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乐生
昨晚同寝的室友冷不防劈头下来一句话：「原来你(曾)是Warfare版的版主喔？」
照我以前的习惯我一定要愣头愣脑摆出一副不知如何推托的模样；这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表现大异於平常的意思：那时我差不多是一声也没吭，因为讽刺的是，由於以乐生这个议题为表面并引起的、底下潜藏着的那个巨大的价值观、文化结构的冲突，仅仅不到两天前我已决定不再在该版发表任何文字。
然後我想到也不过是前阵子没多久网聚时，徐兄波普分享的大陆旅游经验：北京孔庙前，那片一块块原本刻着十三经、却在文革时一块块被磨平的碑林；徐兄说：「我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
很久以前我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些以中国文化为号招的统派人士，他们的文化素质必定是良莠不齐、乃至於绝大部分只是沉浸在国族的想像中而不自知，也不能认识其文化真正的价值的。当然，国族想像的建构也可以奠基在文化符码的再诠释上，可以藉由这种诠释，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既继承了旧的权威，也产生了新的力量。国族的建构本身若是立基於针对殖民者的反动，也不必质疑其本身的正当性。我想说的只是：此种正义，与保存文化的正义，根本上是无关的。我想，当有一天国家与文化变成一个二种选项不能复选的选择题时，文革大概会再来一次吧。
中国的文化(但精确一点来说，这里用的这个辞若要翻成英文，应译为文明)或许要依托在国家的庇护下，如果不是化身为一份份文字影像躺在某个研究室的档案柜里。但是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那些代表性的符号并非依附於中国的政治存在，而更像是被当作一种普遍价值般散播出去：就好比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明清皇朝的政治而被垄断；儒学在朝鲜与越南、甚至日本，都有他们的分支和代表性儒者。至於那些非政治性的符号，那就散播的更广了：18世纪取巴洛可而代之以洛可可的艺术风格转变，便有中国工艺品影响的痕迹；非洲东岸过去为阿拉伯商人所居留、通行斯瓦希利语的地区，处理陶瓷器与宋元古钱是考古发堀中的例行公事。在伊斯兰文明的眼中，中国从来是精致文化的代称；有一位伊斯兰圣哲用了这样一个譬喻：「有一个中国画匠和一个希腊画匠：中国画匠一笔一画的在墙上勾勒出他的作品，而那个希腊画匠则是专心一致的将壁面磨平；两人的作品都完成了，中国人的大作原封不动的映照在希腊人的镜面中」。这个譬喻是在说明人类认知这世界的可能性：一个伊斯兰圣哲可以尽力磨光他的镜子，好映出真神所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的原貌。(这个故事我记得不明确，或许有很大谬误)
离题有点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明今天中华文化积弱不振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在民族主义的掩盖下不得重视的现实；我常和朋友说中国的复兴和强大越来越是一个假问题，只要中国为了其自身的强大在内涵上越为西化，将来会是除了「中国」这个代号之外什麽都不剩下。这是道地的名存实亡。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推演而已，毕竟人们最注重的，或者说因为个人的才识学历所限，人念兹在兹的将是文化中那些可以文字符号指涉的部分；至於潜藏在所有人行为中一致的倾向，或许会不间断的自我复制下去。就这点而言，或许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只要中国的社会还存在，人际间的互动必然保留下一套模式，即使那隐而不显；但我悲观的是，万一那是连化为符号都不值得的鄙陋存在，那将只够得上心理学家恶趣味研究用的题材，除此之外怕是不值一提的了，就好比随地吐痰或槟榔渣，以及大庭广众下搓皮癣、挖鼻孔、咬手指之类欠缺忍耐或者自制力的表现。
然而到此为止，我们讨论到的还不过是作为抽象的认同标志的国家而已；这个国家若不存在於国民心中，将无所施其力。但在关於乐生的这个事件中，我们见到的国家则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且具体表现在一个不为任何其下的社会制约、相反的足以强势的制约其下的社会的、这样的「国家」。此种权力运作的方向并非毫无其他引导的可能，但当其施展时总是带有如此强制性的面貌与力道，以至於所有人总是企图拥有这项权柄而非与之抗衡。
诚如许多人所说，要是捷运新庄线的调度机场选在乐生院址的错误一开始就被纠正的话，就不会搞到捷运通车与古蹟保存两难二选一的问题。而今天政府能做的，恐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不过，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也非公务人员(我的话，或许暂时要算是)；当然我们和汉生病友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既然他们如同鬼魅般的(遭到隔离而)从这世上消失，(因病而)形容销毁到新庄市公所不愿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换发身份证的程度。新庄人或许会将交通堵塞的郁闷发泄在因为乐生事件而延期的捷运工程上(尽管，在支持乐生的那一方则是信誓旦旦的表明工程未延缓、或者新的院区保留方案仅会延长工期四个月)，但为了我自己的理由，最起码程度的声援乐生，才不愧於我自己的学问。
