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选举辩论会
总统真的应该要是学政治或社会出身的，对议题的了解才会有足够的广度。下午很认真的看完辩论後我如是想。如果单就辩论这件事的整体表现评分，我认为无论台风或者内容，马皆略胜一筹。但若谢只是想藉着这次辩论让马过度被媒体保护的温室花朵假象被看破，顺便纾解他的委屈，那谢也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我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认为政治辩论应该全部着重在政策，对负面选举应该嗤之以鼻者。real politics本质就是残酷的，形象良好的Obama也必须面对扒粪式的吸大麻和同志指控，好的政客要想办法化攻击为加分，就像今天谢长廷顺利的把马英九对他和手下廉洁度的指控推回去变成马英九自己特别费问题的困境。
谢对马的砍杀几乎是刀刀见血，照稿演出的马英九完全没办法回击，使得一开始在政策辩论时掌握的辩论优势瞬间消失殆尽。不过我虽然承认政治本质的残酷，却也不否认政治其实仍必须带有高度的理想性。政策的讨论虽然经常不是媒体和民众关心的焦点，但是他很重要。马英九在辩论的层次上表现较好，但他的政策其实是建筑在空洞的经济成长幻想上，马想到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补贴，补贴的财源却建筑在不存在的经济成长上。如果马的对手是阿扁，这次辩论应该会在政策上就被杀的片甲不留，但谢对政策的掌握能力远没有我想像的好，像是繁星计画、减税方案或者花东铁路电气化等议题，谢都没有掌握住可以好好电马的机会，使马狗屁不通的经济成长幻想政策境变得像是美好的大饼。
政策辩论的层次其实很广，民众其实也不见得期待两位候选人会对每个议题都有专业的发言，此时辩论技巧和政策包装就变得非常重要。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总统应该要是政治系或社会系毕业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两门学科广度都很足够，比如我修了半年「台湾社会发展」，不能讲对社会有多了解，但是农业和工业发展问题，如果只是要应付辩论那三分钟，或者抓住对手的漏洞猛打，我想是绰绰有余。读越多的书，我们所建立的subsidiary awareness就越强，这和第一线直接听见的东西容或有落差，但却是建立个人知识论的重要基础。而未来在第一线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和个人早年知识论的建立会有很大的关系。
谢在这场辩论似乎没有打算就政策和马英九分个高下，他只是想用绿卡和贪腐问题直接打破过度保护马英九的温室，并藉着北高两市的施政能力突显马的无能和信口开河。这方面谢是非常成功的，也使他在辩论有後来居上的趋势。不过谢的做法也突显他并没有针对政策有充分的准备，只能说他选举的技巧很好，但看不出他的治国规划如何。可谢这样的规划方向说不定也很正确，因为关心政策的民众可能不很多就是。至於马英九，台风稳健没话说，但谢在结辩时讲出了我想对马英九说的话，他说马什麽都是预算或者补贴，根本没有考量政府实际的能力有多少，只会吹牛经济一定成长，却没有讲出成长要用什麽样的方式达成，在全世界都走空头的情况只有马英九说台湾会多头，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就跟他在绿卡、股票和政治献金议题一样，信口开河。
但老实讲，我是少数会看候选人政策的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在实质内容的表现上，都蛮烂的。和2004年阿扁的表现相比，差很多。
再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兼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差异
再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兼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差异
我上次有自我检讨过一个好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本土关怀、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的认识、第三个是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我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向上提升的方向。最近因为修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开始和我一直很喜欢的规范性研究着作搏斗，於是又开始思考这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问题。
上次那篇的连结
前几天K又丢给我一个连结（K每天都确实的利用「学术网路」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我是在和装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乡下阿伯喝高梁，他都会无时无刻突然间丢一个学术连结过来），是一些讲中国政治「正当性」议题的研究，K说，你对地方派系有兴趣，不妨拉高到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层次，论文会比较有价值。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统治正当性的层次到底对我的研究会有什麽帮助，遂烦恼了许多天。
刚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这本书（说来惭愧，哈比妈这本书读了三遍，虽然我随便提问时发现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这本书，因此不断被哈比妈质疑社会学博士班学历是否造假），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我学政治出身的，讲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我的好友Vita硕士论文写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议题，她问的问题是，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过往的研究也都符合这个模式，但是1990年以来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湾，还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理论，Vita藉着检验1990年後的台湾政经情势是否符合这个理论，来回答「发展型国家已是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再举一个政治学论文的例子，是我最近很着迷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祖师爷吴乃德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也没有谈什麽理论议题，他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外来政权，怎麽统治台湾五十年而没有被推翻？是怎麽做到的？ 我想起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K每次读完一部分初稿就会问我一个烦死人的问题，你与什麽理论对话？我每次回答他都会顺便挖苦他一下，我说，这很重要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台湾），而有些不会（香港），这和Karl Marx或者Max Weber有关吗？
政治学谈的是经验研究，所谓理论就是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之类的东西，而就算你的论文都无关理论，只是经验个案的呈现，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写《俄罗斯联邦与车臣问题》，在学门里也是被许可的。但我读了社会学以後发现所谓「理论」的意义变得完全不一样，K的硕士论文《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香港解殖後的转变》，谈的就是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取舍、对话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一路学社会学的K来讲，这个还只是经验而已，不太算是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关历史、阶级，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东西。
无论是K或者姚人多还是张维安，好像都曾经在闲聊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焦虑，说现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谈大问题、根本的议题，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类的领域里。哈比妈就和我提过她不知道在哪里听来李明璁的八卦，说当年研究国族认同的李明璁申请到剑桥的时候，曾经先去拜访过吴乃德，吴乃德一听说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说，做那个干麻？
我读Mills的时候，不断在想，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兴趣，第二个是热情。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必须要有焦虑。比如Karl Polanyi写《钜变》，你会从他字里行间读到对纳粹的焦虑、比如吴乃德，你会读到他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的不满、比如谢国雄，你会读到他对於想了解一个小小岛屿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的焦虑。Mills会跟你说，这些研究必须要从呼唤历史这件事情着手，只有对於历史充满热情和兴致的探索，才能够对今日的问题（我会说是焦虑）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够谦卑的面对学术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顿式的妄想可以将问题一公式毙命。
除了兴趣、热情和焦虑外，其实我也在思考先前那个有关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於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问题在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迈向後批判哲学》这本书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谈人的知识论如何形成。其实政治学虽然学门本身对於理论的要求和社会学不同，但并不代表政治学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识论的型塑过程。例如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其後必定要隐藏着我对於自由主义的认识，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讲民主的时候，背後隐藏的是审议民主或者多数民主的价值。这些不会在论文里面直接显现，但他们终究会是我知识论形成过程里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理论范畴虽然非常经验层次，但却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来自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名师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毁誉参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经典的轶事，还是学界美谈。不过他的毕业论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图和孟德斯鸠没什麽关系。
总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训练，是要人在知识论形成的过程里，要有热情、兴致还有焦虑，伴随着对历史的谦卑，才能够逐渐在不知不觉里型塑出知识的雏型，进而不断在吸收新知识中得到成长。其中容或与社会学学门训练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论上的微小差异，背後都隐含着对於一个年轻学者的知识论成长的期待。要当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好像除了本土关怀、第二社会和实践能力之外，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论脉络知之甚详，才能够勉强称职。
我上次有自我检讨过一个好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本土关怀、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的认识、第三个是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我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向上提升的方向。最近因为修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开始和我一直很喜欢的规范性研究着作搏斗，於是又开始思考这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问题。
上次那篇的连结
前几天K又丢给我一个连结（K每天都确实的利用「学术网路」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我是在和装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乡下阿伯喝高梁，他都会无时无刻突然间丢一个学术连结过来），是一些讲中国政治「正当性」议题的研究，K说，你对地方派系有兴趣，不妨拉高到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层次，论文会比较有价值。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统治正当性的层次到底对我的研究会有什麽帮助，遂烦恼了许多天。
刚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这本书（说来惭愧，哈比妈这本书读了三遍，虽然我随便提问时发现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这本书，因此不断被哈比妈质疑社会学博士班学历是否造假），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我学政治出身的，讲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我的好友Vita硕士论文写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议题，她问的问题是，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过往的研究也都符合这个模式，但是1990年以来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湾，还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理论，Vita藉着检验1990年後的台湾政经情势是否符合这个理论，来回答「发展型国家已是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再举一个政治学论文的例子，是我最近很着迷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祖师爷吴乃德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也没有谈什麽理论议题，他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外来政权，怎麽统治台湾五十年而没有被推翻？是怎麽做到的？ 我想起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K每次读完一部分初稿就会问我一个烦死人的问题，你与什麽理论对话？我每次回答他都会顺便挖苦他一下，我说，这很重要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台湾），而有些不会（香港），这和Karl Marx或者Max Weber有关吗？
政治学谈的是经验研究，所谓理论就是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之类的东西，而就算你的论文都无关理论，只是经验个案的呈现，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写《俄罗斯联邦与车臣问题》，在学门里也是被许可的。但我读了社会学以後发现所谓「理论」的意义变得完全不一样，K的硕士论文《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香港解殖後的转变》，谈的就是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取舍、对话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一路学社会学的K来讲，这个还只是经验而已，不太算是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关历史、阶级，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东西。
无论是K或者姚人多还是张维安，好像都曾经在闲聊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焦虑，说现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谈大问题、根本的议题，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类的领域里。哈比妈就和我提过她不知道在哪里听来李明璁的八卦，说当年研究国族认同的李明璁申请到剑桥的时候，曾经先去拜访过吴乃德，吴乃德一听说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说，做那个干麻？
我读Mills的时候，不断在想，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兴趣，第二个是热情。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必须要有焦虑。比如Karl Polanyi写《钜变》，你会从他字里行间读到对纳粹的焦虑、比如吴乃德，你会读到他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的不满、比如谢国雄，你会读到他对於想了解一个小小岛屿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的焦虑。Mills会跟你说，这些研究必须要从呼唤历史这件事情着手，只有对於历史充满热情和兴致的探索，才能够对今日的问题（我会说是焦虑）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够谦卑的面对学术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顿式的妄想可以将问题一公式毙命。
除了兴趣、热情和焦虑外，其实我也在思考先前那个有关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於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问题在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迈向後批判哲学》这本书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谈人的知识论如何形成。其实政治学虽然学门本身对於理论的要求和社会学不同，但并不代表政治学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识论的型塑过程。例如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其後必定要隐藏着我对於自由主义的认识，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讲民主的时候，背後隐藏的是审议民主或者多数民主的价值。这些不会在论文里面直接显现，但他们终究会是我知识论形成过程里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理论范畴虽然非常经验层次，但却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来自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名师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毁誉参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经典的轶事，还是学界美谈。不过他的毕业论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图和孟德斯鸠没什麽关系。
总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训练，是要人在知识论形成的过程里，要有热情、兴致还有焦虑，伴随着对历史的谦卑，才能够逐渐在不知不觉里型塑出知识的雏型，进而不断在吸收新知识中得到成长。其中容或与社会学学门训练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论上的微小差异，背後都隐含着对於一个年轻学者的知识论成长的期待。要当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好像除了本土关怀、第二社会和实践能力之外，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论脉络知之甚详，才能够勉强称职。
制度变迁下的台湾派系政治
制度变迁下的台湾派系政治
一、 研究动机
2007年，我进入博士班，因为「战後台湾社会发展」这门课而终於将流浪多年的研究焦点重新回到心里总是最在意的台湾。此外，在实务上，也因为我必须「自营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续工作至今，并且参与了一场激烈而且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立法委员选战。选举甫结束，有关於地方派系卷土重来的评论就排山倒海而来（王正宁 2008），这和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结果显然背道而驰（王金寿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问，2008年的选举结果，到底是地方派系卷土重来，还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溃？
过往有关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几乎都认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难之处就是进入的障碍（Wu 1987、陈晋煦2004、Wang 2004），例如吴乃德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就陷入花了许多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资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为生计所需，刚好身处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超低的进入障碍作深入研究，殊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选举中视卷土重来或者逐步崩溃，还是得回到历史的脉络来看待。过去有吴乃德和王金寿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分别讨论了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变迁。简单看待这个知识变迁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主化（制度变迁）对於活动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发生影响。我也想将研究的焦点置放於制度变迁对於人的影响，进而去补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检讨2005年修宪改变SNTV选举制度这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成为派系研究的新变数。
社会学中的政治议题随着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开展，已经逐渐成为青年研究者不甚关心的主题。这或许让现在的研究显得没那麽厚重，但其实也是民主化下「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我仍然愿意肯定这种年轻研究者兴趣的趋势变化。不过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关心，也因此读政治学出身的我，仍然愿意投入这样的主题。台湾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政治学是我所专长的学科，政治则被我列为从事的志业。这其中因为制度变迁，其实造成了更多有趣的变化，我相信这是值得年轻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应该投入的。
二、 研究目的
制度变迁下的人如何因应？一直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题。而我在汗牛充栋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题，也是这一项。吴乃德用控制与动员去谈国民党如何建立一个以地方派系为主体的恩庇侍从体制，王金寿则去谈这个体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以他的检验方式，反对党的出现、司法逐步独立、SNTV选制冲击、黑金政治成为国民党的包袱、情治体系的中立化，去证明侍从主义的瓦解（王金寿2006）。另外，王金寿也透过选举观察和访谈的有力证据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寿眼中，不仅仅是侍从体制因为民主化而崩溃，连依赖侍从维生的地方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制度变迁而瓦解。
但王金寿没有讨论到的是，政党轮替後，掌握资源的民进党如何去进行选举动员？有没有试图建立民进党的侍从体系？这样的努力成功或者失败？（王金寿2004）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王金寿认为SNTV有效削减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寿2006），然而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新制度，又是否对地方派系瓦解这个过程带来新的冲击？
我所想探讨的，是顺着吴乃德和王金寿的派络，继续讨论2001年之後的侍从体制和地方派系变迁。如果民主化是个过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几个break point像是政党轮替、修宪等等制度转变，仍然会对活动在制度下的主体造成新的冲击。而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所谓「民主化造成侍从主义和地方派系的崩溃」这个过程，是否因为在某个break point上发生了什麽变化，而有所转折的故事。
三、 文献探讨
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统治以来长期的现象，但碍於研究的困难与威权统治的压力，这些红白黑黄林陈派，总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吴乃德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学术殿堂。吴乃德论文的问题点在於，一个外来政权，到底要用什麽样的统治技艺，才能够再台湾统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论文中提到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基本驾驭之术，就是控制与动员。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动员能力来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透过分而治之、轮流执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种方式，彰显期作为中央决策者的权威性，并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县级生存而无法扩展至全国（Wu 1987）。
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的影响了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於台湾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实上，後进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Wang 2004）、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2004）、陈华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1993），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後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1996），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有关控制的部分，比较精采的作品还有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讨论了外来政权怎麽样「渗透」进本土社会。她指出国民党利用党部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俾以利其统治（1998）。虽然龚宜君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机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挥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点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来看（Wu 1987），国民党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确有其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陈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去点出民主化前後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为民主化脚步的迈进，而如何顺畅与失灵（1995）。
而自从地方派系因为民主化与选举的进行而成为研究主体後，有关於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於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公共部门的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以拢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也广为後进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1996）。而陈东昇的《金权城市》所谈的，也是该基础上的土地重划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中央的雄厚资本（1995）。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结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当丰富的产出。然而，有关於选举期间执政党对派系的控制与动员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对较少。王金寿引用过吴乃德的批评来证明此事，吴乃德说认为当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两个现象：「第一是越来越细致繁琐，越来越像新闻报导。第二是高度的重复，许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区，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证明早已有的论点」（王金寿2004a：201）。简单来说，关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质也不佳，并没有什麽新论点的出现。
王金寿有相当的野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博士论文继承自吴乃德1987年的句点，将研究的时间一口气推进到2001年，并且大胆的指出吴乃德当年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崩溃（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更点出了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崩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民主化的脚步而逐步崩溃。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成立，他比较了1993年和2003年两次屏东县长选举，指出在1993年，国民党的买票机器还可以顺利运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的不听指挥，可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寿1997、2004b）。
王金寿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观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党轮替，对於地方派系究竟发生了什麽样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进党尝试想建立的侍从主义已经宣告失败，但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何失败。此外，有关於民进党是否曾经想要建立新的侍从体制，我认为尚有争议。毕竟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要重新建构「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马），是每个选举中的人都会尝试建立的，但在朱云汉和陈明通所说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不存在的条件下（陈明通、朱云汉1992），要建立「我的」侍从体制，光用想的就显得不太可能，民进党不见得有想要尝试。
此外，2001年至今，经历多次的选举，政党对决的气氛因为认同政治而显得超过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与政党相互融入，也应该要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如果再加上修宪後的新选制是否造成派系卷土重来这个议题，政党轮替後台湾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不会如王金寿自己说的，派系都崩溃了，没什麽好研究了[1]。而这些因为政党轮替
四、 研究方法与限制
有关於方法的部分，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主要以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文献主要针对过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处再一次作出我的诠释，田野则针对文献不够的地方补强，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给後续有兴趣再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
1. 文献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已发表的学术研究作品。我将针对上节所提的已发表文献作更详尽的整理，并且厘清一些过往研究没有解决或分析清楚的问题。第二，王金寿（2004a）和徐永明、陈鸿章（2004）都已经针对SNTV有深刻的探讨，可以证明选举制度对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在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制度，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可以证明其对地方派系造成什麽样的冲击或影响，因此我除了将选取媒体资讯针对该事件作出分析外，也会采取中选会的选举文献资料来辅助了解。除此之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和南韩也是从SNTV转型小选区制度的案例，因此有关日本派系政治的相关资料，也应该加以参照比较。
2. 田野调查
过去关於派系研究的部分，田野的难以进入一直都是研究者最感困难的地方。这包含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找不到key man，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研究者进入田野。第二是派系研究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赤裸裸的权力交换问题，研究者技术上本来就不可能知晓其中「楣角」，当然在田野上会有一些困难。第三则是有关早年派系研究几乎都有提到国民党和派系以买票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说法（Wu 1987、Wang 2004），但这是台面上不可能被田野工作者看见的。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研究田野的困难之处。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关系，我正参与一个逐步扩大的新地方势力建筑过程，并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门槛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问题来说，若以高雄县为案例，什麽问题应该要找谁，对於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并不是被丢进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与书房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同样的，在「楣角」的问题上，也因为我可能就是参与这些权力交换或利益分配讨论的一员，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困难的反而是研究伦理的自我检视，而不是如何进入田野。至於买票的部分，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媒体资料或者街谈巷议如对手的批评去处理，但我认为这也是key man的问题，即使你没有真正看见买票，但透过对於较为熟悉的检调系统访谈、对於某些关键桩脚的匿名访谈，都可以克服没有亲身看见的问题，毕竟人不是上帝，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出现在现场。
