，突然让我兴味十足的拿台湾农村当做对照版，胡思乱想了一些现象。
比如有关农村信合社的问题，和台湾的农会信用部一样，一度都是坏帐大地雷。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书《中国即将崩溃》就钜细靡遗的描述了有关中国农村信合社可能变成金融未爆弹的状况。其实仔细想想，章家敦可能扩张解释了这个问题，以农村信用状况来说，台湾的农会金融部因为初步民主化的关系，可能因为地方派系的垄断而带来更多的坏帐与掏空问题。而中国的威权体制虽然必然带来裙带利益问题，但规模可能不那样大（信合社本身可能也没什麽资产）。当然这个问题必须细究，一时我也想不出什麽具体答案。
但很有趣的是，台湾和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在台湾就是有名的「一次金改」引发的信用部遭接管问题。这一两年一次金改的成效慢慢被看到了，当年那麽大的接管动作，虽然成功打消了呆帐，但还是没办法阻止农会经营信用部的野心，现在信用部又慢慢恢复了，还可以经营保险等其它金融业务，规模越做越大，未来会往那个方向走，会不会走回逾放老路，其实没人知道。而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是2003年的政策，目前也没有看出具体的成效，反而让许多农民贷不到款，这又变成另一个问题，信用部都不信用部了，怎办？
王春光提到联合国有个计画学习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借钱给中国农民。他说借给男人没什麽效果，男人老是把钱拿去喝酒。无息贷款给女农民就有很多好处，女人比较会计画钱怎麽用，哪些买肥料哪些作销路，钱的投资价值比较高，政策效果比较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知，但至少在我和许多乡村男女的相处经验来说，女的做事情通常比较有计画也是确实（可以看「无米乐」）。
此外这几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比如在市区出现的「城中村」违建问题。这是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是台湾没有的状况。提到「城中村」，台湾唯一可比拟的大概就是眷村改建的问题，像是四四南村、或者十四号公园的抗争事件。但这些土地都是国有地转公园使用，比较没有高层违建问题，只有补偿（不是赔偿）问题。对台湾来讲，有关土地的最大问题在於农地农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应该要松动，以及他尚未全面松动前的农舍建筑和休耕问题，这在黄树人的《心牢》里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也有很多和他意见相反者。
上王春光这门课，对於想要研究台湾地方派系的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抽离本土去看外国的状况，其实是很好的经验。虽然一样有调查研究无法十足把握的去描绘真实的全景中国问题，但个别案例也是很好的他山之石，可以供研究者反省自己的经验，或者从外面的经验去回想自己的国家是怎麽样。谢国雄一直想推「第二社会」可能就有这样的味道在，这让我想起每次旅行的时候必然会想起的一句话，旅行的美好，就在於有一个美丽的台湾可以回去。
上个星期为了上来自北京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王春光博士的课，每天奔波在高速公路上，一上车就睡，回到家总是十一点多，下了客运还要再换火车，才觉得自己真是住的有够远。
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稍早的就是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後来又有比较非学术的李昌平写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春桃他们夫妻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而学术方面的重要头人，当属陆学艺、王春光和李路路这几位。中国学者的强项通常不会是争议很大的调查研究或者理论分析，而会强在田野调查的方面。王春光来到台湾，最吸引大家的，也是他在田野实作上的经验。
中国的农村田野实在不是正常人可以进入的范围，田野进入的难度连曹锦清他们进入都会有困难，更何况来自台湾的年轻学生。也因为这个缘故，目前所能够看见的中国农村研究英文着作，大多数都在东南沿海附近，像陈志柔在福建、黄树民的林村，都还算是比较「繁荣」的地方，进入障碍也比较低。但研究东南农村到底能不能扩及宣称全中国都这样，则是中国农村研究争议的最大「热点」，很值得细究。
读研究所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主题，我和陈佩华、安戈夫妇（Anita Chan、Jonathan Unger）、欧慕贞（Jean Oi）在香港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也有问过有关农村研究扩大解释的问题。这些学者其实也知道中国的状况确实没办法用单一个案去推估，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办法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事实上，这也是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组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任何人都知道中国研究不能以点代面，但他们除了不以点代面之外，并没有办法针对面作出任何研究贡献。
研究所时期，我和几位朋友组过读书会，也曾针对中国农村研究有过一些讨论。不过想来有趣，我和几位好友最大的差异，就在於我因为个人认同问题，比较抱着吸收新知和研究敌情的想法在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而几位好友也因为他们各自的认同问题，看中国农村比较有「人饥己饥」的感受。这种感觉我是没有的，就像我以前写过「小鲜绿与大冰箱」那篇文章说的，冰箱再大也是别人的，我有小鲜绿就够了；对於中国农民，我了解他们的处境就足够，要怎麽解决是中国政府该做的，不是我的问题。
离开中国研究领域後，我也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的和台湾的农村有了往来，渐渐也就忘了有关中国农村的种种，整个关心的焦点都跑到台湾农村。这次听王春光的课，听他讲总体概况，什麽断裂化、分殊化，一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只是提醒了自己以前学过这些东西，生锈了，菜刀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但渐渐进入具体的各项主题，比如农村民主化、农村概况、流动人口问题，突然让我兴味十足的拿台湾农村当做对照版，胡思乱想了一些现象。
比如有关农村信合社的问题，和台湾的农会信用部一样，一度都是坏帐大地雷。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书《中国即将崩溃》就钜细靡遗的描述了有关中国农村信合社可能变成金融未爆弹的状况。其实仔细想想，章家敦可能扩张解释了这个问题，以农村信用状况来说，台湾的农会金融部因为初步民主化的关系，可能因为地方派系的垄断而带来更多的坏帐与掏空问题。而中国的威权体制虽然必然带来裙带利益问题，但规模可能不那样大（信合社本身可能也没什麽资产）。当然这个问题必须细究，一时我也想不出什麽具体答案。
但很有趣的是，台湾和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在台湾就是有名的「一次金改」引发的信用部遭接管问题。这一两年一次金改的成效慢慢被看到了，当年那麽大的接管动作，虽然成功打消了呆帐，但还是没办法阻止农会经营信用部的野心，现在信用部又慢慢恢复了，还可以经营保险等其它金融业务，规模越做越大，未来会往那个方向走，会不会走回逾放老路，其实没人知道。而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是2003年的政策，目前也没有看出具体的成效，反而让许多农民贷不到款，这又变成另一个问题，信用部都不信用部了，怎办？
王春光提到联合国有个计画学习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借钱给中国农民。他说借给男人没什麽效果，男人老是把钱拿去喝酒。无息贷款给女农民就有很多好处，女人比较会计画钱怎麽用，哪些买肥料哪些作销路，钱的投资价值比较高，政策效果比较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知，但至少在我和许多乡村男女的相处经验来说，女的做事情通常比较有计画也是确实（可以看「无米乐」）。
此外这几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比如在市区出现的「城中村」违建问题。这是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是台湾没有的状况。提到「城中村」，台湾唯一可比拟的大概就是眷村改建的问题，像是四四南村、或者十四号公园的抗争事件。但这些土地都是国有地转公园使用，比较没有高层违建问题，只有补偿（不是赔偿）问题。对台湾来讲，有关土地的最大问题在於农地农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应该要松动，以及他尚未全面松动前的农舍建筑和休耕问题，这在黄树人的《心牢》里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也有很多和他意见相反者。
上王春光这门课，对於想要研究台湾地方派系的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抽离本土去看外国的状况，其实是很好的经验。虽然一样有调查研究无法十足把握的去描绘真实的全景中国问题，但个别案例也是很好的他山之石，可以供研究者反省自己的经验，或者从外面的经验去回想自己的国家是怎麽样。谢国雄一直想推「第二社会」可能就有这样的味道在，这让我想起每次旅行的时候必然会想起的一句话，旅行的美好，就在於有一个美丽的台湾可以回去。
老师你好好走
老师你好好走
乍闻陈阳德老师的死讯，熊熊不太能接受，前一两个月还和他通过电话，怎麽人生这麽无常？实在说，他不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也没有全心全意在做研究，但不知道为什麽，他跟我一直很有缘，毕业之後也一直还有来往。我还记得读书时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每个老师一定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是你不一定找的到，其实就是在说这位有趣的老师。
他是我大学开学第一次上课的教授，走进教室居然要大家拍拍手，然後就开始就「归零」这个议题大发议论。彼时民进党（跟现在一样）还没执政，这位拍拍手老师不太喜欢讲课，经常都在教育大家本土价值，我最喜欢说的「近庙欺神」就是他课堂上教的。
老师上课我并不很有印象，但因为他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台中地区活跃的政治人物多半和他有点来往，更不用提张俊宏和许信良都是他的好兄弟，所以上课三不五时都会有辛辣的时事评论。那时候我挺不喜欢许信良（现在也不很有好感），但陈老师老是上课要谈许信良昨天又发表了什麽高论（比如大联合政府还是危机社会），称许他的「大战略」，我多多少少也会因此看一下老许的宏论，也算是长知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回小壮妹那组报告《新兴民族》这本书，我实在听不下去，那时年少气盛，就呛说这本书搞不好根本不是老许写的（当时他的主要文胆是杨照和郭正亮）。老师火也起来，就点了我这个臭小子起来报告，好在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也讲的头头是道，後来我就莫名其妙变成他的「爱徒」，老是叫我起来报告各式各样的心得（比如寒假去听民进党中国政策辩论会）。
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在他负责的地方自治中心当工读生，每天到底在干麻我也忘了，刚好那年选举，国民党的黄显洲想选又找不到工读生，他就叫我改去黄那里上班。我对国民党当然是有点抗拒，但当时国民党还是本土派当道的时代，我也就去了黄那边待了一段时间。最妙的是，黄当时请的四个助理，後来分别去了王拓、公平交易委员会和陈启昱（就是我）那里，通通都是民进党的，想来挺有点怀念那个时代，我们几乎就是把黄弄得像民进党提名的那样，当时发生林滴娟事件，我还帮黄写了一篇新闻稿抨击中国是土匪政权呢。（黄後来发生的事情不要问我，我不是其中一P，怎麽会知道呢！）
大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回东海遇到他，老师找我去他家喝茶，和我说他想选彰化县的立委，问我能不能帮他辅选。我当时已经回到台北读书，时在分身乏术，但探问了一下到底是谁要害他下海？他说是魏吉助的「台湾吾党」想提名他。当时虽然还是大选区制，但闭着眼睛也知道这种地方小党，是不可能当选的。刚好李登辉当时正在招兵买马要弄台联，我想起他老是在摸彩晚会上要送大家《台湾的主张》，遂建议他去毛遂自荐，没想到从此竟把他推入火坑，一连选了两届还是功败垂成。
但说真的，尽管他不是很棒的老师，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当选，他一定会是个不错的立委。在他的告别式上，师母说老师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国会议员，可以为这个国家立一些不错的法、还有伸张正义。只怪老师生不逢时，没有入列当年的十三太保，选举遂成他的未竟之业。
我在回台北的高铁上，想起大一那年他问我想要研究什麽，我回答他想要研究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在学术路上绕了半天的我，细细回想，当年很稚嫩的想法，如今好像也走的很接近。就像本来觉得《新兴民族》和《台湾的主张》都是胡说八道，但如今这两本书却都在我的架上。低头看见自己的黑西装，竟然那麽巧合是当年他和我一起去香港时我穿的那件（老师走在我後面对这件成衣西装的合身啧啧称奇），我又想起大学的第一堂课，他穿着红色的西装走进来，要大家拍拍手提振精神的身影。不管他上课上的好或者不好，陈阳德老师，他都存在在我大学生活里最好的一段时光。
乍闻陈阳德老师的死讯，熊熊不太能接受，前一两个月还和他通过电话，怎麽人生这麽无常？实在说，他不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也没有全心全意在做研究，但不知道为什麽，他跟我一直很有缘，毕业之後也一直还有来往。我还记得读书时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每个老师一定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是你不一定找的到，其实就是在说这位有趣的老师。
他是我大学开学第一次上课的教授，走进教室居然要大家拍拍手，然後就开始就「归零」这个议题大发议论。彼时民进党（跟现在一样）还没执政，这位拍拍手老师不太喜欢讲课，经常都在教育大家本土价值，我最喜欢说的「近庙欺神」就是他课堂上教的。
老师上课我并不很有印象，但因为他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台中地区活跃的政治人物多半和他有点来往，更不用提张俊宏和许信良都是他的好兄弟，所以上课三不五时都会有辛辣的时事评论。那时候我挺不喜欢许信良（现在也不很有好感），但陈老师老是上课要谈许信良昨天又发表了什麽高论（比如大联合政府还是危机社会），称许他的「大战略」，我多多少少也会因此看一下老许的宏论，也算是长知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回小壮妹那组报告《新兴民族》这本书，我实在听不下去，那时年少气盛，就呛说这本书搞不好根本不是老许写的（当时他的主要文胆是杨照和郭正亮）。老师火也起来，就点了我这个臭小子起来报告，好在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也讲的头头是道，後来我就莫名其妙变成他的「爱徒」，老是叫我起来报告各式各样的心得（比如寒假去听民进党中国政策辩论会）。
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在他负责的地方自治中心当工读生，每天到底在干麻我也忘了，刚好那年选举，国民党的黄显洲想选又找不到工读生，他就叫我改去黄那里上班。我对国民党当然是有点抗拒，但当时国民党还是本土派当道的时代，我也就去了黄那边待了一段时间。最妙的是，黄当时请的四个助理，後来分别去了王拓、公平交易委员会和陈启昱（就是我）那里，通通都是民进党的，想来挺有点怀念那个时代，我们几乎就是把黄弄得像民进党提名的那样，当时发生林滴娟事件，我还帮黄写了一篇新闻稿抨击中国是土匪政权呢。（黄後来发生的事情不要问我，我不是其中一P，怎麽会知道呢！）
大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回东海遇到他，老师找我去他家喝茶，和我说他想选彰化县的立委，问我能不能帮他辅选。我当时已经回到台北读书，时在分身乏术，但探问了一下到底是谁要害他下海？他说是魏吉助的「台湾吾党」想提名他。当时虽然还是大选区制，但闭着眼睛也知道这种地方小党，是不可能当选的。刚好李登辉当时正在招兵买马要弄台联，我想起他老是在摸彩晚会上要送大家《台湾的主张》，遂建议他去毛遂自荐，没想到从此竟把他推入火坑，一连选了两届还是功败垂成。
但说真的，尽管他不是很棒的老师，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当选，他一定会是个不错的立委。在他的告别式上，师母说老师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国会议员，可以为这个国家立一些不错的法、还有伸张正义。只怪老师生不逢时，没有入列当年的十三太保，选举遂成他的未竟之业。
我在回台北的高铁上，想起大一那年他问我想要研究什麽，我回答他想要研究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在学术路上绕了半天的我，细细回想，当年很稚嫩的想法，如今好像也走的很接近。就像本来觉得《新兴民族》和《台湾的主张》都是胡说八道，但如今这两本书却都在我的架上。低头看见自己的黑西装，竟然那麽巧合是当年他和我一起去香港时我穿的那件（老师走在我後面对这件成衣西装的合身啧啧称奇），我又想起大学的第一堂课，他穿着红色的西装走进来，要大家拍拍手提振精神的身影。不管他上课上的好或者不好，陈阳德老师，他都存在在我大学生活里最好的一段时光。
休会罗
休会罗
第七届的第一会期在雨水肆虐的今天终於要告一段落，今年因为没有什麽法案可审，所以终於不用熬夜赶进度。讲起来尴尬，虽然是第一会期又碰到政党轮替，但是真的搞到没法可审，也只能怪国民党那些召委天天都不审法案却忙着考察（要钱）和首长专案报告（作秀）之故。
backbenchers总是喜欢躲在後面 即使只剩27个委员他还是要在後头
这是我待在立法院的第四个会期，虽然因为工作方向关系，还是偶而对议事规则搞不清楚状况，但大致上对立法院的运作逻辑有「长足进步」。这个会期因为人数太少，所以推动的所得税法、人团法修正都被国民党仗着人数优势搁置；看到国民党推一些不三不四的立法（比如刑法41条修正案）差点排入三读，也只能摇摇头看着国家被这些蠢但这样恶搞。
第一个在野党的会期，也发现了当在野党立委实在是比较轻松。老板没有发挥的很好应该只是和他好低调的个性有关，不可能像蔡煌琅、邱议莹这类钻石嘴，给一分可以发挥到九分。怎麽讲，当家的都比较辛苦，监督的比较轻松，失去政权八年的国民党则俨然还在适应不良中。
由於在经济委员会故，这段期间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技术官僚，石油工程师、电力工程师，他们都很专业也很敬业。提供了我有关於国家产业政策的许多出色见解，也不吝於回答我各式各样的白痴问题。他们的脑袋或许因为所在的位子而有许多和我不同的考量，比如他们对於资源开发的偏执让我充分体会到所谓「惟发展论」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和「工程师治国」可能的下场。但这些差异无损於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这些工程师让我的知识更丰富。
这个会期也认识了几个朋友，都很年轻而且有正义感。入社会不很长时间，开始被要求磨得圆滑但仍有些棱角，有时候会因为面对无奈的现实而聚在一起抱怨，但总也还都能够斗志昂扬的面对下一天。虽然常常对政治失望，但政治总归是我的专业，他们没做好的，我也都看在眼里，提醒自己以後碰上了，要特别注意，像CY跟我说的，不能没血没泪。
第七届的第一会期在雨水肆虐的今天终於要告一段落，今年因为没有什麽法案可审，所以终於不用熬夜赶进度。讲起来尴尬，虽然是第一会期又碰到政党轮替，但是真的搞到没法可审，也只能怪国民党那些召委天天都不审法案却忙着考察（要钱）和首长专案报告（作秀）之故。
backbenchers总是喜欢躲在後面 即使只剩27个委员他还是要在後头
这是我待在立法院的第四个会期，虽然因为工作方向关系，还是偶而对议事规则搞不清楚状况，但大致上对立法院的运作逻辑有「长足进步」。这个会期因为人数太少，所以推动的所得税法、人团法修正都被国民党仗着人数优势搁置；看到国民党推一些不三不四的立法（比如刑法41条修正案）差点排入三读，也只能摇摇头看着国家被这些蠢但这样恶搞。
第一个在野党的会期，也发现了当在野党立委实在是比较轻松。老板没有发挥的很好应该只是和他好低调的个性有关，不可能像蔡煌琅、邱议莹这类钻石嘴，给一分可以发挥到九分。怎麽讲，当家的都比较辛苦，监督的比较轻松，失去政权八年的国民党则俨然还在适应不良中。
由於在经济委员会故，这段期间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技术官僚，石油工程师、电力工程师，他们都很专业也很敬业。提供了我有关於国家产业政策的许多出色见解，也不吝於回答我各式各样的白痴问题。他们的脑袋或许因为所在的位子而有许多和我不同的考量，比如他们对於资源开发的偏执让我充分体会到所谓「惟发展论」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和「工程师治国」可能的下场。但这些差异无损於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这些工程师让我的知识更丰富。
这个会期也认识了几个朋友，都很年轻而且有正义感。入社会不很长时间，开始被要求磨得圆滑但仍有些棱角，有时候会因为面对无奈的现实而聚在一起抱怨，但总也还都能够斗志昂扬的面对下一天。虽然常常对政治失望，但政治总归是我的专业，他们没做好的，我也都看在眼里，提醒自己以後碰上了，要特别注意，像CY跟我说的，不能没血没泪。
变成外省人:战後台湾外省人认同概念初探
变成外省人:战後台湾外省人认同概念初探
我们要孩子们认同这块土地，他是台湾人，那麽他的国籍是中华民国，这非常清楚。我自己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子女，我也告诉我的子女，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是我将来百年之後我会葬在台湾，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华湾先生 马英九)
