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学的方法与目的
顾名思义，这是与版友书信往返时写下的内容，除了表情符号外全文是保留的，但因为没有对方的同意，所以并未附上他寄过来的书信原件；或许会有一些抓不到头绪吧。不过说起来我贴的许多文章原本都是与他人讨论时写下的，一样也有这类的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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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您不用那麽客气…我也不过是历史系四年念下来越念越糟到二一边缘程度的很差劲的学生…(嗯…虽然我觉得成绩好坏和一个人的学识无关…)
所以我不太明白您的问题～以下以我的理解(猜测…)来回答…会错意的话请包涵…
嗯…我不太知道您所谓的「以前读的那些东西」指的是什麽…我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现在也比较喜欢「结构主义」式的书写(不过我不把它当作「解释」；以下分解)，而且在自己写文章时努力尝试做到；一开始我的确是觉得懂得了一个窍门，所以面对「以前的东西」时(不过，这里指的当然是我自己经验里头的)不免有这些东西不入流的感觉。不过现在习惯以後，开始有了後设的反思以後，会觉得这并不是什麽了不得的能力──比如说过去人写的东西虽然书写的方式不一样，但不代表他们写作时心理没有一个漂亮的结构；或者是像我现在的想法，认为这些抽象的概念的确是从现象中抽离而来，由於抽离时的随机与任意，尽管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做到很细腻的地步，也不代表这样的分析本身，那些被互相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子般的概念本身及其连结是真实的。所以我不把它当作「解释」；解释可以是个人的尝试的，但也可能是写作的人信以为真的。在我看来那不可能是真的。
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好的；尤其是现代学者还披着「客观」「中立」之类的外衣时。信奉现象学的人可能会觉得既然那些概念是人为的，不是真实的，那麽抽出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做因果的连结(并且奉之为真理)当然也是虚假的(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对他们来说既然现象本身才是真实的，那麽他们只要忠实的描述现象就好了──不过这在方法学上当然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人类显然没有「忠实的描述现象」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到以前传统史家叙述的手法，不过，我觉得「结构主义」式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其实算是一种精确得多的方法──虽然它仍有许多应用上的困难，表达不出一些同样的历史的真实。
提到现象学，当然要给胡塞尔(Husserl)出来亮个相。图片来源
至於「第一流的史家，是从人文角度去研究历史的」云云，我觉得这话当然是对的，而且与结构主义的方法并不冲突；实际上，上头就讲过了，虽然书写的方式不一样，但不代表没有一个漂亮的结构。结构式的掌握法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嗯…或许有更好的，只是我目前不知道)，但行文的方式当然可以个人择其所好。我想您的问题可能在於您觉得结构主义的方式表达不出人文关怀──那种慷慨激昂，给予人生存意义的激励之类──嗯我觉得这是对的，好的学者(不管学什麽)，他所学与他所关心的是不可能无关的；而一个人关怀的，国家民族也好，劳苦的无产阶级也好，不可能是死板板冷冰冰学究式的。而这才是人文学的魅力所在。(嗯…所以社会科学其实是我觉得很烂的学问…好的「社会学家」如韦伯、马克思等有他们自己一套的关怀所在，那些捡他们的理论奉为经典而没注意到人家真正在关心什麽的，嗯虽然「科学」，可是舍本逐末，不关心人本身，感觉很宅，很差)
嗯…所以我觉得把它当作方法就好了；嫌自己的抱负表达不够明显，换别的形式也不错。不过我觉得还是结构式的对一个人的学识的增进比较有益处，比较容易适应这种概念的推演与转换(虽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玩物丧志；不过玩弄这些概念至少还满有趣就是)。
我想当您找到您关心的事物时，就没有选择信仰的问题了；但是，怎麽表达这种关心，可能要自己花功夫。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东西是非主流的，因而必须自己发展一套论述出来；而当它真的出来时就真的卓然成一家了(虽然可能很宅)。当然，有现成的前人的论点当然是最方便的，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当别人的传声筒而已，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东西。只是要自己统整的话，功夫要花足了；而且其实要超越前人的东西是很难的，很多时候读前人的东西实在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过的，他们早想过了且写下来了，还比我们想的更远。总之一边吸收一边思考是免不了的。
嗯不知道有没有给您什麽帮助…搞不好我在写一些您早知道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还请多多包涵…废话很多…
试解＜台湾班兵议＞
试解＜台湾班兵议＞
开宗明义的说，一般将「班兵制」视为一种殖民特徵、诸如此类论点的最主要问题在於，那是从现在台海两岸对立的脉络去解读「以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这句话，所以才会将班兵制解读成是清帝国「以殖民心态统治台湾」、「将台湾人视为次等民族」，而这类文字通常也就因此充满了时空错置的效果。
先说「班兵」。「班兵」可不是为了实现什麽「殖民心态的产物」而产生的制度；明代就有的班兵制，早先是在秋高马肥的时候，将河南、山东、山西的部队调往边镇，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季节性侵扰的一种策略，完全是一种采取守势防御下的产物。对於许多真正的殖民帝国而言，反倒是「募兵」、或者利用被殖民当地的军队，才是他们宰制被殖民者常用的办法：不用说，荷兰人在台湾联合了许多原住民盟友来压制原住民；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的利器，则是施以欧洲式军事训练的Sepoy印度佣兵；英法两国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北美的盟友Iroquois与其他和法国结盟的Algonquin印地安人部落也是打的不可开交，结果只是让权力的天平倒向英国那边，使得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从此以英语系国家的面貌出现。真正的殖民政权根本缺乏能够投射到殖民地的兵力，这样显而易见的事似乎不必多作解说。
1857-58年间的印度兵变；发起兵变的要角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的Sepoy。图片来源
我们还是回到史料本身，看看姚莹是因为什麽理由而坚持采用班兵制：
「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室家，心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家室，使之尽力疆场，然後亡躯效命。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于显戮，不敢有异心也。前人犹虑其难制，分布散处，错杂相维，用意至为深密。今若罢止班兵，改为召募，则以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设有不虞，彼先勾接，将帅无所把握，吾恐所忧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
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劳，勿任宴逸。自古名将，教习士卒，劳苦为先。手执戈矛，身披重铠，虽遇寒冬雨雪，盛夏炎蒸，而大敌当前，亦将整旅而进。苟平居习为安逸，何能驱策争先？故练技艺，习奔走，日行荆棘之丛，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体，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营制训练，各有常期，将弁操演，视同故事。惟班兵出营，约束烦杂，且以数十处不相习之人，萃为一营，彼此生疏，操练势难画一，将备惧罚，即欲不时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换之中，即寓习劳之意。益以贤能将帅，讲习训练，斯成劲旅。若改为召募，则日久安闲，有兵与无兵等。其不可二也。
兵者猛士，以勇敢为上。胜败在於呼吸，胆气练於平时。百战之兵，所向无前者，胆气壮，故视敌轻也。古者，名将教士，或卧於崩崖之下，或置诸虎狼之窟，所以练其胆气，使习陷危机而不惧，然後大勇可成。台洋之涉，亦可谓危机矣。駴浪惊涛，茫无畔岸，巨风陡起，舵折桅欹。舟师散发而呼神，邻舶漂流而破碎。大鱼高於邱岳，性命轻於鸿毛。若此则班兵往来频数，习而狎之，胆气自倍。一旦冲锋镝，冒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即遇变故，亦来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谓也。今若改为召募，免其涉险，则恇怯性成，遇难望风先走。胆气既无，鲜不溃败。爱之适足以死之，甚非国家所以养兵之意。其不可三也。」(姚莹《东槎纪略》＜台湾班兵议＞)
这三点理由之中，最後两点再怎麽曲解都不会得出清帝国是殖民政权的结论，且置不论。那麽第一点呢？「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这项论点中的「边人」指得可是被殖民者？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件事：被殖民者在权力关系中的确属於被支配的那一方，但并非所有被支配的都是被殖民的。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以武力对外扩张征服其他「蛮夷戎狄」的策略既不为儒家意识形态所称许(至少在宋朝以後；但是，我们不该忘了朝贡制度并不一定要以武力来推行，传统中国仍有其支配其他「民族」的慾望与方式)，对外用兵也鲜少有近代欧洲(真正的「殖民帝国」一辞所指称的对象)那样浓厚的、获取商业利益的动机。实际上，清政府在台湾对待原住民的政策，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一般对於殖民政权所应有的特点的想像──设置土牛红线并禁止汉人越界，再怎麽解释也很难与「殖民政策」画上等号。问题的关键在於，反殖民口号所具备的政治正确意涵，是在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殖民地解放运动等等的历史脉络下诞生的，但却不是在，传统中国为了奠定其支配的正当性，以及相对而来的对此种支配的反对下产生的；硬要将解释西方殖民历史的概念套在中国支配其他个人、机构、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上，如果不是重新赋予此种「殖民」概念新的内容，没有意识到这种名不副实将引起的谬误，结果就是理论的误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
传统中国的支配方式，所谓的朝贡体制是极端道德文化本位的。固然，外族的「臣服」被视为华夏政权无可比拟的文明优势，但此种优势同时也视中国的皇帝(这个支配链理论上的最顶端)，其本身的道德文化涵养为转移。就某种程度而言，道德还是此种文化优越的根基；对於「失德」、「失道」的皇帝而言，他是不具备成为这个支配者的资格的。孟子不就讲了吗，「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而整个支配阶层的金字塔结构，实际上是以此种文明开化的程度为等第的──我们必须了解，士大夫与君主，才是传统政治体制里头「国家」一辞所指称的对象；而士大夫之下还有以所谓的「郡县制」支配的编氓、编户齐民；在郡县制不及的地区，所谓的化外之地，无论向化与否，君主的权力则是加诸於这些「蛮夷」的君长之上而非个别人身的支配。在这种权力支配的体系下，并不存在一种被称为「殖民」的支配关系；就算我们视对「蛮夷」的支配为某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此种意义下的殖民概念也不适用台湾当年的历史现象──土牛红线表示的是不屑於统治化外之民。而对於台湾的汉人统治，是以适用於整个帝国的郡县制遂行其支配；若此种支配是一种「殖民」，被殖民的也就不会仅仅只是「台湾」。但是，倒是可以理解姚莹是以什麽样的立场表达对「台湾人民」的不信任──那就是士绅与皇帝构成的朝廷，是如何的怜悯底下农工商民被权力压迫其上的苦楚的同时，对这种压迫所可能引起的反噬的恐惧，以及贱视这些人的短视近利、无知无识、见风转舵、好逸恶劳等等道德的低下与文明不开化。
相对之下，近代欧洲所发展出来的徵兵制，是法国大革命以降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物；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做为国家主体的民族，以及构成民族共同体的人民。也是在这种涵义下，对其他民族施以统治，被视为一种妨碍该民族行使其做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罪行。而徵兵制所要求的国民服兵役的义务，这项是否为一个国家的一份子及其主人的身分性指标，在此种脉络下才能被理解为同族与否、被殖民与否的分水岭。但是我也不好说这就表示不给台湾人当兵的日本人就是在「殖民」台湾；一样，殖民与否，必须回到当时的时空脉络来理解。而当时日本的国情、日本的政治制度与指导其制度的思想能否视为一种与当时西欧相仿的殖民体制呢？
无论如何，将清帝国视为殖民者，在这里用的「殖民」的概念，在我看来只有价值判断的意涵而没有指向其他相应的事实基础；就文宣的写作而言似乎这样就可以达到文章的效果了，但就学术的标准来看，则犯了以现在的概念不加思索的用来理解过去的毛病。
开宗明义的说，一般将「班兵制」视为一种殖民特徵、诸如此类论点的最主要问题在於，那是从现在台海两岸对立的脉络去解读「以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这句话，所以才会将班兵制解读成是清帝国「以殖民心态统治台湾」、「将台湾人视为次等民族」，而这类文字通常也就因此充满了时空错置的效果。
先说「班兵」。「班兵」可不是为了实现什麽「殖民心态的产物」而产生的制度；明代就有的班兵制，早先是在秋高马肥的时候，将河南、山东、山西的部队调往边镇，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季节性侵扰的一种策略，完全是一种采取守势防御下的产物。对於许多真正的殖民帝国而言，反倒是「募兵」、或者利用被殖民当地的军队，才是他们宰制被殖民者常用的办法：不用说，荷兰人在台湾联合了许多原住民盟友来压制原住民；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的利器，则是施以欧洲式军事训练的Sepoy印度佣兵；英法两国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北美的盟友Iroquois与其他和法国结盟的Algonquin印地安人部落也是打的不可开交，结果只是让权力的天平倒向英国那边，使得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从此以英语系国家的面貌出现。真正的殖民政权根本缺乏能够投射到殖民地的兵力，这样显而易见的事似乎不必多作解说。
1857-58年间的印度兵变；发起兵变的要角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的Sepoy。图片来源
我们还是回到史料本身，看看姚莹是因为什麽理由而坚持采用班兵制：
「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室家，心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家室，使之尽力疆场，然後亡躯效命。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于显戮，不敢有异心也。前人犹虑其难制，分布散处，错杂相维，用意至为深密。今若罢止班兵，改为召募，则以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设有不虞，彼先勾接，将帅无所把握，吾恐所忧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
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劳，勿任宴逸。自古名将，教习士卒，劳苦为先。手执戈矛，身披重铠，虽遇寒冬雨雪，盛夏炎蒸，而大敌当前，亦将整旅而进。苟平居习为安逸，何能驱策争先？故练技艺，习奔走，日行荆棘之丛，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体，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营制训练，各有常期，将弁操演，视同故事。惟班兵出营，约束烦杂，且以数十处不相习之人，萃为一营，彼此生疏，操练势难画一，将备惧罚，即欲不时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换之中，即寓习劳之意。益以贤能将帅，讲习训练，斯成劲旅。若改为召募，则日久安闲，有兵与无兵等。其不可二也。
兵者猛士，以勇敢为上。胜败在於呼吸，胆气练於平时。百战之兵，所向无前者，胆气壮，故视敌轻也。古者，名将教士，或卧於崩崖之下，或置诸虎狼之窟，所以练其胆气，使习陷危机而不惧，然後大勇可成。台洋之涉，亦可谓危机矣。駴浪惊涛，茫无畔岸，巨风陡起，舵折桅欹。舟师散发而呼神，邻舶漂流而破碎。大鱼高於邱岳，性命轻於鸿毛。若此则班兵往来频数，习而狎之，胆气自倍。一旦冲锋镝，冒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即遇变故，亦来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谓也。今若改为召募，免其涉险，则恇怯性成，遇难望风先走。胆气既无，鲜不溃败。爱之适足以死之，甚非国家所以养兵之意。其不可三也。」(姚莹《东槎纪略》＜台湾班兵议＞)
这三点理由之中，最後两点再怎麽曲解都不会得出清帝国是殖民政权的结论，且置不论。那麽第一点呢？「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这项论点中的「边人」指得可是被殖民者？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件事：被殖民者在权力关系中的确属於被支配的那一方，但并非所有被支配的都是被殖民的。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以武力对外扩张征服其他「蛮夷戎狄」的策略既不为儒家意识形态所称许(至少在宋朝以後；但是，我们不该忘了朝贡制度并不一定要以武力来推行，传统中国仍有其支配其他「民族」的慾望与方式)，对外用兵也鲜少有近代欧洲(真正的「殖民帝国」一辞所指称的对象)那样浓厚的、获取商业利益的动机。实际上，清政府在台湾对待原住民的政策，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一般对於殖民政权所应有的特点的想像──设置土牛红线并禁止汉人越界，再怎麽解释也很难与「殖民政策」画上等号。问题的关键在於，反殖民口号所具备的政治正确意涵，是在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殖民地解放运动等等的历史脉络下诞生的，但却不是在，传统中国为了奠定其支配的正当性，以及相对而来的对此种支配的反对下产生的；硬要将解释西方殖民历史的概念套在中国支配其他个人、机构、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上，如果不是重新赋予此种「殖民」概念新的内容，没有意识到这种名不副实将引起的谬误，结果就是理论的误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
传统中国的支配方式，所谓的朝贡体制是极端道德文化本位的。固然，外族的「臣服」被视为华夏政权无可比拟的文明优势，但此种优势同时也视中国的皇帝(这个支配链理论上的最顶端)，其本身的道德文化涵养为转移。就某种程度而言，道德还是此种文化优越的根基；对於「失德」、「失道」的皇帝而言，他是不具备成为这个支配者的资格的。孟子不就讲了吗，「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而整个支配阶层的金字塔结构，实际上是以此种文明开化的程度为等第的──我们必须了解，士大夫与君主，才是传统政治体制里头「国家」一辞所指称的对象；而士大夫之下还有以所谓的「郡县制」支配的编氓、编户齐民；在郡县制不及的地区，所谓的化外之地，无论向化与否，君主的权力则是加诸於这些「蛮夷」的君长之上而非个别人身的支配。在这种权力支配的体系下，并不存在一种被称为「殖民」的支配关系；就算我们视对「蛮夷」的支配为某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此种意义下的殖民概念也不适用台湾当年的历史现象──土牛红线表示的是不屑於统治化外之民。而对於台湾的汉人统治，是以适用於整个帝国的郡县制遂行其支配；若此种支配是一种「殖民」，被殖民的也就不会仅仅只是「台湾」。但是，倒是可以理解姚莹是以什麽样的立场表达对「台湾人民」的不信任──那就是士绅与皇帝构成的朝廷，是如何的怜悯底下农工商民被权力压迫其上的苦楚的同时，对这种压迫所可能引起的反噬的恐惧，以及贱视这些人的短视近利、无知无识、见风转舵、好逸恶劳等等道德的低下与文明不开化。
相对之下，近代欧洲所发展出来的徵兵制，是法国大革命以降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物；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做为国家主体的民族，以及构成民族共同体的人民。也是在这种涵义下，对其他民族施以统治，被视为一种妨碍该民族行使其做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罪行。而徵兵制所要求的国民服兵役的义务，这项是否为一个国家的一份子及其主人的身分性指标，在此种脉络下才能被理解为同族与否、被殖民与否的分水岭。但是我也不好说这就表示不给台湾人当兵的日本人就是在「殖民」台湾；一样，殖民与否，必须回到当时的时空脉络来理解。而当时日本的国情、日本的政治制度与指导其制度的思想能否视为一种与当时西欧相仿的殖民体制呢？
无论如何，将清帝国视为殖民者，在这里用的「殖民」的概念，在我看来只有价值判断的意涵而没有指向其他相应的事实基础；就文宣的写作而言似乎这样就可以达到文章的效果了，但就学术的标准来看，则犯了以现在的概念不加思索的用来理解过去的毛病。
非人社会中的非社会人
非人社会中的非社会人
或许我们真的能找到真理吧?!这话的意味是，究竟「真理」在日常的脉络中，在传达什麽讯息呢？经常我们觉得，学术的讨论要搭上线，经常比看懂那些艰涩的文字还要更加困难；固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所谓的「文本的不同诠释」。不过实际上，假如语言真的可以随自解释，究竟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要怎麽维持呢？这样说来，纸上文章之所以见仁见智，正因为那只是纸上的学问啊。用简单的话来说，「那有什麽用？」
从「那有什麽用」的观点来看并不是什麽高明的见识，但点出了某种程度的真理──语言诞生於其使用的脉络，而此脉络，才是日常的真理，因此真理的生死攸关，语言才因此生死攸关。「生死攸关」四字对语言诞生时的人类而言，或许并不过分；自然对任何生物都是残酷的，自然以残酷促其生，又以残酷汰其死，汰死以促生。生存就是无止境的与自然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语言只是生存所必须的工具，抑或武器尔。
当今的人类，至少在存亡上已经大大的向自然扳回一城了吧？但人固已不虑其亡，个人存亡的问题也因此而浮上台面了。斯即文明矣！文明越盛，人杀人越胜自然杀人；论今日文明之盛，必以人杀人远胜自然杀人为证。然杀人姑且可不论。人与自然争，固争生存的量，也争生存的质；要活够，也要活透。与人争亦然。杀其人或可益我之治生，何如奴役其人？强人庶众，都要生存；我固佣庶，然而可以我之臣服省强人之征服，换来我一生的庸庸碌碌。所谓社会，所谓社会关系，亲子也好，君臣也罢，便是此种奴役藉以通行的纽带。「奴役」或许说得过分，谁「奴役」谁也未可嘎然而分；不过权力藉此传动，有如齿轮、轴承、曲柄一环又一环递承着动力推动整台机器，以遂行一个意志，道道地地是社会了吧。
语言便在这大机器中，在描绘这不间断的互相倾轧、磨合当中成型；它反过来又画下了机器的蓝图，使得其中的每个零件按照其应有的功能去塑造那原材料。如果说我们还晓得人有它自己本来的面目，那是因为在无止境的倾轧磨难中，我们在承受他人的意志时，微微也察觉了内心的压抑与不平；那些个意志化为梦境，发泄了一个没发泄，然後继续承受压力，日复一日。
於是道德、习俗、法律乃至信仰变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奖励那些遵守不逾的，以取消不顺从的意志，换来生活上的自适；惩罚那些不合格的，强曲着成器，否则便是不成才的毁灭。蓝图的合理性在於机器的运作上。
而「真理」则成了一种「正确」的「意志」：它让那些服膺它的，享受顺畅的快意，然後消灭那些反抗的，如此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顺从，意志变得以伸张；越多人顺从，意志越得以伸张。尽管这种伸张是以部分的压抑为代价。
「那有什麽用？」因此是这样一种关怀：因为纸上的文章，那是一个人的、私底下的，意志的发泄；一来其意义不具社会磨合的功能(文章有此功能，但在文意之外)，二来反映的是社会不能满足的意志──但其发泄的本质体现的仍然是无能为力。对於胜任愉快的零件而言，此种发泄至多不过长其威风，此外真一无是处，真的是无用可言了。
但是，真理如果只是互相倾轧时信手拈来的工具，只是一个社会将人社会化的模子，它并不具有恒常不变的、高明的可信仰性；它只是社会，乃至社会中人的道具。与真实的信仰无关。
反过来说，学术，或者个人的语言，孤独但诚挚、不带半分逢迎与虚假、不具社会性，才算是摸到半点信仰的门道了吧。
或许我们真的能找到真理吧?!这话的意味是，究竟「真理」在日常的脉络中，在传达什麽讯息呢？经常我们觉得，学术的讨论要搭上线，经常比看懂那些艰涩的文字还要更加困难；固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所谓的「文本的不同诠释」。不过实际上，假如语言真的可以随自解释，究竟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要怎麽维持呢？这样说来，纸上文章之所以见仁见智，正因为那只是纸上的学问啊。用简单的话来说，「那有什麽用？」
从「那有什麽用」的观点来看并不是什麽高明的见识，但点出了某种程度的真理──语言诞生於其使用的脉络，而此脉络，才是日常的真理，因此真理的生死攸关，语言才因此生死攸关。「生死攸关」四字对语言诞生时的人类而言，或许并不过分；自然对任何生物都是残酷的，自然以残酷促其生，又以残酷汰其死，汰死以促生。生存就是无止境的与自然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语言只是生存所必须的工具，抑或武器尔。
当今的人类，至少在存亡上已经大大的向自然扳回一城了吧？但人固已不虑其亡，个人存亡的问题也因此而浮上台面了。斯即文明矣！文明越盛，人杀人越胜自然杀人；论今日文明之盛，必以人杀人远胜自然杀人为证。然杀人姑且可不论。人与自然争，固争生存的量，也争生存的质；要活够，也要活透。与人争亦然。杀其人或可益我之治生，何如奴役其人？强人庶众，都要生存；我固佣庶，然而可以我之臣服省强人之征服，换来我一生的庸庸碌碌。所谓社会，所谓社会关系，亲子也好，君臣也罢，便是此种奴役藉以通行的纽带。「奴役」或许说得过分，谁「奴役」谁也未可嘎然而分；不过权力藉此传动，有如齿轮、轴承、曲柄一环又一环递承着动力推动整台机器，以遂行一个意志，道道地地是社会了吧。
语言便在这大机器中，在描绘这不间断的互相倾轧、磨合当中成型；它反过来又画下了机器的蓝图，使得其中的每个零件按照其应有的功能去塑造那原材料。如果说我们还晓得人有它自己本来的面目，那是因为在无止境的倾轧磨难中，我们在承受他人的意志时，微微也察觉了内心的压抑与不平；那些个意志化为梦境，发泄了一个没发泄，然後继续承受压力，日复一日。
於是道德、习俗、法律乃至信仰变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奖励那些遵守不逾的，以取消不顺从的意志，换来生活上的自适；惩罚那些不合格的，强曲着成器，否则便是不成才的毁灭。蓝图的合理性在於机器的运作上。
而「真理」则成了一种「正确」的「意志」：它让那些服膺它的，享受顺畅的快意，然後消灭那些反抗的，如此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顺从，意志变得以伸张；越多人顺从，意志越得以伸张。尽管这种伸张是以部分的压抑为代价。
「那有什麽用？」因此是这样一种关怀：因为纸上的文章，那是一个人的、私底下的，意志的发泄；一来其意义不具社会磨合的功能(文章有此功能，但在文意之外)，二来反映的是社会不能满足的意志──但其发泄的本质体现的仍然是无能为力。对於胜任愉快的零件而言，此种发泄至多不过长其威风，此外真一无是处，真的是无用可言了。
但是，真理如果只是互相倾轧时信手拈来的工具，只是一个社会将人社会化的模子，它并不具有恒常不变的、高明的可信仰性；它只是社会，乃至社会中人的道具。与真实的信仰无关。
反过来说，学术，或者个人的语言，孤独但诚挚、不带半分逢迎与虚假、不具社会性，才算是摸到半点信仰的门道了吧。
论史短篇
论史短篇
篇幅皆不长，故掇拾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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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
活字印刷的idea并非随着毕昇的发明昙花一现；以明代来说，这种「将出版内容模组化，重新排列组合再复印」的想法一直都是出版业界作的事──正确的说，是江南的商业印刷出版业，因为有资本投入的问题。
但是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便宜。
活字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拆卸再利用。但与西方相较，中国的活字数量仍然太多，(人家是字母)，印一本书要检的字也多，还要捡完校对外印完才能拆下来再用，而且还不能印图。铸活字的原料成本和检校排版的人工成本和印图的成本扣下来比直接雕木版还贵──虽然雕版只能印一套书，但相较於活字，再版时反而还省去重新排版的成本。而当时刊刻的书的种类还没多到让使用活字比使用雕版印刷更经济。
但是还有其他的印刷业再利用这一套概念；他们是平常印刷各种喜庆节日应用版画的出版商。方法是请有名的画家将其绘画中的元素抽出来作成一个个可以描摹的「粉本」，将这些「粉本」排列组合好後再各自套色印刷(有时候一些细节须手动加工，比如说人物的胡子)(所以一套版画人物的动作与观者的视角几乎都不会有改变，但填上去的颜色就大异，而一些元素则会稍微改变)。江南出版的精致套色春宫画(其中一些据说是由有名的文人画家制作「粉本」的，如唐寅)，什麽《江南销夏图》之类的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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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吏
赵翼《廿二史劄记》里头那条明世宗、神宗都二十年不上朝的笔记给了很多人作文章的灵感；几十年不上朝，乃至於缺官不补，而政府机构居然能维持，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明朝政府例行公事的营运管理本来就不在这些正式官员手上。一来这些官员的数量与其需要执行的工作量比起来显得太少；二来这些官员的选拔方式本来就不是根据实际的行政能力，而频繁的升官调官也使他们缺乏即事历练的机会。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人员其实是从民间徵用的；换言之，这些人的服务就是他们「缴税」的方式。而这些人不是被政府直接榨取到败家破产，就是利用职权从中渔利──实际上这是不得已的，因为明代没有现代政府雇用劳动力并提供管理费用的观念，这些人只好自己搞钱；政府多少也知道这种状况，因此对於这种其情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贪污」与否的界线很模糊。尽管具有真正的专业能力，这些「胥吏」无法正式的进入政府，只好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发展他们的势力，世传其业；相较之下地方官随来随走，反而显得与地方事务无关。
所以说有没有这些官员对於政府的日常运作并无太大问题；麻烦主要在於对这些运作缺乏监督，以及降低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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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货币政策的失败
发行货币并使其流通(有了後者前者才有意义啊…)也是政府掌握社会的方法之一(而且并不是什麽古老的方法)，但明代政府这方面的能力就显得相当薄弱，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
「(广东)自河头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钱。廉州则用开元钱，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开元铸钱，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丰钱，以平头元为上，尖头元次之。平头元者，元字上一画平也；尖者作一点。行书也，前世钱文未有行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名御书钱。其用万历钱，则以跂历者为上。跂者，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钱，以六十钱为一勺。琼用钱以六孔为一钱，六十为一两，六百为一贯，数皆以六。」(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古钱〉)
单单一个广东，流通的货币就包括唐宋明钱，而政府发行的明钱竟然竞争不过(实际上有没有竞争的意识都成问题)，更惨的是有些钱用的单位还不同(下面海南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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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的脑袋
据说成祖的军事能力非常好；下面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他的脑袋有多灵活吧。
《明太宗实录》，28：
「 上度潘忠、杨松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谕诸将曰：『吾必生致潘、杨。』诸将未喻，遂命谭渊领兵千余，先度月样桥，伏水中，约忠等已过桥，闻炮声，即起据桥。渊言水中恐难久伏， 上令每军取茭草一束蒙头，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数人伏路侧，望忠等接战，即举炮。渊如 上旨。上登城遥望，忠等果至，出师逆击之。路旁炮举，水中伏兵亦起据桥，潘忠等败，急趋桥不得，我军腹背夹击之，生擒潘忠、杨松。余众多溺死。」
伏兵在水下虽然能出奇，不过怎麽个伏在水下倒是问题。成祖(即「上」)的方法在这里没有说的很明白，但看起来应该是用喂马的芦苇茭草之类，把士兵留在水面上的头部给包紮起来。
《明太宗实录》，82：
「令诸将列阵前进，午至夹河。盛庸亦列阵以待。 上先以三骑觇庸阵，见其军火器、强弩、战楯悉列阵前，遂掠其阵而过，敌出千余骑来追。 上勒马注矢待之，其追骑将近， 上射殪一人，其余众稍止。已而复来，又射殪一人，如是者三，乃却。 上以兵骑一万兼载步卒五千薄其阵前，将交锋，步卒下马，攻其左掖，敌拥盾，层叠自蔽，我军攻之不得入。 上预作木[矛赞]，长六、七尺，横贯铁钉于端，钉末有逆钩，令勇士直前掷之，连贯其盾，亟不得出，动则相牵连，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敌众弃盾，走仓卒，其火器又不能发，我骑兵乘之而人，捣其中坚，敌众乱，皆前奔。中军将谭渊望尘起，遽出兵迎之，鏖战而死。朱能、张武等率诸军并进。 上以劲骑掩击敌背，冲贯阵中，与能等合势斩刈甚众。杀其都指挥庄得，骁将楚智，皂旗张等。时迫暮，各敛军还营。」
我想对军事史有兴趣的应该马上联想到了罗马人的标枪。不过在这里当然是成祖本人的「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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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ssary的锅
Janissary的基本单位为orta(15世纪中期一单位约50人，到了16世纪则为100人左右；在Janissary发展的成熟期全军包括196个orta)。各orta的指挥官Corbasi(念Chorbasi)，指的是「soup man」、「soup maker」；这意味着整支Janissary部队其实是因应奴隶进餐的需要而编组起来的。除了「汤师傅」之外，一个orta里头还包括「大厨」(Asci Usta，master cooker；他指挥其他的「厨子」Asci)、「厨役领班」(Bas Karakullukcu；同样的他指挥其他的「厨役」Karakullukcu)等等。
那口锅子(Kazan；大铜锅)其实就是给整个orta拿来煮饭的(用来煮压碎的小麦加奶油)，不单是纯粹的仪仗。当然他也有除了锅子之外的其他功能，例如游行时每个orta都会抬着他们的锅，保持肃静出来游行；想造反的话就把锅踢翻；犯错时躲在锅边可获得赦免；在作战时若遭挫败，则以这口锅标记重新集结的地点；而若是失去了锅子，则是指挥官的耻辱，整个orta也被禁止参加游行。
各个orta都有他们各自的、独树一帜的旗号；那和所有orta都有的锅子是不一样的。
形形色色的orta旗帜。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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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的丰臣
明日两军交战。图片来源
秀吉要是真的完全控制了朝鲜，就能完成入明的大业吗？其实他还有两个对手可能在陆路的侧翼上产生威胁，要提防应付；那就是在辽东的兀良哈蒙古人和女真人。
赖山阳《日本外史》卷十六：
「…(加藤)清正…乃问…曰：『朝鲜北境，尽於此乎？』对曰：『然。』曰：『北邻何国？』曰：『兀良哈。』
清正乃以八千人进，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释甲。』夜半，胡骑大至，我兵力战，走之。清正曰：『虏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报太阁矣。』乃收其货宝，引兵南还。胡骑蹑之，清正自殿而退…乃归。」
按秀吉侵朝，起自万历十九年，终於万历二十六年；此期间兀良哈朵颜等三卫之实力，可见之《明史》外国传九〈朵颜〉：
「万历初，朵颜长昂益强，挟赏不遂，数纠众入掠…十七年，合鞑靼东西二部寇辽东；总兵李成梁逐之，官军大败，歼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独石路。二十二年复拥众犯中後所，攻入小屯台；副总兵赵梦麟、秦得倚等力战却之。明年潜入喜峰口，官军擒其头目小郎儿。二十九年，长昂与董狐狸等皆纳款，请复宁前木市，许之。」
是时镇辽者，正为名将李成梁；然而斯时成梁在任已久，初始锐意边功，久而加官晋爵无可复加，暮气渐显深沉。其晚年在辽东诸多举措皆有可议处，尤以迁回孤山等数堡新拓地六万余户，弃地予敌，大为朝野病。然观上引文，辽东明军虽日益敝坏，尚可勉强与兀良哈蒙古周旋。则清正袭破敌城，料敌夜半，终能全师而退，实因当时兀良哈蒙古并非大敌。
然而对上女真人又如何？努尔哈齐曾数度请兵入援，在朝鲜则视为引狼入室，从未成行，当然也不能见到大和女真来一场实战了。不过从萨尔浒之战中後金兵的表现来看，秀吉可能讨不了什麽便宜。同时见过两边阵仗的明军官便评道：
「此贼(女真)七千，足当倭兵十万！」(吴唅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七，p.2476)
篇幅皆不长，故掇拾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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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
活字印刷的idea并非随着毕昇的发明昙花一现；以明代来说，这种「将出版内容模组化，重新排列组合再复印」的想法一直都是出版业界作的事──正确的说，是江南的商业印刷出版业，因为有资本投入的问题。
但是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便宜。
活字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拆卸再利用。但与西方相较，中国的活字数量仍然太多，(人家是字母)，印一本书要检的字也多，还要捡完校对外印完才能拆下来再用，而且还不能印图。铸活字的原料成本和检校排版的人工成本和印图的成本扣下来比直接雕木版还贵──虽然雕版只能印一套书，但相较於活字，再版时反而还省去重新排版的成本。而当时刊刻的书的种类还没多到让使用活字比使用雕版印刷更经济。
但是还有其他的印刷业再利用这一套概念；他们是平常印刷各种喜庆节日应用版画的出版商。方法是请有名的画家将其绘画中的元素抽出来作成一个个可以描摹的「粉本」，将这些「粉本」排列组合好後再各自套色印刷(有时候一些细节须手动加工，比如说人物的胡子)(所以一套版画人物的动作与观者的视角几乎都不会有改变，但填上去的颜色就大异，而一些元素则会稍微改变)。江南出版的精致套色春宫画(其中一些据说是由有名的文人画家制作「粉本」的，如唐寅)，什麽《江南销夏图》之类的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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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吏
赵翼《廿二史劄记》里头那条明世宗、神宗都二十年不上朝的笔记给了很多人作文章的灵感；几十年不上朝，乃至於缺官不补，而政府机构居然能维持，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明朝政府例行公事的营运管理本来就不在这些正式官员手上。一来这些官员的数量与其需要执行的工作量比起来显得太少；二来这些官员的选拔方式本来就不是根据实际的行政能力，而频繁的升官调官也使他们缺乏即事历练的机会。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人员其实是从民间徵用的；换言之，这些人的服务就是他们「缴税」的方式。而这些人不是被政府直接榨取到败家破产，就是利用职权从中渔利──实际上这是不得已的，因为明代没有现代政府雇用劳动力并提供管理费用的观念，这些人只好自己搞钱；政府多少也知道这种状况，因此对於这种其情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贪污」与否的界线很模糊。尽管具有真正的专业能力，这些「胥吏」无法正式的进入政府，只好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发展他们的势力，世传其业；相较之下地方官随来随走，反而显得与地方事务无关。
所以说有没有这些官员对於政府的日常运作并无太大问题；麻烦主要在於对这些运作缺乏监督，以及降低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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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货币政策的失败
发行货币并使其流通(有了後者前者才有意义啊…)也是政府掌握社会的方法之一(而且并不是什麽古老的方法)，但明代政府这方面的能力就显得相当薄弱，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
「(广东)自河头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钱。廉州则用开元钱，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开元铸钱，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丰钱，以平头元为上，尖头元次之。平头元者，元字上一画平也；尖者作一点。行书也，前世钱文未有行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名御书钱。其用万历钱，则以跂历者为上。跂者，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钱，以六十钱为一勺。琼用钱以六孔为一钱，六十为一两，六百为一贯，数皆以六。」(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古钱〉)
单单一个广东，流通的货币就包括唐宋明钱，而政府发行的明钱竟然竞争不过(实际上有没有竞争的意识都成问题)，更惨的是有些钱用的单位还不同(下面海南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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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的脑袋