3. 单一案例是否可以全国化
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经常得处理的难题就在於，单一县市的各案能不能当作全国的案例？无论是家博的「妈祖乡」（Bruce Jacobs 1980）、吴乃德的「龙镇」（1987）或者王金寿的「风芒县」（Wang 2004）都可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对王金寿三篇以屏东为例的论文（王金寿 1997、2004a、2004b）也兴起过这样的疑问，但王金寿所提到的五个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国性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阅读完他的系列文章，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因此我也必须面对针对高雄县所作的各项研究，是不是能够具有全国性的扩散可能作一些厘清，可以扩散的和不能扩大解释的东西部能混为一谈。但至少我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制度变迁break points：政党轮替和修宪，都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高雄作为一个案例，有可以说明全国整体因为制度变迁而造成主体反应现象的空间。[2]
4.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的部分要处理两项自我质疑，第一，匿名性的问题。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有关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吴乃德（1987）研究的时代，连县市名称都必须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寿研究的时代里，风芒县就是屏东县已经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寿本身到2004年甚至连县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见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法律边缘性，就不再需要隐匿。
但在田野访谈的部分，因为要顾及一般访谈本身都应具有匿名性，才能够比较畅所欲言，所以访谈都会采取匿名。但访谈者所提到的人物，会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匿名。例如公众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县市议员，我不会采取匿名处理，如果要访谈他们的时候，也会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匿名。
而有关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认同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因为身处於其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写。我目前为止的想法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需要烦恼要不要把所看见的权力交换或者利益分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权力或利益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见，当然就多一层可能，去选择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说，会不会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思考。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不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为什麽看见却没有写出来的人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况作为学术中人，已经看见，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用不写的方式，去让研究变的没有可信度？
事实上，地方派系已经因为民主化的关系而逐步透明公开，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样必须面对威权体制结合地方派系反向压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几乎已经没有不能写的东西，甚至也有像赵玉柱这样的地方桩脚公开承认曾经帮国民党买票的事实（东森新闻2003），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公开讲了这些话而去暗杀他或起诉他，这显示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经没有什麽不能说的界线，实在不需要多担心这些问题。
政治本来就应该更透明，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无论是媒体、政治人物或者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让过去不清楚的东西，藉着深入的探讨得以厘清，而像我这样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的人，更应该扮演好学术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做研究时念兹在兹的目标[4]。
五、 预期结果与贡献
1. 补强社会学界对政治研究的长期疏离
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多元化速度加剧以及西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政治社会学已经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样担当社会学主流的角色。这个转移并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会正不断的前进，过往不成为议题的新现象正不断出现，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湾社会学界领域不大，这个风潮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学的政治领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党轮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这八年以来社会的成长与政治现象的关联，明明有丰富的变化，却没有足够的研究，相当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学出身的背景，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像当年学政治的吴乃德一头栽进社会学领域三十年那样，有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2. 加强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变迁的研究
王金寿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讨论段落中，提及台湾派系研究多着重在国民党如何控制与动员的机制上，对於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反而相对缺乏（2004a）。王金寿的批说对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谈民主化之後台湾权力结构的移转过程（1996）。赵永茂讨论高雄县内门乡的个案研究，谈的也是内门乡几十年来选举动员的结盟与变化（2004）。甚至更年轻的陈晋煦所谈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则观察了派系除了选举的动员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动员机制，用什麽样的方式维持动员能量（2004）。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为研究时间较早而只能解释现象（王振寰），或者仅仅留下政党政治可能冲击员有派系结构的伏笔（赵永茂），却没有人感大胆像王金寿这样判断地方派系正在崩溃，并且大胆推翻派系研究喜欢采用的金字塔结构。
不过王金寿的研究在2001年暂时告了段落，他并没有处理政党轮替後的地方派系变迁。赵永茂和王金寿都认为政党对决会冲击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结构，从徐永明的研究看来，派系介入国民党日深，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却日减的现象（2004），确实证明了政党对决正取代派系对决，成为台湾政治的新剧码。但他的资料也一样用到2001年，没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湾经历总统大选与认同政治发酵的一场混战，政党对决的气氛更浓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与政党对决气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选举动员？而2007年，因为2005年修宪所变更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地方派系的动员机制？接续着认同政治升高的气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与政党结盟，还是因为小选区而使派系容易卷土重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问题。
3. 派系中人如何将派系故事系统化、学术化的表达
吴乃德和王金寿的论文第一句都是This is a story about…（Wu 1987、Wang 2004），他们都有学术野心要去说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的故事。而我身处在地方派系的竞逐之中，我想做的，也是说故事。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台湾的故事，我也希望那些经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的桩脚阿伯所说的故事，能够在我的润饰下登上学术的殿堂。他们都有精采的派系故事，但或者因为没有key man或是没有机会让人们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日常或者选举生活。而当他们扮演着我进入派系的key man角色，我其实也要自许扮演他们的话语进入学术研究的key man角色，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更多。
政治本来就应该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着台湾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义务让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脚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纱应该由派系中人藉着学术研究的方式轻轻掀开，公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4. 连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同样的，现今台湾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乏互动。以政治研究为例，学者就是会说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却会反过来认为学者都是乱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学者讲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实际政治的工作後，才对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情况感触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要立志让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把真实政治的面貌加以润饰，以学术的包装呈现并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对台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一、 研究动机
2007年，我进入博士班，因为「战後台湾社会发展」这门课而终於将流浪多年的研究焦点重新回到心里总是最在意的台湾。此外，在实务上，也因为我必须「自营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续工作至今，并且参与了一场激烈而且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立法委员选战。选举甫结束，有关於地方派系卷土重来的评论就排山倒海而来（王正宁 2008），这和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结果显然背道而驰（王金寿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问，2008年的选举结果，到底是地方派系卷土重来，还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溃？
过往有关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几乎都认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难之处就是进入的障碍（Wu 1987、陈晋煦2004、Wang 2004），例如吴乃德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就陷入花了许多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资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为生计所需，刚好身处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超低的进入障碍作深入研究，殊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选举中视卷土重来或者逐步崩溃，还是得回到历史的脉络来看待。过去有吴乃德和王金寿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分别讨论了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变迁。简单看待这个知识变迁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主化（制度变迁）对於活动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发生影响。我也想将研究的焦点置放於制度变迁对於人的影响，进而去补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检讨2005年修宪改变SNTV选举制度这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成为派系研究的新变数。
社会学中的政治议题随着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开展，已经逐渐成为青年研究者不甚关心的主题。这或许让现在的研究显得没那麽厚重，但其实也是民主化下「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我仍然愿意肯定这种年轻研究者兴趣的趋势变化。不过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关心，也因此读政治学出身的我，仍然愿意投入这样的主题。台湾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政治学是我所专长的学科，政治则被我列为从事的志业。这其中因为制度变迁，其实造成了更多有趣的变化，我相信这是值得年轻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应该投入的。
二、 研究目的
制度变迁下的人如何因应？一直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题。而我在汗牛充栋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题，也是这一项。吴乃德用控制与动员去谈国民党如何建立一个以地方派系为主体的恩庇侍从体制，王金寿则去谈这个体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以他的检验方式，反对党的出现、司法逐步独立、SNTV选制冲击、黑金政治成为国民党的包袱、情治体系的中立化，去证明侍从主义的瓦解（王金寿2006）。另外，王金寿也透过选举观察和访谈的有力证据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寿眼中，不仅仅是侍从体制因为民主化而崩溃，连依赖侍从维生的地方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制度变迁而瓦解。
但王金寿没有讨论到的是，政党轮替後，掌握资源的民进党如何去进行选举动员？有没有试图建立民进党的侍从体系？这样的努力成功或者失败？（王金寿2004）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王金寿认为SNTV有效削减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寿2006），然而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新制度，又是否对地方派系瓦解这个过程带来新的冲击？
我所想探讨的，是顺着吴乃德和王金寿的派络，继续讨论2001年之後的侍从体制和地方派系变迁。如果民主化是个过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几个break point像是政党轮替、修宪等等制度转变，仍然会对活动在制度下的主体造成新的冲击。而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所谓「民主化造成侍从主义和地方派系的崩溃」这个过程，是否因为在某个break point上发生了什麽变化，而有所转折的故事。
三、 文献探讨
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统治以来长期的现象，但碍於研究的困难与威权统治的压力，这些红白黑黄林陈派，总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吴乃德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学术殿堂。吴乃德论文的问题点在於，一个外来政权，到底要用什麽样的统治技艺，才能够再台湾统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论文中提到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基本驾驭之术，就是控制与动员。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动员能力来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透过分而治之、轮流执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种方式，彰显期作为中央决策者的权威性，并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县级生存而无法扩展至全国（Wu 1987）。
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的影响了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於台湾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实上，後进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Wang 2004）、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2004）、陈华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1993），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後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1996），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有关控制的部分，比较精采的作品还有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讨论了外来政权怎麽样「渗透」进本土社会。她指出国民党利用党部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俾以利其统治（1998）。虽然龚宜君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机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挥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点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来看（Wu 1987），国民党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确有其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陈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去点出民主化前後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为民主化脚步的迈进，而如何顺畅与失灵（1995）。
而自从地方派系因为民主化与选举的进行而成为研究主体後，有关於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於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公共部门的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以拢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也广为後进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1996）。而陈东昇的《金权城市》所谈的，也是该基础上的土地重划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中央的雄厚资本（1995）。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结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当丰富的产出。然而，有关於选举期间执政党对派系的控制与动员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对较少。王金寿引用过吴乃德的批评来证明此事，吴乃德说认为当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两个现象：「第一是越来越细致繁琐，越来越像新闻报导。第二是高度的重复，许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区，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证明早已有的论点」（王金寿2004a：201）。简单来说，关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质也不佳，并没有什麽新论点的出现。
王金寿有相当的野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博士论文继承自吴乃德1987年的句点，将研究的时间一口气推进到2001年，并且大胆的指出吴乃德当年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崩溃（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更点出了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崩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民主化的脚步而逐步崩溃。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成立，他比较了1993年和2003年两次屏东县长选举，指出在1993年，国民党的买票机器还可以顺利运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的不听指挥，可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寿1997、2004b）。
王金寿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观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党轮替，对於地方派系究竟发生了什麽样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进党尝试想建立的侍从主义已经宣告失败，但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何失败。此外，有关於民进党是否曾经想要建立新的侍从体制，我认为尚有争议。毕竟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要重新建构「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马），是每个选举中的人都会尝试建立的，但在朱云汉和陈明通所说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不存在的条件下（陈明通、朱云汉1992），要建立「我的」侍从体制，光用想的就显得不太可能，民进党不见得有想要尝试。
此外，2001年至今，经历多次的选举，政党对决的气氛因为认同政治而显得超过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与政党相互融入，也应该要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如果再加上修宪後的新选制是否造成派系卷土重来这个议题，政党轮替後台湾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不会如王金寿自己说的，派系都崩溃了，没什麽好研究了[1]。而这些因为政党轮替
四、 研究方法与限制
有关於方法的部分，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主要以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文献主要针对过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处再一次作出我的诠释，田野则针对文献不够的地方补强，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给後续有兴趣再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
1. 文献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已发表的学术研究作品。我将针对上节所提的已发表文献作更详尽的整理，并且厘清一些过往研究没有解决或分析清楚的问题。第二，王金寿（2004a）和徐永明、陈鸿章（2004）都已经针对SNTV有深刻的探讨，可以证明选举制度对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在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制度，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可以证明其对地方派系造成什麽样的冲击或影响，因此我除了将选取媒体资讯针对该事件作出分析外，也会采取中选会的选举文献资料来辅助了解。除此之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和南韩也是从SNTV转型小选区制度的案例，因此有关日本派系政治的相关资料，也应该加以参照比较。
2. 田野调查
过去关於派系研究的部分，田野的难以进入一直都是研究者最感困难的地方。这包含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找不到key man，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研究者进入田野。第二是派系研究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赤裸裸的权力交换问题，研究者技术上本来就不可能知晓其中「楣角」，当然在田野上会有一些困难。第三则是有关早年派系研究几乎都有提到国民党和派系以买票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说法（Wu 1987、Wang 2004），但这是台面上不可能被田野工作者看见的。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研究田野的困难之处。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关系，我正参与一个逐步扩大的新地方势力建筑过程，并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门槛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问题来说，若以高雄县为案例，什麽问题应该要找谁，对於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并不是被丢进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与书房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同样的，在「楣角」的问题上，也因为我可能就是参与这些权力交换或利益分配讨论的一员，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困难的反而是研究伦理的自我检视，而不是如何进入田野。至於买票的部分，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媒体资料或者街谈巷议如对手的批评去处理，但我认为这也是key man的问题，即使你没有真正看见买票，但透过对於较为熟悉的检调系统访谈、对於某些关键桩脚的匿名访谈，都可以克服没有亲身看见的问题，毕竟人不是上帝，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出现在现场。
3. 单一案例是否可以全国化
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经常得处理的难题就在於，单一县市的各案能不能当作全国的案例？无论是家博的「妈祖乡」（Bruce Jacobs 1980）、吴乃德的「龙镇」（1987）或者王金寿的「风芒县」（Wang 2004）都可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对王金寿三篇以屏东为例的论文（王金寿 1997、2004a、2004b）也兴起过这样的疑问，但王金寿所提到的五个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国性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阅读完他的系列文章，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因此我也必须面对针对高雄县所作的各项研究，是不是能够具有全国性的扩散可能作一些厘清，可以扩散的和不能扩大解释的东西部能混为一谈。但至少我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制度变迁break points：政党轮替和修宪，都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高雄作为一个案例，有可以说明全国整体因为制度变迁而造成主体反应现象的空间。[2]
4.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的部分要处理两项自我质疑，第一，匿名性的问题。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有关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吴乃德（1987）研究的时代，连县市名称都必须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寿研究的时代里，风芒县就是屏东县已经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寿本身到2004年甚至连县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见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法律边缘性，就不再需要隐匿。
但在田野访谈的部分，因为要顾及一般访谈本身都应具有匿名性，才能够比较畅所欲言，所以访谈都会采取匿名。但访谈者所提到的人物，会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匿名。例如公众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县市议员，我不会采取匿名处理，如果要访谈他们的时候，也会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匿名。
而有关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认同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因为身处於其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写。我目前为止的想法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需要烦恼要不要把所看见的权力交换或者利益分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权力或利益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见，当然就多一层可能，去选择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说，会不会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思考。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不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为什麽看见却没有写出来的人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况作为学术中人，已经看见，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用不写的方式，去让研究变的没有可信度？
事实上，地方派系已经因为民主化的关系而逐步透明公开，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样必须面对威权体制结合地方派系反向压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几乎已经没有不能写的东西，甚至也有像赵玉柱这样的地方桩脚公开承认曾经帮国民党买票的事实（东森新闻2003），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公开讲了这些话而去暗杀他或起诉他，这显示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经没有什麽不能说的界线，实在不需要多担心这些问题。
政治本来就应该更透明，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无论是媒体、政治人物或者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让过去不清楚的东西，藉着深入的探讨得以厘清，而像我这样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的人，更应该扮演好学术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做研究时念兹在兹的目标[4]。
五、 预期结果与贡献
1. 补强社会学界对政治研究的长期疏离
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多元化速度加剧以及西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政治社会学已经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样担当社会学主流的角色。这个转移并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会正不断的前进，过往不成为议题的新现象正不断出现，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湾社会学界领域不大，这个风潮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学的政治领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党轮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这八年以来社会的成长与政治现象的关联，明明有丰富的变化，却没有足够的研究，相当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学出身的背景，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像当年学政治的吴乃德一头栽进社会学领域三十年那样，有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2. 加强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变迁的研究
王金寿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讨论段落中，提及台湾派系研究多着重在国民党如何控制与动员的机制上，对於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反而相对缺乏（2004a）。王金寿的批说对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谈民主化之後台湾权力结构的移转过程（1996）。赵永茂讨论高雄县内门乡的个案研究，谈的也是内门乡几十年来选举动员的结盟与变化（2004）。甚至更年轻的陈晋煦所谈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则观察了派系除了选举的动员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动员机制，用什麽样的方式维持动员能量（2004）。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为研究时间较早而只能解释现象（王振寰），或者仅仅留下政党政治可能冲击员有派系结构的伏笔（赵永茂），却没有人感大胆像王金寿这样判断地方派系正在崩溃，并且大胆推翻派系研究喜欢采用的金字塔结构。
