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和哭

笑和哭
不少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想知道：溥仪的后半生怎么样?确实有人在写这方面的书，其中就有他的妻子李淑贤。不久前，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人员在她的家里，听她谈溥仪的后半生。
这里摘登的，就是其中一些片断。
“溥仪爱笑也爱哭。”对于李淑贤这个话，许多比熟悉溥仪的人都有同感。
透过他的笑和哭，也能看出这个人的变化。
他刚回到北京，由于不熟悉新的生活，出了无数笑话，每出一次笑话，必定向他的妹妹、妹夫当做新闻似的报告一次，每次必定大笑一阵。认识了李淑贤，这也是他自我介绍的内容之一。
“说着，说着，他又大笑起来，活像个孩子。”李淑贤缓慢叙述起一段段这样的细节，脸上的笑容带着辛酸。“他笑自己的无能，幼稚。他得到了自由，出了笑话也是高兴的。”这段话使我们想起他第一次理发的情况。“我从前从来没有用过吹风机。在哈尔滨参观百货公司，看见过这东西，不知叫什么名称。第一次走进北京理发店，看见邻座上理发员拿着那东西，在客人头上呜呜直响，不知是干什么。所以我问了理发员，说是吹风。我问是先理发还是先吹风，理发员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哩，哈哈哈……”从这开怀的笑声可以听出，他并不仅是笑自己无知，更重要的是为新生活的美好而感到欢乐。所以书上写道：“等我头上也响起了那呜呜之声时，我心里更乐了。”
还有另一种的放声大笑。他在写书时，曾对出版社同志讲过刚到北京住在崇内旅馆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正在屋里学习，有人发现楼下来了两个穿袍子马褂的老头，大家感到很新奇，怎么现在还有这副打扮的。正议论着，服务员拿着一个尺把长的老式信封来找我，原来那两个穿袍子马褂的人是找我的，这个信封原来是‘拜贴’。我打开一看，你猜里面怎么写的?写着‘臣某某某顿首’……”接着是一阵大笑。这种笑，是对旧事物的嘲笑。在一次游故宫时，同游的人员接连不断地听到他这样笑过。在养心殿里，有一幅对联写着：“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引起他一阵大笑。乾清宫“宝座”前一对景泰蓝的独角兽，也引起他的同样的笑声。按照传说，这种称为“獬豸”的兽有分辨是非曲直的灵性，皇帝如果处事不公，它就用角顶撞皇帝。古体的“法”字，写做“　”，水旁的意思是执法应如水样的平，皇帝处事如不公平，“　”即“去”提醒，去抵制奸邪。“　”就是“獬豸”，又叫“触邪”。溥仪讲完这个典故，又讲了一些宫廷里的形式主义。每讲一个就忍不住笑一阵。道光问鸡蛋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次讲的。道光皇帝晚年自命勤俭，却又十分愚蠢。有一天他问起一位大臣吃什么早点，这大臣不敢讲出真话，就哄骗皇帝说：只不过两个鸡蛋而已”，道光听了大吃一惊：“真太奢侈了，我问过御膳房，一个鸡蛋要二两银子呢!”
溥仪笑了一阵，说：“原来孤家寡人，可最容易上当!
