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弱势者发声?还是为强势者辩护?

为弱势者发声?还是为强势者辩护?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史学界相当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方法上以钻研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作为度，取代大历史仅重视政治史、战争史之不足，听说有疗癒百病的效果。口述史之作法，乃由访谈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藉着受访者天南地北的叙说，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台湾最早引进口述历史方法的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史馆，後来有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跟进，也有许多名人找了名记者做口述传记，一时蔚为风潮。
奇怪的是，这些研究都找一些喜欢打打杀杀的男人或者政治人物发表各式各样臧否人物的意见，最有名的就是温哈熊将军把蒋经国骂了一顿，还被当时还姓章的蒋家後代提告；也有政治当权派发表当总统的一千天或者问心无愧之类的传记互相叫骂。看来看去，实在没有什麽生活史、社会史、性别史为度的展现空间，弱势的声音没有被听见，口述历史反而只是权势人物持续展现权势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情形在新一代的学者重新引进口述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後，逐渐有所转变，例如江文瑜的《阿嬷的故事》的出版，确实引起一阵讨论，後进者如曾秋美出版《台湾媳妇仔的故事》也获得相当的肯定。近几年来，口述历史不再只是权势男人的发生工具，相当程度也落实了口述历史原本「为弱势发声」的本意。叙说者透过说故事（telling story）的方式自我赋权（empowerment），某种程度也是对於自身位置的一种疗癒。
不过有关於生活史和口述历史的责难，也因为赋权的发展而声浪日高。张玉法就「提醒」口述历史可能会变成女性主义者诱导叙事者也变成女性主义者的工具，游监明也特别强调采访者要小心使用当代语汇去诠释历史生活。这些论述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於「赋权」的批评，傅大为就认为张玉法主导一系列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除了郭廷以一本，并没有做到张玉法说的，采访本人也要采访她先生、采访属下也要采访老板等等「严谨」的治史方法。傅大为更引用一位学生的说法，提到张玉法所想采访的，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正是受访者灾难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张玉法的作法并不是为了严谨治史，反而隐含了对於性别赋权的恐惧。
事实上，叙事理论本就着重在受访者藉着自我赋权疗癒的效果，如果这样的研究可以突显过去在历史上被忽略的微观历史面向，便应该受到肯定。至於许多史家质疑口述史的真实性（reality）问题，则应该另外被讨论。其一，所谓正确性应被分为两个部份处理，其一是真确（correctness），即叙事者所讲述的年代、当时的名词以及可查证的人际关系等等，必须透过纪录者最细致的查证而以落实；其二是客观性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看似最客观的编年史，也有选题主客观的问题。历史之主客观，早在卡尔（E.H. Carr）对兰克学派（Ranke school）的挑战中不断被讨论；张玉法自己写《中华民国史》时，客观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并且他自己也承认只重视政治史和战争，少谈社会生活，是故有关口述史的主客观问题，依然可以藉着记录者的表态等技术性的方式克服，毕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实，而是叙事者何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