「外省人认同」一直是台湾认同政治的重要议题，也牵动着整个台湾实际政治的脉动。事实上，外省人认同并不是自四五零年代外省人大量进入台湾就开始，而是非常晚近的产物。外省人这样的名词，原来只是本省人称呼1945年以後流亡至台湾的新移民方式，外省人本身并不会用这样的名词自我称呼。对於这些中国流亡者而言，他们界定自身是江苏人、广东人和黑龙江人，而不是全称的「外省人」。
随着这些中国流亡者长期居住在台湾，他们逐步融入了台湾的社会生活，和台籍民众共同生活在土地上，尽管所有的异议处於被压制的状态。这些中国流亡者认为自己和台湾民众都是「中国人」，并对此毫不怀疑。然而1979年之後台湾独立运动伴随着民主、台湾认同而兴起，外省人开始感到错愕。而随着民主化的脚步迈开，蒋经国的「吹台青」和李登辉领导国民党本土化的作为，都导致外省人的特殊因为反对运动政治论述的需要，而被特别彰显。
大陆探亲开放後，中国流亡者带着子女回到日思夜梦的故乡，却发现过去依着魔幻写实话语而存在的「故乡」早已崩解，而手上的台胞证又明确的彰显他们的「台湾人」身分。讽刺的是，岛内却因为台湾认同的昇高，正压缩着外省人的政经空间，使得外省人感受到乡关何处的压力，他们的认同此刻被迫漂浮在台湾海峡上空，甚且因为外省精英在选举和政争中屡战屡败而感受到「再流亡」的焦虑。
「外省人认同」因此有了雏型，并透过文字书写和口说的叙事不断强化。所谓外省人，此刻成为这些江苏浙江黑龙江来客的新认同方向，他们透过叙事的记忆与遗忘，不断强调流亡和眷村经验，并且在选举时透过传达「再流亡」焦虑以及试着和本土不断沟通，去突显自己的弱势与理性。论述变成一种策略，藉着新认同的强化以尝试追求某种共通於外省人间的政治目的，以弥平他们无时不刻的认同焦虑感。
这样的情形，因为马英九的当选而有了转圜。香港出生的湖南人马英九以及大的差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他在竞选期间策略的使用「烧成灰也是台湾人」和「台湾向前行」为口号突显自己的在地色彩。竞选策略的成功及大环境的优势，让马英九顺利的当选了总统，但就职後他仍不免得面对台湾敏感的认同政治问题，包括他的中国政策、中华民国认同以及对日态度都面临了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拉锯，也使得选举的美好台词有化为灰烬的危险。
马英九的当选是台湾认同政治的一个转圜，但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把握好和解的机会，导致台湾族群关系并没有因为一位外省人获得大多数选票而获得改善。这使得台湾的当前政治的核心问题仍然和吴乃德以为的族群之间「社会融合、政治对立」的处境相仿。对於类似问题的解决之道，多数学者仍同意接近社群主义意念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模式，意图透过更多的公共讨论，去达成尊重、平等而多元的族群关系。
叙事在台湾认同政治的上一段过程里，无论在台湾认同或者「外省人认同」中，均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认同凝造角色。下一个阶段的叙事认同行动，应该是要以凝聚一个完整、多元而平等的台湾认同为目的。外省台湾人协会举办「蒲公英写作坊」或者举办家书徵文活动，都是希望藉着鼓励人们说故事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
从建构外省人认同的外省叙事里，已经可以感受到外省人希望彰显自己并非台湾认同中刻板印象的焦虑感。但很可惜的是，为了要营造「外省人认同」，而在叙事中刻意遗忘了像是1945年以前移居台湾的华工、外省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外省人与台籍民众间的互动等更多元细致的叙事。这使得叙事本身的功能意外成为外省人追求政治目的的方式，并且也无法达成族群之间相互说故事与听故事，以和平共处的可能。
因此，未来台湾叙事认同，应该更强调族群关系的叙事，而不是单一族群生活经验的重复表述，如此才能够使叙事认同的行动往更高一层的方向走，以追求多元但平等的族群关系，使得这样的关系可以在公共讨论的领域里逐步完成。
我们要孩子们认同这块土地，他是台湾人，那麽他的国籍是中华民国，这非常清楚。我自己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子女，我也告诉我的子女，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是我将来百年之後我会葬在台湾，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华湾先生 马英九)
「外省人认同」一直是台湾认同政治的重要议题，也牵动着整个台湾实际政治的脉动。事实上，外省人认同并不是自四五零年代外省人大量进入台湾就开始，而是非常晚近的产物。外省人这样的名词，原来只是本省人称呼1945年以後流亡至台湾的新移民方式，外省人本身并不会用这样的名词自我称呼。对於这些中国流亡者而言，他们界定自身是江苏人、广东人和黑龙江人，而不是全称的「外省人」。
随着这些中国流亡者长期居住在台湾，他们逐步融入了台湾的社会生活，和台籍民众共同生活在土地上，尽管所有的异议处於被压制的状态。这些中国流亡者认为自己和台湾民众都是「中国人」，并对此毫不怀疑。然而1979年之後台湾独立运动伴随着民主、台湾认同而兴起，外省人开始感到错愕。而随着民主化的脚步迈开，蒋经国的「吹台青」和李登辉领导国民党本土化的作为，都导致外省人的特殊因为反对运动政治论述的需要，而被特别彰显。
大陆探亲开放後，中国流亡者带着子女回到日思夜梦的故乡，却发现过去依着魔幻写实话语而存在的「故乡」早已崩解，而手上的台胞证又明确的彰显他们的「台湾人」身分。讽刺的是，岛内却因为台湾认同的昇高，正压缩着外省人的政经空间，使得外省人感受到乡关何处的压力，他们的认同此刻被迫漂浮在台湾海峡上空，甚且因为外省精英在选举和政争中屡战屡败而感受到「再流亡」的焦虑。
「外省人认同」因此有了雏型，并透过文字书写和口说的叙事不断强化。所谓外省人，此刻成为这些江苏浙江黑龙江来客的新认同方向，他们透过叙事的记忆与遗忘，不断强调流亡和眷村经验，并且在选举时透过传达「再流亡」焦虑以及试着和本土不断沟通，去突显自己的弱势与理性。论述变成一种策略，藉着新认同的强化以尝试追求某种共通於外省人间的政治目的，以弥平他们无时不刻的认同焦虑感。
这样的情形，因为马英九的当选而有了转圜。香港出生的湖南人马英九以及大的差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他在竞选期间策略的使用「烧成灰也是台湾人」和「台湾向前行」为口号突显自己的在地色彩。竞选策略的成功及大环境的优势，让马英九顺利的当选了总统，但就职後他仍不免得面对台湾敏感的认同政治问题，包括他的中国政策、中华民国认同以及对日态度都面临了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拉锯，也使得选举的美好台词有化为灰烬的危险。
马英九的当选是台湾认同政治的一个转圜，但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把握好和解的机会，导致台湾族群关系并没有因为一位外省人获得大多数选票而获得改善。这使得台湾的当前政治的核心问题仍然和吴乃德以为的族群之间「社会融合、政治对立」的处境相仿。对於类似问题的解决之道，多数学者仍同意接近社群主义意念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模式，意图透过更多的公共讨论，去达成尊重、平等而多元的族群关系。
叙事在台湾认同政治的上一段过程里，无论在台湾认同或者「外省人认同」中，均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认同凝造角色。下一个阶段的叙事认同行动，应该是要以凝聚一个完整、多元而平等的台湾认同为目的。外省台湾人协会举办「蒲公英写作坊」或者举办家书徵文活动，都是希望藉着鼓励人们说故事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
从建构外省人认同的外省叙事里，已经可以感受到外省人希望彰显自己并非台湾认同中刻板印象的焦虑感。但很可惜的是，为了要营造「外省人认同」，而在叙事中刻意遗忘了像是1945年以前移居台湾的华工、外省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外省人与台籍民众间的互动等更多元细致的叙事。这使得叙事本身的功能意外成为外省人追求政治目的的方式，并且也无法达成族群之间相互说故事与听故事，以和平共处的可能。
因此，未来台湾叙事认同，应该更强调族群关系的叙事，而不是单一族群生活经验的重复表述，如此才能够使叙事认同的行动往更高一层的方向走，以追求多元但平等的族群关系，使得这样的关系可以在公共讨论的领域里逐步完成。
报告写不出来杂想
报告写不出来杂想
报告写不出来的时候居然还无聊到去想到自己在老师眼里的形象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学术格式的论文了，研究计画常写，但有内容物的论文，算算距离上一篇已经有两三年，最後几次写可能是在军队里面把公开的美日安保相关研究整理成一篇机密，上呈司令部（这就是指挥官特别把我调到参二职务的主要价值）。听说那篇文章拿了二十几点，是本部前一年度整年的情报积分量，还发了奖金，但我也忘了自己有没有拿到。
久未写论文，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周阳山要回学校教书的时候被教评会说「学术荒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难怪阿通当初要想尽办法出一本《台湾新国家安全观》，以免借调期满回不了台大。这是台湾学术界一个很让人不知所措的现象，实务和学术分工不良，政务官退职若不回学校竟会沦落到无处可去，而回去了又得面对自己学术荒疏的事实。
想想以前读硕士也挺厉害，半年可以产出两三篇学术格式的论文，也许没有很成熟，但总有一两篇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现在到底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也说不上来。说退步就是学术荒疏，写不出来；说进步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己要求有提高，对於写的东西怎麽看都不甚满意。而仔细想想，我比较觉得是前者，对自己写的论文总感觉只是交差了事，不是真心向学之作。
上周还在服替代役的学弟Y很有勇气的结婚了，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和周继祥老师同座。他看看我的名片，摇摇头说，你怎麽去当助理？这和你的人生规划有合吗？周说我读硕士的时候每天都潜心向学，实在应该好好在学术界发展下去。但回过头他也说，这几年去当助理，的确比较是故些，也不是什麽坏事。老师的话让我想了很久，每个人的每个阶段，因为诸种因素，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外在，但内在到底同或不同？
作助理这几年，经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狗屁倒灶的人生经验确实不少，磨一磨，好像真的是故很多。读博士之後，在学弟妹和同学前都走实务路线，不是认真向学型的学长榜样。回头望，才知道自己原来以前被人家认为是怎麽样的人，不觉莞尔。
报告写不出来的时候居然还无聊到去想到自己在老师眼里的形象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学术格式的论文了，研究计画常写，但有内容物的论文，算算距离上一篇已经有两三年，最後几次写可能是在军队里面把公开的美日安保相关研究整理成一篇机密，上呈司令部（这就是指挥官特别把我调到参二职务的主要价值）。听说那篇文章拿了二十几点，是本部前一年度整年的情报积分量，还发了奖金，但我也忘了自己有没有拿到。
久未写论文，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周阳山要回学校教书的时候被教评会说「学术荒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难怪阿通当初要想尽办法出一本《台湾新国家安全观》，以免借调期满回不了台大。这是台湾学术界一个很让人不知所措的现象，实务和学术分工不良，政务官退职若不回学校竟会沦落到无处可去，而回去了又得面对自己学术荒疏的事实。
想想以前读硕士也挺厉害，半年可以产出两三篇学术格式的论文，也许没有很成熟，但总有一两篇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现在到底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也说不上来。说退步就是学术荒疏，写不出来；说进步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己要求有提高，对於写的东西怎麽看都不甚满意。而仔细想想，我比较觉得是前者，对自己写的论文总感觉只是交差了事，不是真心向学之作。
上周还在服替代役的学弟Y很有勇气的结婚了，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和周继祥老师同座。他看看我的名片，摇摇头说，你怎麽去当助理？这和你的人生规划有合吗？周说我读硕士的时候每天都潜心向学，实在应该好好在学术界发展下去。但回过头他也说，这几年去当助理，的确比较是故些，也不是什麽坏事。老师的话让我想了很久，每个人的每个阶段，因为诸种因素，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外在，但内在到底同或不同？
作助理这几年，经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狗屁倒灶的人生经验确实不少，磨一磨，好像真的是故很多。读博士之後，在学弟妹和同学前都走实务路线，不是认真向学型的学长榜样。回头望，才知道自己原来以前被人家认为是怎麽样的人，不觉莞尔。
文明城市不吐痰
文明城市不吐痰
报载交通部公路总局为了因应中国观光客来台，巧立名目以道安讲习名义举办礼貌讲习，并警告不参加业者依法开罚一事，诚属本末倒置。相关讲习本应鼓励业者参加，而不是为了讨好中国观光客就对台湾业者开罚，交通部的作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不知道交通部用道安讲习名义举办讲习并依法开罚，到底是担心中国观光客会劫持游览车？还是认为中国旅客在高速公路上表演跳车？
台湾每年的日本观光客都超过一百万人次，日本人注重礼貌全球周知，也没听过交通部办过什麽礼貌讲习，结果现在中国观光客要来，反而要办讲习教游览车司机有礼貌。有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类似「文明城市不吐痰」之类的标语，在上海搭地铁也没看过有人排队；交通部举办礼貌讲习，不知道是不是要传授游览车司机教客人有礼貌的方式。
事实上，交通部的做法背後恐怕隐含救经济一败涂地的马政府对中国观光客可以带来经济复苏的期待。只是，一年百万人次的日本客人对经济刺激尚且如此，对中国观光客寄予如此之高，未来失望可能远比希望多。市场经济的逻辑里，政府存在的目的乃是挽救市场失灵，因此政府本对业者应该同时给予正反面讯息，而不是为了没来由的信仰炒作业者投机心态，不然到时候日月潭旅馆盖了一大堆，结果通通变成蚊子馆，谁要负责？
而政府要针对要对不参加业者开罚一项，更是失格。用道安讲习名义去举办礼貌讲习本来就莫名奇妙，居然还要针对不参加业者开罚，非常不应该。这些活动本都应该是辅助性质，业者想参加应该给予鼓励，不参加也不能强制。毕竟业者在第一线接触旅客，应对进退本来就该自己拿捏；此外业者每天作生意讨生活都忙到翻天，还要拨时间去参加这种无聊的讲习。政府如果这麽有闲有钱，乾脆去印《国民生活须知》分送中国旅客，不要尽做一些扰民的无聊举动。
报载交通部公路总局为了因应中国观光客来台，巧立名目以道安讲习名义举办礼貌讲习，并警告不参加业者依法开罚一事，诚属本末倒置。相关讲习本应鼓励业者参加，而不是为了讨好中国观光客就对台湾业者开罚，交通部的作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不知道交通部用道安讲习名义举办讲习并依法开罚，到底是担心中国观光客会劫持游览车？还是认为中国旅客在高速公路上表演跳车？
台湾每年的日本观光客都超过一百万人次，日本人注重礼貌全球周知，也没听过交通部办过什麽礼貌讲习，结果现在中国观光客要来，反而要办讲习教游览车司机有礼貌。有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类似「文明城市不吐痰」之类的标语，在上海搭地铁也没看过有人排队；交通部举办礼貌讲习，不知道是不是要传授游览车司机教客人有礼貌的方式。
事实上，交通部的做法背後恐怕隐含救经济一败涂地的马政府对中国观光客可以带来经济复苏的期待。只是，一年百万人次的日本客人对经济刺激尚且如此，对中国观光客寄予如此之高，未来失望可能远比希望多。市场经济的逻辑里，政府存在的目的乃是挽救市场失灵，因此政府本对业者应该同时给予正反面讯息，而不是为了没来由的信仰炒作业者投机心态，不然到时候日月潭旅馆盖了一大堆，结果通通变成蚊子馆，谁要负责？
而政府要针对要对不参加业者开罚一项，更是失格。用道安讲习名义去举办礼貌讲习本来就莫名奇妙，居然还要针对不参加业者开罚，非常不应该。这些活动本都应该是辅助性质，业者想参加应该给予鼓励，不参加也不能强制。毕竟业者在第一线接触旅客，应对进退本来就该自己拿捏；此外业者每天作生意讨生活都忙到翻天，还要拨时间去参加这种无聊的讲习。政府如果这麽有闲有钱，乾脆去印《国民生活须知》分送中国旅客，不要尽做一些扰民的无聊举动。
青春正盛时
青春正盛时
网路奇妙之处，在於过往的身世常常不会放过你，你的一举一动，也无时无刻可能被曾暗恋过、曾爱过、曾恨过的生命关系人监看着。近日在网上留了msn的帐号，随即拥来几位旧身世，在刚过三十岁生日的这一两天，提醒着我年少轻狂、青春正盛的年代。
高二那年我们面临「四百年来第一战」，教室里面也插满了学生自己带去的竞选旗帜。彼时支持国民党是退步的象徵，因此盖了大安泥巴公园的黄大洲鲜少被注意，大多数的学生都支持陈水扁和赵少康。通常都只看体育版的学生们抢着当时还和联合报竞争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第一落在研究，激情但是没有伤感情。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於德惠街发生全民计程车和新党群架事件，那天我带了一票学妹要去新店采访优剧场，捷运还没完工，北投到新店要搭计里程的新店客运。那天中山北路整个动弹不得，还没完成的中山二桥还不知道自己十三年後将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而日夜赶工；火车站前的光华桥也还没拆除，让林田桶店重出江湖，我们因为这场乱斗，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新店。
高三那年第一次总统大选，赖皮说他每天都穿彭明敏的衣服上学。我则只记得馆前路喷了一只大鲸鱼，当时尚未认识的我未来的老师姚人多、好友周奕成和老板陈启昱当时可能都在喷鲸鱼的行列里。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一起走在天母的中山北路上，他问我为什麽要支持彭明敏，台独会有战争呢？怎麽回答他我忘了，但是我当时可能还蛮希望战争的，反正我大学又考不上，战争一起就人人平等了，考大学有什麽用？一旋身我走进诚品天母店看罗智成的《宝宝之书》，浑然不知十年之後这里会变成加州运动中心，而诗人会因为马英九而吃香喝辣。
高中三年，我每年都面临留级保卫战，快毕业的时候我在社团门口摆了一张书桌，假装在那里读书，其实都在看小说。其实我心也惶惶然，不知道毕业要怎麽办，找过光远、蒋慧仙和刘还月，希望他们能介绍我工作，却都没有下落，即使我一个月只要求一万八千元的薪水。但不知道为什麽自己会那麽有憨胆，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却有用不完的白目自信，真的去相信「点子王」吴京说的学历不重要这回事。
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涯实在是快乐的不得了的日子，每天我都在瞎搞，没有一天在读书。玩社团、追女生、中分头、讲政治，其实是个过度早熟的青春期少男。当然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挺幼稚，但就像赖皮感叹的，他觉得我们这些经历国民党威权遗绪的小孩，生命经验仍然有独特的世代记忆，那两次在我们似懂非懂年纪的大型选举，怎麽说也应该是我们政治人生的深刻体验，而阿扁的起与落，则是我们青春年代的同步转播。
网路奇妙之处，在於过往的身世常常不会放过你，你的一举一动，也无时无刻可能被曾暗恋过、曾爱过、曾恨过的生命关系人监看着。近日在网上留了msn的帐号，随即拥来几位旧身世，在刚过三十岁生日的这一两天，提醒着我年少轻狂、青春正盛的年代。
高二那年我们面临「四百年来第一战」，教室里面也插满了学生自己带去的竞选旗帜。彼时支持国民党是退步的象徵，因此盖了大安泥巴公园的黄大洲鲜少被注意，大多数的学生都支持陈水扁和赵少康。通常都只看体育版的学生们抢着当时还和联合报竞争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第一落在研究，激情但是没有伤感情。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於德惠街发生全民计程车和新党群架事件，那天我带了一票学妹要去新店采访优剧场，捷运还没完工，北投到新店要搭计里程的新店客运。那天中山北路整个动弹不得，还没完成的中山二桥还不知道自己十三年後将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而日夜赶工；火车站前的光华桥也还没拆除，让林田桶店重出江湖，我们因为这场乱斗，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新店。
高三那年第一次总统大选，赖皮说他每天都穿彭明敏的衣服上学。我则只记得馆前路喷了一只大鲸鱼，当时尚未认识的我未来的老师姚人多、好友周奕成和老板陈启昱当时可能都在喷鲸鱼的行列里。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一起走在天母的中山北路上，他问我为什麽要支持彭明敏，台独会有战争呢？怎麽回答他我忘了，但是我当时可能还蛮希望战争的，反正我大学又考不上，战争一起就人人平等了，考大学有什麽用？一旋身我走进诚品天母店看罗智成的《宝宝之书》，浑然不知十年之後这里会变成加州运动中心，而诗人会因为马英九而吃香喝辣。
高中三年，我每年都面临留级保卫战，快毕业的时候我在社团门口摆了一张书桌，假装在那里读书，其实都在看小说。其实我心也惶惶然，不知道毕业要怎麽办，找过光远、蒋慧仙和刘还月，希望他们能介绍我工作，却都没有下落，即使我一个月只要求一万八千元的薪水。但不知道为什麽自己会那麽有憨胆，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却有用不完的白目自信，真的去相信「点子王」吴京说的学历不重要这回事。
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涯实在是快乐的不得了的日子，每天我都在瞎搞，没有一天在读书。玩社团、追女生、中分头、讲政治，其实是个过度早熟的青春期少男。当然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挺幼稚，但就像赖皮感叹的，他觉得我们这些经历国民党威权遗绪的小孩，生命经验仍然有独特的世代记忆，那两次在我们似懂非懂年纪的大型选举，怎麽说也应该是我们政治人生的深刻体验，而阿扁的起与落，则是我们青春年代的同步转播。
台湾叙事研究的未来会走去那?