说起溥仪爱哭，好象也是出奇的。结婚之后不过半年，夫妇二人先后都有了病。溥仪对自己的病，从开始便血到发现癌症，直到逝世为止，没有为自己的病流过泪，但为了李淑贤的病，在确诊为良性子宫瘤之前，他哭过好多次。在李淑贤作摘除手术时，他又流了不少泪。
“他守在病床前，不肯走开，光流泪。一直到我能下床，他才笑过。”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流开了泪。那些领导同志，象申老(伯纯)、沈老(德纯)、连老(以农)……过去那些关心他的老干部，一个个靠了边。他看见了他们挂上牌扫院子，回到家里就流起泪来了。
那时他已病重，不常出门，有一天李淑贤去开会，总不回来，他不放心，亲自去找。到了会场上，他看到万没想到的场面：廖沫沙同志挂牌弯腰，正在挨斗。他回到家，坐到沙发上就哭起来了。
“他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哪!……”他放声哭着，李淑贤劝也劝不住，一直哭个不停。
他一打听，几乎所有的他认识的老干部都垮了。打听出一个，就哭一次。政协的，统战部的，外交部的，植物园的，侨委的，出版社的，图书馆的，管理所的……
他为别人哭，他怕李淑贤死，却不为自己的致命之疾而落泪，但这绝不是说，他已改造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无畏的先锋战士。完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他也为自己哭过。当他接到有人从东北来信批判他的书，还有一个自称东北人民代表的熟人到了北京“控诉”他时，他确实感到巨大的震动，一时目瞪口呆，用李淑贤的话来说，是“吓傻了”，以至放声大哭。但是，看看他对这问题的处理，也还是与过去不同。
来信批判他的书的，是过去伪宫的一名童仆。他连续回了六封信，对于过去在伪宫时虐待童仆的事，反复检讨、认罪。对于写书，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并没有上推下卸。自称东北代表的，也是过去伪宫中一个故人，到了北京，在医院里找到他，控诉他过去虐待她，提出他应当把写书得的几千稿费拿出来。溥仪在她面前确是很惊慌，在病床做了检讨、认罪，也承认稿费不该拿。她走了之后，他哭了好久。他想起那笔稿费，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的很清楚：收到五千余元，付提供材料的人六百元，给李淑贤看病买中药化了六百多元，尚余四千元。次日，他把四千元全部交给了政协组织上，并没有给那位“东北人民代表”。所以他当时的哭，固然是由于害怕造反派，但他还没有怕到失掉方寸的程度，把什么自封的“人民代表”当上帝，他还是相信组织。
那位“代表”当然不依，不知从哪里(其实当时从哪里都能办到)召来一群红卫兵，声
浩大地又到病房造反来了。溥仪更惊慌了，这回是连检讨也不容检讨，眼看就要武斗了。这时病房里也有红卫兵住院，这红卫兵看着不平，出来干预了。在这种战云密布，纵横家大可活动的天地中，溥仪尽管处于急待援兵的境地，却不想“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他急忙让李淑贤设法筹借了二百元，作为路费，送走了“东北人民代表”。事情过去了，他又哭了一回。
他的眼泪，与其说是恐惧什么，不如说是由于他精神上最沉重的历史罪行包袱。这是在对自己有了自知之明之后，才形成的包袱。他总是记住，自己有罪，自己过去没有任何可自慰的东西。“皇帝，这是我认为最可耻的称号，”有一次他这样回答一位外宾 。这位外宾问他，“你不以为过去当过皇帝而有自豪感吗?”他生气地回答了客人，又加上一句：“自豪的是我今天成了一名中国公民。”那些在文革中批判他的人，在批判他时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而仍把他当过去的皇帝看，这是叫他最痛苦的。
他对过去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去翻那本《前半生》，只听他说的这一段也够了：
“当时虽有清朝遗老包围我，但去当傀儡还是自愿。在天津，我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写过信，要求出兵中国，恢复帝制……由于宫廷生活的深刻影响，我的反动思想是根深蒂固，认定自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一心只想复辟……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失败，我还哭过，当时我才十二岁。我去东北时，已二十多岁，不能老认为是小孩子……在关内也不是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冯玉祥对我并无加害之意；蒋介石、张学良也答应过我保证自由：我可以留下来当公民，也可以到外国去，但我没走这条路……我与日帝互相勾结，使整个东北脱离祖国，成了人间地狱。东北沦陷十四年，我把天上地下都卖光了，同胞不知死了多少。能说我无罪吗?叛国当汉奸，我与汪精卫一样的……我(在前半生)个人的性格有两面：欺软怕硬。一面是软弱，对日帝驯服；一面是残暴，随便打骂人。我虽未亲手杀人，但我的政策却害死了无数的人。我为了个人地位，不顾人民死活，这还能算人吗?……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处死的，但政府没有这样做。不仅对我，而且对顽固的日本战犯也是如此。共产党认为反动阶级不可能变，要打倒，但人可以改造。历史已成过去，这些人杀了也无用，改造好了，还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产党、毛主席改造人类的伟大政策，真了不起，古今中外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