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杂想

中国三农问题杂想
上个星期为了上来自北京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王春光博士的课，每天奔波在高速公路上，一上车就睡，回到家总是十一点多，下了客运还要再换火车，才觉得自己真是住的有够远。
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稍早的就是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後来又有比较非学术的李昌平写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春桃他们夫妻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而学术方面的重要头人，当属陆学艺、王春光和李路路这几位。中国学者的强项通常不会是争议很大的调查研究或者理论分析，而会强在田野调查的方面。王春光来到台湾，最吸引大家的，也是他在田野实作上的经验。
中国的农村田野实在不是正常人可以进入的范围，田野进入的难度连曹锦清他们进入都会有困难，更何况来自台湾的年轻学生。也因为这个缘故，目前所能够看见的中国农村研究英文着作，大多数都在东南沿海附近，像陈志柔在福建、黄树民的林村，都还算是比较「繁荣」的地方，进入障碍也比较低。但研究东南农村到底能不能扩及宣称全中国都这样，则是中国农村研究争议的最大「热点」，很值得细究。
读研究所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主题，我和陈佩华、安戈夫妇（Anita Chan、Jonathan Unger）、欧慕贞（Jean Oi）在香港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也有问过有关农村研究扩大解释的问题。这些学者其实也知道中国的状况确实没办法用单一个案去推估，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办法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事实上，这也是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组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任何人都知道中国研究不能以点代面，但他们除了不以点代面之外，并没有办法针对面作出任何研究贡献。
研究所时期，我和几位朋友组过读书会，也曾针对中国农村研究有过一些讨论。不过想来有趣，我和几位好友最大的差异，就在於我因为个人认同问题，比较抱着吸收新知和研究敌情的想法在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而几位好友也因为他们各自的认同问题，看中国农村比较有「人饥己饥」的感受。这种感觉我是没有的，就像我以前写过「小鲜绿与大冰箱」那篇文章说的，冰箱再大也是别人的，我有小鲜绿就够了；对於中国农民，我了解他们的处境就足够，要怎麽解决是中国政府该做的，不是我的问题。
离开中国研究领域後，我也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的和台湾的农村有了往来，渐渐也就忘了有关中国农村的种种，整个关心的焦点都跑到台湾农村。这次听王春光的课，听他讲总体概况，什麽断裂化、分殊化，一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只是提醒了自己以前学过这些东西，生锈了，菜刀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但渐渐进入具体的各项主题，比如农村民主化、农村概况、流动人口问题，突然让我兴味十足的拿台湾农村当做对照版，胡思乱想了一些现象。
比如有关农村信合社的问题，和台湾的农会信用部一样，一度都是坏帐大地雷。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书《中国即将崩溃》就钜细靡遗的描述了有关中国农村信合社可能变成金融未爆弹的状况。其实仔细想想，章家敦可能扩张解释了这个问题，以农村信用状况来说，台湾的农会金融部因为初步民主化的关系，可能因为地方派系的垄断而带来更多的坏帐与掏空问题。而中国的威权体制虽然必然带来裙带利益问题，但规模可能不那样大（信合社本身可能也没什麽资产）。当然这个问题必须细究，一时我也想不出什麽具体答案。
但很有趣的是，台湾和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在台湾就是有名的「一次金改」引发的信用部遭接管问题。这一两年一次金改的成效慢慢被看到了，当年那麽大的接管动作，虽然成功打消了呆帐，但还是没办法阻止农会经营信用部的野心，现在信用部又慢慢恢复了，还可以经营保险等其它金融业务，规模越做越大，未来会往那个方向走，会不会走回逾放老路，其实没人知道。而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是2003年的政策，目前也没有看出具体的成效，反而让许多农民贷不到款，这又变成另一个问题，信用部都不信用部了，怎办？
王春光提到联合国有个计画学习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借钱给中国农民。他说借给男人没什麽效果，男人老是把钱拿去喝酒。无息贷款给女农民就有很多好处，女人比较会计画钱怎麽用，哪些买肥料哪些作销路，钱的投资价值比较高，政策效果比较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知，但至少在我和许多乡村男女的相处经验来说，女的做事情通常比较有计画也是确实（可以看「无米乐」）。
此外这几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比如在市区出现的「城中村」违建问题。这是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是台湾没有的状况。提到「城中村」，台湾唯一可比拟的大概就是眷村改建的问题，像是四四南村、或者十四号公园的抗争事件。但这些土地都是国有地转公园使用，比较没有高层违建问题，只有补偿（不是赔偿）问题。对台湾来讲，有关土地的最大问题在於农地农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应该要松动，以及他尚未全面松动前的农舍建筑和休耕问题，这在黄树人的《心牢》里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也有很多和他意见相反者。
上王春光这门课，对於想要研究台湾地方派系的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抽离本土去看外国的状况，其实是很好的经验。虽然一样有调查研究无法十足把握的去描绘真实的全景中国问题，但个别案例也是很好的他山之石，可以供研究者反省自己的经验，或者从外面的经验去回想自己的国家是怎麽样。谢国雄一直想推「第二社会」可能就有这样的味道在，这让我想起每次旅行的时候必然会想起的一句话，旅行的美好，就在於有一个美丽的台湾可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