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极端展现?

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极端展现?
最近终於有机会看了应读却始终未读的Hanna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後面几个章节，她提到极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工业社会下无法取得代表性的「原子化个人」（atomized isolated individuals）面对政治的无力感下的产物。Arendt认为这些个人处在一个没有阶级代表性（classless）的社会里，居大多数，对政治有意见，却不在政治社会里被代表，才会屈从於极权主义运动，期待社会和人们被这个运动所改变。
Arendt又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取得政权後会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本质之间的矛盾，而面临政权的存亡危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本身需要藉着不断的动员来催生「新世界」，但当他们掌握一国的国家机器，势必得面临官僚化和制度化的难题，成危尴尬的「所谓极权主义国家」（so called totalitarianism state）。极权主义运动的本质，会将国家导向structurelessness的处境，但国家本身又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层化官僚的机器。这样的冲突导致极权主义政体必须面临根本的意识形态理想「不断革命」，但又无法避免现实里国家必定逐渐官僚化的拖磨。
看到Arendt的东西，总让我想到台湾和中国，老蒋时代的台湾，也有极权主义的影子，虽然他大多数被归纳在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范围里；更别提毛时代的中国，的确被许多学者归类在极权主义的分类里。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到底极权主义是不是威权主义的一个极端面向？或者说，他们是不同分支下的东西？
猜想Arendt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会偏向後者，至少大多数的威权主义国家，都不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很多都有点前现代的性质。但老实讲，纳粹可以说符合Arendt的定义，可是史达林下的苏联怎麽办？毕竟俄国革命成功时，社会也没有很现代呢！研究非民主体制很有名的Juan Linz在有名的书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里面也把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分开表述。但老实讲，Linz的方法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他的说明图里面，总让人家感觉到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终极样貌。这样想来，还是Arendt的话比较贴心，她说过，任何一个还未民主化的国家，也都还能找到极权主义的影子。所以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一码归一码，有点像但还是要分开，毕竟他们来源不一样。
Linz提到极权主义的monistic but not monolithic和鼓励与动员政治参与这件事情，就和威权主义除了种族主义和革命政权外，都含有去政治的味道有明显不同。但老先生实在是知识太渊博，知道的太多（但感觉工具太少），很喜欢搞typology。弄了半天，威权主义政体这个近两百年来占人类政治史上最大多数时间的体制就这样包山包海，越分越多，就像Linz的英文一样，似乎永远不会找到句号。而你如果要为1950-1986年的台湾体制分类掐指一算，不算还好，一算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把这个小岛放在哪里。
这几本书让我想起当年念中国研究的时候，常常提到在美国的早期典范大多数将中国视为极权主义政体，像是Franz Schurmann或者包大可（Doak Barnett），直到文革之後，才逐渐因为派系斗争资料的出土，而有关於派系、理性等模型的出现，这样的研究涉及了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竞争过程与规则，因此开始偏向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方向。即便是针对文革，讨论的也不再只是毛个人的想法，把中共当作铁板一块，而开始有许多关於行动者的研究出现（比如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这意味着许多学者都认为极权主义模式无法解释中国新出土的资料，自然导致中国研究圈自极权主义研究的典范被转移成威权主义下政治社会的竞争过程。
到底1950年以来的中国政体是极权的还是威权的？这是个大哉问，而且各方研究者均自有枪械、各自成理，难以调停。其实就Arendt对极权主义的的定义，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还挺前现代的，实在不太像极权主义政体，但有关文革期间政治动员的种种又该怎麽解释？嗯，那就用Arendt的「每个未民主化的国家，都会有极权主义的影子」来蒙混过关好了。但话说回来，Arendt既然没办法处理好苏联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那麽，对中国问题想必也是一筹莫展。故到底极权是威权的极致展现或者他们其实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似乎短期内也争辩不出什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