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上周提到学术的「焦虑」，引起一些讨论，刚好这周读Robert Alford的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这本书，提到了problem这个字，这就是我说的「焦虑」的变形。Problem字面的意思是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understand。一个问题那麽棘手，当然会让人三天睡不着觉，而成为一种焦虑。
做研究当然要有问题和焦虑，比如谢国雄疑惑於一个小小的岛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所以写了Boss Island的研究、吴乃德焦虑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竟然能在台湾安家落户，威权统治五十年，所以作了恩庇侍从主义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在三大家的研究也出现过，初期的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什麽样的处境？迷乱？官僚理性？还是阶级斗争？其实这就是problem，先因为某些社会现象引发了问题，又因为研究者个人的热情而使问题引来了焦虑，进而成为研究的主题。
不过Problem很多人都有，比如我头壳有问题，也可以说是problem。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学着怎麽把problem转化成具体的question。我前面讲到吴乃德和谢国雄的东西，都已经是转化成question的提问。这些question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走番小姐长期的疑惑，她想，怎麽每天来唱歌的都是什麽董什麽董，真奇怪！但这位走番小姐没有那种热情来把problem转成question，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变成社会学家。
很多人嘲笑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没什麽稀奇，连路边的槟榔妹都知道。但是社会学家和槟榔妹的不同，就在於他能够把他的焦虑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清楚而全面的说出来，甚至有能力去解决，而非只是叙说这种焦虑。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区隔的地方，哲学家讨论重要的议题，但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有办法研究（研究了也没办法证明），例如上帝存在与否、时间如何流动。社会学家讨论的议题，则必须是重要而且可以研究的，比如涂尔干去问自杀现象的成因和比率分布？比如韦伯念兹在兹除魅後的现代社会里面，理性如何运作。
也有听过人家抱怨，说能研究的主题都被古人研究完了，现在只能作一些经验研究。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社会学研究的problem如果是因为焦虑而生，那麽现代社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焦虑。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构成了社会运作，但是也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那麽，怎麽让官僚服膺民主制度，又使民主尊重官僚，其实就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讨论范畴。又例如现在很流行什麽都要M一下的M型社会，其实和马克思当年讲的无产阶级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算是一个古典理论的当代版，M型社会每天电视一直演，槟榔西施感触应该也很深刻，但是要针对这个现象问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好问题，如果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恐怕还是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