台湾叙事研究的未来会走去那?
看完Elliot Mishler、Don Polkinghorne和Amia Lieblich三人对叙事研究未来的对话录後，折腾我一学期的叙事研究专题算是告个段落。Human Science在哲学层次上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微观领域的各种符号互动论和语意学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者，没想到我就这样瞎打误撞的和这领域硬碰硬了半年。
叙事算是人文学里比较新的理论，用在社会学领域更是少见，但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质性研究吹起流行风，叙事研究开始受到比较多的关爱。甚至就我个人没什麽依据的「感觉」，国内社会学界翘础的台大、清大和东海三校，近几年学生的论文产出似乎都走质性研究较多，虽然没看到很正统的叙事研究（老实讲什麽是真正的叙事研究，Elliot也说这个很难讲，不能划界。），但多半也有碰到边际。或者至少说，近几年国内表现出色的年轻社会学者及所指导的学生，都很勇於对传统的实证研究霸权提出挑战。
但观察Elliot、Don和Amia的对话，这篇2007年的讲稿却充满了对於叙事研究遭到实证研究挤压的忧虑，以及对於实证研究垄断出版、教职等学术科层的现象的不满。Amia和Don两位叙事大师必须建议学生走混合方法或者在方法论上着重多元性，突显北美学圈里叙事研究和质性研究的边缘性。 让我感到兴趣的议题是，为什麽台湾社会学界对於这样的研究接受度比较高？是因为台湾本身的包容性强，或者因为台湾社会学界量化传统本来就不占特殊地位？在我学习的经验里，三位叙事大家的抱怨在政治学界远比社会学界要明显，我自己的硕士论文就曾经在政治社会学的领域遭到实证学派的严苛挑战，虽然最後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位，但这也是我後来意外踏进社会学的原因之一。
我暗自猜测，台湾社会学界对於质性研究接受度较北美学圈为高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学术界的年轻新锐多半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一流大学博士、擅长质性研究方法，也乐於将这样的方法带回台湾。而这些年轻有冲劲的学者自然会带动硕博士生的研究取向，也因此在学圈内取代了老一辈的学者及其研究方向，开启了知识社会学的转向。而配合国内政治环境的自由化与社会多元化，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区域研究、实证研究传统和量化研究逐渐随着老教授退休而退出舞台，新风潮各领风骚，还有学妹曾经表示我读大学时很流行的女性主义现在也已经退流行，真是吓死我也。
不过学术这种东西，总不该只是赶流行，也因此每几年都会有个turn出现，比如有段时间国家被抛弃的远远的，然後就有Theda Skocpol跑出来说要把国家找回来。我想台湾这种因为小社群而显得与众不同的学术状况，应该过几年也会有学者跑出来说要把历史或者政治找回来，然後就是女性主义者要找回性别政治了。也说不定台湾的情况会发展成实证研究者要跑出来说「把量化找回来」也说不定，至少最近清华社会所就正为了这个问题要开始茶壶里的风暴。
相比於三人对谈的前半段不断批判实证研究霸权，对谈後半段谈的是叙事研究的「技艺」。但读到这部分我就笑了，我基本上同意三位大家的病理分析，他们都认为叙事研究者的技艺精进必须透过丰富的生命经验才能达致，而这必须透过团体讨论、异文化体验和阅读来精进。不过这个问题拉到台湾来看，却有点像是象牙塔里的风暴。台湾学术圈向来是个小象牙塔，和外界没什麽关联，出色的学者三十五岁拿到博士学位顺利进入一流大学教书，人生所曾遭遇的最大苦闷通常都是写论文和失恋。要期待这麽单纯的生命经验透过互相讨论来精进「技艺」，实在是缘木求鱼。
前段时间看见学术网路上针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谁比较趋近现实吵的不可开交，心理觉得很困惑。台湾的经济学家就是会在原料高涨时期提扩大内需让政府和民间抢料刺激物价的人；而社会学家则刚好是因为没有出来混社会所以离社会最遥远的一群人，两批都是象牙塔中人，有什麽好争辩谁比较现实的？竟可以为此吵的不可开交，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三位大师都不是台湾人，谈的也是北美学圈的现象。我对北美学圈所知有限，读起来反而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发现其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和台湾社会可能有很明显的差异。三人对谈对於研究伦理的看法是少数和台湾社会比较有对谈空间的段落，这方面的讨论在台湾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对话，温故知新读来颇为温暖。
但读完这篇文章，实在兴起我想出国观察看看的想法，我问了几个社会学硕士当年读书时有没有定期注意外国主流社会学期刊的最新研究趋势，却发现台湾的学生好像不很重视这一套，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以前我学中国研究的时候还蛮注意国内外期刊的最新趋势）。或许是我们当学生的自己不很认真，所以才以为台湾既然已经qualitative turn了，那西方学术界必然想当然尔早就turn了，读完三人对谈才突然对西方竟然没有turn吓一跳，实在是不应该。修完叙事社会学这门课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有机会就赶快去外国看看，要去体验Amia说的异文化冲击才能丰富生命经验到底是怎麽回事。
看完Elliot Mishler、Don Polkinghorne和Amia Lieblich三人对叙事研究未来的对话录後，折腾我一学期的叙事研究专题算是告个段落。Human Science在哲学层次上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微观领域的各种符号互动论和语意学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者，没想到我就这样瞎打误撞的和这领域硬碰硬了半年。
叙事算是人文学里比较新的理论，用在社会学领域更是少见，但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质性研究吹起流行风，叙事研究开始受到比较多的关爱。甚至就我个人没什麽依据的「感觉」，国内社会学界翘础的台大、清大和东海三校，近几年学生的论文产出似乎都走质性研究较多，虽然没看到很正统的叙事研究（老实讲什麽是真正的叙事研究，Elliot也说这个很难讲，不能划界。），但多半也有碰到边际。或者至少说，近几年国内表现出色的年轻社会学者及所指导的学生，都很勇於对传统的实证研究霸权提出挑战。
但观察Elliot、Don和Amia的对话，这篇2007年的讲稿却充满了对於叙事研究遭到实证研究挤压的忧虑，以及对於实证研究垄断出版、教职等学术科层的现象的不满。Amia和Don两位叙事大师必须建议学生走混合方法或者在方法论上着重多元性，突显北美学圈里叙事研究和质性研究的边缘性。 让我感到兴趣的议题是，为什麽台湾社会学界对於这样的研究接受度比较高？是因为台湾本身的包容性强，或者因为台湾社会学界量化传统本来就不占特殊地位？在我学习的经验里，三位叙事大家的抱怨在政治学界远比社会学界要明显，我自己的硕士论文就曾经在政治社会学的领域遭到实证学派的严苛挑战，虽然最後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位，但这也是我後来意外踏进社会学的原因之一。
我暗自猜测，台湾社会学界对於质性研究接受度较北美学圈为高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学术界的年轻新锐多半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一流大学博士、擅长质性研究方法，也乐於将这样的方法带回台湾。而这些年轻有冲劲的学者自然会带动硕博士生的研究取向，也因此在学圈内取代了老一辈的学者及其研究方向，开启了知识社会学的转向。而配合国内政治环境的自由化与社会多元化，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区域研究、实证研究传统和量化研究逐渐随着老教授退休而退出舞台，新风潮各领风骚，还有学妹曾经表示我读大学时很流行的女性主义现在也已经退流行，真是吓死我也。
不过学术这种东西，总不该只是赶流行，也因此每几年都会有个turn出现，比如有段时间国家被抛弃的远远的，然後就有Theda Skocpol跑出来说要把国家找回来。我想台湾这种因为小社群而显得与众不同的学术状况，应该过几年也会有学者跑出来说要把历史或者政治找回来，然後就是女性主义者要找回性别政治了。也说不定台湾的情况会发展成实证研究者要跑出来说「把量化找回来」也说不定，至少最近清华社会所就正为了这个问题要开始茶壶里的风暴。
相比於三人对谈的前半段不断批判实证研究霸权，对谈後半段谈的是叙事研究的「技艺」。但读到这部分我就笑了，我基本上同意三位大家的病理分析，他们都认为叙事研究者的技艺精进必须透过丰富的生命经验才能达致，而这必须透过团体讨论、异文化体验和阅读来精进。不过这个问题拉到台湾来看，却有点像是象牙塔里的风暴。台湾学术圈向来是个小象牙塔，和外界没什麽关联，出色的学者三十五岁拿到博士学位顺利进入一流大学教书，人生所曾遭遇的最大苦闷通常都是写论文和失恋。要期待这麽单纯的生命经验透过互相讨论来精进「技艺」，实在是缘木求鱼。
前段时间看见学术网路上针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谁比较趋近现实吵的不可开交，心理觉得很困惑。台湾的经济学家就是会在原料高涨时期提扩大内需让政府和民间抢料刺激物价的人；而社会学家则刚好是因为没有出来混社会所以离社会最遥远的一群人，两批都是象牙塔中人，有什麽好争辩谁比较现实的？竟可以为此吵的不可开交，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三位大师都不是台湾人，谈的也是北美学圈的现象。我对北美学圈所知有限，读起来反而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发现其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和台湾社会可能有很明显的差异。三人对谈对於研究伦理的看法是少数和台湾社会比较有对谈空间的段落，这方面的讨论在台湾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对话，温故知新读来颇为温暖。
但读完这篇文章，实在兴起我想出国观察看看的想法，我问了几个社会学硕士当年读书时有没有定期注意外国主流社会学期刊的最新研究趋势，却发现台湾的学生好像不很重视这一套，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以前我学中国研究的时候还蛮注意国内外期刊的最新趋势）。或许是我们当学生的自己不很认真，所以才以为台湾既然已经qualitative turn了，那西方学术界必然想当然尔早就turn了，读完三人对谈才突然对西方竟然没有turn吓一跳，实在是不应该。修完叙事社会学这门课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有机会就赶快去外国看看，要去体验Amia说的异文化冲击才能丰富生命经验到底是怎麽回事。
漫无章法的马政府亚太战略
漫无章法的马政府亚太战略
基於国际法对於无主岛屿的先占和有效占领基本原则，钓鱼台应属日本领土殆无疑义，如果国民党使用历史和地缘关系作为钓鱼台主权引证，那台湾可能就得面临本岛主权归属问题以及放弃南海主权争议的可靠立足点。观察两岸关系，发现马政府对於台湾本岛的主权的维护看来兴趣缺缺，却为了一个本来就不是你而且又没人住的小岛说不惜和军事上的准同盟国武力相向，让丈二金刚也摸不着头脑。
马政府的钓鱼台政策受到激烈的批判，应分成两个层看待。国民党人的批评是真的批评，这些「热血中老年」早年就莫名奇妙的顺应党国需求参加保钓运动，打心底认为钓鱼台是中国领土，又有仇日教育在前，自然真的热血沸腾，恨不得把自己绑在飞弹上面射出去。而民进党的批评就不一样，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前提下，民进党对於台日友好关系较为重视，对於钓鱼台主权也较为务实。批评马政府对钓鱼台软弱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它真的硬起来，而是要国民党承认过去不切实际的钓鱼台政策是错误的。
但刘内阁俨然对此没有认识，只因为蓝绿率尔批评，就轻易召回大使并藉机清算羞辱要其卸职，法务部并起诉在其国境内执法的日本船长，甚至顺应立委作秀式的质询要「不惜一战」。要知道，过去错误的认识，被拿来批评是希望你修正，而不是继续错误而有损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坚持。马政府应该做的是勇於承认过去煽动民众愚勇保钓是错误的，而不是反过来要和主要盟国为了一个无人岛打仗。
战略观看来，过去八年的台日关系走向水乳交融，两国在安保议题上的密切合作，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有明显吓阻作用。而国民党执政後这样的战略似乎有了调整，从泛蓝政客络绎不绝往中国去，看似台湾的主要的假想敌应不再是中国。若此，配合美日安保的国家战略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国民党应该勇於解释清楚并交由全民公断。如果国民党还需要美日安保，那麽在钓鱼台这种无聊的议题上硬起来似乎颇为不智，而如果国民党不想要屈从於安保体制，就有必要向全民交代清楚其国防战略。
像现在这种「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情形，要不然就是马政府偷偷摸摸想要改变国防战略，要不然就是刘内阁对於亚太战略根本没有章法，还没准备好。但是依照油电政策以来马政府诸种荒腔走板的政策看来，後者的可能性居多。
基於国际法对於无主岛屿的先占和有效占领基本原则，钓鱼台应属日本领土殆无疑义，如果国民党使用历史和地缘关系作为钓鱼台主权引证，那台湾可能就得面临本岛主权归属问题以及放弃南海主权争议的可靠立足点。观察两岸关系，发现马政府对於台湾本岛的主权的维护看来兴趣缺缺，却为了一个本来就不是你而且又没人住的小岛说不惜和军事上的准同盟国武力相向，让丈二金刚也摸不着头脑。
马政府的钓鱼台政策受到激烈的批判，应分成两个层看待。国民党人的批评是真的批评，这些「热血中老年」早年就莫名奇妙的顺应党国需求参加保钓运动，打心底认为钓鱼台是中国领土，又有仇日教育在前，自然真的热血沸腾，恨不得把自己绑在飞弹上面射出去。而民进党的批评就不一样，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前提下，民进党对於台日友好关系较为重视，对於钓鱼台主权也较为务实。批评马政府对钓鱼台软弱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它真的硬起来，而是要国民党承认过去不切实际的钓鱼台政策是错误的。
但刘内阁俨然对此没有认识，只因为蓝绿率尔批评，就轻易召回大使并藉机清算羞辱要其卸职，法务部并起诉在其国境内执法的日本船长，甚至顺应立委作秀式的质询要「不惜一战」。要知道，过去错误的认识，被拿来批评是希望你修正，而不是继续错误而有损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坚持。马政府应该做的是勇於承认过去煽动民众愚勇保钓是错误的，而不是反过来要和主要盟国为了一个无人岛打仗。
战略观看来，过去八年的台日关系走向水乳交融，两国在安保议题上的密切合作，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有明显吓阻作用。而国民党执政後这样的战略似乎有了调整，从泛蓝政客络绎不绝往中国去，看似台湾的主要的假想敌应不再是中国。若此，配合美日安保的国家战略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国民党应该勇於解释清楚并交由全民公断。如果国民党还需要美日安保，那麽在钓鱼台这种无聊的议题上硬起来似乎颇为不智，而如果国民党不想要屈从於安保体制，就有必要向全民交代清楚其国防战略。
像现在这种「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情形，要不然就是马政府偷偷摸摸想要改变国防战略，要不然就是刘内阁对於亚太战略根本没有章法，还没准备好。但是依照油电政策以来马政府诸种荒腔走板的政策看来，後者的可能性居多。
隐蔽文本还是瓶中精灵?
隐蔽文本还是瓶中精灵?
