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政治[3]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政治乱象绝非什麽民主必经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要下什麽比较确切的按语，不如说是在华人习而不察的心理深层结构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础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在野党最有力的批评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固然有，正反意见固然迭出纷陈，术业有专攻，非本文能品评。然而对一般人来说，「经济」问题究竟意味什麽，却是很耐人寻味──无论谢长廷提出什麽「幸福经济」的口号，抑或不少蓝营支持者(当然，绿营也不少)在经济学上的知识硬碰硬後较量不过，抬出「人民的感觉最重要」之类的遁词(此辈出没网路者大有其人)，很明显的都是将信任放在亲「身」「体」验之上──讲明点，还是不出孟子「不饥不寒」、不离老子「实其腹」的主张。现下总统大选在即，安定牌历来必打无虞；可怜台湾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张始终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讲乱象──虽然华人传统上的政治所欲达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毕竟那还有安定的意味，无论如何安居乐业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华人国民性里这种人格发展朝婴儿期逆退的性质，既然发展不出西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公民政治，常常连此种最起码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腊，因为债务而实际上陷入他人奴隶状况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说雅典的梭伦Solon就是搞此种改革，并且乾脆从此以後禁止雅典人当奴隶)；一但权威扫地，再配合人民饥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乱」──在华人的历史传统里，并没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应对的是所谓的「揭杆而起」接着「群雄逐鹿」：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抑或美国独立革命，其基础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导，意图争取「天赋人权」而爆发的；即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去推动的。讽刺的是，後来真正(？)发生共产革命的两个国家，并非因为其国情符合马克思的预测而建立共产政权；在中国，毋宁是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不饥不寒」的条件都不能维持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但也仅只是动摇。历来的农民革命，鲜少一击之下就推翻专制王朝的──无论是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宋代的田虎方腊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国；至如笔者熟悉的明代，唐赛儿、刘六刘七、邓茂七等等等…从明代中叶以来即小乱不断──往往是饥民与「封建迷信」的组合。「建设」不必说(「理性」指导更是奢谈)，破坏还往往极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窜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关中为基地建号称极还把明思宗逼去自缢，结果山海关之役打了个一蹶不振，简直可以说是在清军面前又恢复了流窜的本质流到亡，残部不是被清军收编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还是幌子，自身难保的南明政权根本约束不了这些土匪头，往往为患百姓，自家内哄更是屡见不鲜(清军能进入南明最後的据点云南，说到底还是拜孙可望与李定国龃龉之赐)。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有痛斥「奸民」、「刁民」、「乱民」、「暴民」的传统(尤其为官者)；中共政权建立之後，官方却统一论调，一律将诸如此类的某某之「乱」全部改称为「农民革命」。此说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罗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实，此「革命」与彼「革命」相提并论，不特增人疑窦，识者简直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叹。
我们已经提过近代中国「权威危机」的观点；固然，人民寻求权威是中国式安定的基础，「权威危机」之下就是华人社会的乱象。然而没有「权威危机」，没有天灾人祸，华人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吗？
我有一阵子曾经担任某网路讨论版的BM。那段时间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是，有两类「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们发泄/排泄的本事。这第一类，是那些初来乍到，或许搞不好还是第一次上网的，往往还不熟悉网路上的习语用语、某讨论板上风气的，所以总要经过一点「矫正」才学会控制，才比较能适当的表达积极性/攻击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说，这样虽然乱，但在一个大体上谈吐风气还算可以的网路社群里头，慢慢把这股锐气磨到众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各泼皮无赖的神通；今日制造业中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证官方意识形态势微、「经济」(不过，这又是哪门子经济)挂帅下此辈「奸民」、「刁民」的再兴(明末就有很多现在俗称「金光党」的诈骗业了──我手边的《士商类要》就记着「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此运输方面的「黑心」业者也)。这第二类则不同，发作者并非不谙规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诸公缺乏的绝非权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权威上的安定性「太过」，因而造成他们有恃无恐；这类权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论坛)坛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该论坛物以类聚、一丘之貉横行有年的「小圈圈」──本来华人的小圈圈对於一个本分老实人来说，是一个拟似母体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寻求这样一个固定的归宿来摄食、排泄。但当如此以个人为中心所搭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子，与某个非封闭性团体中参与的成员重叠时，或者我们说得白一点，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头，大部分经常出没的人之间彼此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时，就会出现所谓华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现象──有如婴儿或幼童对於私人性的空间隐私不晓得要保持距离，下意识的不会在通渠大道上让路一般(也不会借你过)，华人只要能够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择地点的从不安局促一变为「当成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通常还过分)的表现。下焉者，则是仗着有人有势(或者人多势众)党同伐异。本文再四强调华人政治文化中对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发展的迟滞，而中国传统的另一种政治危机正是此种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着以个人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众人母体，在饱暖之余进一步追求的是被宠爱，乃至被宠坏(spoiled)。集团内部越是充斥着这样不长进的个人，其彼此之间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纵容其中的成员表现其有类儿童的幼稚与专横。
我们不会讶异传统中国的掌权者会给予其亲信以种种特权优遇；正是利用了此种耍性子使坏的心理，支配者与其爪牙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的巩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与暴力时的心理凭藉，尤其是「人多势众」之时。此种祸害在近代中国最特出的例子，恐怕无过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连大陆那边都早已承认这实际上是十年动乱)的高潮阶段，唯一没有被红卫兵颠覆而瘫痪的机构大概只剩人民解放军而已；而受害者简直有史不绝书之态，在1980年代蔚为「伤痕文学」之风。文革最後的结束最後还是靠那个始作俑者──敬爱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还是管束小孩子的语气)，才结束了一场参与人数该列名世界纪录的巨大闹剧。此等情态，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宠，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贼」之谓也。(日来民进党政府官员中亦不少此类人等，论祸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结构倒如出一辙矣)(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