据说成祖的军事能力非常好；下面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他的脑袋有多灵活吧。
《明太宗实录》，28：
「 上度潘忠、杨松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谕诸将曰：『吾必生致潘、杨。』诸将未喻，遂命谭渊领兵千余，先度月样桥，伏水中，约忠等已过桥，闻炮声，即起据桥。渊言水中恐难久伏， 上令每军取茭草一束蒙头，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数人伏路侧，望忠等接战，即举炮。渊如 上旨。上登城遥望，忠等果至，出师逆击之。路旁炮举，水中伏兵亦起据桥，潘忠等败，急趋桥不得，我军腹背夹击之，生擒潘忠、杨松。余众多溺死。」
伏兵在水下虽然能出奇，不过怎麽个伏在水下倒是问题。成祖(即「上」)的方法在这里没有说的很明白，但看起来应该是用喂马的芦苇茭草之类，把士兵留在水面上的头部给包紮起来。
《明太宗实录》，82：
「令诸将列阵前进，午至夹河。盛庸亦列阵以待。 上先以三骑觇庸阵，见其军火器、强弩、战楯悉列阵前，遂掠其阵而过，敌出千余骑来追。 上勒马注矢待之，其追骑将近， 上射殪一人，其余众稍止。已而复来，又射殪一人，如是者三，乃却。 上以兵骑一万兼载步卒五千薄其阵前，将交锋，步卒下马，攻其左掖，敌拥盾，层叠自蔽，我军攻之不得入。 上预作木[矛赞]，长六、七尺，横贯铁钉于端，钉末有逆钩，令勇士直前掷之，连贯其盾，亟不得出，动则相牵连，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敌众弃盾，走仓卒，其火器又不能发，我骑兵乘之而人，捣其中坚，敌众乱，皆前奔。中军将谭渊望尘起，遽出兵迎之，鏖战而死。朱能、张武等率诸军并进。 上以劲骑掩击敌背，冲贯阵中，与能等合势斩刈甚众。杀其都指挥庄得，骁将楚智，皂旗张等。时迫暮，各敛军还营。」
我想对军事史有兴趣的应该马上联想到了罗马人的标枪。不过在这里当然是成祖本人的「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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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ssary的锅
Janissary的基本单位为orta(15世纪中期一单位约50人，到了16世纪则为100人左右；在Janissary发展的成熟期全军包括196个orta)。各orta的指挥官Corbasi(念Chorbasi)，指的是「soup man」、「soup maker」；这意味着整支Janissary部队其实是因应奴隶进餐的需要而编组起来的。除了「汤师傅」之外，一个orta里头还包括「大厨」(Asci Usta，master cooker；他指挥其他的「厨子」Asci)、「厨役领班」(Bas Karakullukcu；同样的他指挥其他的「厨役」Karakullukcu)等等。
那口锅子(Kazan；大铜锅)其实就是给整个orta拿来煮饭的(用来煮压碎的小麦加奶油)，不单是纯粹的仪仗。当然他也有除了锅子之外的其他功能，例如游行时每个orta都会抬着他们的锅，保持肃静出来游行；想造反的话就把锅踢翻；犯错时躲在锅边可获得赦免；在作战时若遭挫败，则以这口锅标记重新集结的地点；而若是失去了锅子，则是指挥官的耻辱，整个orta也被禁止参加游行。
各个orta都有他们各自的、独树一帜的旗号；那和所有orta都有的锅子是不一样的。
形形色色的orta旗帜。图片来源
--
入明的丰臣
明日两军交战。图片来源
秀吉要是真的完全控制了朝鲜，就能完成入明的大业吗？其实他还有两个对手可能在陆路的侧翼上产生威胁，要提防应付；那就是在辽东的兀良哈蒙古人和女真人。
赖山阳《日本外史》卷十六：
「…(加藤)清正…乃问…曰：『朝鲜北境，尽於此乎？』对曰：『然。』曰：『北邻何国？』曰：『兀良哈。』
清正乃以八千人进，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释甲。』夜半，胡骑大至，我兵力战，走之。清正曰：『虏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报太阁矣。』乃收其货宝，引兵南还。胡骑蹑之，清正自殿而退…乃归。」
按秀吉侵朝，起自万历十九年，终於万历二十六年；此期间兀良哈朵颜等三卫之实力，可见之《明史》外国传九〈朵颜〉：
「万历初，朵颜长昂益强，挟赏不遂，数纠众入掠…十七年，合鞑靼东西二部寇辽东；总兵李成梁逐之，官军大败，歼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独石路。二十二年复拥众犯中後所，攻入小屯台；副总兵赵梦麟、秦得倚等力战却之。明年潜入喜峰口，官军擒其头目小郎儿。二十九年，长昂与董狐狸等皆纳款，请复宁前木市，许之。」
是时镇辽者，正为名将李成梁；然而斯时成梁在任已久，初始锐意边功，久而加官晋爵无可复加，暮气渐显深沉。其晚年在辽东诸多举措皆有可议处，尤以迁回孤山等数堡新拓地六万余户，弃地予敌，大为朝野病。然观上引文，辽东明军虽日益敝坏，尚可勉强与兀良哈蒙古周旋。则清正袭破敌城，料敌夜半，终能全师而退，实因当时兀良哈蒙古并非大敌。
然而对上女真人又如何？努尔哈齐曾数度请兵入援，在朝鲜则视为引狼入室，从未成行，当然也不能见到大和女真来一场实战了。不过从萨尔浒之战中後金兵的表现来看，秀吉可能讨不了什麽便宜。同时见过两边阵仗的明军官便评道：
「此贼(女真)七千，足当倭兵十万！」(吴唅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七，p.2476)
历史不是浅碟子的学问
历史不是浅碟子的学问
我对很多人谈历史的方式很有意见。
我有意见，或者说我诟病的是，一般人在对历史作出他的「解释」抑或「论证」时，用了太多的想当然尔──而其实很多「常识」是有问题的。动辄拿常识来说嘴、来把一切历史现象去特殊化，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等於是去历史化(没有殊象的历史；就这个层次而言没有划分各个时代的必要。反正都一样！历史没有变化，那就不叫历史了)；除了常识之外既提不出正规的史料考证，又取不到独到的视野、抓不着新颖的角度来解读已知的历史现象，只能翻来覆去的拿自己一知半解的概念混杂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将那些原本有着各自使用脉络、各自论证思路的术语完全不考虑他们相冲的可能，就口语般的、极端不精确的摆在一块，诸如此类的「解释」、「论证」，或者我总觉得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好好消化那些专着、因而其实完全没有新意的、纯粹普通人不用经过什麽特殊教育或训练都能提出的「主张」而已──这种主张表明的不过是主张的那个行动主体枉称「主体」，把已经将他臣服的世界观忠实的再陈述一遍而已；换言之，体现的不过就是流行的价值观怎样无声无息的驯化一个人接受其权威，还不断重复复制这些权威的传声筒，如此的现象而已。
我想历史现象值得研究，正因为过往的人们过着与我们不同的生活；在此种前提之下，对历史的了解便意味着，我们在我们所熟知的、同一个时代中可采取的生活方式外，我们至少还有过着其他生活的可能性，而这点也是某个程度上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也者，选择的权利也好，执行的能力也罢，都得要在我们了解有什麽样的选择、怎麽样的执行方式之後，才说得上拥有该自由；自由的前提正是知识，而能力则是其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不晓得着书立说的人，无论宪法如何保障他的言论自由，他还是没有践行学者级思辨反省的自由。
也正是就此而言，我不谅解那些对当代人的概念毫无反省，就唐突的用来指称、不加以理解的用来理解过往的历史，搞这些名堂的三流史学工作者；如果古往今来的人都同一副脑袋同一款心肠，何苦来哉劳烦大驾学术文章写得落落长，结果证明古代人与现代人一样，证明这种研究毫无新意，证明古早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中的一模一样，只差换了国号服色？这样的剧码一再上演，能看不腻吗？我们不看这种戏；我们看戏，同时还是在作一种情境模拟，与剧作家的剧本辩证的往返思考着同样的情境下我们能做什麽样的选择、能从别人的作品中发现什麽值得借监抑或参考学习的范本楷模；我们不是也不该是被动的照单全收。有没有看不懂抑或感到疑惑的？这就是历练的不同、境界的不同，而读史看戏，应该要能看出、体会出那些脚色人物为何如此、怎能这般、还能怎麽办却之所以不那样办，尽管那些不是与我无关就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才是功力！这才是读史的乐趣，而不是囫囵吞枣念过一回，看懂依然看懂，不懂依然不懂，只把字音字型在脑中复诵一遍了了事。
换言之，历史现象该当注意的不该是那些我们觉得可以理解的，而是那些我们难以乃至不能理解的；甚至我们该反过来思考原本觉得没问题的理解方式是不是存在着误解的可能；甚至我们该想到，该谦卑的承认，古人在思考、在行动时根据的思想准则，很多都因为後人的不加思索不加反省，不是被呆板的、机械的、因此毫无创意的被继承下来，就是更多的、在蓄意的不理解之下而被扬弃了，而扬弃的越多的结果，就是我们越发的不能理解古人在想什麽，越彻底的扬弃先民曾经创造出的、思想行动的可能性，越发成为被时代局限、被流行左右思考的、没有自由的人。
该扬弃的是那种莫名的、以为一切都可以如此解释的、当代人自以为神通广大、却深陷於这种神通而不自知的、「常识」的枷锁。
然而我也只能把这些家伙给数落的个愣头愣脑而已；事情总是如我所料朝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下去。
我对很多人谈历史的方式很有意见。
我有意见，或者说我诟病的是，一般人在对历史作出他的「解释」抑或「论证」时，用了太多的想当然尔──而其实很多「常识」是有问题的。动辄拿常识来说嘴、来把一切历史现象去特殊化，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等於是去历史化(没有殊象的历史；就这个层次而言没有划分各个时代的必要。反正都一样！历史没有变化，那就不叫历史了)；除了常识之外既提不出正规的史料考证，又取不到独到的视野、抓不着新颖的角度来解读已知的历史现象，只能翻来覆去的拿自己一知半解的概念混杂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将那些原本有着各自使用脉络、各自论证思路的术语完全不考虑他们相冲的可能，就口语般的、极端不精确的摆在一块，诸如此类的「解释」、「论证」，或者我总觉得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好好消化那些专着、因而其实完全没有新意的、纯粹普通人不用经过什麽特殊教育或训练都能提出的「主张」而已──这种主张表明的不过是主张的那个行动主体枉称「主体」，把已经将他臣服的世界观忠实的再陈述一遍而已；换言之，体现的不过就是流行的价值观怎样无声无息的驯化一个人接受其权威，还不断重复复制这些权威的传声筒，如此的现象而已。
我想历史现象值得研究，正因为过往的人们过着与我们不同的生活；在此种前提之下，对历史的了解便意味着，我们在我们所熟知的、同一个时代中可采取的生活方式外，我们至少还有过着其他生活的可能性，而这点也是某个程度上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也者，选择的权利也好，执行的能力也罢，都得要在我们了解有什麽样的选择、怎麽样的执行方式之後，才说得上拥有该自由；自由的前提正是知识，而能力则是其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不晓得着书立说的人，无论宪法如何保障他的言论自由，他还是没有践行学者级思辨反省的自由。
也正是就此而言，我不谅解那些对当代人的概念毫无反省，就唐突的用来指称、不加以理解的用来理解过往的历史，搞这些名堂的三流史学工作者；如果古往今来的人都同一副脑袋同一款心肠，何苦来哉劳烦大驾学术文章写得落落长，结果证明古代人与现代人一样，证明这种研究毫无新意，证明古早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中的一模一样，只差换了国号服色？这样的剧码一再上演，能看不腻吗？我们不看这种戏；我们看戏，同时还是在作一种情境模拟，与剧作家的剧本辩证的往返思考着同样的情境下我们能做什麽样的选择、能从别人的作品中发现什麽值得借监抑或参考学习的范本楷模；我们不是也不该是被动的照单全收。有没有看不懂抑或感到疑惑的？这就是历练的不同、境界的不同，而读史看戏，应该要能看出、体会出那些脚色人物为何如此、怎能这般、还能怎麽办却之所以不那样办，尽管那些不是与我无关就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才是功力！这才是读史的乐趣，而不是囫囵吞枣念过一回，看懂依然看懂，不懂依然不懂，只把字音字型在脑中复诵一遍了了事。
换言之，历史现象该当注意的不该是那些我们觉得可以理解的，而是那些我们难以乃至不能理解的；甚至我们该反过来思考原本觉得没问题的理解方式是不是存在着误解的可能；甚至我们该想到，该谦卑的承认，古人在思考、在行动时根据的思想准则，很多都因为後人的不加思索不加反省，不是被呆板的、机械的、因此毫无创意的被继承下来，就是更多的、在蓄意的不理解之下而被扬弃了，而扬弃的越多的结果，就是我们越发的不能理解古人在想什麽，越彻底的扬弃先民曾经创造出的、思想行动的可能性，越发成为被时代局限、被流行左右思考的、没有自由的人。
该扬弃的是那种莫名的、以为一切都可以如此解释的、当代人自以为神通广大、却深陷於这种神通而不自知的、「常识」的枷锁。
然而我也只能把这些家伙给数落的个愣头愣脑而已；事情总是如我所料朝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下去。
关於同性恋
关於同性恋
用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同性恋是很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还为历史中的社会所鼓励；最有名的例子当推古典时期的希腊：男人而不是女人的身体被视为艺术品，漂亮的男童都经历被男人追求的阶段(当然这以後他们也可以追求其他男童)，连苏格拉底也看上被所有雅典人觊觎美貌的Alcibiades(但苏格拉底坚持到A兄色衰以後(还不算年老)才接近他表达爱意，以示「我爱的可不只是肉身」)。在斯巴达，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是国家有意推动的事，士兵之间的情人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事，温泉关里头那300名斯巴达勇士一对对全都是(但美国人拍的300!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节，原因详下)。
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像龙阳之癖(龙阳指战国时代魏王宠爱的男人龙阳君)、断袖之癖(西汉哀帝与董贤间的故事：哀帝因为比董老弟早点起床又不愿吵醒他，遂把压在董兄之下的衣袖给割断)等等成语都有悠久的历史。这种风气在明朝也很盛行，明代的情色小说几乎少不了书僮和公子哥儿搭配的场景，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当日的现实：有条史料就说明郑芝龙就是靠着海盗前辈李旦的宠幸而发迹，「芝龙少年姣丽，以龙阳事之」(张麟白《浮海记》)，而此风在当日海上贸易活动频繁的福建地区似乎特别昌盛(或许因为女人不能随船出海的缘故)，连洪承畴(福建人)归降大清，都有人绘声绘影的说是被清朝的美男计所引诱。
欧洲历史上基督教的兴起对同性恋是一大打击之一；不过这种趋势在近代之所以更进一层，一部份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关：佛洛伊德的心理学认为男婴自我认同的发展必须经过「恋母弑父」的阶段，即认为男婴要认同自己是男性，其第一个要过的难关便是辨识出自己与(通常照顾自己的)母亲是不同性，而必须和父亲争夺其第一个异性，以此确立其性别认同。在20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被泛滥运用在其他学科的潮流下，性别认同不能确立也被视为一种退化的现象，甚至与整个民族的退化挂钩。一、二次大战期间美军发现超过一半的徵兵人口根本不能适应作战的需求，而美国的妈妈们因为不能确立她们儿子的性向而被指为罪魁祸首。
佛洛伊德是长这样。图片来源
佛洛伊德的心理学虽然在学界已属退潮，但在今日的美国则内化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倾向：男性与女性间的性别分化到了极致，而美式的男性人格占尽理性、掌握权力(相较於女性的感性、混沌)的高度，在女权发展起来之後，这些不无「阳具型女人」(phallic women。她们抢回了过去从属於男性的人格特质，势必与男性争夺权力；其中激进者甚至可以主张男性女性各自独立建国)之讥的女性脚色也成了政治正确。以电影《沉默的羔羊》为例，女主角就是如此政治正确的产物，而若找不到男性来打对台，反派人物便只能是一个因为被母亲管得死死死而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人格」、脱离对母亲的认同的的精神病患。在《沉默的羔羊》系列中的其他电影，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东方意像，因而此种「发育不完善」所指对象为何，其实颇耐人寻味──东方式的男女性有无分化到美式的地步呢？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是发生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
用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同性恋是很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还为历史中的社会所鼓励；最有名的例子当推古典时期的希腊：男人而不是女人的身体被视为艺术品，漂亮的男童都经历被男人追求的阶段(当然这以後他们也可以追求其他男童)，连苏格拉底也看上被所有雅典人觊觎美貌的Alcibiades(但苏格拉底坚持到A兄色衰以後(还不算年老)才接近他表达爱意，以示「我爱的可不只是肉身」)。在斯巴达，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是国家有意推动的事，士兵之间的情人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事，温泉关里头那300名斯巴达勇士一对对全都是(但美国人拍的300!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节，原因详下)。
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像龙阳之癖(龙阳指战国时代魏王宠爱的男人龙阳君)、断袖之癖(西汉哀帝与董贤间的故事：哀帝因为比董老弟早点起床又不愿吵醒他，遂把压在董兄之下的衣袖给割断)等等成语都有悠久的历史。这种风气在明朝也很盛行，明代的情色小说几乎少不了书僮和公子哥儿搭配的场景，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当日的现实：有条史料就说明郑芝龙就是靠着海盗前辈李旦的宠幸而发迹，「芝龙少年姣丽，以龙阳事之」(张麟白《浮海记》)，而此风在当日海上贸易活动频繁的福建地区似乎特别昌盛(或许因为女人不能随船出海的缘故)，连洪承畴(福建人)归降大清，都有人绘声绘影的说是被清朝的美男计所引诱。
欧洲历史上基督教的兴起对同性恋是一大打击之一；不过这种趋势在近代之所以更进一层，一部份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关：佛洛伊德的心理学认为男婴自我认同的发展必须经过「恋母弑父」的阶段，即认为男婴要认同自己是男性，其第一个要过的难关便是辨识出自己与(通常照顾自己的)母亲是不同性，而必须和父亲争夺其第一个异性，以此确立其性别认同。在20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被泛滥运用在其他学科的潮流下，性别认同不能确立也被视为一种退化的现象，甚至与整个民族的退化挂钩。一、二次大战期间美军发现超过一半的徵兵人口根本不能适应作战的需求，而美国的妈妈们因为不能确立她们儿子的性向而被指为罪魁祸首。
佛洛伊德是长这样。图片来源
佛洛伊德的心理学虽然在学界已属退潮，但在今日的美国则内化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倾向：男性与女性间的性别分化到了极致，而美式的男性人格占尽理性、掌握权力(相较於女性的感性、混沌)的高度，在女权发展起来之後，这些不无「阳具型女人」(phallic women。她们抢回了过去从属於男性的人格特质，势必与男性争夺权力；其中激进者甚至可以主张男性女性各自独立建国)之讥的女性脚色也成了政治正确。以电影《沉默的羔羊》为例，女主角就是如此政治正确的产物，而若找不到男性来打对台，反派人物便只能是一个因为被母亲管得死死死而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人格」、脱离对母亲的认同的的精神病患。在《沉默的羔羊》系列中的其他电影，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东方意像，因而此种「发育不完善」所指对象为何，其实颇耐人寻味──东方式的男女性有无分化到美式的地步呢？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是发生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
谈谈乐生
谈谈乐生
昨晚同寝的室友冷不防劈头下来一句话：「原来你(曾)是Warfare版的版主喔？」
照我以前的习惯我一定要愣头愣脑摆出一副不知如何推托的模样；这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表现大异於平常的意思：那时我差不多是一声也没吭，因为讽刺的是，由於以乐生这个议题为表面并引起的、底下潜藏着的那个巨大的价值观、文化结构的冲突，仅仅不到两天前我已决定不再在该版发表任何文字。
然後我想到也不过是前阵子没多久网聚时，徐兄波普分享的大陆旅游经验：北京孔庙前，那片一块块原本刻着十三经、却在文革时一块块被磨平的碑林；徐兄说：「我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
很久以前我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些以中国文化为号招的统派人士，他们的文化素质必定是良莠不齐、乃至於绝大部分只是沉浸在国族的想像中而不自知，也不能认识其文化真正的价值的。当然，国族想像的建构也可以奠基在文化符码的再诠释上，可以藉由这种诠释，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既继承了旧的权威，也产生了新的力量。国族的建构本身若是立基於针对殖民者的反动，也不必质疑其本身的正当性。我想说的只是：此种正义，与保存文化的正义，根本上是无关的。我想，当有一天国家与文化变成一个二种选项不能复选的选择题时，文革大概会再来一次吧。
中国的文化(但精确一点来说，这里用的这个辞若要翻成英文，应译为文明)或许要依托在国家的庇护下，如果不是化身为一份份文字影像躺在某个研究室的档案柜里。但是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那些代表性的符号并非依附於中国的政治存在，而更像是被当作一种普遍价值般散播出去：就好比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明清皇朝的政治而被垄断；儒学在朝鲜与越南、甚至日本，都有他们的分支和代表性儒者。至於那些非政治性的符号，那就散播的更广了：18世纪取巴洛可而代之以洛可可的艺术风格转变，便有中国工艺品影响的痕迹；非洲东岸过去为阿拉伯商人所居留、通行斯瓦希利语的地区，处理陶瓷器与宋元古钱是考古发堀中的例行公事。在伊斯兰文明的眼中，中国从来是精致文化的代称；有一位伊斯兰圣哲用了这样一个譬喻：「有一个中国画匠和一个希腊画匠：中国画匠一笔一画的在墙上勾勒出他的作品，而那个希腊画匠则是专心一致的将壁面磨平；两人的作品都完成了，中国人的大作原封不动的映照在希腊人的镜面中」。这个譬喻是在说明人类认知这世界的可能性：一个伊斯兰圣哲可以尽力磨光他的镜子，好映出真神所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的原貌。(这个故事我记得不明确，或许有很大谬误)
离题有点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明今天中华文化积弱不振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在民族主义的掩盖下不得重视的现实；我常和朋友说中国的复兴和强大越来越是一个假问题，只要中国为了其自身的强大在内涵上越为西化，将来会是除了「中国」这个代号之外什麽都不剩下。这是道地的名存实亡。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推演而已，毕竟人们最注重的，或者说因为个人的才识学历所限，人念兹在兹的将是文化中那些可以文字符号指涉的部分；至於潜藏在所有人行为中一致的倾向，或许会不间断的自我复制下去。就这点而言，或许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只要中国的社会还存在，人际间的互动必然保留下一套模式，即使那隐而不显；但我悲观的是，万一那是连化为符号都不值得的鄙陋存在，那将只够得上心理学家恶趣味研究用的题材，除此之外怕是不值一提的了，就好比随地吐痰或槟榔渣，以及大庭广众下搓皮癣、挖鼻孔、咬手指之类欠缺忍耐或者自制力的表现。
然而到此为止，我们讨论到的还不过是作为抽象的认同标志的国家而已；这个国家若不存在於国民心中，将无所施其力。但在关於乐生的这个事件中，我们见到的国家则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且具体表现在一个不为任何其下的社会制约、相反的足以强势的制约其下的社会的、这样的「国家」。此种权力运作的方向并非毫无其他引导的可能，但当其施展时总是带有如此强制性的面貌与力道，以至於所有人总是企图拥有这项权柄而非与之抗衡。
诚如许多人所说，要是捷运新庄线的调度机场选在乐生院址的错误一开始就被纠正的话，就不会搞到捷运通车与古蹟保存两难二选一的问题。而今天政府能做的，恐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不过，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也非公务人员(我的话，或许暂时要算是)；当然我们和汉生病友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既然他们如同鬼魅般的(遭到隔离而)从这世上消失，(因病而)形容销毁到新庄市公所不愿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换发身份证的程度。新庄人或许会将交通堵塞的郁闷发泄在因为乐生事件而延期的捷运工程上(尽管，在支持乐生的那一方则是信誓旦旦的表明工程未延缓、或者新的院区保留方案仅会延长工期四个月)，但为了我自己的理由，最起码程度的声援乐生，才不愧於我自己的学问。
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蒐奇癖，常常会将田野调查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看起来慎重其事、却不知道究竟有何直接效果的行动上；这时候这种东西被笼统的称为仪式。其实在人类学自我学术反省的潮流中，已经渐渐认识到那些被归为「仪式」的行动，其实意味着观察者的身分是一个「旁观」的、「他者」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之所以能反映出来，既因为这些「仪式」逐渐为积累起来的研究揭发其意义而不再显得空洞，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他者」逐渐发现，他们有意识的行动在异文化中也被当成了无意义的行为。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被怎麽了解，端视人们赋予它什麽意义而定；它不被了解，因为人们并未赋予它意义。
在乐生的事件中，我想大部分人都因为不关心而不了解，而感到此事件无丝毫意义。有另一些人站到了保存乐生的对立面，而在这些人看来，其意义无非是政府自身的威信，或者新庄数十万人口的交通权益。当然，这些反对行动背後的动机、以及其被赋予的意义恐怕不是能这样被概括的，尽管它们可能不像支持的另一边一样经常用时髦或难以索解的学术语汇给包装起来──这些人能有志一同或许是一种奇蹟，因为他们的专业理由所支撑起的行动可能有碍他们沟通。但这都无所谓。一个有见地的知识份子必然要承受一种折磨，那就是他的不为无见要因为他人的无见，而使别人见不到他；他必然要处在社会边缘无法沟通的位子上，除非他的意见以及行动逐渐也将他人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他能强迫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吗？我一直想起国府强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後造成的身边随处可见的反效果。他能做的不过就是表达其立场而已；即使他可能也能理解反方的立场。
因为这个原因，支持乐生，并不会因为它可能终究会被拆掉、汉生病友遭迫迁而失去其意义；这项行动的意义可以不被了解，但如果它不行动，它连被了解的可能也没有。它将在外人的眼中被视为一种仪式(或者说作秀)，可是，或许有朝一日其意义将彰显出来，就和那些与它站到反方的那些行动一样表达其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常常想不通为何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人物会被史家所称颂，尤其是与岳飞或者郑成功这些打起仗来漂亮得多的英雄人物；相较之下他们连悲剧英雄都算不上，因为连勉强算得上是英雄表现的都虚弱得很。可是我後来慢慢明白一点：影响胜负成败的是纯粹的权力，而非什麽任何其他价值或真理；这样说或许对於期许正义必胜的人士有点失望，但这条定律的另一面是：权力也无法把价值或真理扭转或消灭，它只能决定胜负，只能让持着某种真理或某项价值的人成功或失败；而价值之所以为价值，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不是权力能左右得了的。正如伽利略在教会胁迫下按着圣经发誓不再宣扬地动邪说，心理却很明白真理不会因此改变那般；又或者像V For Vendetta这部作品里头那名句所说的一样：”Ideas are BULLET-PROOF. ” 行动可以不计成败，只要价值能够彰显。
最後我谈一谈我想维护的价值吧。我觉得古蹟本身物质的维护确实很重要(而且还是门技术性很不低的学问)，我也很明白意识到古蹟的活化与人的活动、文化的保存在最近逐渐成为主流价值的浪潮。但我想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在为人作传时心里想的问题：人的生命(物质)是有限的，因而我们总想留一些什麽下来，在物质的生命消灭之後继续存在；这是一篇人物传记的价值所在。我在翻阅这些人的传记时往往有这种感慨：这些人生前也有不少事迹，一但死後千数百年，除了好古癖的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或许还是好的，因为他们还有不少事蹟可以流传；我看到的更多是某甲某乙连姓名都没有、甚至只知道是乞丐妓女的、或者只是骂贼殉节这样一行字就能解决的事蹟，被淹没在在一页书里一长排没分段分标的名单中。当我越来越清楚这些人是在什麽样的情形下为人所知时，我也越来越明白将来的历史或以什麽方式来写我一笔──可能真的就是那麽一笔而已。
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想存活下来的焦虑；或许我还有时间争取这种虚幻的「生存权」(就好像某教授呛说一个人应该在他25岁以前写出他第一本着作)，说不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人隔离(监禁)了一辈子、有些根本来不及迎接属於他们的迟到的正义(这意思是说：麻疯病早被证实不会传染，给人隔离心酸的)、垂垂老矣、甚至临终之际也得不到尊重乃至於关怀的老人家，他们对於自己的人生该有一股恶气要发，可不是死了就算了──学术的语言可以将这股恶气包装的更漂亮，但在我觉得，这样做更像是强打起精神，要将一辈子的悲剧张力集结在最後一幕，演出从未有过的魄力与感动。
我觉得我不只是该给他们写一笔而已。
顺便；台媒之烂我诟病很久了，乐生不过冰山一角；趁这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台媒的鄙视好了。
昨晚同寝的室友冷不防劈头下来一句话：「原来你(曾)是Warfare版的版主喔？」
照我以前的习惯我一定要愣头愣脑摆出一副不知如何推托的模样；这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表现大异於平常的意思：那时我差不多是一声也没吭，因为讽刺的是，由於以乐生这个议题为表面并引起的、底下潜藏着的那个巨大的价值观、文化结构的冲突，仅仅不到两天前我已决定不再在该版发表任何文字。
然後我想到也不过是前阵子没多久网聚时，徐兄波普分享的大陆旅游经验：北京孔庙前，那片一块块原本刻着十三经、却在文革时一块块被磨平的碑林；徐兄说：「我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
很久以前我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些以中国文化为号招的统派人士，他们的文化素质必定是良莠不齐、乃至於绝大部分只是沉浸在国族的想像中而不自知，也不能认识其文化真正的价值的。当然，国族想像的建构也可以奠基在文化符码的再诠释上，可以藉由这种诠释，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既继承了旧的权威，也产生了新的力量。国族的建构本身若是立基於针对殖民者的反动，也不必质疑其本身的正当性。我想说的只是：此种正义，与保存文化的正义，根本上是无关的。我想，当有一天国家与文化变成一个二种选项不能复选的选择题时，文革大概会再来一次吧。
中国的文化(但精确一点来说，这里用的这个辞若要翻成英文，应译为文明)或许要依托在国家的庇护下，如果不是化身为一份份文字影像躺在某个研究室的档案柜里。但是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那些代表性的符号并非依附於中国的政治存在，而更像是被当作一种普遍价值般散播出去：就好比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明清皇朝的政治而被垄断；儒学在朝鲜与越南、甚至日本，都有他们的分支和代表性儒者。至於那些非政治性的符号，那就散播的更广了：18世纪取巴洛可而代之以洛可可的艺术风格转变，便有中国工艺品影响的痕迹；非洲东岸过去为阿拉伯商人所居留、通行斯瓦希利语的地区，处理陶瓷器与宋元古钱是考古发堀中的例行公事。在伊斯兰文明的眼中，中国从来是精致文化的代称；有一位伊斯兰圣哲用了这样一个譬喻：「有一个中国画匠和一个希腊画匠：中国画匠一笔一画的在墙上勾勒出他的作品，而那个希腊画匠则是专心一致的将壁面磨平；两人的作品都完成了，中国人的大作原封不动的映照在希腊人的镜面中」。这个譬喻是在说明人类认知这世界的可能性：一个伊斯兰圣哲可以尽力磨光他的镜子，好映出真神所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的原貌。(这个故事我记得不明确，或许有很大谬误)
离题有点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明今天中华文化积弱不振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在民族主义的掩盖下不得重视的现实；我常和朋友说中国的复兴和强大越来越是一个假问题，只要中国为了其自身的强大在内涵上越为西化，将来会是除了「中国」这个代号之外什麽都不剩下。这是道地的名存实亡。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推演而已，毕竟人们最注重的，或者说因为个人的才识学历所限，人念兹在兹的将是文化中那些可以文字符号指涉的部分；至於潜藏在所有人行为中一致的倾向，或许会不间断的自我复制下去。就这点而言，或许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只要中国的社会还存在，人际间的互动必然保留下一套模式，即使那隐而不显；但我悲观的是，万一那是连化为符号都不值得的鄙陋存在，那将只够得上心理学家恶趣味研究用的题材，除此之外怕是不值一提的了，就好比随地吐痰或槟榔渣，以及大庭广众下搓皮癣、挖鼻孔、咬手指之类欠缺忍耐或者自制力的表现。
然而到此为止，我们讨论到的还不过是作为抽象的认同标志的国家而已；这个国家若不存在於国民心中，将无所施其力。但在关於乐生的这个事件中，我们见到的国家则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且具体表现在一个不为任何其下的社会制约、相反的足以强势的制约其下的社会的、这样的「国家」。此种权力运作的方向并非毫无其他引导的可能，但当其施展时总是带有如此强制性的面貌与力道，以至於所有人总是企图拥有这项权柄而非与之抗衡。
诚如许多人所说，要是捷运新庄线的调度机场选在乐生院址的错误一开始就被纠正的话，就不会搞到捷运通车与古蹟保存两难二选一的问题。而今天政府能做的，恐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不过，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也非公务人员(我的话，或许暂时要算是)；当然我们和汉生病友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既然他们如同鬼魅般的(遭到隔离而)从这世上消失，(因病而)形容销毁到新庄市公所不愿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换发身份证的程度。新庄人或许会将交通堵塞的郁闷发泄在因为乐生事件而延期的捷运工程上(尽管，在支持乐生的那一方则是信誓旦旦的表明工程未延缓、或者新的院区保留方案仅会延长工期四个月)，但为了我自己的理由，最起码程度的声援乐生，才不愧於我自己的学问。
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蒐奇癖，常常会将田野调查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看起来慎重其事、却不知道究竟有何直接效果的行动上；这时候这种东西被笼统的称为仪式。其实在人类学自我学术反省的潮流中，已经渐渐认识到那些被归为「仪式」的行动，其实意味着观察者的身分是一个「旁观」的、「他者」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之所以能反映出来，既因为这些「仪式」逐渐为积累起来的研究揭发其意义而不再显得空洞，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他者」逐渐发现，他们有意识的行动在异文化中也被当成了无意义的行为。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被怎麽了解，端视人们赋予它什麽意义而定；它不被了解，因为人们并未赋予它意义。
在乐生的事件中，我想大部分人都因为不关心而不了解，而感到此事件无丝毫意义。有另一些人站到了保存乐生的对立面，而在这些人看来，其意义无非是政府自身的威信，或者新庄数十万人口的交通权益。当然，这些反对行动背後的动机、以及其被赋予的意义恐怕不是能这样被概括的，尽管它们可能不像支持的另一边一样经常用时髦或难以索解的学术语汇给包装起来──这些人能有志一同或许是一种奇蹟，因为他们的专业理由所支撑起的行动可能有碍他们沟通。但这都无所谓。一个有见地的知识份子必然要承受一种折磨，那就是他的不为无见要因为他人的无见，而使别人见不到他；他必然要处在社会边缘无法沟通的位子上，除非他的意见以及行动逐渐也将他人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他能强迫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吗？我一直想起国府强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後造成的身边随处可见的反效果。他能做的不过就是表达其立场而已；即使他可能也能理解反方的立场。
因为这个原因，支持乐生，并不会因为它可能终究会被拆掉、汉生病友遭迫迁而失去其意义；这项行动的意义可以不被了解，但如果它不行动，它连被了解的可能也没有。它将在外人的眼中被视为一种仪式(或者说作秀)，可是，或许有朝一日其意义将彰显出来，就和那些与它站到反方的那些行动一样表达其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常常想不通为何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人物会被史家所称颂，尤其是与岳飞或者郑成功这些打起仗来漂亮得多的英雄人物；相较之下他们连悲剧英雄都算不上，因为连勉强算得上是英雄表现的都虚弱得很。可是我後来慢慢明白一点：影响胜负成败的是纯粹的权力，而非什麽任何其他价值或真理；这样说或许对於期许正义必胜的人士有点失望，但这条定律的另一面是：权力也无法把价值或真理扭转或消灭，它只能决定胜负，只能让持着某种真理或某项价值的人成功或失败；而价值之所以为价值，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不是权力能左右得了的。正如伽利略在教会胁迫下按着圣经发誓不再宣扬地动邪说，心理却很明白真理不会因此改变那般；又或者像V For Vendetta这部作品里头那名句所说的一样：”Ideas are BULLET-PROOF. ” 行动可以不计成败，只要价值能够彰显。
最後我谈一谈我想维护的价值吧。我觉得古蹟本身物质的维护确实很重要(而且还是门技术性很不低的学问)，我也很明白意识到古蹟的活化与人的活动、文化的保存在最近逐渐成为主流价值的浪潮。但我想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在为人作传时心里想的问题：人的生命(物质)是有限的，因而我们总想留一些什麽下来，在物质的生命消灭之後继续存在；这是一篇人物传记的价值所在。我在翻阅这些人的传记时往往有这种感慨：这些人生前也有不少事迹，一但死後千数百年，除了好古癖的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或许还是好的，因为他们还有不少事蹟可以流传；我看到的更多是某甲某乙连姓名都没有、甚至只知道是乞丐妓女的、或者只是骂贼殉节这样一行字就能解决的事蹟，被淹没在在一页书里一长排没分段分标的名单中。当我越来越清楚这些人是在什麽样的情形下为人所知时，我也越来越明白将来的历史或以什麽方式来写我一笔──可能真的就是那麽一笔而已。
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想存活下来的焦虑；或许我还有时间争取这种虚幻的「生存权」(就好像某教授呛说一个人应该在他25岁以前写出他第一本着作)，说不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人隔离(监禁)了一辈子、有些根本来不及迎接属於他们的迟到的正义(这意思是说：麻疯病早被证实不会传染，给人隔离心酸的)、垂垂老矣、甚至临终之际也得不到尊重乃至於关怀的老人家，他们对於自己的人生该有一股恶气要发，可不是死了就算了──学术的语言可以将这股恶气包装的更漂亮，但在我觉得，这样做更像是强打起精神，要将一辈子的悲剧张力集结在最後一幕，演出从未有过的魄力与感动。
我觉得我不只是该给他们写一笔而已。
顺便；台媒之烂我诟病很久了，乐生不过冰山一角；趁这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台媒的鄙视好了。
饲猫碎念
饲猫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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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7)2月28日，台南关庙蜂炮活动前夕，文化局的替代役们(也就是我也包括在内)全数都抓夫去支援活动。当天上午是在八角楼搬迁以前整修过後留下来的木板碎片水泥块，下午则是发了一根钢筋挖洞插竹竿挂鞭炮(还是去搬蜂炮炮台？我忘了)──这种工作搞不好一辈子只会做到一次，也算难得。不过本文主角初出场的舞台是早场。
正当一群乌合之众缩手缩脚(闪避落尘扬尘以及那些碎块上的灰尘，手指头夹着重物的同时犹豫着要不要强忍摀住鼻子的冲动)的撵着那些常人眼中的厚重破烂(实际上在我眼中也是，除非我以晓得那是拆掉的「古蹟」的一部分)，从一间看起来像废弃建筑的贮藏间搬到同一栋废弃建筑的贮藏间，东西将搬得罄尽时，赫然发现一只黑色的小猫在破烂的夹缝中吃力的蠕动着──虽然说这里关於那只猫的健康状况也不过是一种揣测。
蜂炮试射，我在枪林弹雨中，後头着地一团光火。下文沉迷於魔兽的同侪於後方逃难时摄。据说当时我吓得连跑都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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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笑闹着要把猫带回去。後来据网路上的道听涂说，其实这样乱捉是不对的，要看看附近是否有母猫在才能确定那是不是弃猫；而，陌生人的气味留在小猫身上，可能会害母猫误杀自己骨肉。当然，对那只黑色的小猫来说这样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已经被豢养了。
不过那天其实还有另一只虎皮花小猫──我会判断黑的那只营养不良，其实就是因为虎皮花精力充沛的对照组；原本虎皮花才是惨遭毒手(？)的那位，不过虎皮花在我左手指头上留下两个牙洞扬长而去，於是咱们只能柿子挑软的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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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记得二二八的原因，因为有人提议把该猫命名为「二二八」的缘故(不是拿来纪念受难死者啦)；该猫目前有许多名字：Benson (某爱男人和夜店的时髦学长)、跑得快 (沉迷於魔兽世界的同侪A)、阿喵(省吃简用蒐集以新台币千元为单位的高级玩具的同侪B、什麽都不管的管理干部C)。不过日子处久了该猫原形毕露人气大跌，目前陪猫最久只剩饲主我一人尔，而我不叫名字的。一来整个房间就猫一只，绝不会错；二来啊。