不过王金寿的研究在2001年暂时告了段落，他并没有处理政党轮替後的地方派系变迁。赵永茂和王金寿都认为政党对决会冲击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结构，从徐永明的研究看来，派系介入国民党日深，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却日减的现象（2004），确实证明了政党对决正取代派系对决，成为台湾政治的新剧码。但他的资料也一样用到2001年，没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湾经历总统大选与认同政治发酵的一场混战，政党对决的气氛更浓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与政党对决气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选举动员？而2007年，因为2005年修宪所变更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地方派系的动员机制？接续着认同政治升高的气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与政党结盟，还是因为小选区而使派系容易卷土重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问题。
3. 派系中人如何将派系故事系统化、学术化的表达
吴乃德和王金寿的论文第一句都是This is a story about…（Wu 1987、Wang 2004），他们都有学术野心要去说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的故事。而我身处在地方派系的竞逐之中，我想做的，也是说故事。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台湾的故事，我也希望那些经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的桩脚阿伯所说的故事，能够在我的润饰下登上学术的殿堂。他们都有精采的派系故事，但或者因为没有key man或是没有机会让人们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日常或者选举生活。而当他们扮演着我进入派系的key man角色，我其实也要自许扮演他们的话语进入学术研究的key man角色，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更多。
政治本来就应该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着台湾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义务让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脚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纱应该由派系中人藉着学术研究的方式轻轻掀开，公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4. 连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同样的，现今台湾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乏互动。以政治研究为例，学者就是会说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却会反过来认为学者都是乱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学者讲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实际政治的工作後，才对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情况感触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要立志让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把真实政治的面貌加以润饰，以学术的包装呈现并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对台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桩脚结婚记
桩脚结婚记
「桩脚」N结婚，喜帖已经炸来，遂不辞辛劳南下送红包，顺便来体验一下黑松大饭店的滋味。因为是周末期间，又逢选举刚结束，这次出差遂没有过往那麽疲惫，星期六办完正事，便和个桩脚吃了晚饭，星期天早上写了些报告，下午还到了网友推荐的高雄哈维卡坐了坐。
高雄哈维卡气氛不错，音乐有点弱，但咖啡确实有水准以上。窗外有一株绿树，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绿油油一片，有点像在上海法国区的梧桐树街上，或是台大後门那家Starbucks的辛亥路街景。好整以暇喝了咖啡，慢慢回到旅馆，换上西装，才开是参加这次出差的婚礼重头戏。
N在开幼稚园，他们姊妹分任园长副园长职务，在林内村算是小有名气。选举的时候N跟我说他们前面土地公庙的故事，说当初家里买那块地盖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钱，就去土地公庙拜拜，说如果这次事业投资有成功，再来帮土地公盖大房子。看现在土地公庙大的吓人，应该就知道N他们的投资很成功。
他们姊妹都是很爽朗、阿杀力的女生，说到就会做到。这次选举，N出了很多力，甚至背着老板的彩带挨家挨户帮着拜票。有时候我看着他，觉得他比我们领钱的还认真，我问他怎麽会为了小陈这麽拼，他却也很单纯的笑笑说，觉得小陈人不错啊。小陈四十好几岁了，民调显示他因为扮相太老，对於青少女的魅力大不如前，只能当师奶杀手，现在难得有个小姐这麽支持他，我们当然都把N当作宝来看待。
婚礼在N他们幼稚园的广场举行，究竟开了几桌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停车的地方离吃饭处走路也要十分钟，就可以想像盛况如何空前。老板也算是有情有义，跟选票一样数字的大红包不说，还兼当主婚人，很难得看到他有一摊可以从头坐到尾，也算是对於N选举时付出的努力有所回报。
黑松大饭店的菜色其实不错，不过这些亲朋好友们打包菜的功力真是太吓人。两次我到中南部参加婚礼，都被吓好大一跳，常常菜一上桌就不见了，只看到一包塑胶袋放在旁边。不过无论如何，菜那麽多，没有吃不饱的问题就好，就算是黑松大饭店，也把菜肴弄得有声有色。
星期一早上去了服务处弄了几件案，顺便跟其他助理开了个会，讨论几件事情，算是为出差画了一个句点。要是出差都这麽轻松，那多出几次差也无所谓，可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高雄大多数会需要我出现的时候，常常都是火烧屁股时。
「桩脚」N结婚，喜帖已经炸来，遂不辞辛劳南下送红包，顺便来体验一下黑松大饭店的滋味。因为是周末期间，又逢选举刚结束，这次出差遂没有过往那麽疲惫，星期六办完正事，便和个桩脚吃了晚饭，星期天早上写了些报告，下午还到了网友推荐的高雄哈维卡坐了坐。
高雄哈维卡气氛不错，音乐有点弱，但咖啡确实有水准以上。窗外有一株绿树，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绿油油一片，有点像在上海法国区的梧桐树街上，或是台大後门那家Starbucks的辛亥路街景。好整以暇喝了咖啡，慢慢回到旅馆，换上西装，才开是参加这次出差的婚礼重头戏。
N在开幼稚园，他们姊妹分任园长副园长职务，在林内村算是小有名气。选举的时候N跟我说他们前面土地公庙的故事，说当初家里买那块地盖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钱，就去土地公庙拜拜，说如果这次事业投资有成功，再来帮土地公盖大房子。看现在土地公庙大的吓人，应该就知道N他们的投资很成功。
他们姊妹都是很爽朗、阿杀力的女生，说到就会做到。这次选举，N出了很多力，甚至背着老板的彩带挨家挨户帮着拜票。有时候我看着他，觉得他比我们领钱的还认真，我问他怎麽会为了小陈这麽拼，他却也很单纯的笑笑说，觉得小陈人不错啊。小陈四十好几岁了，民调显示他因为扮相太老，对於青少女的魅力大不如前，只能当师奶杀手，现在难得有个小姐这麽支持他，我们当然都把N当作宝来看待。
婚礼在N他们幼稚园的广场举行，究竟开了几桌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停车的地方离吃饭处走路也要十分钟，就可以想像盛况如何空前。老板也算是有情有义，跟选票一样数字的大红包不说，还兼当主婚人，很难得看到他有一摊可以从头坐到尾，也算是对於N选举时付出的努力有所回报。
黑松大饭店的菜色其实不错，不过这些亲朋好友们打包菜的功力真是太吓人。两次我到中南部参加婚礼，都被吓好大一跳，常常菜一上桌就不见了，只看到一包塑胶袋放在旁边。不过无论如何，菜那麽多，没有吃不饱的问题就好，就算是黑松大饭店，也把菜肴弄得有声有色。
星期一早上去了服务处弄了几件案，顺便跟其他助理开了个会，讨论几件事情，算是为出差画了一个句点。要是出差都这麽轻松，那多出几次差也无所谓，可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高雄大多数会需要我出现的时候，常常都是火烧屁股时。
市场的真相
市场的真相
电灯是艾迪生发明的，汽车不可能跟福特没有牵扯，冤有头、债有主，只是要问现在掌握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市场」，一下子似乎大家都答不出来这是谁发明的。有关市场的形成，我最着迷的还是布劳岱对欧洲菜场的写实描述，还有交易市场旁咖啡厅文化的简述，这些确实都不是「发明」，而是自然而然逐渐在文明上建构出来的。
而读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这本书，也可以看见市场来自自然的建构这种观点，但是Kay很坚持这种建构必须是「镶嵌型市场」（embedded market），依照不同国家的习惯、生活和风俗而逐步建立、调整的。Kay特别指出了几个不当的国家干涉案例，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代干预市场的错误决策，来证明计画性经济对於市场的自然形成过程只是一场徒劳，甚至可能是悲剧。
听说Kay是和Krugman齐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为文以深入浅出为名。读这本书，从Kay出神入化的例子，可以看见不同国家、不同市场间如何形成、发展的案例，比起总体经济学教科书枯燥却永远讲不清楚的「市场失灵」、各种市场像风险市场、货币市场等概念作清楚的描述，让这些可怕的经济学名词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经济学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科普」着作，才不会老是一堆数字放着吓人。
回到这本书想问的问题，为什麽市场经济横行多年，富国依旧富裕，贫国依旧贫穷？Kay认为这肇因在制度。也就是说，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出了大差错，而是因为部份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是没有配合好民众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当全球市场经济把这些国家卷进圈内，这些国家自然因为还没准备好而陷入越来越穷的窘境。
这里涉及了吴惠林和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不同的理解，吴惠林觉得Kay想指出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没有建立在对的基架（法治、惯习）上这件事。而他又认为Stiglitz动辄指责世银专家是「市场基本教义派」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很可能误读了Kay这本书。但实在讲，我并不认为Stiglitz在《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里面有说错什麽，Stiglitz本身也不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者，只是他觉得後共产主义国家不应该完全在G7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摸索市场。这和Kay讲的，市场应该要自然行程，并且具有镶嵌性似乎差异也不大。
吴惠林是市场经济的忠诚信仰者，但从他对於中俄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却让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心口不一。在後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各项研究里，都显示中国、越南两个渐进改革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要超过东欧和俄国，但吴惠林却好像不这样认为，反而说俄国是「浴火重生」。当然这一两年来所谓「新兴市场」确实在股票圈里面有亮丽表现，但最近的空头风暴好像又把新兴市场横扫一圈，彰显了他们因为制度上的不成熟而表现不稳定的现象。这就是Kay讲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规则可以支撑自由市场，因此反而因为全球化而被迫变得高风险（当然也如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报酬）。
Kay讲的「镶嵌型市场」在台湾又是怎麽样的现象呢？台湾在市场的制度上已有初具雏型的成熟度，市场也算是经得起考验。虽然这几年总是因为政治因素而短暂的高高低低，但在全球市场眼里的总体评价其实还不错。不过在谈台湾的开放时，也总因为政治选择而必须有所限制。事实上，台湾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度，已经比许多邻近国家还要高，我并不认为开放三通会使这个数据更高。问题却在於，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台湾的开放政策对於经济成长的促进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关於这点，我倒是蛮想看看不喜欢中国却又支持往市场趋进的吴惠林会有什麽样的论述方式。
电灯是艾迪生发明的，汽车不可能跟福特没有牵扯，冤有头、债有主，只是要问现在掌握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市场」，一下子似乎大家都答不出来这是谁发明的。有关市场的形成，我最着迷的还是布劳岱对欧洲菜场的写实描述，还有交易市场旁咖啡厅文化的简述，这些确实都不是「发明」，而是自然而然逐渐在文明上建构出来的。
而读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这本书，也可以看见市场来自自然的建构这种观点，但是Kay很坚持这种建构必须是「镶嵌型市场」（embedded market），依照不同国家的习惯、生活和风俗而逐步建立、调整的。Kay特别指出了几个不当的国家干涉案例，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代干预市场的错误决策，来证明计画性经济对於市场的自然形成过程只是一场徒劳，甚至可能是悲剧。
听说Kay是和Krugman齐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为文以深入浅出为名。读这本书，从Kay出神入化的例子，可以看见不同国家、不同市场间如何形成、发展的案例，比起总体经济学教科书枯燥却永远讲不清楚的「市场失灵」、各种市场像风险市场、货币市场等概念作清楚的描述，让这些可怕的经济学名词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经济学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科普」着作，才不会老是一堆数字放着吓人。
回到这本书想问的问题，为什麽市场经济横行多年，富国依旧富裕，贫国依旧贫穷？Kay认为这肇因在制度。也就是说，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出了大差错，而是因为部份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是没有配合好民众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当全球市场经济把这些国家卷进圈内，这些国家自然因为还没准备好而陷入越来越穷的窘境。
这里涉及了吴惠林和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不同的理解，吴惠林觉得Kay想指出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没有建立在对的基架（法治、惯习）上这件事。而他又认为Stiglitz动辄指责世银专家是「市场基本教义派」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很可能误读了Kay这本书。但实在讲，我并不认为Stiglitz在《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里面有说错什麽，Stiglitz本身也不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者，只是他觉得後共产主义国家不应该完全在G7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摸索市场。这和Kay讲的，市场应该要自然行程，并且具有镶嵌性似乎差异也不大。
吴惠林是市场经济的忠诚信仰者，但从他对於中俄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却让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心口不一。在後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各项研究里，都显示中国、越南两个渐进改革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要超过东欧和俄国，但吴惠林却好像不这样认为，反而说俄国是「浴火重生」。当然这一两年来所谓「新兴市场」确实在股票圈里面有亮丽表现，但最近的空头风暴好像又把新兴市场横扫一圈，彰显了他们因为制度上的不成熟而表现不稳定的现象。这就是Kay讲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规则可以支撑自由市场，因此反而因为全球化而被迫变得高风险（当然也如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报酬）。
Kay讲的「镶嵌型市场」在台湾又是怎麽样的现象呢？台湾在市场的制度上已有初具雏型的成熟度，市场也算是经得起考验。虽然这几年总是因为政治因素而短暂的高高低低，但在全球市场眼里的总体评价其实还不错。不过在谈台湾的开放时，也总因为政治选择而必须有所限制。事实上，台湾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度，已经比许多邻近国家还要高，我并不认为开放三通会使这个数据更高。问题却在於，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台湾的开放政策对於经济成长的促进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关於这点，我倒是蛮想看看不喜欢中国却又支持往市场趋进的吴惠林会有什麽样的论述方式。
台股一场梦
台股一场梦
去年七八月台股很热，所有杂报纸都建议大家赶快投资，选完卖掉，一路喊涨说要冲到一万点，结果最後不了了之，要是那时候进场，应该赔惨了。台湾的股市好像一直都这样，涨跌看起来没有什麽道理，短期政治因素影响要超过长期经济基本面，散户又多，容易跟着大户或是媒体疯魔一场。
这样子的股票市场，是怎麽行形成的呢？彭光治的《股戏》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其实整个台湾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应该是一连串的解禁动作所成。而主要原因，就在於国民党对於金融交易的又爱又恨，一方面深怕开放太急金融市场会失序，一方面有担心不开放筹资不易。
从以四大公司股票强制换取地主土地开始，台湾股市就成为少数有钱人和政府的禁脔；而後因为逐步开放与交易工具、技术的更新，而渐渐开始普及化。一个非完全自由的交易市场，又没有外资投入，自然给了部分「大户」呼风唤雨的机会。有名的像是翁大铭、游淮银都是例子，还有很妙的是我们这次选举的主要对手吴光训，也是一位股票大户，人称「丰银吴」。
股市大户最呼风唤雨的年代大概是一九九零年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上的「老师」，不过因为法令开放，散户增加，我印象里面就多了许多同学爸妈看电视股市的画面。那时候几乎每个爸妈嘴巴上都在讲股票的事情，台股一冲万点，可能就是有些人老是讲着的「黄金经济」时期。不过那时候基本面并不好，疯狂乱炒作的结果就是股市崩盘，那时候同学的爸妈们通通鸡嘴变鸭嘴，股市成了很多人的伤心往事。
台股开放外资是很晚的事情，也因此幸运闪避了亚洲金融风暴。彭光治在这个部分交代的比较少，反而花了许多时间在谈股市的制度怎麽形成，如何开放，其中发生过哪些「大户弊案」。彭光治这本书蛮技术面的，虽然已经把许多注解都拿掉，但仍然是本不太好读的书，看起来很像立法院公报，直想打瞌睡。但其中收录了许多影响台股制度的重要事件，听他细细道来，虽然有点枯燥，不过都是珍贵的纪录。但读完倒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写一本比较平民化的「股戏」，让不是专业出身的人不用烦恼看不懂什麽是「全额交割」或者「权证」。
去年七八月台股很热，所有杂报纸都建议大家赶快投资，选完卖掉，一路喊涨说要冲到一万点，结果最後不了了之，要是那时候进场，应该赔惨了。台湾的股市好像一直都这样，涨跌看起来没有什麽道理，短期政治因素影响要超过长期经济基本面，散户又多，容易跟着大户或是媒体疯魔一场。
这样子的股票市场，是怎麽行形成的呢？彭光治的《股戏》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其实整个台湾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应该是一连串的解禁动作所成。而主要原因，就在於国民党对於金融交易的又爱又恨，一方面深怕开放太急金融市场会失序，一方面有担心不开放筹资不易。
从以四大公司股票强制换取地主土地开始，台湾股市就成为少数有钱人和政府的禁脔；而後因为逐步开放与交易工具、技术的更新，而渐渐开始普及化。一个非完全自由的交易市场，又没有外资投入，自然给了部分「大户」呼风唤雨的机会。有名的像是翁大铭、游淮银都是例子，还有很妙的是我们这次选举的主要对手吴光训，也是一位股票大户，人称「丰银吴」。
股市大户最呼风唤雨的年代大概是一九九零年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上的「老师」，不过因为法令开放，散户增加，我印象里面就多了许多同学爸妈看电视股市的画面。那时候几乎每个爸妈嘴巴上都在讲股票的事情，台股一冲万点，可能就是有些人老是讲着的「黄金经济」时期。不过那时候基本面并不好，疯狂乱炒作的结果就是股市崩盘，那时候同学的爸妈们通通鸡嘴变鸭嘴，股市成了很多人的伤心往事。
台股开放外资是很晚的事情，也因此幸运闪避了亚洲金融风暴。彭光治在这个部分交代的比较少，反而花了许多时间在谈股市的制度怎麽形成，如何开放，其中发生过哪些「大户弊案」。彭光治这本书蛮技术面的，虽然已经把许多注解都拿掉，但仍然是本不太好读的书，看起来很像立法院公报，直想打瞌睡。但其中收录了许多影响台股制度的重要事件，听他细细道来，虽然有点枯燥，不过都是珍贵的纪录。但读完倒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写一本比较平民化的「股戏」，让不是专业出身的人不用烦恼看不懂什麽是「全额交割」或者「权证」。
我的别人当选感言
我的别人当选感言
算一算我已经连续在高雄住十天了，再住下去我应该会忘记北京话怎麽讲。这场选战是我介入最深的一场选战，从初选开始做民调和参与文宣，一直到大选管高宾接待，最後甚至连车辆调度这类事情都变成我在处理，虽然吃力又不讨好，但充分体会了「乱中有序、乱中有趣」的选战滋味。
讲真的这次选战能嬴，我只觉得是因为对手太弱。选战中大家确实都很努力没错，但一场没有总干事和财务长的选战，打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不过选举就是如此，只要选赢了，什麽都是对的。我想到选後那些人邀功的嘴脸，想到选後我又得处理各式各样因为邀功而靠过来小奸小恶小便宜者的服务案件，心里其实也很无奈。但总是这样，身边就是得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才是真正社会的长相；不能期待每个人走这条路，都是为了理想。
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去投票，推民进党落深渊，人也是我杀的。二十岁有投票权以来，不管什麽情形我都会去投票，去年选市议员，我投给台联，第一次没有投给民进党，今年我甚至连票都没有去投。确实很讽刺，每天在拜托大家要去投票的人，自己却没有去投票，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人格分裂的状况。但是我确实对政治蛮失望，也充满无力感。
这一战里面也体会了人情的冷暖，被媒体归类成谢系的我们，从头到尾都盼无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协助，还被暗中捅了好几刀。未来党内的整合，应该会有很大的问题。在中评会上因为没有明确派系，也造成我们一度遭到其他派系夹杀，打的很苦战。要不是阿扁回到党中央，亲身下来六次，带副总统下来四次，给我们足够的支持，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胜出，可能都在未定之天。有些初选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大选时仍然以大局为重，给我们一些支持，像是老板的大冤家杨秋兴最後两天陪我们扫徐庆煌家门口的上寮村和大寮村，这都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打的很乱的一场选战，比我所能够想像的要混乱许多，文宣脱序、组织紊乱、财务透支，但因为结果是好的，所以也只能说是乱中有序、福气相随。南部的天气很炎热，太阳每天都很大，我晒黑了不少，也看透了许多事情。有许多朋友在这场选战里拉了我们一把，我都记在心里，不一一罗列。此外我做了个决定，要在这个民进党最艰困的时候申请入党，未来只剩下27席民进党的国会，虽然我仍无法想像该如何是好，但我会更努力更努力，让这个陪着我从幼稚到成熟的党更好，让台湾仍然能够保有监督制衡的力量，有清流。
胜选败选
昨晚开票一路都以一千票左右领先，结果开到两万票的时候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又跳回五千票，里面报票人员又一直送重复票箱的资料回来，我越报越尴尬，跟其他同事说，不要开了啦，去问吴光训什麽时後宣布败选好了，结果很快就传回来，说吴宣布败选了，那时候我们还有七十二个票箱还没开出来。
因为开票的状况勉强能看，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民进党开的怎样，直到人家在说凤山林岱桦没上，我才发现大势不妙，全县说要「坐二（余政宪、林岱桦）望三（陈启昱）抢四（颜文章）」，结果只有我们当选，选前说我们要「团结拼一席」，结果全县真的只拼到一席，我急忙跑去老板旁边叮嘱党内选的很难看，要低调。
晚上忙着整理票箱资料，了解全国选情，发现党内只上了二十七席，泛蓝差两席就四分之三，心中挫了一下，想着新会期不会好过，要有些心理准备。也因为这样，我丝毫没有胜选的喜悦，只觉得未来压力更大，也有点忧心这样的败选对党内会有什麽样的冲击。
稍晚看到阿扁辞掉党主席，心里有点不舍；我觉得他尽力了，败选的关键不是他。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情，临危做党主席，我觉得他很称职，但整个执政团队的失败，阿扁确实该负责任。他很努力，但初选种下的一些坏因坏果，排蓝民调、在党内炒作认同议题、排除异己，都造成民进党形象大伤。在这个面向上，我认为绿连和游龙集团才是最该秋後算帐的对象。
算一算，阿扁一共来我们选区六次，我们请阿扁帮什麽忙，要拔桩要扫街要拜票要协调，他都一口答应。要是没有他这样支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麽选下去，我们在党内也没什麽明显派系，其实很缺乏资源的奥援，能够被这样重视，其实我很感谢他。
选举结束，没有预期的高兴，反而是充满了失落。我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入政治这行以来，我们一直是执政党，现在又要变成在野党了，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民进党的落败，我会很乐观的想，那个充满理想的民进党，又快要回来了。
算一算我已经连续在高雄住十天了，再住下去我应该会忘记北京话怎麽讲。这场选战是我介入最深的一场选战，从初选开始做民调和参与文宣，一直到大选管高宾接待，最後甚至连车辆调度这类事情都变成我在处理，虽然吃力又不讨好，但充分体会了「乱中有序、乱中有趣」的选战滋味。
讲真的这次选战能嬴，我只觉得是因为对手太弱。选战中大家确实都很努力没错，但一场没有总干事和财务长的选战，打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不过选举就是如此，只要选赢了，什麽都是对的。我想到选後那些人邀功的嘴脸，想到选後我又得处理各式各样因为邀功而靠过来小奸小恶小便宜者的服务案件，心里其实也很无奈。但总是这样，身边就是得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才是真正社会的长相；不能期待每个人走这条路，都是为了理想。
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去投票，推民进党落深渊，人也是我杀的。二十岁有投票权以来，不管什麽情形我都会去投票，去年选市议员，我投给台联，第一次没有投给民进党，今年我甚至连票都没有去投。确实很讽刺，每天在拜托大家要去投票的人，自己却没有去投票，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人格分裂的状况。但是我确实对政治蛮失望，也充满无力感。
这一战里面也体会了人情的冷暖，被媒体归类成谢系的我们，从头到尾都盼无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协助，还被暗中捅了好几刀。未来党内的整合，应该会有很大的问题。在中评会上因为没有明确派系，也造成我们一度遭到其他派系夹杀，打的很苦战。要不是阿扁回到党中央，亲身下来六次，带副总统下来四次，给我们足够的支持，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胜出，可能都在未定之天。有些初选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大选时仍然以大局为重，给我们一些支持，像是老板的大冤家杨秋兴最後两天陪我们扫徐庆煌家门口的上寮村和大寮村，这都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打的很乱的一场选战，比我所能够想像的要混乱许多，文宣脱序、组织紊乱、财务透支，但因为结果是好的，所以也只能说是乱中有序、福气相随。南部的天气很炎热，太阳每天都很大，我晒黑了不少，也看透了许多事情。有许多朋友在这场选战里拉了我们一把，我都记在心里，不一一罗列。此外我做了个决定，要在这个民进党最艰困的时候申请入党，未来只剩下27席民进党的国会，虽然我仍无法想像该如何是好，但我会更努力更努力，让这个陪着我从幼稚到成熟的党更好，让台湾仍然能够保有监督制衡的力量，有清流。
胜选败选
昨晚开票一路都以一千票左右领先，结果开到两万票的时候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又跳回五千票，里面报票人员又一直送重复票箱的资料回来，我越报越尴尬，跟其他同事说，不要开了啦，去问吴光训什麽时後宣布败选好了，结果很快就传回来，说吴宣布败选了，那时候我们还有七十二个票箱还没开出来。
因为开票的状况勉强能看，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民进党开的怎样，直到人家在说凤山林岱桦没上，我才发现大势不妙，全县说要「坐二（余政宪、林岱桦）望三（陈启昱）抢四（颜文章）」，结果只有我们当选，选前说我们要「团结拼一席」，结果全县真的只拼到一席，我急忙跑去老板旁边叮嘱党内选的很难看，要低调。
晚上忙着整理票箱资料，了解全国选情，发现党内只上了二十七席，泛蓝差两席就四分之三，心中挫了一下，想着新会期不会好过，要有些心理准备。也因为这样，我丝毫没有胜选的喜悦，只觉得未来压力更大，也有点忧心这样的败选对党内会有什麽样的冲击。
稍晚看到阿扁辞掉党主席，心里有点不舍；我觉得他尽力了，败选的关键不是他。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情，临危做党主席，我觉得他很称职，但整个执政团队的失败，阿扁确实该负责任。他很努力，但初选种下的一些坏因坏果，排蓝民调、在党内炒作认同议题、排除异己，都造成民进党形象大伤。在这个面向上，我认为绿连和游龙集团才是最该秋後算帐的对象。
算一算，阿扁一共来我们选区六次，我们请阿扁帮什麽忙，要拔桩要扫街要拜票要协调，他都一口答应。要是没有他这样支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麽选下去，我们在党内也没什麽明显派系，其实很缺乏资源的奥援，能够被这样重视，其实我很感谢他。
选举结束，没有预期的高兴，反而是充满了失落。我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入政治这行以来，我们一直是执政党，现在又要变成在野党了，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民进党的落败，我会很乐观的想，那个充满理想的民进党，又快要回来了。
高老头
高老头
巴尔札克的《高老头》所显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被William M. Reddy在Need and honor in Balzac’s Pere Goriot：reflects on a vision of laissez-faire society一文里面看作「社会批判」而不只是「社会写实」，但我倒是认为，社会写实的意义本就在於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不需要特别去提个新归类法归类它。
每个人读《高老头》的时候，都觉得高老头是个李尔王再世，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子女，但子女却只想从他手上得到钱，而甚至连高老头往生了，女儿都还吝於与他见一面。这本书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两个社会的风景，上流社会以金钱累积的虚假排场，晚宴、情夫、钻戒，背後其实是以负债的积累来垫付。也就是说，美好华丽的排场都只是表面，贵族挥霍的同时其实经常一贫如洗。 高老头的二女儿和高老头本身则颇有「中产阶级想上提升」的意味，在资本主义初期，银行家和商人都被传统贵族列为爆发户，难以打进贵族圈中。在《高老头》里面，他的二女儿需要藉着大学生哈斯提叶以远亲的关系得到上流社会五会的邀请函才能够参加贵族的晚宴。而其实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则用着远亲的贵族姓氏在招摇撞骗。 《高老头》故事里的贵族经常都排场大却很贫穷，中产阶级比较有钱却没办法打入上流社会。而最有趣的是，整个故事里面若要我选最有钱的人，我会选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但他却根本不曾在这本书里有任何描述，只是屡被带过。
Reddy用荣誉（honor）和需要（need）的妥协与折冲（trade off）来看待整个高老头的故事。在《高老头》中，资本主义冲击了巴黎贵族的传统文化，贵族需要以更大的排场证明他们的身分，新兴中产阶级以爆发户的心态想要打进上流社会，但他们却还不懂得贵族所要求的品味生活。而年轻人，则怀抱着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想，即使窝居在贫穷的拂盖公寓，也要穿着整齐漂亮去和贵族约会，并怨叹自己因为走路时皮靴沾上了泥而被贵族的门房看不起。
贵族的荣誉必须以财富维系，但其所必须维持荣誉所付出的钱财，其实远超过了真正的需要，导致便宜了放高利贷的犹太老头。而中产阶级为了打进上流社会的虚荣，又必须要透过攀龙附凤和财富象徵来表现，不揞贵族文化的中产阶级一不小心就会表现超过而显得像爆发户。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充满着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的面貌显得丑陋不堪。
在《高老头》这本小说里所提到的，还有两个上层阶级以外的无产者，从拂盖公寓的处境，可以看见无产者面对中产阶级和贵族在争夺上流社会发言权的同时是如何充满无奈，他们以一百法郎以内的价格在困顿的拂盖公寓住一年，而伯爵夫人一晚的赌资可能是六千法郎。看看大学生哈斯提叶，想想即便你看到这种朱门酒肉臭的场景，但过惯了天堂的生活，谁想活在地狱？阶级有了往上提升的动力，但动力却自踩着底层阶级爬高而来。
《高老头》的故事让我想起股市万点时期的台湾，一个买空卖空就有数万以上获利，升斗小民也可以一日致富，闭着眼睛买的股票都会赚钱。那是台湾消费性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年代，路上随便都有人会戴劳力士，穿着写着大大Prada的衣服晃荡，下午茶日日客满。这其实也很类似巴尔札克笔下资本主义前期的巴黎，爆发户还没适应贵族文化，需要用招摇的「荣誉」显示自己的贵气。前些天我看到郭台铭不知道又干了什麽有钱人才会做的事，心里就想，好几代的有钱人像是新光吴家、裕隆汽车的严家，通常表现都很低调，他们看到郭台铭，一定会觉得这人颇无品味。这麽一想，就让我想起《高老头》里面，哈斯提叶的表姊批评高老头的二女儿看歌剧时笑的太大声一样，异曲同工呢!
巴尔札克的《高老头》所显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被William M. Reddy在Need and honor in Balzac’s Pere Goriot：reflects on a vision of laissez-faire society一文里面看作「社会批判」而不只是「社会写实」，但我倒是认为，社会写实的意义本就在於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不需要特别去提个新归类法归类它。
每个人读《高老头》的时候，都觉得高老头是个李尔王再世，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子女，但子女却只想从他手上得到钱，而甚至连高老头往生了，女儿都还吝於与他见一面。这本书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两个社会的风景，上流社会以金钱累积的虚假排场，晚宴、情夫、钻戒，背後其实是以负债的积累来垫付。也就是说，美好华丽的排场都只是表面，贵族挥霍的同时其实经常一贫如洗。 高老头的二女儿和高老头本身则颇有「中产阶级想上提升」的意味，在资本主义初期，银行家和商人都被传统贵族列为爆发户，难以打进贵族圈中。在《高老头》里面，他的二女儿需要藉着大学生哈斯提叶以远亲的关系得到上流社会五会的邀请函才能够参加贵族的晚宴。而其实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则用着远亲的贵族姓氏在招摇撞骗。 《高老头》故事里的贵族经常都排场大却很贫穷，中产阶级比较有钱却没办法打入上流社会。而最有趣的是，整个故事里面若要我选最有钱的人，我会选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但他却根本不曾在这本书里有任何描述，只是屡被带过。
Reddy用荣誉（honor）和需要（need）的妥协与折冲（trade off）来看待整个高老头的故事。在《高老头》中，资本主义冲击了巴黎贵族的传统文化，贵族需要以更大的排场证明他们的身分，新兴中产阶级以爆发户的心态想要打进上流社会，但他们却还不懂得贵族所要求的品味生活。而年轻人，则怀抱着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想，即使窝居在贫穷的拂盖公寓，也要穿着整齐漂亮去和贵族约会，并怨叹自己因为走路时皮靴沾上了泥而被贵族的门房看不起。
贵族的荣誉必须以财富维系，但其所必须维持荣誉所付出的钱财，其实远超过了真正的需要，导致便宜了放高利贷的犹太老头。而中产阶级为了打进上流社会的虚荣，又必须要透过攀龙附凤和财富象徵来表现，不揞贵族文化的中产阶级一不小心就会表现超过而显得像爆发户。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充满着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的面貌显得丑陋不堪。
在《高老头》这本小说里所提到的，还有两个上层阶级以外的无产者，从拂盖公寓的处境，可以看见无产者面对中产阶级和贵族在争夺上流社会发言权的同时是如何充满无奈，他们以一百法郎以内的价格在困顿的拂盖公寓住一年，而伯爵夫人一晚的赌资可能是六千法郎。看看大学生哈斯提叶，想想即便你看到这种朱门酒肉臭的场景，但过惯了天堂的生活，谁想活在地狱？阶级有了往上提升的动力，但动力却自踩着底层阶级爬高而来。
《高老头》的故事让我想起股市万点时期的台湾，一个买空卖空就有数万以上获利，升斗小民也可以一日致富，闭着眼睛买的股票都会赚钱。那是台湾消费性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年代，路上随便都有人会戴劳力士，穿着写着大大Prada的衣服晃荡，下午茶日日客满。这其实也很类似巴尔札克笔下资本主义前期的巴黎，爆发户还没适应贵族文化，需要用招摇的「荣誉」显示自己的贵气。前些天我看到郭台铭不知道又干了什麽有钱人才会做的事，心里就想，好几代的有钱人像是新光吴家、裕隆汽车的严家，通常表现都很低调，他们看到郭台铭，一定会觉得这人颇无品味。这麽一想，就让我想起《高老头》里面，哈斯提叶的表姊批评高老头的二女儿看歌剧时笑的太大声一样，异曲同工呢!
忽然一周
忽然一周
