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还是文化问题?
清大邀请了上海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朱学勤教授来台客座，他是一位在最具共党色彩大学任教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整个矛盾的组合就是有趣。
他一来就讲一个近现代史发展的切面，从1789到1989作为一个完整的两百年，一共有两条主线和一条支线，主线是英美文化和法俄文化，支线是德日。而整个革命、争霸和其他大势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英美和法俄两大文化争雄的结果。朱感觉是比较支持英美系的，他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就在批评法国大革命後的雅各宾专政想带来「改造新人」之风所酿成的悲剧，以及其後革命吞噬了革命之子罗伯斯比尔的故事。
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期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之」字型，破题在马嘎尔尼受英王之遣来邀请乾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却为了礼仪之争而不了了之。这里有个What if的假设，如果乾隆当年答应了马嘎尔尼，应该整个中国近代史会跟着改写。恰巧我最近在读博兰尼（Karl Polanyi）的《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提到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对於十九世纪历史的重大影响，虽然马嘎尔尼早了一世纪，但如博兰尼所说，并不是说早先没有「市场」，而是市场还没有发展成宰制制度的唯一力量。因此如果这个what if 成立，中国及早成为世贸体系的一员，说不定近代史会当场改写。
「之」的第二画右横被朱视作以英美为师的做法，整个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乃至共和国革命，都在学习作制度的转变。直到五四作为转折，及其後的中国国民党列宁化，中国人发现光是学习制度文明不够，转向改造新人的方向而左转撇去。这一段讲的很好，他感叹美国革命之後为了宪政制度吵了三年，後来才召开制宪会议，分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但这争执的几年里全部的焦点都在制度之争，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一代革命新人。反过来他提到梁启超立宪运动失败後创办「新民报」，就是想要改造国民性，「改造一代新人」；又提到胡适回中国，曾发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谈什麽？谈文化，也为了改造国民性。朱学勤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从以英美为师转到以法俄为师的开端。
但朱不喜欢法俄这个文明，从他批评法国革命是「闪电」，亮一下又陷入黑暗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进入以法俄为师的浪漫主义狂潮後，就是一连串的悲剧。首先是国民性的改造终究不可为，五四失败了，北大越走越内向化，他批评北大在五四之後培养出一种「秋九文化」（秋八是军人，秋九就是学生），像是一二九学运几乎就是秋九痞子化的开始，胡闹、恶搞，终究什麽也没有改造成。更别提共产党执政後越向左去所带来的一切左翼灾难。朱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个高峰，一个想要「改造国民性」却带来悲剧的高峰。这让我想起当年不知道读什麽书，提到「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脱邦」，为了改造国民性，中国其实也陷入了伤亡惨重的内战中，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朱学勤特别点出了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承上起下最关键的时间点，就像黄仁宇写明史的时候用了万历十五年作为明史的连接点那样，《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无事的一年，却是明史承上起下的关键年。不过「怀仁堂事件」导致四人帮垮台，可是件大事。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看的一本书《毛泽东帝国》，这本书也用了1976年10月6日作为承上起下的日子，往上推到文革，向後推到改革。
以前作中国研究的时候，老师很喜欢拿文革作为一个转折点，认为要谈改革，就不能不谈文革。是因为文革的苦痛和萧条，也才有改革的社会力量在酝酿，其实朱学勤谈改革也是这样子看待。比较有趣的是他用了「之」的最後一划去谈这个向右转的过程，因此特别标明了改革有很多曲折起伏。对朱来讲，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胡赵的改革，对很多中国知识份子来讲，这个接着四人帮垮台和收拾文革而来的激烈改革，几乎要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我对胡赵没那麽有好感，对我来讲赵紫阳也干了很多坏事，他幕僚们笃信的「新权威主义」我从来也不认为是什麽好东西。不过对朱学勤这样背景的知识份子来说，胡赵的好是比较於四人帮统治的可怕而来的，胡赵这「第一次改革」所带来的「民主」冲击，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同凡响。
至於邓小平南巡後的第二次改革，对这些七八年後才因恢复高考而进大学的一代知青来说就显得有点乏味了。其实这段历史，才是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专注的焦点，不过我来清大以来，一直觉得这边的研究生对於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够了解，其实阻碍了他们学习当代中国的脚步。就像朱学勤说要了解改革就要先知道文革，清华学生对於中共党史及意识形态的不了解，虽然也可以说是因为系所关注焦点在「当代」而被刻意忽略，但大多数学生本身亦没有想要对此下工夫，不免会造成对中国的认识稍嫌狭窄。这次钱钢和朱学勤开的课程，多少可以弥补学生对这段中共建国後历史认识较少的不足，但毕竟演讲课所能说的，都只是入门，真正要深入研究，还要靠学生自己下工夫。
但总归上完这个课，我觉得朱学勤还真是个有趣的人，虽然历史学那种英美法俄的分类方式我不太同意，但他提到「改造新人」这件事情却让我感触很深。台湾人其实在这点上与中国人也很像，制度失败时总会想到是因为国民性问题，所以李登辉提「心灵改革」、提「新时代的台湾人」，但我们都没有去思考，究竟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或者真的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只是因为人没有特别去尊重制度，或者是因为国民性不提高，有好制度也没用？事实上，制度因为人没去遵守而失败，并不是国民性问题，反而更彰显了人对制度是不尊重的。其解决之道应是要让人民把制度本身当作一个价值，而不是要去催进空洞的「文化」然後在来设定制度。
这就像我经常批评中国用中国特色和智识不足作理由去推托民主化的脚步，我用的理由是，那民主不是中国发明的你就不要，那干麻不等中国自己发明电灯泡再来开电灯？不等中国自己发明蒸汽机再来开汽车？这种话是我经常挂在嘴边讲的，但以我的成长和学习背景，讲这种话实属正常，但从来自上海大学这个老党校、又没有吃过洋墨水的超级自由主义者朱学勤嘴巴讲出来，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有趣。的确，很多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制度之故，他那句美国立宪吵了三年，没有一天讲到国民性，算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