二来，我觉得贴标签是一种懒人速读法：这法把许多复杂的事象用几个简单音节拼凑起来的名目轻松写意的带过去了，又方便又有效率(方便就是效率嘛)。不过那有助於我们理解那复杂的事象吗？文化局里常见一页上千字连绵十几页外加印章表格五花八门，看的头都晕了；然而公务员要看的只是特定表格里的几个数字几段字，再来决定怎麽一个罗卜一个坑的处理。很省眼力的。不过此种公文处理机器能怎样贴近民瘼或者实际的问题核心或者随机应变呢？这是所谓的干练。
我不叫猫的名字；我不想很干练的把猫给处理掉，虽然有形无形间照顾猫的一切都趋於公式化。至少我还可以看着猫陪着猫发呆。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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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猫目前恶名昭彰；因为小时候没管好的缘故(到现在还未满周岁哩；抓回来当天据兽医某所说，约两、三月大。掐指一算至今不过十个月)，逢人便咬，吃人毫不嘴软(还不会吐骨头就是)。目前调教(？说起来我差不多习惯被咬了…)中。此外。
岂只恶名昭彰呢，还臭名昭着呢；不爱乾净啊！一开始的大小便难教，常只见猫嗲声上被窝，然後一阵冷颤，换来一干人等抱猫沙的抱猫沙抱猫的抱猫，就是两样凑不在一块。最後无法，买了个最大尺寸白色置物箱连猫带猫盆猫碗猫沙盒关一整晚，顺便听了一整晚猫嚎，隔日放出，终於养成习惯了──然而至今我都在怀疑某些状况下是不是猫会拉出界外；白色恐怖「教」会了猫东西该拉在哪，但没教会猫沙盒里的东西不能掏出来玩…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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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猫至少会舔自己；不过此种洁身自爱也就只有独善其身的程度。另那好像不足以说服我猫本身够乾净──毕竟十个月以来只洗过三次澡(果然宠物会像饲主啊咦)。最近的一次是因为全身过敏的不得了，不得已把被单枕头床垫能晒的晒能洗的洗，然後才恍然大悟，猫才是尘蟎的主要栖息地啊！
不过猫很讨厌洗澡；这更让麻烦烦上加烦。
洗澡还可以泡沫搓出来以後，拎着莲蓬头到处洒；猫无处逃。洗完以後要拿吹风机吹乾，没那麽远的射程，只好关在房间里，从边边的墙壁插座拉一条延长线置於中心，再插了线通了电拎着吹风机满屋里跑；有相当的运动量哩！诚心推荐给对自己体重的零头很在意的各位男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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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7)2月28日，台南关庙蜂炮活动前夕，文化局的替代役们(也就是我也包括在内)全数都抓夫去支援活动。当天上午是在八角楼搬迁以前整修过後留下来的木板碎片水泥块，下午则是发了一根钢筋挖洞插竹竿挂鞭炮(还是去搬蜂炮炮台？我忘了)──这种工作搞不好一辈子只会做到一次，也算难得。不过本文主角初出场的舞台是早场。
正当一群乌合之众缩手缩脚(闪避落尘扬尘以及那些碎块上的灰尘，手指头夹着重物的同时犹豫着要不要强忍摀住鼻子的冲动)的撵着那些常人眼中的厚重破烂(实际上在我眼中也是，除非我以晓得那是拆掉的「古蹟」的一部分)，从一间看起来像废弃建筑的贮藏间搬到同一栋废弃建筑的贮藏间，东西将搬得罄尽时，赫然发现一只黑色的小猫在破烂的夹缝中吃力的蠕动着──虽然说这里关於那只猫的健康状况也不过是一种揣测。
蜂炮试射，我在枪林弹雨中，後头着地一团光火。下文沉迷於魔兽的同侪於後方逃难时摄。据说当时我吓得连跑都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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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笑闹着要把猫带回去。後来据网路上的道听涂说，其实这样乱捉是不对的，要看看附近是否有母猫在才能确定那是不是弃猫；而，陌生人的气味留在小猫身上，可能会害母猫误杀自己骨肉。当然，对那只黑色的小猫来说这样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已经被豢养了。
不过那天其实还有另一只虎皮花小猫──我会判断黑的那只营养不良，其实就是因为虎皮花精力充沛的对照组；原本虎皮花才是惨遭毒手(？)的那位，不过虎皮花在我左手指头上留下两个牙洞扬长而去，於是咱们只能柿子挑软的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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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记得二二八的原因，因为有人提议把该猫命名为「二二八」的缘故(不是拿来纪念受难死者啦)；该猫目前有许多名字：Benson (某爱男人和夜店的时髦学长)、跑得快 (沉迷於魔兽世界的同侪A)、阿喵(省吃简用蒐集以新台币千元为单位的高级玩具的同侪B、什麽都不管的管理干部C)。不过日子处久了该猫原形毕露人气大跌，目前陪猫最久只剩饲主我一人尔，而我不叫名字的。一来整个房间就猫一只，绝不会错；二来啊。
二来，我觉得贴标签是一种懒人速读法：这法把许多复杂的事象用几个简单音节拼凑起来的名目轻松写意的带过去了，又方便又有效率(方便就是效率嘛)。不过那有助於我们理解那复杂的事象吗？文化局里常见一页上千字连绵十几页外加印章表格五花八门，看的头都晕了；然而公务员要看的只是特定表格里的几个数字几段字，再来决定怎麽一个罗卜一个坑的处理。很省眼力的。不过此种公文处理机器能怎样贴近民瘼或者实际的问题核心或者随机应变呢？这是所谓的干练。
我不叫猫的名字；我不想很干练的把猫给处理掉，虽然有形无形间照顾猫的一切都趋於公式化。至少我还可以看着猫陪着猫发呆。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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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猫目前恶名昭彰；因为小时候没管好的缘故(到现在还未满周岁哩；抓回来当天据兽医某所说，约两、三月大。掐指一算至今不过十个月)，逢人便咬，吃人毫不嘴软(还不会吐骨头就是)。目前调教(？说起来我差不多习惯被咬了…)中。此外。
岂只恶名昭彰呢，还臭名昭着呢；不爱乾净啊！一开始的大小便难教，常只见猫嗲声上被窝，然後一阵冷颤，换来一干人等抱猫沙的抱猫沙抱猫的抱猫，就是两样凑不在一块。最後无法，买了个最大尺寸白色置物箱连猫带猫盆猫碗猫沙盒关一整晚，顺便听了一整晚猫嚎，隔日放出，终於养成习惯了──然而至今我都在怀疑某些状况下是不是猫会拉出界外；白色恐怖「教」会了猫东西该拉在哪，但没教会猫沙盒里的东西不能掏出来玩…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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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猫至少会舔自己；不过此种洁身自爱也就只有独善其身的程度。另那好像不足以说服我猫本身够乾净──毕竟十个月以来只洗过三次澡(果然宠物会像饲主啊咦)。最近的一次是因为全身过敏的不得了，不得已把被单枕头床垫能晒的晒能洗的洗，然後才恍然大悟，猫才是尘蟎的主要栖息地啊！
不过猫很讨厌洗澡；这更让麻烦烦上加烦。
洗澡还可以泡沫搓出来以後，拎着莲蓬头到处洒；猫无处逃。洗完以後要拿吹风机吹乾，没那麽远的射程，只好关在房间里，从边边的墙壁插座拉一条延长线置於中心，再插了线通了电拎着吹风机满屋里跑；有相当的运动量哩！诚心推荐给对自己体重的零头很在意的各位男士女士。
略论《孙子》〈谋攻〉篇中四句
略论《孙子》〈谋攻〉篇中四句
《孙子兵法》人人爱谈，以之为自己脚注的畅销商战书便不少；然而许多人所理解的《孙子兵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打高空，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理解的理解」──大凡描绘一样东西，写得神奇莫测、天机不可泄漏的，其实多半是无可泄漏、故弄玄虚者多；偏生写得家常便饭一般不吸引人的才是真有造诣在里头，炉火纯青乃至见怪不怪的。故弄玄虚可以是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如果是真的枕头塞稻草、只是玩弄唇舌骗骗那些没有料的，未免就不太道德，有点欺负读者了；当然，前提是写作的人对文辞所指涉的对象有相当的现实感才行──即便是型而上的、抽象的词汇，也应该要有除了辞汇本身的对象才对(虽然，这句话如果能看得懂，那也是基於词汇以外的能力了；光是就这句话来讨探，被用来指「词汇」的「辞汇本身」又是指什麽？果真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好比说这种东西嘛噗。图片来源
《孙子兵法》能不能用贴近事实、辞有所指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的答案不仅在这问句的反面，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才有其意义的。就拿〈谋攻〉篇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四句来说吧。如果只是泛泛的把「谋」解作「用计」，把「交」解作「交涉」甚至「外交」，那就太泛泛、太好理解以至於不知所云了；真正在前长年作战的老油条，会这样看这几句话吗？请注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接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两句前面，而这四句都是写在〈谋攻〉篇之下；盖〈谋攻〉篇谈的整个就是战争已经开始之後的事，而谋攻篇开宗明义就将「全」做为全般指导原则，以「不战而胜」为「善之善者也」。且看真正打过仗的曹操怎麽注这两句：「上兵伐谋」，曹注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其次伐交」，注曰「交，将合也」。换言之，在曹操看来，既然孙子以保全我军为最高指导原则，那麽孙子要击败敌人靠的不是交战，而是之後形篇所强调的如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谋」、「交」、「兵」、「城」意味着的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过程，「伐」则是此中各个节点的安排(因此「谋」指的是战略层面的拟定，「交」指的是会战时间、地点的选择与後勤、兵力的安排，「兵」指的是如何在会战中致胜的问题，孙子强调的是「势」的运用，而「攻城」则是军事行动的终结点，达到了这个点意味着在之前的步骤上采取主动以致胜的企图已彻底失败，是最最糟糕的境地)，而将帅能力好坏的评断，关键就在於哪个节骨眼上对敌人采取主动，并且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弹性(「全」)，以维持对我方最有利的「形」，「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换言之，孙子既然将这四句安排在〈谋攻〉篇，理当将这四句放在该篇的脉络中来理解。
「计」、「交涉」云云的解释也不能说错，但当作望文生义解之可也；在我看来，很多人念书不是用格言的逻辑在看，就是用谈话的逻辑在看，所以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句话，一段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段话也是可以理解。但我要不客气的说一句。书可以这样读，不代表写书的人也是用格言或者聊天的逻辑在写；既然这是一本书，把它的字句段落割裂开来尽行解释，就有可能忽略掉写书的人所要呈现的是一个各部之间互相关联的结构，因而错解作者的意思。再者，这种格言式、闲谈式的读书法更要命的是，它很容易被支离破碎之後又整合进读者脑袋里固有的思想背景，但不用说这样背景所诠释出来的那些「格言」当然未必是作者原有的意涵。实际上，除了把握作者的整个文本(text)之外，更好的把握文意的方式其实是亲身的经历，也就是说越是能将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环境(但没有被写出来)在自己身上再现，就越能明白体会原作者的整个思想意涵。如曹操注的孙子，就可以说是局内人才有的见解，而透过他的注解，整个文章所指涉的对象也都有了较明确的涵义。所以人家写的兵法是货真价实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可不是在写「格言」的逻辑下写来拿来当作权威压人，或者是以闲聊的逻辑写来打嘴炮的。兵法给人这样读，读来只是当权威、当嘴炮，当然不能一当大敌，这样读来的兵法当然也是没用的。
《孙子兵法》人人爱谈，以之为自己脚注的畅销商战书便不少；然而许多人所理解的《孙子兵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打高空，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理解的理解」──大凡描绘一样东西，写得神奇莫测、天机不可泄漏的，其实多半是无可泄漏、故弄玄虚者多；偏生写得家常便饭一般不吸引人的才是真有造诣在里头，炉火纯青乃至见怪不怪的。故弄玄虚可以是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如果是真的枕头塞稻草、只是玩弄唇舌骗骗那些没有料的，未免就不太道德，有点欺负读者了；当然，前提是写作的人对文辞所指涉的对象有相当的现实感才行──即便是型而上的、抽象的词汇，也应该要有除了辞汇本身的对象才对(虽然，这句话如果能看得懂，那也是基於词汇以外的能力了；光是就这句话来讨探，被用来指「词汇」的「辞汇本身」又是指什麽？果真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好比说这种东西嘛噗。图片来源
《孙子兵法》能不能用贴近事实、辞有所指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的答案不仅在这问句的反面，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才有其意义的。就拿〈谋攻〉篇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四句来说吧。如果只是泛泛的把「谋」解作「用计」，把「交」解作「交涉」甚至「外交」，那就太泛泛、太好理解以至於不知所云了；真正在前长年作战的老油条，会这样看这几句话吗？请注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接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两句前面，而这四句都是写在〈谋攻〉篇之下；盖〈谋攻〉篇谈的整个就是战争已经开始之後的事，而谋攻篇开宗明义就将「全」做为全般指导原则，以「不战而胜」为「善之善者也」。且看真正打过仗的曹操怎麽注这两句：「上兵伐谋」，曹注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其次伐交」，注曰「交，将合也」。换言之，在曹操看来，既然孙子以保全我军为最高指导原则，那麽孙子要击败敌人靠的不是交战，而是之後形篇所强调的如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谋」、「交」、「兵」、「城」意味着的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过程，「伐」则是此中各个节点的安排(因此「谋」指的是战略层面的拟定，「交」指的是会战时间、地点的选择与後勤、兵力的安排，「兵」指的是如何在会战中致胜的问题，孙子强调的是「势」的运用，而「攻城」则是军事行动的终结点，达到了这个点意味着在之前的步骤上采取主动以致胜的企图已彻底失败，是最最糟糕的境地)，而将帅能力好坏的评断，关键就在於哪个节骨眼上对敌人采取主动，并且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弹性(「全」)，以维持对我方最有利的「形」，「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换言之，孙子既然将这四句安排在〈谋攻〉篇，理当将这四句放在该篇的脉络中来理解。
「计」、「交涉」云云的解释也不能说错，但当作望文生义解之可也；在我看来，很多人念书不是用格言的逻辑在看，就是用谈话的逻辑在看，所以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句话，一段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段话也是可以理解。但我要不客气的说一句。书可以这样读，不代表写书的人也是用格言或者聊天的逻辑在写；既然这是一本书，把它的字句段落割裂开来尽行解释，就有可能忽略掉写书的人所要呈现的是一个各部之间互相关联的结构，因而错解作者的意思。再者，这种格言式、闲谈式的读书法更要命的是，它很容易被支离破碎之後又整合进读者脑袋里固有的思想背景，但不用说这样背景所诠释出来的那些「格言」当然未必是作者原有的意涵。实际上，除了把握作者的整个文本(text)之外，更好的把握文意的方式其实是亲身的经历，也就是说越是能将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环境(但没有被写出来)在自己身上再现，就越能明白体会原作者的整个思想意涵。如曹操注的孙子，就可以说是局内人才有的见解，而透过他的注解，整个文章所指涉的对象也都有了较明确的涵义。所以人家写的兵法是货真价实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可不是在写「格言」的逻辑下写来拿来当作权威压人，或者是以闲聊的逻辑写来打嘴炮的。兵法给人这样读，读来只是当权威、当嘴炮，当然不能一当大敌，这样读来的兵法当然也是没用的。
Goodbye Kitty
Goodbye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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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与「快乐树朋友」(Happy Tree Friends)之类的动画风格没有关系，虽然那我也有在看。这篇纯粹是追念那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被我强而致之(非自愿？)又自力逃脱的黑猫。疑似被猫传染的疥疮到现在还没好，或许这是在提醒我在留下些什麽比较长久的东西前不可以把它忘掉吧。毕竟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眼中盈盈生芒的本篇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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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28日那天开始进新家，在8月22日「重获自由」，我与猫计相处百有七十六天；228倒过来即822，冥冥中似有定数。
实情是，8月22日当天晚上我去看了皮肤科确定是疥虫作祟以後，急着接着带着猫去看兽医；因为箱盖没罩上，机车离原地不过一秒，猫倏忽窜入黑暗之中，不知所踪。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不过从那天以後就没再见面了。
幼时群像；因为是手机拍的，效果较差。由左至右：被棉被夹住露出一双毛茸茸的手和眼珠子(好像大兰多毛蜘蛛)；拍的不太好的灯下近照；站上学长喇叭撒野；装无辜。
.
对基督宗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从犹太教那继承而来，认所发生的一切为反应上帝旨意的历史观。此观念後来也为伊斯兰教继承；穆罕默德做的更绝，其可兰经不但一字一句皆出於明明白白的神示，其本人且为最後一个先知，给後人无推敲修正的余地。容或如此，伊斯兰教传布较广的仍为逊尼派，除可兰经外也注重诠释经典之作；什叶派之类基本教义派则为少数，今其所流行伊朗一地，在16世纪初Safavid王朝初建之前仍尚非以之主流。
讲那麽多，其实我只是在想猫跑掉这件事背後是不是有什麽意义罢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给它一个意义罢了。那些即使已无详细记忆的过去，仅凭几已成为凝固的经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的，幸好多半也随着年长而曲折的回护起来；但有更多东西沉淀在脑海深处，或许要一点文字、几祯照片才能稍微忆起，然後才足以拼凑出现在这副德性在过去是经过了什麽样的轨迹而至於今。历史研究的走向也有这样一点味道：当代人关心什麽，便回过头去看(研究)他们关心的，Croce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谓也。意义就产生在这份关心中，
但最让我关心的倒还不是猫本身，而是猫走失(？)极难引起我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这件事──像妈那样感到如释重负，我也有「好吧至少少了一个麻烦」之感；但这种感觉也未曾到相反的需要「节哀顺变」的地步。无论如何，感情不如想像般那样具体实质；但对情绪感到质疑，以致於要搜索心里「应该」要有的、所设想的感觉时，大概也只是更加疑惑罢了。不可知论就是否定论，其实也是很可理解的论调。
似乎可以肯定的也只有人是自私的这回事；虽然这份自私我把它用在反省上。
漫步。
倾听。
警戒。
挠!
找新的聚精会神处。
.
我把正题拉远了；还没把那意义说明白呢。那是，「投奔自由」吧。
「自由」在中文里真是容易混淆的概念。政治学的老师说，Liberty和Freedom是不一样的；「自由」在心理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则可具体分为行动和不行动的「自由」，或者说非分成这样不可──盖自由之感(Freedom)不能不凭自由行动(Liberty)之实，但有自由之实，未必有自由之感。是故法律尽有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招，这些地方的自由、人世间的自由，依然只能诉诸Liberty。(此处博爱亦非中文的「博爱」；所谓的Fraternity意为兄弟手足之爱，其源始於早期基督教会圣餐里中的同桌共食之谊，在民族国家勃兴後则移借来譬喻一民族内成员之情感。其实不博)
换句话说，争取再多的自由(Liberty)，人也未必能感到自由(Freedom)。更吊轨的是，由於行动的自由意味着以行动的能力为前提，而取得行动的能力未必是那样直观可达成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通人哪来那样的领袖魅力呢？着作出版的自由，有几个普通人有文采加闲钱去写书来出版呢？真要有这种实践「自由」的时候，恐怕要恐慌着恶补一下口才和文笔呢；而对於那些真以口才、文笔见长的，又有几个是从头到尾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的呢？恐怕苦练实在功夫的居多。换言之，「自由」作为一种手段，很多时候反而必须先以「不自由」为代价。
也因此，自由脱离了那种原初的慾望满足的色彩；那变成了一种觉悟。
据说存在主义与此种反思有关：人若果真是如一张白纸般的丢进人间，那「自由」真是诅咒；但也唯有争取「自由」，无论成败，才堪称壮举。(不过说实在的，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虽有心企及，总觉得有如天书般；实际上德文写作的东西，管他是马克思还是洪堡德，在我来说实在都是「天书」级的难懂、有看没懂)
猫是不是在争取「自由」呢？
张牙舞爪其之一。
张牙舞爪其之二。
.
谈点别的。很久以前在某报副刊上看到介绍某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言其细腻处，至於以「猫掌」来形容男人的生殖器；那时我心里想「是说尺寸吧。」养了猫以後才知道是指触感。
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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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猫以後也稍微多了一点和养猫有关的常识，比如说猫不能喝牛奶之类；当然也有幼猫专用的奶粉，不过以我的惰性加上兽医「可以喂饲料」的背书，事情自然是往对饲主方便的形势发展。虽然有人觉得我养猫的饲料未免也买的太高级了──当然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猫吃的好好喔」──天晓得；我怎麽想也不觉得有人受得了天天只有一两种口味的饼乾加白开水。「正餐」(虽然这个有时候是罐头)之外我唯一喂过猫的只有一条营养膏和一小块蛋糕而已，外加唯一一次带回家爸喂的卤味；所以如此，有养猫经验的那位仁兄告诫我不可在人吃东西时喂食，以免养成猫乞食习惯的缘故。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吃下去会不会对身子不好怎样，猫的口味和人的口味不太一样(试吃猫食後的感想)。
前几天妈开玩笑的对我说养狗比养猫好；其实也听过很多诸如「狗比较忠实、猫比较势利」之类的论断。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样才好呢！打从一开始我抱着的就不是功利的心态，也不太想彼此间建立太多的依赖；讲的庸俗一点，缘已尽，还有什麽好不甘不脆的呢？情未尽，难道要等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以後，分开才甘愿吗？结束了，就这样。
或许再加上一点：我还记得最後那一两个月每天陪猫的时间太短，回宿舍时听到鞋踏楼梯声，猫不住的长声呼嚎；是寂寞还是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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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与「快乐树朋友」(Happy Tree Friends)之类的动画风格没有关系，虽然那我也有在看。这篇纯粹是追念那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被我强而致之(非自愿？)又自力逃脱的黑猫。疑似被猫传染的疥疮到现在还没好，或许这是在提醒我在留下些什麽比较长久的东西前不可以把它忘掉吧。毕竟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眼中盈盈生芒的本篇主角。
.
从2月28日那天开始进新家，在8月22日「重获自由」，我与猫计相处百有七十六天；228倒过来即822，冥冥中似有定数。
实情是，8月22日当天晚上我去看了皮肤科确定是疥虫作祟以後，急着接着带着猫去看兽医；因为箱盖没罩上，机车离原地不过一秒，猫倏忽窜入黑暗之中，不知所踪。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不过从那天以後就没再见面了。
幼时群像；因为是手机拍的，效果较差。由左至右：被棉被夹住露出一双毛茸茸的手和眼珠子(好像大兰多毛蜘蛛)；拍的不太好的灯下近照；站上学长喇叭撒野；装无辜。
.
对基督宗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从犹太教那继承而来，认所发生的一切为反应上帝旨意的历史观。此观念後来也为伊斯兰教继承；穆罕默德做的更绝，其可兰经不但一字一句皆出於明明白白的神示，其本人且为最後一个先知，给後人无推敲修正的余地。容或如此，伊斯兰教传布较广的仍为逊尼派，除可兰经外也注重诠释经典之作；什叶派之类基本教义派则为少数，今其所流行伊朗一地，在16世纪初Safavid王朝初建之前仍尚非以之主流。
讲那麽多，其实我只是在想猫跑掉这件事背後是不是有什麽意义罢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给它一个意义罢了。那些即使已无详细记忆的过去，仅凭几已成为凝固的经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的，幸好多半也随着年长而曲折的回护起来；但有更多东西沉淀在脑海深处，或许要一点文字、几祯照片才能稍微忆起，然後才足以拼凑出现在这副德性在过去是经过了什麽样的轨迹而至於今。历史研究的走向也有这样一点味道：当代人关心什麽，便回过头去看(研究)他们关心的，Croce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谓也。意义就产生在这份关心中，
但最让我关心的倒还不是猫本身，而是猫走失(？)极难引起我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这件事──像妈那样感到如释重负，我也有「好吧至少少了一个麻烦」之感；但这种感觉也未曾到相反的需要「节哀顺变」的地步。无论如何，感情不如想像般那样具体实质；但对情绪感到质疑，以致於要搜索心里「应该」要有的、所设想的感觉时，大概也只是更加疑惑罢了。不可知论就是否定论，其实也是很可理解的论调。
似乎可以肯定的也只有人是自私的这回事；虽然这份自私我把它用在反省上。
漫步。
倾听。
警戒。
挠!
找新的聚精会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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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正题拉远了；还没把那意义说明白呢。那是，「投奔自由」吧。
「自由」在中文里真是容易混淆的概念。政治学的老师说，Liberty和Freedom是不一样的；「自由」在心理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则可具体分为行动和不行动的「自由」，或者说非分成这样不可──盖自由之感(Freedom)不能不凭自由行动(Liberty)之实，但有自由之实，未必有自由之感。是故法律尽有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招，这些地方的自由、人世间的自由，依然只能诉诸Liberty。(此处博爱亦非中文的「博爱」；所谓的Fraternity意为兄弟手足之爱，其源始於早期基督教会圣餐里中的同桌共食之谊，在民族国家勃兴後则移借来譬喻一民族内成员之情感。其实不博)
换句话说，争取再多的自由(Liberty)，人也未必能感到自由(Freedom)。更吊轨的是，由於行动的自由意味着以行动的能力为前提，而取得行动的能力未必是那样直观可达成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通人哪来那样的领袖魅力呢？着作出版的自由，有几个普通人有文采加闲钱去写书来出版呢？真要有这种实践「自由」的时候，恐怕要恐慌着恶补一下口才和文笔呢；而对於那些真以口才、文笔见长的，又有几个是从头到尾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的呢？恐怕苦练实在功夫的居多。换言之，「自由」作为一种手段，很多时候反而必须先以「不自由」为代价。
也因此，自由脱离了那种原初的慾望满足的色彩；那变成了一种觉悟。
据说存在主义与此种反思有关：人若果真是如一张白纸般的丢进人间，那「自由」真是诅咒；但也唯有争取「自由」，无论成败，才堪称壮举。(不过说实在的，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虽有心企及，总觉得有如天书般；实际上德文写作的东西，管他是马克思还是洪堡德，在我来说实在都是「天书」级的难懂、有看没懂)
猫是不是在争取「自由」呢？
张牙舞爪其之一。
张牙舞爪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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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点别的。很久以前在某报副刊上看到介绍某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言其细腻处，至於以「猫掌」来形容男人的生殖器；那时我心里想「是说尺寸吧。」养了猫以後才知道是指触感。
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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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猫以後也稍微多了一点和养猫有关的常识，比如说猫不能喝牛奶之类；当然也有幼猫专用的奶粉，不过以我的惰性加上兽医「可以喂饲料」的背书，事情自然是往对饲主方便的形势发展。虽然有人觉得我养猫的饲料未免也买的太高级了──当然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猫吃的好好喔」──天晓得；我怎麽想也不觉得有人受得了天天只有一两种口味的饼乾加白开水。「正餐」(虽然这个有时候是罐头)之外我唯一喂过猫的只有一条营养膏和一小块蛋糕而已，外加唯一一次带回家爸喂的卤味；所以如此，有养猫经验的那位仁兄告诫我不可在人吃东西时喂食，以免养成猫乞食习惯的缘故。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吃下去会不会对身子不好怎样，猫的口味和人的口味不太一样(试吃猫食後的感想)。
前几天妈开玩笑的对我说养狗比养猫好；其实也听过很多诸如「狗比较忠实、猫比较势利」之类的论断。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样才好呢！打从一开始我抱着的就不是功利的心态，也不太想彼此间建立太多的依赖；讲的庸俗一点，缘已尽，还有什麽好不甘不脆的呢？情未尽，难道要等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以後，分开才甘愿吗？结束了，就这样。
或许再加上一点：我还记得最後那一两个月每天陪猫的时间太短，回宿舍时听到鞋踏楼梯声，猫不住的长声呼嚎；是寂寞还是欢迎呢？
庆生
庆生
11月12日是爸生日。据说今天也是某人的诞辰。所以爸就有这样的笑话：我的生日可是国定假日！(尽管他是死忠的台独派)(不过现在好像不放假了)
本次的庆祝方式是一顿姜母鸭。其实那是和火锅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内容物一定有姜母和鸭外加其他添加物。本次庆祝的另一特点就是妈自备了一包含蘑菇、金真菇以及不知名蕈类的添加物综合包──我一开始还纳闷那一包是什麽，见得真相不禁大笑；我想这笑里头应该有「讽刺吝啬」的含意，不过这当然不足以解释「笑」这回事。有一种说法是「期待紧张的突然释放」(好像是康德说的)，不过其实我对那包东西并未「期待」到「紧张」的程度。再说以前也经历有在高级自助餐厅包了几包蛋糕在皮包包回家的事，似乎也不像有什麽好期待的。我也不觉得笑意谓着鄙夷(这好像是洛克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这件事原本蕴含的鄙夷意味被转化成别的东西了，所以也就好笑了。那是什麽东西呢？或许是一种欣赏吧。对於应该「鄙夷」的事务从应该有的鄙夷态度转向欣赏的态度，像《世说新语》里头记下的人物百态那样。
尼采说从道德的角度看世界应该被毁灭，所以人生在世当然得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大意如此)。这话对於脑袋不灵光的後辈来说还真是难以反驳，但基於现实不允许此种超然的距离感，在实践的层面上可是凑足问题吃足苦头。我实在讨厌姜母鸭甚於火锅(此两者我都不喜欢)，捞起来的食料里头参杂着辣口的姜，对不甚精心於佳肴的人来说吃的东西只有往嘴里塞的念头，不会想到那之中的奥妙处；或许寒冬中这种每一口都能温热人心的料理做法让人拍案叫绝，不过对於只知鲸吞牛饮煞品尝风景的人而言这种刺激实为饱食慾望的多余障碍。再说中国的某位先哲就说过「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也就理所当然的对吃的方面囫囵吞枣不辨精粗了──坏处是吃完了吃出个满身大汗。
後来的隔桌更夸张，自己带水饺来下了；我突然觉得没那麽好笑。是什麽环境养成人们的艰吝抑或大方呢？如果说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确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准则，当他们谈论「前途」时其实是讨论「钱途」时。饭後的散步带着一干人等到85℃坐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样的话题上来。妈说「当初就叫你进法律系了」我说「那也得要进得去才行啊」「然後参选总统吗？」当然，後面这句我没说，毕竟全家都是绿的，讲这句太敏感(如果後面再加上「祸国殃民」)。接着妈说也要劝弟去考调查员的缺。我心理打个哈哈；非经济学出身的人看到一堆代数和公式组合起来的经济模型都应该本能的望而却步才对，弟虽非池中物，少不了要一番磨练才能克服这障碍吧。像我就很直接的「暂时」投降，把把这玩意搞清楚的时程排到我有生之年很後面到似乎不该不现实的认为人有那麽多年岁好赖活的程度。不过对於长年在股票市场厮杀的人而言，似乎实战经验已经明白的教会了他们的身体「经济」是什麽；他们知道「美元」迟早要「着路」的，不管那是「软」还「硬」，又或者那是因为其实有听没有懂的「美国长年出超」。我在别的场合(光明正大的)听到了妈对爸的批评，爸是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准一支股票後没多久连续三支涨停板的。爸的失败在於(不讲别人短处似乎就不叫批评了)对自己的手腕过度信任──总是毫无保留的豪赌。所以只要一次失败，就全盘皆墨了。我可以说这像是拿破仑的赢了战役，输掉战争吗？毕竟家里缺钱很久了，对现实的钝感应该足以造成模糊的美感。
这样朦朦胧胧好像不太好；赌性似乎是会遗传的，尤其我在某方面也感到十足把握的信心时，以及过往的失败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调性时。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自我美化造成失败，还是失败造成自我美化呢？
不过朦朦胧胧可能也是因为酒在茫的缘故
11月12日是爸生日。据说今天也是某人的诞辰。所以爸就有这样的笑话：我的生日可是国定假日！(尽管他是死忠的台独派)(不过现在好像不放假了)
本次的庆祝方式是一顿姜母鸭。其实那是和火锅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内容物一定有姜母和鸭外加其他添加物。本次庆祝的另一特点就是妈自备了一包含蘑菇、金真菇以及不知名蕈类的添加物综合包──我一开始还纳闷那一包是什麽，见得真相不禁大笑；我想这笑里头应该有「讽刺吝啬」的含意，不过这当然不足以解释「笑」这回事。有一种说法是「期待紧张的突然释放」(好像是康德说的)，不过其实我对那包东西并未「期待」到「紧张」的程度。再说以前也经历有在高级自助餐厅包了几包蛋糕在皮包包回家的事，似乎也不像有什麽好期待的。我也不觉得笑意谓着鄙夷(这好像是洛克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这件事原本蕴含的鄙夷意味被转化成别的东西了，所以也就好笑了。那是什麽东西呢？或许是一种欣赏吧。对於应该「鄙夷」的事务从应该有的鄙夷态度转向欣赏的态度，像《世说新语》里头记下的人物百态那样。
尼采说从道德的角度看世界应该被毁灭，所以人生在世当然得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大意如此)。这话对於脑袋不灵光的後辈来说还真是难以反驳，但基於现实不允许此种超然的距离感，在实践的层面上可是凑足问题吃足苦头。我实在讨厌姜母鸭甚於火锅(此两者我都不喜欢)，捞起来的食料里头参杂着辣口的姜，对不甚精心於佳肴的人来说吃的东西只有往嘴里塞的念头，不会想到那之中的奥妙处；或许寒冬中这种每一口都能温热人心的料理做法让人拍案叫绝，不过对於只知鲸吞牛饮煞品尝风景的人而言这种刺激实为饱食慾望的多余障碍。再说中国的某位先哲就说过「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也就理所当然的对吃的方面囫囵吞枣不辨精粗了──坏处是吃完了吃出个满身大汗。
後来的隔桌更夸张，自己带水饺来下了；我突然觉得没那麽好笑。是什麽环境养成人们的艰吝抑或大方呢？如果说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确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准则，当他们谈论「前途」时其实是讨论「钱途」时。饭後的散步带着一干人等到85℃坐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样的话题上来。妈说「当初就叫你进法律系了」我说「那也得要进得去才行啊」「然後参选总统吗？」当然，後面这句我没说，毕竟全家都是绿的，讲这句太敏感(如果後面再加上「祸国殃民」)。接着妈说也要劝弟去考调查员的缺。我心理打个哈哈；非经济学出身的人看到一堆代数和公式组合起来的经济模型都应该本能的望而却步才对，弟虽非池中物，少不了要一番磨练才能克服这障碍吧。像我就很直接的「暂时」投降，把把这玩意搞清楚的时程排到我有生之年很後面到似乎不该不现实的认为人有那麽多年岁好赖活的程度。不过对於长年在股票市场厮杀的人而言，似乎实战经验已经明白的教会了他们的身体「经济」是什麽；他们知道「美元」迟早要「着路」的，不管那是「软」还「硬」，又或者那是因为其实有听没有懂的「美国长年出超」。我在别的场合(光明正大的)听到了妈对爸的批评，爸是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准一支股票後没多久连续三支涨停板的。爸的失败在於(不讲别人短处似乎就不叫批评了)对自己的手腕过度信任──总是毫无保留的豪赌。所以只要一次失败，就全盘皆墨了。我可以说这像是拿破仑的赢了战役，输掉战争吗？毕竟家里缺钱很久了，对现实的钝感应该足以造成模糊的美感。
这样朦朦胧胧好像不太好；赌性似乎是会遗传的，尤其我在某方面也感到十足把握的信心时，以及过往的失败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调性时。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自我美化造成失败，还是失败造成自我美化呢？
不过朦朦胧胧可能也是因为酒在茫的缘故
试解梦
试解梦
作了一个梦。一个人独自念书免不了郁郁，便乘着记忆犹新记下来，自己试着解解看，潜意识里压抑住的是现实里的什麽。这个梦如下，不太确定或推论的部分则写在括弧里：
我在一片平地上，左边是巨大的楼层，顶端嵌着枢轴，是摩天轮的枢轴；摩天伦震天戛地倒下(我彷佛能见到三三两两逃散逃难的人，但不太真)。倒下的巨轮恰好从左向右倾，将我的目光和脚步导往右；(右边似乎也有建筑物，因为)一恍神间人已在里头的第四层楼(这里头的第几层楼似乎只是一种标记。我虽然很明确的知道「目的地」在五楼，但实则乘电扶梯时上时下，并未感到实在的赶到确定往上或往下了)。我就在这一层四处晃荡，这一层似乎是百货公司或商店街，人就在各个专柜间；我终於在眼镜行的附近停了下来，架在鼻梁上的支架夹着鼻子，熬的热煞，束的紧疼，而调整了稍舒松开来。便到了五楼。
五楼的布局是这样：最左边是一场庄严的宗教餐宴，但却摆着与禁欲不大称头的丰盛佳肴；然而这些只是个恍惚的感觉，因为在中间的另一群人全都背对着这场盛宴。这群人围着几张大长方木桌，坐在自己的四脚高木凳上，面向右边，正在听另一人站着讲。我认出底下听讲的一人当中才是这堂「课」真正的讲师。我本以为应付该堂课的资料已准备好，但却寻不着，只好在角落里头的一张桌旁坐下；我可以感受到桌旁也是一群「不太用功」的学生，他们的视线盯在身上，好像在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一般。忽然一团橡皮筋飞来打在我身上，一团的缘故无甚痛感，但我循着来向，与「真正的讲师」对上了眼，他的表情堆着某种胜利的「笑意」；而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听课的同学则伸手向他指了指。另一位「教师」见状，忽然发起怒来扑向「真正的讲师」；我大笑着忙护着这位「真正的讲师」，其他「学生」则拉开那位教师。(到此，也醒了)
这梦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实际上我是没有条里的记下来，一边推敲那象徵意味着的是现实经验中什麽的变形，一边慢慢回忆起梦中其他环节。我想这里头可以概括划分三个情境，即「摩天轮」、「四楼(百货公司)」、「五楼(教室)」三个桥段。在第一个桥段中，「摩天轮」的倒塌以及接下来向「四楼」的引导，大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10点以後的作息──那时平时忙碌的、家里的大人刚好就寝(象徵为运转的摩天轮倒/躺下)，而我则可以避开代表「念书的人还有时间打电动？」的视线，大方的上网玩Game(象徵到达四楼)。四楼的百货公司情境则是我坐在和室里电脑桌前盯着萤幕的反应；一个个可以到处参观晃荡的橱窗与玻璃柜意味着一张张不同的视窗，或者是五花八门的网页，或者是游戏画面，或者只是资料夹；在晃荡过程中夹的鼻子很痛的眼镜，鼻子代表性器，眼镜则象徵透过视觉压抑而後能解放的工具，即A片之类的色情媒介(唔…)。「熬」到最後才要「解放」，简直是男性自慰的翻版。
五楼的意向则复杂得多；之前的情境可能仅仅反应现实而已，五楼则似乎包含抑郁之下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抒发。一堂「课」其实象徵的是媒体与观众；讲课的人是政论节目中的名嘴，台下则是与我一般但实际上接触不到的、无面孔的大众。讲课的人只是代理，该堂开课的教师反在听众中，表示我虽然来听「课」(政论节目)，却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讲课人请来代课老师，象徵将电视机转到该台的我老爸似乎有「将他的意思请托他人更加精练明白的传达乃至教育他人/我的企图」)。而这场政论节目秀，则每个人都可以隐约感到「背後」有什麽不单纯的内幕──高举着各种理想的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排练着隆重的分赃仪式，然而我们都看不到。我对这堂课本有十足信心，以为相应的知识水准齐备，实际上却无一物，只好坐在对这堂课或许最保持距离、最「角落」的桌边无可奈何的和似乎「志同道合」者为伴，却是貌合神离。被「一团橡皮筋」攻击似乎意味着课堂上「庄严肃穆」的授课实际上却是散发快意/恶意的媒介，就好比观赏政论节目的观众是什麽用心一般；不过某人打了人则并未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还得了)，这可能是象徵式的藉由另一个权威来表达反对，然而这个权威我找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指涉的对象，所以可能反映的是将现实的不满转化於梦中，再虚拟的将其发泄掉。末了这场冲突的化解，大概表示我仍护得着亲人，而其他观众对政论节目的反应也是不需要有那样大的反应，不能任由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化身」肆虐吧。
