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的研究者

在地的研究者
我比较喜欢用「本土」（local）而少用「在地」（place-based）来描述研究者的关怀，不过这两个字对我而言意义是相似的。作一个社会学家，具有本土关怀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和K一起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看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作为一个在地的研究者，他的焦虑我都可以深切体会，但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不会是我的焦虑。我读曹锦清，只是为了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为了帮中国人忧虑怎麽解决三农问题。K就不一样，他的认同使他有浓浓的中国情，曹锦清的焦虑感染到他身上，就似是他的焦虑。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对於一个研究者立场的影响，我们采取的本土立场，影响了我们如何界定一个问题应该是知识还是焦虑。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主观认同情感，深切的影响了他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还应该谈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这边文章里认为，全球和地方应该是并置而非冲突的概念，全球资本其实也来自地方，而地方也不应仅仅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要藉着超地方的地方连结，将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可以显得全球。
例如「混杂」（hybri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会因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现。这都意味了Dirlik认为全球化的时代里，地方的重要性应该是更被突显而非抹平。对一位本土研究者来讲，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劳工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新全球现象冲击下的新本土议题。这个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编的Many Globalizations这本书中也有详述，他们认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以全球取代本土、两者并存、两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强力排斥全球四个面向呈现，甚至一个国家里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全球化现象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应。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些挣扎。最初作香港认同的时候，并不想把复杂的台湾牵扯进去，深怕一写就写到没完没了。但越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对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虑。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和台湾人说自己是台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台湾人之所以误会，是因为没有对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却先入为主的把别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乱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导致。基於这样的考虑，於是我提出了问题（question），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而有一些不会？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身份认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害怕碰触敏感或复杂的问题，就想要闪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现。
在地性是因为土地与研究者的关怀连结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现象中，研究者仍然会因为他的本土观而引发在地思考。作一个研究者，应该要对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认识，才能够有反身性，去检讨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也才能够从焦虑衍生出热情，进而成就一个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