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蒐奇癖，常常会将田野调查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看起来慎重其事、却不知道究竟有何直接效果的行动上；这时候这种东西被笼统的称为仪式。其实在人类学自我学术反省的潮流中，已经渐渐认识到那些被归为「仪式」的行动，其实意味着观察者的身分是一个「旁观」的、「他者」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之所以能反映出来，既因为这些「仪式」逐渐为积累起来的研究揭发其意义而不再显得空洞，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他者」逐渐发现，他们有意识的行动在异文化中也被当成了无意义的行为。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被怎麽了解，端视人们赋予它什麽意义而定；它不被了解，因为人们并未赋予它意义。
在乐生的事件中，我想大部分人都因为不关心而不了解，而感到此事件无丝毫意义。有另一些人站到了保存乐生的对立面，而在这些人看来，其意义无非是政府自身的威信，或者新庄数十万人口的交通权益。当然，这些反对行动背後的动机、以及其被赋予的意义恐怕不是能这样被概括的，尽管它们可能不像支持的另一边一样经常用时髦或难以索解的学术语汇给包装起来──这些人能有志一同或许是一种奇蹟，因为他们的专业理由所支撑起的行动可能有碍他们沟通。但这都无所谓。一个有见地的知识份子必然要承受一种折磨，那就是他的不为无见要因为他人的无见，而使别人见不到他；他必然要处在社会边缘无法沟通的位子上，除非他的意见以及行动逐渐也将他人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他能强迫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吗？我一直想起国府强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後造成的身边随处可见的反效果。他能做的不过就是表达其立场而已；即使他可能也能理解反方的立场。
因为这个原因，支持乐生，并不会因为它可能终究会被拆掉、汉生病友遭迫迁而失去其意义；这项行动的意义可以不被了解，但如果它不行动，它连被了解的可能也没有。它将在外人的眼中被视为一种仪式(或者说作秀)，可是，或许有朝一日其意义将彰显出来，就和那些与它站到反方的那些行动一样表达其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常常想不通为何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人物会被史家所称颂，尤其是与岳飞或者郑成功这些打起仗来漂亮得多的英雄人物；相较之下他们连悲剧英雄都算不上，因为连勉强算得上是英雄表现的都虚弱得很。可是我後来慢慢明白一点：影响胜负成败的是纯粹的权力，而非什麽任何其他价值或真理；这样说或许对於期许正义必胜的人士有点失望，但这条定律的另一面是：权力也无法把价值或真理扭转或消灭，它只能决定胜负，只能让持着某种真理或某项价值的人成功或失败；而价值之所以为价值，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不是权力能左右得了的。正如伽利略在教会胁迫下按着圣经发誓不再宣扬地动邪说，心理却很明白真理不会因此改变那般；又或者像V For Vendetta这部作品里头那名句所说的一样：”Ideas are BULLET-PROOF. ” 行动可以不计成败，只要价值能够彰显。
最後我谈一谈我想维护的价值吧。我觉得古蹟本身物质的维护确实很重要(而且还是门技术性很不低的学问)，我也很明白意识到古蹟的活化与人的活动、文化的保存在最近逐渐成为主流价值的浪潮。但我想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在为人作传时心里想的问题：人的生命(物质)是有限的，因而我们总想留一些什麽下来，在物质的生命消灭之後继续存在；这是一篇人物传记的价值所在。我在翻阅这些人的传记时往往有这种感慨：这些人生前也有不少事迹，一但死後千数百年，除了好古癖的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或许还是好的，因为他们还有不少事蹟可以流传；我看到的更多是某甲某乙连姓名都没有、甚至只知道是乞丐妓女的、或者只是骂贼殉节这样一行字就能解决的事蹟，被淹没在在一页书里一长排没分段分标的名单中。当我越来越清楚这些人是在什麽样的情形下为人所知时，我也越来越明白将来的历史或以什麽方式来写我一笔──可能真的就是那麽一笔而已。
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想存活下来的焦虑；或许我还有时间争取这种虚幻的「生存权」(就好像某教授呛说一个人应该在他25岁以前写出他第一本着作)，说不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人隔离(监禁)了一辈子、有些根本来不及迎接属於他们的迟到的正义(这意思是说：麻疯病早被证实不会传染，给人隔离心酸的)、垂垂老矣、甚至临终之际也得不到尊重乃至於关怀的老人家，他们对於自己的人生该有一股恶气要发，可不是死了就算了──学术的语言可以将这股恶气包装的更漂亮，但在我觉得，这样做更像是强打起精神，要将一辈子的悲剧张力集结在最後一幕，演出从未有过的魄力与感动。
我觉得我不只是该给他们写一笔而已。
顺便；台媒之烂我诟病很久了，乐生不过冰山一角；趁这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台媒的鄙视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