至於为何是五楼，大概和我浸淫Ptt文化当中脱不了干系吧。
我好像该表示一点绝望；我不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但对我而言，政治上的决定不该是立场的选择而已。那个做决定的日子，我把它摆在累积到了足够学识以後才能做决定的程度之後。不懂得相关的议题却盲目的要做决定，很难堪。不过有一点其实也早该确定了的：无论累积多少知识，立场却是难以改变的。最近念了Keesing的《当代文化人类学》，有些收获，最令我注目的却是「人是唯一会为了和平而战争的动物」这句不过只是铺陈的话；对这点矛盾越是感到家常便饭，反省起来的悲哀也越大。抽象的乃至於制造出来的文化理念是这样深嵌在心里、感情里，以致於理念的推翻无补於情绪和对象间的剥离。
选举似乎又快到了。公民教育总是在推动对民主的赞颂，宣扬有权做主是怎样了不得的价值；可是对於那些怀疑此种选择带来的是福是祸的人们，民主能教给他们什麽？
作了一个梦。一个人独自念书免不了郁郁，便乘着记忆犹新记下来，自己试着解解看，潜意识里压抑住的是现实里的什麽。这个梦如下，不太确定或推论的部分则写在括弧里：
我在一片平地上，左边是巨大的楼层，顶端嵌着枢轴，是摩天轮的枢轴；摩天伦震天戛地倒下(我彷佛能见到三三两两逃散逃难的人，但不太真)。倒下的巨轮恰好从左向右倾，将我的目光和脚步导往右；(右边似乎也有建筑物，因为)一恍神间人已在里头的第四层楼(这里头的第几层楼似乎只是一种标记。我虽然很明确的知道「目的地」在五楼，但实则乘电扶梯时上时下，并未感到实在的赶到确定往上或往下了)。我就在这一层四处晃荡，这一层似乎是百货公司或商店街，人就在各个专柜间；我终於在眼镜行的附近停了下来，架在鼻梁上的支架夹着鼻子，熬的热煞，束的紧疼，而调整了稍舒松开来。便到了五楼。
五楼的布局是这样：最左边是一场庄严的宗教餐宴，但却摆着与禁欲不大称头的丰盛佳肴；然而这些只是个恍惚的感觉，因为在中间的另一群人全都背对着这场盛宴。这群人围着几张大长方木桌，坐在自己的四脚高木凳上，面向右边，正在听另一人站着讲。我认出底下听讲的一人当中才是这堂「课」真正的讲师。我本以为应付该堂课的资料已准备好，但却寻不着，只好在角落里头的一张桌旁坐下；我可以感受到桌旁也是一群「不太用功」的学生，他们的视线盯在身上，好像在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一般。忽然一团橡皮筋飞来打在我身上，一团的缘故无甚痛感，但我循着来向，与「真正的讲师」对上了眼，他的表情堆着某种胜利的「笑意」；而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听课的同学则伸手向他指了指。另一位「教师」见状，忽然发起怒来扑向「真正的讲师」；我大笑着忙护着这位「真正的讲师」，其他「学生」则拉开那位教师。(到此，也醒了)
这梦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实际上我是没有条里的记下来，一边推敲那象徵意味着的是现实经验中什麽的变形，一边慢慢回忆起梦中其他环节。我想这里头可以概括划分三个情境，即「摩天轮」、「四楼(百货公司)」、「五楼(教室)」三个桥段。在第一个桥段中，「摩天轮」的倒塌以及接下来向「四楼」的引导，大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10点以後的作息──那时平时忙碌的、家里的大人刚好就寝(象徵为运转的摩天轮倒/躺下)，而我则可以避开代表「念书的人还有时间打电动？」的视线，大方的上网玩Game(象徵到达四楼)。四楼的百货公司情境则是我坐在和室里电脑桌前盯着萤幕的反应；一个个可以到处参观晃荡的橱窗与玻璃柜意味着一张张不同的视窗，或者是五花八门的网页，或者是游戏画面，或者只是资料夹；在晃荡过程中夹的鼻子很痛的眼镜，鼻子代表性器，眼镜则象徵透过视觉压抑而後能解放的工具，即A片之类的色情媒介(唔…)。「熬」到最後才要「解放」，简直是男性自慰的翻版。
五楼的意向则复杂得多；之前的情境可能仅仅反应现实而已，五楼则似乎包含抑郁之下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抒发。一堂「课」其实象徵的是媒体与观众；讲课的人是政论节目中的名嘴，台下则是与我一般但实际上接触不到的、无面孔的大众。讲课的人只是代理，该堂开课的教师反在听众中，表示我虽然来听「课」(政论节目)，却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讲课人请来代课老师，象徵将电视机转到该台的我老爸似乎有「将他的意思请托他人更加精练明白的传达乃至教育他人/我的企图」)。而这场政论节目秀，则每个人都可以隐约感到「背後」有什麽不单纯的内幕──高举着各种理想的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排练着隆重的分赃仪式，然而我们都看不到。我对这堂课本有十足信心，以为相应的知识水准齐备，实际上却无一物，只好坐在对这堂课或许最保持距离、最「角落」的桌边无可奈何的和似乎「志同道合」者为伴，却是貌合神离。被「一团橡皮筋」攻击似乎意味着课堂上「庄严肃穆」的授课实际上却是散发快意/恶意的媒介，就好比观赏政论节目的观众是什麽用心一般；不过某人打了人则并未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还得了)，这可能是象徵式的藉由另一个权威来表达反对，然而这个权威我找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指涉的对象，所以可能反映的是将现实的不满转化於梦中，再虚拟的将其发泄掉。末了这场冲突的化解，大概表示我仍护得着亲人，而其他观众对政论节目的反应也是不需要有那样大的反应，不能任由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化身」肆虐吧。
至於为何是五楼，大概和我浸淫Ptt文化当中脱不了干系吧。
我好像该表示一点绝望；我不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但对我而言，政治上的决定不该是立场的选择而已。那个做决定的日子，我把它摆在累积到了足够学识以後才能做决定的程度之後。不懂得相关的议题却盲目的要做决定，很难堪。不过有一点其实也早该确定了的：无论累积多少知识，立场却是难以改变的。最近念了Keesing的《当代文化人类学》，有些收获，最令我注目的却是「人是唯一会为了和平而战争的动物」这句不过只是铺陈的话；对这点矛盾越是感到家常便饭，反省起来的悲哀也越大。抽象的乃至於制造出来的文化理念是这样深嵌在心里、感情里，以致於理念的推翻无补於情绪和对象间的剥离。
选举似乎又快到了。公民教育总是在推动对民主的赞颂，宣扬有权做主是怎样了不得的价值；可是对於那些怀疑此种选择带来的是福是祸的人们，民主能教给他们什麽？
《水浒》：钱穆观点
《水浒》：钱穆观点
在台湾念历史的大概很难不认识钱穆；一但认识，要忘记就更不容易了──他是李敖口中所谓比其师吕思勉还迂腐、迂腐到自成一格的，那种今日已绝迹的想做一代儒宗的传统(中古？)士大夫(这样形容似乎过分，所以我只是引述而已)──想忘掉他，很难。
《尚书》〈舜典〉：「 宾於四门，四门穆穆。」钱穆钱宾四先生。图片来源
不过最近翻了一下他的全集，却很讶异的发现他有篇文章在谈《水浒》；像他这样正经八百硬梆梆又被讥为「迂腐」的「学者」会去谈小说这种「小道」，看起来似乎也是绝无仅有，也够令人微微一惊的了──仅次於晓得他曾出过国(这是我大惊小怪了，虽然香港台湾本来就在海外，不过他老人家英国美国义大利都去得，还是出乎我意料)。
老人家还是有一套的。他谈《水浒》，先从自小一段往事开始，讲到私熟当中其师郭某准备好酒菜牒翻看一本书的当儿，学童围观，不识其为何书，但知书名大书「水浒」两字；孩童们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如发现了新鲜好玩的物事，哄传「水浒」，有的倒是想起他们之中也有人看过同本书了──钱先生就被拱了出来，当下能背诵其中内容，果然了得(！真的了得)；不料其师沉吟一阵，说道：「汝不曾看(大字行间)小字罢？」一句话正中钱先生心里不踏实处。据钱先生说，从那以後他才晓得注意那些注疏。(妙得很的是，氏着《国史大纲》之外再没有人这样写书了)
而被他忽略的那在《水浒》中点评的，就是金圣叹。
金圣叹的评点固然让人有多看懂一点书中下笔之妙处，不过此种「教训」事过境迁，似乎除了是一种记忆外，再不能给钱穆带来什麽；钱先生便觉得金圣叹所谓「六大才子书」中，《史记》、《西厢》等等，金圣叹评的也不过尔尔(鲁迅则根本就认为七十回本《水浒》里头许多与其他版本不同处，根本是金圣叹自己动手改了，再加以「评点」，自己叫好；好像刘颚评《老残游记》，期待作者赶快出下一回一样)。金圣叹点出了宋江其实不过是挂了一面忠义的招牌，乃至於恨不得在最後一回众好汉聚义的当晚，在卢俊义梦里一口气全叫脑袋搬家；钱先生觉到宋江的确是假仁假义，但倒有另一番更全的解释；这得从施耐庵写作的用意说起。
说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响当当的名号，大部分人想的大概都是林冲；其实《水浒》开头倒还有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与众英雄不同，尽管也是小人逼得他到处投靠，却没把他逼上梁山去，却是把九纹龙给引了出来；而他自己却是这样给人匆匆一瞥，却是再也不曾出现在一般好汉的事业里头。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钱先生就想啊，在明初，施耐庵也曾给割据东南的张士诚「礼贤下士」一番想请出来，此处的王进莫不是施耐庵自己的写照？
钱先生这样想有他思路的脉络；我以前就曾耳闻，明初世大夫对於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兴趣缺缺一点，令钱穆感到讶异。在钱先生看来，除了宋祁之外，洪武帐下的许多文士对於参与政治实则冷感，乃至有些被逼迫的无奈；而这点也反映在《水浒》里头：固然有「逼上梁山」的，倒也有不少是自己就做贼的(好比说劫生辰纲的那批)，更有不少是被「请」上梁山的(不是把家人先请上，就是先把其家人结果的──借敌之手)。看来元末群雄并起，合传统士大夫口味的理想君王却是从缺。钱先生把这点牵来与洪武君杠上孟轲(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恼的朱元璋把孔庙里陪祀的这位「亚圣」给易了位)这回事，更像是臭头洪武骨子里极恶非道，煞有介事。我们似乎也不需惊讶毛泽东的统治下会有《明代特务政治》这样的影射史学出来。
思及明朝与人民共和国相似处，又让我忍不住有些遐想，钱穆对《水浒》作如是解，莫不是因为元末群雄与国共之争，有不少相似处，有令人安身的为难处吧！钱穆自始即与自命新潮的民初文人格格不入，待得情势发展到只剩左右之分、蒋毛之别时，对他而言恐怕更要不堪了。毛泽东那一边左派且勿论；至於蒋介石到了台湾，虽曾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实不过是与另一边的文化大革命打对台而已。蒋本人基督教可以信，王阳明知行合一也可以主张，中山舰事件时还被鲍罗庭当作「红色将军」竭力抬轿，不想下半辈子却是撤头撤脑的要反共抗俄──究竟争政权是真，争道统大概有点假了。钱穆这样左右为难，纵使有这一运动在，终究要觉得时不我予，像施耐庵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吧。(不过，看来他没得逞)
我猜後起若有文人，看到我这几大段，也要禁不住猜测台湾的政局、蓝绿的政治对峙有多麽令有志之士失望了；如果这种老传统的士大夫脾气还在後来华人的潜意识中的话。
在台湾念历史的大概很难不认识钱穆；一但认识，要忘记就更不容易了──他是李敖口中所谓比其师吕思勉还迂腐、迂腐到自成一格的，那种今日已绝迹的想做一代儒宗的传统(中古？)士大夫(这样形容似乎过分，所以我只是引述而已)──想忘掉他，很难。
《尚书》〈舜典〉：「 宾於四门，四门穆穆。」钱穆钱宾四先生。图片来源
不过最近翻了一下他的全集，却很讶异的发现他有篇文章在谈《水浒》；像他这样正经八百硬梆梆又被讥为「迂腐」的「学者」会去谈小说这种「小道」，看起来似乎也是绝无仅有，也够令人微微一惊的了──仅次於晓得他曾出过国(这是我大惊小怪了，虽然香港台湾本来就在海外，不过他老人家英国美国义大利都去得，还是出乎我意料)。
老人家还是有一套的。他谈《水浒》，先从自小一段往事开始，讲到私熟当中其师郭某准备好酒菜牒翻看一本书的当儿，学童围观，不识其为何书，但知书名大书「水浒」两字；孩童们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如发现了新鲜好玩的物事，哄传「水浒」，有的倒是想起他们之中也有人看过同本书了──钱先生就被拱了出来，当下能背诵其中内容，果然了得(！真的了得)；不料其师沉吟一阵，说道：「汝不曾看(大字行间)小字罢？」一句话正中钱先生心里不踏实处。据钱先生说，从那以後他才晓得注意那些注疏。(妙得很的是，氏着《国史大纲》之外再没有人这样写书了)
而被他忽略的那在《水浒》中点评的，就是金圣叹。
金圣叹的评点固然让人有多看懂一点书中下笔之妙处，不过此种「教训」事过境迁，似乎除了是一种记忆外，再不能给钱穆带来什麽；钱先生便觉得金圣叹所谓「六大才子书」中，《史记》、《西厢》等等，金圣叹评的也不过尔尔(鲁迅则根本就认为七十回本《水浒》里头许多与其他版本不同处，根本是金圣叹自己动手改了，再加以「评点」，自己叫好；好像刘颚评《老残游记》，期待作者赶快出下一回一样)。金圣叹点出了宋江其实不过是挂了一面忠义的招牌，乃至於恨不得在最後一回众好汉聚义的当晚，在卢俊义梦里一口气全叫脑袋搬家；钱先生觉到宋江的确是假仁假义，但倒有另一番更全的解释；这得从施耐庵写作的用意说起。
说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响当当的名号，大部分人想的大概都是林冲；其实《水浒》开头倒还有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与众英雄不同，尽管也是小人逼得他到处投靠，却没把他逼上梁山去，却是把九纹龙给引了出来；而他自己却是这样给人匆匆一瞥，却是再也不曾出现在一般好汉的事业里头。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钱先生就想啊，在明初，施耐庵也曾给割据东南的张士诚「礼贤下士」一番想请出来，此处的王进莫不是施耐庵自己的写照？
钱先生这样想有他思路的脉络；我以前就曾耳闻，明初世大夫对於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兴趣缺缺一点，令钱穆感到讶异。在钱先生看来，除了宋祁之外，洪武帐下的许多文士对於参与政治实则冷感，乃至有些被逼迫的无奈；而这点也反映在《水浒》里头：固然有「逼上梁山」的，倒也有不少是自己就做贼的(好比说劫生辰纲的那批)，更有不少是被「请」上梁山的(不是把家人先请上，就是先把其家人结果的──借敌之手)。看来元末群雄并起，合传统士大夫口味的理想君王却是从缺。钱先生把这点牵来与洪武君杠上孟轲(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恼的朱元璋把孔庙里陪祀的这位「亚圣」给易了位)这回事，更像是臭头洪武骨子里极恶非道，煞有介事。我们似乎也不需惊讶毛泽东的统治下会有《明代特务政治》这样的影射史学出来。
思及明朝与人民共和国相似处，又让我忍不住有些遐想，钱穆对《水浒》作如是解，莫不是因为元末群雄与国共之争，有不少相似处，有令人安身的为难处吧！钱穆自始即与自命新潮的民初文人格格不入，待得情势发展到只剩左右之分、蒋毛之别时，对他而言恐怕更要不堪了。毛泽东那一边左派且勿论；至於蒋介石到了台湾，虽曾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实不过是与另一边的文化大革命打对台而已。蒋本人基督教可以信，王阳明知行合一也可以主张，中山舰事件时还被鲍罗庭当作「红色将军」竭力抬轿，不想下半辈子却是撤头撤脑的要反共抗俄──究竟争政权是真，争道统大概有点假了。钱穆这样左右为难，纵使有这一运动在，终究要觉得时不我予，像施耐庵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吧。(不过，看来他没得逞)
我猜後起若有文人，看到我这几大段，也要禁不住猜测台湾的政局、蓝绿的政治对峙有多麽令有志之士失望了；如果这种老传统的士大夫脾气还在後来华人的潜意识中的话。
殉道论
殉道论
且罗列一番人类酷虐行为的众生相：白色恐怖期间，被国民党特务逮住，强灌葱麻油、牙刷强剃包皮褪开龟头等种种酷刑逼供、羞愤自杀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期间，被国民党军队逮住，一个个铁丝穿了手掌绑作堆，推下基隆港的无辜老百姓；八年抗战期间，被日本皇军逮住，在东北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室当中逐次将空气抽至真空，被自己的肠胃爆体的「圆木」(被当作活体实验「人」的代称)；民国初年，被军阀逮住，凌迟之先剥光衣服、割去双乳的女中国共产党员；雾社事件里，被日人逮住，屍体作成医学标本的莫那鲁道；明清之际，被孙可望逮住，活剥了人皮、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的李如月；唐将亡之际，被李克用逮住，死於不锋利的锯子之下，大骂「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的孙揆；汉兴之际，被吕氏逮住，五官俱废、四肢俱断，号为「人彘」的戚夫人…
七三一部队实验室遗址。图片来源
酷虐作为一种毁灭人的计俩，其惨无人道之处更不在草菅人命；种种恐怖行径，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巧思」之下，之所以能逼人至疯狂边缘直到屈服，更要紧处在於不视其为「人」的剥离受害者尊严──不仅仅是可以杀，因政治、仇恨而杀，更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杀，乃至於只是以游戏的、技巧的、竞技的心态来锯、绞、煮、灌、开洞、注入、修修剪剪、切切割割──这里头没有人，只有哀嚎不用多久，只剩肢体腐烂的血水屍块。屠夫，确是屠夫，然而我们何曾感到菜市场里的肉摊也是如此阴森恐怖？除非从那里头可以认出自己豢养宠坏的猫猫狗狗。
像前述李如月剥了皮像脱衣服一样畅快的大呼、孙揆「训斥」连锯子怎麽用都不会的刽子手，则从反面表达了这些人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消灭、同时也是被「去人化」、人格与尊严上的消灭时，无论如何无可奈何也要把自己「人」的特质夺回的激烈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有一种陷入半调子的危险，如果考虑到自杀的可能的话──死亡，无论是死於哪一种酷刑，在人格被去掉的意义上头，却反而有一丝任人割宰之下「反败为胜」的契机，或曰「引颈就戮」：原本是以残暴的手段作为恫吓而精心编纂起来的一套仪式，却有可能在牺牲者视死如归、自发性的承受所有这一切之下，使得各种折磨人的、不忍卒赌的新鲜玩意成为祭典上，可堪玩味的、意义的寄托──最好的例子是，再也不被当作酷刑象徵的十字架。
象徵仍然是人为的；宋元之交、明清之际，士大夫乃至於一般市井小民，於城落、城破之日，上吊、投井、骂贼而死的，史不绝书，盖此等仪式与其执行於敌人之手，终於不免己身死殉之志是否彰显的问号，未免「暧昧」，不若自己乾乾净净的了结了，省得後人在怖栗下，冲淡了杀身成仁的意味。
酷刑之外，人们也绝不能接受许多意外死亡；车祸空难地震之属，杀人之离奇有时固然直逼酷刑，乃至天工之巧不能夺，其令人不能接受处则与酷刑有相合者──如果说虐杀之下，人们还可以视死如归的想望浩气还太虚，意外事故则根本是场荒谬的闹剧了；这样死的技巧，却死的毫无价值，徒然令人觳觫流涕。
死有泰山鸿毛之轻重，似乎又该当如此解。
然而无奈的是，今日的死亡不仅仅是市场上肉贩的了，在各种媒介中，电影小说、新闻媒体，早已将屍首上可以玩的花样开发殆尽，或者说，犹待人去开辟一片「人体切割艺术」的新天地了；而那些无条件接受这一切的人们呢？他们比之鲁迅笔下翘首企盼，供人行刑的材料与看客，又更近一步了，成天想着要社会新闻满足胃口大开的嗜欲，鼓噪着要「演员」们「要就来真的，不要演戏」──他们不觉得萤幕前有什麽惨绝人寰了，他们要的不是什麽严肃的社会议题，只要能在这里头大飨暴力与冲突；他们总是抱怨不能满足脾胃的「节目」不够「精采」，反而引起了躁郁。
此於最近诸事件，对少数不肖媒体与不肖看客的心态有感，故讽之。
且罗列一番人类酷虐行为的众生相：白色恐怖期间，被国民党特务逮住，强灌葱麻油、牙刷强剃包皮褪开龟头等种种酷刑逼供、羞愤自杀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期间，被国民党军队逮住，一个个铁丝穿了手掌绑作堆，推下基隆港的无辜老百姓；八年抗战期间，被日本皇军逮住，在东北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室当中逐次将空气抽至真空，被自己的肠胃爆体的「圆木」(被当作活体实验「人」的代称)；民国初年，被军阀逮住，凌迟之先剥光衣服、割去双乳的女中国共产党员；雾社事件里，被日人逮住，屍体作成医学标本的莫那鲁道；明清之际，被孙可望逮住，活剥了人皮、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的李如月；唐将亡之际，被李克用逮住，死於不锋利的锯子之下，大骂「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的孙揆；汉兴之际，被吕氏逮住，五官俱废、四肢俱断，号为「人彘」的戚夫人…
七三一部队实验室遗址。图片来源
酷虐作为一种毁灭人的计俩，其惨无人道之处更不在草菅人命；种种恐怖行径，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巧思」之下，之所以能逼人至疯狂边缘直到屈服，更要紧处在於不视其为「人」的剥离受害者尊严──不仅仅是可以杀，因政治、仇恨而杀，更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杀，乃至於只是以游戏的、技巧的、竞技的心态来锯、绞、煮、灌、开洞、注入、修修剪剪、切切割割──这里头没有人，只有哀嚎不用多久，只剩肢体腐烂的血水屍块。屠夫，确是屠夫，然而我们何曾感到菜市场里的肉摊也是如此阴森恐怖？除非从那里头可以认出自己豢养宠坏的猫猫狗狗。
像前述李如月剥了皮像脱衣服一样畅快的大呼、孙揆「训斥」连锯子怎麽用都不会的刽子手，则从反面表达了这些人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消灭、同时也是被「去人化」、人格与尊严上的消灭时，无论如何无可奈何也要把自己「人」的特质夺回的激烈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有一种陷入半调子的危险，如果考虑到自杀的可能的话──死亡，无论是死於哪一种酷刑，在人格被去掉的意义上头，却反而有一丝任人割宰之下「反败为胜」的契机，或曰「引颈就戮」：原本是以残暴的手段作为恫吓而精心编纂起来的一套仪式，却有可能在牺牲者视死如归、自发性的承受所有这一切之下，使得各种折磨人的、不忍卒赌的新鲜玩意成为祭典上，可堪玩味的、意义的寄托──最好的例子是，再也不被当作酷刑象徵的十字架。
象徵仍然是人为的；宋元之交、明清之际，士大夫乃至於一般市井小民，於城落、城破之日，上吊、投井、骂贼而死的，史不绝书，盖此等仪式与其执行於敌人之手，终於不免己身死殉之志是否彰显的问号，未免「暧昧」，不若自己乾乾净净的了结了，省得後人在怖栗下，冲淡了杀身成仁的意味。
酷刑之外，人们也绝不能接受许多意外死亡；车祸空难地震之属，杀人之离奇有时固然直逼酷刑，乃至天工之巧不能夺，其令人不能接受处则与酷刑有相合者──如果说虐杀之下，人们还可以视死如归的想望浩气还太虚，意外事故则根本是场荒谬的闹剧了；这样死的技巧，却死的毫无价值，徒然令人觳觫流涕。
死有泰山鸿毛之轻重，似乎又该当如此解。
然而无奈的是，今日的死亡不仅仅是市场上肉贩的了，在各种媒介中，电影小说、新闻媒体，早已将屍首上可以玩的花样开发殆尽，或者说，犹待人去开辟一片「人体切割艺术」的新天地了；而那些无条件接受这一切的人们呢？他们比之鲁迅笔下翘首企盼，供人行刑的材料与看客，又更近一步了，成天想着要社会新闻满足胃口大开的嗜欲，鼓噪着要「演员」们「要就来真的，不要演戏」──他们不觉得萤幕前有什麽惨绝人寰了，他们要的不是什麽严肃的社会议题，只要能在这里头大飨暴力与冲突；他们总是抱怨不能满足脾胃的「节目」不够「精采」，反而引起了躁郁。
此於最近诸事件，对少数不肖媒体与不肖看客的心态有感，故讽之。
华人政治[1]
华人政治[1]
若采取「政治为权力的运作，而权力乃藉由人际关系的管道来传递」的观点来看政治，则讨论华人的政治文化，理当从华人社会藉以维系的人伦关系为讨论的起点。
华人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一个符号「仁」来说明；此种「仁」的关系就字面的意义解，是以「二人」之间为关注的焦点，而被统括以「五伦」称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对一的关系为基础)；这不同於印度的种姓阶序，也不同於欧洲从中世纪残留至今的阶级概念。至於指导此种「二人」关系的思想为何？可以儒宗「至圣」的一席话来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此种「恕」道，着重的是将心比心，「体」会、「体」谅此关系中的对方(也因此，道歉时必须说「对」不起或「对」不住；盖此种关系是一对一的「仁」的关系是也)，以此种得「体」的方式来应「对」。
我们再以印度与欧洲作为对照组，说明思想或宗教怎样诠释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印度的种姓(caste)阶序，是以各种姓宗教意义上「洁净」的程度来作为种姓高低的依据(越「洁净」的，越接近神)，而种姓中的个人若要在来世取得较高的种姓阶序，必须严守所谓的「法」(dharma)；这里的「法」指的是各种姓为各种姓中个人行为习惯的指导准则，规定了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遵守抑或违逆，其果报即是轮回之後、出身种姓的升降。这些行为上的细节有一大部分牵涉到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的「污染」，因此某些种姓是不被准许在日出或黄昏时进入市区的──拉长的阴影有玷污其他人的危险；而食物的烹煮则主要由高阶的婆罗门种姓为之，他们比较「洁净」的缘故。那些不幸被「玷污」的倒楣鬼也要靠婆罗门执行的一些仪式袪除不净。另外，在中古欧洲，阶级是以血缘出身为贵族平民之分；以英国人来说，此种阶级分化的观念仍残留於当今人们的行事行为当中。如在英语发音方面，上层阶级倾向於漏母音、下层阶级则漏子音；上层阶级决不说pardon、toilet等字汇；同样是dinner，下层阶级指午餐，上层阶级则指晚餐，等等，诸如此类。
讲到这里，读者未可放心；传统华人间的关系，显然较其他文明的传统要来的有「人」「味」的多，不是吗？但我在上一段已点出了，这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的「诠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理论的好坏在於能够诠释多少现象，不同理论的不同作用能够揭示同样现象的不同面。这篇文章我打算做一点针砭，因此也要动用较「现代」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华人间的关系模式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心理学在人格成长(以及精神疾病)的解释上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将成长视为个人生命史的演化(而精神疾病则导因於「退化」，被视为一种「返祖」现象)；佛洛依德一派的心理分析则开始以性的驱力作为人格成长动力的来源，以人生不同阶段性的驱力，作为成长的分期──婴儿的口腔期、儿童的肛门期与少年过渡为成人的生殖器期。所谓的人格成长，乃个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发育，相应的精神独立与自我主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与母体的逐渐脱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学习和熟练掌控周遭环境的能力。口腔期既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摄食的能力，同时还表现为此时期对於父母食物供给的仰赖(尤其是哺乳的母亲)；到了肛门期，儿童自我控制的焦点则转移到排泄上，而这个排泄的意象同时也可运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吐痰、唾、槟榔汁、剔牙、骂脏话、挖鼻屎耳垢擤鼻涕打喷嚏、搓身上的皮屑等等)；在生殖器期，成人式便是成功的追求异性到手，以缓解日渐增强的性慾煎熬。
以此种成长理论来衡量华人的「成长」，则传统文化中的华人可以说是从未「成年」过──一方面，中华式的婆婆妈妈们总习惯以「饮食」照顾儿孙，即使儿女们理论(年龄)上早已迈入成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他/她们在返家省亲时往往仍是劳驾老母下厨作菜、上菜款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儿女们永远是老妈们的儿女，精神上在母亲面前从未断奶。二来，对於儿童控制(定时定点)排泄的训练，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华人的儿童偏晚。在台湾早期的眷村往往有这样的回忆：穿着美国军援面粉袋作成的开档裤四处溜达；这种前後开档的「裤子」，不用说当然是为了随处方便的方便而设计的。此种「排泄」训练的缺乏也反映在「谈吐」上：痰、唾、食物残渣、皮癣、眼耳鼻屎，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往往是当众挖孔搓肤清喉咙，然後旁若无人似地随地「排泄」；年轻一辈的人或许比较少这些陋习，然而随便「发泄」情绪、口出恶言，或者抛丢垃圾纸屑则仍到处可见。三来，传统中国式的婚姻，不用说是父母「包办」的；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的学人敢於抛家弃子，另结新欢的，但不用说，大部分活在传统中的人没有。
不只裤子，连衣服也是面粉袋做的。图片来源
在现代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港台乃至於海外华人，看来似乎已不再有这种「吃人礼教」式的婚姻了。然而华人真的藉此过度了「生殖器期」了吗？中文中其实有若干语汇，其实是很简明的将「口腔期」与「肛门期」合而观之的；与「生殖器期」不同，这两个阶段主要的控制都在个人的身体上，而身体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个人最关注的部分──称呼自己为自「身」；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安「身」立命，因此《大学》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此种修「身」，正是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体」谅别人──当然，也是「身体」；更理所当然的是，对方也要「体」谅自「身」，否则，就是不会「做」人。这个「做」人可是一项大学问，也是华夏文明的菁华所在，别的文明没有的──西方只有「是」(to be)一个人，西方思想中的人是「自我」发展起来，不是藉由任何「二人」关系去定义的。绕了这麽一大圈再回来谈当代华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很不幸的，男女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企图达到已固定的有「名份」的程度(自然，这里的名份还可以从「封建」的五伦关系中寻得蛛丝马迹)，而变相为一种「事业」。相较之下，五四时代的少数学人反而才真正谈起了罗曼蒂克的恋爱；不肖子孙往往为了安「身」，差不多被迫成「家」，即使眼前的这一位不「对」「胃口」、不「对」「味」。不用说，此种婚恋的品质是很低的。(待续)
若采取「政治为权力的运作，而权力乃藉由人际关系的管道来传递」的观点来看政治，则讨论华人的政治文化，理当从华人社会藉以维系的人伦关系为讨论的起点。
华人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一个符号「仁」来说明；此种「仁」的关系就字面的意义解，是以「二人」之间为关注的焦点，而被统括以「五伦」称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对一的关系为基础)；这不同於印度的种姓阶序，也不同於欧洲从中世纪残留至今的阶级概念。至於指导此种「二人」关系的思想为何？可以儒宗「至圣」的一席话来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此种「恕」道，着重的是将心比心，「体」会、「体」谅此关系中的对方(也因此，道歉时必须说「对」不起或「对」不住；盖此种关系是一对一的「仁」的关系是也)，以此种得「体」的方式来应「对」。
我们再以印度与欧洲作为对照组，说明思想或宗教怎样诠释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印度的种姓(caste)阶序，是以各种姓宗教意义上「洁净」的程度来作为种姓高低的依据(越「洁净」的，越接近神)，而种姓中的个人若要在来世取得较高的种姓阶序，必须严守所谓的「法」(dharma)；这里的「法」指的是各种姓为各种姓中个人行为习惯的指导准则，规定了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遵守抑或违逆，其果报即是轮回之後、出身种姓的升降。这些行为上的细节有一大部分牵涉到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的「污染」，因此某些种姓是不被准许在日出或黄昏时进入市区的──拉长的阴影有玷污其他人的危险；而食物的烹煮则主要由高阶的婆罗门种姓为之，他们比较「洁净」的缘故。那些不幸被「玷污」的倒楣鬼也要靠婆罗门执行的一些仪式袪除不净。另外，在中古欧洲，阶级是以血缘出身为贵族平民之分；以英国人来说，此种阶级分化的观念仍残留於当今人们的行事行为当中。如在英语发音方面，上层阶级倾向於漏母音、下层阶级则漏子音；上层阶级决不说pardon、toilet等字汇；同样是dinner，下层阶级指午餐，上层阶级则指晚餐，等等，诸如此类。
讲到这里，读者未可放心；传统华人间的关系，显然较其他文明的传统要来的有「人」「味」的多，不是吗？但我在上一段已点出了，这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的「诠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理论的好坏在於能够诠释多少现象，不同理论的不同作用能够揭示同样现象的不同面。这篇文章我打算做一点针砭，因此也要动用较「现代」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华人间的关系模式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心理学在人格成长(以及精神疾病)的解释上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将成长视为个人生命史的演化(而精神疾病则导因於「退化」，被视为一种「返祖」现象)；佛洛依德一派的心理分析则开始以性的驱力作为人格成长动力的来源，以人生不同阶段性的驱力，作为成长的分期──婴儿的口腔期、儿童的肛门期与少年过渡为成人的生殖器期。所谓的人格成长，乃个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发育，相应的精神独立与自我主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与母体的逐渐脱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学习和熟练掌控周遭环境的能力。口腔期既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摄食的能力，同时还表现为此时期对於父母食物供给的仰赖(尤其是哺乳的母亲)；到了肛门期，儿童自我控制的焦点则转移到排泄上，而这个排泄的意象同时也可运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吐痰、唾、槟榔汁、剔牙、骂脏话、挖鼻屎耳垢擤鼻涕打喷嚏、搓身上的皮屑等等)；在生殖器期，成人式便是成功的追求异性到手，以缓解日渐增强的性慾煎熬。
以此种成长理论来衡量华人的「成长」，则传统文化中的华人可以说是从未「成年」过──一方面，中华式的婆婆妈妈们总习惯以「饮食」照顾儿孙，即使儿女们理论(年龄)上早已迈入成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他/她们在返家省亲时往往仍是劳驾老母下厨作菜、上菜款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儿女们永远是老妈们的儿女，精神上在母亲面前从未断奶。二来，对於儿童控制(定时定点)排泄的训练，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华人的儿童偏晚。在台湾早期的眷村往往有这样的回忆：穿着美国军援面粉袋作成的开档裤四处溜达；这种前後开档的「裤子」，不用说当然是为了随处方便的方便而设计的。此种「排泄」训练的缺乏也反映在「谈吐」上：痰、唾、食物残渣、皮癣、眼耳鼻屎，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往往是当众挖孔搓肤清喉咙，然後旁若无人似地随地「排泄」；年轻一辈的人或许比较少这些陋习，然而随便「发泄」情绪、口出恶言，或者抛丢垃圾纸屑则仍到处可见。三来，传统中国式的婚姻，不用说是父母「包办」的；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的学人敢於抛家弃子，另结新欢的，但不用说，大部分活在传统中的人没有。
不只裤子，连衣服也是面粉袋做的。图片来源
在现代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港台乃至於海外华人，看来似乎已不再有这种「吃人礼教」式的婚姻了。然而华人真的藉此过度了「生殖器期」了吗？中文中其实有若干语汇，其实是很简明的将「口腔期」与「肛门期」合而观之的；与「生殖器期」不同，这两个阶段主要的控制都在个人的身体上，而身体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个人最关注的部分──称呼自己为自「身」；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安「身」立命，因此《大学》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此种修「身」，正是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体」谅别人──当然，也是「身体」；更理所当然的是，对方也要「体」谅自「身」，否则，就是不会「做」人。这个「做」人可是一项大学问，也是华夏文明的菁华所在，别的文明没有的──西方只有「是」(to be)一个人，西方思想中的人是「自我」发展起来，不是藉由任何「二人」关系去定义的。绕了这麽一大圈再回来谈当代华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很不幸的，男女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企图达到已固定的有「名份」的程度(自然，这里的名份还可以从「封建」的五伦关系中寻得蛛丝马迹)，而变相为一种「事业」。相较之下，五四时代的少数学人反而才真正谈起了罗曼蒂克的恋爱；不肖子孙往往为了安「身」，差不多被迫成「家」，即使眼前的这一位不「对」「胃口」、不「对」「味」。不用说，此种婚恋的品质是很低的。(待续)
华人政治[2]
华人政治[2]
当然，本篇意在针砭华人的政治文化，无意去指责一般华人的「恋爱」的(所谓「去死去死团」成员往往过了适婚年龄却连个异性伴侣的手都没摸过，岂不陷於文化「酱缸」更惨？只应哀悼，不配批评)。不过我们接着「身」谈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题了：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麽特别的地方？特别之处在於，在「二人」关系之下，互动真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达成的；我们已说过这种对身体的注重其实是「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综合反应，而许多日常互动中的例子不例外的显示了此种对「口腔」(摄食)与「肛门」(排泄)的彼此「体」谅──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饱未？」、「吃过没？」；在「熟」人面前才敢「开口」，盖「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个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热不热情，决定了她/他有没有人情「味」；这是「摄食」面。「吐」苦水、「发泄」情绪则要找亲朋好友，这是「排泄」面(在西方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该找心理医师的)。
讲到这里，我要点明的是：中华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在此种互相「体」谅、「体」会、亲「躬」的追求下搭建起来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须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个政治关心的层面则基於「民以『食』为天」，致力於孟子所谓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虚其心、实其腹」，或者庄子所谓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此种着重饮食身家的「政治」理论，恰恰与西方契约论为解决一群个人自行发展、适者生存(华人的说法是「弱肉强食」，还是吃)所带来的无秩序大异其趣。实际上，民主政治引进汉土後，如果有什麽「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强中国的「子」民去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赋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权仅限於成年男性拥有(而女性则被视为与孩童等同)，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也是逐渐及於罗马城之外的(绝大多数「义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还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ocial是从拉丁文的socii来的，有译为「社会战争」，误)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国妇女运动为争取投票权，种种事蹟，更不待言。总而言之，参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资格，而成年与否端视个人人格发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谓的人格攻击(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里却译成了人「身」攻击──可见得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总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为被统治者着想，则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发展维持在儿童的阶段，换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门期」。
中华风的文化既然培养不出成人才能运作的「民主」，那麽因之而来的政治是什麽样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美其名为「信托」政治，其实可以再说得白一点，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欠缺这样的概念)去参与政治，而是拱手将权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体」谅，同时也尽全力「体」谅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跃进造成三千万饿莩死骨，可是毛泽东始终为其「子」民所信任，权威不曾动摇。是了，待过中国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即认为，相较於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经历的「认同危机」，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却不是个人发展上的困境，而是作为支配者的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我们若翻开後殖民主义者必读的经典着作，法农(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便晓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缘由，是作为心理医师的法农所诊断出来的个人认同谬误(在其案例中，是法属马提尼克 (Martinique) 岛上的黑人毫无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状态审(歧)视非洲大陆上(好比说，法属塞内加尔)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国之後，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其实也被当作黑人审(歧)视)。相较之下，华人则对政府普遍有依赖情节；其对外失败并不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失败，而习於将责任集中在少数「无能」的高层身上，自己是不在检讨之列的──华人式的政治检讨几乎一无例外，都是在帮为政者打算，因此个人的自我发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贤能」，或者说，个人费的是认不认定在位者(的权威)，而不是自己长不长进、报不报国。明明李鸿章一人去对抗一个国家的甲午战争，等到打了败仗要签约，却有一群出一张嘴的人公车上书，大骂李屈节卖国；像文革这样从上到下集体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为子宫，隐含的意思则是向母体的逆退──或者白话一点来说，是精神面还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闹)，在官方的历史中却叫四人帮顶罪了事。无疑，在这种个人不必负责的政治里，不必期待会有几个升斗小民彻底的觉悟成长的。