吴介民的文章「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社会想像：文化界公共领域之集体认同的形塑与冲突」想问的问题是，台湾民间力量蓬勃发展之际，为什麽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进行公众讨论的公共领域？吴介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公共领域，而是七十年代以来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因为台湾威权统治历史的特殊性而必须以隐蔽文本的形式出现。而到了民主化後，这些过去在藏在隐蔽文本後面的真相（尤其是国族认同问题）如雨後春笋般的冒出，就像水痘一样，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因此「谩骂」其实是过往隐蔽文本的摊牌，吴介民将这种摊牌视为社会能够进行公共讨论的第一步，他说这是个台湾人必须集体通过的险滩。
吴介民引了乡土文学论战了例子，去强调从乡土到本土的文本隐蔽性，以及所招来的共匪台独大帽子过程，去突显乡土文学作家必须采取隐蔽文本的必然，以及乡土派内部被遮蔽的路线矛盾问题。例如陈映真和王拓的矛盾在民主化後被视为理所当然，但七十年代他们却被归类为一体，藉此彰显这就是「隐蔽文本」。
这种认知和萧阿勤的「瓶中精灵」观点明显有差异，萧阿勤曾经在博士论文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点名叶石涛曾修改自己的《台湾文学史纲》，认为叶石涛在威权统治时期和民主化後想法有明显转变，萧阿勤将之视为民主化後自由氛围诱出的「瓶中精灵」现象。意思是说，萧阿勤认为叶石涛早期确实是那样想的，而民主化之後因为社会现象的转变而改了想法，才回过头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而若就吴介民的想法，则可以解释成叶石涛的想法一直是现在想的那样，七十年代时他只是将自己的想法隐蔽起来而已，因此民主化後一切变得可以讨论，叶石涛自然会回头修改以前被隐蔽的文本。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又好好读了一遍吴介民的文章。仔细想想，吴介民关心的焦点并不是叶石涛到底想法有没有前後不一致，而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讨论到底是不存在还是因为正在出麻疹而暂缓中。吴介民这样的想法在文章最後也有表达，他提到2004年总统大选後光怪陆离的现象其实也是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必经过程，过去隐藏的话语正因为民主化而逐步出现，过程难免会因为谩骂性质而刺伤了其他的群体，但吴介民却很乐观的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个观点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第二个民间社会的诞生」有详尽的叙述。
照着吴介民的想法推，他会认为谩骂会逐步让人民反思这种讨论的意义何在，并逐步迫使民众反省是不是需要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尖锐刻薄的互相羞辱对话，进而逐步发展出真正的公众讨论，去解决问题。近几年在知识份子学圈因为叙事理论的发展而有集体书写、治疗等活动的进行，企图就族群故事的议题达成族群间的相互理解效果，但范围仍然不大。吴介民的乐观预估到底对於建立公共讨论有没有效果，我也没办法作出评估。但必须声明的是，即便我始终觉得吴介民的想法太乐观，但还是由衷希望社会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有时候我会想，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还有政治领袖落人去砸报社的奇闻轶事，想想台湾民主化才二十几年，有这样的成绩确实也该偷笑了。
吴介民的文章「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社会想像：文化界公共领域之集体认同的形塑与冲突」想问的问题是，台湾民间力量蓬勃发展之际，为什麽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进行公众讨论的公共领域？吴介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公共领域，而是七十年代以来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因为台湾威权统治历史的特殊性而必须以隐蔽文本的形式出现。而到了民主化後，这些过去在藏在隐蔽文本後面的真相（尤其是国族认同问题）如雨後春笋般的冒出，就像水痘一样，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因此「谩骂」其实是过往隐蔽文本的摊牌，吴介民将这种摊牌视为社会能够进行公共讨论的第一步，他说这是个台湾人必须集体通过的险滩。
吴介民引了乡土文学论战了例子，去强调从乡土到本土的文本隐蔽性，以及所招来的共匪台独大帽子过程，去突显乡土文学作家必须采取隐蔽文本的必然，以及乡土派内部被遮蔽的路线矛盾问题。例如陈映真和王拓的矛盾在民主化後被视为理所当然，但七十年代他们却被归类为一体，藉此彰显这就是「隐蔽文本」。
这种认知和萧阿勤的「瓶中精灵」观点明显有差异，萧阿勤曾经在博士论文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点名叶石涛曾修改自己的《台湾文学史纲》，认为叶石涛在威权统治时期和民主化後想法有明显转变，萧阿勤将之视为民主化後自由氛围诱出的「瓶中精灵」现象。意思是说，萧阿勤认为叶石涛早期确实是那样想的，而民主化之後因为社会现象的转变而改了想法，才回过头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而若就吴介民的想法，则可以解释成叶石涛的想法一直是现在想的那样，七十年代时他只是将自己的想法隐蔽起来而已，因此民主化後一切变得可以讨论，叶石涛自然会回头修改以前被隐蔽的文本。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又好好读了一遍吴介民的文章。仔细想想，吴介民关心的焦点并不是叶石涛到底想法有没有前後不一致，而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讨论到底是不存在还是因为正在出麻疹而暂缓中。吴介民这样的想法在文章最後也有表达，他提到2004年总统大选後光怪陆离的现象其实也是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必经过程，过去隐藏的话语正因为民主化而逐步出现，过程难免会因为谩骂性质而刺伤了其他的群体，但吴介民却很乐观的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个观点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第二个民间社会的诞生」有详尽的叙述。
照着吴介民的想法推，他会认为谩骂会逐步让人民反思这种讨论的意义何在，并逐步迫使民众反省是不是需要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尖锐刻薄的互相羞辱对话，进而逐步发展出真正的公众讨论，去解决问题。近几年在知识份子学圈因为叙事理论的发展而有集体书写、治疗等活动的进行，企图就族群故事的议题达成族群间的相互理解效果，但范围仍然不大。吴介民的乐观预估到底对於建立公共讨论有没有效果，我也没办法作出评估。但必须声明的是，即便我始终觉得吴介民的想法太乐观，但还是由衷希望社会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有时候我会想，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还有政治领袖落人去砸报社的奇闻轶事，想想台湾民主化才二十几年，有这样的成绩确实也该偷笑了。
脆弱的强权
脆弱的强权
谢淑丽（Susan Shirk）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是有名的中国政策红队（Red team），向来把台湾当作trouble maker。她对两岸的主张比较倾向让两岸自行和平解决，对中国的强权角色持保留但乐观的态度。这本《脆弱的强权》书摘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很精采的书，想她跨越官学的经验应该会有很出色的评论，立刻跑去买；结果看了大失所望，只是把一些我已经知道的论点浅显地再讲一遍。
挺无聊的书 对美国中国政策已有基本理解者者可跳过不读
现在很流行「感觉」，谢淑丽这本书就是把她的很多「感觉」写出来而已，老实讲我不认为有什麽精采之处。比如她「感觉」到中国的外交官身段比较软，而解放军态度就不一样，但她似乎也没有深刻的分析到底这个是如Allison three models的官僚模型（bureaucracy model就是换了位子换了脑袋的文言文），还是这其实是中国政治惯常的表演？谢淑丽用了许多考量美国决策模型的方式去看待中国，而忽略了中国决策的特殊性；我本处并非指出中国之特殊导致不可用常理推断，而是说浸淫中国研究三十余年的谢不应该完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和潜规则，也不该对中国官员的话信以为真，不然也未免太天真。
而就台湾的观点，谢淑丽认为台湾只要乖乖的就好，她主张要和中国多沟通协调，却拒绝和台湾高层有更多沟通的机会，未免太不把台湾当作一回事。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执政团队俱有类似问题，共和党喜采用国际战略专家，对他们来说台湾是一颗影响中国政策的活棋；而民主党对台湾则素无概念，只知道台湾是民主小巨人。几年前John Kerry竞选时还曾经冒出两岸问题可采用一国两制解决的惊人之作，可见这些美国专家对於台湾的认识多麽浅薄。或许台湾确实没有很重要，但以国际视两岸为亚洲火药库的态度，美国对台湾认识的贫乏也未免太不可思议。前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主张应多培养台湾专家而非让台湾学继续附属於中国研究之下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建议，无奈台美两国政府好像都没什麽反应。
谢淑丽对日本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她主张美国不应该培养日本成为军事强权，以免触动敏感的中日神经，这明显是对於美国现行亚太政策的批判。只是谢淑丽一直以避免激怒中国为预设前提，可能太高估中国政府的决策理性和政治态度，预设了只要不触怒中国，则身为「脆弱强权」的中国必定会乖乖循着美国的希望而缓步成长。我认为这是相当天真的想法，完全忽视中国对於追求本身强权地位及挑战美国亚太领导威信的热烈兴趣。事实上，这也是柯林顿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很大的败笔，也因此在选战时不断的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挑战。
谢淑丽这本书对於想做「中国通」（China hand）的人应该毫无帮助，这是写给天真美国读者看的小手册，和市面上介绍中国的像是什麽巨龙之类的书相比，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对於美国中国政策红队想要初入门的读者可以一读，但对於美国中国政策已经有基本理解的人大可跳过，因为此书相比於谭若思（Ross Terrill）的什麽《中华新帝国》大概程度相近，只能当做畅销书参考参考。
谢淑丽（Susan Shirk）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是有名的中国政策红队（Red team），向来把台湾当作trouble maker。她对两岸的主张比较倾向让两岸自行和平解决，对中国的强权角色持保留但乐观的态度。这本《脆弱的强权》书摘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很精采的书，想她跨越官学的经验应该会有很出色的评论，立刻跑去买；结果看了大失所望，只是把一些我已经知道的论点浅显地再讲一遍。
挺无聊的书 对美国中国政策已有基本理解者者可跳过不读
现在很流行「感觉」，谢淑丽这本书就是把她的很多「感觉」写出来而已，老实讲我不认为有什麽精采之处。比如她「感觉」到中国的外交官身段比较软，而解放军态度就不一样，但她似乎也没有深刻的分析到底这个是如Allison three models的官僚模型（bureaucracy model就是换了位子换了脑袋的文言文），还是这其实是中国政治惯常的表演？谢淑丽用了许多考量美国决策模型的方式去看待中国，而忽略了中国决策的特殊性；我本处并非指出中国之特殊导致不可用常理推断，而是说浸淫中国研究三十余年的谢不应该完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和潜规则，也不该对中国官员的话信以为真，不然也未免太天真。
而就台湾的观点，谢淑丽认为台湾只要乖乖的就好，她主张要和中国多沟通协调，却拒绝和台湾高层有更多沟通的机会，未免太不把台湾当作一回事。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执政团队俱有类似问题，共和党喜采用国际战略专家，对他们来说台湾是一颗影响中国政策的活棋；而民主党对台湾则素无概念，只知道台湾是民主小巨人。几年前John Kerry竞选时还曾经冒出两岸问题可采用一国两制解决的惊人之作，可见这些美国专家对於台湾的认识多麽浅薄。或许台湾确实没有很重要，但以国际视两岸为亚洲火药库的态度，美国对台湾认识的贫乏也未免太不可思议。前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主张应多培养台湾专家而非让台湾学继续附属於中国研究之下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建议，无奈台美两国政府好像都没什麽反应。
谢淑丽对日本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她主张美国不应该培养日本成为军事强权，以免触动敏感的中日神经，这明显是对於美国现行亚太政策的批判。只是谢淑丽一直以避免激怒中国为预设前提，可能太高估中国政府的决策理性和政治态度，预设了只要不触怒中国，则身为「脆弱强权」的中国必定会乖乖循着美国的希望而缓步成长。我认为这是相当天真的想法，完全忽视中国对於追求本身强权地位及挑战美国亚太领导威信的热烈兴趣。事实上，这也是柯林顿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很大的败笔，也因此在选战时不断的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挑战。
谢淑丽这本书对於想做「中国通」（China hand）的人应该毫无帮助，这是写给天真美国读者看的小手册，和市面上介绍中国的像是什麽巨龙之类的书相比，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对於美国中国政策红队想要初入门的读者可以一读，但对於美国中国政策已经有基本理解的人大可跳过，因为此书相比於谭若思（Ross Terrill）的什麽《中华新帝国》大概程度相近，只能当做畅销书参考参考。
为弱势者发声?还是为强势者辩护?
为弱势者发声?还是为强势者辩护?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史学界相当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方法上以钻研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作为度，取代大历史仅重视政治史、战争史之不足，听说有疗癒百病的效果。口述史之作法，乃由访谈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藉着受访者天南地北的叙说，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台湾最早引进口述历史方法的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史馆，後来有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跟进，也有许多名人找了名记者做口述传记，一时蔚为风潮。
奇怪的是，这些研究都找一些喜欢打打杀杀的男人或者政治人物发表各式各样臧否人物的意见，最有名的就是温哈熊将军把蒋经国骂了一顿，还被当时还姓章的蒋家後代提告；也有政治当权派发表当总统的一千天或者问心无愧之类的传记互相叫骂。看来看去，实在没有什麽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为度的展现空间，弱势的声音没有被听见，口述历史反而只是权势人物持续展现权势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情形在新一代的学者重新引进口述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後，逐渐有所转变，例如江文瑜的《阿嬷的故事》的出版，确实引起一阵讨论，後进者如曾秋美出版《台湾媳妇仔的故事》也获得相当的肯定。近几年来，口述历史不再只是权势男人的发生工具，相当程度也落实了口述历史原本「为弱势发声」的本意。叙说者透过说故事（telling story）的方式自我赋权（empowerment），某种程度也是对於自身位置的一种疗癒。
不过有关於生活史和口述历史的责难，也因为赋权的发展而声浪日高。张玉法就「提醒」口述历史可能会变成女性主义者诱导叙事者也变成女性主义者的工具，游监明也特别强调采访者要小心使用当代语汇去诠释历史生活。这些论述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於「赋权」的批评，傅大为就认为张玉法主导一系列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除了郭廷以一本，并没有做到张玉法说的，采访本人也要采访她先生、采访属下也要采访老板等等「严谨」的治史方法。傅大为更引用一位学生的说法，提到张玉法所想采访的，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正是受访者灾难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张玉法的作法并不是为了严谨治史，反而隐含了对於性别赋权的恐惧。
事实上，叙事理论本就着重在受访者藉着自我赋权疗癒的效果，如果这样的研究可以突显过去在历史上被忽略的微观历史面向，便应该受到肯定。至於许多史家质疑口述史的真实性（reality）问题，则应该另外被讨论。其一，所谓正确性应被分为两个部份处理，其一是真确（correctness），即叙事者所讲述的年代、当时的名词以及可查证的人际关系等等，必须透过纪录者最细致的查证而以落实；其二是客观性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看似最客观的编年史，也有选题主客观的问题。历史之主客观，早在卡尔（E.H. Carr）对兰克学派（Ranke school）的挑战中不断被讨论；张玉法自己写《中华民国史》时，客观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并且他自己也承认只重视政治史和战争，少谈社会生活，是故有关口述史的主客观问题，依然可以藉着记录者的表态等技术性的方式克服，毕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实，而是叙事者何以这样说。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史学界相当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方法上以钻研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作为度，取代大历史仅重视政治史、战争史之不足，听说有疗癒百病的效果。口述史之作法，乃由访谈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藉着受访者天南地北的叙说，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台湾最早引进口述历史方法的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史馆，後来有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跟进，也有许多名人找了名记者做口述传记，一时蔚为风潮。
奇怪的是，这些研究都找一些喜欢打打杀杀的男人或者政治人物发表各式各样臧否人物的意见，最有名的就是温哈熊将军把蒋经国骂了一顿，还被当时还姓章的蒋家後代提告；也有政治当权派发表当总统的一千天或者问心无愧之类的传记互相叫骂。看来看去，实在没有什麽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为度的展现空间，弱势的声音没有被听见，口述历史反而只是权势人物持续展现权势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情形在新一代的学者重新引进口述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後，逐渐有所转变，例如江文瑜的《阿嬷的故事》的出版，确实引起一阵讨论，後进者如曾秋美出版《台湾媳妇仔的故事》也获得相当的肯定。近几年来，口述历史不再只是权势男人的发生工具，相当程度也落实了口述历史原本「为弱势发声」的本意。叙说者透过说故事（telling story）的方式自我赋权（empowerment），某种程度也是对於自身位置的一种疗癒。
不过有关於生活史和口述历史的责难，也因为赋权的发展而声浪日高。张玉法就「提醒」口述历史可能会变成女性主义者诱导叙事者也变成女性主义者的工具，游监明也特别强调采访者要小心使用当代语汇去诠释历史生活。这些论述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於「赋权」的批评，傅大为就认为张玉法主导一系列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除了郭廷以一本，并没有做到张玉法说的，采访本人也要采访她先生、采访属下也要采访老板等等「严谨」的治史方法。傅大为更引用一位学生的说法，提到张玉法所想采访的，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正是受访者灾难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张玉法的作法并不是为了严谨治史，反而隐含了对於性别赋权的恐惧。
事实上，叙事理论本就着重在受访者藉着自我赋权疗癒的效果，如果这样的研究可以突显过去在历史上被忽略的微观历史面向，便应该受到肯定。至於许多史家质疑口述史的真实性（reality）问题，则应该另外被讨论。其一，所谓正确性应被分为两个部份处理，其一是真确（correctness），即叙事者所讲述的年代、当时的名词以及可查证的人际关系等等，必须透过纪录者最细致的查证而以落实；其二是客观性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看似最客观的编年史，也有选题主客观的问题。历史之主客观，早在卡尔（E.H. Carr）对兰克学派（Ranke school）的挑战中不断被讨论；张玉法自己写《中华民国史》时，客观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并且他自己也承认只重视政治史和战争，少谈社会生活，是故有关口述史的主客观问题，依然可以藉着记录者的表态等技术性的方式克服，毕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实，而是叙事者何以这样说。
搏感情与讲道理
搏感情与讲道理
在国会工作的经验经常让我感到沮丧，每当遇到很「卢」的选民时，和李丁赞与吴介民问的问题一样，我总是很困惑於为什麽台湾已经民主化这麽多年，却没有一个比较讲道理的公共讨论空间？当你很认真的解释法令给刁民听，告诉他这样的要求於法无据，刁民就会转移焦点和你花一些他多可怜多可怜请官方法外开恩这类的话。用「我在研究看看」作理由挂掉电话之後，通常我会暗暗加骂几句脏话，但一瞬间又有点疑惑，到底自己是太自命清高，还是刁民实在应该好好检讨？
我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李丁赞和吴介民在「传递共通感受：林合社区公共领域修辞模式的分析」疑惑的，怎麽在「搏感情」和「讲道理」之间找到公共讨论可能性？同样的问题，杨弘任也在《社区如何动起来》说过，他引用Latour的「转译」概念去谈专家和民众的沟通，也点出了社区营造工作如何必须由生活而非陈义过高的理论做起。李丁赞和吴介民这篇文章，针对杨弘任对参与社区营造的观察切入更深，用公共修辞的概念，点出了张耿新、许财富和朱彩娟三位曾经角逐里长位置的林合社区地方头人各自的局限和优势。点出了具有改革意识的文史工作者张耿新如何因为只知道「讲道理」，而不会「搏感情」导致无法在修辞展演上取得地方民众的信任，最终导致地方改革力量的衰退。而朱彩娟又如何以去政治化的修辞艺术「搏感情」，而有能力联合既有派系去尝试取得个人的政治地位。
