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政治[2]
当然，本篇意在针砭华人的政治文化，无意去指责一般华人的「恋爱」的(所谓「去死去死团」成员往往过了适婚年龄却连个异性伴侣的手都没摸过，岂不陷於文化「酱缸」更惨？只应哀悼，不配批评)。不过我们接着「身」谈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题了：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麽特别的地方？特别之处在於，在「二人」关系之下，互动真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达成的；我们已说过这种对身体的注重其实是「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综合反应，而许多日常互动中的例子不例外的显示了此种对「口腔」(摄食)与「肛门」(排泄)的彼此「体」谅──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饱未？」、「吃过没？」；在「熟」人面前才敢「开口」，盖「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个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热不热情，决定了她/他有没有人情「味」；这是「摄食」面。「吐」苦水、「发泄」情绪则要找亲朋好友，这是「排泄」面(在西方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该找心理医师的)。
讲到这里，我要点明的是：中华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在此种互相「体」谅、「体」会、亲「躬」的追求下搭建起来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须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个政治关心的层面则基於「民以『食』为天」，致力於孟子所谓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虚其心、实其腹」，或者庄子所谓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此种着重饮食身家的「政治」理论，恰恰与西方契约论为解决一群个人自行发展、适者生存(华人的说法是「弱肉强食」，还是吃)所带来的无秩序大异其趣。实际上，民主政治引进汉土後，如果有什麽「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强中国的「子」民去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赋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权仅限於成年男性拥有(而女性则被视为与孩童等同)，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也是逐渐及於罗马城之外的(绝大多数「义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还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ocial是从拉丁文的socii来的，有译为「社会战争」，误)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国妇女运动为争取投票权，种种事蹟，更不待言。总而言之，参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资格，而成年与否端视个人人格发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谓的人格攻击(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里却译成了人「身」攻击──可见得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总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为被统治者着想，则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发展维持在儿童的阶段，换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门期」。
中华风的文化既然培养不出成人才能运作的「民主」，那麽因之而来的政治是什麽样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美其名为「信托」政治，其实可以再说得白一点，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欠缺这样的概念)去参与政治，而是拱手将权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体」谅，同时也尽全力「体」谅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跃进造成三千万饿莩死骨，可是毛泽东始终为其「子」民所信任，权威不曾动摇。是了，待过中国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即认为，相较於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经历的「认同危机」，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却不是个人发展上的困境，而是作为支配者的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我们若翻开後殖民主义者必读的经典着作，法农(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便晓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缘由，是作为心理医师的法农所诊断出来的个人认同谬误(在其案例中，是法属马提尼克 (Martinique) 岛上的黑人毫无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状态审(歧)视非洲大陆上(好比说，法属塞内加尔)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国之後，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其实也被当作黑人审(歧)视)。相较之下，华人则对政府普遍有依赖情节；其对外失败并不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失败，而习於将责任集中在少数「无能」的高层身上，自己是不在检讨之列的──华人式的政治检讨几乎一无例外，都是在帮为政者打算，因此个人的自我发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贤能」，或者说，个人费的是认不认定在位者(的权威)，而不是自己长不长进、报不报国。明明李鸿章一人去对抗一个国家的甲午战争，等到打了败仗要签约，却有一群出一张嘴的人公车上书，大骂李屈节卖国；像文革这样从上到下集体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为子宫，隐含的意思则是向母体的逆退──或者白话一点来说，是精神面还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闹)，在官方的历史中却叫四人帮顶罪了事。无疑，在这种个人不必负责的政治里，不必期待会有几个升斗小民彻底的觉悟成长的。
实际上，华人并非没有试过跨国家的认同。清末民初之际，华人留日者与日本学人之间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类的东亚意识；然而这与其说是觉悟到自己的身分认同，不如说是在西方列强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抱大腿的对象。曾经和日本人过从甚密的孙中山，到了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後没多久，又把布尔雪维克那一套拿来改造国民党，「联俄容共」去了。华人真正经历过「认同危机」的，算算恐怕只有国民党接收台湾之际、经历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独人士们；以文学家为代表的话，龙瑛宗、叶石涛那一辈经历过的尴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那个既非日本人、却也不是中国人，最终发疯的主人公则可说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当然不是说当代的台独运动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个人自觉的产物。实际上，当代台独运动兴起的远因首先是国民党造成的台湾实质独立，其近因则是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退出联合国──在前一个事件上，美国人不理会台湾当局，迳自将钓鱼台的主权交给日本；而在後一个事件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动用否决权，阻挡中共入联──这两件事其实在传达同一个讯息：美国人大腿之不可靠，连带的使抱美国人大腿的国民党政府颜面扫地，也开启了文学上的回归乡土运动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从党外运动人士不断的转换其口号(从乡土到本土到台湾意识)这点来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独」的不同包装之类的後见之明，但就历史现场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权威扫地後所造成的不断寻找权威的社会情状──诸如「台湾认同」此类的政治标语，很有趣的是几乎都被用在竖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的脉络中，却鲜少有人提到这里的认同不是认同「台湾」，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认同。就此而言，「台湾」这个符号的用处其实也就与神主牌没有两样。民进党中的主流派系如美丽岛，如新潮流，其「发迹」都在美丽岛事件之後；至於当时美丽岛事件中，诸公政治倾向之暧昧，从法庭审判上的自辩词里可窥其大概矣。一开始就举起台独大纛的海外独派团体，倒是从未在民进党中取得够看的派系势力。(待续)
叶石涛先生住左营，算是离我家最近的名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