实际上，华人并非没有试过跨国家的认同。清末民初之际，华人留日者与日本学人之间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类的东亚意识；然而这与其说是觉悟到自己的身分认同，不如说是在西方列强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抱大腿的对象。曾经和日本人过从甚密的孙中山，到了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後没多久，又把布尔雪维克那一套拿来改造国民党，「联俄容共」去了。华人真正经历过「认同危机」的，算算恐怕只有国民党接收台湾之际、经历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独人士们；以文学家为代表的话，龙瑛宗、叶石涛那一辈经历过的尴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那个既非日本人、却也不是中国人，最终发疯的主人公则可说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当然不是说当代的台独运动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个人自觉的产物。实际上，当代台独运动兴起的远因首先是国民党造成的台湾实质独立，其近因则是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退出联合国──在前一个事件上，美国人不理会台湾当局，迳自将钓鱼台的主权交给日本；而在後一个事件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动用否决权，阻挡中共入联──这两件事其实在传达同一个讯息：美国人大腿之不可靠，连带的使抱美国人大腿的国民党政府颜面扫地，也开启了文学上的回归乡土运动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从党外运动人士不断的转换其口号(从乡土到本土到台湾意识)这点来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独」的不同包装之类的後见之明，但就历史现场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权威扫地後所造成的不断寻找权威的社会情状──诸如「台湾认同」此类的政治标语，很有趣的是几乎都被用在竖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的脉络中，却鲜少有人提到这里的认同不是认同「台湾」，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认同。就此而言，「台湾」这个符号的用处其实也就与神主牌没有两样。民进党中的主流派系如美丽岛，如新潮流，其「发迹」都在美丽岛事件之後；至於当时美丽岛事件中，诸公政治倾向之暧昧，从法庭审判上的自辩词里可窥其大概矣。一开始就举起台独大纛的海外独派团体，倒是从未在民进党中取得够看的派系势力。(待续)
叶石涛先生住左营，算是离我家最近的名人了
当然，本篇意在针砭华人的政治文化，无意去指责一般华人的「恋爱」的(所谓「去死去死团」成员往往过了适婚年龄却连个异性伴侣的手都没摸过，岂不陷於文化「酱缸」更惨？只应哀悼，不配批评)。不过我们接着「身」谈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题了：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麽特别的地方？特别之处在於，在「二人」关系之下，互动真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达成的；我们已说过这种对身体的注重其实是「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综合反应，而许多日常互动中的例子不例外的显示了此种对「口腔」(摄食)与「肛门」(排泄)的彼此「体」谅──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饱未？」、「吃过没？」；在「熟」人面前才敢「开口」，盖「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个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热不热情，决定了她/他有没有人情「味」；这是「摄食」面。「吐」苦水、「发泄」情绪则要找亲朋好友，这是「排泄」面(在西方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该找心理医师的)。
讲到这里，我要点明的是：中华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在此种互相「体」谅、「体」会、亲「躬」的追求下搭建起来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须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个政治关心的层面则基於「民以『食』为天」，致力於孟子所谓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虚其心、实其腹」，或者庄子所谓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此种着重饮食身家的「政治」理论，恰恰与西方契约论为解决一群个人自行发展、适者生存(华人的说法是「弱肉强食」，还是吃)所带来的无秩序大异其趣。实际上，民主政治引进汉土後，如果有什麽「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强中国的「子」民去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赋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权仅限於成年男性拥有(而女性则被视为与孩童等同)，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也是逐渐及於罗马城之外的(绝大多数「义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还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ocial是从拉丁文的socii来的，有译为「社会战争」，误)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国妇女运动为争取投票权，种种事蹟，更不待言。总而言之，参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资格，而成年与否端视个人人格发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谓的人格攻击(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里却译成了人「身」攻击──可见得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总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为被统治者着想，则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发展维持在儿童的阶段，换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门期」。
中华风的文化既然培养不出成人才能运作的「民主」，那麽因之而来的政治是什麽样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美其名为「信托」政治，其实可以再说得白一点，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欠缺这样的概念)去参与政治，而是拱手将权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体」谅，同时也尽全力「体」谅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跃进造成三千万饿莩死骨，可是毛泽东始终为其「子」民所信任，权威不曾动摇。是了，待过中国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即认为，相较於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经历的「认同危机」，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却不是个人发展上的困境，而是作为支配者的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我们若翻开後殖民主义者必读的经典着作，法农(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便晓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缘由，是作为心理医师的法农所诊断出来的个人认同谬误(在其案例中，是法属马提尼克 (Martinique) 岛上的黑人毫无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状态审(歧)视非洲大陆上(好比说，法属塞内加尔)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国之後，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其实也被当作黑人审(歧)视)。相较之下，华人则对政府普遍有依赖情节；其对外失败并不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失败，而习於将责任集中在少数「无能」的高层身上，自己是不在检讨之列的──华人式的政治检讨几乎一无例外，都是在帮为政者打算，因此个人的自我发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贤能」，或者说，个人费的是认不认定在位者(的权威)，而不是自己长不长进、报不报国。明明李鸿章一人去对抗一个国家的甲午战争，等到打了败仗要签约，却有一群出一张嘴的人公车上书，大骂李屈节卖国；像文革这样从上到下集体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为子宫，隐含的意思则是向母体的逆退──或者白话一点来说，是精神面还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闹)，在官方的历史中却叫四人帮顶罪了事。无疑，在这种个人不必负责的政治里，不必期待会有几个升斗小民彻底的觉悟成长的。
实际上，华人并非没有试过跨国家的认同。清末民初之际，华人留日者与日本学人之间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类的东亚意识；然而这与其说是觉悟到自己的身分认同，不如说是在西方列强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抱大腿的对象。曾经和日本人过从甚密的孙中山，到了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後没多久，又把布尔雪维克那一套拿来改造国民党，「联俄容共」去了。华人真正经历过「认同危机」的，算算恐怕只有国民党接收台湾之际、经历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独人士们；以文学家为代表的话，龙瑛宗、叶石涛那一辈经历过的尴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那个既非日本人、却也不是中国人，最终发疯的主人公则可说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当然不是说当代的台独运动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个人自觉的产物。实际上，当代台独运动兴起的远因首先是国民党造成的台湾实质独立，其近因则是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退出联合国──在前一个事件上，美国人不理会台湾当局，迳自将钓鱼台的主权交给日本；而在後一个事件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动用否决权，阻挡中共入联──这两件事其实在传达同一个讯息：美国人大腿之不可靠，连带的使抱美国人大腿的国民党政府颜面扫地，也开启了文学上的回归乡土运动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从党外运动人士不断的转换其口号(从乡土到本土到台湾意识)这点来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独」的不同包装之类的後见之明，但就历史现场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权威扫地後所造成的不断寻找权威的社会情状──诸如「台湾认同」此类的政治标语，很有趣的是几乎都被用在竖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的脉络中，却鲜少有人提到这里的认同不是认同「台湾」，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认同。就此而言，「台湾」这个符号的用处其实也就与神主牌没有两样。民进党中的主流派系如美丽岛，如新潮流，其「发迹」都在美丽岛事件之後；至於当时美丽岛事件中，诸公政治倾向之暧昧，从法庭审判上的自辩词里可窥其大概矣。一开始就举起台独大纛的海外独派团体，倒是从未在民进党中取得够看的派系势力。(待续)
叶石涛先生住左营，算是离我家最近的名人了
华人政治[3]
华人政治[3]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政治乱象绝非什麽民主必经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要下什麽比较确切的按语，不如说是在华人习而不察的心理深层结构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础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在野党最有力的批评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固然有，正反意见固然迭出纷陈，术业有专攻，非本文能品评。然而对一般人来说，「经济」问题究竟意味什麽，却是很耐人寻味──无论谢长廷提出什麽「幸福经济」的口号，抑或不少蓝营支持者(当然，绿营也不少)在经济学上的知识硬碰硬後较量不过，抬出「人民的感觉最重要」之类的遁词(此辈出没网路者大有其人)，很明显的都是将信任放在亲「身」「体」验之上──讲明点，还是不出孟子「不饥不寒」、不离老子「实其腹」的主张。现下总统大选在即，安定牌历来必打无虞；可怜台湾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张始终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讲乱象──虽然华人传统上的政治所欲达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毕竟那还有安定的意味，无论如何安居乐业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华人国民性里这种人格发展朝婴儿期逆退的性质，既然发展不出西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公民政治，常常连此种最起码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腊，因为债务而实际上陷入他人奴隶状况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说雅典的梭伦Solon就是搞此种改革，并且乾脆从此以後禁止雅典人当奴隶)；一但权威扫地，再配合人民饥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乱」──在华人的历史传统里，并没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应对的是所谓的「揭杆而起」接着「群雄逐鹿」：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抑或美国独立革命，其基础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导，意图争取「天赋人权」而爆发的；即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去推动的。讽刺的是，後来真正(？)发生共产革命的两个国家，并非因为其国情符合马克思的预测而建立共产政权；在中国，毋宁是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不饥不寒」的条件都不能维持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但也仅只是动摇。历来的农民革命，鲜少一击之下就推翻专制王朝的──无论是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宋代的田虎方腊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国；至如笔者熟悉的明代，唐赛儿、刘六刘七、邓茂七等等等…从明代中叶以来即小乱不断──往往是饥民与「封建迷信」的组合。「建设」不必说(「理性」指导更是奢谈)，破坏还往往极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窜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关中为基地建号称极还把明思宗逼去自缢，结果山海关之役打了个一蹶不振，简直可以说是在清军面前又恢复了流窜的本质流到亡，残部不是被清军收编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还是幌子，自身难保的南明政权根本约束不了这些土匪头，往往为患百姓，自家内哄更是屡见不鲜(清军能进入南明最後的据点云南，说到底还是拜孙可望与李定国龃龉之赐)。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有痛斥「奸民」、「刁民」、「乱民」、「暴民」的传统(尤其为官者)；中共政权建立之後，官方却统一论调，一律将诸如此类的某某之「乱」全部改称为「农民革命」。此说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罗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实，此「革命」与彼「革命」相提并论，不特增人疑窦，识者简直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叹。
我们已经提过近代中国「权威危机」的观点；固然，人民寻求权威是中国式安定的基础，「权威危机」之下就是华人社会的乱象。然而没有「权威危机」，没有天灾人祸，华人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吗？
我有一阵子曾经担任某网路讨论版的BM。那段时间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是，有两类「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们发泄/排泄的本事。这第一类，是那些初来乍到，或许搞不好还是第一次上网的，往往还不熟悉网路上的习语用语、某讨论板上风气的，所以总要经过一点「矫正」才学会控制，才比较能适当的表达积极性/攻击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说，这样虽然乱，但在一个大体上谈吐风气还算可以的网路社群里头，慢慢把这股锐气磨到众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各泼皮无赖的神通；今日制造业中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证官方意识形态势微、「经济」(不过，这又是哪门子经济)挂帅下此辈「奸民」、「刁民」的再兴(明末就有很多现在俗称「金光党」的诈骗业了──我手边的《士商类要》就记着「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此运输方面的「黑心」业者也)。这第二类则不同，发作者并非不谙规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诸公缺乏的绝非权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权威上的安定性「太过」，因而造成他们有恃无恐；这类权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论坛)坛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该论坛物以类聚、一丘之貉横行有年的「小圈圈」──本来华人的小圈圈对於一个本分老实人来说，是一个拟似母体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寻求这样一个固定的归宿来摄食、排泄。但当如此以个人为中心所搭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子，与某个非封闭性团体中参与的成员重叠时，或者我们说得白一点，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头，大部分经常出没的人之间彼此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时，就会出现所谓华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现象──有如婴儿或幼童对於私人性的空间隐私不晓得要保持距离，下意识的不会在通渠大道上让路一般(也不会借你过)，华人只要能够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择地点的从不安局促一变为「当成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通常还过分)的表现。下焉者，则是仗着有人有势(或者人多势众)党同伐异。本文再四强调华人政治文化中对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发展的迟滞，而中国传统的另一种政治危机正是此种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着以个人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众人母体，在饱暖之余进一步追求的是被宠爱，乃至被宠坏(spoiled)。集团内部越是充斥着这样不长进的个人，其彼此之间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纵容其中的成员表现其有类儿童的幼稚与专横。
我们不会讶异传统中国的掌权者会给予其亲信以种种特权优遇；正是利用了此种耍性子使坏的心理，支配者与其爪牙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的巩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与暴力时的心理凭藉，尤其是「人多势众」之时。此种祸害在近代中国最特出的例子，恐怕无过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连大陆那边都早已承认这实际上是十年动乱)的高潮阶段，唯一没有被红卫兵颠覆而瘫痪的机构大概只剩人民解放军而已；而受害者简直有史不绝书之态，在1980年代蔚为「伤痕文学」之风。文革最後的结束最後还是靠那个始作俑者──敬爱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还是管束小孩子的语气)，才结束了一场参与人数该列名世界纪录的巨大闹剧。此等情态，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宠，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贼」之谓也。(日来民进党政府官员中亦不少此类人等，论祸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结构倒如出一辙矣)(待续)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政治乱象绝非什麽民主必经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要下什麽比较确切的按语，不如说是在华人习而不察的心理深层结构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础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在野党最有力的批评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固然有，正反意见固然迭出纷陈，术业有专攻，非本文能品评。然而对一般人来说，「经济」问题究竟意味什麽，却是很耐人寻味──无论谢长廷提出什麽「幸福经济」的口号，抑或不少蓝营支持者(当然，绿营也不少)在经济学上的知识硬碰硬後较量不过，抬出「人民的感觉最重要」之类的遁词(此辈出没网路者大有其人)，很明显的都是将信任放在亲「身」「体」验之上──讲明点，还是不出孟子「不饥不寒」、不离老子「实其腹」的主张。现下总统大选在即，安定牌历来必打无虞；可怜台湾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张始终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讲乱象──虽然华人传统上的政治所欲达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毕竟那还有安定的意味，无论如何安居乐业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华人国民性里这种人格发展朝婴儿期逆退的性质，既然发展不出西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公民政治，常常连此种最起码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腊，因为债务而实际上陷入他人奴隶状况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说雅典的梭伦Solon就是搞此种改革，并且乾脆从此以後禁止雅典人当奴隶)；一但权威扫地，再配合人民饥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乱」──在华人的历史传统里，并没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应对的是所谓的「揭杆而起」接着「群雄逐鹿」：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抑或美国独立革命，其基础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导，意图争取「天赋人权」而爆发的；即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去推动的。讽刺的是，後来真正(？)发生共产革命的两个国家，并非因为其国情符合马克思的预测而建立共产政权；在中国，毋宁是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不饥不寒」的条件都不能维持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但也仅只是动摇。历来的农民革命，鲜少一击之下就推翻专制王朝的──无论是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宋代的田虎方腊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国；至如笔者熟悉的明代，唐赛儿、刘六刘七、邓茂七等等等…从明代中叶以来即小乱不断──往往是饥民与「封建迷信」的组合。「建设」不必说(「理性」指导更是奢谈)，破坏还往往极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窜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关中为基地建号称极还把明思宗逼去自缢，结果山海关之役打了个一蹶不振，简直可以说是在清军面前又恢复了流窜的本质流到亡，残部不是被清军收编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还是幌子，自身难保的南明政权根本约束不了这些土匪头，往往为患百姓，自家内哄更是屡见不鲜(清军能进入南明最後的据点云南，说到底还是拜孙可望与李定国龃龉之赐)。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有痛斥「奸民」、「刁民」、「乱民」、「暴民」的传统(尤其为官者)；中共政权建立之後，官方却统一论调，一律将诸如此类的某某之「乱」全部改称为「农民革命」。此说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罗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实，此「革命」与彼「革命」相提并论，不特增人疑窦，识者简直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叹。
我们已经提过近代中国「权威危机」的观点；固然，人民寻求权威是中国式安定的基础，「权威危机」之下就是华人社会的乱象。然而没有「权威危机」，没有天灾人祸，华人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吗？
我有一阵子曾经担任某网路讨论版的BM。那段时间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是，有两类「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们发泄/排泄的本事。这第一类，是那些初来乍到，或许搞不好还是第一次上网的，往往还不熟悉网路上的习语用语、某讨论板上风气的，所以总要经过一点「矫正」才学会控制，才比较能适当的表达积极性/攻击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说，这样虽然乱，但在一个大体上谈吐风气还算可以的网路社群里头，慢慢把这股锐气磨到众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各泼皮无赖的神通；今日制造业中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证官方意识形态势微、「经济」(不过，这又是哪门子经济)挂帅下此辈「奸民」、「刁民」的再兴(明末就有很多现在俗称「金光党」的诈骗业了──我手边的《士商类要》就记着「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此运输方面的「黑心」业者也)。这第二类则不同，发作者并非不谙规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诸公缺乏的绝非权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权威上的安定性「太过」，因而造成他们有恃无恐；这类权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论坛)坛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该论坛物以类聚、一丘之貉横行有年的「小圈圈」──本来华人的小圈圈对於一个本分老实人来说，是一个拟似母体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寻求这样一个固定的归宿来摄食、排泄。但当如此以个人为中心所搭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子，与某个非封闭性团体中参与的成员重叠时，或者我们说得白一点，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头，大部分经常出没的人之间彼此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时，就会出现所谓华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现象──有如婴儿或幼童对於私人性的空间隐私不晓得要保持距离，下意识的不会在通渠大道上让路一般(也不会借你过)，华人只要能够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择地点的从不安局促一变为「当成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通常还过分)的表现。下焉者，则是仗着有人有势(或者人多势众)党同伐异。本文再四强调华人政治文化中对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发展的迟滞，而中国传统的另一种政治危机正是此种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着以个人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众人母体，在饱暖之余进一步追求的是被宠爱，乃至被宠坏(spoiled)。集团内部越是充斥着这样不长进的个人，其彼此之间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纵容其中的成员表现其有类儿童的幼稚与专横。
我们不会讶异传统中国的掌权者会给予其亲信以种种特权优遇；正是利用了此种耍性子使坏的心理，支配者与其爪牙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的巩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与暴力时的心理凭藉，尤其是「人多势众」之时。此种祸害在近代中国最特出的例子，恐怕无过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连大陆那边都早已承认这实际上是十年动乱)的高潮阶段，唯一没有被红卫兵颠覆而瘫痪的机构大概只剩人民解放军而已；而受害者简直有史不绝书之态，在1980年代蔚为「伤痕文学」之风。文革最後的结束最後还是靠那个始作俑者──敬爱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还是管束小孩子的语气)，才结束了一场参与人数该列名世界纪录的巨大闹剧。此等情态，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宠，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贼」之谓也。(日来民进党政府官员中亦不少此类人等，论祸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结构倒如出一辙矣)(待续)
华人政治[4]
华人政治[4]
我想读者看完本文前几段以後，不再像某些人一样以为将毛泽东列为上世纪四大刽子手之一(常见的说法还包括了希特勒、史达林与蒋介石；不过我要不客气的说，这种说法十足表现了资本主义打倒法西斯极权的胜利者史观本位)，就能将文革解释清楚了吧?!虽然用了「上下交相贼」来表述此种「共犯结构」，然而我还是要回到本文初衷，找「人民」算帐。在这里将「人民」当作标的正是恰如其分，正是华人寻找庇护的需求与钻营使得「小圈圈」不但得以成形，更进一步「扩张/团结」起来──在最终极的层次上就是一个全「体」的人民。所幸(？)在这里，沿着身家国天下一路扩张的政治只停留在理想上而已(真正达到此种程度的该是日本人)，因而历史上华人的政治组织将枪杆子对着自己人的时候总是要多些。不过这种赖着权威/母体就想撒野、表现侵略性的性格倒是一致的，具体体现在「西瓜偎大边」、「树倒猢狲散」等种种一窝疯选边站的集体性上──当然是靠上可以纵容自己的那边。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社会边缘人或团体的漠视乃至蔑视；今日228事件「昭雪」，年轻的知识人当中即使对政治无兴趣者，把事件挂在嘴边、过过以资产阶级方式「关怀」社会瘾头者所在多有，盖即使没有深仇大恨可发泄，也有点搞社会运动文史工作的派头。我已提过台湾岛内随着政治权威起舞跟风的现象；到底这当中关怀「台湾」的味道有几许？我们不妨问问同样一批人当中对於岛内外原住民社会问题的了解有多深入。在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问题上大玩数人头游戏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去精确的核算下面这个数字──1990年代左右15-34岁的十万名原住民妇女中，竟有近三万人沦入风月场所，而当时原住民总人口也不过三十万出头──这笔数字距今不过二十年的光景，不但早已被遗忘，恐怕从未存於「台湾人民」的记忆中。诸如在绿岛盖监狱、在兰屿埋核废料等等把岛内的垃圾望别人家里丢、或者将日据时期的「番人所在地」改为「山地保留地」，实际上剥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等等纰政，恐怕没几个「台湾人」耐烦去算它记它。无独有偶，在算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乐生事件中，在网路上的公共空间里又让我领教了一批批此仗势欺人者的恶行恶状：这当中以「顾三餐」的新庄市民身分发言痛诋交通不便者有之、自以为持效益主义观点就可以大方牺牲/消灭乐生院民者有之、自承「党国余孽」觉得这些於党於国无用者岂可要求那麽多者有之、自诩代表「台湾人民」发声、认乐生运动乃最不要脸的社运之耻者有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乐生」一名几冒天下之大不韪。呜呼，汉生病友何辜！无他；弱势者，活该。
可别以为趋炎附势是人类的天性。英国人以别拗出名，也以在体育竞赛中声援弱势者闻名；倒是为自己国家的代表队加油反而令他们感到别扭。一般说来，欧美人士似乎都喜欢为陷於劣势却不屈不挠者喝采(16世纪以降的欧洲政治逐渐走向权利中心多元制衡的状态，权力平衡也逐渐成为欧陆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中国则始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岂偶然哉)，相较之下，华人真令人齿冷，猥罳极矣。
这种「团结力量大」主义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则是孙隆基氏所谓的「铲平主义」。约略言之，庸众自己不能成长又不愿他人成长，因而压制他人不得出头、扼杀成就，正是顺理成章。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前、蒋桂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感到形势大好的毛泽东填了一阙〈清平乐〉，歌咏「分田分地真忙」，大有「海内清平」之意气。然而此种「分田分地」从来就不是只针对地主，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抓富农中农充数；盖所谓「天下太平」者，是不容许一点不齐头的(论者莫谓此处「太平」有穿凿附会之嫌；类似的辞汇，日文却写作「天下泰平」，此「泰」才有丰足之感，哪像「太」字在加强「平」的语气？)。土地财产尚可均分，至於天赋才能呢？对於「杰出人才」被摧残的种类及原因，固然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不过就读书人这个门类而言，似乎可以将他/她们的被害归结为反智主义，或者说正是因为在知识上的杰出使其成为被铲平的对象。钱锺书，陈寅恪，哪个不是文史方面的大家？所以但凡出自其笔下的手稿，莫不给人钞去烧去，必欲除之而逞一时之快，而後之学者痛惜不已。小说家者流，大至小说中挥洒一流京片子的老舍，小至夏志清视之不入流的人民文学家赵树理，一个不能受辱自沉太平湖，一个忍辱又兼忍痛(又是断肋骨又是断髋骨)忍得最後还是死路一条，通通难逃此劫。知识份子谈文革，往往只谈到知识份子倒楣；其实知识份子彼此在权力场中斗角，狠劲决不输与无知无识的老百姓(就此而言，吴唅的下场可谓现世报)，而许多演员、运动员则根本是因为美貌歌喉出风头而横罹此祸，只因为不会摇笔杆所以没知识份子那样声势浩大罢了。
才子钱锺书。此公家学渊源，20岁左右就代其父钱基博出马捉刀，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序－－当然是文言文。其後留学英法，钻研西欧各国文学；在引用西方典故的场合，往往法文拉丁文义大利文就脱口而出，非常可怕。(陈寅恪也通包括已灭国者在内的数国语言，但在口语能力上似乎就比较差)图片来源
我论华人性格中的反智主义，乃从此种铲平主义而来；盖反智的倾向遍布全球，似乎不足以大惊小怪，不过华人反智的渊源有其特殊之处。然而华人并非没有「文化」，不但不是没有，而且在很长一但历史时期中中华文物还是长期对外出口的；虽然孔孟信徒常用「不绝如缕」来形容学绝道丧的可怕境地，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被害妄想罢了(尤其是那些「大儒」的学案一卷卷把来堆积如山看得很烦的时候)。这是说除了搞「天下太平」之外，华人其实很喜欢学问的吗？非也！华人搞学问，实际上很少有西方人那种追求自身完满的进取性；与追求事业、异性只是在求安「身」之处一般，华人管他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管他是有多拼命多勤奋，往往却好像是避世的一种手段一样，在耐性的持续上或许非常惊人，却少有情绪上的激奋，更是一点冒险犯难的味道也没有。我们已经谈过华人对母体的需求，此处讲到华式的「钻研学问」，其实也都是此种往母体里钻营的意向(我念大学的时候，此种避世而槁木死灰似的，所谓坐困书斋的学者，所遇不知凡几；真是只欠一死尔)。求学的「热情」能有多少？西方19世纪时那种路人可以皆知的「科学」早已不复存在，「科学」与「玄学」早已混淆不清的当下，我却总是感到身边人(在这时多半仍是学子)对科学的信仰直截简单到毫不需反省的地步──惟其简单易懂，故不烦深思是矣。那种孔德氏的实证主义或许早就从学术研究的先锋上排除掉了，可是在稍有知识者当中却依然故我，彷佛孔氏在19世纪西欧的声誉在今日仍然隆盛一般。相较之下，哲学令人讨厌或乏人问津，简直也有与当时雷同之感(与友对谈，除了念哲学的之外，少有能忍受我那种「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怀疑起」者；我念历史系的时候，若不是听到老师说「别排斥哲学」或者直承「我不懂」，就是学生在抱怨「不着实际」)。盖没有热情，故不足以克服疑难是也。即便有热情呢？这种热情往往也因为缺乏思想的训练而转移到积累的狂热上，其实不过是种恋物癖(fetish)而已(此类似乎以念历史的最多；见多识广的我见多了，可是有几个富有洞见、能好好运用概念的？无怪人云史学无理论)。 (待续)
我想读者看完本文前几段以後，不再像某些人一样以为将毛泽东列为上世纪四大刽子手之一(常见的说法还包括了希特勒、史达林与蒋介石；不过我要不客气的说，这种说法十足表现了资本主义打倒法西斯极权的胜利者史观本位)，就能将文革解释清楚了吧?!虽然用了「上下交相贼」来表述此种「共犯结构」，然而我还是要回到本文初衷，找「人民」算帐。在这里将「人民」当作标的正是恰如其分，正是华人寻找庇护的需求与钻营使得「小圈圈」不但得以成形，更进一步「扩张/团结」起来──在最终极的层次上就是一个全「体」的人民。所幸(？)在这里，沿着身家国天下一路扩张的政治只停留在理想上而已(真正达到此种程度的该是日本人)，因而历史上华人的政治组织将枪杆子对着自己人的时候总是要多些。不过这种赖着权威/母体就想撒野、表现侵略性的性格倒是一致的，具体体现在「西瓜偎大边」、「树倒猢狲散」等种种一窝疯选边站的集体性上──当然是靠上可以纵容自己的那边。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社会边缘人或团体的漠视乃至蔑视；今日228事件「昭雪」，年轻的知识人当中即使对政治无兴趣者，把事件挂在嘴边、过过以资产阶级方式「关怀」社会瘾头者所在多有，盖即使没有深仇大恨可发泄，也有点搞社会运动文史工作的派头。我已提过台湾岛内随着政治权威起舞跟风的现象；到底这当中关怀「台湾」的味道有几许？我们不妨问问同样一批人当中对於岛内外原住民社会问题的了解有多深入。在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问题上大玩数人头游戏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去精确的核算下面这个数字──1990年代左右15-34岁的十万名原住民妇女中，竟有近三万人沦入风月场所，而当时原住民总人口也不过三十万出头──这笔数字距今不过二十年的光景，不但早已被遗忘，恐怕从未存於「台湾人民」的记忆中。诸如在绿岛盖监狱、在兰屿埋核废料等等把岛内的垃圾望别人家里丢、或者将日据时期的「番人所在地」改为「山地保留地」，实际上剥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等等纰政，恐怕没几个「台湾人」耐烦去算它记它。无独有偶，在算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乐生事件中，在网路上的公共空间里又让我领教了一批批此仗势欺人者的恶行恶状：这当中以「顾三餐」的新庄市民身分发言痛诋交通不便者有之、自以为持效益主义观点就可以大方牺牲/消灭乐生院民者有之、自承「党国余孽」觉得这些於党於国无用者岂可要求那麽多者有之、自诩代表「台湾人民」发声、认乐生运动乃最不要脸的社运之耻者有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乐生」一名几冒天下之大不韪。呜呼，汉生病友何辜！无他；弱势者，活该。