李、吴以公共修辞的展演作为分析社区营造能否击败计有地方派系势力成败的关键因素，确实是很棒的创新。以公共修辞的「共通感受」（sensus communis）传递来填补「搏感情」和「讲道理」之间的漏洞，也能够弥补哈柏马斯沟通理论中缺乏权力分析与情感层面的问题。不过李、吴点出的社区总体营造「可能性」，其实也正彰显了现下社区营造困境的主因。希望理想主义者能够透过公共修辞的展演去加强与在地民众间的「共通感受」，其实不免有期待「克里斯马」（charisma）领袖的危险性，克里斯马领袖经常是不世出的人才，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出现一个，难道社区总体营造就永远要沦入派系的魔掌？
阅读李、吴这篇文章虽然一直让我想到每星期二晚上都得在三重客运上被强播收视的台语乡土剧《爱》，但其实感触更深刻的，是对自我生活的投射。我从事real politics工作以来，一直都在「搏感情」与「讲道理」之间来回折冲，也自有一套像是Goffman前後台论的修辞的展演。最近想尝试开发新的人脉，许多前辈都指点了要去拜访哪些人、团体，还有如何透过社区营造去营造自己的社会资本。对老板的选区，用他的名义进入很简单；但开发自己人脉的话，这方面我仍然很生手，而且脸皮颇薄，正是李、吴文批评的只知道讲道理不知道搏感情那类人，刚好和我在选区的扮演角色相反。前辈说这应该只是调适的问题，但或许调适本须跨过很大的鸿沟。这时又让我想起那个总是永远不放过我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学术看不见问题便罢，更可怕的是看见了问题，却没办法在实作上冲锋落实。
在国会工作的经验经常让我感到沮丧，每当遇到很「卢」的选民时，和李丁赞与吴介民问的问题一样，我总是很困惑於为什麽台湾已经民主化这麽多年，却没有一个比较讲道理的公共讨论空间？当你很认真的解释法令给刁民听，告诉他这样的要求於法无据，刁民就会转移焦点和你花一些他多可怜多可怜请官方法外开恩这类的话。用「我在研究看看」作理由挂掉电话之後，通常我会暗暗加骂几句脏话，但一瞬间又有点疑惑，到底自己是太自命清高，还是刁民实在应该好好检讨？
我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李丁赞和吴介民在「传递共通感受：林合社区公共领域修辞模式的分析」疑惑的，怎麽在「搏感情」和「讲道理」之间找到公共讨论可能性？同样的问题，杨弘任也在《社区如何动起来》说过，他引用Latour的「转译」概念去谈专家和民众的沟通，也点出了社区营造工作如何必须由生活而非陈义过高的理论做起。李丁赞和吴介民这篇文章，针对杨弘任对参与社区营造的观察切入更深，用公共修辞的概念，点出了张耿新、许财富和朱彩娟三位曾经角逐里长位置的林合社区地方头人各自的局限和优势。点出了具有改革意识的文史工作者张耿新如何因为只知道「讲道理」，而不会「搏感情」导致无法在修辞展演上取得地方民众的信任，最终导致地方改革力量的衰退。而朱彩娟又如何以去政治化的修辞艺术「搏感情」，而有能力联合既有派系去尝试取得个人的政治地位。
李、吴以公共修辞的展演作为分析社区营造能否击败计有地方派系势力成败的关键因素，确实是很棒的创新。以公共修辞的「共通感受」（sensus communis）传递来填补「搏感情」和「讲道理」之间的漏洞，也能够弥补哈柏马斯沟通理论中缺乏权力分析与情感层面的问题。不过李、吴点出的社区总体营造「可能性」，其实也正彰显了现下社区营造困境的主因。希望理想主义者能够透过公共修辞的展演去加强与在地民众间的「共通感受」，其实不免有期待「克里斯马」（charisma）领袖的危险性，克里斯马领袖经常是不世出的人才，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出现一个，难道社区总体营造就永远要沦入派系的魔掌？
阅读李、吴这篇文章虽然一直让我想到每星期二晚上都得在三重客运上被强播收视的台语乡土剧《爱》，但其实感触更深刻的，是对自我生活的投射。我从事real politics工作以来，一直都在「搏感情」与「讲道理」之间来回折冲，也自有一套像是Goffman前後台论的修辞的展演。最近想尝试开发新的人脉，许多前辈都指点了要去拜访哪些人、团体，还有如何透过社区营造去营造自己的社会资本。对老板的选区，用他的名义进入很简单；但开发自己人脉的话，这方面我仍然很生手，而且脸皮颇薄，正是李、吴文批评的只知道讲道理不知道搏感情那类人，刚好和我在选区的扮演角色相反。前辈说这应该只是调适的问题，但或许调适本须跨过很大的鸿沟。这时又让我想起那个总是永远不放过我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学术看不见问题便罢，更可怕的是看见了问题，却没办法在实作上冲锋落实。
解签的叙事社会学
解签的叙事社会学
於今莫作此当时，虎落平阳被犬欺。世间凡事何难定，千山万水也迟疑。
签诗第二十八首「李克用收谊子」
去庙里抽签这种事情很玄妙，签诗写的往往很广泛，需要配合问者求签的问题、当下的心境以及解签者的灵感来决定。对於签诗的解读，便有所谓取决结构与历史中的人的定位说，遂很有叙事社会学的色彩。
近日颇挣扎於学术与政治之间，工作有志难伸、读书有如鸡肋，难以抉择。昨日途经西门町，想着也很久没去拜妈祖了，遂前往一拜。拜完抽了一支签，乍看文字不是什麽好签，後来回来详察，说是转运签。主旨大约是现下的不顺遂只是时机未到，既然有德有能就不怕没机会，不要盲动，觉得有志难伸就先做其他准备，机会来了自然就轮到你。看了觉得心安，签诗经常不会指涉长远事情的什麽清楚决定，但基本上会指引一个方向，怎麽解读方向，就是当事者对於叙事的解释。这样说来，正和叙事一样，签诗是一种治疗，而不见得真的是一种方向的指点；所以算命的才会常说，命已定，运可转。
听到我拜妈祖，似乎有很多人觉得奇妙。想想我在二十三五岁的时候，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是不信拜拜这一套的；或者说，拜归拜，反正民间信仰，半信半疑就是。对於抽签这种事情，以前也蛮排斥的，觉得有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味道。二十五岁以後，一朝克服了这种排斥，抽了第一支签，才知道抽签这回事，其实只是一种治疗，签诗不太可能给你一番两瞪眼的答案，心里就释然了。
我记得李登辉说过，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有信仰。我二十三岁的时候觉得疑惑，那时候我信仰自由主义，觉得自由主义本身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可以克服一切的问题。但经过这几年的沉淀，我终究还是发现价值和信仰的差异，价值事做事情的基础，但信仰给你的是信心。比如你当财政部长主张加什麽税，那是你的价值；但信仰可能会告诉你，应该要义无反顾去做，还是你的手段必须收敛一点，分几段前进，迂回一样可以达成目标，虽然要久一点。
李登辉说他觉得旁徨的时候会去随便翻阅圣经，随手翻到哪一章就读一读，他觉得那是上帝给他的意旨。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对於经文的诠释（hermeneutics）还是取决於阅读者的经验、经文本身意义的视域融合（fusion horizon），也就是叙事里面强调的，人在历史结构中的经验位置，为什麽这样说的背景。但去抽签或者翻阅圣经这样的事，重点在於这个动作给行为者的精神支持效用，行为者并不需要研究自己的行为逻辑，他需要的不是知识的真理，而是能够支持他行动的精神信仰。
於今莫作此当时，虎落平阳被犬欺。世间凡事何难定，千山万水也迟疑。
签诗第二十八首「李克用收谊子」
去庙里抽签这种事情很玄妙，签诗写的往往很广泛，需要配合问者求签的问题、当下的心境以及解签者的灵感来决定。对於签诗的解读，便有所谓取决结构与历史中的人的定位说，遂很有叙事社会学的色彩。
近日颇挣扎於学术与政治之间，工作有志难伸、读书有如鸡肋，难以抉择。昨日途经西门町，想着也很久没去拜妈祖了，遂前往一拜。拜完抽了一支签，乍看文字不是什麽好签，後来回来详察，说是转运签。主旨大约是现下的不顺遂只是时机未到，既然有德有能就不怕没机会，不要盲动，觉得有志难伸就先做其他准备，机会来了自然就轮到你。看了觉得心安，签诗经常不会指涉长远事情的什麽清楚决定，但基本上会指引一个方向，怎麽解读方向，就是当事者对於叙事的解释。这样说来，正和叙事一样，签诗是一种治疗，而不见得真的是一种方向的指点；所以算命的才会常说，命已定，运可转。
听到我拜妈祖，似乎有很多人觉得奇妙。想想我在二十三五岁的时候，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是不信拜拜这一套的；或者说，拜归拜，反正民间信仰，半信半疑就是。对於抽签这种事情，以前也蛮排斥的，觉得有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味道。二十五岁以後，一朝克服了这种排斥，抽了第一支签，才知道抽签这回事，其实只是一种治疗，签诗不太可能给你一番两瞪眼的答案，心里就释然了。
我记得李登辉说过，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有信仰。我二十三岁的时候觉得疑惑，那时候我信仰自由主义，觉得自由主义本身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可以克服一切的问题。但经过这几年的沉淀，我终究还是发现价值和信仰的差异，价值事做事情的基础，但信仰给你的是信心。比如你当财政部长主张加什麽税，那是你的价值；但信仰可能会告诉你，应该要义无反顾去做，还是你的手段必须收敛一点，分几段前进，迂回一样可以达成目标，虽然要久一点。
李登辉说他觉得旁徨的时候会去随便翻阅圣经，随手翻到哪一章就读一读，他觉得那是上帝给他的意旨。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对於经文的诠释（hermeneutics）还是取决於阅读者的经验、经文本身意义的视域融合（fusion horizon），也就是叙事里面强调的，人在历史结构中的经验位置，为什麽这样说的背景。但去抽签或者翻阅圣经这样的事，重点在於这个动作给行为者的精神支持效用，行为者并不需要研究自己的行为逻辑，他需要的不是知识的真理，而是能够支持他行动的精神信仰。
学术与政治之间
学术与政治之间
总统选举结束之後我就觉得自己懒懒的，经常提不起精神读书，多次兴起休学的念头，却又觉得不继续很可惜。中间曾经想过要转回台大国发，不过後来因为考试时间太匆促而作罢。想转回去的原因很简单，纯粹因为台大学分比较少，反正我毕业也不想当教授，学位只是拿身分的。
Max Weber和帮他写传的老婆 Weber写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文章 在台湾合编成”学术与政治” 问题是他并不需要在两者之间择一从事……
最近对读书没什麽感觉，对文字的阅读力降低了很多，英文匆匆读过不留痕迹便罢，连看中文都没什麽感觉，也因此部落格的质量都严重下滑。上课感觉不太进入状况，每每下课却又「松了一口气」，有些感触，也不知道要跟谁讲。
近日唯一有比较认真阅读的，却是跟课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英文学习杂志，去读那些东西，也只是纯粹觉得自己英文退步太多罢了。上课那些书，翻翻看看，总有一种距离感，心想这些全部读完的确是会变成我所不喜欢的那种象牙塔中人，像某几个老师。
工作上好像也没有什麽杰出表现，觉得作助理很无聊，每天应付那些刁民，写一些根本没机会成为法案的法案，还有一日新闻式的新闻稿。几个好有凑在一起聊天，大家感觉都差不多，剩下这二十七席，也没有召委，法案连署通过付委，只要召委不处理，付委就像丢进太平洋，咕噜咕噜不见踪影。有单位来申请补助案，对不起没有召委不能办考察，要补助请找国民党。
老板没力，我们也没力，国民党立委说的没错，虽然本党签到情况较佳，但委员会里面都是国民党立委。当然是这样，所有讨论的议案都是国民党委员的提案，是他们自己在厮杀，反正国民党占四分之三，我们支持反对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哪个立委会待在里面审查跟他一点关系也无而且他毫无影响力的法案？除了偶有可遇不可求的弊案，我感觉二十七席委员连开记者会都意兴阑珊。
找来充满热情的谢国雄着作《以身为度，如是我做》来看，却也没办法好好读下去。我可以想像他们课堂上快乐的讨论，就学术的意义、方式、经验犀利的互相质疑辩护，好几篇文章也很精采，真的好看，但是却觉得和我有距离。我也曾经是那些聪明学生中的一个，在课堂上和好友短兵相接，寻找刹那间蹦出的火花。
可是现在，我觉得那些东西离我好遥远，那些对学术的热情，总只能让我觉得年轻真好。是学术离我越发遥远吗？或者只是我暂时性的低潮？我也曾受过严谨的研究训练、能够问出对的问题，进而研究出一个好东西。但这一年来，我却总觉得自己没什麽进步，在吃老本。
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不同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每天工作的折腾，让我疲惫不已？我感觉得到经验的部分我越来越强，但理论方面却原地踏步，我没有时间好好念理论，去反省去思考，只能用经验上的成长弥补理论缺乏的不足。这让我深深的质疑，这样可以作好学术研究吗？又或者问的更深，我现在这样的性格和能力，适合学术研究吗？
学术和政治之间总是我的挣扎，过去那十年我选择了学术，却又隐隐约约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新的十年，我却变成三心两意，一下子想要继续学术生涯，一下子想乾脆撩下去从政。学术和政治也许不是互斥的两端，只是我选择了清华刚好是以训练社会学家而非政治工作者为教学研究的主轴。
学习当然也会带来经验的成长，至少过去十年的训练，培养了我看待问题的能力和背景知识，这是老板那一代没时间读书只能搞运动的人做不到的。只是，读书的同时我也经常质问自己，我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从政），会不会比当社会学家对这个社会更有贡献？我经常这样问自己，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回答。
总统选举结束之後我就觉得自己懒懒的，经常提不起精神读书，多次兴起休学的念头，却又觉得不继续很可惜。中间曾经想过要转回台大国发，不过後来因为考试时间太匆促而作罢。想转回去的原因很简单，纯粹因为台大学分比较少，反正我毕业也不想当教授，学位只是拿身分的。
Max Weber和帮他写传的老婆 Weber写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文章 在台湾合编成”学术与政治” 问题是他并不需要在两者之间择一从事……
最近对读书没什麽感觉，对文字的阅读力降低了很多，英文匆匆读过不留痕迹便罢，连看中文都没什麽感觉，也因此部落格的质量都严重下滑。上课感觉不太进入状况，每每下课却又「松了一口气」，有些感触，也不知道要跟谁讲。
近日唯一有比较认真阅读的，却是跟课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英文学习杂志，去读那些东西，也只是纯粹觉得自己英文退步太多罢了。上课那些书，翻翻看看，总有一种距离感，心想这些全部读完的确是会变成我所不喜欢的那种象牙塔中人，像某几个老师。
工作上好像也没有什麽杰出表现，觉得作助理很无聊，每天应付那些刁民，写一些根本没机会成为法案的法案，还有一日新闻式的新闻稿。几个好有凑在一起聊天，大家感觉都差不多，剩下这二十七席，也没有召委，法案连署通过付委，只要召委不处理，付委就像丢进太平洋，咕噜咕噜不见踪影。有单位来申请补助案，对不起没有召委不能办考察，要补助请找国民党。
老板没力，我们也没力，国民党立委说的没错，虽然本党签到情况较佳，但委员会里面都是国民党立委。当然是这样，所有讨论的议案都是国民党委员的提案，是他们自己在厮杀，反正国民党占四分之三，我们支持反对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哪个立委会待在里面审查跟他一点关系也无而且他毫无影响力的法案？除了偶有可遇不可求的弊案，我感觉二十七席委员连开记者会都意兴阑珊。
找来充满热情的谢国雄着作《以身为度，如是我做》来看，却也没办法好好读下去。我可以想像他们课堂上快乐的讨论，就学术的意义、方式、经验犀利的互相质疑辩护，好几篇文章也很精采，真的好看，但是却觉得和我有距离。我也曾经是那些聪明学生中的一个，在课堂上和好友短兵相接，寻找刹那间蹦出的火花。
可是现在，我觉得那些东西离我好遥远，那些对学术的热情，总只能让我觉得年轻真好。是学术离我越发遥远吗？或者只是我暂时性的低潮？我也曾受过严谨的研究训练、能够问出对的问题，进而研究出一个好东西。但这一年来，我却总觉得自己没什麽进步，在吃老本。
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不同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每天工作的折腾，让我疲惫不已？我感觉得到经验的部分我越来越强，但理论方面却原地踏步，我没有时间好好念理论，去反省去思考，只能用经验上的成长弥补理论缺乏的不足。这让我深深的质疑，这样可以作好学术研究吗？又或者问的更深，我现在这样的性格和能力，适合学术研究吗？
学术和政治之间总是我的挣扎，过去那十年我选择了学术，却又隐隐约约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新的十年，我却变成三心两意，一下子想要继续学术生涯，一下子想乾脆撩下去从政。学术和政治也许不是互斥的两端，只是我选择了清华刚好是以训练社会学家而非政治工作者为教学研究的主轴。
学习当然也会带来经验的成长，至少过去十年的训练，培养了我看待问题的能力和背景知识，这是老板那一代没时间读书只能搞运动的人做不到的。只是，读书的同时我也经常质问自己，我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从政），会不会比当社会学家对这个社会更有贡献？我经常这样问自己，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回答。
问题出在不够本土而非太本土!
问题出在不够本土而非太本土!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的态势，似乎被部分媒体评价为中间路线和本土路线之争，也有候选人自觉或这不自觉的要往这个方向操作。「本土」作为一种图腾，论述上就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往中间路线靠拢者必不够本土，而坚持本土者必然不进步。如果主席选举的争执被带往这样的方向，必是民进党最大的悲哀。
今日任何市井小民皆能对本土或者中间讲出一套道理，而要擘画党未来愿景者，若没有更出色服人的论述，凭什麽是你而不是隔壁卖猪肉的老朱还是科技新贵小张来领导这个党，只因为他们没办法缴150万保证金？还是因为他们没有人头党员？如果1996年就已经讨论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只是新世代改名青壮派，基本教义派改名公妈派，鹦鹉学舌的重复十年前的主张，这不正像马克思说的，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
民进党的失败，症结在於这十几年来对论述的贫乏，误以为本土只能在政治领域透过教育，以「高级文化」的形式自上而下的传递。这些本土主张者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那麽关心政治，当本土的领域越是限缩在政治，就越无法面对全球化在所有领域渗透性的冲击。当中国化披着全球化的外衣，挟资本的优势全面入侵，本土只能丢盔弃甲，在中国等於国际的假论述下惨遭歼灭。
因此，民进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太本土化，而是因为不够本土。过去民进党人相信那种在政治领域中，只能透过教育、自上而下的召唤的本土主张，深度与广度明显都不够。这种本土面对披着全球化外衣的中国热，自然是走向毫无应对之道的大失败。而争夺文化诠释权的失败与执政的正当性危机，更使得「本土」政权面对近乎污蔑的攻击毫无反击能力。唯有重新检讨本土如何更落实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常民生活之中，藉着下而上的累积储存本土能量，才能够面对来自全球化或者中国化的挑战。
本土不是一种需要教育的意识型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更丰富的内涵，从与家人的沟通、社区事务的关心、生活环境的保育、古蹟与纪念物的维系，从地方特色的经营与建立开始，在每一个领域深植本土的意义，这样的本土才能够成为「在地意识」，以相应於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便捷与全球一体。当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不会被Starbucks击倒时，它所代表的正是地方特色对全球一体的反击。同样的，当黑珍珠与玉荷包成为地方骄傲的特产，其实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展现。比起政治上被召唤的遥远本土，这些本土毋宁更贴近生活，也更丰富，对於人们如何建立土地的认同，更有催化效果。
民进党的544万支持者中，相信没有人对於本土价值有所质疑，也没有人对於台湾主体意识有过任何退让 议的焦点并不在本土与中间，而在於对本土化的实施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八年的执政经验，证明了限缩於政治领域，自上而下传递的本土价值是不够的；把自己命为本土政权，更会导致执政失败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不但冲击政权，更冲击到本土价值，甚至带来只要执政权丧失，所有过去的努力很可能付诸流水的恶果。民进党的失败不是因为太本土，而是因为不够本土，不能将本土下而上的落实在每一个领域中而导致。如果不能反省本土的意义与手段，只执着在中间与本土不存在的对立这种假议题上，民进党必定继续失败。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的态势，似乎被部分媒体评价为中间路线和本土路线之争，也有候选人自觉或这不自觉的要往这个方向操作。「本土」作为一种图腾，论述上就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往中间路线靠拢者必不够本土，而坚持本土者必然不进步。如果主席选举的争执被带往这样的方向，必是民进党最大的悲哀。
今日任何市井小民皆能对本土或者中间讲出一套道理，而要擘画党未来愿景者，若没有更出色服人的论述，凭什麽是你而不是隔壁卖猪肉的老朱还是科技新贵小张来领导这个党，只因为他们没办法缴150万保证金？还是因为他们没有人头党员？如果1996年就已经讨论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只是新世代改名青壮派，基本教义派改名公妈派，鹦鹉学舌的重复十年前的主张，这不正像马克思说的，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
民进党的失败，症结在於这十几年来对论述的贫乏，误以为本土只能在政治领域透过教育，以「高级文化」的形式自上而下的传递。这些本土主张者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那麽关心政治，当本土的领域越是限缩在政治，就越无法面对全球化在所有领域渗透性的冲击。当中国化披着全球化的外衣，挟资本的优势全面入侵，本土只能丢盔弃甲，在中国等於国际的假论述下惨遭歼灭。
因此，民进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太本土化，而是因为不够本土。过去民进党人相信那种在政治领域中，只能透过教育、自上而下的召唤的本土主张，深度与广度明显都不够。这种本土面对披着全球化外衣的中国热，自然是走向毫无应对之道的大失败。而争夺文化诠释权的失败与执政的正当性危机，更使得「本土」政权面对近乎污蔑的攻击毫无反击能力。唯有重新检讨本土如何更落实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常民生活之中，藉着下而上的累积储存本土能量，才能够面对来自全球化或者中国化的挑战。
本土不是一种需要教育的意识型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更丰富的内涵，从与家人的沟通、社区事务的关心、生活环境的保育、古蹟与纪念物的维系，从地方特色的经营与建立开始，在每一个领域深植本土的意义，这样的本土才能够成为「在地意识」，以相应於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便捷与全球一体。当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不会被Starbucks击倒时，它所代表的正是地方特色对全球一体的反击。同样的，当黑珍珠与玉荷包成为地方骄傲的特产，其实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展现。比起政治上被召唤的遥远本土，这些本土毋宁更贴近生活，也更丰富，对於人们如何建立土地的认同，更有催化效果。
民进党的544万支持者中，相信没有人对於本土价值有所质疑，也没有人对於台湾主体意识有过任何退让 议的焦点并不在本土与中间，而在於对本土化的实施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八年的执政经验，证明了限缩於政治领域，自上而下传递的本土价值是不够的；把自己命为本土政权，更会导致执政失败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不但冲击政权，更冲击到本土价值，甚至带来只要执政权丧失，所有过去的努力很可能付诸流水的恶果。民进党的失败不是因为太本土，而是因为不够本土，不能将本土下而上的落实在每一个领域中而导致。如果不能反省本土的意义与手段，只执着在中间与本土不存在的对立这种假议题上，民进党必定继续失败。
社区如何瓦解地方派系的既有结构?