香港有本八卦杂志叫做「忽然一周」，每次听到这名字，总觉得和我每周的生活挺像，都是忽然间，一周就过去了。本想今天去高雄，但办公室许多事情都无法处理妥当，身边公文堆积如山，想我去那边还是得处理这些东西，便作罢。而下班前许多行程run down还没排出来，想来是必须星期六一早再去高雄。
忽然，就是一周过去了，的确如此。
所幸有背後绫，就在她快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一件事要处理，义不容辞帮助分身乏术的我，很是感谢。办公室多个帮手，其实温暖许多，无论是数落一下某同事或临时需要帮忙，都有人可以配合，阿弥陀佛。
快下班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的部落格，有个影片叫大家要「返乡投票」。我看着48秒的片子怔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少了这个？我身在政治漩涡中，看见敌人，奋勇砍杀，但是我们这些圈内人，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抱怨投票率那麽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麽要人民出来投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感动过人民？
这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我们怎麽样被陈水扁落选台北市长发表的演说感动，他说，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徵；又想起我们怎麽样对无意间打倒了国民党感动，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当然不能排除的，四年前我们一起出来手牵手护台湾，又是多麽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这场选战里，没有让任何人感动。甚至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试着让人民感动。
昨天我们的对手贿选被检察官抄了，竞选团队士气大振。我们那对手，有选必贿，国民党养成这个派系，打选仗时就是除了贿选什麽也不会，其实他贿选根本不是新闻。我看着他们急着撇清，我则忙着找他过去贿选的新闻时，刚好看到一则1994年4月29日的新闻写到我老板。那时候他刚选上县议员，二十九岁，和我现在一样还残存着理想但正被现实磨难着的年纪。
另杨章明复派知情的刘火至当选的民进党籍县议员陈启昱服务处，告知党部有共识支持陈义明与杨章明，而交付二百万元的现金与面额各五十万元的支票两张，但为陈启昱所拒，而在议长选举投票的前夕，陈义明的支持者在海首都聚餐，杨章明又涉嫌交付一百万元给陈启昱，但仍被拒绝。（中国时报1994/4/29 版4）
那时候老板在想什麽呢？我觉得在人家行贿给他的那一霎那，他对政治最後的一点期望应该也已彻底破灭。我记得半年前他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淡淡的说，选议员本来就不是为了要拿这种黑心钱，不义之财不取，本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十几年过去了，他在政治上磨得圆了，但我每次看他，觉得他傻傻的，除了地方上的经营，也没看过他做过什麽攀龙附凤的事情。中常会中评会开会，他因为平常没什麽经营，连我都觉得他被欺负的很委屈。
我们那麽努力的再打这场选战，希望选赢，但我们有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我们为什麽要选赢？只是为了不要让贪污家族和贿选家族在高雄县继续猖獗下去吗？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强，就像老板自己说过的，不取不义之财本来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没什麽好特别拿来声张。
我们要阻止黑金，其实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说服人民投给我们，做到让人民感动。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点没做好，不要说只有我们，我觉得我们全党都没做好。民进党在再感动人民一次这目标上，做不好，感动不了人，让大家甚至连出来投票的动力都没有。
但老实讲，熊熊要问我，怎麽样感动人民，恕我其实我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次选举里，有谁做到这点。不管两个我不太想花力气批评的大党、或是小里小气争夺第三中的第一的诸小党（有关於这个，等选後再说），所有政党都欠缺这种让人感动的目标。
但其实那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感觉吧，如果每一个候选人都真正能够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他为什麽要参选？他当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是为了什麽？而这麽多年来，做到了多少？是还有理想在坚持，还是只剩下不贪污不舞弊这项？我身在政治中，我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我也知道政治有许多算计，但我总要一直重复着，跟爱情一样，里面总有些算计，但如果让算计成为爱情的本质而非点缀，那爱情的存在就疏无必要。政治也是这样，那些本质的理想，难免会被现实逼着做些妥协，但如果你让那些算计利益完全覆盖了理想，那政治自然就无法感动人民。
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从政了，要时时提醒自己(也请你提醒我)，我说过这些话。
香港有本八卦杂志叫做「忽然一周」，每次听到这名字，总觉得和我每周的生活挺像，都是忽然间，一周就过去了。本想今天去高雄，但办公室许多事情都无法处理妥当，身边公文堆积如山，想我去那边还是得处理这些东西，便作罢。而下班前许多行程run down还没排出来，想来是必须星期六一早再去高雄。
忽然，就是一周过去了，的确如此。
所幸有背後绫，就在她快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一件事要处理，义不容辞帮助分身乏术的我，很是感谢。办公室多个帮手，其实温暖许多，无论是数落一下某同事或临时需要帮忙，都有人可以配合，阿弥陀佛。
快下班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的部落格，有个影片叫大家要「返乡投票」。我看着48秒的片子怔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少了这个？我身在政治漩涡中，看见敌人，奋勇砍杀，但是我们这些圈内人，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抱怨投票率那麽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麽要人民出来投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感动过人民？
这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我们怎麽样被陈水扁落选台北市长发表的演说感动，他说，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徵；又想起我们怎麽样对无意间打倒了国民党感动，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当然不能排除的，四年前我们一起出来手牵手护台湾，又是多麽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这场选战里，没有让任何人感动。甚至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试着让人民感动。
昨天我们的对手贿选被检察官抄了，竞选团队士气大振。我们那对手，有选必贿，国民党养成这个派系，打选仗时就是除了贿选什麽也不会，其实他贿选根本不是新闻。我看着他们急着撇清，我则忙着找他过去贿选的新闻时，刚好看到一则1994年4月29日的新闻写到我老板。那时候他刚选上县议员，二十九岁，和我现在一样还残存着理想但正被现实磨难着的年纪。
另杨章明复派知情的刘火至当选的民进党籍县议员陈启昱服务处，告知党部有共识支持陈义明与杨章明，而交付二百万元的现金与面额各五十万元的支票两张，但为陈启昱所拒，而在议长选举投票的前夕，陈义明的支持者在海首都聚餐，杨章明又涉嫌交付一百万元给陈启昱，但仍被拒绝。（中国时报1994/4/29 版4）
那时候老板在想什麽呢？我觉得在人家行贿给他的那一霎那，他对政治最後的一点期望应该也已彻底破灭。我记得半年前他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淡淡的说，选议员本来就不是为了要拿这种黑心钱，不义之财不取，本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十几年过去了，他在政治上磨得圆了，但我每次看他，觉得他傻傻的，除了地方上的经营，也没看过他做过什麽攀龙附凤的事情。中常会中评会开会，他因为平常没什麽经营，连我都觉得他被欺负的很委屈。
我们那麽努力的再打这场选战，希望选赢，但我们有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我们为什麽要选赢？只是为了不要让贪污家族和贿选家族在高雄县继续猖獗下去吗？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强，就像老板自己说过的，不取不义之财本来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没什麽好特别拿来声张。
我们要阻止黑金，其实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说服人民投给我们，做到让人民感动。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点没做好，不要说只有我们，我觉得我们全党都没做好。民进党在再感动人民一次这目标上，做不好，感动不了人，让大家甚至连出来投票的动力都没有。
但老实讲，熊熊要问我，怎麽样感动人民，恕我其实我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次选举里，有谁做到这点。不管两个我不太想花力气批评的大党、或是小里小气争夺第三中的第一的诸小党（有关於这个，等选後再说），所有政党都欠缺这种让人感动的目标。
但其实那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感觉吧，如果每一个候选人都真正能够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他为什麽要参选？他当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是为了什麽？而这麽多年来，做到了多少？是还有理想在坚持，还是只剩下不贪污不舞弊这项？我身在政治中，我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我也知道政治有许多算计，但我总要一直重复着，跟爱情一样，里面总有些算计，但如果让算计成为爱情的本质而非点缀，那爱情的存在就疏无必要。政治也是这样，那些本质的理想，难免会被现实逼着做些妥协，但如果你让那些算计利益完全覆盖了理想，那政治自然就无法感动人民。
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从政了，要时时提醒自己(也请你提醒我)，我说过这些话。
政治现实的现实面
政治现实的现实面
政治的现实通常都用在比较大的问题上，谁和谁翻脸，谁出尔反尔；但若用在很细微的人与人问题，我觉得也很适用。
一场选举总是可以看清楚每个围绕着候选人身边人的真面目，谁贪婪、谁无能、谁优柔寡断、谁没有担当、谁有责任、谁无所求。围着候选人的人，大多数不是为了理想或情义，而是为了从他身上得到什麽；围着候选人的人，经常不是想为了候选人好，而都只想到自己 功诿过的人有、敷衍塞责的人有、官威十足的也有、头壳坏去的更是少不了。
老板娘有次和我说，有些人心眼坏，便罢，至少能做事；有些人头壳坏，那大不妙，可能整场选举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些头壳坏的人可以作关键决策。这几天看钱花起来像水流一样，无底洞般的增加，却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心很痛。虽然不是我的钱，但看到这样没节制的花，其实我很难过。这几天看到那些小人在那里跳梁，其实我心也很痛，看他们尽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馊主意，蛮上欺下，我其实都看的一清二楚。
这也是幕僚的无奈，能够建议的、决定的、和候选人说的，我至少都尽力去作。人家的烂摊子，最後也经常是我捡起来。做到让他信任我，让他不能没有我，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所能做到的范围。他的无奈我也有看到，但关於人的言行和能力之类的事，其实我并不想去烦他。我只说真话，不说奉承的话；我对他无所求，就对他最诚恳。
其实我想谢谢老板，很无奈地说是他在花钱让我学习。一场完整的选举让我看见这种人生的现实，那些伪装成为候选人其实都是为自己的算计、那些因为事前毫无规划所造成的慌乱和胡搞，以及事後的推委和争功。选举少不了这种事我知道，但明知可以防范却仍犯的错，其实应该要有人负起责任。我的学习在看破人、看见问题、亲身感受到某些时刻的无力感。因为我亲身经历，让我知道教训在哪里，对我未来的路是宝贵的资产，不会再犯一样的错。
真心是为了某些对政治的热情而投入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别有所求，有些人可能还视我这空降的外来者为绊脚石。但我总是想，凯撒说我来，我看见，我征服，选举对我来说就是这麽一回事。来到这个圈子、看见这个圈子的现实面、以及想办法让候选人在乱军之中还能胜出。这种对於细微人生现实的体验和观察，只有在这样密集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中能看见，哪些人能用，哪些人少碰，什麽问题会出来，什麽方法可以防范。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容或中间总是许多不愉快，但我热爱政治这志业与我能够看见的一切。
政治的现实通常都用在比较大的问题上，谁和谁翻脸，谁出尔反尔；但若用在很细微的人与人问题，我觉得也很适用。
一场选举总是可以看清楚每个围绕着候选人身边人的真面目，谁贪婪、谁无能、谁优柔寡断、谁没有担当、谁有责任、谁无所求。围着候选人的人，大多数不是为了理想或情义，而是为了从他身上得到什麽；围着候选人的人，经常不是想为了候选人好，而都只想到自己 功诿过的人有、敷衍塞责的人有、官威十足的也有、头壳坏去的更是少不了。
老板娘有次和我说，有些人心眼坏，便罢，至少能做事；有些人头壳坏，那大不妙，可能整场选举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些头壳坏的人可以作关键决策。这几天看钱花起来像水流一样，无底洞般的增加，却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心很痛。虽然不是我的钱，但看到这样没节制的花，其实我很难过。这几天看到那些小人在那里跳梁，其实我心也很痛，看他们尽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馊主意，蛮上欺下，我其实都看的一清二楚。
这也是幕僚的无奈，能够建议的、决定的、和候选人说的，我至少都尽力去作。人家的烂摊子，最後也经常是我捡起来。做到让他信任我，让他不能没有我，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所能做到的范围。他的无奈我也有看到，但关於人的言行和能力之类的事，其实我并不想去烦他。我只说真话，不说奉承的话；我对他无所求，就对他最诚恳。
其实我想谢谢老板，很无奈地说是他在花钱让我学习。一场完整的选举让我看见这种人生的现实，那些伪装成为候选人其实都是为自己的算计、那些因为事前毫无规划所造成的慌乱和胡搞，以及事後的推委和争功。选举少不了这种事我知道，但明知可以防范却仍犯的错，其实应该要有人负起责任。我的学习在看破人、看见问题、亲身感受到某些时刻的无力感。因为我亲身经历，让我知道教训在哪里，对我未来的路是宝贵的资产，不会再犯一样的错。
真心是为了某些对政治的热情而投入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别有所求，有些人可能还视我这空降的外来者为绊脚石。但我总是想，凯撒说我来，我看见，我征服，选举对我来说就是这麽一回事。来到这个圈子、看见这个圈子的现实面、以及想办法让候选人在乱军之中还能胜出。这种对於细微人生现实的体验和观察，只有在这样密集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中能看见，哪些人能用，哪些人少碰，什麽问题会出来，什麽方法可以防范。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容或中间总是许多不愉快，但我热爱政治这志业与我能够看见的一切。
输赢之间
输赢之间
初选时的一些遗絮，竟然拖到剩不到三十天了又浮出来，让我有点郁卒。那是两组人马的负面文宣相互攻击，随着初选结束，法院的告诉各自撤销，本以为没事了，结果落败者却突然又冒出来说他不甘愿要选到底。
选举落败当然是很难过的事情，但如果是输在自己不够努力，却要怪别人比你强，去找理由说选举不公平，我觉得那是很没品的事情。选举本就是祖宗八代都要拿出来检视，父母造的业小孩本来就得承担，应该要努力去说服选民你和他们不一样。父母如果声名狼藉，小孩就是站在先天弱势，如果输掉了就是你努力不够，选民没被你说服。说自己在地人家是空降，怎麽不想想为什麽空降的人会赢你在地的？那一定是因为你努力不够，乡亲不认为你在地有比人家空降优秀啊！
说初选不公，就要拿出证据，不要跟国民党说选举不公一样，拿不出证据随便找理由，那就是掀桌闹场。一场选举是多少选务人员努力辛苦办成功的？你一句不公平，选前不说选时不说，选输了才要说，抹杀掉多少选务人员的辛苦汗水？如果早知道你选举输了就要说不算重来，那人家花钱花时间陪你玩不是阿呆？初选民调都有签名画押，也是你老婆自己签的，规则怎样你都同意没意见，选输了又要赖给民调中心；整个民调过程都有row data，哪个乡先打後打什麽时候停，几点钟谁领先通通可以读的出来，自己不花时间研究一下就随便乱指控，讲出来不是跟「周守训恒等式」一样被人家笑掉大牙？
说要协调，别的桩脚说他一开始说我爸放出来我妈无罪就不选，以为台湾是乌干达还是缅甸？总统连自己的老婆女婿都保不住，可以帮你去关说法院吗？这种比小学生还不如的法治观念，敢说自己想选立法委员，难怪台湾政治不好。後来又有另一个桩脚说他要官位，一开口要跟人家开副县长、副主委这种级数的，兄弟，搓汤圆犯法你知道吗？还有，你要这种职务，凭什麽？人家现在当副主委的，当过几届立委？兄弟你的资历跟我差不多耶，我起码还不是当老爸办公室的主任，是自己去应徵来的。你要当副县长，那乾脆跟我搭配竞选县长好了。
这些事情讲出来真的会被人家笑，说我们党品质这麽差，出这种咖，难怪政绩不好。跟国民党学，好的不学学坏的，胡闹、要糖果、乱诬赖。还好天有眼睛没有让这种人赢初选，虽然是甘苦到初选赢的人，至少没让这种人赢，不会让乡亲蒙羞，被人家笑我们县里怎麽选出这种立委。
初选时的一些遗絮，竟然拖到剩不到三十天了又浮出来，让我有点郁卒。那是两组人马的负面文宣相互攻击，随着初选结束，法院的告诉各自撤销，本以为没事了，结果落败者却突然又冒出来说他不甘愿要选到底。
选举落败当然是很难过的事情，但如果是输在自己不够努力，却要怪别人比你强，去找理由说选举不公平，我觉得那是很没品的事情。选举本就是祖宗八代都要拿出来检视，父母造的业小孩本来就得承担，应该要努力去说服选民你和他们不一样。父母如果声名狼藉，小孩就是站在先天弱势，如果输掉了就是你努力不够，选民没被你说服。说自己在地人家是空降，怎麽不想想为什麽空降的人会赢你在地的？那一定是因为你努力不够，乡亲不认为你在地有比人家空降优秀啊！
说初选不公，就要拿出证据，不要跟国民党说选举不公一样，拿不出证据随便找理由，那就是掀桌闹场。一场选举是多少选务人员努力辛苦办成功的？你一句不公平，选前不说选时不说，选输了才要说，抹杀掉多少选务人员的辛苦汗水？如果早知道你选举输了就要说不算重来，那人家花钱花时间陪你玩不是阿呆？初选民调都有签名画押，也是你老婆自己签的，规则怎样你都同意没意见，选输了又要赖给民调中心；整个民调过程都有row data，哪个乡先打後打什麽时候停，几点钟谁领先通通可以读的出来，自己不花时间研究一下就随便乱指控，讲出来不是跟「周守训恒等式」一样被人家笑掉大牙？
说要协调，别的桩脚说他一开始说我爸放出来我妈无罪就不选，以为台湾是乌干达还是缅甸？总统连自己的老婆女婿都保不住，可以帮你去关说法院吗？这种比小学生还不如的法治观念，敢说自己想选立法委员，难怪台湾政治不好。後来又有另一个桩脚说他要官位，一开口要跟人家开副县长、副主委这种级数的，兄弟，搓汤圆犯法你知道吗？还有，你要这种职务，凭什麽？人家现在当副主委的，当过几届立委？兄弟你的资历跟我差不多耶，我起码还不是当老爸办公室的主任，是自己去应徵来的。你要当副县长，那乾脆跟我搭配竞选县长好了。
这些事情讲出来真的会被人家笑，说我们党品质这麽差，出这种咖，难怪政绩不好。跟国民党学，好的不学学坏的，胡闹、要糖果、乱诬赖。还好天有眼睛没有让这种人赢初选，虽然是甘苦到初选赢的人，至少没让这种人赢，不会让乡亲蒙羞，被人家笑我们县里怎麽选出这种立委。
纵贯线随想
纵贯线随想
有个广告说，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或是往咖啡馆的路上。要是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那真是太爽了；然而自从阿心想出「混纵贯线」这个我的新浑名後，我就像陷入诅咒一样，把那句广告改成，我不在服务处、就在办公室，不然就在纵贯线上。打猎季节开始以来，经常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睡觉，而醒着时若可能休息，一般来讲都是因为正在纵贯线上奔走，在车上、在高铁上。
读书那边几乎可以说完全变成副业了，很努力想看些什麽，但高速公路昏暗的灯光并不适合读书，而风驰电掣的高铁上我又无法抗拒睡眠的诱惑力。生活感觉是一团混乱，没办法想超过三天的事情，只想选完应该可以好好休个假去旅行，但似远又近，又惦挂着三月要缴所得税和学费，而且本人自己的学费还不能列为特别扣除额（只能扣子女学费两万五千元）；一下又想起期末报告那时候不知道写完没，牵挂太多，又要导致情人吵架。
这种生活真是糟透了，我当个助理就忙成这样，实在不懂老板是不是头壳坏去，为什麽会想要参加选举？而这样每天到处忙阿冲的，什麽时候能够静下心，想一想大战略的问题？这段期间里，我总是想要喘一口气，放松一下，想一想自己到底干了些什麽事，这才了解为什麽上帝创造一周七天，非要人们休息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不可。
总有一种很疲累的感觉，每天空空的，又开始强迫症一样的找白头发，自以为只有躺在床上才有休息的真实感。有人和我说开始有耶诞节的气氛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想想，耶诞节的气氛总是一种商业塑造，而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去忠孝东路了，难怪一点感觉都没有。看起来今年的耶诞节，应该是要以土窑鸡来代替烤火鸡的命运了。
有个广告说，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或是往咖啡馆的路上。要是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那真是太爽了；然而自从阿心想出「混纵贯线」这个我的新浑名後，我就像陷入诅咒一样，把那句广告改成，我不在服务处、就在办公室，不然就在纵贯线上。打猎季节开始以来，经常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睡觉，而醒着时若可能休息，一般来讲都是因为正在纵贯线上奔走，在车上、在高铁上。
读书那边几乎可以说完全变成副业了，很努力想看些什麽，但高速公路昏暗的灯光并不适合读书，而风驰电掣的高铁上我又无法抗拒睡眠的诱惑力。生活感觉是一团混乱，没办法想超过三天的事情，只想选完应该可以好好休个假去旅行，但似远又近，又惦挂着三月要缴所得税和学费，而且本人自己的学费还不能列为特别扣除额（只能扣子女学费两万五千元）；一下又想起期末报告那时候不知道写完没，牵挂太多，又要导致情人吵架。
这种生活真是糟透了，我当个助理就忙成这样，实在不懂老板是不是头壳坏去，为什麽会想要参加选举？而这样每天到处忙阿冲的，什麽时候能够静下心，想一想大战略的问题？这段期间里，我总是想要喘一口气，放松一下，想一想自己到底干了些什麽事，这才了解为什麽上帝创造一周七天，非要人们休息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不可。
总有一种很疲累的感觉，每天空空的，又开始强迫症一样的找白头发，自以为只有躺在床上才有休息的真实感。有人和我说开始有耶诞节的气氛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想想，耶诞节的气氛总是一种商业塑造，而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去忠孝东路了，难怪一点感觉都没有。看起来今年的耶诞节，应该是要以土窑鸡来代替烤火鸡的命运了。
最近的生活
最近的生活
选举是很刺激也很令人疲倦的一项活动，而又要选举又要上学的我，才刚刚抓住读书的节奏，竟又开始陷入分身乏术的窘境。我很喜欢选举，但又很矛盾的讨厌这种忙碌，这项资料那项资料、这篇新闻那篇新闻、开会、协调、安排，一切一切却又都只是为了一个既亲近又遥远的结果。
老实讲，在选的人也不是我，选区也不在我的故乡，他上或者没上，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吗？但作为我的老板，我也知道他毕竟是个好人，跟选区其他人比起来，老实讲为了各位乡亲的好未来，请大家珍惜一下这位不太有名的委员吧。就在这种似近又远的连带中，我好像也逐渐成为地方派系的一员。
刚好最近上课也在讲地方派系，一面读一面想想自己，提供一些经验和学弟妹们分享。比如前几天上课讲到龚宜君用党员比例作为「渗透」指标，一方面感觉太薄弱，一方面大家也都想不出有什麽更好的指标。我想一想党员数到底有多重要，便和大家分享党员名单的掌握其实对於把讯息reach到每一个人有他的成效在，当一个政策可以直接素求到每一个个人，就可以比较准确的估算出选举的状况，因此党员数对於地方选举的动员能力计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读书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学术与实务之间的接合点，讲地方派系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作为地方派系的一员」（感觉是个师爷），提供的经验可以让大家反省书本内外的情境。讲真的，地方派系也不是什麽三头六臂的事情，那些东西本就是我每天的生活；而随着时间递移，也呈现出与二十年前迥然不同的风景。看着书本在想想我的每日生活，其实也提供了我和班上同学们一起分享经验的机会，让彼此在切磋中更进步。
不过选举真的很累，这几天我这样来来回回的在台湾西部奔走，星期一下午五点才离开高雄，先到新竹上课到十一点，回到台北已经半夜了。每天进办公室也是匆匆忙忙，没什麽时间好好静下心，想一想自己做了些什麽。选举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经历四月初选，其实我也有点心理准备。只是这次还要加上学校的挑战，真的是有点吃不消。
但我总觉得，就算我今天没有好好念完书，但我硬着头皮到了课堂，被老师骂一骂，还是有收获的。只要有念，就算没念完，经过讨论还是会比昨天更进步一点。当我没有办法像读硕士的时候那麽全心全意在读书，那至少我还多了实务的经验，上课少说多听，多想多整理，得到少一点，也还是知识的长进。而如果因为累或者惧怕没读完被老师责怪就不去上课，那损失的不是更多吗？
总结最近的生活，要用一个字鼓励自己，那就是意志力，要有意志力。
选举是很刺激也很令人疲倦的一项活动，而又要选举又要上学的我，才刚刚抓住读书的节奏，竟又开始陷入分身乏术的窘境。我很喜欢选举，但又很矛盾的讨厌这种忙碌，这项资料那项资料、这篇新闻那篇新闻、开会、协调、安排，一切一切却又都只是为了一个既亲近又遥远的结果。
老实讲，在选的人也不是我，选区也不在我的故乡，他上或者没上，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吗？但作为我的老板，我也知道他毕竟是个好人，跟选区其他人比起来，老实讲为了各位乡亲的好未来，请大家珍惜一下这位不太有名的委员吧。就在这种似近又远的连带中，我好像也逐渐成为地方派系的一员。
刚好最近上课也在讲地方派系，一面读一面想想自己，提供一些经验和学弟妹们分享。比如前几天上课讲到龚宜君用党员比例作为「渗透」指标，一方面感觉太薄弱，一方面大家也都想不出有什麽更好的指标。我想一想党员数到底有多重要，便和大家分享党员名单的掌握其实对於把讯息reach到每一个人有他的成效在，当一个政策可以直接素求到每一个个人，就可以比较准确的估算出选举的状况，因此党员数对於地方选举的动员能力计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读书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学术与实务之间的接合点，讲地方派系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作为地方派系的一员」（感觉是个师爷），提供的经验可以让大家反省书本内外的情境。讲真的，地方派系也不是什麽三头六臂的事情，那些东西本就是我每天的生活；而随着时间递移，也呈现出与二十年前迥然不同的风景。看着书本在想想我的每日生活，其实也提供了我和班上同学们一起分享经验的机会，让彼此在切磋中更进步。
不过选举真的很累，这几天我这样来来回回的在台湾西部奔走，星期一下午五点才离开高雄，先到新竹上课到十一点，回到台北已经半夜了。每天进办公室也是匆匆忙忙，没什麽时间好好静下心，想一想自己做了些什麽。选举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经历四月初选，其实我也有点心理准备。只是这次还要加上学校的挑战，真的是有点吃不消。
但我总觉得，就算我今天没有好好念完书，但我硬着头皮到了课堂，被老师骂一骂，还是有收获的。只要有念，就算没念完，经过讨论还是会比昨天更进步一点。当我没有办法像读硕士的时候那麽全心全意在读书，那至少我还多了实务的经验，上课少说多听，多想多整理，得到少一点，也还是知识的长进。而如果因为累或者惧怕没读完被老师责怪就不去上课，那损失的不是更多吗？
总结最近的生活，要用一个字鼓励自己，那就是意志力，要有意志力。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看着中正庙的牌楼要拆除，市政府和中央吵翻的场景，似乎很难再回想也不过是二十年前，蒋家的权威仍然不容挑战，民主与多元的争取如果不想流血，还有赖独裁者的施舍。而中央与地方关系，至少如表面所看见，如此和谐，也不可能有今天这种呛来呛去的场景，何况当时台北市长乃是官派。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姚人多很不解的问同学，为什麽现在大家都不研究政治了？「我大学的时候，几乎每天脑筋里面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推翻国民党」。姚也很赞许吴乃德的博士论文，他说吴问了一个好问题，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我还记得几年前林忠正（那时候还没被抓去关）和林鹤玲做过一个研究，量化指标显示外省人经济情况一般较本省人为佳，阶级处境较好；同样的结论也被吴乃德的研究「皮鞋与草鞋」一文证实过。当时二林的研究引起另一位学者赵刚很大的不悦，赵刚认为外省人不是人人都有钱，退伍军官和退伍老兵的经济境遇就迥然不同。其实赵刚点出来的是量化研究的局限，二林和吴乃德讲的都是统计後的省籍/经济关系全貌（whole map），本无法就省籍内的阶级再行分析；但赵刚却跳过了对量化研究的攻击，直接说二林和张（茂桂）吴这群人是「包藏祸心」。诉诸於人身攻击的论述基本上已经无法对谈，这其实也是当前台湾政治圈内常有的语境；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学术圈，这场论辩仍掀起了一阵风雨。
最近骆明庆针对同一个主题，写了「谁是台大学生？」一文，文题相当耸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报导热。骆明庆的研究中，省籍和阶级都是可否作为一个台大学生的重要变项。媒体报导这篇文章通常都把焦点集中在大安区的小孩比台东容易进台大，但也都忽略了骆明庆把过去几十年间谁是台大学生做了很清楚的说明。例如性别这个变项，在骆文里就成为因为省籍而变的一个项目。外省籍的家庭因为经济收入普遍的稳定性，使女孩上大学的机率大增，只要有学生本身有能力，就有办法升学。
骆的研究让我想起自己，四五年前，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把多元论和选择权看的很重。我相信人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权的责任，因为那是你自找的。直到快退伍的时候，几次出车和Keven或者其他几个驾驶兵闲聊，才切身反省了我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有东西可以让我选择。而Keven之所以对未来没什麽选择，对薪水也没有谈判能力，是因为他的阶级处境和我不同。朱天心有篇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最後一句话提到什麽赵少康在书房里认真的看书、陈长文正在思考尼采与康德这类的例子，我觉得她想表达的也是她今日的成就来自过去的努力。只是朱天心并没有像我一样遇到Keven这样的人，她没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努力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背後的阶级和省籍优越。
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也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位外省子弟，她问的问题更根本，她的热情在於她想知道，究竟国民党是怎样让她的母亲和国民党仅仅相系？也就是说，她想突破陈明通、朱云汉或者王振寰那一辈学者所谈「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本土社会」里的恩庇侍从结构只谈本省精英（地方派系）的层次，问出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国民党带来这一百多万外省人，本来与国民党也没那麽关系密切，又为什麽今日会为国民党兴亡而悲喜？
相对於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谈的恩庇侍从结构，龚宜君谈的是国民党的渗透能力。她认为国民党对台湾的本土社会渗透力其实不强，真正能够渗透的，是各种特种党部在军警公务机关里的运作能力。这和陈明通所谈的刚好可以互相补强，陈明通看见的是国民党透过中央组织改造和政治技巧的运用，如何建立一个有限度的恩庇结构，以利益的分配暂时性的和本土社会相连结。而这里的「本土社会」，自是指二二八之後，以和国民党合作甄补精英消失缺口的地方派系新精英（也是陈明通之前曾和吴乃德为文暗讽的一群人）。
陈明通的研究并没有特别着墨於国民党如何安置统治精英外的外省人，他仅提到这也是恩庇结构的一环。龚宜君的研究刚好填补了陈明通的不足，她指出要牢牢控制外省人，不只是用恩庇结构分配利益给外省人，还必须透过特种党部渗透、重组，才能够再分配上面更有效率。
如果把赵刚对外省老兵的经济处境加进来，其实也可以看见当时外省人的阶级面貌。国民党照顾的仅仅是统治精英（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附从者（军公教和国营企业），但对於很早就退伍的老士兵，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尽照顾之责。比较有趣的问题是，这些老兵却也经常是国民党的最支持者，这在赵彦宁对於外省老兵与中国配偶的几篇研究上都可以看的很清楚，也是赵彦宁迷惘之处。
骆明庆的「谁是台大学生」，其实背後所隐藏的话语，远比文章能够表达的更多。学术的价值其实正应该是为此而生，以一个研究衍伸出更多的问题和分析，对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出更深入的诠释。而这些问题和问题背後的意识形态、现象，其实也正是学术之所以迷人之处。
看着中正庙的牌楼要拆除，市政府和中央吵翻的场景，似乎很难再回想也不过是二十年前，蒋家的权威仍然不容挑战，民主与多元的争取如果不想流血，还有赖独裁者的施舍。而中央与地方关系，至少如表面所看见，如此和谐，也不可能有今天这种呛来呛去的场景，何况当时台北市长乃是官派。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姚人多很不解的问同学，为什麽现在大家都不研究政治了？「我大学的时候，几乎每天脑筋里面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推翻国民党」。姚也很赞许吴乃德的博士论文，他说吴问了一个好问题，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我还记得几年前林忠正（那时候还没被抓去关）和林鹤玲做过一个研究，量化指标显示外省人经济情况一般较本省人为佳，阶级处境较好；同样的结论也被吴乃德的研究「皮鞋与草鞋」一文证实过。当时二林的研究引起另一位学者赵刚很大的不悦，赵刚认为外省人不是人人都有钱，退伍军官和退伍老兵的经济境遇就迥然不同。其实赵刚点出来的是量化研究的局限，二林和吴乃德讲的都是统计後的省籍/经济关系全貌（whole map），本无法就省籍内的阶级再行分析；但赵刚却跳过了对量化研究的攻击，直接说二林和张（茂桂）吴这群人是「包藏祸心」。诉诸於人身攻击的论述基本上已经无法对谈，这其实也是当前台湾政治圈内常有的语境；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学术圈，这场论辩仍掀起了一阵风雨。
最近骆明庆针对同一个主题，写了「谁是台大学生？」一文，文题相当耸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报导热。骆明庆的研究中，省籍和阶级都是可否作为一个台大学生的重要变项。媒体报导这篇文章通常都把焦点集中在大安区的小孩比台东容易进台大，但也都忽略了骆明庆把过去几十年间谁是台大学生做了很清楚的说明。例如性别这个变项，在骆文里就成为因为省籍而变的一个项目。外省籍的家庭因为经济收入普遍的稳定性，使女孩上大学的机率大增，只要有学生本身有能力，就有办法升学。
骆的研究让我想起自己，四五年前，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把多元论和选择权看的很重。我相信人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权的责任，因为那是你自找的。直到快退伍的时候，几次出车和Keven或者其他几个驾驶兵闲聊，才切身反省了我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有东西可以让我选择。而Keven之所以对未来没什麽选择，对薪水也没有谈判能力，是因为他的阶级处境和我不同。朱天心有篇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最後一句话提到什麽赵少康在书房里认真的看书、陈长文正在思考尼采与康德这类的例子，我觉得她想表达的也是她今日的成就来自过去的努力。只是朱天心并没有像我一样遇到Keven这样的人，她没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努力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背後的阶级和省籍优越。
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也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位外省子弟，她问的问题更根本，她的热情在於她想知道，究竟国民党是怎样让她的母亲和国民党仅仅相系？也就是说，她想突破陈明通、朱云汉或者王振寰那一辈学者所谈「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本土社会」里的恩庇侍从结构只谈本省精英（地方派系）的层次，问出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国民党带来这一百多万外省人，本来与国民党也没那麽关系密切，又为什麽今日会为国民党兴亡而悲喜？
相对於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谈的恩庇侍从结构，龚宜君谈的是国民党的渗透能力。她认为国民党对台湾的本土社会渗透力其实不强，真正能够渗透的，是各种特种党部在军警公务机关里的运作能力。这和陈明通所谈的刚好可以互相补强，陈明通看见的是国民党透过中央组织改造和政治技巧的运用，如何建立一个有限度的恩庇结构，以利益的分配暂时性的和本土社会相连结。而这里的「本土社会」，自是指二二八之後，以和国民党合作甄补精英消失缺口的地方派系新精英（也是陈明通之前曾和吴乃德为文暗讽的一群人）。
陈明通的研究并没有特别着墨於国民党如何安置统治精英外的外省人，他仅提到这也是恩庇结构的一环。龚宜君的研究刚好填补了陈明通的不足，她指出要牢牢控制外省人，不只是用恩庇结构分配利益给外省人，还必须透过特种党部渗透、重组，才能够再分配上面更有效率。
如果把赵刚对外省老兵的经济处境加进来，其实也可以看见当时外省人的阶级面貌。国民党照顾的仅仅是统治精英（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附从者（军公教和国营企业），但对於很早就退伍的老士兵，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尽照顾之责。比较有趣的问题是，这些老兵却也经常是国民党的最支持者，这在赵彦宁对於外省老兵与中国配偶的几篇研究上都可以看的很清楚，也是赵彦宁迷惘之处。
骆明庆的「谁是台大学生」，其实背後所隐藏的话语，远比文章能够表达的更多。学术的价值其实正应该是为此而生，以一个研究衍伸出更多的问题和分析，对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出更深入的诠释。而这些问题和问题背後的意识形态、现象，其实也正是学术之所以迷人之处。
公民怎麽监督国会?
公民怎麽监督国会?