可别以为趋炎附势是人类的天性。英国人以别拗出名，也以在体育竞赛中声援弱势者闻名；倒是为自己国家的代表队加油反而令他们感到别扭。一般说来，欧美人士似乎都喜欢为陷於劣势却不屈不挠者喝采(16世纪以降的欧洲政治逐渐走向权利中心多元制衡的状态，权力平衡也逐渐成为欧陆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中国则始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岂偶然哉)，相较之下，华人真令人齿冷，猥罳极矣。
这种「团结力量大」主义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则是孙隆基氏所谓的「铲平主义」。约略言之，庸众自己不能成长又不愿他人成长，因而压制他人不得出头、扼杀成就，正是顺理成章。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前、蒋桂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感到形势大好的毛泽东填了一阙〈清平乐〉，歌咏「分田分地真忙」，大有「海内清平」之意气。然而此种「分田分地」从来就不是只针对地主，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抓富农中农充数；盖所谓「天下太平」者，是不容许一点不齐头的(论者莫谓此处「太平」有穿凿附会之嫌；类似的辞汇，日文却写作「天下泰平」，此「泰」才有丰足之感，哪像「太」字在加强「平」的语气？)。土地财产尚可均分，至於天赋才能呢？对於「杰出人才」被摧残的种类及原因，固然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不过就读书人这个门类而言，似乎可以将他/她们的被害归结为反智主义，或者说正是因为在知识上的杰出使其成为被铲平的对象。钱锺书，陈寅恪，哪个不是文史方面的大家？所以但凡出自其笔下的手稿，莫不给人钞去烧去，必欲除之而逞一时之快，而後之学者痛惜不已。小说家者流，大至小说中挥洒一流京片子的老舍，小至夏志清视之不入流的人民文学家赵树理，一个不能受辱自沉太平湖，一个忍辱又兼忍痛(又是断肋骨又是断髋骨)忍得最後还是死路一条，通通难逃此劫。知识份子谈文革，往往只谈到知识份子倒楣；其实知识份子彼此在权力场中斗角，狠劲决不输与无知无识的老百姓(就此而言，吴唅的下场可谓现世报)，而许多演员、运动员则根本是因为美貌歌喉出风头而横罹此祸，只因为不会摇笔杆所以没知识份子那样声势浩大罢了。
才子钱锺书。此公家学渊源，20岁左右就代其父钱基博出马捉刀，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序－－当然是文言文。其後留学英法，钻研西欧各国文学；在引用西方典故的场合，往往法文拉丁文义大利文就脱口而出，非常可怕。(陈寅恪也通包括已灭国者在内的数国语言，但在口语能力上似乎就比较差)图片来源
我论华人性格中的反智主义，乃从此种铲平主义而来；盖反智的倾向遍布全球，似乎不足以大惊小怪，不过华人反智的渊源有其特殊之处。然而华人并非没有「文化」，不但不是没有，而且在很长一但历史时期中中华文物还是长期对外出口的；虽然孔孟信徒常用「不绝如缕」来形容学绝道丧的可怕境地，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被害妄想罢了(尤其是那些「大儒」的学案一卷卷把来堆积如山看得很烦的时候)。这是说除了搞「天下太平」之外，华人其实很喜欢学问的吗？非也！华人搞学问，实际上很少有西方人那种追求自身完满的进取性；与追求事业、异性只是在求安「身」之处一般，华人管他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管他是有多拼命多勤奋，往往却好像是避世的一种手段一样，在耐性的持续上或许非常惊人，却少有情绪上的激奋，更是一点冒险犯难的味道也没有。我们已经谈过华人对母体的需求，此处讲到华式的「钻研学问」，其实也都是此种往母体里钻营的意向(我念大学的时候，此种避世而槁木死灰似的，所谓坐困书斋的学者，所遇不知凡几；真是只欠一死尔)。求学的「热情」能有多少？西方19世纪时那种路人可以皆知的「科学」早已不复存在，「科学」与「玄学」早已混淆不清的当下，我却总是感到身边人(在这时多半仍是学子)对科学的信仰直截简单到毫不需反省的地步──惟其简单易懂，故不烦深思是矣。那种孔德氏的实证主义或许早就从学术研究的先锋上排除掉了，可是在稍有知识者当中却依然故我，彷佛孔氏在19世纪西欧的声誉在今日仍然隆盛一般。相较之下，哲学令人讨厌或乏人问津，简直也有与当时雷同之感(与友对谈，除了念哲学的之外，少有能忍受我那种「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怀疑起」者；我念历史系的时候，若不是听到老师说「别排斥哲学」或者直承「我不懂」，就是学生在抱怨「不着实际」)。盖没有热情，故不足以克服疑难是也。即便有热情呢？这种热情往往也因为缺乏思想的训练而转移到积累的狂热上，其实不过是种恋物癖(fetish)而已(此类似乎以念历史的最多；见多识广的我见多了，可是有几个富有洞见、能好好运用概念的？无怪人云史学无理论)。 (待续)
华人政治[5]
华人政治[5]
本文在开头特别提到作为权力运作管道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如是说，在於点出：政治不是天边的事，除非某某人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与他人的联系可以减到最少)。就本文所具的诸多例子而言，许多仰赖的是所谓的「共同记忆/历史」(不过看来这方面的效果一点也不高；写了19世纪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邦作育英才，提到他的宝贝学生问的问题：「您说二次大战，那表示说有一次罗？」或许台湾学生的程度会好点)，不过对於一个当今60亿分之一的个人而言，最切身的，恐怕无过於身边的鸡毛蒜皮、三姑六婆、街谈巷语中的「政治」。
我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沾染上了在网路空间里鬼混的风习；当然现在也是如此，不过越发倾向自言自语写blog，鲜少去和人对谈了。究其原因，在某几个以知识讨论为主的版面上碰过的许多鸟事，可说是在在亲躬见证了身蹈人际关系的网络、受够了某种「政治」习气，因而不得不「出此下策」，「高步追许由」吧！这当中，既见识到了「反智主义」、「铲平主义」，也大大领教了「小圈圈」的威力──有一阵子我把Cimon这个ID倒过来，以Nomic行，不想虽然行文、语气、知识论述方面起码的严谨性等等都未尝刻意改变，在与他人论辩时却受到明显「差别待遇」；就某种程度而言，故意引诱别人表露丑态固然居心不良，不过遭遇同些个「网友」在Cimon前左一句大大右一句大大、碰到Nomic就不顾礼数逻辑什麽鬼话都扯得出来的景况，还真令人叹观止矣。关系打得深、人际靠得牢，学问差一点，本来也是无所谓嘛，一人一口口水就把个人主义者淹死了；这还是「知识讨论」的领域呐，若是别种网路群体，恐怕连拿理论来粉饰的意图也一点都没有了，是活生生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可是我要说，合群的自大威力之强之大，哪怕是在此种自大面前搞个人的自大，虽说搞起来是很过瘾，不过也不用幻想能搞多大；真的「聪明人」都是去搞「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君不见，华人每要侵害别人，往往也要用「我是为╳╳着想」的语法？大至政党斗争、族群对立，小至父母拆信件立门禁，都不出这一套；在明明是为自己争取应得权利的场合，却搞的好像还活在帝制时期、委屈自己称颂皇恩浩荡一样(台湾搞选举造势或是请愿的场合，就是有人特别喜欢下跪)。此无他，就算骨子里钩心斗角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了，表面上也要识「大体」的搞合群，然後才有胆搞自大。横眉冷对千夫指，虽千万人吾往矣，固然可以换得「你很厉害，在╳╳板单挑众人」(此在某版笔战，某某人绝无仅有私下来信与我之「奖励」也)的虚荣，又还能有什麽？还是後人妆点语也。
不写了。此数篇特孙隆基氏唾余尔！聊以发发牢骚。真正论到这几篇文字里有几分价值，我看很少；孙氏的理论太好用，因而太泛用，以致於没有几分真知灼见。案，中国国民性批判的研究自西风东渐以来逐日盛行，然而以「文化即人格论」的角度来探讨的，似以孙氏为第一人。论孙氏的相关大作，或可举《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未断奶的民族》两册；在两书中，孙氏都继承了民初以来那种嘻笑怒骂的骂人方式，不过心理学的观点在前书已有所揭露，在後一本里头更是富有心理学研究的深度。「文化即人格论」是美国在1950年代相当盛行於人类学界的一种理论，主张文化具体表现在该文化中个人的人格特质上，而这些人格特质的形塑则要追索到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其中尤要者便是父母抚育儿童的方式。运用这种研究法的一个着名例子是米德(Margaret Mead)的研究，如在其所着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就以儿童被养育的不同方式为线索，说明为何一个「原始部落」不论男女都被养成了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气质、另一个部落则不辨雌雄的全养成了所谓男性该具有的侵略性、更有一个部落里头，男性与女性理当有的脾性与当时的西方观念中的男女特质刚好颠倒了过来。此说一出，撼动性别研究、再揭新一波女权运动，自不待言。相较之下，孙氏「中」书一出，也不过厕身比肩於柏杨李敖之流，我看认识柏阳的还要远多於孙；然则要教训华人，水准亦不得不调较於相对应的知识高度欤？(完)
孙氏参与某座谈会的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有点欠揍，不过一时之间我找不着更好的。按：虽然孙氏在自己书中对香港人挞伐有加，不过有时候我觉得他口气之刻薄多少也因为他是在那长大的缘故；我碰过的几个香港人给我的观感都不太好，用「风俗浇薄」来形容真是恰如其分。犹忆大学时某个论文发表会上，某个一听就知道是港仔的学者在和我系上某个以儒家信徒自命的教授为了吴宓的情史在辩；且不说这种有类八卦杂志讦人阴私的「研究」，那港仔对吴宓追女仔的评价是很刻薄的
本文在开头特别提到作为权力运作管道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如是说，在於点出：政治不是天边的事，除非某某人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与他人的联系可以减到最少)。就本文所具的诸多例子而言，许多仰赖的是所谓的「共同记忆/历史」(不过看来这方面的效果一点也不高；写了19世纪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邦作育英才，提到他的宝贝学生问的问题：「您说二次大战，那表示说有一次罗？」或许台湾学生的程度会好点)，不过对於一个当今60亿分之一的个人而言，最切身的，恐怕无过於身边的鸡毛蒜皮、三姑六婆、街谈巷语中的「政治」。
我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沾染上了在网路空间里鬼混的风习；当然现在也是如此，不过越发倾向自言自语写blog，鲜少去和人对谈了。究其原因，在某几个以知识讨论为主的版面上碰过的许多鸟事，可说是在在亲躬见证了身蹈人际关系的网络、受够了某种「政治」习气，因而不得不「出此下策」，「高步追许由」吧！这当中，既见识到了「反智主义」、「铲平主义」，也大大领教了「小圈圈」的威力──有一阵子我把Cimon这个ID倒过来，以Nomic行，不想虽然行文、语气、知识论述方面起码的严谨性等等都未尝刻意改变，在与他人论辩时却受到明显「差别待遇」；就某种程度而言，故意引诱别人表露丑态固然居心不良，不过遭遇同些个「网友」在Cimon前左一句大大右一句大大、碰到Nomic就不顾礼数逻辑什麽鬼话都扯得出来的景况，还真令人叹观止矣。关系打得深、人际靠得牢，学问差一点，本来也是无所谓嘛，一人一口口水就把个人主义者淹死了；这还是「知识讨论」的领域呐，若是别种网路群体，恐怕连拿理论来粉饰的意图也一点都没有了，是活生生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可是我要说，合群的自大威力之强之大，哪怕是在此种自大面前搞个人的自大，虽说搞起来是很过瘾，不过也不用幻想能搞多大；真的「聪明人」都是去搞「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君不见，华人每要侵害别人，往往也要用「我是为╳╳着想」的语法？大至政党斗争、族群对立，小至父母拆信件立门禁，都不出这一套；在明明是为自己争取应得权利的场合，却搞的好像还活在帝制时期、委屈自己称颂皇恩浩荡一样(台湾搞选举造势或是请愿的场合，就是有人特别喜欢下跪)。此无他，就算骨子里钩心斗角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了，表面上也要识「大体」的搞合群，然後才有胆搞自大。横眉冷对千夫指，虽千万人吾往矣，固然可以换得「你很厉害，在╳╳板单挑众人」(此在某版笔战，某某人绝无仅有私下来信与我之「奖励」也)的虚荣，又还能有什麽？还是後人妆点语也。
不写了。此数篇特孙隆基氏唾余尔！聊以发发牢骚。真正论到这几篇文字里有几分价值，我看很少；孙氏的理论太好用，因而太泛用，以致於没有几分真知灼见。案，中国国民性批判的研究自西风东渐以来逐日盛行，然而以「文化即人格论」的角度来探讨的，似以孙氏为第一人。论孙氏的相关大作，或可举《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未断奶的民族》两册；在两书中，孙氏都继承了民初以来那种嘻笑怒骂的骂人方式，不过心理学的观点在前书已有所揭露，在後一本里头更是富有心理学研究的深度。「文化即人格论」是美国在1950年代相当盛行於人类学界的一种理论，主张文化具体表现在该文化中个人的人格特质上，而这些人格特质的形塑则要追索到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其中尤要者便是父母抚育儿童的方式。运用这种研究法的一个着名例子是米德(Margaret Mead)的研究，如在其所着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就以儿童被养育的不同方式为线索，说明为何一个「原始部落」不论男女都被养成了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气质、另一个部落则不辨雌雄的全养成了所谓男性该具有的侵略性、更有一个部落里头，男性与女性理当有的脾性与当时的西方观念中的男女特质刚好颠倒了过来。此说一出，撼动性别研究、再揭新一波女权运动，自不待言。相较之下，孙氏「中」书一出，也不过厕身比肩於柏杨李敖之流，我看认识柏阳的还要远多於孙；然则要教训华人，水准亦不得不调较於相对应的知识高度欤？(完)
孙氏参与某座谈会的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有点欠揍，不过一时之间我找不着更好的。按：虽然孙氏在自己书中对香港人挞伐有加，不过有时候我觉得他口气之刻薄多少也因为他是在那长大的缘故；我碰过的几个香港人给我的观感都不太好，用「风俗浇薄」来形容真是恰如其分。犹忆大学时某个论文发表会上，某个一听就知道是港仔的学者在和我系上某个以儒家信徒自命的教授为了吴宓的情史在辩；且不说这种有类八卦杂志讦人阴私的「研究」，那港仔对吴宓追女仔的评价是很刻薄的
汉和分际
汉和分际
前几天在书肆翻到本小人物写的小书(不过书名和作者我都没记起来)，观点是非常符合国民党官方所谓受日本「奴化」教育荼毒者。想也知道，本书的作者恨国民党入骨，不过对於某些独派视为已「独立」的当今台湾，恐怕亦未必有多少认同──原本台湾在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之後已经尽去的「支那人根性」，随着国民党另外五十年的统治，显然又让台湾人在勒戒成功的关头功亏一箦，继续成瘾下去。这是这本书的观点。
这只是个引子，我不是很有兴趣去评价这种说法(不过针对这种说法的来源做个社会成份的分析倒是很有趣的：现下的独派思想固然有乡土成份，不过在国民政府「接收/劫收」之际、228屠杀之余，下场最凄惨的其实是所谓的「台籍精英」，国民党宁愿让一些日本人继续在公部门留职，也不愿将权力下放；至於禁止使用日语的政策，更是从根本上消灭了这个精英阶层存在的基础──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许多少也有些讽刺的，凝聚其精英的我族意识时总是要利用殖民母国的母语。这本书的作者既然身为其之一是个医生，在批判起下层阶级的「支那人根性」自是不假词色，阶级意识浓厚)；虽然我才把华人骂了一遍，然而日本人的民族性究竟有否如此种种族歧视色彩斑烂一般的优越呢？
实际上，和人汉人在与西方相比较时有若干共通性，而最共通的一点大概就是「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极端则是死亡崇拜(逆退的终点自然是生命未诞生之时)──日本人以切腹自杀出名，这不用我多说(搞得二战打到最後，「神风」特攻之外连特攻专用机都出来了)。至於华人呢？或许与西方基督宗教相比较可以看出些端倪。基督宗教是以灵肉二分，并且鄙视肉体的，灵魂则以与至上神合而为一为终极的归宿。汉人的本土宗教道教，却专注在肉体之上，讲究的是长生不老、不老不死，而且还是以鹤发童颜、返老还童为理想(即向儿童时期逆退)；固然道教讲究「不死」，然而此种不死是以「无知无欲」的养生为代价的，极力避免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过的是植物般只知生长的生涯，在感情与智力上则与死亡无二致。至於汉人本土思想的另一大宗，儒家在强调忠孝节义之下，改朝换代之际则更是许多人身体力行「殉节」去了，这例子不用多举也不胜枚举(史乘中多有，书不胜书。而直到晚近，大陆变色之际国民党还有崇尚「太原五百完人」之风──只是讽刺的是这些人都是跟着阎老西的，才不是为了老蒋殉节哩)。
不过我要说的主要还是分别。这种分别在於，虽然儒家有「名分」之说，但在晚唐科举大行，世家凋零的状况下，汉人的社会越来越强调的不是「分」，而是源自佛教的概念「缘」(现在我们说的「缘分」差不多只剩「缘」的意思)。「缘」和「分」差在哪呢？「名」与「分」或许可以简单类比为现在所谓的(社会)角色与(随之而来的)责任和权利；而「缘」所带来的「分」与名所带来的「分」的不同之处，在於「缘」强调的是随机性，不像「名」那样是随着担任的角色(父母子女、长官弟兄，等等等等)而来的，因而这个「分」与天经地义的名分不同，有如朝露。(「缘」这个概念，原本是佛教在解释万象生成时所用的，所谓「因缘合和」，盖发生虽然有有迹可循的「因」，但还需不能察知的「缘」合和，才能生化万象，随缘起灭；用在人际关系上，则可比喻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往往是「应似飞鸿踏雪泥」，倏地不知从何而来，恍然之间已似了无踪迹)唐宋以下，中国社会阶级间的界线逐渐泯灭，但受到唐前期文化薰陶的日本就不同了；日本的社会，到现在依然有很浓厚的阶级性格，因而其「意识形态」虽然部分来自中原，所选择去取的部分却相当不同。就拿儒家思想来说吧，在中土一脉相传继承下来的儒学强调的都是「仁」，到了日本却转而强调「忠」──既是忠於统治阶级(「家」)，更是忠於本分──这里的「家」以及「分」都是很有趣的，如果和华人比较的话；华人也注重「身家性命」，但在身－家之间的过渡上，毋宁更注重「身」。在华人用「自身」来表达self这个概念时，日文用的则是「自分」这一辞。华人的「仁」的概念是以「二人」的关系为基础，个体在群体中的关系因而是呈现为无数的成对关系纠结的一点，而个人必须沿着此种关系网络运作权力；而日本人的个体，则固定在一个群体中确切的位置上，个人只需效忠於这个结构即可保持其整体运作无虞。这种分别具体表现在汉和两民族的名片上──华人的名片总是在一张卡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头衔，表现的是该人物所能掌握、动用的人际资源；相对的，一个日本人身上会带着许多不同的名片，每张名片上他所隶属的团体都不同。换言之，华人的社会组成是各个人的小圈圈错综复杂的彼此叠合，端视个人的能力纵横俾阖；日本人则没有沿着此种关系上权力互相抵制的问题，因而有极高度的集体行动力(而代价则是，在全面强调角色(「名」)的情况下个人主体的泯灭)。至於实例呢？但观19世纪中叶以迄於今，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发展，便知分晓。在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前，日本企业依靠的是给予员工极高保障的终身雇用与安定感，换来员工将「会社」当作自家一样的认同感与催人过劳死般戮力的投入工作；而台湾的经济奇蹟则建立在众多的中小企业之上，这些企业鲜有能发展出超越亲朋好友的关系圈的(若否，则内部人事倾压将平白消耗员工的生产力)。
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日本固有的阶级观有些松动的迹象，因而也出现些许从「忠」过渡到「仁」的迹象。在较早期的日本动画中(若以「超级系」「真实系」两派机器人动画为分界点，以「超级系」机器人动画如《マジンガーZ》(即台版的「无敌铁金刚」)为观察点)，固然有领衔男女主角，然而其他角色绝无边缘化的顾虑，在今天习惯偶像剧那套模式的年轻人看来如此容忍这些边缘的丑角或小角色诚属不可思议，然而正透露出那个时代於每个人都该有他所属的一「分」的普遍观点。相较之下，其後的日本漫画则越来越将故事的主题放在(至少大致看起来)可以势均力敌的几个主角身上；这些漫画通常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模式──最初的主角往往将被击败的配角/第二/三主角「收编」，直到人数达到某种饱和为止(这种饱和的时间点大概出现在作者为了庞大的主角群苦思另一个势均力敌的敌对群时)。换言之，像是《七龙珠》或者《幽游白书》之类的故事，其实都走上了施耐庵《水浒传》的老路(只是施老功力所及，真的凑足主角群108人之数而後已)。不过无论是华式还是和式，在此种集体性的强调下没有西方个人主义发展余地的状况则是相同的(虽说华人的个体已成为其体系的中心，然而「仁」的实行必须是以「体认」的方式将己方意志加诸对方身上的，换言之，个人的能动性必须出於照顾对方的集体意识。请参考拙文〈华人政治〉)。在《幽游白书》或者《银魂》中，与西方有些相类、努力追求自我提升的角色，若不是被「收编」，常常只能落得反派的地位(与下场)(如《幽游白书》中的户愚吕(弟)或者《银魂》中的伊东鸭太郎)。与此相较，美式漫画中的美国英雄则绝少此种情节(想像一下小丑、双面人、企鹅被打败後成为蝙蝠侠的夥伴──像话吗。)；一个看似例外的例子或许是X-Men(「特异功能组」)，但只是看似。无论是以Professor X(「X教授」)为首的正派亦或Magneto(「万磁王」)为首的反派，都绝无日式漫画当中那种夸张的「收编」情节；实际上在老美看来，这部作品所隐喻的更像是美国政治中的少数(但也许精英，如犹太人)族群所处的境遇，其团体组成有赖於西方政治中常见的阶级意识，其阶级运动绝非基於中国式的感情认同，而自有一套主张为指导(Professor X与Magneto虽同为mutant(「变种人」)，但彼此之间的分裂乃基於对「变种人和正常人类之间(应有)的关系」认知(与主张)的不同)。或者会出现各种看似头头是道但前後矛盾的「说教」，或者会直接出於不需任何理由的夥伴意识，或者两者皆有，但日式的漫画绝少出现根据一贯的「教条」而与其他角色若即若离的状况；更多的是既无主张、甚至有时也无任何长处，单单只因为被接纳为人群中的一员而为我群牺牲奋斗的热血。
唉呀，不过看《银魂》只要看它搞笑开心就好啦。图为本作中猿飞菖莆的Cos
前几天在书肆翻到本小人物写的小书(不过书名和作者我都没记起来)，观点是非常符合国民党官方所谓受日本「奴化」教育荼毒者。想也知道，本书的作者恨国民党入骨，不过对於某些独派视为已「独立」的当今台湾，恐怕亦未必有多少认同──原本台湾在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之後已经尽去的「支那人根性」，随着国民党另外五十年的统治，显然又让台湾人在勒戒成功的关头功亏一箦，继续成瘾下去。这是这本书的观点。
这只是个引子，我不是很有兴趣去评价这种说法(不过针对这种说法的来源做个社会成份的分析倒是很有趣的：现下的独派思想固然有乡土成份，不过在国民政府「接收/劫收」之际、228屠杀之余，下场最凄惨的其实是所谓的「台籍精英」，国民党宁愿让一些日本人继续在公部门留职，也不愿将权力下放；至於禁止使用日语的政策，更是从根本上消灭了这个精英阶层存在的基础──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许多少也有些讽刺的，凝聚其精英的我族意识时总是要利用殖民母国的母语。这本书的作者既然身为其之一是个医生，在批判起下层阶级的「支那人根性」自是不假词色，阶级意识浓厚)；虽然我才把华人骂了一遍，然而日本人的民族性究竟有否如此种种族歧视色彩斑烂一般的优越呢？
实际上，和人汉人在与西方相比较时有若干共通性，而最共通的一点大概就是「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极端则是死亡崇拜(逆退的终点自然是生命未诞生之时)──日本人以切腹自杀出名，这不用我多说(搞得二战打到最後，「神风」特攻之外连特攻专用机都出来了)。至於华人呢？或许与西方基督宗教相比较可以看出些端倪。基督宗教是以灵肉二分，并且鄙视肉体的，灵魂则以与至上神合而为一为终极的归宿。汉人的本土宗教道教，却专注在肉体之上，讲究的是长生不老、不老不死，而且还是以鹤发童颜、返老还童为理想(即向儿童时期逆退)；固然道教讲究「不死」，然而此种不死是以「无知无欲」的养生为代价的，极力避免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过的是植物般只知生长的生涯，在感情与智力上则与死亡无二致。至於汉人本土思想的另一大宗，儒家在强调忠孝节义之下，改朝换代之际则更是许多人身体力行「殉节」去了，这例子不用多举也不胜枚举(史乘中多有，书不胜书。而直到晚近，大陆变色之际国民党还有崇尚「太原五百完人」之风──只是讽刺的是这些人都是跟着阎老西的，才不是为了老蒋殉节哩)。
不过我要说的主要还是分别。这种分别在於，虽然儒家有「名分」之说，但在晚唐科举大行，世家凋零的状况下，汉人的社会越来越强调的不是「分」，而是源自佛教的概念「缘」(现在我们说的「缘分」差不多只剩「缘」的意思)。「缘」和「分」差在哪呢？「名」与「分」或许可以简单类比为现在所谓的(社会)角色与(随之而来的)责任和权利；而「缘」所带来的「分」与名所带来的「分」的不同之处，在於「缘」强调的是随机性，不像「名」那样是随着担任的角色(父母子女、长官弟兄，等等等等)而来的，因而这个「分」与天经地义的名分不同，有如朝露。(「缘」这个概念，原本是佛教在解释万象生成时所用的，所谓「因缘合和」，盖发生虽然有有迹可循的「因」，但还需不能察知的「缘」合和，才能生化万象，随缘起灭；用在人际关系上，则可比喻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往往是「应似飞鸿踏雪泥」，倏地不知从何而来，恍然之间已似了无踪迹)唐宋以下，中国社会阶级间的界线逐渐泯灭，但受到唐前期文化薰陶的日本就不同了；日本的社会，到现在依然有很浓厚的阶级性格，因而其「意识形态」虽然部分来自中原，所选择去取的部分却相当不同。就拿儒家思想来说吧，在中土一脉相传继承下来的儒学强调的都是「仁」，到了日本却转而强调「忠」──既是忠於统治阶级(「家」)，更是忠於本分──这里的「家」以及「分」都是很有趣的，如果和华人比较的话；华人也注重「身家性命」，但在身－家之间的过渡上，毋宁更注重「身」。在华人用「自身」来表达self这个概念时，日文用的则是「自分」这一辞。华人的「仁」的概念是以「二人」的关系为基础，个体在群体中的关系因而是呈现为无数的成对关系纠结的一点，而个人必须沿着此种关系网络运作权力；而日本人的个体，则固定在一个群体中确切的位置上，个人只需效忠於这个结构即可保持其整体运作无虞。这种分别具体表现在汉和两民族的名片上──华人的名片总是在一张卡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头衔，表现的是该人物所能掌握、动用的人际资源；相对的，一个日本人身上会带着许多不同的名片，每张名片上他所隶属的团体都不同。换言之，华人的社会组成是各个人的小圈圈错综复杂的彼此叠合，端视个人的能力纵横俾阖；日本人则没有沿着此种关系上权力互相抵制的问题，因而有极高度的集体行动力(而代价则是，在全面强调角色(「名」)的情况下个人主体的泯灭)。至於实例呢？但观19世纪中叶以迄於今，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发展，便知分晓。在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前，日本企业依靠的是给予员工极高保障的终身雇用与安定感，换来员工将「会社」当作自家一样的认同感与催人过劳死般戮力的投入工作；而台湾的经济奇蹟则建立在众多的中小企业之上，这些企业鲜有能发展出超越亲朋好友的关系圈的(若否，则内部人事倾压将平白消耗员工的生产力)。
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日本固有的阶级观有些松动的迹象，因而也出现些许从「忠」过渡到「仁」的迹象。在较早期的日本动画中(若以「超级系」「真实系」两派机器人动画为分界点，以「超级系」机器人动画如《マジンガーZ》(即台版的「无敌铁金刚」)为观察点)，固然有领衔男女主角，然而其他角色绝无边缘化的顾虑，在今天习惯偶像剧那套模式的年轻人看来如此容忍这些边缘的丑角或小角色诚属不可思议，然而正透露出那个时代於每个人都该有他所属的一「分」的普遍观点。相较之下，其後的日本漫画则越来越将故事的主题放在(至少大致看起来)可以势均力敌的几个主角身上；这些漫画通常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模式──最初的主角往往将被击败的配角/第二/三主角「收编」，直到人数达到某种饱和为止(这种饱和的时间点大概出现在作者为了庞大的主角群苦思另一个势均力敌的敌对群时)。换言之，像是《七龙珠》或者《幽游白书》之类的故事，其实都走上了施耐庵《水浒传》的老路(只是施老功力所及，真的凑足主角群108人之数而後已)。不过无论是华式还是和式，在此种集体性的强调下没有西方个人主义发展余地的状况则是相同的(虽说华人的个体已成为其体系的中心，然而「仁」的实行必须是以「体认」的方式将己方意志加诸对方身上的，换言之，个人的能动性必须出於照顾对方的集体意识。请参考拙文〈华人政治〉)。在《幽游白书》或者《银魂》中，与西方有些相类、努力追求自我提升的角色，若不是被「收编」，常常只能落得反派的地位(与下场)(如《幽游白书》中的户愚吕(弟)或者《银魂》中的伊东鸭太郎)。与此相较，美式漫画中的美国英雄则绝少此种情节(想像一下小丑、双面人、企鹅被打败後成为蝙蝠侠的夥伴──像话吗。)；一个看似例外的例子或许是X-Men(「特异功能组」)，但只是看似。无论是以Professor X(「X教授」)为首的正派亦或Magneto(「万磁王」)为首的反派，都绝无日式漫画当中那种夸张的「收编」情节；实际上在老美看来，这部作品所隐喻的更像是美国政治中的少数(但也许精英，如犹太人)族群所处的境遇，其团体组成有赖於西方政治中常见的阶级意识，其阶级运动绝非基於中国式的感情认同，而自有一套主张为指导(Professor X与Magneto虽同为mutant(「变种人」)，但彼此之间的分裂乃基於对「变种人和正常人类之间(应有)的关系」认知(与主张)的不同)。或者会出现各种看似头头是道但前後矛盾的「说教」，或者会直接出於不需任何理由的夥伴意识，或者两者皆有，但日式的漫画绝少出现根据一贯的「教条」而与其他角色若即若离的状况；更多的是既无主张、甚至有时也无任何长处，单单只因为被接纳为人群中的一员而为我群牺牲奋斗的热血。
唉呀，不过看《银魂》只要看它搞笑开心就好啦。图为本作中猿飞菖莆的Cos
文化相对论(culture relativism)与自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文化相对论(culture relativism)与自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文化相对论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招牌之一，并且通常以自族中心主义作为对比──或者坦白说，前者是用来批判後者的──在「多元化」与「尊重少数族群」的潮流冲激之下，从自身所属文化出发去评判另一个文化观点自然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文化相对论的主张里头，只有文化自身的标准能够且有资格批评该文化。
这种主张对於十九世纪以来「文明」或者「进化」等概念自是一大反动，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强调普世的价值，诸如「人权」之类时(英国人的文明统治宣布食人俗为非法，在新几内亚岛上的Mundugumor原住民因此少了一个自杀的选项──坐着独木舟顺流漂向敌对的食人部落)。然而它并非凭空诞生的；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脉落中有迹可循。美国人类学界中此派的垫基者博厄斯(Franz Boas；虽说他被尊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其实在他之前即已出过Henry Morgan这样享誉全球的人类学者──尽管Morgan所持的进化论观点在当今被批判的一无是处)系德籍移民，在他的学说中也将德国学界里对「文化」的重视给移植了过来──十九世纪的「文明」观乃是法国思想界的传统；在德语通行的地方(德国统一尚待击败法国的一八七一年之後)为与之抗衡，则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理有固然，为了日後民族统一铺路，此时的「德国人」对「文化」的强调，自是为了对抗「文明」的普世性，进而强调民族内部文化固有的内在性与独特性。讽刺的是这个源流其实同时孕育喂养这两个(文化相对论与自族中心主义)今天看来互相矛盾的概念。在博厄斯起而号召、以及流行的印地安人文化注定消失(今天看来不确)的流行看法之下，美国的人类学界如火如荼的展开「以後可就没机会」的印地安人民族志研究；可在德国本土，在希特勒上台後，反闪族主义与体质人类学中的异类优生学相结合，不但令当时的德国人类学界交了白卷，还助长了灭绝五百万人的种族大屠杀。
博厄斯像。图片来源
博厄斯之後，人类学「进化」观点的研究取向再度自沉寂中复出；美国的「新进化论」学者Steward从生态的观点出发，主张文化的核心乃是针对环境适应而产生的，其他种文化特徵则是(因此)无关紧要且变异繁多的(虽然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特徵很可能成为该文化独特的标签)。由此，文化也就能够成为社会规模的指标，不同的文化可依其规模，整合在同一个社会底下──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最大的社会组织只是家庭的情况下，「涵化」(acculturation)意味的并不是在国家的统治下其文化就「沦亡」了；未曾有过的社会规模(及其文化)自然没有沦亡之理，而家庭内部的文化在嫁接上国家组织後若整合良好，实际上是可以保存下来的。而华侨所在之处处处矗立着的「唐人街」、「中国城」，则是令一个文化保存在一定社会组织当中的例子。更进一步言，二十世纪後半固然以新兴国家林立始(1960年被称为「非洲之年」，一口气独立了17个国家)，但却以国家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超国际组织终；世界正在，且越发整合。
我想在这国族主义者频频叫嚣的年代，认清文化保存的社会层次，以避免为莫名的政治主张混淆努力的方向，对当今的台湾该有一些益处。
文化相对论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招牌之一，并且通常以自族中心主义作为对比──或者坦白说，前者是用来批判後者的──在「多元化」与「尊重少数族群」的潮流冲激之下，从自身所属文化出发去评判另一个文化观点自然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文化相对论的主张里头，只有文化自身的标准能够且有资格批评该文化。
这种主张对於十九世纪以来「文明」或者「进化」等概念自是一大反动，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强调普世的价值，诸如「人权」之类时(英国人的文明统治宣布食人俗为非法，在新几内亚岛上的Mundugumor原住民因此少了一个自杀的选项──坐着独木舟顺流漂向敌对的食人部落)。然而它并非凭空诞生的；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脉落中有迹可循。美国人类学界中此派的垫基者博厄斯(Franz Boas；虽说他被尊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其实在他之前即已出过Henry Morgan这样享誉全球的人类学者──尽管Morgan所持的进化论观点在当今被批判的一无是处)系德籍移民，在他的学说中也将德国学界里对「文化」的重视给移植了过来──十九世纪的「文明」观乃是法国思想界的传统；在德语通行的地方(德国统一尚待击败法国的一八七一年之後)为与之抗衡，则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理有固然，为了日後民族统一铺路，此时的「德国人」对「文化」的强调，自是为了对抗「文明」的普世性，进而强调民族内部文化固有的内在性与独特性。讽刺的是这个源流其实同时孕育喂养这两个(文化相对论与自族中心主义)今天看来互相矛盾的概念。在博厄斯起而号召、以及流行的印地安人文化注定消失(今天看来不确)的流行看法之下，美国的人类学界如火如荼的展开「以後可就没机会」的印地安人民族志研究；可在德国本土，在希特勒上台後，反闪族主义与体质人类学中的异类优生学相结合，不但令当时的德国人类学界交了白卷，还助长了灭绝五百万人的种族大屠杀。
博厄斯像。图片来源
博厄斯之後，人类学「进化」观点的研究取向再度自沉寂中复出；美国的「新进化论」学者Steward从生态的观点出发，主张文化的核心乃是针对环境适应而产生的，其他种文化特徵则是(因此)无关紧要且变异繁多的(虽然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特徵很可能成为该文化独特的标签)。由此，文化也就能够成为社会规模的指标，不同的文化可依其规模，整合在同一个社会底下──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最大的社会组织只是家庭的情况下，「涵化」(acculturation)意味的并不是在国家的统治下其文化就「沦亡」了；未曾有过的社会规模(及其文化)自然没有沦亡之理，而家庭内部的文化在嫁接上国家组织後若整合良好，实际上是可以保存下来的。而华侨所在之处处处矗立着的「唐人街」、「中国城」，则是令一个文化保存在一定社会组织当中的例子。更进一步言，二十世纪後半固然以新兴国家林立始(1960年被称为「非洲之年」，一口气独立了17个国家)，但却以国家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超国际组织终；世界正在，且越发整合。
我想在这国族主义者频频叫嚣的年代，认清文化保存的社会层次，以避免为莫名的政治主张混淆努力的方向，对当今的台湾该有一些益处。
二十五自述
二十五自述
我今年二十五岁。二十五这个年纪有什麽特别之处呢？或许有人正在职场上奋斗；或有人在规划和爱侣的下一步；或许有人拗到了一笔奖助金，正准备出国深造。二十五。二十五是这样的年纪，不只是脱胎了，还或许成熟了，告别过去，用上名副其实「新鲜人」的新鲜观点，要给社会一场惊喜、震撼…
我很希望是这样；我很希望，妄想着凭着区区的部落格上的文章，就能起到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我这人安着坏心眼，揣想着要每个看到我作品的人感到「天哪世界上竟有这种怪杰/怪脚，我真的自惭形秽不如去死算了」，咯咯咯包藏祸心心怀不轨的傻笑着。当然我不是。不是这样「多智而近妖」如诸葛般的神话人物。有种东西叫自知之明。
有自知之明很好吗？或许吧。毕竟在这世上没有喜欢当笨蛋，所以「谦退」的人行情自然水涨船高，而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甚至即使他也只有自知之明而无知人之明，也可以落得孙子一个「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的中庸之评。在他自己的弱点前是膨胀不到哪里去的。但是。
但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弱点时，岂只渺小；简直是被五指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呀。
我迷上人格养成理论有段时间。沉迷於某种东西浑然忘我，似乎起码也算是至少愉快的状态。然而这是在与自身无关的东西上头才得如此惬意。拿小说来说吧。一部好的小说，往往揭示出、叫读者面对自己的不堪；或许有人会拒绝此种不堪，大概因为他们立刻就警觉到，这样的剖析，会叫人肝肠寸断、一命呜呼，死而後已的。但既然有这样警敏的性格，就有相反的温吞的人存在；他们或许是被虐狂的好胚？可以塑造出最贱格的人种？
我好像沉溺到另一个黑暗的角落了。我要说的是「人格成长理论」呐。虽然是如此深邃的迷人，但我并不真正的欣赏它，尤其是在解释一个人的人格缺陷时它竟然如此管用的时候。它有什麽不好？除了它是正直的谏友外，它还把问题一扛子都揽到了环境上头。环境里头扭曲、扼杀人格最有力的因子，就在下一代的养育者身上。他们背上了罪名。
这当然是一个被虐狂最欢迎的理论了。它既承诺了虐人的戏码如此天经地义无可回避，还将能动的一方锁定在施虐者身上，叫他们一切负起责任；它没有控诉，只要受虐的那一方自溺在自艾自怜中，使不上力去强迫这贱格的可爱的人拔出自己，去找寻另一个「我」的可能，另一个「我」的真实。只有无奈。无奈拔不出自己，二十五岁的人了，却似乎一如退伍後所料一般，陷在勉强算是「书房」的地方，怀着被监禁的迫害妄想，在这妄想中迈入了人生的第二十五个年头。
当然这只是妄想；我的理智告诉我，还有文化资产相关法规要念(而且最好还要背起来)，七月、十二月有竞争似乎有些激烈的公务员大考要考；万一侥幸考上了，就能强迫国家养我孤家寡人一辈子──或许一辈子也就在笼里了吧？别闹了。病癫癫的在外瑟瑟冻冻，一条老野狗，怎好过替人看门让人豢养。凡人，凡是人，就不该有自以为能掌握一切的幻想。就能有这样的幻想，也不过就是在斗室四壁的威逼下涩棱棱地泌出来，留下那个空壳被挤碎的渣榟；大概只有精神科医师的诊断证明和禁治产的法律地位是货真价实的吧。耐下性子把书读。耐不住性子，又能成何事？
颓然。这我似乎很清楚，我对这世界真是一点也不清楚的。我没有，顶多只有那麽一滴滴，常识的慧根。多亏了这无底洞似的欠缺掩不住酸葡萄的心理，叫我习於把那常识敬而远之，使劲东采西撷，务必在我终於还是得触及它时，能将之贬损的死死死的；哲学、史学、人类学，最好再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一把抓来，不辨良窳，只要能破尽这些人尽皆知、破成其实一无所知甚至不需屑於一知。此举真是大大成功，大破长驱，大呼过瘾；瘾头之余，寻思：这最後一滴滴常识的慧根，倒也真的连根拔起，一滴无余了。固然将这世界批判的狗血喷头一无是处，不过加倍的让牢房的看守更堪严酷。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我挣扎，勉强的，根本有些三心二意的，说到底本来其实也早已习惯了；唯有那幽灵时不时引起恐惧，叫人把指甲都磨进手指骨里去似的，在墙砖上刨出一龛孔穴。说来惭愧，那个幽灵实在也不了得，它只不过是或许有点恶意的在模傚我一番愚行，恍如镜子一般。多年以後我才恍然；不是它在模傚我，而是漫长以来，我不自觉以为的那个「我」，才是模傚来的副本！难怪忽然就发了疯似的死命刨墙脚。
言犹在耳，我说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很轻松也完全不需负责任的；然而上一辈的行为模式真如模子一般的烙印在自己身上，持着这烙印惊觉那模子，能不耸然吗。那不是幽灵，也不是镜子，那只是(多半是无心的吧)如上帝造人般，面孔样貌在找不出第二副的情形下，塑造出了雷同的下一代。此种塑造如此根深蒂固的彻底，在我耽视着上代人一再机械的重蹈覆辙时，随波逐流，赫然发现自己也在时空的轨迹上头迈着同样的步伐，迈进注定不可违背的命运…
如果说同性恋是人格认同的混乱，我大概是认同的空洞吧…不不不这是我希望；我人格中已被安上了固定的模式在潜意识里头。虽然看不见，但那透明的操偶线在我即便是神志清明时也不得如己意驱动。二十五年来都是在惯性和惰性中渡过的啊。在我挣扎的刹那，时间已经悄然流逝，耽误了；它说「岁月掷人去，光阴一去不复返…」越远声越小，只在脑里还回荡着…
我今年二十五岁。二十五这个年纪有什麽特别之处呢？或许有人正在职场上奋斗；或有人在规划和爱侣的下一步；或许有人拗到了一笔奖助金，正准备出国深造。二十五。二十五是这样的年纪，不只是脱胎了，还或许成熟了，告别过去，用上名副其实「新鲜人」的新鲜观点，要给社会一场惊喜、震撼…
我很希望是这样；我很希望，妄想着凭着区区的部落格上的文章，就能起到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我这人安着坏心眼，揣想着要每个看到我作品的人感到「天哪世界上竟有这种怪杰/怪脚，我真的自惭形秽不如去死算了」，咯咯咯包藏祸心心怀不轨的傻笑着。当然我不是。不是这样「多智而近妖」如诸葛般的神话人物。有种东西叫自知之明。
有自知之明很好吗？或许吧。毕竟在这世上没有喜欢当笨蛋，所以「谦退」的人行情自然水涨船高，而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甚至即使他也只有自知之明而无知人之明，也可以落得孙子一个「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的中庸之评。在他自己的弱点前是膨胀不到哪里去的。但是。
但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弱点时，岂只渺小；简直是被五指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呀。
我迷上人格养成理论有段时间。沉迷於某种东西浑然忘我，似乎起码也算是至少愉快的状态。然而这是在与自身无关的东西上头才得如此惬意。拿小说来说吧。一部好的小说，往往揭示出、叫读者面对自己的不堪；或许有人会拒绝此种不堪，大概因为他们立刻就警觉到，这样的剖析，会叫人肝肠寸断、一命呜呼，死而後已的。但既然有这样警敏的性格，就有相反的温吞的人存在；他们或许是被虐狂的好胚？可以塑造出最贱格的人种？
我好像沉溺到另一个黑暗的角落了。我要说的是「人格成长理论」呐。虽然是如此深邃的迷人，但我并不真正的欣赏它，尤其是在解释一个人的人格缺陷时它竟然如此管用的时候。它有什麽不好？除了它是正直的谏友外，它还把问题一扛子都揽到了环境上头。环境里头扭曲、扼杀人格最有力的因子，就在下一代的养育者身上。他们背上了罪名。