社区如何瓦解地方派系的既有结构?
地方派系在地方上呼风唤雨，一直是台湾民主化後仍无法解决的困境。民进党再两千年执政後，一直试图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连结，采取了三个主要的措施。第一个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功能。这个改革一推出随即面临相当激烈的反弹，一度功败垂成，但最後还是偷偷摸摸的完成了。
第二个是改革农渔会选举制度，从原先的全额连记投票改为半额连记投票，至少让农渔会理事选举不会再发生「赢者全拿」现象。在高雄县的两个乡镇中，政府先以经营不善为理由收回农业金库，由土地银行出面整顿，不久後再交还新选出的亲民进党力量农会管理，可以说是典型的掺着权力的农金改革案例。虽然不敢保证亲民进党农会会对於财务的管理会比较完善，但制度的建立确实对於农渔会信用部滥贷与亏损问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
第三个企图瓦解国民党与地方派系连带的方式，就是试图建立民进党自己的「派系扈从」制度，拉拢嘉义县林派陈明文、张花冠力量是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在嘉义县选区从不会赢到结合林派得到县级完全执政过程，可以说是建构民进党派系扈从的经典。但这种建立自身扈从结构的改革，权力分配的考量大於制度的建立，因此如果政权再度移转，崩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做法都是由中央上而下的强制改革力量，这当然是掺着权力考虑的制度改革，但只要制度建立，改革成功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从2007年立法委员选举被戏称「地方派系回魂」的结果看来，民进党想藉着上往下的力量强制让地方派系缴械的做法，虽然在部分地方取得成效，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成果，高雄县、嘉义县都只是各别案例，也就是说，改革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收效。
既然从上而下瓦解地方派系的力量可能是无效的，那麽有没有可能从下而上，不依着农渔会权力结构杀出一条血路？屏东县林边乡有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参考。林边以出产「黑珍珠」闻名，但莲雾产业可以打出名号，还是有赖於地方民众的社区意识逐渐外部扩张所产生。从杨弘任的《社区如何动起来》这本书可以看出是「在地师傅」而非农会的产销班制度在推展黑珍珠文化，农会在整个黑珍珠产业的发展过程里，是等到黑珍珠出了名才来配合办理活动的消极的配合者而非主导者。
这个现象相当有趣，杨弘任用社区意识的概念去讨论莲雾种作的传承过程，再以这个过程去证明林边乡的其他社区运动如扫街、东港溪美化等工作，也是依照这个「在地师傅」模式逐步建立民众的参与感而成。既然既有农会力量在黑珍珠行销的过程里只能被动参与，意味着地方上一着派系而划分的人际界线是可以打破的，这也造成了长年投注於民主与环境议题的党外（民进党）政治人物曹启鸿可以依这个「在地师傅」的模式突破长年被地方派系垄断的地方选举结果，进而一路从国代、省议员、立委向上爬升乃至今日担任县长。
我很有兴趣的是，林边乡的经验在2007年立委选举中能否被检验？如果曹启鸿系统的人顺利当选，意味着这个方式对於打破地方派系垄断有所启发，而若相反由国民党老派系拿回区域立委席次，则不免让人猜疑这个「社区意识」效果有限。2007年立委选举，与曹启鸿同为新系出身的潘孟安不但在党内初选没有对手，大选也顺利连任，虽然我没办法证明这是曹启鸿以来凝聚社区意识的效果（潘孟安是恒春人，不是林边人；对手苏清泉是派系出身，但为东港人），但至少可以说在林边这里，社区意识并没有让国民党依着旧有的派系结构重新拿回政权。
杨弘任的作品给了意欲从事政治改革者一个新的想像，如何藉着社区意识去瓦解旧有的派系权力分配结构。这是民进党中央执政以来想推动各种政治改革时相当缺乏的创意，在失去政权的同时，有谓「回归基层」的说法，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为台湾地方政治带来新的改个契机。
地方派系在地方上呼风唤雨，一直是台湾民主化後仍无法解决的困境。民进党再两千年执政後，一直试图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连结，采取了三个主要的措施。第一个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功能。这个改革一推出随即面临相当激烈的反弹，一度功败垂成，但最後还是偷偷摸摸的完成了。
第二个是改革农渔会选举制度，从原先的全额连记投票改为半额连记投票，至少让农渔会理事选举不会再发生「赢者全拿」现象。在高雄县的两个乡镇中，政府先以经营不善为理由收回农业金库，由土地银行出面整顿，不久後再交还新选出的亲民进党力量农会管理，可以说是典型的掺着权力的农金改革案例。虽然不敢保证亲民进党农会会对於财务的管理会比较完善，但制度的建立确实对於农渔会信用部滥贷与亏损问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
第三个企图瓦解国民党与地方派系连带的方式，就是试图建立民进党自己的「派系扈从」制度，拉拢嘉义县林派陈明文、张花冠力量是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在嘉义县选区从不会赢到结合林派得到县级完全执政过程，可以说是建构民进党派系扈从的经典。但这种建立自身扈从结构的改革，权力分配的考量大於制度的建立，因此如果政权再度移转，崩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做法都是由中央上而下的强制改革力量，这当然是掺着权力考虑的制度改革，但只要制度建立，改革成功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从2007年立法委员选举被戏称「地方派系回魂」的结果看来，民进党想藉着上往下的力量强制让地方派系缴械的做法，虽然在部分地方取得成效，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成果，高雄县、嘉义县都只是各别案例，也就是说，改革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收效。
既然从上而下瓦解地方派系的力量可能是无效的，那麽有没有可能从下而上，不依着农渔会权力结构杀出一条血路？屏东县林边乡有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参考。林边以出产「黑珍珠」闻名，但莲雾产业可以打出名号，还是有赖於地方民众的社区意识逐渐外部扩张所产生。从杨弘任的《社区如何动起来》这本书可以看出是「在地师傅」而非农会的产销班制度在推展黑珍珠文化，农会在整个黑珍珠产业的发展过程里，是等到黑珍珠出了名才来配合办理活动的消极的配合者而非主导者。
这个现象相当有趣，杨弘任用社区意识的概念去讨论莲雾种作的传承过程，再以这个过程去证明林边乡的其他社区运动如扫街、东港溪美化等工作，也是依照这个「在地师傅」模式逐步建立民众的参与感而成。既然既有农会力量在黑珍珠行销的过程里只能被动参与，意味着地方上一着派系而划分的人际界线是可以打破的，这也造成了长年投注於民主与环境议题的党外（民进党）政治人物曹启鸿可以依这个「在地师傅」的模式突破长年被地方派系垄断的地方选举结果，进而一路从国代、省议员、立委向上爬升乃至今日担任县长。
我很有兴趣的是，林边乡的经验在2007年立委选举中能否被检验？如果曹启鸿系统的人顺利当选，意味着这个方式对於打破地方派系垄断有所启发，而若相反由国民党老派系拿回区域立委席次，则不免让人猜疑这个「社区意识」效果有限。2007年立委选举，与曹启鸿同为新系出身的潘孟安不但在党内初选没有对手，大选也顺利连任，虽然我没办法证明这是曹启鸿以来凝聚社区意识的效果（潘孟安是恒春人，不是林边人；对手苏清泉是派系出身，但为东港人），但至少可以说在林边这里，社区意识并没有让国民党依着旧有的派系结构重新拿回政权。
杨弘任的作品给了意欲从事政治改革者一个新的想像，如何藉着社区意识去瓦解旧有的派系权力分配结构。这是民进党中央执政以来想推动各种政治改革时相当缺乏的创意，在失去政权的同时，有谓「回归基层」的说法，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为台湾地方政治带来新的改个契机。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类归于： 未分类 — admin @ 1:48 下午 编辑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莫名奇妙下班前要写一篇报告，说要讲选举选输的心得。真奇怪，又不是我选输，干麻不请谢长廷自己写。不过既然要写就来骂个痛快，败选一周了，有些想法也沉淀了，正是检讨的好时机。
一、 败选检讨
1. 同志作风腐败，失败推诿卸责
执政以来党内部份同志作风腐败，有贪污被起诉者，亦有因与厂商往来收受不当利益，引起社会公评者。八年来，吃香喝辣人人有份，现在失去政权，却全部都把指标指向陈总统，对陈总统不甚公平。试想，若非有总统开启执政八年，各位同志皆草莽出身，岂有封官晋爵机会？吃香喝辣人人有份，不当行为都该检讨，全部都把责任丢给代罪羔羊，有失公允。
2. 本土论述落後，无法吸引支持
近几年党内本土论述贫乏，无法吸引进步本土力量支持。民众对民进党的要求，已不再是在野时期的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更在意於我们要建立一个怎麽样的一个国家。一个独立但是贪污腐败、政经失调的国家岂是人民所愿？我党作为执政党，过度沉浸於2004年以台湾主体意识胜选的骄傲，以为复制相同论述就可以打赢选战，不免天真。时间不会停留，民意正如流水，如果不能以议题和进步本土力量结合，只是复制自己成为「有台湾意识的国民党」，打败国民党继而执政有什麽意义？
3. 初选伤势过重，影响党内团结
党内部份同志初选伤势过重，不但影响社会观感，亦不利於选举团结，立委选举期间部份县市开票不如预期，都是因为党内不团结，不能互相拉抬，甚至互扯後腿所导致。初选以来，党中央无力控制部份同志在初选登记後仍任意更改初选制度，只为排除异己:又放任部分派系胡作非为，造成党纪不彰，都严重影响前线同志士气。这些初选纠纷，後来纷纷在立委及总统选举时发酵，造成严重辅选困难，也导致各项选举无法开出选票。
4. 缺乏明确论述，无法吸引新人
民进党执政八年，青年选票不断流失。如果党内至今仍以培养「青年军」的角度想吸引年轻人。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不啻缘木求鱼，政治已无万恶威权政府，年轻人可选择的选项甚多，无需将精力全然投入政治。如果本党同志仍将青年视为选举工具或者「创意」来源，必然无法开拓选票。当今年轻族群并无国民党统治经验，无法被前辈为民主流血汗的论述所吸引；如果不能在「进步本土」的立场上更进一步，就社会正义的论述重新阐发，让青年了解并重新感受当年建党的初心，选票只会越来越少。
5. 务虚高空议题，远离基层力量
本次谢候选人下乡行程太少，基层看不到候选人，抱怨颇多。马英九复制2004年本党选战程式，勤走基层，又凭其原先掌握之媒体优势，彻底击败本党候选人。本党候选人应记取教训，媒体仅是辅助工具，基层的支持远较媒体战实在。本次在南部选区开票状况未臻理想，应与候选人不见踪影，只缘身在电视上有关。党内若不在注重基层力量，国民党执政後蠢蠢欲动的地方派系重新回潮，对本党未来选举局势将雪上加霜。
二、 未来建议
1. 建立智库传承执政经验
国民党失去政权时，为安插退休政务官而建立智库，惟流於形式，无法传承执政经验，导致目前马团队很可能组出「史上年纪最大内阁」。本党相关之台湾智库，目前可能应经费不足面临缩编问题，相当堪忧。事实上，本党应加强投资台湾智库以及辅导凯校转型，比照教职薪资安插智库专任研究员职务，利用执政经验针对国民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有效看法，提供立院党团问政使用。智库亦应举办定期做谈及短期训练，取代过往研习营只为选举争功及成员联谊工具想法，提供立院党团及助理有效的研究资讯与经验传承，若此不但可以提高问政品质，亦可培养年轻後进。
2. 鼓励党员参与基层选举
地方包围中央政策过去久为本党采用，2000年能够执政，号角也起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现既已失去执政优势，应重整旗鼓，鼓励後进投入县市议员及更基层选举，达成地方包围中央目标。
3. 不怕批评举办路线辩论
党内初选以来，争议颇多。部份党员对於党路线争议甚钜，惟因连续面临大选，应以团结为务，遂未有明确路线辩论问题。本党向有路线辩论传统，1996年总统选举大败後的路线辩论、1998年中国政策辩论皆为党内路线斗争有效解决措施。今党内同志排除异己，伪造团结气氛，无视於背後暗潮汹涌。与其明争暗斗，不如路线辩论，交由社会公评，亦可做为党内重新出发的起点。
4. 加强青年参政议政空间
本党於选举中面临青年选票崩盘危机，幸有「逆转胜」运动带动选举士气。最後虽功败垂成，但运动造成之效果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尝有同志认为本党青年支持者越来越少，观察红衫军以来国民党活动可见，年轻民众支持国民党者数目逐渐增加，而本党青年支持者则「年纪逐渐增加」。本党应注意此一状况，邀请更多年轻支持者加入民进党，甚至可研拟增加中央及地方党部执委、常委青年代表措施，保障党员人数弱势的年轻族群有参与党政机会。并彻底改变过去只是将青年党员在选举时当做「青年军」的心态，邀请青年党员参与党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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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莫名奇妙下班前要写一篇报告，说要讲选举选输的心得。真奇怪，又不是我选输，干麻不请谢长廷自己写。不过既然要写就来骂个痛快，败选一周了，有些想法也沉淀了，正是检讨的好时机。
一、 败选检讨
1. 同志作风腐败，失败推诿卸责
执政以来党内部份同志作风腐败，有贪污被起诉者，亦有因与厂商往来收受不当利益，引起社会公评者。八年来，吃香喝辣人人有份，现在失去政权，却全部都把指标指向陈总统，对陈总统不甚公平。试想，若非有总统开启执政八年，各位同志皆草莽出身，岂有封官晋爵机会？吃香喝辣人人有份，不当行为都该检讨，全部都把责任丢给代罪羔羊，有失公允。
2. 本土论述落後，无法吸引支持
近几年党内本土论述贫乏，无法吸引进步本土力量支持。民众对民进党的要求，已不再是在野时期的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更在意於我们要建立一个怎麽样的一个国家。一个独立但是贪污腐败、政经失调的国家岂是人民所愿？我党作为执政党，过度沉浸於2004年以台湾主体意识胜选的骄傲，以为复制相同论述就可以打赢选战，不免天真。时间不会停留，民意正如流水，如果不能以议题和进步本土力量结合，只是复制自己成为「有台湾意识的国民党」，打败国民党继而执政有什麽意义？
3. 初选伤势过重，影响党内团结
党内部份同志初选伤势过重，不但影响社会观感，亦不利於选举团结，立委选举期间部份县市开票不如预期，都是因为党内不团结，不能互相拉抬，甚至互扯後腿所导致。初选以来，党中央无力控制部份同志在初选登记後仍任意更改初选制度，只为排除异己:又放任部分派系胡作非为，造成党纪不彰，都严重影响前线同志士气。这些初选纠纷，後来纷纷在立委及总统选举时发酵，造成严重辅选困难，也导致各项选举无法开出选票。
4. 缺乏明确论述，无法吸引新人
民进党执政八年，青年选票不断流失。如果党内至今仍以培养「青年军」的角度想吸引年轻人。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不啻缘木求鱼，政治已无万恶威权政府，年轻人可选择的选项甚多，无需将精力全然投入政治。如果本党同志仍将青年视为选举工具或者「创意」来源，必然无法开拓选票。当今年轻族群并无国民党统治经验，无法被前辈为民主流血汗的论述所吸引；如果不能在「进步本土」的立场上更进一步，就社会正义的论述重新阐发，让青年了解并重新感受当年建党的初心，选票只会越来越少。
5. 务虚高空议题，远离基层力量
本次谢候选人下乡行程太少，基层看不到候选人，抱怨颇多。马英九复制2004年本党选战程式，勤走基层，又凭其原先掌握之媒体优势，彻底击败本党候选人。本党候选人应记取教训，媒体仅是辅助工具，基层的支持远较媒体战实在。本次在南部选区开票状况未臻理想，应与候选人不见踪影，只缘身在电视上有关。党内若不在注重基层力量，国民党执政後蠢蠢欲动的地方派系重新回潮，对本党未来选举局势将雪上加霜。
二、 未来建议
1. 建立智库传承执政经验
国民党失去政权时，为安插退休政务官而建立智库，惟流於形式，无法传承执政经验，导致目前马团队很可能组出「史上年纪最大内阁」。本党相关之台湾智库，目前可能应经费不足面临缩编问题，相当堪忧。事实上，本党应加强投资台湾智库以及辅导凯校转型，比照教职薪资安插智库专任研究员职务，利用执政经验针对国民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有效看法，提供立院党团问政使用。智库亦应举办定期做谈及短期训练，取代过往研习营只为选举争功及成员联谊工具想法，提供立院党团及助理有效的研究资讯与经验传承，若此不但可以提高问政品质，亦可培养年轻後进。
2. 鼓励党员参与基层选举
地方包围中央政策过去久为本党采用，2000年能够执政，号角也起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现既已失去执政优势，应重整旗鼓，鼓励後进投入县市议员及更基层选举，达成地方包围中央目标。
3. 不怕批评举办路线辩论
党内初选以来，争议颇多。部份党员对於党路线争议甚钜，惟因连续面临大选，应以团结为务，遂未有明确路线辩论问题。本党向有路线辩论传统，1996年总统选举大败後的路线辩论、1998年中国政策辩论皆为党内路线斗争有效解决措施。今党内同志排除异己，伪造团结气氛，无视於背後暗潮汹涌。与其明争暗斗，不如路线辩论，交由社会公评，亦可做为党内重新出发的起点。
4. 加强青年参政议政空间
本党於选举中面临青年选票崩盘危机，幸有「逆转胜」运动带动选举士气。最後虽功败垂成，但运动造成之效果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尝有同志认为本党青年支持者越来越少，观察红衫军以来国民党活动可见，年轻民众支持国民党者数目逐渐增加，而本党青年支持者则「年纪逐渐增加」。本党应注意此一状况，邀请更多年轻支持者加入民进党，甚至可研拟增加中央及地方党部执委、常委青年代表措施，保障党员人数弱势的年轻族群有参与党政机会。并彻底改变过去只是将青年党员在选举时当做「青年军」的心态，邀请青年党员参与党内活动。
给好友的一封信
给好友的一封信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如鲠在喉，想写什麽却写不出来。昨晚你邀请我一起去总部，我怕太伤心遂回绝你，但将近十点时还是打了通电话慰问。你对这场选举投入的远比我深，不像我只出了一张选票，还有参加两场活动；你不但上节目，还焦虑的打电话来问我辩论的心得，只是希望多帮候选人一点点。
而我，立委选完之後心情都一直很低迷，除了保住了工作，其他方面一点建树都没有。读的书不很喜欢、工作没什麽成就，每天空空洞洞却忙得不得了，洗头的时候偶尔感觉自己在掉头发。
然後总统也选输了，本来就料想得到的预言成了真，真要当在野党了。明明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事情真的发生时，我却突然异常的焦虑了起来。不是因为选输心情不好，而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对当在野党没有任何准备。
你、我，走这条路以来一直都是执政党的边缘角色，习惯了执政党怎麽样运作。我知道经费怎样争取、事件如何协调、预算如何护航，你则知道什麽是标案、怎麽（预算充足的）筹备活动、什麽是主体意识下的国际合作。我们懂得如何从恶意媒体的迷雾中读出事件真相的端倪，怎麽从政府机构中寻找可资辩护的说帖，但我们从来也没当过在野党。毕竟这这八年来那个不及格的胡说八道在野党做事方式，并不值得我们学习。
你说单位可能缩编，让我很担心。我是在第一线的幕僚，需要更充足的问政资源，你们目前提供的东西显然不够，如果还缩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准备问政资料。理想中的在野党，应该要有很强的智库和教育训练机构，前者提供幕僚第一线作战的充足资讯，後者培养幕僚除了联谊之外必要的问政能力。
那麽多卸任的部长，应该要将他们的经验，苦闷与成就、成功和失败，有系统的分享给一代一代的年轻幕僚，让我们知道政策拟定到执行的个中意义。他们不一定任内做的很好，但失败都有原因，需要痛下决心的反省与传承，後人才不会走上一样的徒劳路途，让国家原地踏步。
我们失败是因为有些同志失去理想，甚至自相残杀；我们失败是因为幕僚单位成为活动宣传基地，训练机制便成新权贵互相联谊的场合而失去研修的意义。失败的时候，你所在的单位，肩负的责任应该要更大，才能提供最前线的我们充裕的弹药，当负责任且言之有物的在野党。
台湾政党对年轻人看的太轻，总只是把创意之类的事情归给「青年军」，却不思考怎麽样才是培养接班队伍的根本之道。因此失败之後总是要怨叹接班断层，却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断层是从哪里造成的。如果那些老人的心态没有改变，不愿意投资幕僚群的问政能力，那麽长期在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管那些前辈们怎麽想，要不要系统性的培养年轻人，你我总是要更努力累积自己的能力，机会来的时候，才不会又像这八年，西哩呼噜就过了，结果还不是一场空。一起加油吧！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如鲠在喉，想写什麽却写不出来。昨晚你邀请我一起去总部，我怕太伤心遂回绝你，但将近十点时还是打了通电话慰问。你对这场选举投入的远比我深，不像我只出了一张选票，还有参加两场活动；你不但上节目，还焦虑的打电话来问我辩论的心得，只是希望多帮候选人一点点。
而我，立委选完之後心情都一直很低迷，除了保住了工作，其他方面一点建树都没有。读的书不很喜欢、工作没什麽成就，每天空空洞洞却忙得不得了，洗头的时候偶尔感觉自己在掉头发。
然後总统也选输了，本来就料想得到的预言成了真，真要当在野党了。明明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事情真的发生时，我却突然异常的焦虑了起来。不是因为选输心情不好，而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对当在野党没有任何准备。
你、我，走这条路以来一直都是执政党的边缘角色，习惯了执政党怎麽样运作。我知道经费怎样争取、事件如何协调、预算如何护航，你则知道什麽是标案、怎麽（预算充足的）筹备活动、什麽是主体意识下的国际合作。我们懂得如何从恶意媒体的迷雾中读出事件真相的端倪，怎麽从政府机构中寻找可资辩护的说帖，但我们从来也没当过在野党。毕竟这这八年来那个不及格的胡说八道在野党做事方式，并不值得我们学习。
你说单位可能缩编，让我很担心。我是在第一线的幕僚，需要更充足的问政资源，你们目前提供的东西显然不够，如果还缩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准备问政资料。理想中的在野党，应该要有很强的智库和教育训练机构，前者提供幕僚第一线作战的充足资讯，後者培养幕僚除了联谊之外必要的问政能力。
那麽多卸任的部长，应该要将他们的经验，苦闷与成就、成功和失败，有系统的分享给一代一代的年轻幕僚，让我们知道政策拟定到执行的个中意义。他们不一定任内做的很好，但失败都有原因，需要痛下决心的反省与传承，後人才不会走上一样的徒劳路途，让国家原地踏步。
我们失败是因为有些同志失去理想，甚至自相残杀；我们失败是因为幕僚单位成为活动宣传基地，训练机制便成新权贵互相联谊的场合而失去研修的意义。失败的时候，你所在的单位，肩负的责任应该要更大，才能提供最前线的我们充裕的弹药，当负责任且言之有物的在野党。
台湾政党对年轻人看的太轻，总只是把创意之类的事情归给「青年军」，却不思考怎麽样才是培养接班队伍的根本之道。因此失败之後总是要怨叹接班断层，却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断层是从哪里造成的。如果那些老人的心态没有改变，不愿意投资幕僚群的问政能力，那麽长期在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管那些前辈们怎麽想，要不要系统性的培养年轻人，你我总是要更努力累积自己的能力，机会来的时候，才不会又像这八年，西哩呼噜就过了，结果还不是一场空。一起加油吧！
没有逆转胜
没有逆转胜
选举输掉了，我没在现场，窝在家里有气无力的看着电视。公投没过，马英九当选，这是我最不希望但却早有心理准备的选举结果。七点半左右，电视上马谢两人各自发表谈话，我关掉电视，心里五味杂陈。
这场选举我投入甚少，甚至没有写文章说过谢长廷一句好话。曾经想过要写，打开电脑却不知道要写什麽。民进党没办法感动人民，甚至没办法感动我，虽然叫喊「逆转胜」很热血，但是既然要逆转，就是因为处於劣势。而我投给民进党，其实也没什麽理由，只是我对国民党的台湾前途立场疑虑比较深而已。
既然大多数的台湾人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只能怪民进党自己执政的成绩太差，差到各种努力都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台湾人於是选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票的国民党总统。不过尽管如此，国民党对於历史责任的闪避，对於中国的谄媚，以及这八年来的诸种恶行恶状，我无法释怀。
这种经验在东欧也有过，民主人士没办法把国家治理好，於是共产党（可能也没到过歉吧）披着社会民主党的外衣回来了，学术上称作Pink Revolution。我读过一堆讨论粉红复辟的论文，大致上和台湾发生的状况差不多。人们总是一代一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再大的昔日荣耀也不会比对现状的不满发生更大的影响。说不定国民党重新执政也不是什麽坏事，他们什麽权力都拿走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厌恶超过了对国民党不良纪录的恐惧。这样，国民党得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过去他们曾经检验民进党的，现在（清醒的）民众也会这样苛求它。过去许多神话，可能也会因此幻灭，让台湾民主走向一个「除魅」的新格局。
至於民进党，接着要登场的应该就是星期三中常会的腥风血雨了。退回一个完全的在野党角色，许多趋炎附势者应该都会陆续回去吃执政党的奶水，或者另谋出路，这是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机会，就本土、正义、发展作出新的论述结构，让民众知道除了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外，我们更在乎要作一个什麽样的国家。对这八年来的执政作出最彻底的检讨与批判，让进步本土的力量出头，才能让民众相信民进党是有改革与反省能力的政党。
