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知识份子论
昨天下午又把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拿出来看了一遍,其中「知识份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章,和Arif Dirlik提到的「在地性」显有冲突。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发现Dirlik对萨伊得这类知识份子有点意见,认为他们藉着流亡去塑造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反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垄断了文化诠释的权力。
流亡者自然就不可能在地,out of place当然不可能place-based。我读萨伊德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但我倒是不会像Dirlik那样酸流亡知识份子,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面的萨伊德,有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没什麽不好,毕竟萨伊德从小就流离失所,而且一个巴勒斯坦人到美国找不到依归也不是什麽怪事,不是吗?萨伊德的流亡情感,王丹应该最清楚,此君自称是八九民运世代唯一还没下岗者,到现在还过着流亡生活,有国回不了,只能来台湾感觉一下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乡土情怀。
不过如果说流亡就不能place-based,对萨伊德和王丹也不太公平。流亡者之所以有家归不得,都是因为有本土关怀所导致。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论述虽不见容於巴勒斯坦人,但他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我认为不容抹灭。萨伊德写流亡者这章感觉对同胞不认同他的巴勒斯坦观有点抱怨,遂说只有流亡在外,才能更看清楚真相,不被国族的帽子所遮眼。
国族确实是个复杂的难题,对一个美国人要对美国的霸权说真话没那麽难,因为美国这国家基本上是多元主义,而且又没有国族困惑。但当两个国族在同一个土地上竞争时,要逃离国族的帽沿就尤其困难。比如说2006年的七一五学者,要怎麽批评陈水扁,才能够不被另一股虎视眈眈的国族力量所僭用?明知道应该批评,却又知道批评会被曲解与滥用,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
不过第三次读萨伊德,还是有些想法。萨伊德批评被权力所聘用、谘询者,就不配作知识份子的那一章,我基於对自己辩护的道理,实在恕难同意。很久以前我就想,世界上有些人能力很好,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於发现问题的批评者角色,而要去想,他们能够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我记得李登辉讲过,权力是一种工具,你在那个位子上,权力就借给你。但你要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你要用权力来作什麽?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是批评者,对权势说真话者。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帮自己量身订做知识份子的衣服,比如他觉得知识份子在大学教书求温饱没什麽不对、或者前面提到的流亡问题。我不是说他这样讲不对,而是想说,他其实写这本书本也有帮自己辩护的意味,毕竟知识这件事,人们总是一人一把号。至少我就觉得,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要会批评,当他能力可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更勇於面对权力,并且懂得对权力自我反省。当代台湾的学术界人士盖分两种,一种是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学者,这些人也跟人家搞公共参与,但是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实在没什麽意义,谁不知道总统要有guts?你应该要跟人家讲什麽是有guts,而不是告诉大家总统要有guts?另外一种等着当官,一点也没有知识份子气概,这样也不对。要当官就勇敢说出来,不要在那里装学者,假中立。有时候我都想,台湾这麽乱,就是这些学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不就白痴当有趣,不然就猪哥装清纯才导致。
前几天和K胡说八道,讲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力,我说这几天几个大型投资案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K却觉得媒体可以合理的怀疑政府在胡搞瞎搞。我就回了他那媒体监督政府可以无中生有乱栽赃吗?後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涉及了台湾目前对於「谁是权力者」的界定并不清晰,两个争执中的国族主义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权力者,台湾国族主义有政治权力、中国国族主义有文化诠释权力,所以我和K才会互相以为自己是在和权势说真话。我们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反身性」(reflexivity),会对自己的位置作一些反省,也算是书没有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