最近有荣幸参加几场小型的审议民主座谈会，一方面是帮老板做个形象，一方面这个主题「公民如何监督国会」，也是我当兵时候就一直念兹在兹想要做「民主推广巡回」的一个主题。我的企划後来在民主基金会大概是因为长官兴趣不大所以不了了之，所幸最近几次座谈让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有热情的人，想要了解国会的运作模式，并且尝试着想监督这个大怪兽。
国会本不应是大怪兽，它肩负着监督政府预算和立法的职责，其实应该是民意汇聚之所在。很可惜台湾国会陈窠难解，问题一堆，反而沦落为公民社会之不可欲的乱源之一。但可悲的是，人人说国会是乱源，但真正对国会运作略知一二者，可说是没有。包括我所碰到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成员也不太清楚，而且我可以老实讲，在我进国会之前，小弟也没有对我国立法过程有什麽深入研究，只是略知程序而已。那是进国会的第一个月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回来K一K，，才勉强长点知识。
我昨天去参加某个社区大学读书会，那些阿姨对政治充满无力与热情，无力在不知道从何关心起，热情在他们很多都去当了红衫军。他们会说政治不好，国会是乱源（当然更觉得阿扁是大乱源啦），但他们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所能接收到的资讯都来自媒体，相当浅碟；他们只知道媒体不中立，但当我跟他们说每天看到的新闻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广告的时候，他们惊讶的不知道该说什麽。
他们应该要知道这些资讯，但他们的资讯来源无法让他们了解这些其实不该是内幕的知识。而我，我的角色，就是戳破那个不透明的气球，告诉他们里面其实是什麽东西。我其实很热衷於参加这样的座谈，小型的，也许里面成员不见得都和你一样立场，但是你有义务告诉他们，有关於程序（due process）的运作是怎麽样的，什麽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第二票是什麽东西。你也有义务告诉他们，想作为一个关心国会运作的公民，到底要注意什麽，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发现。公民意识的建立来自这样的小型讨论，应该要让更多的团体有机会举办这样的讨论，让他们知道对於监督国会，他们可以做什麽。
我可以谅解那些阿姨提到陈水扁那麽咬牙切齿，和我立场如此差异。但是他们也需要知道，支持民进党的人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麽无理取闹，也不见得对总统的每一个政策如此支持。他们也应该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制度有其局限，总统制的总统是政府首脑，制度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超然的国家元首，那不是他不愿意这样做。政治，应该是要充满热情的，应该是要细细精耕的的一项工作，值得想奉献理想的人投入。
最近有荣幸参加几场小型的审议民主座谈会，一方面是帮老板做个形象，一方面这个主题「公民如何监督国会」，也是我当兵时候就一直念兹在兹想要做「民主推广巡回」的一个主题。我的企划後来在民主基金会大概是因为长官兴趣不大所以不了了之，所幸最近几次座谈让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有热情的人，想要了解国会的运作模式，并且尝试着想监督这个大怪兽。
国会本不应是大怪兽，它肩负着监督政府预算和立法的职责，其实应该是民意汇聚之所在。很可惜台湾国会陈窠难解，问题一堆，反而沦落为公民社会之不可欲的乱源之一。但可悲的是，人人说国会是乱源，但真正对国会运作略知一二者，可说是没有。包括我所碰到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成员也不太清楚，而且我可以老实讲，在我进国会之前，小弟也没有对我国立法过程有什麽深入研究，只是略知程序而已。那是进国会的第一个月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回来K一K，，才勉强长点知识。
我昨天去参加某个社区大学读书会，那些阿姨对政治充满无力与热情，无力在不知道从何关心起，热情在他们很多都去当了红衫军。他们会说政治不好，国会是乱源（当然更觉得阿扁是大乱源啦），但他们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所能接收到的资讯都来自媒体，相当浅碟；他们只知道媒体不中立，但当我跟他们说每天看到的新闻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广告的时候，他们惊讶的不知道该说什麽。
他们应该要知道这些资讯，但他们的资讯来源无法让他们了解这些其实不该是内幕的知识。而我，我的角色，就是戳破那个不透明的气球，告诉他们里面其实是什麽东西。我其实很热衷於参加这样的座谈，小型的，也许里面成员不见得都和你一样立场，但是你有义务告诉他们，有关於程序（due process）的运作是怎麽样的，什麽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第二票是什麽东西。你也有义务告诉他们，想作为一个关心国会运作的公民，到底要注意什麽，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发现。公民意识的建立来自这样的小型讨论，应该要让更多的团体有机会举办这样的讨论，让他们知道对於监督国会，他们可以做什麽。
我可以谅解那些阿姨提到陈水扁那麽咬牙切齿，和我立场如此差异。但是他们也需要知道，支持民进党的人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麽无理取闹，也不见得对总统的每一个政策如此支持。他们也应该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制度有其局限，总统制的总统是政府首脑，制度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超然的国家元首，那不是他不愿意这样做。政治，应该是要充满热情的，应该是要细细精耕的的一项工作，值得想奉献理想的人投入。
大便老伯
大便老伯
有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研究社群的读书会，经常在南京东路站附近的Starbucks大放厥词；後来大家各奔前程，就少去了。但我一直很喜欢平日晚间的那间店，静静的，没什麽人，适合读书。最近我又常去了，换了一群店员顾客，但还是静静的，每个人那样群聚而疏离的各自工作读书聊天，只因为在同一处喝咖啡的互相的牵连如此脆弱，却又如此真实的存在着。
大便老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店里并没有超过三个客人，他年纪很大，抖着脚进一步退两步的前进，爬进厕所。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事实上，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即将离开，他还没有出来。我想起他刚刚发抖的脚步，脆弱辛苦前进的样子，突然有点担心他的安危，啊，老人家不会在马桶上昏倒了吧。正想和店员说这件事请他们注意的时候，门开了，大便老伯一样蹒跚的走出来，抖着脚，回到他遥远的位子上，继续看报纸。
後来我比较常去，发现他每到七点多就会步履蹒跚的走进厕所，霸占那个小小的空间一个小时。他到底在里面干麻呢？也没有带报纸，只是带几张卫生纸，为什麽可以在那阴暗的空间里待那麽久？
我想一想，似乎几年前似乎就注意过他，但那时他还没有那麽爱大便。我知道他是个很爱看报纸的人，不但认真看报画重点，还剪报。可以在那麽多垃圾资讯里面找到想要的新闻应该也算是一种长才，至少我从读大学後发现媒体的真面目後，看报纸就很少认真，遑论剪报。因此我想，大便老伯在厕所里的时间，应该都是在思考，到底这则新闻值不值得剪、他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经济意涵到底是什麽？而我们这可爱的岛屿的复杂，总是无法因为看过报纸而能够透析，因此才造成他必须在马桶上苦思如此之久。
但其实，我只是希望，既然报纸和佛典一样属於难以贯通的东西，老人家就不要那麽忧国忧民，在厕所蹲那麽久。毕竟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被霸占达一小时的厕所，可能是很多人忍不住的那一分钟的爆发点。忧国忧民故然其情可悯，但占据厕所太久，真的有点没公德心，老伯哩公跨卖？
有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研究社群的读书会，经常在南京东路站附近的Starbucks大放厥词；後来大家各奔前程，就少去了。但我一直很喜欢平日晚间的那间店，静静的，没什麽人，适合读书。最近我又常去了，换了一群店员顾客，但还是静静的，每个人那样群聚而疏离的各自工作读书聊天，只因为在同一处喝咖啡的互相的牵连如此脆弱，却又如此真实的存在着。
大便老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店里并没有超过三个客人，他年纪很大，抖着脚进一步退两步的前进，爬进厕所。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事实上，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即将离开，他还没有出来。我想起他刚刚发抖的脚步，脆弱辛苦前进的样子，突然有点担心他的安危，啊，老人家不会在马桶上昏倒了吧。正想和店员说这件事请他们注意的时候，门开了，大便老伯一样蹒跚的走出来，抖着脚，回到他遥远的位子上，继续看报纸。
後来我比较常去，发现他每到七点多就会步履蹒跚的走进厕所，霸占那个小小的空间一个小时。他到底在里面干麻呢？也没有带报纸，只是带几张卫生纸，为什麽可以在那阴暗的空间里待那麽久？
我想一想，似乎几年前似乎就注意过他，但那时他还没有那麽爱大便。我知道他是个很爱看报纸的人，不但认真看报画重点，还剪报。可以在那麽多垃圾资讯里面找到想要的新闻应该也算是一种长才，至少我从读大学後发现媒体的真面目後，看报纸就很少认真，遑论剪报。因此我想，大便老伯在厕所里的时间，应该都是在思考，到底这则新闻值不值得剪、他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经济意涵到底是什麽？而我们这可爱的岛屿的复杂，总是无法因为看过报纸而能够透析，因此才造成他必须在马桶上苦思如此之久。
但其实，我只是希望，既然报纸和佛典一样属於难以贯通的东西，老人家就不要那麽忧国忧民，在厕所蹲那麽久。毕竟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被霸占达一小时的厕所，可能是很多人忍不住的那一分钟的爆发点。忧国忧民故然其情可悯，但占据厕所太久，真的有点没公德心，老伯哩公跨卖？
请你麦搁卡
请你麦搁卡
类归于： 未分类 — admin @ 1:43 下午 编辑
请你麦搁卡
对我来讲手机只是工具，我从来没有买过超过两千块钱的手机，目前使用的三星Anycall是同系列的阿祖手机，而我当然是个，对着话筒总是口拙的人。
有手机很好，方便，方便到让人忘了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是怎麽样被街头中华电信的烂公共电话所折磨，这台坏了、那台坏了、啊，我的五块！（想来很多电话都是因为吃钱而被愤怒的路人砸烂的）但讲真的，享受方便之余，我有时心里会小小的期待着手机从世界上消失。
有了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你，随时随地，就算你在塔塔加你老婆可能也会打电话来问你早上尿尿完马桶盖干麻不盖回去。这种事通常还好，反正塔塔加应该也不会是和小情人跑去；最恐怖的电话其实是公务电话，他们无所不在、无时无刻的会打扰你快乐的休息时间。
最讨厌就是上班以前的来电，九点上班已经很夭寿，八点就要出门。事实上，在我工作必须应对的官府里，并没有任何一家是九点以前上班的，因此如果有等不及的选民想要在八点钟就知道一些什麽事情，恕我也无能为力。况且，八点十分的时候，如果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比如今天），那麽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雨伞公事包还要挂腕关节上，雨伞还不时会被吹散掉，那实在是有够狼狈。如果我可以帮你解决什麽就算了，但其实在官府上班前，我也是束手无策，顶多是帮你打电话吵另外一个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雨伞公事包挂在腕关节上的路人然後让他也束手无策一下罢了。而我，因为知道那种辛苦，基本上是不愿意在九点之前打电话给别人的。
台湾人并无假日和平日的观念，这一直让我觉得很讨厌。假日就是要休息，不要打电话来问一些没办法立即解决的问题，你星期六打来问渔船牌照申请问题，我也是要到星期一才能帮你处理，但你打扰了我的假日情绪要怎麽赔给我？当然我也没办法叫他赔，谁叫我是服务业，心里的滴滴咕咕总是有的，但结构（没有平日假日观念）的无法扭转，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只好接这通电话并告诉他我星期一会帮他处理这件事。
照理来讲，假日、非上班时间如果要打公务电话，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但因为台湾人没有平假日的区隔观念，所以经常是下班时间讲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通常也没办法立即处置，只是徒打扰别人的休息情绪。无法扭转结构的状况下，我唯一能守住的时间，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会打来的电话要不然不是好事，不然就不是好人打的，如果不是好事却又很紧急，他会想尽办法找到你；如果不是好人打的，那你不接到不会有什麽损失。其他无关紧要的电话，不接也不会怎麽样，毕竟这世界上有比甜甜睡一觉更重要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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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手机只是工具，我从来没有买过超过两千块钱的手机，目前使用的三星Anycall是同系列的阿祖手机，而我当然是个，对着话筒总是口拙的人。
有手机很好，方便，方便到让人忘了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是怎麽样被街头中华电信的烂公共电话所折磨，这台坏了、那台坏了、啊，我的五块！（想来很多电话都是因为吃钱而被愤怒的路人砸烂的）但讲真的，享受方便之余，我有时心里会小小的期待着手机从世界上消失。
有了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你，随时随地，就算你在塔塔加你老婆可能也会打电话来问你早上尿尿完马桶盖干麻不盖回去。这种事通常还好，反正塔塔加应该也不会是和小情人跑去；最恐怖的电话其实是公务电话，他们无所不在、无时无刻的会打扰你快乐的休息时间。
最讨厌就是上班以前的来电，九点上班已经很夭寿，八点就要出门。事实上，在我工作必须应对的官府里，并没有任何一家是九点以前上班的，因此如果有等不及的选民想要在八点钟就知道一些什麽事情，恕我也无能为力。况且，八点十分的时候，如果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比如今天），那麽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雨伞公事包还要挂腕关节上，雨伞还不时会被吹散掉，那实在是有够狼狈。如果我可以帮你解决什麽就算了，但其实在官府上班前，我也是束手无策，顶多是帮你打电话吵另外一个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雨伞公事包挂在腕关节上的路人然後让他也束手无策一下罢了。而我，因为知道那种辛苦，基本上是不愿意在九点之前打电话给别人的。
台湾人并无假日和平日的观念，这一直让我觉得很讨厌。假日就是要休息，不要打电话来问一些没办法立即解决的问题，你星期六打来问渔船牌照申请问题，我也是要到星期一才能帮你处理，但你打扰了我的假日情绪要怎麽赔给我？当然我也没办法叫他赔，谁叫我是服务业，心里的滴滴咕咕总是有的，但结构（没有平日假日观念）的无法扭转，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只好接这通电话并告诉他我星期一会帮他处理这件事。
照理来讲，假日、非上班时间如果要打公务电话，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但因为台湾人没有平假日的区隔观念，所以经常是下班时间讲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通常也没办法立即处置，只是徒打扰别人的休息情绪。无法扭转结构的状况下，我唯一能守住的时间，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会打来的电话要不然不是好事，不然就不是好人打的，如果不是好事却又很紧急，他会想尽办法找到你；如果不是好人打的，那你不接到不会有什麽损失。其他无关紧要的电话，不接也不会怎麽样，毕竟这世界上有比甜甜睡一觉更重要的事吗？
惯习的力量
惯习的力量
读博兰尼（Karl Polanyi）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着曾经很喜欢的一位保守主义者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形象，还有他那在黑暗的大海中航行的政治指喻：
当人在从事政治行为时，就彷佛在一个无垠无界、深遂无底的海上航行；在此海上既无港湾以资屏蔽，亦无浅摊可供下锚；航行既无起点更无目的。一切所为者仅求平稳地漂浮着；这海不但是朋友，意是敌人；而此时航行的要领乃在於利用一些我们所享有的行为传统中所蕴含的资源与启示来克服每一个惊惧危疑的时刻。
欧克夏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认为经验对於人类的行为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传统作为经验的结晶，自然有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力。这类的经验论述，其实是对於启蒙理性的反省、亦是对於人类进步史观的反思。欧克夏是英国人，生於1901年，比1886年生的博兰尼稍晚，博兰尼成名的时候欧克夏还是学生；但挑战他们的现实，皆是十九世纪「百年和平」的结束以及其後两场惨烈世界大战的时局烂摊子。
博兰尼写《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这本书时，字里行间其实都透露着焦虑，他认为十九世纪是个特殊的世纪，透过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努力，市场被人们尝试着从社会中「去镶嵌」（disembedded）地独立出来，而又因为「市场经济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於是引起了无数的「反保护运动」，最後甚至导致了大规模战争的悲剧。但更让博兰尼焦虑的是，他觉得人们并没有从这一百年的历史中学到教训，还在用重建市场经济的态度收拾战後残局，结果引来了法西斯主义的横行。《钜变》出版於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博兰尼还没有在这本书里赶上对战後还要建立布列顿森林体制（Bretton Woods Regime）提出批评，但至少战後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对唯市场论提出检讨（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所以博兰尼就把余生都拿去关照古代经济体制，并且建立了Substantivism的人类学派。
博兰尼的思考里，最重要的概念莫过於「镶嵌」（embedded）之说，即「经济行动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博兰尼认为市场本应是社会的一环，十九世纪之特殊，就在於人们误信经济学家制造的理性人模型，认为经济理性来自亘古天性，因此欲建立一个无干扰且能够主宰社会的市场经济。人们没有思考到如果经济行动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就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中，因此一切要把市场独立於社会之外的行动，都会引起「反保护运动」，例如1795年的史宾汉连法（Speenhamland Act）就是为了要反圈地运动所带来的贫穷而立下的法律，虽然他没有达到预期的反饥饿效果，反而因为政府补贴了地主，将雇主的工资成本压低到极限，而带来社会普遍性的贫穷最後失败，反而导致英国劳动市场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到临。但从整个立法脉络的前因後果，已可看出「反保护运动」的端倪，虽然反保护运动不见得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人们应该去思考，这麽愚笨的法案，爲什麽会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力去支持？
博兰尼之所以如此坚决的认为「去镶嵌」会引起「反保护运动」并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人类生活史的研究经验中不断重复确认人类社会一直有一个非契约关系的社会连带机制，而不是像亚当斯密讲的，亘古就有理性人的市场逻辑存在并累积为自然法。博兰尼认为对市场社会而言，自律性市场既然只容忍契约关系，就会想要破除一切契约之外的社会连带，因此有所谓「虚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被误信为实体商品的存在。博兰尼认为土地、人力和货币应然（ought to be）上是不可买卖的，而在社会保护运动下，实然（is）也不可能买卖，试想能够将所有人、所有劳动力都拿到市场上唯理性交易吗？如果社会保护力量不允许，这个实然也不可能。那麽，就足以印证博兰尼所谓自律性市场因为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中，所以其实人类想去镶嵌的建立市场经济乃是一场徒劳之说。
从博兰尼的论据里，可以看出他对於传统的重视，这也是初读博兰尼会让我想起欧克夏的原因，因为他们其实都拿着经验论和传统在反省启蒙。在启蒙逻辑下，启蒙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人类其实会不断进步，无论是可以「建立」一个理性的市场逻辑的自由主义脉络（这其实就印证了博兰尼所认为「自由放任乃是计画」之论）；或者是马克思传统下人类进步的线性史观，其实都蕴含了这种无来由乐观认为人类会进步的启蒙逻辑。博兰尼指出这种自以为的理性忽略了契约以外的所有社会连带以及「去镶嵌」之虚妄；欧克夏则用经验点出了这种论述的盲点，认为人类的经验及其模式乃是因为传统的智慧应运而生。
博兰尼认为二十世纪反省市场独大思维而引起的反保护运动共有三类，一是共产主义革命、二是法西斯主义，三则是罗斯福的新政。博兰尼显然是支持最後一项，他认为市场、社会与国家作为环环相扣的齿轮，最後都应服膺於民主的道德之下。这和欧克夏作为一个经验论者，强调道德权威作为传统力量，时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动，而现在正以民主的面貌呈现，其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新知爆炸并且不断有比如「世界是平的」幻想存在的当代社会中，博兰尼和欧克夏的想法固然保守，但其呼吁重视传统智慧的思考，其实对於那些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的启蒙论者，「惯习的力量」仍然有其当头棒喝的效果，正如博兰尼所说：「经过一世纪盲目的『改良』，人类终会重建其惯习」。
读博兰尼（Karl Polanyi）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着曾经很喜欢的一位保守主义者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形象，还有他那在黑暗的大海中航行的政治指喻：
当人在从事政治行为时，就彷佛在一个无垠无界、深遂无底的海上航行；在此海上既无港湾以资屏蔽，亦无浅摊可供下锚；航行既无起点更无目的。一切所为者仅求平稳地漂浮着；这海不但是朋友，意是敌人；而此时航行的要领乃在於利用一些我们所享有的行为传统中所蕴含的资源与启示来克服每一个惊惧危疑的时刻。
欧克夏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认为经验对於人类的行为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传统作为经验的结晶，自然有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力。这类的经验论述，其实是对於启蒙理性的反省、亦是对於人类进步史观的反思。欧克夏是英国人，生於1901年，比1886年生的博兰尼稍晚，博兰尼成名的时候欧克夏还是学生；但挑战他们的现实，皆是十九世纪「百年和平」的结束以及其後两场惨烈世界大战的时局烂摊子。
博兰尼写《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这本书时，字里行间其实都透露着焦虑，他认为十九世纪是个特殊的世纪，透过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努力，市场被人们尝试着从社会中「去镶嵌」（disembedded）地独立出来，而又因为「市场经济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於是引起了无数的「反保护运动」，最後甚至导致了大规模战争的悲剧。但更让博兰尼焦虑的是，他觉得人们并没有从这一百年的历史中学到教训，还在用重建市场经济的态度收拾战後残局，结果引来了法西斯主义的横行。《钜变》出版於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博兰尼还没有在这本书里赶上对战後还要建立布列顿森林体制（Bretton Woods Regime）提出批评，但至少战後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对唯市场论提出检讨（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所以博兰尼就把余生都拿去关照古代经济体制，并且建立了Substantivism的人类学派。
博兰尼的思考里，最重要的概念莫过於「镶嵌」（embedded）之说，即「经济行动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博兰尼认为市场本应是社会的一环，十九世纪之特殊，就在於人们误信经济学家制造的理性人模型，认为经济理性来自亘古天性，因此欲建立一个无干扰且能够主宰社会的市场经济。人们没有思考到如果经济行动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就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中，因此一切要把市场独立於社会之外的行动，都会引起「反保护运动」，例如1795年的史宾汉连法（Speenhamland Act）就是为了要反圈地运动所带来的贫穷而立下的法律，虽然他没有达到预期的反饥饿效果，反而因为政府补贴了地主，将雇主的工资成本压低到极限，而带来社会普遍性的贫穷最後失败，反而导致英国劳动市场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到临。但从整个立法脉络的前因後果，已可看出「反保护运动」的端倪，虽然反保护运动不见得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人们应该去思考，这麽愚笨的法案，爲什麽会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力去支持？
博兰尼之所以如此坚决的认为「去镶嵌」会引起「反保护运动」并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人类生活史的研究经验中不断重复确认人类社会一直有一个非契约关系的社会连带机制，而不是像亚当斯密讲的，亘古就有理性人的市场逻辑存在并累积为自然法。博兰尼认为对市场社会而言，自律性市场既然只容忍契约关系，就会想要破除一切契约之外的社会连带，因此有所谓「虚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被误信为实体商品的存在。博兰尼认为土地、人力和货币应然（ought to be）上是不可买卖的，而在社会保护运动下，实然（is）也不可能买卖，试想能够将所有人、所有劳动力都拿到市场上唯理性交易吗？如果社会保护力量不允许，这个实然也不可能。那麽，就足以印证博兰尼所谓自律性市场因为只能存在於市场社会中，所以其实人类想去镶嵌的建立市场经济乃是一场徒劳之说。
从博兰尼的论据里，可以看出他对於传统的重视，这也是初读博兰尼会让我想起欧克夏的原因，因为他们其实都拿着经验论和传统在反省启蒙。在启蒙逻辑下，启蒙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人类其实会不断进步，无论是可以「建立」一个理性的市场逻辑的自由主义脉络（这其实就印证了博兰尼所认为「自由放任乃是计画」之论）；或者是马克思传统下人类进步的线性史观，其实都蕴含了这种无来由乐观认为人类会进步的启蒙逻辑。博兰尼指出这种自以为的理性忽略了契约以外的所有社会连带以及「去镶嵌」之虚妄；欧克夏则用经验点出了这种论述的盲点，认为人类的经验及其模式乃是因为传统的智慧应运而生。
博兰尼认为二十世纪反省市场独大思维而引起的反保护运动共有三类，一是共产主义革命、二是法西斯主义，三则是罗斯福的新政。博兰尼显然是支持最後一项，他认为市场、社会与国家作为环环相扣的齿轮，最後都应服膺於民主的道德之下。这和欧克夏作为一个经验论者，强调道德权威作为传统力量，时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动，而现在正以民主的面貌呈现，其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新知爆炸并且不断有比如「世界是平的」幻想存在的当代社会中，博兰尼和欧克夏的想法固然保守，但其呼吁重视传统智慧的思考，其实对於那些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的启蒙论者，「惯习的力量」仍然有其当头棒喝的效果，正如博兰尼所说：「经过一世纪盲目的『改良』，人类终会重建其惯习」。
社会科学家的条件
社会科学家的条件
晚上回到台北，因为连续往返七天，工作和读书皆不顺利，脸色灰扑扑的，又想起应该要好好了解一下十九世纪欧洲史，遂决定去诚品买一些书，结果想买的霍布斯邦书已绝版，煞是不顺。
最近老是在想K丢给我的问题，一个好的社会学家应该要读过什麽书？K开出了必读二十着，被我讥笑是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森男人）书单，不过笑归笑，我也真不知道一个好的政治学家该读过什麽书，总不能老是拿卢梭洛克弥尔出来呼咙吧？（老实讲卢梭洛克弥尔严格来说我也没读过）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不少天，很可能也是这几天我没办法好好办公的元凶；但我想的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本土化」、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第三个是实践能力。
K的书单都是经典没话说，却一点本土关怀都没有；这几天我绕着书架晃了五六圈，找到经典好像也没几本，要说这几本是政治学必读作品我自己都不相信，比如我有读Rawls的《正义论》，老实讲真的有很多政治学博士读过吗？我看不然，毕竟不读好像也不会怎样。我觉得一个好的政治学者，比起有读过一些经典，应该更要知道哪些议题有哪些重要着作，选得出重要的作品，而不是很空泛的说，恩，社会学有哪些必读经典。我很注重本土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科学从业者如果没有办法关怀到斯土斯民，研究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台湾研究有没有像布劳岱或者韦伯那样的经典？没有，所以我没有读过什麽经典。
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不要读布劳岱和韦伯，而是要提醒大家阅读经典的同时必须要与本土连结，此外也要对议题的研究培养广度。简而言之，今天有人问你台湾认同问题你就要知道王甫昌、吴乃德、张茂桂还有赵刚；有人问你台湾土地改革你就要告诉他黄树民和萧新煌；有人想问你台湾的发展过程你就要想到高隶民、陈玉玺、段承朴；米糖相克就要想到柯志明、海行兮的年代就想到周婉窈、古荷兰文除曹永和别无二者。
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也要培养对「第二社会」的关怀，这是谢国雄的概念，他说他很希望我们每个博士生除了对本土社会的关怀外，也要有一个「第二社会」的认识，比如说对香港、中国或者什麽样的国家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如果行有余力，当然更应该去认识第三社会第四社会。我的第二社会是中国，从研究所开始我就不断督促自己要对中国有全面性的认识。我关心中国是因为关心台湾，因为中国作为台湾的frienemy（敌友），是我们必须随时堤防且无所不在交往的对象。关於这点，我是自认有做到的。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行有余力的话，第三四五社会都是我想认识的对象。毕竟认识一个新社会对我来讲跟认识美女一样是个充满新鲜感与吸引力的议题。
第三个好的社会科学家该注重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台湾现在学术界普遍做不到的项目。我们关心本土就是为了对斯土斯民有贡献，如果我们的研究作了半天没人看的懂，或者建议完全不可行，那我们要关心个屁？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正在於此，学术界埋头苦干、实务界自行其是，反正两边互不往来，偶尔开个研讨会，学术界的觉得实务界「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实务界觉得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老是提一些天马行空的鬼话，「当他还在思考，世界早已群魔乱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继续工作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有实践能力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一个教书匠。我的梦想就是让学术更生活化、还有能提出更可行的政策建议。政治需要有深度和厚度，那不是光会「乔」就可以的。会「乔」很重要，但那是雕虫小技，就像卖油郎倒油不会碰到铜板边边一样，待得越久学得越多。政治需要的是厚度，看得见问题的本质，看的见又看得开权力的运作方式，有厚度和深度的政治需要人文素养的background，这是我自我期许的方向，也是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应有的基本素养。
话说回来十九世纪欧洲史这件事，想买那几本书是有一次吴泉源说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欧洲历史；我一向自忖历史很棒，便没当一回事。而最近一连串读了布劳岱和博兰尼 ，又想起吴泉源老是提醒我们的问题意识，他们（这些社会学家）为什麽会提出这样的命题？我每次上完课都觉得很充实，但过了两天又觉得很空虚，因此深深认为这一切都归因於我的历史深度不够厚实。学政治学的时候，大多数的理论都来自美国，变没有太把欧洲史当一回事；现在转到社会学来，突然发现欧洲史很重要，如果不熟悉欧洲史，对社会学家们的论题就经常会流於空泛，并且难以抓住重心。以我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对於欧洲史如此不熟悉可谓为耻辱，故决定痛下决心苦修，遂买书。
晚上回到台北，因为连续往返七天，工作和读书皆不顺利，脸色灰扑扑的，又想起应该要好好了解一下十九世纪欧洲史，遂决定去诚品买一些书，结果想买的霍布斯邦书已绝版，煞是不顺。
最近老是在想K丢给我的问题，一个好的社会学家应该要读过什麽书？K开出了必读二十着，被我讥笑是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森男人）书单，不过笑归笑，我也真不知道一个好的政治学家该读过什麽书，总不能老是拿卢梭洛克弥尔出来呼咙吧？（老实讲卢梭洛克弥尔严格来说我也没读过）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不少天，很可能也是这几天我没办法好好办公的元凶；但我想的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本土化」、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第三个是实践能力。
K的书单都是经典没话说，却一点本土关怀都没有；这几天我绕着书架晃了五六圈，找到经典好像也没几本，要说这几本是政治学必读作品我自己都不相信，比如我有读Rawls的《正义论》，老实讲真的有很多政治学博士读过吗？我看不然，毕竟不读好像也不会怎样。我觉得一个好的政治学者，比起有读过一些经典，应该更要知道哪些议题有哪些重要着作，选得出重要的作品，而不是很空泛的说，恩，社会学有哪些必读经典。我很注重本土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科学从业者如果没有办法关怀到斯土斯民，研究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台湾研究有没有像布劳岱或者韦伯那样的经典？没有，所以我没有读过什麽经典。
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不要读布劳岱和韦伯，而是要提醒大家阅读经典的同时必须要与本土连结，此外也要对议题的研究培养广度。简而言之，今天有人问你台湾认同问题你就要知道王甫昌、吴乃德、张茂桂还有赵刚；有人问你台湾土地改革你就要告诉他黄树民和萧新煌；有人想问你台湾的发展过程你就要想到高隶民、陈玉玺、段承朴；米糖相克就要想到柯志明、海行兮的年代就想到周婉窈、古荷兰文除曹永和别无二者。
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也要培养对「第二社会」的关怀，这是谢国雄的概念，他说他很希望我们每个博士生除了对本土社会的关怀外，也要有一个「第二社会」的认识，比如说对香港、中国或者什麽样的国家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如果行有余力，当然更应该去认识第三社会第四社会。我的第二社会是中国，从研究所开始我就不断督促自己要对中国有全面性的认识。我关心中国是因为关心台湾，因为中国作为台湾的frienemy（敌友），是我们必须随时堤防且无所不在交往的对象。关於这点，我是自认有做到的。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行有余力的话，第三四五社会都是我想认识的对象。毕竟认识一个新社会对我来讲跟认识美女一样是个充满新鲜感与吸引力的议题。
第三个好的社会科学家该注重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台湾现在学术界普遍做不到的项目。我们关心本土就是为了对斯土斯民有贡献，如果我们的研究作了半天没人看的懂，或者建议完全不可行，那我们要关心个屁？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正在於此，学术界埋头苦干、实务界自行其是，反正两边互不往来，偶尔开个研讨会，学术界的觉得实务界「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实务界觉得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老是提一些天马行空的鬼话，「当他还在思考，世界早已群魔乱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继续工作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有实践能力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一个教书匠。我的梦想就是让学术更生活化、还有能提出更可行的政策建议。政治需要有深度和厚度，那不是光会「乔」就可以的。会「乔」很重要，但那是雕虫小技，就像卖油郎倒油不会碰到铜板边边一样，待得越久学得越多。政治需要的是厚度，看得见问题的本质，看的见又看得开权力的运作方式，有厚度和深度的政治需要人文素养的background，这是我自我期许的方向，也是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应有的基本素养。
话说回来十九世纪欧洲史这件事，想买那几本书是有一次吴泉源说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欧洲历史；我一向自忖历史很棒，便没当一回事。而最近一连串读了布劳岱和博兰尼 ，又想起吴泉源老是提醒我们的问题意识，他们（这些社会学家）为什麽会提出这样的命题？我每次上完课都觉得很充实，但过了两天又觉得很空虚，因此深深认为这一切都归因於我的历史深度不够厚实。学政治学的时候，大多数的理论都来自美国，变没有太把欧洲史当一回事；现在转到社会学来，突然发现欧洲史很重要，如果不熟悉欧洲史，对社会学家们的论题就经常会流於空泛，并且难以抓住重心。以我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对於欧洲史如此不熟悉可谓为耻辱，故决定痛下决心苦修，遂买书。
制度还是文化问题?