立委选输的时候我说要在这种最艰困的时候入党，因为改革需要更多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撩落去」。要作在野党的党员，我准备好了（但是党证还没寄来，效率这麽差，可见党还没准备好！）此外，作为在野党的立委助理，我愿谨守分寸，作忠诚的反对党，用最严苛的标准监督执政者推动的政策是不是有利於我们挚爱的国家。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在理想上尽力，我相信彻底的惨败就是民进党改革的起点，让理想继续燃烧。
选举输掉了，我没在现场，窝在家里有气无力的看着电视。公投没过，马英九当选，这是我最不希望但却早有心理准备的选举结果。七点半左右，电视上马谢两人各自发表谈话，我关掉电视，心里五味杂陈。
这场选举我投入甚少，甚至没有写文章说过谢长廷一句好话。曾经想过要写，打开电脑却不知道要写什麽。民进党没办法感动人民，甚至没办法感动我，虽然叫喊「逆转胜」很热血，但是既然要逆转，就是因为处於劣势。而我投给民进党，其实也没什麽理由，只是我对国民党的台湾前途立场疑虑比较深而已。
既然大多数的台湾人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只能怪民进党自己执政的成绩太差，差到各种努力都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台湾人於是选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票的国民党总统。不过尽管如此，国民党对於历史责任的闪避，对於中国的谄媚，以及这八年来的诸种恶行恶状，我无法释怀。
这种经验在东欧也有过，民主人士没办法把国家治理好，於是共产党（可能也没到过歉吧）披着社会民主党的外衣回来了，学术上称作Pink Revolution。我读过一堆讨论粉红复辟的论文，大致上和台湾发生的状况差不多。人们总是一代一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再大的昔日荣耀也不会比对现状的不满发生更大的影响。说不定国民党重新执政也不是什麽坏事，他们什麽权力都拿走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厌恶超过了对国民党不良纪录的恐惧。这样，国民党得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过去他们曾经检验民进党的，现在（清醒的）民众也会这样苛求它。过去许多神话，可能也会因此幻灭，让台湾民主走向一个「除魅」的新格局。
至於民进党，接着要登场的应该就是星期三中常会的腥风血雨了。退回一个完全的在野党角色，许多趋炎附势者应该都会陆续回去吃执政党的奶水，或者另谋出路，这是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机会，就本土、正义、发展作出新的论述结构，让民众知道除了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外，我们更在乎要作一个什麽样的国家。对这八年来的执政作出最彻底的检讨与批判，让进步本土的力量出头，才能让民众相信民进党是有改革与反省能力的政党。
立委选输的时候我说要在这种最艰困的时候入党，因为改革需要更多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撩落去」。要作在野党的党员，我准备好了（但是党证还没寄来，效率这麽差，可见党还没准备好！）此外，作为在野党的立委助理，我愿谨守分寸，作忠诚的反对党，用最严苛的标准监督执政者推动的政策是不是有利於我们挚爱的国家。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在理想上尽力，我相信彻底的惨败就是民进党改革的起点，让理想继续燃烧。
隐藏的阶级伤痕
隐藏的阶级伤痕
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受到「阶级」问题，是快退伍的时候。有一天我押Keven的车去采买，聊到退伍之後要干麻，Keven说要去纺织厂的生产线上，一个月应该可以赚个两万五，「收入不错」，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很深刻的反省奉行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努力总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Keven让我知道，我之所以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是因为我的阶级优势让我有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但对他而言，他在退伍这个起跑点上能选择的，比我少了太多。
但老实讲，如果Keven不要去生产线当工人，改去建筑工地开怪手或者像我建议的去开黑猫货运车，说不定他的收入会和我差不多。但老实讲，我们都很清楚，就算他的收入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多，但他一样会觉得他和我不一样。（而且那个一样多可能只有算到他和我一起退伍那天起的前两年）起码，他不会没事去逛个书店，吃饱撑着去考一个博士班来折磨自己下班的休息时间；他不会一时兴起花九百块买一张「柴可夫斯基」音乐会的票，他也不会没事走进咖啡馆和人家谈公事。简单来讲，Keven的life style在社会公认的层次里，不如我的有趣。也因此，即使收入和我差不多，他会觉得自己不受到「尊敬」。（即便我作为Keven觉得有受到尊敬的那个阶级的预备军，老实讲我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什麽尊敬。）
Richard Sennett和Johnathan Cobb合着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谈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阶级之间真正的伤痕，其实不是收入的差异，而是respect。Sennett先拿出沙特的例子，提到共产主义者背叛工人的问题，进而点出了沙特自己深深知道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融入工人的生活。一个工人要的可能只是生活的温饱，而不需要钓完鱼还花脑筋读柏拉图，而知识分子所企求，却远超过温饱。Sennett用沙特之口，道出了知识份子和工人阶级间实质上的紧张关系，那是life style所造成的伤痕和距离，而非阶级所引致。
Sennett提出了美国做为一个「熔炉」，虽被当作美谈，但整个malt的过程，却完全被忽略。这个问题在蓝佩嘉的「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这篇文章中也有稍微带到。蓝佩嘉在论述台湾外籍移工的招募过程和政策隔离议题中，首先提到台湾人「越白越专业」的逻辑中，隐藏着对「白人」同一化的误解，没有注意到在美国早期「白人」的定义并不包括爱尔兰人、波兰人等非西欧种族。这在Sennett的书中有更细腻的描写，Sennett提到早期美国劳动市场机械化造成技术劳工的失业後，低价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外籍非技术劳工反而成为失业问题的代罪羔羊。而接着形成的，对移工的恐惧和不断复制的如移民区治安差等刻板印象，也在移民因为美国人排外而形成的小义大利、小希腊中国城等美国人不愿进入的特殊区域中自成的群落中不断复制与再现。
但Sennett想谈的问题不仅於此，他注意到劳工的生命史中，对於另一个阶级如何获得「尊重」（事实上就是评断他人的权力）的理由是，他们受过教育。因此，劳工相当致力於他们子女的教育，当劳工获得了物质生活的提升，他们选择搬离小义大利、中国城，他们搬到郊区，想办法加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希望他们的子女受良好教育，向上游动入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运作可以顺畅的原因就在於此，尽管大多数的劳工子女都没有顺利在阶级中向上游动，但只要几个成功的案例，就可以证明「美国梦」、「熔炉」这些字眼的正面意义。但又是否，向上游动的成功就代表那个劳工家庭的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或者其实，当孩子越来越有「成就」，离工人的life style越来越远时，父母所处的那个阶级，成为被孩子的新世界羞辱的对象？而年轻还没有对阶级发生过任何反省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与父母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家庭问题、代沟，背後隐藏的其实是阶级问题？
回到Keven这个人，老实讲，从退伍那天起，我就没有跟他连络过。也不见得是我故意不和他连络，而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要说些什麽。2006年，那只是我人生短暂的一年，那一年里我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因为军队相比於社会特殊的科层制，以「狗官」这个共同敌人的形象，短暂的抹平了我们之间社会阶级的区隔。但大家各自退伍回到社会中原属的阶级时，唯一还和我还密切连络的，是台大小我一届的阿涌。而我，早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心态居然这麽「精英」。
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受到「阶级」问题，是快退伍的时候。有一天我押Keven的车去采买，聊到退伍之後要干麻，Keven说要去纺织厂的生产线上，一个月应该可以赚个两万五，「收入不错」，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很深刻的反省奉行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努力总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Keven让我知道，我之所以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是因为我的阶级优势让我有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但对他而言，他在退伍这个起跑点上能选择的，比我少了太多。
但老实讲，如果Keven不要去生产线当工人，改去建筑工地开怪手或者像我建议的去开黑猫货运车，说不定他的收入会和我差不多。但老实讲，我们都很清楚，就算他的收入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多，但他一样会觉得他和我不一样。（而且那个一样多可能只有算到他和我一起退伍那天起的前两年）起码，他不会没事去逛个书店，吃饱撑着去考一个博士班来折磨自己下班的休息时间；他不会一时兴起花九百块买一张「柴可夫斯基」音乐会的票，他也不会没事走进咖啡馆和人家谈公事。简单来讲，Keven的life style在社会公认的层次里，不如我的有趣。也因此，即使收入和我差不多，他会觉得自己不受到「尊敬」。（即便我作为Keven觉得有受到尊敬的那个阶级的预备军，老实讲我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什麽尊敬。）
Richard Sennett和Johnathan Cobb合着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谈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阶级之间真正的伤痕，其实不是收入的差异，而是respect。Sennett先拿出沙特的例子，提到共产主义者背叛工人的问题，进而点出了沙特自己深深知道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融入工人的生活。一个工人要的可能只是生活的温饱，而不需要钓完鱼还花脑筋读柏拉图，而知识分子所企求，却远超过温饱。Sennett用沙特之口，道出了知识份子和工人阶级间实质上的紧张关系，那是life style所造成的伤痕和距离，而非阶级所引致。
Sennett提出了美国做为一个「熔炉」，虽被当作美谈，但整个malt的过程，却完全被忽略。这个问题在蓝佩嘉的「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这篇文章中也有稍微带到。蓝佩嘉在论述台湾外籍移工的招募过程和政策隔离议题中，首先提到台湾人「越白越专业」的逻辑中，隐藏着对「白人」同一化的误解，没有注意到在美国早期「白人」的定义并不包括爱尔兰人、波兰人等非西欧种族。这在Sennett的书中有更细腻的描写，Sennett提到早期美国劳动市场机械化造成技术劳工的失业後，低价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外籍非技术劳工反而成为失业问题的代罪羔羊。而接着形成的，对移工的恐惧和不断复制的如移民区治安差等刻板印象，也在移民因为美国人排外而形成的小义大利、小希腊中国城等美国人不愿进入的特殊区域中自成的群落中不断复制与再现。
但Sennett想谈的问题不仅於此，他注意到劳工的生命史中，对於另一个阶级如何获得「尊重」（事实上就是评断他人的权力）的理由是，他们受过教育。因此，劳工相当致力於他们子女的教育，当劳工获得了物质生活的提升，他们选择搬离小义大利、中国城，他们搬到郊区，想办法加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希望他们的子女受良好教育，向上游动入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运作可以顺畅的原因就在於此，尽管大多数的劳工子女都没有顺利在阶级中向上游动，但只要几个成功的案例，就可以证明「美国梦」、「熔炉」这些字眼的正面意义。但又是否，向上游动的成功就代表那个劳工家庭的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或者其实，当孩子越来越有「成就」，离工人的life style越来越远时，父母所处的那个阶级，成为被孩子的新世界羞辱的对象？而年轻还没有对阶级发生过任何反省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与父母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家庭问题、代沟，背後隐藏的其实是阶级问题？
回到Keven这个人，老实讲，从退伍那天起，我就没有跟他连络过。也不见得是我故意不和他连络，而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要说些什麽。2006年，那只是我人生短暂的一年，那一年里我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因为军队相比於社会特殊的科层制，以「狗官」这个共同敌人的形象，短暂的抹平了我们之间社会阶级的区隔。但大家各自退伍回到社会中原属的阶级时，唯一还和我还密切连络的，是台大小我一届的阿涌。而我，早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心态居然这麽「精英」。
三读知识份子论
三读知识份子论
昨天下午又把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拿出来看了一遍，其中「知识份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章，和Arif Dirlik提到的「在地性」显有冲突。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发现Dirlik对萨伊得这类知识份子有点意见，认为他们藉着流亡去塑造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反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垄断了文化诠释的权力。
流亡者自然就不可能在地，out of place当然不可能place-based。我读萨伊德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但我倒是不会像Dirlik那样酸流亡知识份子，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面的萨伊德，有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没什麽不好，毕竟萨伊德从小就流离失所，而且一个巴勒斯坦人到美国找不到依归也不是什麽怪事，不是吗？萨伊德的流亡情感，王丹应该最清楚，此君自称是八九民运世代唯一还没下岗者，到现在还过着流亡生活，有国回不了，只能来台湾感觉一下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乡土情怀。
不过如果说流亡就不能place-based，对萨伊德和王丹也不太公平。流亡者之所以有家归不得，都是因为有本土关怀所导致。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论述虽不见容於巴勒斯坦人，但他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我认为不容抹灭。萨伊德写流亡者这章感觉对同胞不认同他的巴勒斯坦观有点抱怨，遂说只有流亡在外，才能更看清楚真相，不被国族的帽子所遮眼。
国族确实是个复杂的难题，对一个美国人要对美国的霸权说真话没那麽难，因为美国这国家基本上是多元主义，而且又没有国族困惑。但当两个国族在同一个土地上竞争时，要逃离国族的帽沿就尤其困难。比如说2006年的七一五学者，要怎麽批评陈水扁，才能够不被另一股虎视眈眈的国族力量所僭用？明知道应该批评，却又知道批评会被曲解与滥用，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
不过第三次读萨伊德，还是有些想法。萨伊德批评被权力所聘用、谘询者，就不配作知识份子的那一章，我基於对自己辩护的道理，实在恕难同意。很久以前我就想，世界上有些人能力很好，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於发现问题的批评者角色，而要去想，他们能够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我记得李登辉讲过，权力是一种工具，你在那个位子上，权力就借给你。但你要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你要用权力来作什麽？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是批评者，对权势说真话者。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帮自己量身订做知识份子的衣服，比如他觉得知识份子在大学教书求温饱没什麽不对、或者前面提到的流亡问题。我不是说他这样讲不对，而是想说，他其实写这本书本也有帮自己辩护的意味，毕竟知识这件事，人们总是一人一把号。至少我就觉得，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要会批评，当他能力可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更勇於面对权力，并且懂得对权力自我反省。当代台湾的学术界人士盖分两种，一种是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学者，这些人也跟人家搞公共参与，但是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实在没什麽意义，谁不知道总统要有guts？你应该要跟人家讲什麽是有guts，而不是告诉大家总统要有guts？另外一种等着当官，一点也没有知识份子气概，这样也不对。要当官就勇敢说出来，不要在那里装学者，假中立。有时候我都想，台湾这麽乱，就是这些学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不就白痴当有趣，不然就猪哥装清纯才导致。
前几天和K胡说八道，讲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力，我说这几天几个大型投资案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K却觉得媒体可以合理的怀疑政府在胡搞瞎搞。我就回了他那媒体监督政府可以无中生有乱栽赃吗？後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涉及了台湾目前对於「谁是权力者」的界定并不清晰，两个争执中的国族主义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权力者，台湾国族主义有政治权力、中国国族主义有文化诠释权力，所以我和K才会互相以为自己是在和权势说真话。我们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反身性」（reflexivity），会对自己的位置作一些反省，也算是书没有白读。
昨天下午又把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拿出来看了一遍，其中「知识份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章，和Arif Dirlik提到的「在地性」显有冲突。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发现Dirlik对萨伊得这类知识份子有点意见，认为他们藉着流亡去塑造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反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垄断了文化诠释的权力。
流亡者自然就不可能在地，out of place当然不可能place-based。我读萨伊德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但我倒是不会像Dirlik那样酸流亡知识份子，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面的萨伊德，有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没什麽不好，毕竟萨伊德从小就流离失所，而且一个巴勒斯坦人到美国找不到依归也不是什麽怪事，不是吗？萨伊德的流亡情感，王丹应该最清楚，此君自称是八九民运世代唯一还没下岗者，到现在还过着流亡生活，有国回不了，只能来台湾感觉一下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乡土情怀。
不过如果说流亡就不能place-based，对萨伊德和王丹也不太公平。流亡者之所以有家归不得，都是因为有本土关怀所导致。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论述虽不见容於巴勒斯坦人，但他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我认为不容抹灭。萨伊德写流亡者这章感觉对同胞不认同他的巴勒斯坦观有点抱怨，遂说只有流亡在外，才能更看清楚真相，不被国族的帽子所遮眼。
国族确实是个复杂的难题，对一个美国人要对美国的霸权说真话没那麽难，因为美国这国家基本上是多元主义，而且又没有国族困惑。但当两个国族在同一个土地上竞争时，要逃离国族的帽沿就尤其困难。比如说2006年的七一五学者，要怎麽批评陈水扁，才能够不被另一股虎视眈眈的国族力量所僭用？明知道应该批评，却又知道批评会被曲解与滥用，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
不过第三次读萨伊德，还是有些想法。萨伊德批评被权力所聘用、谘询者，就不配作知识份子的那一章，我基於对自己辩护的道理，实在恕难同意。很久以前我就想，世界上有些人能力很好，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於发现问题的批评者角色，而要去想，他们能够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我记得李登辉讲过，权力是一种工具，你在那个位子上，权力就借给你。但你要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你要用权力来作什麽？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是批评者，对权势说真话者。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帮自己量身订做知识份子的衣服，比如他觉得知识份子在大学教书求温饱没什麽不对、或者前面提到的流亡问题。我不是说他这样讲不对，而是想说，他其实写这本书本也有帮自己辩护的意味，毕竟知识这件事，人们总是一人一把号。至少我就觉得，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要会批评，当他能力可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更勇於面对权力，并且懂得对权力自我反省。当代台湾的学术界人士盖分两种，一种是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学者，这些人也跟人家搞公共参与，但是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实在没什麽意义，谁不知道总统要有guts？你应该要跟人家讲什麽是有guts，而不是告诉大家总统要有guts？另外一种等着当官，一点也没有知识份子气概，这样也不对。要当官就勇敢说出来，不要在那里装学者，假中立。有时候我都想，台湾这麽乱，就是这些学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不就白痴当有趣，不然就猪哥装清纯才导致。