这当然是一个被虐狂最欢迎的理论了。它既承诺了虐人的戏码如此天经地义无可回避，还将能动的一方锁定在施虐者身上，叫他们一切负起责任；它没有控诉，只要受虐的那一方自溺在自艾自怜中，使不上力去强迫这贱格的可爱的人拔出自己，去找寻另一个「我」的可能，另一个「我」的真实。只有无奈。无奈拔不出自己，二十五岁的人了，却似乎一如退伍後所料一般，陷在勉强算是「书房」的地方，怀着被监禁的迫害妄想，在这妄想中迈入了人生的第二十五个年头。
当然这只是妄想；我的理智告诉我，还有文化资产相关法规要念(而且最好还要背起来)，七月、十二月有竞争似乎有些激烈的公务员大考要考；万一侥幸考上了，就能强迫国家养我孤家寡人一辈子──或许一辈子也就在笼里了吧？别闹了。病癫癫的在外瑟瑟冻冻，一条老野狗，怎好过替人看门让人豢养。凡人，凡是人，就不该有自以为能掌握一切的幻想。就能有这样的幻想，也不过就是在斗室四壁的威逼下涩棱棱地泌出来，留下那个空壳被挤碎的渣榟；大概只有精神科医师的诊断证明和禁治产的法律地位是货真价实的吧。耐下性子把书读。耐不住性子，又能成何事？
颓然。这我似乎很清楚，我对这世界真是一点也不清楚的。我没有，顶多只有那麽一滴滴，常识的慧根。多亏了这无底洞似的欠缺掩不住酸葡萄的心理，叫我习於把那常识敬而远之，使劲东采西撷，务必在我终於还是得触及它时，能将之贬损的死死死的；哲学、史学、人类学，最好再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一把抓来，不辨良窳，只要能破尽这些人尽皆知、破成其实一无所知甚至不需屑於一知。此举真是大大成功，大破长驱，大呼过瘾；瘾头之余，寻思：这最後一滴滴常识的慧根，倒也真的连根拔起，一滴无余了。固然将这世界批判的狗血喷头一无是处，不过加倍的让牢房的看守更堪严酷。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我挣扎，勉强的，根本有些三心二意的，说到底本来其实也早已习惯了；唯有那幽灵时不时引起恐惧，叫人把指甲都磨进手指骨里去似的，在墙砖上刨出一龛孔穴。说来惭愧，那个幽灵实在也不了得，它只不过是或许有点恶意的在模傚我一番愚行，恍如镜子一般。多年以後我才恍然；不是它在模傚我，而是漫长以来，我不自觉以为的那个「我」，才是模傚来的副本！难怪忽然就发了疯似的死命刨墙脚。
言犹在耳，我说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很轻松也完全不需负责任的；然而上一辈的行为模式真如模子一般的烙印在自己身上，持着这烙印惊觉那模子，能不耸然吗。那不是幽灵，也不是镜子，那只是(多半是无心的吧)如上帝造人般，面孔样貌在找不出第二副的情形下，塑造出了雷同的下一代。此种塑造如此根深蒂固的彻底，在我耽视着上代人一再机械的重蹈覆辙时，随波逐流，赫然发现自己也在时空的轨迹上头迈着同样的步伐，迈进注定不可违背的命运…
如果说同性恋是人格认同的混乱，我大概是认同的空洞吧…不不不这是我希望；我人格中已被安上了固定的模式在潜意识里头。虽然看不见，但那透明的操偶线在我即便是神志清明时也不得如己意驱动。二十五年来都是在惯性和惰性中渡过的啊。在我挣扎的刹那，时间已经悄然流逝，耽误了；它说「岁月掷人去，光阴一去不复返…」越远声越小，只在脑里还回荡着…
解构主义与美学
解构主义与美学
所谓的「经典」就是有人给他作注；若是注得好，注文还能当作作文章的材料。西晋王弼，死时才二十四岁，不过像他这样的天才即便天妒，仅凭所注的老子也绰绰有余以传世。基督新教兴起之前，历代神学家对於圣经的注也被天主教当作是正典的一部分，有相当於圣经本文的权威；毕竟像〈启示录〉的部分光怪陆离，没有一个像样的解释是令人无所适从的。这也指出「经典」通常具有的第二个特性：难解。因为难解，所以才有作注的必要；也因为难解，所以大家尽可作注，各有千秋、莫衷一是、然後得以分门别派，多养活几个所谓学者。这各门各派虽自有一套家法，然而真正出类拔萃的还在於那些能翻出祖师爷新意的新秀，好让大师的系谱有个至少一脉可传。此之谓诠释的传统。
话到此，注文的活动就冒出了奇怪的矛盾：本来注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本文更加清晰可解，但一再注解之後，注文注着注文又注着注文，正解的诞生反被一再延後，当今的解释不过是停止问题的发掘罢了。这或许可以拿来注解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延异(difference)的概念──或许他不会这样赞成，可能这概念未必是在时间性的前提下才有的。不过，反正注解还可以再注解嘛。
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希达解构的概念会比较正确一点。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辞，从字面上来看是与结构(construction)的过程相反的，让原本揭嫁组合起来的，结构，如倒带一般再把它拆解回去。嘿嘿，或许可作此解。不过这样的「解构」并不彻底；结构基本的元素都在，因而始终有结构的可能，尽管也有解构的可能，所以如此的解构说，仅仅提示了结构的可分解，却没有真正推翻这样结构的可能性。这是为什麽解构这概念真正的理解要建立在延异这概念的理解上；「延异」这概念真正提出的缘故，是为了揭示追寻意义──或即注解──的徒劳。意义追寻的成果既可以是逻辑堆砌出来的，也可以沿着逻辑的结构将之分解的，但重复反覆这样的过程，只是在循迹倒溯於结构之已成未成之间，结构并没有真正的被解构掉。
追寻意义的徒劳则指向另一种「理解」的可能：逃避那些需要寻找意义的场合。伊斯兰建筑上繁复斑斓的装饰艺术，实际上写的是阿拉伯文的经文，只是不谙其语的人读不出那轮廓更遑论意义，所以看来更觉可亲──吧？至少我们对於墙上反共标语喷漆的看法就不太有艺术慧根。逃避文字；然後，逃避那些操作器具的方法手册。否则我们怎麽能领略杜象(Marcel Duchamp)的大作〈喷泉〉呢？那不过是瓷制小便斗嘛？相较之下，对於某个邀展函回以「去你的」，结果这封电报还被表框起来大展特展，还比较好理解呢(这是另一个杜象或许比较少为人知的杰作)？逃避文字；然後逃避那些操作的方法；逃避具象；Pueblo印地安人的沙画或许会在仪式当中的肃穆里辨识痕迹，但Pollock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仅仅是在画布上静谧的滴漏着颜料走动，从而心灵得以安宁。形式，就只是形式(form)。
不臭盖；除了R.Mutt的签名外，压根就是小便斗嘛。图片来源
美学(aesthetic)，其希腊文原意就是「形象的直觉」；那是相对於逻辑的不断推衍，仅仅依靠纯粹的点、线、色面，直观的获得的最深邃的感受。难怪实验审美心理学家Edward Bullough要提倡「审美的距离」；所有那些意义的追寻，到头来会将最纯粹的纯粹破坏无遗。要逃离这些框框，这些会引人掉入问问题的陷阱。
难怪德希达挞伐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不过释氏逃的更远了；连「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是所谓的「诸法空相」了，何况区区「形象」呢？但是直觉可以觉、法可以空，更有其等级层次，是佛家所谓的境界，可以踏阶晋级而入了。
所谓的「经典」就是有人给他作注；若是注得好，注文还能当作作文章的材料。西晋王弼，死时才二十四岁，不过像他这样的天才即便天妒，仅凭所注的老子也绰绰有余以传世。基督新教兴起之前，历代神学家对於圣经的注也被天主教当作是正典的一部分，有相当於圣经本文的权威；毕竟像〈启示录〉的部分光怪陆离，没有一个像样的解释是令人无所适从的。这也指出「经典」通常具有的第二个特性：难解。因为难解，所以才有作注的必要；也因为难解，所以大家尽可作注，各有千秋、莫衷一是、然後得以分门别派，多养活几个所谓学者。这各门各派虽自有一套家法，然而真正出类拔萃的还在於那些能翻出祖师爷新意的新秀，好让大师的系谱有个至少一脉可传。此之谓诠释的传统。
话到此，注文的活动就冒出了奇怪的矛盾：本来注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本文更加清晰可解，但一再注解之後，注文注着注文又注着注文，正解的诞生反被一再延後，当今的解释不过是停止问题的发掘罢了。这或许可以拿来注解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延异(difference)的概念──或许他不会这样赞成，可能这概念未必是在时间性的前提下才有的。不过，反正注解还可以再注解嘛。
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希达解构的概念会比较正确一点。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辞，从字面上来看是与结构(construction)的过程相反的，让原本揭嫁组合起来的，结构，如倒带一般再把它拆解回去。嘿嘿，或许可作此解。不过这样的「解构」并不彻底；结构基本的元素都在，因而始终有结构的可能，尽管也有解构的可能，所以如此的解构说，仅仅提示了结构的可分解，却没有真正推翻这样结构的可能性。这是为什麽解构这概念真正的理解要建立在延异这概念的理解上；「延异」这概念真正提出的缘故，是为了揭示追寻意义──或即注解──的徒劳。意义追寻的成果既可以是逻辑堆砌出来的，也可以沿着逻辑的结构将之分解的，但重复反覆这样的过程，只是在循迹倒溯於结构之已成未成之间，结构并没有真正的被解构掉。
追寻意义的徒劳则指向另一种「理解」的可能：逃避那些需要寻找意义的场合。伊斯兰建筑上繁复斑斓的装饰艺术，实际上写的是阿拉伯文的经文，只是不谙其语的人读不出那轮廓更遑论意义，所以看来更觉可亲──吧？至少我们对於墙上反共标语喷漆的看法就不太有艺术慧根。逃避文字；然後，逃避那些操作器具的方法手册。否则我们怎麽能领略杜象(Marcel Duchamp)的大作〈喷泉〉呢？那不过是瓷制小便斗嘛？相较之下，对於某个邀展函回以「去你的」，结果这封电报还被表框起来大展特展，还比较好理解呢(这是另一个杜象或许比较少为人知的杰作)？逃避文字；然後逃避那些操作的方法；逃避具象；Pueblo印地安人的沙画或许会在仪式当中的肃穆里辨识痕迹，但Pollock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仅仅是在画布上静谧的滴漏着颜料走动，从而心灵得以安宁。形式，就只是形式(form)。
不臭盖；除了R.Mutt的签名外，压根就是小便斗嘛。图片来源
美学(aesthetic)，其希腊文原意就是「形象的直觉」；那是相对於逻辑的不断推衍，仅仅依靠纯粹的点、线、色面，直观的获得的最深邃的感受。难怪实验审美心理学家Edward Bullough要提倡「审美的距离」；所有那些意义的追寻，到头来会将最纯粹的纯粹破坏无遗。要逃离这些框框，这些会引人掉入问问题的陷阱。
难怪德希达挞伐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不过释氏逃的更远了；连「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是所谓的「诸法空相」了，何况区区「形象」呢？但是直觉可以觉、法可以空，更有其等级层次，是佛家所谓的境界，可以踏阶晋级而入了。
战斗的艺术家们
战斗的艺术家们
前卫(avant-garde)这一词至少有两个使用的脉络：首先它指涉的是在19世纪历次革命的实验中，组织逐渐发展成熟、理论趋於完善的政治集团中的精英；这类团体常以「党」的名称出现，但与保守或自由主义的党派不同，在党的组织上更加严密，行动富有纪律，思想上则由少数精英规划指导。此类政党始於共产党的组织，尔後类似的政团也被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孙中山联俄容共後所改组的国民党是其一例。尽管像李敖之类的自由派人士反对这类「刚性政党」，但事实是，一时爆发出来的社会改革声浪甚或革命，没有接管政权的组织维持政府运作、保住革命成果，声势再浩大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广被欧陆的1848年革命几乎在爆发的地区将所有所在地的政权都推翻了，但新政权能维持超过一年的寥寥无几；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後，列宁战战兢兢着计算着日子，最後终於放心：革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当然，这类政治团体并不只是消极的「接收」而已；它们是真正的，必要的时候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去鼓吹、推动其政治思想(虽然或许是乌脱邦)。在纪律的强调下，团体的核心是一小撮意志最坚定、思想最先进、全面掌握状况的菁英份子，是所谓的革命先锋。
另一个脉络是用来指称那些走在艺术开创最前锋的人们；不用说，在艺术的「革命」上头，他们是独领风骚的一群。诸如「宣言」(manifesto)之类的政治号召，在20世纪初的艺术团体组成时往往是告与世人皆知不可或缺的一面，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那般。虽然现代主义的艺术一般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然而如此这般革命的热情往往并未将艺术家的创作限制在纯粹的艺术上。与史达林治下配合国家宣传的社会写实主义不同，这些世人眼中的怪胎们所怀鬼胎般的怪作品，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等不公的领域真正表达同情、发出怒吼，甚至想要提供解决办法的。
好比说Vladimir Tatlin吧。除了他那着名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就非常前卫，中心的不同部分是各自随着日、月、年的节奏旋转的。然而俄国人正在红白对抗，故而迟迟只有经费建造它的模型。Tatlin晚年则研究鸟的飞行，期望能够发明如脚踏车一般仅凭人力推动的飞行器，普及於普罗大众(当然，这也没成功)。
「第三国际纪念碑」。图片来源
另一面，威玛共和下的德国则有新客观派(New Objectivity)的George Grosz。在他的笔下，一次大战中被击败、但那些祸首并没有被铲除的德国，如一般所讥讽者只是将德皇威廉换成了总统兴登堡，底下仍然是政客、军人、神棍、资本家大肆活动，而普通老百姓热切於秩序，根本不支持宪政体制、理性的共和主义者寥寥可数之下的德国政治现况，成了〈社会的栋梁〉(The Pillars of Society)这幅画的主题。若是去掉了军人，或许也是台湾当今的写照呢？等到纳粹当权，Grosz自无地容身，潜身到美国当寓公去了。
〈社会的栋梁〉。图片来源
另一个在资本家头上动土的，则是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Diego Rivera。在他为美国洛克菲勒大楼制作壁画〈人在十字路口上〉(Man at the Crossroads)时，洛可菲勒财团的首脑们越看越不对劲；在这幅描绘人们旁徨於科学、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主题里头，壁画右面游行的带头人物长得越来越像列宁──如此引起了宣然大波，报章杂志竞相攻击壁画里出现了的冒犯资本主义的大敌。Rivera虽提议绘上林肯作「平衡」，其雇主只是付了他酬劳，将画遮蔽了起来，在其支持者协议着将此幅画转移给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当儿，半夜里洛可菲勒的工人们悄悄的提着斧头将它凿去了。
〈人在十字路口上〉。图片来源
最後摆上最知名人物的大作好了。与Rivera一样，毕卡索也加入了共产党──在其祖国西班牙内战之时，毕氏就已经站在了反佛朗哥的共和政府那边，画了谴责纳粹德国轰炸一个西班牙小镇的〈Guernica〉。在二次大战前，尽管希特勒国社党的势力日渐抬头，但以英法为首的国家对共产主义抱持着恐惧，决不肯援引苏联势力去支持其东欧的盟友，宁愿一味姑息；相较之下，虽然三心二意，共产势力却是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支援那些与日後所谓的轴心国对抗的人民──在西班牙，在中国。毕氏在二战前夕入籍法共产党，岂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在面对侵略者时软弱无力之故？日後虽然德苏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事实证明在欧陆上还是要靠俄国压路机压倒德国。
〈Guernica〉。图片来源
讽刺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後虽然一扫许多国家内部的右翼党派(因而只剩下二战中立场暧昧的天主教，在二战後成了许多国家最大宗的右翼势力)，但这些昔时权贵很快又再度披挂上阵，为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去对抗战後各国国内盛极一时的共产势力。在义大利，美国就秘密扶植了一批前法西斯，在万一义大利共党当政的顾虑下，随时准备夺权(所幸，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
前卫(avant-garde)这一词至少有两个使用的脉络：首先它指涉的是在19世纪历次革命的实验中，组织逐渐发展成熟、理论趋於完善的政治集团中的精英；这类团体常以「党」的名称出现，但与保守或自由主义的党派不同，在党的组织上更加严密，行动富有纪律，思想上则由少数精英规划指导。此类政党始於共产党的组织，尔後类似的政团也被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孙中山联俄容共後所改组的国民党是其一例。尽管像李敖之类的自由派人士反对这类「刚性政党」，但事实是，一时爆发出来的社会改革声浪甚或革命，没有接管政权的组织维持政府运作、保住革命成果，声势再浩大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广被欧陆的1848年革命几乎在爆发的地区将所有所在地的政权都推翻了，但新政权能维持超过一年的寥寥无几；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後，列宁战战兢兢着计算着日子，最後终於放心：革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当然，这类政治团体并不只是消极的「接收」而已；它们是真正的，必要的时候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去鼓吹、推动其政治思想(虽然或许是乌脱邦)。在纪律的强调下，团体的核心是一小撮意志最坚定、思想最先进、全面掌握状况的菁英份子，是所谓的革命先锋。
另一个脉络是用来指称那些走在艺术开创最前锋的人们；不用说，在艺术的「革命」上头，他们是独领风骚的一群。诸如「宣言」(manifesto)之类的政治号召，在20世纪初的艺术团体组成时往往是告与世人皆知不可或缺的一面，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那般。虽然现代主义的艺术一般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然而如此这般革命的热情往往并未将艺术家的创作限制在纯粹的艺术上。与史达林治下配合国家宣传的社会写实主义不同，这些世人眼中的怪胎们所怀鬼胎般的怪作品，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等不公的领域真正表达同情、发出怒吼，甚至想要提供解决办法的。
好比说Vladimir Tatlin吧。除了他那着名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就非常前卫，中心的不同部分是各自随着日、月、年的节奏旋转的。然而俄国人正在红白对抗，故而迟迟只有经费建造它的模型。Tatlin晚年则研究鸟的飞行，期望能够发明如脚踏车一般仅凭人力推动的飞行器，普及於普罗大众(当然，这也没成功)。
「第三国际纪念碑」。图片来源
另一面，威玛共和下的德国则有新客观派(New Objectivity)的George Grosz。在他的笔下，一次大战中被击败、但那些祸首并没有被铲除的德国，如一般所讥讽者只是将德皇威廉换成了总统兴登堡，底下仍然是政客、军人、神棍、资本家大肆活动，而普通老百姓热切於秩序，根本不支持宪政体制、理性的共和主义者寥寥可数之下的德国政治现况，成了〈社会的栋梁〉(The Pillars of Society)这幅画的主题。若是去掉了军人，或许也是台湾当今的写照呢？等到纳粹当权，Grosz自无地容身，潜身到美国当寓公去了。
〈社会的栋梁〉。图片来源
另一个在资本家头上动土的，则是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Diego Rivera。在他为美国洛克菲勒大楼制作壁画〈人在十字路口上〉(Man at the Crossroads)时，洛可菲勒财团的首脑们越看越不对劲；在这幅描绘人们旁徨於科学、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主题里头，壁画右面游行的带头人物长得越来越像列宁──如此引起了宣然大波，报章杂志竞相攻击壁画里出现了的冒犯资本主义的大敌。Rivera虽提议绘上林肯作「平衡」，其雇主只是付了他酬劳，将画遮蔽了起来，在其支持者协议着将此幅画转移给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当儿，半夜里洛可菲勒的工人们悄悄的提着斧头将它凿去了。
〈人在十字路口上〉。图片来源
最後摆上最知名人物的大作好了。与Rivera一样，毕卡索也加入了共产党──在其祖国西班牙内战之时，毕氏就已经站在了反佛朗哥的共和政府那边，画了谴责纳粹德国轰炸一个西班牙小镇的〈Guernica〉。在二次大战前，尽管希特勒国社党的势力日渐抬头，但以英法为首的国家对共产主义抱持着恐惧，决不肯援引苏联势力去支持其东欧的盟友，宁愿一味姑息；相较之下，虽然三心二意，共产势力却是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支援那些与日後所谓的轴心国对抗的人民──在西班牙，在中国。毕氏在二战前夕入籍法共产党，岂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在面对侵略者时软弱无力之故？日後虽然德苏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事实证明在欧陆上还是要靠俄国压路机压倒德国。
〈Guernica〉。图片来源
讽刺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後虽然一扫许多国家内部的右翼党派(因而只剩下二战中立场暧昧的天主教，在二战後成了许多国家最大宗的右翼势力)，但这些昔时权贵很快又再度披挂上阵，为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去对抗战後各国国内盛极一时的共产势力。在义大利，美国就秘密扶植了一批前法西斯，在万一义大利共党当政的顾虑下，随时准备夺权(所幸，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
逸佚居
逸佚居
小时後我不进庙拜拜。那是因为算命仙某对我妈说我「身上带剑」，所以不能上殿──在汉代，「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是特权阶级的特权，荣耀份子的荣耀；人既要向神明邀特权，自然不敢摆出一副已经够荣耀的排场。我这带着看不见的「凶器」到处晃荡的，自然在违禁之列。
我是反对迷信的人，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不迷信；真正的迷信，往往迷信者自己不知道。就此而言，我只能说「唉呀，我讲的不必当真」。不过这算命仙的「神」话我记得很牢，倒不是因为我有通过金属探测器实验过。佛洛伊德着有《梦的解析》，以梦中的内容作为分析、探究潜意识的材料。然而实际上，心理学家里头搞精神分析的，并不认为现实中的象徵少於梦中。或许换个我这念历史的历史学讲法：人在解释自己目前状况时，记忆所起的作用就是留下与现实相关的，把其他无关的丢掉。现实亦或记忆(成为过去的现实)之所以为人所重视，总因为那与当事人若隐若现的羁绊。就我而言，「身上带剑」没有像其他记忆中的迷信一样被丢掉，或者现实中的其他现象一样被忽略，因为那在解释我自己时成为一个主要的象徵。
剑当然是豪侠的象徵。所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但持刀抱剑，未必是壮士所为。这首诗的作者贾岛，就不能算是什麽豪侠；所谓「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之所以摆在一起，总因为他们的诗作与人生寒酸瘦弱的缘故。他们一以〈游子吟〉，一以〈寻隐者不遇〉留名，都不是在抒发其遭遇的苦况；「借车载家具，家具少於车」、「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的才是他们自己。剑，是强梁的媒介，但更多是弱者的护符。
我带着的剑好像就是这般。我对学问真正没有兴趣，对生活中大部分的事务更没有兴趣；为了生活所需，为了升学所必须，才这样东挑西捡的武装了起来。更多时候则是「把示君」，警诫外边的侵犯──其实内心脆弱的人，即便外边是和平的，心里边也要过度防御。当然脆弱的人在与外界的斗争中未必就是失败者；挥舞着凶器的人，看起来总比唬人还吓人吧。而如是摆摆样子甚至「行凶」，也能从「实证」上证得勇悍。如此这般，一个人应付外界侵略的信心，就建立在如许行凶的铁证，如许由全副凶器满身、威风八面的披挂上。
他们未必是失败的；因为外边的世界在他们的虎威/淫威之下，在刀剑交加之下，早已是伤痕累累，甚至(看起来)不堪一击。外界的「胜利」仅仅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任一人工夫再深、武功再高强，也不能将之消灭；外界是永远打不死的「Boss」，是最後的胜利者。
所以很多人心灰意冷，蜗居起来作隐士去了。
而当失去「敌人」以後，高强的「功夫」、锋利的「凶器」，则指到了自己身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习於以「真理」检视这世界、以「义愤」批判这世界的人们，在他们批判世界中人时，必然先以身为其中一「人」的身分为基准去检视；他们可以挑自己的长处去修理别人的短处，可决不能只见到别人的短处就发难，自己不先照照镜子。除非他们无耻(此种更下一等，本文不论)。举着正义的大纛，必然时不时检视自己，究竟有没有那样的身量，不至於被这面纛压死。这样的习惯若在众目睽睽的压力消失之时随之消散，或许真的是羽扇纶巾，自在消遥；坏就坏在这样的习惯改不过来，没有他人可以解剖时，就眼睁睁的、一日三省吾身的、活体解剖了自己。
明末的遗民，好些坚隐不仕；当然也有例外的，黄宗羲晚节就有点瑕疵。不过就有李二曲(名顒)这样的人，隐居於土室之内，非至交不相见的。我常好奇这些人为什麽有这样定力；但稍稍推敲起来，也不难理解。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可以逼死楚霸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连是什麽了不起的「世变」旁人都摸不清楚，就可以逼死王国维。那些侥幸不死的，多半也没脸再见人了；或者说因为避於见人，才免除那个逼人致死的压力。这压力不为别的，就因为与外界失去联系後，刀剑往自己身上招呼後留下的斑斑创痕，叫他们不能见人；他们的罪或许不是「原」的，却是千真万确自己认了。检视得越久，批判得越严，罪认得越熟，创痕越深，越发无以见世人。
我念大学时的後几年有相当严重的「家里蹲」(引き笼もり，或译「隐蔽青年」；其实就日文原意言，我觉得窝囊废这翻译更贴切)倾向；固然是因为生活习惯非常之差的缘故，不过若没有一定自尊，还不至於把人锁在斗室中──实际上，引き笼もり最怕的不是离巢也压根不会想家，而是面对他人，尤其是诸般检讨之後要如此不堪的去面对其他人；是故凡亲朋好友父母兄弟都一概不见，更绝对不敢见的。明末也跑去隐居的张岱着有《陶庵梦忆》，序文披头就写「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其实故旧未必不敢与接，但张岱既目自身为野人，对野人的探望自然絶念。现下的引き笼もり蹲在家里未必是因为国破家亡的缘故，但就如前所言，不必有人知道为什麽，就能叫他们自絶於人群，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罪无可逭，无颜见人，也就够了。尽管或许不是因为什麽了不起的「罪行」；有时候，需要的只是连续丁点的犯行所证明的罪性。
有鉴於他们的「待罪之身」，这样的「服刑人」当然更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或好意，有其是那些他们感到有所亏欠的。我左腕上这只表，在阿嬷起意要买之前就一再为我所拒；当我发现被「骗」进钟表行时，只好掉头就走，所以款式也不是我挑的；待到买回来之後，死命我也不肯戴上，给爸保管了起码一年有了吧。最近的一个实例则是：去年12月底，仅仅是因为不满意阿公中餐煮的有些随便，阿嬷另外要下水饺，我一再抗拒无效後拔脚出门，到台南(市)流浪了一个晚上，看着流浪汉围成一圈睡在「早觉亭」里；那时候我觉得再也不能回去了。
隔两天，有路人某在流言板上自承「十余年来尽在浪费生命」；我回以「人不无耻天诛地灭，脸皮厚点才不会逼死自己啊」。那晚凌晨，姑且抱着祈求原谅的心情等着头班火车，我才厚着脸皮回家去了。我并没有被「原谅」，因为阿公挂着眼泪无辜的说道「我(对你)也没做什麽(坏事)啊」，只觉得自己被冤枉了，还顾不得声讨我的罪状。这也是理所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招待对自己太好落荒而逃，就是因为吃不起几个水饺吗。或许还是阿嬷看得比较透；她说，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啊。
我没参透。我以为她觉得我恨她。
前几天好好看完了以引き笼もり为主角的《N?H?Kにようこそ！》(欢迎来到N?H?K！)这部作品(漫画)；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这部作品，不过一直提不起劲去看。那是在检视自己。总算这几天我一边狂笑一边掉眼泪看完了，然後连续两个晚上睡不到两小时；对我来说，除了剧情很夸张外，所有一切差不多已经预示了同一个人格会遭遇到什麽同样的下场。现在我只是运气稍微好一点而已，没有出过那样大的纰漏，可以压得一个人铁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翻来覆去的想啊，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休息。
我在〈陈情；缘灭〉里头讲到某次和某个女孩告白的经验；那篇写完之後，我总算是老实的和友某承认，我写的不够老实。不老实在哪？在於告白的那一刹那我才发现自己打从心底不喜欢对方；变相被拒绝之後我才感到(实在很好笑地)松了一口气。稍早，大学未毕业时我和另一个朋友和她的女朋友聊起这段事，他女朋友似乎比较吃浪漫的这套，觉得自己好像很简单就被我朋友给「骗」走了。我笑笑，笑里带着讽刺。这一套程序，从除了见过几面外对对方一无所知，到好不容易自力调查出「底细」，再到查出对方课表选择时机当面送情书，或许证明了一个人的殷勤和勇气吧。但一套程序执行的再卖力、再华丽，如果我压根不喜欢对方，那只是证明了有能力安排一场浪漫的表演，而不是有能力去谈浪漫的恋情。
渐渐到了後来，我才明白为什麽我会选下面这段话作为《逸佚居》的副标：
「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
这之所以合我胃口，不只因为这嫉恶如仇，而且因为这「恶」是从「美」中「洞见」而来的；更因为我把自己检讨得一无是处，如此相辅相成、相得亦彰的恶，就成了我自己，还有我所见。如此深入的「洞见」，一一揭穿美的虚幻，自然只留下恶的真实，真实也就全是只值得刻酷对待的「恶」了；此种真实，只配得仗剑剿灭，喜欢不上的。
逸佚居，逸乐尽皆佚去之意。
所以说我「身上带剑」；对这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如果只是厌恶，只是批判，那就是在世间一切尽皆虚无之余，遁入空门。即使是逃世，还得面对自己的丑恶，乃至於自己都容不下自己，汲汲於寂灭。但成佛，是要放下屠刀的。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我接下上面那句：「然後才能去爱」。
(如果把漫画版的《N?H?Kにようこそ！》当作爱情故事来看，就错了；实际上到最後男女主角并没有以建立确切关系的方式做为结局。这个故事的後半段与其说是两个人在谈恋爱，不如说是两个人在努力爱上对方；而这种爱必须基於对自己的体谅──有了此种体谅，才有体谅他人的基础；能够原谅自己的「犯行」，才能放过别人的「犯行」；能不对自己课以刻酷的责任，才不会难以接受别人一时的「失职」。那是接着小说版的前半段，引き笼もり的自我解剖後开展而来的。就此而言，漫画版的作品比小说版更胜一筹的地方在於，不仅表现出了困境，还点出了问题的症结。)
慢。还没完呢。
我这人还是坏人。剑我才不会丢呢。因为我有仗剑的理由了啊。
小时後我不进庙拜拜。那是因为算命仙某对我妈说我「身上带剑」，所以不能上殿──在汉代，「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是特权阶级的特权，荣耀份子的荣耀；人既要向神明邀特权，自然不敢摆出一副已经够荣耀的排场。我这带着看不见的「凶器」到处晃荡的，自然在违禁之列。
我是反对迷信的人，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不迷信；真正的迷信，往往迷信者自己不知道。就此而言，我只能说「唉呀，我讲的不必当真」。不过这算命仙的「神」话我记得很牢，倒不是因为我有通过金属探测器实验过。佛洛伊德着有《梦的解析》，以梦中的内容作为分析、探究潜意识的材料。然而实际上，心理学家里头搞精神分析的，并不认为现实中的象徵少於梦中。或许换个我这念历史的历史学讲法：人在解释自己目前状况时，记忆所起的作用就是留下与现实相关的，把其他无关的丢掉。现实亦或记忆(成为过去的现实)之所以为人所重视，总因为那与当事人若隐若现的羁绊。就我而言，「身上带剑」没有像其他记忆中的迷信一样被丢掉，或者现实中的其他现象一样被忽略，因为那在解释我自己时成为一个主要的象徵。
剑当然是豪侠的象徵。所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但持刀抱剑，未必是壮士所为。这首诗的作者贾岛，就不能算是什麽豪侠；所谓「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之所以摆在一起，总因为他们的诗作与人生寒酸瘦弱的缘故。他们一以〈游子吟〉，一以〈寻隐者不遇〉留名，都不是在抒发其遭遇的苦况；「借车载家具，家具少於车」、「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的才是他们自己。剑，是强梁的媒介，但更多是弱者的护符。
我带着的剑好像就是这般。我对学问真正没有兴趣，对生活中大部分的事务更没有兴趣；为了生活所需，为了升学所必须，才这样东挑西捡的武装了起来。更多时候则是「把示君」，警诫外边的侵犯──其实内心脆弱的人，即便外边是和平的，心里边也要过度防御。当然脆弱的人在与外界的斗争中未必就是失败者；挥舞着凶器的人，看起来总比唬人还吓人吧。而如是摆摆样子甚至「行凶」，也能从「实证」上证得勇悍。如此这般，一个人应付外界侵略的信心，就建立在如许行凶的铁证，如许由全副凶器满身、威风八面的披挂上。
他们未必是失败的；因为外边的世界在他们的虎威/淫威之下，在刀剑交加之下，早已是伤痕累累，甚至(看起来)不堪一击。外界的「胜利」仅仅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任一人工夫再深、武功再高强，也不能将之消灭；外界是永远打不死的「Boss」，是最後的胜利者。
所以很多人心灰意冷，蜗居起来作隐士去了。
而当失去「敌人」以後，高强的「功夫」、锋利的「凶器」，则指到了自己身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习於以「真理」检视这世界、以「义愤」批判这世界的人们，在他们批判世界中人时，必然先以身为其中一「人」的身分为基准去检视；他们可以挑自己的长处去修理别人的短处，可决不能只见到别人的短处就发难，自己不先照照镜子。除非他们无耻(此种更下一等，本文不论)。举着正义的大纛，必然时不时检视自己，究竟有没有那样的身量，不至於被这面纛压死。这样的习惯若在众目睽睽的压力消失之时随之消散，或许真的是羽扇纶巾，自在消遥；坏就坏在这样的习惯改不过来，没有他人可以解剖时，就眼睁睁的、一日三省吾身的、活体解剖了自己。
明末的遗民，好些坚隐不仕；当然也有例外的，黄宗羲晚节就有点瑕疵。不过就有李二曲(名顒)这样的人，隐居於土室之内，非至交不相见的。我常好奇这些人为什麽有这样定力；但稍稍推敲起来，也不难理解。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可以逼死楚霸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连是什麽了不起的「世变」旁人都摸不清楚，就可以逼死王国维。那些侥幸不死的，多半也没脸再见人了；或者说因为避於见人，才免除那个逼人致死的压力。这压力不为别的，就因为与外界失去联系後，刀剑往自己身上招呼後留下的斑斑创痕，叫他们不能见人；他们的罪或许不是「原」的，却是千真万确自己认了。检视得越久，批判得越严，罪认得越熟，创痕越深，越发无以见世人。
我念大学时的後几年有相当严重的「家里蹲」(引き笼もり，或译「隐蔽青年」；其实就日文原意言，我觉得窝囊废这翻译更贴切)倾向；固然是因为生活习惯非常之差的缘故，不过若没有一定自尊，还不至於把人锁在斗室中──实际上，引き笼もり最怕的不是离巢也压根不会想家，而是面对他人，尤其是诸般检讨之後要如此不堪的去面对其他人；是故凡亲朋好友父母兄弟都一概不见，更绝对不敢见的。明末也跑去隐居的张岱着有《陶庵梦忆》，序文披头就写「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其实故旧未必不敢与接，但张岱既目自身为野人，对野人的探望自然絶念。现下的引き笼もり蹲在家里未必是因为国破家亡的缘故，但就如前所言，不必有人知道为什麽，就能叫他们自絶於人群，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罪无可逭，无颜见人，也就够了。尽管或许不是因为什麽了不起的「罪行」；有时候，需要的只是连续丁点的犯行所证明的罪性。
有鉴於他们的「待罪之身」，这样的「服刑人」当然更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或好意，有其是那些他们感到有所亏欠的。我左腕上这只表，在阿嬷起意要买之前就一再为我所拒；当我发现被「骗」进钟表行时，只好掉头就走，所以款式也不是我挑的；待到买回来之後，死命我也不肯戴上，给爸保管了起码一年有了吧。最近的一个实例则是：去年12月底，仅仅是因为不满意阿公中餐煮的有些随便，阿嬷另外要下水饺，我一再抗拒无效後拔脚出门，到台南(市)流浪了一个晚上，看着流浪汉围成一圈睡在「早觉亭」里；那时候我觉得再也不能回去了。
隔两天，有路人某在流言板上自承「十余年来尽在浪费生命」；我回以「人不无耻天诛地灭，脸皮厚点才不会逼死自己啊」。那晚凌晨，姑且抱着祈求原谅的心情等着头班火车，我才厚着脸皮回家去了。我并没有被「原谅」，因为阿公挂着眼泪无辜的说道「我(对你)也没做什麽(坏事)啊」，只觉得自己被冤枉了，还顾不得声讨我的罪状。这也是理所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招待对自己太好落荒而逃，就是因为吃不起几个水饺吗。或许还是阿嬷看得比较透；她说，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啊。
我没参透。我以为她觉得我恨她。
前几天好好看完了以引き笼もり为主角的《N?H?Kにようこそ！》(欢迎来到N?H?K！)这部作品(漫画)；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这部作品，不过一直提不起劲去看。那是在检视自己。总算这几天我一边狂笑一边掉眼泪看完了，然後连续两个晚上睡不到两小时；对我来说，除了剧情很夸张外，所有一切差不多已经预示了同一个人格会遭遇到什麽同样的下场。现在我只是运气稍微好一点而已，没有出过那样大的纰漏，可以压得一个人铁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翻来覆去的想啊，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休息。
我在〈陈情；缘灭〉里头讲到某次和某个女孩告白的经验；那篇写完之後，我总算是老实的和友某承认，我写的不够老实。不老实在哪？在於告白的那一刹那我才发现自己打从心底不喜欢对方；变相被拒绝之後我才感到(实在很好笑地)松了一口气。稍早，大学未毕业时我和另一个朋友和她的女朋友聊起这段事，他女朋友似乎比较吃浪漫的这套，觉得自己好像很简单就被我朋友给「骗」走了。我笑笑，笑里带着讽刺。这一套程序，从除了见过几面外对对方一无所知，到好不容易自力调查出「底细」，再到查出对方课表选择时机当面送情书，或许证明了一个人的殷勤和勇气吧。但一套程序执行的再卖力、再华丽，如果我压根不喜欢对方，那只是证明了有能力安排一场浪漫的表演，而不是有能力去谈浪漫的恋情。
渐渐到了後来，我才明白为什麽我会选下面这段话作为《逸佚居》的副标：
「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
这之所以合我胃口，不只因为这嫉恶如仇，而且因为这「恶」是从「美」中「洞见」而来的；更因为我把自己检讨得一无是处，如此相辅相成、相得亦彰的恶，就成了我自己，还有我所见。如此深入的「洞见」，一一揭穿美的虚幻，自然只留下恶的真实，真实也就全是只值得刻酷对待的「恶」了；此种真实，只配得仗剑剿灭，喜欢不上的。
逸佚居，逸乐尽皆佚去之意。
所以说我「身上带剑」；对这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如果只是厌恶，只是批判，那就是在世间一切尽皆虚无之余，遁入空门。即使是逃世，还得面对自己的丑恶，乃至於自己都容不下自己，汲汲於寂灭。但成佛，是要放下屠刀的。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我接下上面那句：「然後才能去爱」。
(如果把漫画版的《N?H?Kにようこそ！》当作爱情故事来看，就错了；实际上到最後男女主角并没有以建立确切关系的方式做为结局。这个故事的後半段与其说是两个人在谈恋爱，不如说是两个人在努力爱上对方；而这种爱必须基於对自己的体谅──有了此种体谅，才有体谅他人的基础；能够原谅自己的「犯行」，才能放过别人的「犯行」；能不对自己课以刻酷的责任，才不会难以接受别人一时的「失职」。那是接着小说版的前半段，引き笼もり的自我解剖後开展而来的。就此而言，漫画版的作品比小说版更胜一筹的地方在於，不仅表现出了困境，还点出了问题的症结。)
慢。还没完呢。
我这人还是坏人。剑我才不会丢呢。因为我有仗剑的理由了啊。
精神衰落的年代
精神衰落的年代
佛洛伊德说文明的代价是压抑。1960年代火红的3M(另两人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之一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马克思重新捧起来的方法，就是引入马氏谴责资本主义将人异化的学说，从而思考一个比较不压抑的新文明。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在描述这样的过程：当工人们随着生产流程被组织起来时，他们本身也成为流水线上工具的一部分。实际上，往往也只要求使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作机械性的劳动(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功绩之一，便是大规模的雇佣残障人士──反正某些工作用上一手一脚半个身子也就够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冠上工厂地址与企业名称，经过不知其名的销售通路由不具名的消费者买下。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了：他经手的产品并不需要特别的花费心力，而且通常不在他手上完成，成品也不会留下他个人的印记，等到他想送给朋友同样的礼品时，还是自己掏了薪水去买，然後说明哪个部分可能是自己做的…个人藉着改造或创造表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现在他只是在无关的场所做着与自身无关的劳动，唯一的犒慰是熟手之後自己的脑袋可以到别处神游，做做白日梦。
马尔库塞像。图片来源
然而1960年代也是人类生活史上的另一个转捩点；二战後的欧洲经济再度扩张，零失业率虽然还未达到，就业之充分让人感到就算达到了也不怎麽离谱，连被关入「铁幕」的东欧共产国家也表现亮眼，害得赫鲁雪夫自信过头的宣称将埋葬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普遍上升造成了另外三个现象，一是高等教育的受众急速膨胀了起来，二是大众传播产业的勃兴，三是工业在产业构成中的比例开始让渡与所谓的第三类产业。此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媒体的大众化，尤其如唱片业，以及求学生涯的延长，是建立在既有的消费能力上；而这些消费需求刺激了服务业的增长。对当今世代的我们来说，企业制造需求来营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工人阶级所支持的政党则面临分裂甚至瓦解；不但一些工人有钱了，而且工人在全国的就业人口里头也不再有选票上的优势。抵抗资本主义的努力变得越发不可能；连这抵抗本身的必要性也打了问号。或许人们还是被「异化」着；不过既然如此异化带来生活水准的大幅提升，使得许多平民老百姓过得比仅仅百年前的权贵人士还舒适，革命怎麽会有市场呢。
或许应该肯定这种物质生活的全面提升(虽然有些死硬的极少数派可能会坚持上帝的仆人只需要面包和水之类的)。不过，人的异化并没有停止；虽然这过程大大的从工业中撤退了，但以另一种方式渗透到所有可以进入市场的消费者。人们不再只是感到工作与自身无关了；人们的休闲与隐私渐渐的也与自身无关──如今，需求的制造无孔不入的攫掇着既有已知的未满足、挖掘着甚至制造着各种可能的慾望。人们享乐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下大幅迈出了人们想像的可能之外；个人不再需要白日梦了，不但有许多人抢着帮着做，而且有如神灯里的精灵般时不时的实现愿望。在不请自来的需求「爆炸」之下，休闲与兴趣所需的培养越来越少，选项则越来越多。涵养越是稀少，满足需求的修养门槛也江河日下；在众多吸引人的选项中，吸引人的不再是深厚隽永，而仅仅因为那是最吸引人的。流行此一阵来，彼一阵去，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刺激之外，好似什麽也没有留下；人们不是紧盯着花样翻新的选择，就是与自己一时的喜好一同被时尚淘选掉。
举个例子。人们可曾记得发自内心唱出自己的歌呢？人们想到唱歌，无非是借助KTV的包厢，或者自备一套卡拉OK，唱的是流行乐手的主唱，专业人的填词，连发声都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只要调调麦克风音量便成。甚至培养情绪的动作与环境都不重要了；萤光幕里不是现成的MTV，就是看似有组织过的「剧情」。会唱歌的意味几几乎乎单单只剩下了一副好嗓子值得称赞；有力的丹田不重要了。再没有视谱的必要了。词也不劳烦填。情绪可以速成。甚至连听众也随着时间逝去；对於新流行的一代而言，那些都成了「老歌」。对个人而言，唱歌除了一时喉咙的快慰外，其他所有的功能都从个人身上剥走了，赤条条的单薄。怎麽还能「但觉高歌有鬼神」呢。