制度还是文化问题?
清大邀请了上海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朱学勤教授来台客座，他是一位在最具共党色彩大学任教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整个矛盾的组合就是有趣。
他一来就讲一个近现代史发展的切面，从1789到1989作为一个完整的两百年，一共有两条主线和一条支线，主线是英美文化和法俄文化，支线是德日。而整个革命、争霸和其他大势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英美和法俄两大文化争雄的结果。朱感觉是比较支持英美系的，他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就在批评法国大革命後的雅各宾专政想带来「改造新人」之风所酿成的悲剧，以及其後革命吞噬了革命之子罗伯斯比尔的故事。
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期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之」字型，破题在马嘎尔尼受英王之遣来邀请乾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却为了礼仪之争而不了了之。这里有个What if的假设，如果乾隆当年答应了马嘎尔尼，应该整个中国近代史会跟着改写。恰巧我最近在读博兰尼（Karl Polanyi）的《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提到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对於十九世纪历史的重大影响，虽然马嘎尔尼早了一世纪，但如博兰尼所说，并不是说早先没有「市场」，而是市场还没有发展成宰制制度的唯一力量。因此如果这个what if 成立，中国及早成为世贸体系的一员，说不定近代史会当场改写。
「之」的第二画右横被朱视作以英美为师的做法，整个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乃至共和国革命，都在学习作制度的转变。直到五四作为转折，及其後的中国国民党列宁化，中国人发现光是学习制度文明不够，转向改造新人的方向而左转撇去。这一段讲的很好，他感叹美国革命之後为了宪政制度吵了三年，後来才召开制宪会议，分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但这争执的几年里全部的焦点都在制度之争，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一代革命新人。反过来他提到梁启超立宪运动失败後创办「新民报」，就是想要改造国民性，「改造一代新人」；又提到胡适回中国，曾发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谈什麽？谈文化，也为了改造国民性。朱学勤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从以英美为师转到以法俄为师的开端。
但朱不喜欢法俄这个文明，从他批评法国革命是「闪电」，亮一下又陷入黑暗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进入以法俄为师的浪漫主义狂潮後，就是一连串的悲剧。首先是国民性的改造终究不可为，五四失败了，北大越走越内向化，他批评北大在五四之後培养出一种「秋九文化」（秋八是军人，秋九就是学生），像是一二九学运几乎就是秋九痞子化的开始，胡闹、恶搞，终究什麽也没有改造成。更别提共产党执政後越向左去所带来的一切左翼灾难。朱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个高峰，一个想要「改造国民性」却带来悲剧的高峰。这让我想起当年不知道读什麽书，提到「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脱邦」，为了改造国民性，中国其实也陷入了伤亡惨重的内战中，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朱学勤特别点出了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承上起下最关键的时间点，就像黄仁宇写明史的时候用了万历十五年作为明史的连接点那样，《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无事的一年，却是明史承上起下的关键年。不过「怀仁堂事件」导致四人帮垮台，可是件大事。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看的一本书《毛泽东帝国》，这本书也用了1976年10月6日作为承上起下的日子，往上推到文革，向後推到改革。
以前作中国研究的时候，老师很喜欢拿文革作为一个转折点，认为要谈改革，就不能不谈文革。是因为文革的苦痛和萧条，也才有改革的社会力量在酝酿，其实朱学勤谈改革也是这样子看待。比较有趣的是他用了「之」的最後一划去谈这个向右转的过程，因此特别标明了改革有很多曲折起伏。对朱来讲，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胡赵的改革，对很多中国知识份子来讲，这个接着四人帮垮台和收拾文革而来的激烈改革，几乎要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我对胡赵没那麽有好感，对我来讲赵紫阳也干了很多坏事，他幕僚们笃信的「新权威主义」我从来也不认为是什麽好东西。不过对朱学勤这样背景的知识份子来说，胡赵的好是比较於四人帮统治的可怕而来的，胡赵这「第一次改革」所带来的「民主」冲击，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同凡响。
至於邓小平南巡後的第二次改革，对这些七八年後才因恢复高考而进大学的一代知青来说就显得有点乏味了。其实这段历史，才是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专注的焦点，不过我来清大以来，一直觉得这边的研究生对於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够了解，其实阻碍了他们学习当代中国的脚步。就像朱学勤说要了解改革就要先知道文革，清华学生对於中共党史及意识形态的不了解，虽然也可以说是因为系所关注焦点在「当代」而被刻意忽略，但大多数学生本身亦没有想要对此下工夫，不免会造成对中国的认识稍嫌狭窄。这次钱钢和朱学勤开的课程，多少可以弥补学生对这段中共建国後历史认识较少的不足，但毕竟演讲课所能说的，都只是入门，真正要深入研究，还要靠学生自己下工夫。
但总归上完这个课，我觉得朱学勤还真是个有趣的人，虽然历史学那种英美法俄的分类方式我不太同意，但他提到「改造新人」这件事情却让我感触很深。台湾人其实在这点上与中国人也很像，制度失败时总会想到是因为国民性问题，所以李登辉提「心灵改革」、提「新时代的台湾人」，但我们都没有去思考，究竟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或者真的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只是因为人没有特别去尊重制度，或者是因为国民性不提高，有好制度也没用？事实上，制度因为人没去遵守而失败，并不是国民性问题，反而更彰显了人对制度是不尊重的。其解决之道应是要让人民把制度本身当作一个价值，而不是要去催进空洞的「文化」然後在来设定制度。
这就像我经常批评中国用中国特色和智识不足作理由去推托民主化的脚步，我用的理由是，那民主不是中国发明的你就不要，那干麻不等中国自己发明电灯泡再来开电灯？不等中国自己发明蒸汽机再来开汽车？这种话是我经常挂在嘴边讲的，但以我的成长和学习背景，讲这种话实属正常，但从来自上海大学这个老党校、又没有吃过洋墨水的超级自由主义者朱学勤嘴巴讲出来，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有趣。的确，很多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制度之故，他那句美国立宪吵了三年，没有一天讲到国民性，算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句话。
清大邀请了上海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朱学勤教授来台客座，他是一位在最具共党色彩大学任教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整个矛盾的组合就是有趣。
他一来就讲一个近现代史发展的切面，从1789到1989作为一个完整的两百年，一共有两条主线和一条支线，主线是英美文化和法俄文化，支线是德日。而整个革命、争霸和其他大势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英美和法俄两大文化争雄的结果。朱感觉是比较支持英美系的，他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就在批评法国大革命後的雅各宾专政想带来「改造新人」之风所酿成的悲剧，以及其後革命吞噬了革命之子罗伯斯比尔的故事。
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期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之」字型，破题在马嘎尔尼受英王之遣来邀请乾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却为了礼仪之争而不了了之。这里有个What if的假设，如果乾隆当年答应了马嘎尔尼，应该整个中国近代史会跟着改写。恰巧我最近在读博兰尼（Karl Polanyi）的《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提到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对於十九世纪历史的重大影响，虽然马嘎尔尼早了一世纪，但如博兰尼所说，并不是说早先没有「市场」，而是市场还没有发展成宰制制度的唯一力量。因此如果这个what if 成立，中国及早成为世贸体系的一员，说不定近代史会当场改写。
「之」的第二画右横被朱视作以英美为师的做法，整个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乃至共和国革命，都在学习作制度的转变。直到五四作为转折，及其後的中国国民党列宁化，中国人发现光是学习制度文明不够，转向改造新人的方向而左转撇去。这一段讲的很好，他感叹美国革命之後为了宪政制度吵了三年，後来才召开制宪会议，分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但这争执的几年里全部的焦点都在制度之争，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一代革命新人。反过来他提到梁启超立宪运动失败後创办「新民报」，就是想要改造国民性，「改造一代新人」；又提到胡适回中国，曾发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谈什麽？谈文化，也为了改造国民性。朱学勤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从以英美为师转到以法俄为师的开端。
但朱不喜欢法俄这个文明，从他批评法国革命是「闪电」，亮一下又陷入黑暗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进入以法俄为师的浪漫主义狂潮後，就是一连串的悲剧。首先是国民性的改造终究不可为，五四失败了，北大越走越内向化，他批评北大在五四之後培养出一种「秋九文化」（秋八是军人，秋九就是学生），像是一二九学运几乎就是秋九痞子化的开始，胡闹、恶搞，终究什麽也没有改造成。更别提共产党执政後越向左去所带来的一切左翼灾难。朱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个高峰，一个想要「改造国民性」却带来悲剧的高峰。这让我想起当年不知道读什麽书，提到「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脱邦」，为了改造国民性，中国其实也陷入了伤亡惨重的内战中，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朱学勤特别点出了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承上起下最关键的时间点，就像黄仁宇写明史的时候用了万历十五年作为明史的连接点那样，《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无事的一年，却是明史承上起下的关键年。不过「怀仁堂事件」导致四人帮垮台，可是件大事。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看的一本书《毛泽东帝国》，这本书也用了1976年10月6日作为承上起下的日子，往上推到文革，向後推到改革。
以前作中国研究的时候，老师很喜欢拿文革作为一个转折点，认为要谈改革，就不能不谈文革。是因为文革的苦痛和萧条，也才有改革的社会力量在酝酿，其实朱学勤谈改革也是这样子看待。比较有趣的是他用了「之」的最後一划去谈这个向右转的过程，因此特别标明了改革有很多曲折起伏。对朱来讲，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胡赵的改革，对很多中国知识份子来讲，这个接着四人帮垮台和收拾文革而来的激烈改革，几乎要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我对胡赵没那麽有好感，对我来讲赵紫阳也干了很多坏事，他幕僚们笃信的「新权威主义」我从来也不认为是什麽好东西。不过对朱学勤这样背景的知识份子来说，胡赵的好是比较於四人帮统治的可怕而来的，胡赵这「第一次改革」所带来的「民主」冲击，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同凡响。
至於邓小平南巡後的第二次改革，对这些七八年後才因恢复高考而进大学的一代知青来说就显得有点乏味了。其实这段历史，才是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专注的焦点，不过我来清大以来，一直觉得这边的研究生对於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够了解，其实阻碍了他们学习当代中国的脚步。就像朱学勤说要了解改革就要先知道文革，清华学生对於中共党史及意识形态的不了解，虽然也可以说是因为系所关注焦点在「当代」而被刻意忽略，但大多数学生本身亦没有想要对此下工夫，不免会造成对中国的认识稍嫌狭窄。这次钱钢和朱学勤开的课程，多少可以弥补学生对这段中共建国後历史认识较少的不足，但毕竟演讲课所能说的，都只是入门，真正要深入研究，还要靠学生自己下工夫。
但总归上完这个课，我觉得朱学勤还真是个有趣的人，虽然历史学那种英美法俄的分类方式我不太同意，但他提到「改造新人」这件事情却让我感触很深。台湾人其实在这点上与中国人也很像，制度失败时总会想到是因为国民性问题，所以李登辉提「心灵改革」、提「新时代的台湾人」，但我们都没有去思考，究竟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或者真的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只是因为人没有特别去尊重制度，或者是因为国民性不提高，有好制度也没用？事实上，制度因为人没去遵守而失败，并不是国民性问题，反而更彰显了人对制度是不尊重的。其解决之道应是要让人民把制度本身当作一个价值，而不是要去催进空洞的「文化」然後在来设定制度。
这就像我经常批评中国用中国特色和智识不足作理由去推托民主化的脚步，我用的理由是，那民主不是中国发明的你就不要，那干麻不等中国自己发明电灯泡再来开电灯？不等中国自己发明蒸汽机再来开汽车？这种话是我经常挂在嘴边讲的，但以我的成长和学习背景，讲这种话实属正常，但从来自上海大学这个老党校、又没有吃过洋墨水的超级自由主义者朱学勤嘴巴讲出来，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有趣。的确，很多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制度之故，他那句美国立宪吵了三年，没有一天讲到国民性，算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句话。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
布劳岱（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本很有趣的书，我读的时候颇被他所描写的形形色色交换所着迷，尤其是欧洲菜场风景、还有交易所周边的咖啡馆风光，边看颇有亲临神往一番之感。很不幸「魔鬼隐藏在细节里」，所以我这浮士德博士就被魔鬼吸引走了，没发现他要讲的不是这种交换，而是另外一种：
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在一定的水平上始终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精细计算和投机冒险的高级区域内，很少以自由竞争的形式发生作用。一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以为所谓资本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里，因为资本主义是前在力量的积累，不仅根据相互需要，而且在同等乃至更大程度上根据力量对比来进行交换。
原来我整个重点搞错，唉，谁叫我自己不把书读完。
这两周看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作品《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也是一部魔鬼隐藏在细节里的大书。但一边读却想起布劳岱那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不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吗？
这几年每次开世贸大会，会场外都会有抗议潮，左翼攻击资本主义是不透明的，攻击跨国公司寡占市场。仔细想想当初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对市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吗？虽然亚当斯密没有经常提起「看不见的手」，但包括钱德勒等人都把这比帐算在斯密头上，可是亚当斯密那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跟左派人士们所抗议的市场现状，怎麽看似乎都不太相向不是吗？
钱德勒这本书分成几个部分，都在讲生产和分配。他用1850年作分界，先前的叫做传统模式，市场比较小，所以和亚当斯密讲的工业革命时代市场经济颇为相似，简单的生产与分配、企业主和经理是同一个人或近亲繁殖，透过运河或者驿马车运输，当然风险高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影响。到了1850年，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路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速度快运输能力又强，一下子就取代了运河，并足以使货品的市场大量扩张。
铁路带来了美国企业的新革命，因为要管理好铁路是个有难度的工作。第一，铁路范围很大，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来管理，这就注定了铁路公司家大业大。第二，铁路需要很专业的管理，比如时刻表对开的掌握如果不清楚，单轨铁路很容易在那个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的地方对撞。第三，铁路的运输量大帐务自然复杂，就需要更专业的出纳会计系统。这些因素在在都使得铁路管理变成一种专业，於是美国企业史上第一次所有人与管理者的分工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除此之外，当时各家铁路公司都是区域性的，要作全国性的生意就必须合作。照亚当斯密的道理讲，应该是要自由竞争；可是实质不然，因为总是会有人突然间流血削价来拼，造成其他公司血本无归。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横向的结盟，组成铁路cartel，不过这个招数失败，因为还是有一些公司不想加入cartel并且继续流血拉客，也因为cartel对这些不合作夥伴全然无计可施。因此单一区域公司本身纵向的组织调整与横向和其他公司的私自协调就显得重要许多。渐渐美国铁路界就因为这样的合作关系，而进入寡占市场的时代，也因此影响後续像是电报等全国性通讯产业的寡占化与现代化。
铁路管理革命的成功带来了新市场，要应付这个新市场的需求，其实也刺激了各种产业的技术革命。比如传统肉品市场为求新鲜，一定都会在市场附近温体宰杀，但冷冻设备出现後，卫生安全的冷冻肉品随着铁路运输全国，除了早期因为传统对温体宰杀的偏爱而被小小抵抗了一下外，可以说一下子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还可以出口全球哩）。与铁路和电报相同，市场扩张和技术革命，必然使得原先的管理体制无法再得心应手下去，管理革命应运而生。和铁路相同，所有人和管理者的分离，是个指标（现在有的时髦名词说管理者叫做CEO，题外话，前几天我遇到某官股多数钢铁公司的总经理，他和我自我介绍说他是专业经理人CEO，呃，不过我去查了一下股价感觉他绩效不太好，有点担心他的乌纱帽）。
我最喜欢钱德勒写铁路的那一段，在台湾这个铁路国营的国家，其实过去我一直不能理解当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什麽要一直建铁路，像四川出现保路事件和1927年东北的中东路事件都是铁路主导权经营纠纷所引发。真的是读了钱德勒对铁路背後贷款、工程营建和管理的高度专业和重大利益分析，才了解原来（私营）铁路背後有这麽多「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难怪各国都一直说要组银行团借钱给中国建铁路。
虽然和亚当斯密所谓的自由竞争和後人误解他的「看不见的手」已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钱德勒才故意说是「看的见的手」在操作市场；但钱德勒对於管理革命所带来的寡占并不是抱着很批判的态度。那麽，到底是钱德勒认为寡占也还算是一种竞争形式，还是钱德勒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出寡占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因此他没有提出批判？这个问题，我还需要想一想。不过读了这本书，觉得台湾产业好像还没有很现代化，台塑和统一的总经理好像都还没有什麽举足轻重的感觉，只有当初台积电给宣明智当CEO引起一阵涟漪；而所谓无风不起浪，宣明智会引起注意，当然就是台湾企业很少有CEO这种观念之故吧。
布劳岱（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本很有趣的书，我读的时候颇被他所描写的形形色色交换所着迷，尤其是欧洲菜场风景、还有交易所周边的咖啡馆风光，边看颇有亲临神往一番之感。很不幸「魔鬼隐藏在细节里」，所以我这浮士德博士就被魔鬼吸引走了，没发现他要讲的不是这种交换，而是另外一种：
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在一定的水平上始终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精细计算和投机冒险的高级区域内，很少以自由竞争的形式发生作用。一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以为所谓资本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里，因为资本主义是前在力量的积累，不仅根据相互需要，而且在同等乃至更大程度上根据力量对比来进行交换。
原来我整个重点搞错，唉，谁叫我自己不把书读完。
这两周看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作品《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也是一部魔鬼隐藏在细节里的大书。但一边读却想起布劳岱那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不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吗？
这几年每次开世贸大会，会场外都会有抗议潮，左翼攻击资本主义是不透明的，攻击跨国公司寡占市场。仔细想想当初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对市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吗？虽然亚当斯密没有经常提起「看不见的手」，但包括钱德勒等人都把这比帐算在斯密头上，可是亚当斯密那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跟左派人士们所抗议的市场现状，怎麽看似乎都不太相向不是吗？
钱德勒这本书分成几个部分，都在讲生产和分配。他用1850年作分界，先前的叫做传统模式，市场比较小，所以和亚当斯密讲的工业革命时代市场经济颇为相似，简单的生产与分配、企业主和经理是同一个人或近亲繁殖，透过运河或者驿马车运输，当然风险高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影响。到了1850年，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路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速度快运输能力又强，一下子就取代了运河，并足以使货品的市场大量扩张。
铁路带来了美国企业的新革命，因为要管理好铁路是个有难度的工作。第一，铁路范围很大，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来管理，这就注定了铁路公司家大业大。第二，铁路需要很专业的管理，比如时刻表对开的掌握如果不清楚，单轨铁路很容易在那个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的地方对撞。第三，铁路的运输量大帐务自然复杂，就需要更专业的出纳会计系统。这些因素在在都使得铁路管理变成一种专业，於是美国企业史上第一次所有人与管理者的分工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除此之外，当时各家铁路公司都是区域性的，要作全国性的生意就必须合作。照亚当斯密的道理讲，应该是要自由竞争；可是实质不然，因为总是会有人突然间流血削价来拼，造成其他公司血本无归。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横向的结盟，组成铁路cartel，不过这个招数失败，因为还是有一些公司不想加入cartel并且继续流血拉客，也因为cartel对这些不合作夥伴全然无计可施。因此单一区域公司本身纵向的组织调整与横向和其他公司的私自协调就显得重要许多。渐渐美国铁路界就因为这样的合作关系，而进入寡占市场的时代，也因此影响後续像是电报等全国性通讯产业的寡占化与现代化。
铁路管理革命的成功带来了新市场，要应付这个新市场的需求，其实也刺激了各种产业的技术革命。比如传统肉品市场为求新鲜，一定都会在市场附近温体宰杀，但冷冻设备出现後，卫生安全的冷冻肉品随着铁路运输全国，除了早期因为传统对温体宰杀的偏爱而被小小抵抗了一下外，可以说一下子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还可以出口全球哩）。与铁路和电报相同，市场扩张和技术革命，必然使得原先的管理体制无法再得心应手下去，管理革命应运而生。和铁路相同，所有人和管理者的分离，是个指标（现在有的时髦名词说管理者叫做CEO，题外话，前几天我遇到某官股多数钢铁公司的总经理，他和我自我介绍说他是专业经理人CEO，呃，不过我去查了一下股价感觉他绩效不太好，有点担心他的乌纱帽）。
