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会恢复一党制吗?

台湾会恢复一党制吗?
一面读Sammuel P. Huntington的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的时候，刚好是陈云林来台，警民冲突正炽，舆论不断讨论台湾是不是变成「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同时。连着两天我身在拒马第一线，感触特别深刻，说是「警察国家」当然太夸张，但当拥有合法暴力权的国家滥用了权力，我也很政治性的把msn的昵称改成「干！警察国家！」
老头(大师)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杭亭顿1970年写的书 现在拿来看中国还准的很
杭亭顿和摩尔（Clement H. Moore）这本书写在1970年，他写书的目的是告诉美国人，不见得只有民主制可以存活的很好，世界上有很多威权体制的政权，面对现代社会一样可以过的很愉快。他用了「建制的一党制」（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形容这样的政体，指出随着政体日渐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建制的一党制也可以牢牢与现代社会并存。
他的论点是，一党制（One-PartySystem）是爲了解决社会对立（bifurcation）而生，当社会两极对立的情况越厉害，而原有的体制（民主制、威权体制或者王朝）都无法解决时，一党制的需求就会因应而生。用Paul Brooker的观点诠释，他认为一党制的温床就在於国家权力脆弱、解放战争或者去殖民的时机，执政团对可能透过选举或者革命的手段去取得政权（Brooker 2000：97）。一党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化，一种是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他容易出现在社会激烈对立但是执政党采用排除某些人的政治参与的「去政治」方式来落实统治能力，比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以及刚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外来政权。
不过杭亭顿认为，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现代化的过程里，变迁会导致被排除团体的结盟与抗争，挑战执政团对的正当性。因此这样的一党制，比较容易从垄断走向民主。他又拿出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台湾的例子，点出1970年之後国民党发现排除本省人的方式将造成他的统治危机，因此采取本土化、自由化的手段处理它的统治正当性危机（1986年後的民主化杭亭顿写这本书时还没发生）。
另一种一党制的类型化杭亭顿称作Revolutionary One-Party System，这样的一党制通常是来自革命政权，1970年还是出色的主流派新秀学者杭亭顿当然举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类型。他认为相对於排除的一党制为了不断遭到被排除团体挑战的正当性危机才改革，革命的一党制改革，是因为他们革命成功了。执政之後的革命政党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能力，必须经过转型（transformation）、团结（consolidation）和适应（adaptation）三个过程，将「革命的一党制」转变成「建制的一党制」。这样的建制一党制在杭亭顿的描述里，和韦伯的「官僚化」其实很相近，意识形态重要性降低、党改由专家而非革命干部领导、利益团体在党内竞逐权力等现象，都显示了革命党正逐渐「制度化」，而杭亭顿也指出，这样的制度化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体制到底可以适应到什麽程度。不过杭亭顿也认为，这个体制就像恐龙一样，会越来越大、越复杂，很可能没有办法很效率化的面对世界的转变。
最後杭亭顿也提到，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时，除了民主化之外，也很可能变成军人独裁的No-Party System或者Revolutionary One-Party System。他并没有提到民主化之後也可能倒退的问题，但如果大多数的One-Party System是爲了解决bifurcation，民主化之後混乱的情势也很可能还不待民主巩固，就再度龟缩回一党制，这是他在有名的《第三波》中的论点。 老实讲，杭亭顿讲到台湾的篇章有但是不多，但总很让我注意和忧心，依照《第三波》的归纳观察，台湾现在应该正处於民主巩固的过程中，我的观察是，1980之後Exclusionary One-Party System面对正当性危机而开放了政治竞争的机会，却因为民主化而开启了新的social/ political bifurcation（蓝绿、族群、统独的大致吻合分裂线），随着第一次的政党轮替而日渐严重，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不减反増。Bifurcation的双方没有任何信任的连带，执政党在没有国内沟通的状况下就以全胜之姿去挑起分裂线的痛处，反效果的刺痛了另一边人们的伤口，造成更严重的分裂。
台湾的民主制确实已经发出警讯，以国际民主计算的标准看待（像是之前介绍的Polity IV和Freedom House），明年度台湾的民主人权指标都可能会倒退。这样的警讯并不只是说，台湾变的不民主了，毕竟一旦民主化，民众会对於自己的权利有理所当然之感，倒退的时机点必须出现在bifurcation严重到很夸张的情形才会出现。只是说，在越来越激动的台湾，bifurcation双方的政治领导人们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用更多的沟通而不是吃豆腐的方式，去面对一个很可能发生但不知道会长成什麽样子的民主危机打预防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