佛洛伊德是有洞见的。文明的动力来自压抑，伟大(sublime)来自昇华(sublimation)。当今的「文明」将人异化的方式从极大的压抑转向了极端的解放，文明都不文明了；20世纪较19世纪还野蛮，不是吗？战争的主持可以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战略轰炸可以放过那些实际上妨碍敌人效用更大的炼油厂或者交通设施，却坚持对城镇做恐怖攻击，最後则用上了核弹。美国政府谴责恐怖份子，而恐怖份子不只针对国家机器，更针对平民百姓的那种理所当然，又是谁带头的呢？(恐怖份子并不一开始就针对平民的；19、20世纪之交，遇刺的多半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之类的权贵人物)当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受能力越来越低时，对人自身的容忍与欣赏也降低了；对於人的罪恶不能容忍，对於人的美善更谈不上欣赏。当道的文化「产品」多半是轻薄短小媚俗软骨的货色，少有能流露出一丝人性的尊严的，无论是受尽苦难抑或徜徉平和。即便是这些制作起来务必令人刺激不已的影视音声，对刺激感到疲劳、对短暂的刺激所带来的长久的空洞与虚无感到厌烦的人们，往往在轻易的满足之後，率性的将之丢开，再去寻觅另一些轻松的满足──直到心灵被这种长久的寻觅和无边的空洞击垮，榨进最後一点灵性为止。
我说：去体会一下最单纯的声音吧。去体会一下好比「疏雨滴梧桐」的声音吧。虽然这样体验也得等到下一个秋天。
佛洛伊德说文明的代价是压抑。1960年代火红的3M(另两人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之一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马克思重新捧起来的方法，就是引入马氏谴责资本主义将人异化的学说，从而思考一个比较不压抑的新文明。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在描述这样的过程：当工人们随着生产流程被组织起来时，他们本身也成为流水线上工具的一部分。实际上，往往也只要求使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作机械性的劳动(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功绩之一，便是大规模的雇佣残障人士──反正某些工作用上一手一脚半个身子也就够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冠上工厂地址与企业名称，经过不知其名的销售通路由不具名的消费者买下。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了：他经手的产品并不需要特别的花费心力，而且通常不在他手上完成，成品也不会留下他个人的印记，等到他想送给朋友同样的礼品时，还是自己掏了薪水去买，然後说明哪个部分可能是自己做的…个人藉着改造或创造表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现在他只是在无关的场所做着与自身无关的劳动，唯一的犒慰是熟手之後自己的脑袋可以到别处神游，做做白日梦。
马尔库塞像。图片来源
然而1960年代也是人类生活史上的另一个转捩点；二战後的欧洲经济再度扩张，零失业率虽然还未达到，就业之充分让人感到就算达到了也不怎麽离谱，连被关入「铁幕」的东欧共产国家也表现亮眼，害得赫鲁雪夫自信过头的宣称将埋葬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普遍上升造成了另外三个现象，一是高等教育的受众急速膨胀了起来，二是大众传播产业的勃兴，三是工业在产业构成中的比例开始让渡与所谓的第三类产业。此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媒体的大众化，尤其如唱片业，以及求学生涯的延长，是建立在既有的消费能力上；而这些消费需求刺激了服务业的增长。对当今世代的我们来说，企业制造需求来营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工人阶级所支持的政党则面临分裂甚至瓦解；不但一些工人有钱了，而且工人在全国的就业人口里头也不再有选票上的优势。抵抗资本主义的努力变得越发不可能；连这抵抗本身的必要性也打了问号。或许人们还是被「异化」着；不过既然如此异化带来生活水准的大幅提升，使得许多平民老百姓过得比仅仅百年前的权贵人士还舒适，革命怎麽会有市场呢。
或许应该肯定这种物质生活的全面提升(虽然有些死硬的极少数派可能会坚持上帝的仆人只需要面包和水之类的)。不过，人的异化并没有停止；虽然这过程大大的从工业中撤退了，但以另一种方式渗透到所有可以进入市场的消费者。人们不再只是感到工作与自身无关了；人们的休闲与隐私渐渐的也与自身无关──如今，需求的制造无孔不入的攫掇着既有已知的未满足、挖掘着甚至制造着各种可能的慾望。人们享乐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下大幅迈出了人们想像的可能之外；个人不再需要白日梦了，不但有许多人抢着帮着做，而且有如神灯里的精灵般时不时的实现愿望。在不请自来的需求「爆炸」之下，休闲与兴趣所需的培养越来越少，选项则越来越多。涵养越是稀少，满足需求的修养门槛也江河日下；在众多吸引人的选项中，吸引人的不再是深厚隽永，而仅仅因为那是最吸引人的。流行此一阵来，彼一阵去，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刺激之外，好似什麽也没有留下；人们不是紧盯着花样翻新的选择，就是与自己一时的喜好一同被时尚淘选掉。
举个例子。人们可曾记得发自内心唱出自己的歌呢？人们想到唱歌，无非是借助KTV的包厢，或者自备一套卡拉OK，唱的是流行乐手的主唱，专业人的填词，连发声都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只要调调麦克风音量便成。甚至培养情绪的动作与环境都不重要了；萤光幕里不是现成的MTV，就是看似有组织过的「剧情」。会唱歌的意味几几乎乎单单只剩下了一副好嗓子值得称赞；有力的丹田不重要了。再没有视谱的必要了。词也不劳烦填。情绪可以速成。甚至连听众也随着时间逝去；对於新流行的一代而言，那些都成了「老歌」。对个人而言，唱歌除了一时喉咙的快慰外，其他所有的功能都从个人身上剥走了，赤条条的单薄。怎麽还能「但觉高歌有鬼神」呢。
佛洛伊德是有洞见的。文明的动力来自压抑，伟大(sublime)来自昇华(sublimation)。当今的「文明」将人异化的方式从极大的压抑转向了极端的解放，文明都不文明了；20世纪较19世纪还野蛮，不是吗？战争的主持可以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战略轰炸可以放过那些实际上妨碍敌人效用更大的炼油厂或者交通设施，却坚持对城镇做恐怖攻击，最後则用上了核弹。美国政府谴责恐怖份子，而恐怖份子不只针对国家机器，更针对平民百姓的那种理所当然，又是谁带头的呢？(恐怖份子并不一开始就针对平民的；19、20世纪之交，遇刺的多半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之类的权贵人物)当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受能力越来越低时，对人自身的容忍与欣赏也降低了；对於人的罪恶不能容忍，对於人的美善更谈不上欣赏。当道的文化「产品」多半是轻薄短小媚俗软骨的货色，少有能流露出一丝人性的尊严的，无论是受尽苦难抑或徜徉平和。即便是这些制作起来务必令人刺激不已的影视音声，对刺激感到疲劳、对短暂的刺激所带来的长久的空洞与虚无感到厌烦的人们，往往在轻易的满足之後，率性的将之丢开，再去寻觅另一些轻松的满足──直到心灵被这种长久的寻觅和无边的空洞击垮，榨进最後一点灵性为止。
我说：去体会一下最单纯的声音吧。去体会一下好比「疏雨滴梧桐」的声音吧。虽然这样体验也得等到下一个秋天。
选後杂感
选後杂感
记忆一：
前辈某在看我替文化局设计的电子报格式。
「怎麽都是绿色的啊？」
「等国民党执政以後就全改成蓝色的啊。」
记忆二：
同一个前辈某问：
「你支持蓝的还绿的？」
「我红的。」
我弟千里迢迢(一华里大约半公里，从台北到高雄差不多)返乡投票，举家皆惊；我妈在电话里说的很露骨：「投国民党就不用回来啦！」，半开玩笑式的。我觉得这很没有民主素养，不过没有说什麽；这种人满坑满谷，青天白日之下也满地都是，责於一人之身、一派之众，无甚大用。果不其然，尽管谢长廷在高雄的政绩有目共睹，捷运通车、爱河整治、公园、文化园区处处，彼此隔不数步，正所谓长亭更短亭；我弟还是「夫夫，对不起」，票给了马英九。後来我才知道他口袋里只剩一张百元钞，连坐车回校的票钱也没有。
要比爱台湾，我弟所用的方式应该比许多口惠而实不至的要来的具体。他对台湾的动植物生态很有兴趣，素富培养；对台湾的许多古蹟、历史建筑、自然保护区，脚程能及者莫不走上一趟两趟再三趟，对其中来历、典故、物种的了解足以对那些只是来风景区「休闲」的人「说教」；登山之外(「百岳」的那种山)，更喜欢寻幽探雅，去那些人迹罕至、没有「经济价值」的落拓聚落或废墟，去寻找他摄影的题材。除去与台湾相关的人、事、时、地、物的「爱台湾」，除了空洞的口号之外还能是什麽。选後那个周日，我和他在细雨下沿着捷运站所在的路线驰骋着摩托车，看过一站又一站地下化的车厢里头看不到的捷运各站造型。如果没有他偶而回家时我也跟着他四处爬爬走，我大概还不知道窗外的高雄有什麽改变。
结果其实反而我才是投了谢。
这主要不是因为高雄的「政绩」的缘故；高雄确实有相当政绩，除了那些被狂热政治信仰蒙蔽而挑三捡四者有眼无珠看不入眼。但有件事也挺令人心惊的：周日应该是游人如织的日子，大道旁的店面却大半拉下了铁卷门，甚有看起来已破败很久、店内为宵小光顾一空、店外满是街头涂鸦者，在那些各逞其新颖造型的捷运站旁更为怵目。到底该不该投谢呢？我挣扎着，以为选前几天双方阵营差不多已到平盘，万一谢当选後民进党还是做不好，我岂不是要继续四年看着破败的街景对自己说：「这样萧条的责任我也有一份」呢。所幸，另外七百万人否决了这项提议；比另外一边愿意给民进党再一个机会的人们整整多了两百万。我这一票和我所考虑的烦恼的比起来还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渺小啊。
这个选择并不是基於某些基本教义派一般的爱国、一样的「相信台湾」(的什麽？)；无论是哪一种国家主义，无论是蓝营那种过去式的、党国不分的(还有些人被洗脑的很严重；中国近代史简直就是中国国民党史，其他人都不见了)「爱国」，还是绿营那种现在进行式、未来式的台湾什麽国…这类右翼的主张我所不取，尤其是这种我群意识经常建立在对「异」(怎样的「异」？阿拉伯人的反犹情绪常也被称作反闪族主义，可阿拉伯人本身也是属闪语系的民族)族群的排挤、鄙视、仇视之上时。究竟什麽时候开始民进党除了族群牌之外竟然提不出有力的政治诉求或愿景呢？对岸传来中共对西藏的武力镇压，被操作成「今日的西藏，明日的台湾」(万一马选上)；可却没什麽人这样反省：汉人的大举入藏使得当地的原住民为了他们将被灭绝的文化而抵抗，台湾不也是如此吗？原住民的文化灭绝，差不多已经是既成事实。其实应该是「今日的台湾，明日的西藏」才是。此也曝露了在台湾，能浮出政治舞台上的也不过是两种汉族中心主义的斗争。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因为「左」而选择「红」；真正说起来，只不过是因为我奉行的是「多数人絶对是错误的」的思想罢了。左派既然代表普罗阶层，代表工农兵，左派当然是多数；而此种倚多为胜的左派也是我所不取的。只不过当今的社会里头，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先进国家的左派们意外的发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也不能赢得大选了。在台湾的情况则更特殊：像陈映真那种(我觉得有些食古不化)的左派万中无一；国民党近四十年的高压统治，最成功的大概是灌输给人民的「反共意识」吧。台湾几乎没有了左派；因为，在国民党还能在大陆上肆其淫威之时，就已经习於将反对者「抹红」，连英美留学回来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新月派诸公，如罗隆基，如闻一多，也被党的喉舌抹成「罗隆斯基」、「闻一多夫」。流风所及，在台湾的艺术与文学内的派系斗争里也流行起了这种斗争手段：徐复观将1950年代台湾艺坛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抹成共产主义的前奏，余光中则指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艺」。这一着，民进党学的很精，却忘了当初的党外是基於什麽主义开始关心人民大众的…(附带一提：徐复观後来因为搞不懂现代艺术的历史，不晓得当时美国人正利用抽象表现艺术与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打对台，被另一个艺术家刘国松惨电)
台湾的左派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少数派，在保密防谍的风声鹤唳中。然後，也理所当然的和其他的少数派结盟：同性恋或特殊性癖恋者、环境保育团体、原住民社会运动…
我不太可能把票投给国民党；这个有着累累的荼毒人民前科的政党始终在我选项外。我真正犹豫的是要不要把票投给民进党；虽然这个党偏离其原有的一部分价值已很远了，但至少有些价值还是只有它能代表。最後令我下定决心的是杨逵的遗族以及孙大川的表态：卑南族的孙氏是原运的要角之一；而杨逵，在日据时期最为坚定反抗日帝国殖民当局的台湾人，却在「光复」之後给国民党一口气十二年关了个够──他在日据时期作的牢林林总总加起来都没那麽漫长。
杨逵(左)与妻叶陶。图片来源
如果民进党这个招牌所代表的价值已经名存实亡，或许也是消失的好吧；虽然另一个更应该消灭的政党却还存在着。不过至少有一点稍微令人安心了：今後可以在野的身分对国民党开骂了。
记忆一：
前辈某在看我替文化局设计的电子报格式。
「怎麽都是绿色的啊？」
「等国民党执政以後就全改成蓝色的啊。」
记忆二：
同一个前辈某问：
「你支持蓝的还绿的？」
「我红的。」
我弟千里迢迢(一华里大约半公里，从台北到高雄差不多)返乡投票，举家皆惊；我妈在电话里说的很露骨：「投国民党就不用回来啦！」，半开玩笑式的。我觉得这很没有民主素养，不过没有说什麽；这种人满坑满谷，青天白日之下也满地都是，责於一人之身、一派之众，无甚大用。果不其然，尽管谢长廷在高雄的政绩有目共睹，捷运通车、爱河整治、公园、文化园区处处，彼此隔不数步，正所谓长亭更短亭；我弟还是「夫夫，对不起」，票给了马英九。後来我才知道他口袋里只剩一张百元钞，连坐车回校的票钱也没有。
要比爱台湾，我弟所用的方式应该比许多口惠而实不至的要来的具体。他对台湾的动植物生态很有兴趣，素富培养；对台湾的许多古蹟、历史建筑、自然保护区，脚程能及者莫不走上一趟两趟再三趟，对其中来历、典故、物种的了解足以对那些只是来风景区「休闲」的人「说教」；登山之外(「百岳」的那种山)，更喜欢寻幽探雅，去那些人迹罕至、没有「经济价值」的落拓聚落或废墟，去寻找他摄影的题材。除去与台湾相关的人、事、时、地、物的「爱台湾」，除了空洞的口号之外还能是什麽。选後那个周日，我和他在细雨下沿着捷运站所在的路线驰骋着摩托车，看过一站又一站地下化的车厢里头看不到的捷运各站造型。如果没有他偶而回家时我也跟着他四处爬爬走，我大概还不知道窗外的高雄有什麽改变。
结果其实反而我才是投了谢。
这主要不是因为高雄的「政绩」的缘故；高雄确实有相当政绩，除了那些被狂热政治信仰蒙蔽而挑三捡四者有眼无珠看不入眼。但有件事也挺令人心惊的：周日应该是游人如织的日子，大道旁的店面却大半拉下了铁卷门，甚有看起来已破败很久、店内为宵小光顾一空、店外满是街头涂鸦者，在那些各逞其新颖造型的捷运站旁更为怵目。到底该不该投谢呢？我挣扎着，以为选前几天双方阵营差不多已到平盘，万一谢当选後民进党还是做不好，我岂不是要继续四年看着破败的街景对自己说：「这样萧条的责任我也有一份」呢。所幸，另外七百万人否决了这项提议；比另外一边愿意给民进党再一个机会的人们整整多了两百万。我这一票和我所考虑的烦恼的比起来还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渺小啊。
这个选择并不是基於某些基本教义派一般的爱国、一样的「相信台湾」(的什麽？)；无论是哪一种国家主义，无论是蓝营那种过去式的、党国不分的(还有些人被洗脑的很严重；中国近代史简直就是中国国民党史，其他人都不见了)「爱国」，还是绿营那种现在进行式、未来式的台湾什麽国…这类右翼的主张我所不取，尤其是这种我群意识经常建立在对「异」(怎样的「异」？阿拉伯人的反犹情绪常也被称作反闪族主义，可阿拉伯人本身也是属闪语系的民族)族群的排挤、鄙视、仇视之上时。究竟什麽时候开始民进党除了族群牌之外竟然提不出有力的政治诉求或愿景呢？对岸传来中共对西藏的武力镇压，被操作成「今日的西藏，明日的台湾」(万一马选上)；可却没什麽人这样反省：汉人的大举入藏使得当地的原住民为了他们将被灭绝的文化而抵抗，台湾不也是如此吗？原住民的文化灭绝，差不多已经是既成事实。其实应该是「今日的台湾，明日的西藏」才是。此也曝露了在台湾，能浮出政治舞台上的也不过是两种汉族中心主义的斗争。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因为「左」而选择「红」；真正说起来，只不过是因为我奉行的是「多数人絶对是错误的」的思想罢了。左派既然代表普罗阶层，代表工农兵，左派当然是多数；而此种倚多为胜的左派也是我所不取的。只不过当今的社会里头，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先进国家的左派们意外的发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也不能赢得大选了。在台湾的情况则更特殊：像陈映真那种(我觉得有些食古不化)的左派万中无一；国民党近四十年的高压统治，最成功的大概是灌输给人民的「反共意识」吧。台湾几乎没有了左派；因为，在国民党还能在大陆上肆其淫威之时，就已经习於将反对者「抹红」，连英美留学回来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新月派诸公，如罗隆基，如闻一多，也被党的喉舌抹成「罗隆斯基」、「闻一多夫」。流风所及，在台湾的艺术与文学内的派系斗争里也流行起了这种斗争手段：徐复观将1950年代台湾艺坛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抹成共产主义的前奏，余光中则指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艺」。这一着，民进党学的很精，却忘了当初的党外是基於什麽主义开始关心人民大众的…(附带一提：徐复观後来因为搞不懂现代艺术的历史，不晓得当时美国人正利用抽象表现艺术与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打对台，被另一个艺术家刘国松惨电)
台湾的左派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少数派，在保密防谍的风声鹤唳中。然後，也理所当然的和其他的少数派结盟：同性恋或特殊性癖恋者、环境保育团体、原住民社会运动…
我不太可能把票投给国民党；这个有着累累的荼毒人民前科的政党始终在我选项外。我真正犹豫的是要不要把票投给民进党；虽然这个党偏离其原有的一部分价值已很远了，但至少有些价值还是只有它能代表。最後令我下定决心的是杨逵的遗族以及孙大川的表态：卑南族的孙氏是原运的要角之一；而杨逵，在日据时期最为坚定反抗日帝国殖民当局的台湾人，却在「光复」之後给国民党一口气十二年关了个够──他在日据时期作的牢林林总总加起来都没那麽漫长。
杨逵(左)与妻叶陶。图片来源
如果民进党这个招牌所代表的价值已经名存实亡，或许也是消失的好吧；虽然另一个更应该消灭的政党却还存在着。不过至少有一点稍微令人安心了：今後可以在野的身分对国民党开骂了。
工商服务时间
工商服务时间
大概怕我在家里闷坏的关系，在取得本人同意後我也成为社区巡守队的一员有半年了。和我搭档的中年伯伯「锺大哥」习於滔滔不绝的向我灌输社会经验以及家庭琐事，所以偶而会有「继承恁老爸的卤味摊」之类的提议；当然这种建议通常都要动之以当事者的利害才会有些效果，所以说动的理由也就包括了「一个人整天念书很孤独啊」云云。
虽然基本上是娇生惯养的死小孩，我对於「出社会」其实心理上压力不算很大；要比「吃苦头」，我问题恐怕还不在於耐不住而在於太耐得住所以反而不太在乎找的工作「好不好」吧？不过基於同时也是羞羞脸的死小孩，身为丢脸的新鲜人心态还是很需要调适的。(对不起让我掉个书袋)痛骂中共「党天下」的储安平在说明英国人的Gentleman这概念时，说到了做个绅士的条件之一是「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这个翻译咀嚼起来很带劲儿：敢於「曝露」他自己。用心理经济学里头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曝露」是相对於「需求」而言的──经济学的滥调之一是供需法则，有需求才有供给，才有生产活动的可能，需求在经济体系的运作可见一般。可是除去此种疑似第一因的光环，需求又怎麽来呢？一个阻碍需求的因素是：把自己心中的慾望表达出来实际上必须承担隐私曝露的风险。在目前台湾的社会上，或许嫖妓是一个说明的好例子：对於隐蔽的要求大大的减少了一般男人以市场交易来满足性欲的需求，其中能够成交的都得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一般的黑市交易也是如此。不过这原则还可以推的更远些：日本人的生意头脑就体现在异常详尽的产品使用说明书、连生鱼片(机器现作！)都卖的自动贩卖机和各式「傻瓜(都会用的)」产品──所有这些都在实践避免「曝露」的原则，无论是在技巧娴熟的店员面前还是怕尴尬的大庭广众之下。
畏「难」未必是畏惧「困难」；困难之所以困难，也因为困难引起的灾难的缘故。不畏难，是敢於抛弃安全，冒险犯难。
当然卖卤味不是夸张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业；只是清明节前後「拼经济」要大卖一场，所以鼻尖贴在书页前的我就被拉夫徵用了。
寒尽不知年。不知不觉已经是穿着令人害羞的季节：市场上的人潮里载浮载沉若隐若现着令人垂涎的白皙大腿，哦哦尤其是本土产的萝莉(涎)。当然还有其他精采的部分，不过基於良善社会风俗的维护我觉得说到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对面卖春卷的生意好的不得了，毕竟一年才卖这一次，至少6点钟就开始排的队到中午都还未间断。另外则有贴补家用(我想像的)的好(女)孩子沿街贩卖花朵。不过重点还是咱家的鲁味啦
大概怕我在家里闷坏的关系，在取得本人同意後我也成为社区巡守队的一员有半年了。和我搭档的中年伯伯「锺大哥」习於滔滔不绝的向我灌输社会经验以及家庭琐事，所以偶而会有「继承恁老爸的卤味摊」之类的提议；当然这种建议通常都要动之以当事者的利害才会有些效果，所以说动的理由也就包括了「一个人整天念书很孤独啊」云云。
虽然基本上是娇生惯养的死小孩，我对於「出社会」其实心理上压力不算很大；要比「吃苦头」，我问题恐怕还不在於耐不住而在於太耐得住所以反而不太在乎找的工作「好不好」吧？不过基於同时也是羞羞脸的死小孩，身为丢脸的新鲜人心态还是很需要调适的。(对不起让我掉个书袋)痛骂中共「党天下」的储安平在说明英国人的Gentleman这概念时，说到了做个绅士的条件之一是「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这个翻译咀嚼起来很带劲儿：敢於「曝露」他自己。用心理经济学里头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曝露」是相对於「需求」而言的──经济学的滥调之一是供需法则，有需求才有供给，才有生产活动的可能，需求在经济体系的运作可见一般。可是除去此种疑似第一因的光环，需求又怎麽来呢？一个阻碍需求的因素是：把自己心中的慾望表达出来实际上必须承担隐私曝露的风险。在目前台湾的社会上，或许嫖妓是一个说明的好例子：对於隐蔽的要求大大的减少了一般男人以市场交易来满足性欲的需求，其中能够成交的都得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一般的黑市交易也是如此。不过这原则还可以推的更远些：日本人的生意头脑就体现在异常详尽的产品使用说明书、连生鱼片(机器现作！)都卖的自动贩卖机和各式「傻瓜(都会用的)」产品──所有这些都在实践避免「曝露」的原则，无论是在技巧娴熟的店员面前还是怕尴尬的大庭广众之下。
畏「难」未必是畏惧「困难」；困难之所以困难，也因为困难引起的灾难的缘故。不畏难，是敢於抛弃安全，冒险犯难。
当然卖卤味不是夸张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业；只是清明节前後「拼经济」要大卖一场，所以鼻尖贴在书页前的我就被拉夫徵用了。
寒尽不知年。不知不觉已经是穿着令人害羞的季节：市场上的人潮里载浮载沉若隐若现着令人垂涎的白皙大腿，哦哦尤其是本土产的萝莉(涎)。当然还有其他精采的部分，不过基於良善社会风俗的维护我觉得说到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对面卖春卷的生意好的不得了，毕竟一年才卖这一次，至少6点钟就开始排的队到中午都还未间断。另外则有贴补家用(我想像的)的好(女)孩子沿街贩卖花朵。不过重点还是咱家的鲁味啦
最近琐记
最近琐记
最近是春暖花开意兴阑珊的日子。该作的事都不想作，想作的事又不能作。该作的事：念书、练习写公文、看法条而且最好背起来；想作的事：买书、晃图书馆、作「研究」…算算只剩下八十几天的日子，却觉得「怎麽还有八十几天啊」云云一点紧张感都没有的内心话，真是令人紧张。虽然关在房里的时间比起之前稍微有些增长，不过主要还拜《先秦诸子系年》之赐…这本书放进考题里的机会微乎其微，不过这才是历史系学生该念的书好呗。想念学校的图书馆，想念图书馆一排排书架上的四库全书、续编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想念学校附近的书店，想念山外更新与售罄速度超快的大陆书、诚品的外文书和学研的历史群象…
意兴阑珊却也是伤春悲秋的日子。明明很好睡的湿度与温度却睡不着；睡得一身汗臭却死巴着被襦不想醒来；恶梦作起来比现实还真实的心有余悸，春梦作起来太真实以致於一点也不现实的令人惆怅。情感奔放？意味着对现实的容忍底线大大降低。隔壁的外籍新娘已升级进化为带小孩的外籍老妈，小婴儿则升级进化为「已经可以打的」死小鬼。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老妈遭受死小鬼一而再再而三的有理哭闹以及无理挑衅/吸引注意的哭闹而终於「爆气」时我也大感欣慰，嘴角上扬撑起一丝快意，好像我是在看别人打战国BASARA一般。相较之下我的琐事还真是琐，就是影印毕业证书、影印身分证、填表格、挂号邮寄向考选部作书面报到，然後弄丢身分证去重新申办一张外再追加官僚制度为防万一所设下的升斗小民必须一一加以克服的重重手续，然後才发现照片限一年内、驾照上的地址已从地球上消失还有户口名簿上没有我的名字──经调查，原来不知为何我竟成了「户长」了。突然觉得一同巡守的「锺大哥」谆谆告诫的「早点成家立业」原来不知何时我已经莫名其妙的做了「成家」的一半，只是那个「家」还真是道地的孤家寡人式的家。商鞅一定爱死我这等模范公民了，秦律也不过规定五口以上不分家要罚。(按：正确来说应该是家中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税要多缴，不过我懒得更正)
也不是没有好事。蚊子突然间都消失了，不知是否因为前几天市政府的清洁队带着抽水沟的泵浦挨家挨户掀水沟盖的缘故。无论如何对一个在书桌与电脑桌旁和卧室床上与蚊子奋战半年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这半年来我的击坠数早就超过史上任何空战英雄了，虽然打下来的东西除了都会飞之外没有相同的地方。不过这当中有没有什麽传奇故事呢？我这样说好了：除开每天4~5只固定「收入」所累积起的屍堆外，还培养起「辨识」「刚打死的这只是不是刚咬我的那只」的能力，如此一来才不会误以为元凶已除而错误的高枕无忧。在还醒着的场合，蚊子多到随手一撵痒处就是一只的程度(也不乏一次打下一双的纪录)，遂观察到奇特的蚊子生态：一，蚊子会爬行，可不是翅膀被摘掉迫於如此；二，蚊子会睡眠(吧)，否则怎麽可能我以为是屍体的蚊子一动也不动的让我抓起来端详一会放回桌上，竟尔展翅嗡然而去；三，蚊子会自然死亡。这句好像是废话，不过像我这样看到萤幕上的蚊子居然忽然软了脚滑下且就此长眠不起，亲眼见证这条铁律的，怕不多吧。
我可没乱盖。
最近是春暖花开意兴阑珊的日子。该作的事都不想作，想作的事又不能作。该作的事：念书、练习写公文、看法条而且最好背起来；想作的事：买书、晃图书馆、作「研究」…算算只剩下八十几天的日子，却觉得「怎麽还有八十几天啊」云云一点紧张感都没有的内心话，真是令人紧张。虽然关在房里的时间比起之前稍微有些增长，不过主要还拜《先秦诸子系年》之赐…这本书放进考题里的机会微乎其微，不过这才是历史系学生该念的书好呗。想念学校的图书馆，想念图书馆一排排书架上的四库全书、续编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想念学校附近的书店，想念山外更新与售罄速度超快的大陆书、诚品的外文书和学研的历史群象…
意兴阑珊却也是伤春悲秋的日子。明明很好睡的湿度与温度却睡不着；睡得一身汗臭却死巴着被襦不想醒来；恶梦作起来比现实还真实的心有余悸，春梦作起来太真实以致於一点也不现实的令人惆怅。情感奔放？意味着对现实的容忍底线大大降低。隔壁的外籍新娘已升级进化为带小孩的外籍老妈，小婴儿则升级进化为「已经可以打的」死小鬼。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老妈遭受死小鬼一而再再而三的有理哭闹以及无理挑衅/吸引注意的哭闹而终於「爆气」时我也大感欣慰，嘴角上扬撑起一丝快意，好像我是在看别人打战国BASARA一般。相较之下我的琐事还真是琐，就是影印毕业证书、影印身分证、填表格、挂号邮寄向考选部作书面报到，然後弄丢身分证去重新申办一张外再追加官僚制度为防万一所设下的升斗小民必须一一加以克服的重重手续，然後才发现照片限一年内、驾照上的地址已从地球上消失还有户口名簿上没有我的名字──经调查，原来不知为何我竟成了「户长」了。突然觉得一同巡守的「锺大哥」谆谆告诫的「早点成家立业」原来不知何时我已经莫名其妙的做了「成家」的一半，只是那个「家」还真是道地的孤家寡人式的家。商鞅一定爱死我这等模范公民了，秦律也不过规定五口以上不分家要罚。(按：正确来说应该是家中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税要多缴，不过我懒得更正)
也不是没有好事。蚊子突然间都消失了，不知是否因为前几天市政府的清洁队带着抽水沟的泵浦挨家挨户掀水沟盖的缘故。无论如何对一个在书桌与电脑桌旁和卧室床上与蚊子奋战半年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这半年来我的击坠数早就超过史上任何空战英雄了，虽然打下来的东西除了都会飞之外没有相同的地方。不过这当中有没有什麽传奇故事呢？我这样说好了：除开每天4~5只固定「收入」所累积起的屍堆外，还培养起「辨识」「刚打死的这只是不是刚咬我的那只」的能力，如此一来才不会误以为元凶已除而错误的高枕无忧。在还醒着的场合，蚊子多到随手一撵痒处就是一只的程度(也不乏一次打下一双的纪录)，遂观察到奇特的蚊子生态：一，蚊子会爬行，可不是翅膀被摘掉迫於如此；二，蚊子会睡眠(吧)，否则怎麽可能我以为是屍体的蚊子一动也不动的让我抓起来端详一会放回桌上，竟尔展翅嗡然而去；三，蚊子会自然死亡。这句好像是废话，不过像我这样看到萤幕上的蚊子居然忽然软了脚滑下且就此长眠不起，亲眼见证这条铁律的，怕不多吧。
我可没乱盖。
部落格这回事
部落格这回事
掐指一算，这部落格写了也一年又半载有余了。虽说实际不止如此，许多篇章的雏型可能写就於五年之前，而在《逸佚居》之前也开过一个比较不成功的部落格(後来偶然搜寻到其残迹，发现一些搬家後我没去注意的留言；似乎有点糟蹋了那些意见，不过人总是有惋惜遗物的倾向，丢掉的东西未必倒有那个价值)；因而这问题萦於脑际或许也有半个十年之久了：我为了什麽去写这些东西？
或许真有那股干劲和热诚；但或许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质疑上头：我很怀疑这些人造物件的保存期限的。确实，过去许多发表在网路上的「大作」(有鉴於部落格的性质就是供人自卖自夸，且让我大吹大擂一番)因为怕一时之间意外丢了，我是当部落格一个备分自己文章的仓储系统；只是後来越是写，越是懒得与人争论什麽(好吧我承认：实际上我是争输了居多，虽然我认为自己的论点无论就精采还是慎密的程度而言，根本就是轻松打死那些读父书的超龄儿童)。这部落格也越来越充斥一些看起来不像是要与人对话的文字；发现这一点，是拜与友Hildegard通信所赐：突然间我才发现与自己交谈是有多麽惫懒，而和别人乱盖是多麽能引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对谈。说起来认为部落格现象是最大规模的集体暴露狂，并不算是十分精到的见解；固然那些去除私语言的专门之作很难引起同好以外的普遍回响，纯粹意识流式的文字拼凑或情绪发泄，大概除了天天见面同事同学之外，少有人会去甩这些不明究里的东西吧。或许有那些不在乎他人反应的曝露狂；不过有那些能够忍受没有人对之加以反应的暴露狂吗？
不过最好笑的还是莫过於：认为这些有时不太合人事时地物的曝露行为，可以十世百代千秋万岁的传下去；是、是，有些文字我确实让它存活了五年以上。然而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在这个每个人都可能在所有人面前走红五分钟的时代(套Andy Warhol语)，虽视而不见的「走红」究竟有什麽满足表现欲之外的意义？确实我知道：这种表现欲是可以被利用的，就好像历朝的皇帝总是被规谏「广开言路」(然後一堆以为真的什麽都可以乱盖的被一网打尽宰的宰杀的杀；从东汉的太学清议到毛泽东的大鸣大放，简直是近两千年来到现在不变，始终如一)一样；又好像那些抿除了个人存在的专业论文一般，成为为学术界垫基的一号人物，却是隐匿的有如名字纯粹就只是个代号般，虽然这单薄的存在感是结结实实的镶嵌在社会允许的名人榜上(Nigel Barley的民族志或者马凌诺斯基死後才敢出版的日记多老实啊；人类学者并不都是那种两三天就能学会异乡语言的怪物，可是大部分要假装是)。
马凌诺斯基。此公也算好出风头之流：写了本书故意定名为《野蛮人的性生活》，在一次大战前後保守的英国社会可说是在挑逗癖好窥淫之人的遐想。据说他也被当作自由恋爱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大概因为他所研究的Trobriand岛住民对性的态度开放许多吧(女孩子第一次性经验介於六岁到十四岁之间…听起来简直就是萝莉控天堂；不过与其说是百无禁忌，不如说是禁忌在不同的地方比较贴切。各位男士们擦擦口水，别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图片来源
其实这个问题或许问错了；用李维史陀不负责任的遁语来说，叫做「任何意义的背後是无意义」。其实我觉得应该再多发挥几句：或许任何事物都有意义，尽管任何意义的背後是无意义，但所有这些事物才不管这些。他们自顾自的自生自灭。
抱着「或许这部落格明早起就整个从地球上消失」的心情来写它，比起小心翼翼的当它作本着作来写(看嘛，我都刻意标号起了《逸佚居》三个字)还要来得畅快许多；不就拿了「我为了什麽去写这些东西？」的问题叽哩咕噜唏哩哗啦出一篇文字吗？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掐指一算，这部落格写了也一年又半载有余了。虽说实际不止如此，许多篇章的雏型可能写就於五年之前，而在《逸佚居》之前也开过一个比较不成功的部落格(後来偶然搜寻到其残迹，发现一些搬家後我没去注意的留言；似乎有点糟蹋了那些意见，不过人总是有惋惜遗物的倾向，丢掉的东西未必倒有那个价值)；因而这问题萦於脑际或许也有半个十年之久了：我为了什麽去写这些东西？
或许真有那股干劲和热诚；但或许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质疑上头：我很怀疑这些人造物件的保存期限的。确实，过去许多发表在网路上的「大作」(有鉴於部落格的性质就是供人自卖自夸，且让我大吹大擂一番)因为怕一时之间意外丢了，我是当部落格一个备分自己文章的仓储系统；只是後来越是写，越是懒得与人争论什麽(好吧我承认：实际上我是争输了居多，虽然我认为自己的论点无论就精采还是慎密的程度而言，根本就是轻松打死那些读父书的超龄儿童)。这部落格也越来越充斥一些看起来不像是要与人对话的文字；发现这一点，是拜与友Hildegard通信所赐：突然间我才发现与自己交谈是有多麽惫懒，而和别人乱盖是多麽能引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对谈。说起来认为部落格现象是最大规模的集体暴露狂，并不算是十分精到的见解；固然那些去除私语言的专门之作很难引起同好以外的普遍回响，纯粹意识流式的文字拼凑或情绪发泄，大概除了天天见面同事同学之外，少有人会去甩这些不明究里的东西吧。或许有那些不在乎他人反应的曝露狂；不过有那些能够忍受没有人对之加以反应的暴露狂吗？
不过最好笑的还是莫过於：认为这些有时不太合人事时地物的曝露行为，可以十世百代千秋万岁的传下去；是、是，有些文字我确实让它存活了五年以上。然而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在这个每个人都可能在所有人面前走红五分钟的时代(套Andy Warhol语)，虽视而不见的「走红」究竟有什麽满足表现欲之外的意义？确实我知道：这种表现欲是可以被利用的，就好像历朝的皇帝总是被规谏「广开言路」(然後一堆以为真的什麽都可以乱盖的被一网打尽宰的宰杀的杀；从东汉的太学清议到毛泽东的大鸣大放，简直是近两千年来到现在不变，始终如一)一样；又好像那些抿除了个人存在的专业论文一般，成为为学术界垫基的一号人物，却是隐匿的有如名字纯粹就只是个代号般，虽然这单薄的存在感是结结实实的镶嵌在社会允许的名人榜上(Nigel Barley的民族志或者马凌诺斯基死後才敢出版的日记多老实啊；人类学者并不都是那种两三天就能学会异乡语言的怪物，可是大部分要假装是)。
马凌诺斯基。此公也算好出风头之流：写了本书故意定名为《野蛮人的性生活》，在一次大战前後保守的英国社会可说是在挑逗癖好窥淫之人的遐想。据说他也被当作自由恋爱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大概因为他所研究的Trobriand岛住民对性的态度开放许多吧(女孩子第一次性经验介於六岁到十四岁之间…听起来简直就是萝莉控天堂；不过与其说是百无禁忌，不如说是禁忌在不同的地方比较贴切。各位男士们擦擦口水，别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图片来源
其实这个问题或许问错了；用李维史陀不负责任的遁语来说，叫做「任何意义的背後是无意义」。其实我觉得应该再多发挥几句：或许任何事物都有意义，尽管任何意义的背後是无意义，但所有这些事物才不管这些。他们自顾自的自生自灭。
抱着「或许这部落格明早起就整个从地球上消失」的心情来写它，比起小心翼翼的当它作本着作来写(看嘛，我都刻意标号起了《逸佚居》三个字)还要来得畅快许多；不就拿了「我为了什麽去写这些东西？」的问题叽哩咕噜唏哩哗啦出一篇文字吗？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爱国这回事
爱国这回事
爱得如痴如迷、天昏地暗的祖国敬仰者们又理所当然但神智不清的对「敌人」示威动粗了──我看到大陆网民发动串联要去家乐福前堵人时作如此想；当然我这人心里是比较恶毒，接下来盘算着的是该怎麽拿这些人大作文章取笑一番…想不到事过境迁，在我这资讯不太流动的斗室内一进一出，世界上就多了好几条可以让台湾的媒体记者大爷们连播好一阵子的头条大新闻(可以暂时不用跑那些鸡毛蒜皮不慌不急播出来还挨骂的新闻了)；本来国际抵制奥运的始作俑者正是镇压西藏的中国政府本身，不想四川一场大地震，中国的角色一下子从加害者变成被害者(似乎可以听到中共高层人士的窃笑；这转移焦点的机会还真是天上掉下来不可多得求之不得的)。当然我们必须分清楚，分清楚人民不等於政府，分清楚被国家机器动员起来的侵略者同时也是被害者，分清楚只要是被压迫的人们就是同样争取的对象──我知道中国大陆们的愤青早就不甩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的这套了，毕竟共产党不管是建立起来的形象还是塑造出来的偶像都早已幻灭殆尽荡然无存了嘛，旧价值的崩解以及新信仰的追求原本也是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欧洲曾走过的道路。但是。
但是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摸不着在台湾这个可以说不管蓝绿都早已信任破产的政治环境下，怎有人能疯狂到去坚持最基(激)进的民族主义，疯狂到对那些受灾人民铁石心肠见死不救甚至拍手叫好的程度。我以为爱国者在台湾除了(说起来拦截弹道飞弹的效率不高的)飞弹之外没有其他的指涉了说。还是说就像扫黑过後抓了几个黑道老大，底下的喽罗们一时失了头儿，没办法像抓起了结点就拉起整张网一般提纲挈领加以控管，所以那些无头苍蝇们才到处乱窜什麽可笑的主张都说的出口？或者该说这些人过於老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自然反应一出，就是把仇恨还给仇恨，以爱自己国家的方式去对付爱他们国家的非我族类？
我们都知道(如果您不知道，假装一下吧)儿童时期曾受父母虐待的父母们有很大的比例会去虐待他们的子女。我们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是早在16、17世纪南美洲的大陆上，那些逃离奴役的黑奴们在丛林中建立了的共和国里，在他们之中却仍然维持着那套奴隶制度；19世纪建国的赖比瑞亚，原本是美国内战後美洲黑人回到非洲，在「家乡」建立自己国度的美丽愿景，然而来自美国解放了的黑人们依然歧视原本住在当地的黑人「同胞」。如果人们来自单一的文化，而那样的文化只提供那样单薄的资源，那麽大部分缺乏想像力的凡人在他们行动时所能借监的，不消说，还是那套一成不变的行为模式；如果这当中有着压榨和奴役，那麽压榨和奴役自然也会如影随形，一成不变的在这些可怜人──同时也是犯人──当中横行。
赖比瑞亚的位置，很有成为台湾邦交国的潜力。图片来源
但文化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台湾的困境；台湾比起更不自由的中国，对外资讯的取得显然自由、容易得多(虽说这也不过是最近二十几年来的事)，比起对岸，台湾人应该有多得多的借监，足够走出固有的意识形态才是。尤其再对照以蓝绿两种意识形态都已破产的情境，应该有更多人开始从新反思未来该何去何从才是，所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是也。其实我说得也很明白了：这篇文章只是在嘲笑那些原地踏步不长进的家伙。至於台湾的未来，以岛内的气氛而言，我还算乐观的：任何一种激进(无论统独)民族主义作为时代的逆流，在为其极端排他的本质所限而不能与其他社会运动结盟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壮大」到被我这种坏人嘲笑而已。我想更多人面临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坚持某种国族想像，而是从此种国族想像中解放後该何去何从。
而中国的社会若要抛弃旧思维，可能还有许多长远的日子要走(其实也不能说旧，民族主义从一小撮知识份子蔓延到「全中国人民」身上还拜日军侵华之赐；民族主义在中国还很年轻)；说起来还是对岸的状况比较令人忧心。
爱得如痴如迷、天昏地暗的祖国敬仰者们又理所当然但神智不清的对「敌人」示威动粗了──我看到大陆网民发动串联要去家乐福前堵人时作如此想；当然我这人心里是比较恶毒，接下来盘算着的是该怎麽拿这些人大作文章取笑一番…想不到事过境迁，在我这资讯不太流动的斗室内一进一出，世界上就多了好几条可以让台湾的媒体记者大爷们连播好一阵子的头条大新闻(可以暂时不用跑那些鸡毛蒜皮不慌不急播出来还挨骂的新闻了)；本来国际抵制奥运的始作俑者正是镇压西藏的中国政府本身，不想四川一场大地震，中国的角色一下子从加害者变成被害者(似乎可以听到中共高层人士的窃笑；这转移焦点的机会还真是天上掉下来不可多得求之不得的)。当然我们必须分清楚，分清楚人民不等於政府，分清楚被国家机器动员起来的侵略者同时也是被害者，分清楚只要是被压迫的人们就是同样争取的对象──我知道中国大陆们的愤青早就不甩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的这套了，毕竟共产党不管是建立起来的形象还是塑造出来的偶像都早已幻灭殆尽荡然无存了嘛，旧价值的崩解以及新信仰的追求原本也是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欧洲曾走过的道路。但是。
但是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摸不着在台湾这个可以说不管蓝绿都早已信任破产的政治环境下，怎有人能疯狂到去坚持最基(激)进的民族主义，疯狂到对那些受灾人民铁石心肠见死不救甚至拍手叫好的程度。我以为爱国者在台湾除了(说起来拦截弹道飞弹的效率不高的)飞弹之外没有其他的指涉了说。还是说就像扫黑过後抓了几个黑道老大，底下的喽罗们一时失了头儿，没办法像抓起了结点就拉起整张网一般提纲挈领加以控管，所以那些无头苍蝇们才到处乱窜什麽可笑的主张都说的出口？或者该说这些人过於老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自然反应一出，就是把仇恨还给仇恨，以爱自己国家的方式去对付爱他们国家的非我族类？
我们都知道(如果您不知道，假装一下吧)儿童时期曾受父母虐待的父母们有很大的比例会去虐待他们的子女。我们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是早在16、17世纪南美洲的大陆上，那些逃离奴役的黑奴们在丛林中建立了的共和国里，在他们之中却仍然维持着那套奴隶制度；19世纪建国的赖比瑞亚，原本是美国内战後美洲黑人回到非洲，在「家乡」建立自己国度的美丽愿景，然而来自美国解放了的黑人们依然歧视原本住在当地的黑人「同胞」。如果人们来自单一的文化，而那样的文化只提供那样单薄的资源，那麽大部分缺乏想像力的凡人在他们行动时所能借监的，不消说，还是那套一成不变的行为模式；如果这当中有着压榨和奴役，那麽压榨和奴役自然也会如影随形，一成不变的在这些可怜人──同时也是犯人──当中横行。
赖比瑞亚的位置，很有成为台湾邦交国的潜力。图片来源
但文化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台湾的困境；台湾比起更不自由的中国，对外资讯的取得显然自由、容易得多(虽说这也不过是最近二十几年来的事)，比起对岸，台湾人应该有多得多的借监，足够走出固有的意识形态才是。尤其再对照以蓝绿两种意识形态都已破产的情境，应该有更多人开始从新反思未来该何去何从才是，所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是也。其实我说得也很明白了：这篇文章只是在嘲笑那些原地踏步不长进的家伙。至於台湾的未来，以岛内的气氛而言，我还算乐观的：任何一种激进(无论统独)民族主义作为时代的逆流，在为其极端排他的本质所限而不能与其他社会运动结盟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壮大」到被我这种坏人嘲笑而已。我想更多人面临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坚持某种国族想像，而是从此种国族想像中解放後该何去何从。
而中国的社会若要抛弃旧思维，可能还有许多长远的日子要走(其实也不能说旧，民族主义从一小撮知识份子蔓延到「全中国人民」身上还拜日军侵华之赐；民族主义在中国还很年轻)；说起来还是对岸的状况比较令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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