我最喜欢钱德勒写铁路的那一段，在台湾这个铁路国营的国家，其实过去我一直不能理解当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什麽要一直建铁路，像四川出现保路事件和1927年东北的中东路事件都是铁路主导权经营纠纷所引发。真的是读了钱德勒对铁路背後贷款、工程营建和管理的高度专业和重大利益分析，才了解原来（私营）铁路背後有这麽多「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在活动的区域」，难怪各国都一直说要组银行团借钱给中国建铁路。
虽然和亚当斯密所谓的自由竞争和後人误解他的「看不见的手」已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钱德勒才故意说是「看的见的手」在操作市场；但钱德勒对於管理革命所带来的寡占并不是抱着很批判的态度。那麽，到底是钱德勒认为寡占也还算是一种竞争形式，还是钱德勒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出寡占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因此他没有提出批判？这个问题，我还需要想一想。不过读了这本书，觉得台湾产业好像还没有很现代化，台塑和统一的总经理好像都还没有什麽举足轻重的感觉，只有当初台积电给宣明智当CEO引起一阵涟漪；而所谓无风不起浪，宣明智会引起注意，当然就是台湾企业很少有CEO这种观念之故吧。
打猎季节
打猎季节
从高雄回来後，开始有忙碌的感觉，恐怕是因为看见服务处墙上挂着74的倒数天数所致。
我是喜欢选举的，犹记四月初选时我刚刚挑起台北办公室的大梁，因为经验不足之故，经常因为处理服务案件成效不彰而被老板念。要不是有场初选让他发现我有选举的天份，我现在应该已经卷铺盖走路了。那场初选打的算漂亮，实在该归功於那些因为我平日有烧香而源源不绝提供我小道消息的好友；但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反败为胜算是打了场好球，我的工作也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一段时间。至於有人初选输掉不甘愿，感染国民党那种选举无效的坏风气，那是後话。
记得奕成有一次接受访问，他说自己「什麽都不会，只会选举」。我觉得这是政治圈内人的无奈感，就像我做助理，其实要逃开那些恼人讨厌的服务案件，只有藉着选举才可能。讲真的，不处理服务案件实在是太爽了，我那时还挺希望天天选举的。不过话说回来，选举也的确是种会让人爆肝的剧烈运动；那时候去高雄，每天都在跑文宣、开会，晚上去监看民调，半夜还要讨论，等於是二十四小时都要待命，更别提那些狗屁倒灶的突发事件。
讲真的，现在我反而有点怕选举。我现在还得读书，要是照初选这样操，我大概会一夕老十岁。最近因为读书也累，开始很注意自己是不是「早生华发」，偶尔发现一根，就颇有呼天抢地感。好在那天拿到身体检查报告，没什麽大问题，只是被医生建议水喝太少应多饮用。
读书以来我比较常紧张的事情，一是身体没顾好。前几天听老板说和他同届的张锡谟猝逝，又让我想到他那位还在跟病魔搏斗的好友黄崇宪。他们都让我每次想到就头皮发麻，深怕自己身体也没顾好。二是老板不爽，我经常梦见「背後绫」和我说老板叫你明天不要来了。三就是书没读好，最近老是想着我这种读法，资格考的时候应该会横屍街头。同学老师们大概都觉得我很忙碌，的确也是如此，而我其实对这种忙碌，以及必然会越来越忙的这七十几天，充满了焦虑感。
一定要这麽忙吗？恐怕是的。随着即将来临的大选，我想这种紧绷的时间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时间能够好好调配的人，比如在选举途中的汽车旅馆也能够写宪法报告就是一例；但讲真的，这样搞实在很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本是乐观人，且坚信人本来就应该一直接受挑战，所以我还是会一直努力的干下去，继续半工半读，继续一边选举一边读博士。本想最後一句写「直到倒下为止」，後来想想这样不妥，所以改成用「而且不会倒下」来结尾吧。
从高雄回来後，开始有忙碌的感觉，恐怕是因为看见服务处墙上挂着74的倒数天数所致。
我是喜欢选举的，犹记四月初选时我刚刚挑起台北办公室的大梁，因为经验不足之故，经常因为处理服务案件成效不彰而被老板念。要不是有场初选让他发现我有选举的天份，我现在应该已经卷铺盖走路了。那场初选打的算漂亮，实在该归功於那些因为我平日有烧香而源源不绝提供我小道消息的好友；但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反败为胜算是打了场好球，我的工作也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一段时间。至於有人初选输掉不甘愿，感染国民党那种选举无效的坏风气，那是後话。
记得奕成有一次接受访问，他说自己「什麽都不会，只会选举」。我觉得这是政治圈内人的无奈感，就像我做助理，其实要逃开那些恼人讨厌的服务案件，只有藉着选举才可能。讲真的，不处理服务案件实在是太爽了，我那时还挺希望天天选举的。不过话说回来，选举也的确是种会让人爆肝的剧烈运动；那时候去高雄，每天都在跑文宣、开会，晚上去监看民调，半夜还要讨论，等於是二十四小时都要待命，更别提那些狗屁倒灶的突发事件。
讲真的，现在我反而有点怕选举。我现在还得读书，要是照初选这样操，我大概会一夕老十岁。最近因为读书也累，开始很注意自己是不是「早生华发」，偶尔发现一根，就颇有呼天抢地感。好在那天拿到身体检查报告，没什麽大问题，只是被医生建议水喝太少应多饮用。
读书以来我比较常紧张的事情，一是身体没顾好。前几天听老板说和他同届的张锡谟猝逝，又让我想到他那位还在跟病魔搏斗的好友黄崇宪。他们都让我每次想到就头皮发麻，深怕自己身体也没顾好。二是老板不爽，我经常梦见「背後绫」和我说老板叫你明天不要来了。三就是书没读好，最近老是想着我这种读法，资格考的时候应该会横屍街头。同学老师们大概都觉得我很忙碌，的确也是如此，而我其实对这种忙碌，以及必然会越来越忙的这七十几天，充满了焦虑感。
一定要这麽忙吗？恐怕是的。随着即将来临的大选，我想这种紧绷的时间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时间能够好好调配的人，比如在选举途中的汽车旅馆也能够写宪法报告就是一例；但讲真的，这样搞实在很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本是乐观人，且坚信人本来就应该一直接受挑战，所以我还是会一直努力的干下去，继续半工半读，继续一边选举一边读博士。本想最後一句写「直到倒下为止」，後来想想这样不妥，所以改成用「而且不会倒下」来结尾吧。
唯发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唯发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我第一次听到Learning to be Chinese这本书，是大一政治学讲到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概念时老师提到的。後来有天在诚品的架上看见，当机立断就买了回来，只是当时看不太懂，一直放在书架上生灰尘，直到写硕士论文时才拿来拜读引用。当时不知道这个字和背後附带的「政治社会学」会跟着我整个大学生涯和硕士这麽长一段时间，甚至引领我最後在考博士班时走到社会学这途上，不知这算不算是人生的偶然与巧合。
Learning to be Chinese应该是《学作中国人》，硬要翻译成《中国儿童眼中的政治》实在是莫名其妙，但以1989年的政治情境，真要像最近翻译荆子馨《学作日本人》那样直译出来，恐也有惹恼当局的危险。但老实讲，Wilson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对国民党教育作出太多的批判，反而继承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流行的「客观中立」，只对这种党国教育作了描述和解释。Wilson只在最後面点出了国民党这种教育的症结，其实某种程度在於台湾人的过度日本化，但他点到为止，没有再批评下去。
现在回头去读，想想我们当年的课本，虽然还是愚民得很恐怖，但跟五六十年代比应该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在「保密防谍手册」里戴个墨镜着长风衣，一顶鸭舌帽的「匪谍意象」，其实到现在还在我心理挥之不去，可见这种教育的成功之处。我受小学教育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反攻无望，课本於是少有了「万恶的共产党，等国军反攻回来，就是你们的死期！」这种喊话，不过我还是读过「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讲人民公社）这一课，多少还是能感受到Wilson作研究的年代里那种反共的氛围，以及其中的「共匪意象」。
威权统治和愚民教育其实带来了一种社会稳定的氛围，一种「在政府英明的领导下，一定可以……」的氛围。讨论台湾战後政经发展的论述，其实都没办法逃脱在这个气氛之外。高隶民（Thomas Gold）的现代化理论和後来兴起的「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其实都很重视威权统治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分道扬镳之处在於高隶民的说法里，改革的「先经後政」最後还是会带来民主化，而依赖发展论者如陈玉玺，则对民主化与自由化的前景悲观。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和依赖发展理论在论述发展过程里，并没有很大的区隔。例如现代化理论主张国家介入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以国家资本的方式或者国家辅导民间的角色介入），和依赖发展并没有什麽不同；甚且，两者都认为国家在此政策下最後得到的确实是发展，而不是依赖理论所认为的边陲化。以理论的框架而言，依赖发展可见诸於崋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半边陲的角色。
虽然台湾因为经济发展成功以及民主化，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的模范生，但读陈玉玺的《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却仍然可以看见他分析的精辟之处。例如他提到了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与政府的三方合作垄断问题，导致公民力量的薄弱。我就认为即便台湾後来成功的民主化，但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工人团结力量的不足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绪所来。又比如陈玉玺提到国家在民间与外国资本的对抗间，经常为了某些考量而选择的外资。则让我想起了桃园RCA造成至今未解的污染问题，以及国家在反杜邦及反拜耳中的角色，让杜邦和拜耳即便最後没有在台湾投资，但反对者却得背上阻碍发展的魔咒。这些确实都是「依赖发展」当道所造成的现象，而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所说的那样，可以因为民主化而神奇的迎刃而解。
不过让我更有兴趣的，其实是这种「依赖发展」所形成的唯发展论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是台湾民主化後无法推动人民充权（empowerment of people）的重大路障。然而，究竟党国是用什麽样的教育方式去把「唯发展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Wilson在Learning to be Chinese里面并没有提到，这有点可惜。但也不能期待他写本博士论文就要包山包海什麽都有，也许这个题目我可以自己努力做做看，搞不好也会有什麽小小成就也说不定。
我第一次听到Learning to be Chinese这本书，是大一政治学讲到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概念时老师提到的。後来有天在诚品的架上看见，当机立断就买了回来，只是当时看不太懂，一直放在书架上生灰尘，直到写硕士论文时才拿来拜读引用。当时不知道这个字和背後附带的「政治社会学」会跟着我整个大学生涯和硕士这麽长一段时间，甚至引领我最後在考博士班时走到社会学这途上，不知这算不算是人生的偶然与巧合。
Learning to be Chinese应该是《学作中国人》，硬要翻译成《中国儿童眼中的政治》实在是莫名其妙，但以1989年的政治情境，真要像最近翻译荆子馨《学作日本人》那样直译出来，恐也有惹恼当局的危险。但老实讲，Wilson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对国民党教育作出太多的批判，反而继承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流行的「客观中立」，只对这种党国教育作了描述和解释。Wilson只在最後面点出了国民党这种教育的症结，其实某种程度在於台湾人的过度日本化，但他点到为止，没有再批评下去。
现在回头去读，想想我们当年的课本，虽然还是愚民得很恐怖，但跟五六十年代比应该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在「保密防谍手册」里戴个墨镜着长风衣，一顶鸭舌帽的「匪谍意象」，其实到现在还在我心理挥之不去，可见这种教育的成功之处。我受小学教育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反攻无望，课本於是少有了「万恶的共产党，等国军反攻回来，就是你们的死期！」这种喊话，不过我还是读过「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讲人民公社）这一课，多少还是能感受到Wilson作研究的年代里那种反共的氛围，以及其中的「共匪意象」。
威权统治和愚民教育其实带来了一种社会稳定的氛围，一种「在政府英明的领导下，一定可以……」的氛围。讨论台湾战後政经发展的论述，其实都没办法逃脱在这个气氛之外。高隶民（Thomas Gold）的现代化理论和後来兴起的「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其实都很重视威权统治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分道扬镳之处在於高隶民的说法里，改革的「先经後政」最後还是会带来民主化，而依赖发展论者如陈玉玺，则对民主化与自由化的前景悲观。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和依赖发展理论在论述发展过程里，并没有很大的区隔。例如现代化理论主张国家介入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以国家资本的方式或者国家辅导民间的角色介入），和依赖发展并没有什麽不同；甚且，两者都认为国家在此政策下最後得到的确实是发展，而不是依赖理论所认为的边陲化。以理论的框架而言，依赖发展可见诸於崋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半边陲的角色。
虽然台湾因为经济发展成功以及民主化，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的模范生，但读陈玉玺的《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却仍然可以看见他分析的精辟之处。例如他提到了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与政府的三方合作垄断问题，导致公民力量的薄弱。我就认为即便台湾後来成功的民主化，但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工人团结力量的不足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绪所来。又比如陈玉玺提到国家在民间与外国资本的对抗间，经常为了某些考量而选择的外资。则让我想起了桃园RCA造成至今未解的污染问题，以及国家在反杜邦及反拜耳中的角色，让杜邦和拜耳即便最後没有在台湾投资，但反对者却得背上阻碍发展的魔咒。这些确实都是「依赖发展」当道所造成的现象，而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所说的那样，可以因为民主化而神奇的迎刃而解。
不过让我更有兴趣的，其实是这种「依赖发展」所形成的唯发展论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是台湾民主化後无法推动人民充权（empowerment of people）的重大路障。然而，究竟党国是用什麽样的教育方式去把「唯发展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Wilson在Learning to be Chinese里面并没有提到，这有点可惜。但也不能期待他写本博士论文就要包山包海什麽都有，也许这个题目我可以自己努力做做看，搞不好也会有什麽小小成就也说不定。
出问题的是教育部的大学评监标准
出问题的是教育部的大学评监标准
教育部高教司宣布明年起将针对台湾博硕士生过多的现象进行调控，若该校非在「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内，不得再新设博硕士班。并将针对国内现有大学进行研究型、研究教学、教学研究、教学型与社区大学五种分类。政策一出立即引起私校围剿，认为和教育部长期倡导的「松绑」政策有违；部分私校甚至指出若承认自己是社区型大学，怎麽可能还招的到学生？
这问题怎麽看？先扪心自问，台湾大学与东海大学能否放在同一个等级上来看待？很显然不可能。事实上，企业和学术的雇用上，台湾的大学已经自动被市场分成台政清交成、中字辈、地方国立大学、前段科大、前段私校、一般私校和後段私校等几个等级。但在学术评监和教育部的评监上，不同等级的学校并没有被不同的评监方式区隔开来。这导致了我们用同一个标准在衡量台大和东海，当然东海会落到後段去。
在理想的状况下，依照教育部的分类，东海大学若了解其因为学费无法自由化与私校聘任较无保障的劣势，而专注在「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培养出一批受到良好学术训练与照顾的学生投入研究所考试，并进而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力量，是否也是提升大学竞争力及促进校誉的一种方法？而部分私校担心社区型大学化会招不到学生，其实也是杞人忧天。私校现阶段就有招不到学生的问题，而现有的学生也没有能力强化目前中後段学校的研究能力，在这样的状况下，去竞争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不免老早就输在起跑点上。
私校有其经费的压力，不可能不知道往哪条路走有利於学校发展。但是什麽原因，让私校明明知道活路在哪，却偏偏要挤破头去抢五年五百亿？其实就是因为教育部的大学评监制度。目前大学评监对教学的重视远逊於对一年发表多少SCI、SSCI和TSSCI文章的重视，这导致所有老师为了升等，而宁愿花时间去写论文而不好好教书；而学校为了点数，也宁愿老师多申请国科会计画而少花时间教学，以便於有机会抢食五年五百亿的大饼。如果老师都去做研究，那谁要教书？学生又要找谁学艺？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乃肇因教育部相同的评监标准，导致各校各系所一窝疯的想去抢夺研究型大学；而非表面的松绑/管制之争。
台湾的高等教育一直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工厂需要干部就多设五专、工厂跑掉了就改制科大，录取率低就广设大学、大学生太多就开放设研究所，只是将问题延後，结果让供过於求的现象出现，再让大家找不到头路。短期内台湾学费自由化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台政清交成这五所公立学校持续遥遥领先的现象不可能改变。教育部不应在自欺欺人，而应该彻底检讨目前的大学评监制度对教学型与社区型学校的排除是否合理？为什麽私校会担心自己变成教学型或者社区型大学会招不到学生？教育部应该扪心自问，因为出问题的，正是教育部以学术卓越为唯一导向的大学评监标准。
教育部高教司宣布明年起将针对台湾博硕士生过多的现象进行调控，若该校非在「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内，不得再新设博硕士班。并将针对国内现有大学进行研究型、研究教学、教学研究、教学型与社区大学五种分类。政策一出立即引起私校围剿，认为和教育部长期倡导的「松绑」政策有违；部分私校甚至指出若承认自己是社区型大学，怎麽可能还招的到学生？
这问题怎麽看？先扪心自问，台湾大学与东海大学能否放在同一个等级上来看待？很显然不可能。事实上，企业和学术的雇用上，台湾的大学已经自动被市场分成台政清交成、中字辈、地方国立大学、前段科大、前段私校、一般私校和後段私校等几个等级。但在学术评监和教育部的评监上，不同等级的学校并没有被不同的评监方式区隔开来。这导致了我们用同一个标准在衡量台大和东海，当然东海会落到後段去。
在理想的状况下，依照教育部的分类，东海大学若了解其因为学费无法自由化与私校聘任较无保障的劣势，而专注在「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培养出一批受到良好学术训练与照顾的学生投入研究所考试，并进而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力量，是否也是提升大学竞争力及促进校誉的一种方法？而部分私校担心社区型大学化会招不到学生，其实也是杞人忧天。私校现阶段就有招不到学生的问题，而现有的学生也没有能力强化目前中後段学校的研究能力，在这样的状况下，去竞争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不免老早就输在起跑点上。
私校有其经费的压力，不可能不知道往哪条路走有利於学校发展。但是什麽原因，让私校明明知道活路在哪，却偏偏要挤破头去抢五年五百亿？其实就是因为教育部的大学评监制度。目前大学评监对教学的重视远逊於对一年发表多少SCI、SSCI和TSSCI文章的重视，这导致所有老师为了升等，而宁愿花时间去写论文而不好好教书；而学校为了点数，也宁愿老师多申请国科会计画而少花时间教学，以便於有机会抢食五年五百亿的大饼。如果老师都去做研究，那谁要教书？学生又要找谁学艺？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乃肇因教育部相同的评监标准，导致各校各系所一窝疯的想去抢夺研究型大学；而非表面的松绑/管制之争。
台湾的高等教育一直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工厂需要干部就多设五专、工厂跑掉了就改制科大，录取率低就广设大学、大学生太多就开放设研究所，只是将问题延後，结果让供过於求的现象出现，再让大家找不到头路。短期内台湾学费自由化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台政清交成这五所公立学校持续遥遥领先的现象不可能改变。教育部不应在自欺欺人，而应该彻底检讨目前的大学评监制度对教学型与社区型学校的排除是否合理？为什麽私校会担心自己变成教学型或者社区型大学会招不到学生？教育部应该扪心自问，因为出问题的，正是教育部以学术卓越为唯一导向的大学评监标准。
爱喝冰水的梁启超
爱喝冰水的梁启超
最近突然想起高中课本有梁启超的「学问的趣味」一文，当时只觉得很无聊，一个已经死掉的老头写了一堆废话，叫年轻人看完之後就会好好读书，实在没什麽说服力。但过了这麽多年，读了这麽些书，蓦然回首，才突然觉得老梁说的对。
那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学问趣味的奥妙无法言喻，梁启超引用了佛典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当时读这篇文章，生活里面只有两种书，一种是为了考大学而读的无聊教科书，一种是我爱看的乱七八糟小说。这都和学问没什麽关系，或者说我以为的学问，就是教科书那套，和我一点火花都擦不出来，所以读这篇文章一点感觉也没有。
後来读大学研究所，虽有感受到学问的趣味，但渐渐就忘了曾看过这篇文章。直到前几天，钱钢来演讲，不知道为什麽提到梁启超。刚好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读书做学问的意义，到底是在学术规范下多写一些TSSCI的论文，或者是说一个好故事给大多数的人听。学术之路是孤独的，但是不能因为自己走的孤独，就敝帚自珍不和民众分享。所以最近我就一直要求自己，写读书心得一定要跟生活更贴近，让多一点人可以看懂。听到钱钢提到梁启超，让我想起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再读「学问的趣味」，里面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无所谓而为」，读书求学只是为了兴趣，无所为而为，不是为了求温饱、不是为了当大官赚大钱，只为了「趣味」。日来因为工作，可以读书的时间实在不多，但每每可以有读书的时间，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总是推着我继续往下读。梁启超百年前悟出这个道理，说自己也要野人献曝跟大家分享，但又感叹世人都不懂这种乐趣，只为了求索什麽目的而去像拔智慧毛那样求「知识」，是无法领略出学问之趣味的。所以引梁启超的结尾来结我的尾，「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最近突然想起高中课本有梁启超的「学问的趣味」一文，当时只觉得很无聊，一个已经死掉的老头写了一堆废话，叫年轻人看完之後就会好好读书，实在没什麽说服力。但过了这麽多年，读了这麽些书，蓦然回首，才突然觉得老梁说的对。
那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学问趣味的奥妙无法言喻，梁启超引用了佛典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当时读这篇文章，生活里面只有两种书，一种是为了考大学而读的无聊教科书，一种是我爱看的乱七八糟小说。这都和学问没什麽关系，或者说我以为的学问，就是教科书那套，和我一点火花都擦不出来，所以读这篇文章一点感觉也没有。
後来读大学研究所，虽有感受到学问的趣味，但渐渐就忘了曾看过这篇文章。直到前几天，钱钢来演讲，不知道为什麽提到梁启超。刚好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读书做学问的意义，到底是在学术规范下多写一些TSSCI的论文，或者是说一个好故事给大多数的人听。学术之路是孤独的，但是不能因为自己走的孤独，就敝帚自珍不和民众分享。所以最近我就一直要求自己，写读书心得一定要跟生活更贴近，让多一点人可以看懂。听到钱钢提到梁启超，让我想起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再读「学问的趣味」，里面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无所谓而为」，读书求学只是为了兴趣，无所为而为，不是为了求温饱、不是为了当大官赚大钱，只为了「趣味」。日来因为工作，可以读书的时间实在不多，但每每可以有读书的时间，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总是推着我继续往下读。梁启超百年前悟出这个道理，说自己也要野人献曝跟大家分享，但又感叹世人都不懂这种乐趣，只为了求索什麽目的而去像拔智慧毛那样求「知识」，是无法领略出学问之趣味的。所以引梁启超的结尾来结我的尾，「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谁读马克思?
谁读马克思?