前几天和K胡说八道，讲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力，我说这几天几个大型投资案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K却觉得媒体可以合理的怀疑政府在胡搞瞎搞。我就回了他那媒体监督政府可以无中生有乱栽赃吗？後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涉及了台湾目前对於「谁是权力者」的界定并不清晰，两个争执中的国族主义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权力者，台湾国族主义有政治权力、中国国族主义有文化诠释权力，所以我和K才会互相以为自己是在和权势说真话。我们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反身性」（reflexivity），会对自己的位置作一些反省，也算是书没有白读。
在地的研究者
在地的研究者
我比较喜欢用「本土」（local）而少用「在地」（place-based）来描述研究者的关怀，不过这两个字对我而言意义是相似的。作一个社会学家，具有本土关怀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和K一起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看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作为一个在地的研究者，他的焦虑我都可以深切体会，但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不会是我的焦虑。我读曹锦清，只是为了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为了帮中国人忧虑怎麽解决三农问题。K就不一样，他的认同使他有浓浓的中国情，曹锦清的焦虑感染到他身上，就似是他的焦虑。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对於一个研究者立场的影响，我们采取的本土立场，影响了我们如何界定一个问题应该是知识还是焦虑。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主观认同情感，深切的影响了他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还应该谈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这边文章里认为，全球和地方应该是并置而非冲突的概念，全球资本其实也来自地方，而地方也不应仅仅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要藉着超地方的地方连结，将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可以显得全球。
例如「混杂」（hybri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会因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现。这都意味了Dirlik认为全球化的时代里，地方的重要性应该是更被突显而非抹平。对一位本土研究者来讲，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劳工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新全球现象冲击下的新本土议题。这个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编的Many Globalizations这本书中也有详述，他们认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以全球取代本土、两者并存、两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强力排斥全球四个面向呈现，甚至一个国家里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全球化现象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应。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些挣扎。最初作香港认同的时候，并不想把复杂的台湾牵扯进去，深怕一写就写到没完没了。但越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对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虑。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和台湾人说自己是台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台湾人之所以误会，是因为没有对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却先入为主的把别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乱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导致。基於这样的考虑，於是我提出了问题（question），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而有一些不会？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身份认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害怕碰触敏感或复杂的问题，就想要闪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现。
在地性是因为土地与研究者的关怀连结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现象中，研究者仍然会因为他的本土观而引发在地思考。作一个研究者，应该要对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认识，才能够有反身性，去检讨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也才能够从焦虑衍生出热情，进而成就一个好的研究。
我比较喜欢用「本土」（local）而少用「在地」（place-based）来描述研究者的关怀，不过这两个字对我而言意义是相似的。作一个社会学家，具有本土关怀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和K一起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看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作为一个在地的研究者，他的焦虑我都可以深切体会，但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不会是我的焦虑。我读曹锦清，只是为了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为了帮中国人忧虑怎麽解决三农问题。K就不一样，他的认同使他有浓浓的中国情，曹锦清的焦虑感染到他身上，就似是他的焦虑。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对於一个研究者立场的影响，我们采取的本土立场，影响了我们如何界定一个问题应该是知识还是焦虑。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主观认同情感，深切的影响了他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还应该谈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这边文章里认为，全球和地方应该是并置而非冲突的概念，全球资本其实也来自地方，而地方也不应仅仅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要藉着超地方的地方连结，将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可以显得全球。
例如「混杂」（hybri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会因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现。这都意味了Dirlik认为全球化的时代里，地方的重要性应该是更被突显而非抹平。对一位本土研究者来讲，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劳工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新全球现象冲击下的新本土议题。这个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编的Many Globalizations这本书中也有详述，他们认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以全球取代本土、两者并存、两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强力排斥全球四个面向呈现，甚至一个国家里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全球化现象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应。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些挣扎。最初作香港认同的时候，并不想把复杂的台湾牵扯进去，深怕一写就写到没完没了。但越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对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虑。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和台湾人说自己是台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台湾人之所以误会，是因为没有对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却先入为主的把别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乱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导致。基於这样的考虑，於是我提出了问题（question），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而有一些不会？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身份认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害怕碰触敏感或复杂的问题，就想要闪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现。
在地性是因为土地与研究者的关怀连结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现象中，研究者仍然会因为他的本土观而引发在地思考。作一个研究者，应该要对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认识，才能够有反身性，去检讨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也才能够从焦虑衍生出热情，进而成就一个好的研究。
国民戏剧
国民戏剧
台湾的电视节目经常比广告还要难看，你看赖戊己已经不知道演了几百集，但是你就算一个星期只看一次也能够连接剧情。不过台湾的广告，经常都出自名导手里，这是因为电影产业没办法支持有才器的导演，所以这些大导演纷纷投入商业广告市场的结果。比如吴念真拍的「就感心ㄟ」全国电子系列，就是一支会让人感动的广告。
吴念真的东西所以动人，其实也不是他哪里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着迷小剧场，喜欢没人看得懂的前卫艺术，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蛮好笑，我自己写那些狗屁，应该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买票来看戏的冤大头。有一天我如果变成有钱人，应该要把票钱通通退还给他们。
那天我听到罗北安在介绍吴念真，他说吴念真说自己想做的是「国民戏剧」，那时候我脑袋浮起的就是什麽德佛札克还是柴可夫斯基之类的影子，没错，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国民乐派，这些这几年我突然间着迷的东西，一下子跟着那个给妈妈红包的洗头妹一起历历在目，就感心ㄟ。
这出《人间条件2》是第三次加演，先前我没什麽看过。退出了小剧场界後，对果陀和表坊还是怀有深刻敌意，总觉得那种味道或许是太洋化或是太贵族，没什麽感觉。像果陀的《淡水小镇》，最後面那个艾茉莉回到人间那段，说教意味实在太浓厚，整个破坏掉先前努力营造的乡土气氛。退出小剧场後唯一一次觉得还不错的剧码，是黎焕雄和纪蔚然合作的《夜夜夜麻2》，我有感受到那种中年男子的焦虑。
《人间条件2》讲的是台湾女人的故事，没有像施叔青的小说那麽规模宏大，想用性别意识隐喻什麽殖民地风情。吴念真只是很平实的叙述一个台湾女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幸与不幸。每个观众都可以从Yuki的身上看到自己、自己的妈妈、自己的阿妈或者隔壁老王的太太的一点影子。每个人感动的点不一样，比如政治动物我当然是被国族情感牵引、哈比妈就比较在乎春生毒打Yuki的部分、或是武雄表达感情的部分。但吴念真的故事真的事讲的很好，其实每个段落，都很吸引人，都感动人，因为那就是our story。
叙事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追寻，吴念真其实透过国民戏剧，正尝试着要讲一些台湾人在地的故事。讲感恩、讲道义、讲艰苦、讲包容，从当年拍新电影开始，一直到就感心ㄟ系列乃至人间条件，他一直试着在建构一个属於台湾人的论述，我们，是怎麽样的一群人？他在夺取台湾人对自己故事的发言权，所以说自己要作国民戏剧。
其实，就像德佛札克的音乐动人那一样的道理，国民戏剧虽然平易近人，但其实仍是伟大的，因为他在说的我们的故事，可以感动每个，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们。
台湾的电视节目经常比广告还要难看，你看赖戊己已经不知道演了几百集，但是你就算一个星期只看一次也能够连接剧情。不过台湾的广告，经常都出自名导手里，这是因为电影产业没办法支持有才器的导演，所以这些大导演纷纷投入商业广告市场的结果。比如吴念真拍的「就感心ㄟ」全国电子系列，就是一支会让人感动的广告。
吴念真的东西所以动人，其实也不是他哪里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着迷小剧场，喜欢没人看得懂的前卫艺术，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蛮好笑，我自己写那些狗屁，应该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买票来看戏的冤大头。有一天我如果变成有钱人，应该要把票钱通通退还给他们。
那天我听到罗北安在介绍吴念真，他说吴念真说自己想做的是「国民戏剧」，那时候我脑袋浮起的就是什麽德佛札克还是柴可夫斯基之类的影子，没错，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国民乐派，这些这几年我突然间着迷的东西，一下子跟着那个给妈妈红包的洗头妹一起历历在目，就感心ㄟ。
这出《人间条件2》是第三次加演，先前我没什麽看过。退出了小剧场界後，对果陀和表坊还是怀有深刻敌意，总觉得那种味道或许是太洋化或是太贵族，没什麽感觉。像果陀的《淡水小镇》，最後面那个艾茉莉回到人间那段，说教意味实在太浓厚，整个破坏掉先前努力营造的乡土气氛。退出小剧场後唯一一次觉得还不错的剧码，是黎焕雄和纪蔚然合作的《夜夜夜麻2》，我有感受到那种中年男子的焦虑。
《人间条件2》讲的是台湾女人的故事，没有像施叔青的小说那麽规模宏大，想用性别意识隐喻什麽殖民地风情。吴念真只是很平实的叙述一个台湾女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幸与不幸。每个观众都可以从Yuki的身上看到自己、自己的妈妈、自己的阿妈或者隔壁老王的太太的一点影子。每个人感动的点不一样，比如政治动物我当然是被国族情感牵引、哈比妈就比较在乎春生毒打Yuki的部分、或是武雄表达感情的部分。但吴念真的故事真的事讲的很好，其实每个段落，都很吸引人，都感动人，因为那就是our story。
叙事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追寻，吴念真其实透过国民戏剧，正尝试着要讲一些台湾人在地的故事。讲感恩、讲道义、讲艰苦、讲包容，从当年拍新电影开始，一直到就感心ㄟ系列乃至人间条件，他一直试着在建构一个属於台湾人的论述，我们，是怎麽样的一群人？他在夺取台湾人对自己故事的发言权，所以说自己要作国民戏剧。
其实，就像德佛札克的音乐动人那一样的道理，国民戏剧虽然平易近人，但其实仍是伟大的，因为他在说的我们的故事，可以感动每个，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们。
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上周提到学术的「焦虑」，引起一些讨论，刚好这周读Robert Alford的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这本书，提到了problem这个字，这就是我说的「焦虑」的变形。Problem字面的意思是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understand。一个问题那麽棘手，当然会让人三天睡不着觉，而成为一种焦虑。
做研究当然要有问题和焦虑，比如谢国雄疑惑於一个小小的岛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所以写了Boss Island的研究、吴乃德焦虑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竟然能在台湾安家落户，威权统治五十年，所以作了恩庇侍从主义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在三大家的研究也出现过，初期的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什麽样的处境？迷乱？官僚理性？还是阶级斗争？其实这就是problem，先因为某些社会现象引发了问题，又因为研究者个人的热情而使问题引来了焦虑，进而成为研究的主题。
不过Problem很多人都有，比如我头壳有问题，也可以说是problem。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学着怎麽把problem转化成具体的question。我前面讲到吴乃德和谢国雄的东西，都已经是转化成question的提问。这些question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走番小姐长期的疑惑，她想，怎麽每天来唱歌的都是什麽董什麽董，真奇怪！但这位走番小姐没有那种热情来把problem转成question，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变成社会学家。
很多人嘲笑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没什麽稀奇，连路边的槟榔妹都知道。但是社会学家和槟榔妹的不同，就在於他能够把他的焦虑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清楚而全面的说出来，甚至有能力去解决，而非只是叙说这种焦虑。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区隔的地方，哲学家讨论重要的议题，但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有办法研究（研究了也没办法证明），例如上帝存在与否、时间如何流动。社会学家讨论的议题，则必须是重要而且可以研究的，比如涂尔干去问自杀现象的成因和比率分布？比如韦伯念兹在兹除魅後的现代社会里面，理性如何运作。
也有听过人家抱怨，说能研究的主题都被古人研究完了，现在只能作一些经验研究。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社会学研究的problem如果是因为焦虑而生，那麽现代社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焦虑。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构成了社会运作，但是也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那麽，怎麽让官僚服膺民主制度，又使民主尊重官僚，其实就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讨论范畴。又例如现在很流行什麽都要M一下的M型社会，其实和马克思当年讲的无产阶级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算是一个古典理论的当代版，M型社会每天电视一直演，槟榔西施感触应该也很深刻，但是要针对这个现象问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好问题，如果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恐怕还是有困难。
上周提到学术的「焦虑」，引起一些讨论，刚好这周读Robert Alford的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这本书，提到了problem这个字，这就是我说的「焦虑」的变形。Problem字面的意思是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understand。一个问题那麽棘手，当然会让人三天睡不着觉，而成为一种焦虑。
做研究当然要有问题和焦虑，比如谢国雄疑惑於一个小小的岛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所以写了Boss Island的研究、吴乃德焦虑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竟然能在台湾安家落户，威权统治五十年，所以作了恩庇侍从主义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在三大家的研究也出现过，初期的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什麽样的处境？迷乱？官僚理性？还是阶级斗争？其实这就是problem，先因为某些社会现象引发了问题，又因为研究者个人的热情而使问题引来了焦虑，进而成为研究的主题。
不过Problem很多人都有，比如我头壳有问题，也可以说是problem。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学着怎麽把problem转化成具体的question。我前面讲到吴乃德和谢国雄的东西，都已经是转化成question的提问。这些question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走番小姐长期的疑惑，她想，怎麽每天来唱歌的都是什麽董什麽董，真奇怪！但这位走番小姐没有那种热情来把problem转成question，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变成社会学家。
很多人嘲笑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没什麽稀奇，连路边的槟榔妹都知道。但是社会学家和槟榔妹的不同，就在於他能够把他的焦虑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清楚而全面的说出来，甚至有能力去解决，而非只是叙说这种焦虑。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区隔的地方，哲学家讨论重要的议题，但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有办法研究（研究了也没办法证明），例如上帝存在与否、时间如何流动。社会学家讨论的议题，则必须是重要而且可以研究的，比如涂尔干去问自杀现象的成因和比率分布？比如韦伯念兹在兹除魅後的现代社会里面，理性如何运作。
也有听过人家抱怨，说能研究的主题都被古人研究完了，现在只能作一些经验研究。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社会学研究的problem如果是因为焦虑而生，那麽现代社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焦虑。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构成了社会运作，但是也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那麽，怎麽让官僚服膺民主制度，又使民主尊重官僚，其实就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讨论范畴。又例如现在很流行什麽都要M一下的M型社会，其实和马克思当年讲的无产阶级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算是一个古典理论的当代版，M型社会每天电视一直演，槟榔西施感触应该也很深刻，但是要针对这个现象问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好问题，如果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恐怕还是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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