我一直不喜欢马克思，打心底不喜欢那种。所以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除了一些新马和扥派诠释外，马克思的作品我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啊还有，被杨牧撷取收录在「疑神」里面的马克思情书。我不喜欢马克思首先应该是因为国民党的愚民教育导致，而且我的左翼狂飙时代过去的太快，还有就是长大以後看到一句话，说「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扥邦」，那时候可能正在读文革史，深深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遂更不想读马克思。
但读了社会系，没有读马克思诚属不应该，所以最近我还是拿着「资本论」出来啃。其实读起来还算愉快，他的论证蛮清楚的，文笔算是刻薄了点，像是批评英国人对阶级问题视而不见，马克思就说希腊神话里面人家穿了隐身衣是要抓鬼，英国人是穿着隐身衣假装自己没看到鬼。读着读着也觉得蛮有趣，他那个时代，就想过这些问题，还有很严密的论证，真的不简单。
前几天回家在讲马克思的买卖问题，为买而卖是初期市场、为卖而买是晚期市场，我就问说那个公式G-W-G的G如果用货币呈现，没有增加就没有意义，也不能够成资本积累，所以应该要改成G-W-G1。今天读到马克思论证这段，他不但提到了G1，还花了时间解释G-G1的资本累积过程必须透过加工，即购买劳动力来增添商品价值的方式去达成。马克思的整个资本形成过程其实都在讨论这个过程，资本积累会有利润，资本家要更多的利润，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形下就会透过压低工资或者减少劳动价值的方式来达成。而更多的G1又为卖而买的买进更多的生产资料，促使工人和生产资料间的「异化」。
「资本论」成书於1871年，孙中山差不多在1890年代就在大英图书馆读过这本书，还受到启发写了三民主义。孙说马克思是社会的病理学家，但却开错药方。虽然孙中山开出来的药方好像也没有比较高明，但我基本上认同他对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面对了一个资本主义不断利用剥削以增加商品剩余价值以强调资本积累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李嘉图对比较利益和贸易的看法还没有普遍化，但李嘉图认为阶级问题是自然现象的看法已经无法处理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问题。马克思用他的生花妙笔鼓吹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觉悟，他认为只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太相信历史有确定的方向，他用辩证法想说服人类历史的最後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後的社会；却没想到资本主义本身有修正作用，当其面对可能崩溃的危机时，可以说「看不见的手」会自己做修正。马克思认为历史必定的五个阶段，其实正陷入他在辩证法中攻击人家的逻辑都是静态逻辑的陷阱里，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有那个让马克思不察的自我修正功能，也才有列宁必须出来讨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问题、也才有我们过了两百年还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的後续，包括我可以使用这台，透过资本积累确立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分离的工人异化才做得出来的手提电脑写报告这件鸡毛蒜皮事。
我一直不喜欢马克思，打心底不喜欢那种。所以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除了一些新马和扥派诠释外，马克思的作品我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啊还有，被杨牧撷取收录在「疑神」里面的马克思情书。我不喜欢马克思首先应该是因为国民党的愚民教育导致，而且我的左翼狂飙时代过去的太快，还有就是长大以後看到一句话，说「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扥邦」，那时候可能正在读文革史，深深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遂更不想读马克思。
但读了社会系，没有读马克思诚属不应该，所以最近我还是拿着「资本论」出来啃。其实读起来还算愉快，他的论证蛮清楚的，文笔算是刻薄了点，像是批评英国人对阶级问题视而不见，马克思就说希腊神话里面人家穿了隐身衣是要抓鬼，英国人是穿着隐身衣假装自己没看到鬼。读着读着也觉得蛮有趣，他那个时代，就想过这些问题，还有很严密的论证，真的不简单。
前几天回家在讲马克思的买卖问题，为买而卖是初期市场、为卖而买是晚期市场，我就问说那个公式G-W-G的G如果用货币呈现，没有增加就没有意义，也不能够成资本积累，所以应该要改成G-W-G1。今天读到马克思论证这段，他不但提到了G1，还花了时间解释G-G1的资本累积过程必须透过加工，即购买劳动力来增添商品价值的方式去达成。马克思的整个资本形成过程其实都在讨论这个过程，资本积累会有利润，资本家要更多的利润，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形下就会透过压低工资或者减少劳动价值的方式来达成。而更多的G1又为卖而买的买进更多的生产资料，促使工人和生产资料间的「异化」。
「资本论」成书於1871年，孙中山差不多在1890年代就在大英图书馆读过这本书，还受到启发写了三民主义。孙说马克思是社会的病理学家，但却开错药方。虽然孙中山开出来的药方好像也没有比较高明，但我基本上认同他对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面对了一个资本主义不断利用剥削以增加商品剩余价值以强调资本积累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李嘉图对比较利益和贸易的看法还没有普遍化，但李嘉图认为阶级问题是自然现象的看法已经无法处理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问题。马克思用他的生花妙笔鼓吹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觉悟，他认为只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太相信历史有确定的方向，他用辩证法想说服人类历史的最後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後的社会；却没想到资本主义本身有修正作用，当其面对可能崩溃的危机时，可以说「看不见的手」会自己做修正。马克思认为历史必定的五个阶段，其实正陷入他在辩证法中攻击人家的逻辑都是静态逻辑的陷阱里，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有那个让马克思不察的自我修正功能，也才有列宁必须出来讨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问题、也才有我们过了两百年还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的後续，包括我可以使用这台，透过资本积累确立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分离的工人异化才做得出来的手提电脑写报告这件鸡毛蒜皮事。
二二八的责任归属之谜
二二八的责任归属之谜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去年由张炎宪领衔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引起国内政界很大的波澜，其中直指蒋介石是最大元凶一项被蒋孝严控告，惟前阵子地院判了被告无罪。说来也妙，我读完这本书的地点是在五股的宪兵学校图书馆，我那时候就想，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民主真的是有进步，至少军队不再对这样的论述敏感？这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仍属不可思议之事，至少在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军队里读指控军方参与政变或屠杀的着作仍属不可能。
二二八对台湾近五十年以来的政治与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政治方面，依据陈明通和吴乃德的研究，1945年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大多数的地方选举精英仍然和日本体制下的菁英阶级无二致；但二二八之後却仅剩下不到两成。吴陈两人推论这批退潮和其後因附从而被甄补的新菁英阶级这波轮替，导致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容易化，其并未言明的是晚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组成，和这波轮替的重大关联，但这个说法可以在陈明通後来的着作「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中循得痕迹。此外，「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报告」也指出了陈仪并非蒋介石嫡系，他用了许多政学系干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与CC派相斗，这些国民党派系问题在二二八事件後因陈仪调职而获得解决，魏道明的到任也导致蒋介石对台湾统治的直接化。
社会方面，二二八及其後的「清乡」引起了台湾社会严重的政治恐慌症，其背後所蕴含的族群冲突问题虽然因为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暂告沉寂；但重新浮现的时候，却成为台湾社会族群融合的最大障碍。这种对历史认知的差异，也导致二二八成为台湾两大党各种认同分歧的重大指标，造成二二八年年谈，却越谈越无共识的情形。李登辉是第一位针对二二八事件道歉的国家领导人（并身兼国民党主席），但李登辉本身在二二八事件时也因为参加了「处理委员会」而担心被波及，在朋友家的谷仓躲了一星期，宽松点看，他自己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由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向台湾人道歉，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行政院在1991年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组，并在1992年公布调查报告，小组一员的赖泽涵第二年和魏萼、马若孟（Roman Myers）共同撰写了「悲剧性的开端」这本被视为具有「准官方」色彩的专着。这本书可以说是九零年代评论二二八的最重要着作，但其内所欲表达的中立客观，和该「客观」所导致的缺乏加害者和责怪受害者问题，却成为其着美中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该书所引用的文献档案和专着资料，对於一位欲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读者而言，应属丰富则殆无疑义。
「悲剧性的开端」和戴国辉、叶芸芸的「爱憎二二八」共同的问题，都在於责怪受害者，和为求取角度上的客观而忽略道德上会引发的「为加害者辩护」问题。比如戴与马都认为二二八是属於中国境内因政权轮替而发生的城市暴动普遍现象，并不是台湾的独特问题。但即便中国一直有政权轮替引发的城市暴动问题，论者也应追溯其暴动发生原因，是否在於政府普遍性的贪污无能所导致？如果像戴国辉那样反过来怪罪台湾人不懂中国有贪污腐败的普遍性现象太天真，那就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窘境。
又比如马若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出兵镇压，是因为三月七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涉及台湾自治的要求趋近於独立太过分，却没有探讨三十二条要求的自治项目是不是真的有台湾独立可能？（马的着作里面已经提过事件参与者并不要求台湾独立）也没有特别把蒋渭川居间协调导致处委会让步一段作更深刻的讨论，事实上，如果处委会已经让步而陈仪也了然於心，为什麽军队仍然奉命得以登陆屠杀？
马着写出後过了十几年，因为政党轮替之故，又公布了许多新的官方文献，确实有需要一本新着作来谈二二八及其责任归属问题。因此才有「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这本书的第三章里，陈仪深直指蒋介石三月五日就已经决定出兵，否认了马着认为是三十二条要求之後才有出兵一说；他并指出以蒋介石的特务布建，资讯属於足够，但他还是决定派兵镇压，因故蒋的「有意派兵」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此说引起了重大的政治争议，也使书内的许多新出土史料被论者所忽略，导致二二八责任归属这个议题仍然因敏感的政治立场而谈不下去。
讽刺的是，这个「责任归属」论战最大的得益者，竟是该议题上没有涉入台湾内部政纠葛的马若孟。首先是时报出版社又重刷了马若孟的着作，并特别强调这才是「客观中立」者，应该让他又可以赚点版税；其次是蒋家後人因为担心蒋介石的日记被民进党执政下的国史馆「未经同意的公布」，而决定将日记交由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国史馆这个意外的损失乃属始料未及，但蒋家的这个疑虑，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台湾社会对於二二八的开放程度与讨论深度，大概都还只停留在可以在宪兵队里面阅读二二八而不会被认为是思想犯这样而已。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去年由张炎宪领衔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引起国内政界很大的波澜，其中直指蒋介石是最大元凶一项被蒋孝严控告，惟前阵子地院判了被告无罪。说来也妙，我读完这本书的地点是在五股的宪兵学校图书馆，我那时候就想，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民主真的是有进步，至少军队不再对这样的论述敏感？这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仍属不可思议之事，至少在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军队里读指控军方参与政变或屠杀的着作仍属不可能。
二二八对台湾近五十年以来的政治与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政治方面，依据陈明通和吴乃德的研究，1945年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大多数的地方选举精英仍然和日本体制下的菁英阶级无二致；但二二八之後却仅剩下不到两成。吴陈两人推论这批退潮和其後因附从而被甄补的新菁英阶级这波轮替，导致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容易化，其并未言明的是晚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组成，和这波轮替的重大关联，但这个说法可以在陈明通後来的着作「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中循得痕迹。此外，「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报告」也指出了陈仪并非蒋介石嫡系，他用了许多政学系干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与CC派相斗，这些国民党派系问题在二二八事件後因陈仪调职而获得解决，魏道明的到任也导致蒋介石对台湾统治的直接化。
社会方面，二二八及其後的「清乡」引起了台湾社会严重的政治恐慌症，其背後所蕴含的族群冲突问题虽然因为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暂告沉寂；但重新浮现的时候，却成为台湾社会族群融合的最大障碍。这种对历史认知的差异，也导致二二八成为台湾两大党各种认同分歧的重大指标，造成二二八年年谈，却越谈越无共识的情形。李登辉是第一位针对二二八事件道歉的国家领导人（并身兼国民党主席），但李登辉本身在二二八事件时也因为参加了「处理委员会」而担心被波及，在朋友家的谷仓躲了一星期，宽松点看，他自己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由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向台湾人道歉，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行政院在1991年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组，并在1992年公布调查报告，小组一员的赖泽涵第二年和魏萼、马若孟（Roman Myers）共同撰写了「悲剧性的开端」这本被视为具有「准官方」色彩的专着。这本书可以说是九零年代评论二二八的最重要着作，但其内所欲表达的中立客观，和该「客观」所导致的缺乏加害者和责怪受害者问题，却成为其着美中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该书所引用的文献档案和专着资料，对於一位欲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读者而言，应属丰富则殆无疑义。
「悲剧性的开端」和戴国辉、叶芸芸的「爱憎二二八」共同的问题，都在於责怪受害者，和为求取角度上的客观而忽略道德上会引发的「为加害者辩护」问题。比如戴与马都认为二二八是属於中国境内因政权轮替而发生的城市暴动普遍现象，并不是台湾的独特问题。但即便中国一直有政权轮替引发的城市暴动问题，论者也应追溯其暴动发生原因，是否在於政府普遍性的贪污无能所导致？如果像戴国辉那样反过来怪罪台湾人不懂中国有贪污腐败的普遍性现象太天真，那就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窘境。
又比如马若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出兵镇压，是因为三月七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涉及台湾自治的要求趋近於独立太过分，却没有探讨三十二条要求的自治项目是不是真的有台湾独立可能？（马的着作里面已经提过事件参与者并不要求台湾独立）也没有特别把蒋渭川居间协调导致处委会让步一段作更深刻的讨论，事实上，如果处委会已经让步而陈仪也了然於心，为什麽军队仍然奉命得以登陆屠杀？
马着写出後过了十几年，因为政党轮替之故，又公布了许多新的官方文献，确实有需要一本新着作来谈二二八及其责任归属问题。因此才有「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这本书的第三章里，陈仪深直指蒋介石三月五日就已经决定出兵，否认了马着认为是三十二条要求之後才有出兵一说；他并指出以蒋介石的特务布建，资讯属於足够，但他还是决定派兵镇压，因故蒋的「有意派兵」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此说引起了重大的政治争议，也使书内的许多新出土史料被论者所忽略，导致二二八责任归属这个议题仍然因敏感的政治立场而谈不下去。
讽刺的是，这个「责任归属」论战最大的得益者，竟是该议题上没有涉入台湾内部政纠葛的马若孟。首先是时报出版社又重刷了马若孟的着作，并特别强调这才是「客观中立」者，应该让他又可以赚点版税；其次是蒋家後人因为担心蒋介石的日记被民进党执政下的国史馆「未经同意的公布」，而决定将日记交由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国史馆这个意外的损失乃属始料未及，但蒋家的这个疑虑，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台湾社会对於二二八的开放程度与讨论深度，大概都还只停留在可以在宪兵队里面阅读二二八而不会被认为是思想犯这样而已。
因为真的喜欢 就不会放弃
因为真的喜欢 就不会放弃
我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下决定的时候时常犹豫，但决定之後我很少退缩。我不是一个爱偷懒的人，有时候我会宁愿花久一点的时间，走远一点的路，而不是简单的超捷径。也因此，理性上我做的决定时常很奇怪，但我总说服自己，这样做会有「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研究所要毕业那年我不选比较简单的第二年第二外国语，却宁愿去选难考的托福，还因为这样莫名其妙延毕了一年。有时候想起来不値得，但长期来看，英文变好让我找工作有了多一点的优势，认识了一些特别的朋友，也让我後来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免去了准备笔试的功夫。读英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基础很差，我真的就拿着国中程度的文法书一本一本写上来，写到中级、写到高级，这些东西最後都是我自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这方法可能很笨，但回想起来，多绕了一点远路，应该是值得的。
前几天写到半工半读辛苦，的确。但引起那麽多关心，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上星期二我回台北时，在车上确实有点想哭，有点心焦力淬。但我那时想脑中竟然浮现了阿扁的样子，想到那几天全代会，党内风风雨雨，却有巩阿扁回来当党主席的声音不绝，作为当日最大的共识。记得去年此时，阿扁像只落水狗，人人喊打；然後经过一年，现在党内居然没他不行。他这人执政可能没什麽成绩，但他惊人的意志力，还有，好强，我觉得还是值得学习。
我当时想，只不过是半工半读，只不过偶尔书读不完，又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如果我只是这样就靠邀、就难过、就掉眼泪，那阿扁应该早就自杀了。如果我这样脆弱，我岂能够担当任何责任？左思右想，觉得我这人应该是个好强又坚毅的人，必须撑下去。
长期来看，现在只是刚刚开学，有点适应不良也没什麽。当年我进台大的时候，适应了快要一年才进入状况，也还不就这样熬了过来。人生的一切挫折和挑战和诱惑，都只是考验，考验你能不能承担重责、考验你机会来的时候，有没有能力跳上那班车。人家做得到，我就做得到，苦难这种东西，一咬牙就过去了，回头想想也没什麽。那天就这样，想着想着，写了篇文章抱怨抱怨，也就过去了。第二天刚好翻到中央社的「新闻大舞台」访问许芳宜，提到跳舞这条路，她说「因为真的喜欢，就不会放弃」，於她是跳舞，那於我就是读书了。
我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下决定的时候时常犹豫，但决定之後我很少退缩。我不是一个爱偷懒的人，有时候我会宁愿花久一点的时间，走远一点的路，而不是简单的超捷径。也因此，理性上我做的决定时常很奇怪，但我总说服自己，这样做会有「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研究所要毕业那年我不选比较简单的第二年第二外国语，却宁愿去选难考的托福，还因为这样莫名其妙延毕了一年。有时候想起来不値得，但长期来看，英文变好让我找工作有了多一点的优势，认识了一些特别的朋友，也让我後来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免去了准备笔试的功夫。读英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基础很差，我真的就拿着国中程度的文法书一本一本写上来，写到中级、写到高级，这些东西最後都是我自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这方法可能很笨，但回想起来，多绕了一点远路，应该是值得的。
前几天写到半工半读辛苦，的确。但引起那麽多关心，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上星期二我回台北时，在车上确实有点想哭，有点心焦力淬。但我那时想脑中竟然浮现了阿扁的样子，想到那几天全代会，党内风风雨雨，却有巩阿扁回来当党主席的声音不绝，作为当日最大的共识。记得去年此时，阿扁像只落水狗，人人喊打；然後经过一年，现在党内居然没他不行。他这人执政可能没什麽成绩，但他惊人的意志力，还有，好强，我觉得还是值得学习。
我当时想，只不过是半工半读，只不过偶尔书读不完，又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如果我只是这样就靠邀、就难过、就掉眼泪，那阿扁应该早就自杀了。如果我这样脆弱，我岂能够担当任何责任？左思右想，觉得我这人应该是个好强又坚毅的人，必须撑下去。
长期来看，现在只是刚刚开学，有点适应不良也没什麽。当年我进台大的时候，适应了快要一年才进入状况，也还不就这样熬了过来。人生的一切挫折和挑战和诱惑，都只是考验，考验你能不能承担重责、考验你机会来的时候，有没有能力跳上那班车。人家做得到，我就做得到，苦难这种东西，一咬牙就过去了，回头想想也没什麽。那天就这样，想着想着，写了篇文章抱怨抱怨，也就过去了。第二天刚好翻到中央社的「新闻大舞台」访问许芳宜，提到跳舞这条路，她说「因为真的喜欢，就不会放弃」，於她是跳舞，那於我就是读书了。
对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些思考与评论
对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些思考与评论
日本时代的事情，对大多数台湾人毋宁是很陌生的。我自己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这些问题经常困扰到我半夜睡不着起来翻书找答案，一面翻一页就觉得过去接受那些愚民教育真是不可取，真讽刺国文课本还选过「汝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的文章。
我基本上同意吴叡人的说法，认为台湾民族主义的雏型，大约在1930年代就逐渐具备，一直存在於台湾人的心里。他透过「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很精细的去分析整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如何在「东方殖民主义」的特殊性下发展出独特的台湾认同。
在「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一文，吴叡人透过同化会的失败、议会请愿运动的发展，寻找政治运动中「台湾人」和「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论述的成熟过程。而在「浮摩沙意识形态」一文里，吴叡人则引用了有关「高级文化」的论证过程，去寻找「台湾」如何在日文、汉文和白话文中挣扎出一套「我手写我口」的印刷文字逻辑，使「台湾」逐渐在文本上得以凝造建立。
吴叡人写政治的部分，两年前我写论文的时候曾经拜读，今日重看，仍有惊艳之感。但他写文化的台湾认同的部分，到了1930年代，却让我有点迟疑。我主要的疑惑是，他提到台湾话文击败了张我军的中国白话文推行和乡土文学，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主流」；问题是，他提出的几个人名像是论战中的廖毓文、黄石辉，现在回头去看，其实根本没有什麽知名度，也没人认识；反而当时留下来的重要作品如杨逵的「鹅妈妈」或者「送报夫」，竟都是用日文创作的。可以从爱尔兰独立文学像黑霓使用英文的角度来观看杨逵，但吴叡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专注在台语文和乡土文学、罗马字以及中国白话文在争辩凝造「浮摩沙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实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最娴熟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日文。
陈培丰的「『同化』的同床异梦」虽然指出了在日本人违反当世殖民潮流，几乎倾全国之力推动国语教育，试图在国体论的架构下落实差序同化的政策，并点出了该政策所形成的双面刃作用，使台人必须面对现代化和差别待遇的搓揉。但他并没有办法否认日本人在台国语教育的成功，不但在「皇民文学」获得证明，也在识字率上面得到彰显。那麽，吴叡人指出台语文在文化争辩中渐成「主流」，就变的很难成立，如果印刷语言和书写语言其实是日文，那麽争辩台语文是否是文化论战的最後胜出者，又有什麽意义？而「台语文」在争论中的胜出，是否又足以支撑台湾意识建立的论述？
战後台湾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消声匿迹，故有政治因素，但其背後有关书写文字的使用能力，我认为也是重要的。若非日本人的国语教育成功，台湾作家早能够以北京官话，或者被吴叡人视为「主流」的台语文创作，那麽，台湾文坛的乡土文学之争，想必不会等到能够使用中国国语书写的一代成熟，而到七十年代才出现。故此可见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国语教育的深化与成功之处，造成台湾作家无法使用日文之外语言书写的解殖现实。是故吴叡人之谓「主流」，应该是言过其实。
但无论如何，从陈培丰对「同化」引发的双面刃分析、吴叡人透过政治与文化角度重述台湾民族观念的出现，容或其中有疑义，但我以为其瑕不掩瑜，都足以证明「台湾民族」的观念在1930年代应该已经出现。吴叡人提到八十年代迄今的台湾民族运动都是靠着这股「记忆」而来，让我想到葛尔诺（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义的肚脐」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主义原型」之说。正是因为当年已有却被埋藏多年的原型已具备，才让台湾民族运动得以在民主化後的短短二三十年间，透过「官方民族主义」的建构，真正发展出「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的政治实践过程。
日本时代的事情，对大多数台湾人毋宁是很陌生的。我自己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这些问题经常困扰到我半夜睡不着起来翻书找答案，一面翻一页就觉得过去接受那些愚民教育真是不可取，真讽刺国文课本还选过「汝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的文章。
我基本上同意吴叡人的说法，认为台湾民族主义的雏型，大约在1930年代就逐渐具备，一直存在於台湾人的心里。他透过「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很精细的去分析整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如何在「东方殖民主义」的特殊性下发展出独特的台湾认同。
在「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一文，吴叡人透过同化会的失败、议会请愿运动的发展，寻找政治运动中「台湾人」和「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论述的成熟过程。而在「浮摩沙意识形态」一文里，吴叡人则引用了有关「高级文化」的论证过程，去寻找「台湾」如何在日文、汉文和白话文中挣扎出一套「我手写我口」的印刷文字逻辑，使「台湾」逐渐在文本上得以凝造建立。
吴叡人写政治的部分，两年前我写论文的时候曾经拜读，今日重看，仍有惊艳之感。但他写文化的台湾认同的部分，到了1930年代，却让我有点迟疑。我主要的疑惑是，他提到台湾话文击败了张我军的中国白话文推行和乡土文学，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主流」；问题是，他提出的几个人名像是论战中的廖毓文、黄石辉，现在回头去看，其实根本没有什麽知名度，也没人认识；反而当时留下来的重要作品如杨逵的「鹅妈妈」或者「送报夫」，竟都是用日文创作的。可以从爱尔兰独立文学像黑霓使用英文的角度来观看杨逵，但吴叡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专注在台语文和乡土文学、罗马字以及中国白话文在争辩凝造「浮摩沙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实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最娴熟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日文。
陈培丰的「『同化』的同床异梦」虽然指出了在日本人违反当世殖民潮流，几乎倾全国之力推动国语教育，试图在国体论的架构下落实差序同化的政策，并点出了该政策所形成的双面刃作用，使台人必须面对现代化和差别待遇的搓揉。但他并没有办法否认日本人在台国语教育的成功，不但在「皇民文学」获得证明，也在识字率上面得到彰显。那麽，吴叡人指出台语文在文化争辩中渐成「主流」，就变的很难成立，如果印刷语言和书写语言其实是日文，那麽争辩台语文是否是文化论战的最後胜出者，又有什麽意义？而「台语文」在争论中的胜出，是否又足以支撑台湾意识建立的论述？
战後台湾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消声匿迹，故有政治因素，但其背後有关书写文字的使用能力，我认为也是重要的。若非日本人的国语教育成功，台湾作家早能够以北京官话，或者被吴叡人视为「主流」的台语文创作，那麽，台湾文坛的乡土文学之争，想必不会等到能够使用中国国语书写的一代成熟，而到七十年代才出现。故此可见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国语教育的深化与成功之处，造成台湾作家无法使用日文之外语言书写的解殖现实。是故吴叡人之谓「主流」，应该是言过其实。
但无论如何，从陈培丰对「同化」引发的双面刃分析、吴叡人透过政治与文化角度重述台湾民族观念的出现，容或其中有疑义，但我以为其瑕不掩瑜，都足以证明「台湾民族」的观念在1930年代应该已经出现。吴叡人提到八十年代迄今的台湾民族运动都是靠着这股「记忆」而来，让我想到葛尔诺（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义的肚脐」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主义原型」之说。正是因为当年已有却被埋藏多年的原型已具备，才让台湾民族运动得以在民主化後的短短二三十年间，透过「官方民族主义」的建构，真正发展出「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的政治实践过程。
上下班
上下班
照理，应该是比较喜欢下班才对，一天的事情结束，理应一派轻松，去喝杯酒、去逛个书店，或是看场电影约个会。但下班时，我总是感觉到大家都很狼狈。昨晚台风，风雨胡乱吹了一阵，路人们左一袋、右一袋、腋下夹一袋、雨伞夹颈上，突然电话响了，当时真不知道该把什麽放在哪里。超市和面包店街人满为患，叶菜类忽然涨价数倍，还是被抢个精光，只剩下薯类、菇类和进口蔬菜。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有余才到家，进家门就累得说不出话来，想想路上狼狈的人们。的确，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上班要比下班不狼狈。下班的公车上，学生打过球充满汗臭的身体磨蹭着、女孩子的香水混杂了一点烟味、外面的空气好像又多被污染了一天，热雾蒸腾、配合大家脸上的无奈，被老板骂了、被同事阴了。老实讲，大多数的人不像我，心情不好累了，去喝杯酒，一切忘光光。大多数人，会把伤口和阴影带回家，传染给家人。
这样的话，我宁愿喜欢上班时间的公车。西装和套装当时都还很整齐，领带紧紧的、正正的，第一个扣子不会解开、皮鞋金光闪闪。我在早晨的车上是不闭眼的，通常拿来读书，找一本好看的书，翻着翻着，津津有味的看。早晨的女生，妆还没有花掉、香水味还没有散去，衬衫的皱折也还没跑出来，头发还没坍掉。为了要上班，人们将自己武装起来，所以早晨的车上，经常是充满朝气的。
早晨的车上，唯一让我不快的事情，是捷运站旁发送的免费报纸。老实讲我不懂一大早看那种东西，怎麽「爽」的起来？也难怪这城市里居住的人们，下班的时候总是那麽疲惫，或是那麽不经意的会把一些该留在门外的情绪给带回家。
照理，应该是比较喜欢下班才对，一天的事情结束，理应一派轻松，去喝杯酒、去逛个书店，或是看场电影约个会。但下班时，我总是感觉到大家都很狼狈。昨晚台风，风雨胡乱吹了一阵，路人们左一袋、右一袋、腋下夹一袋、雨伞夹颈上，突然电话响了，当时真不知道该把什麽放在哪里。超市和面包店街人满为患，叶菜类忽然涨价数倍，还是被抢个精光，只剩下薯类、菇类和进口蔬菜。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有余才到家，进家门就累得说不出话来，想想路上狼狈的人们。的确，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上班要比下班不狼狈。下班的公车上，学生打过球充满汗臭的身体磨蹭着、女孩子的香水混杂了一点烟味、外面的空气好像又多被污染了一天，热雾蒸腾、配合大家脸上的无奈，被老板骂了、被同事阴了。老实讲，大多数的人不像我，心情不好累了，去喝杯酒，一切忘光光。大多数人，会把伤口和阴影带回家，传染给家人。
这样的话，我宁愿喜欢上班时间的公车。西装和套装当时都还很整齐，领带紧紧的、正正的，第一个扣子不会解开、皮鞋金光闪闪。我在早晨的车上是不闭眼的，通常拿来读书，找一本好看的书，翻着翻着，津津有味的看。早晨的女生，妆还没有花掉、香水味还没有散去，衬衫的皱折也还没跑出来，头发还没坍掉。为了要上班，人们将自己武装起来，所以早晨的车上，经常是充满朝气的。
早晨的车上，唯一让我不快的事情，是捷运站旁发送的免费报纸。老实讲我不懂一大早看那种东西，怎麽「爽」的起来？也难怪这城市里居住的人们，下班的时候总是那麽疲惫，或是那麽不经意的会把一些该留在门外的情绪给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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