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政治[1]
若采取「政治为权力的运作，而权力乃藉由人际关系的管道来传递」的观点来看政治，则讨论华人的政治文化，理当从华人社会藉以维系的人伦关系为讨论的起点。
华人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一个符号「仁」来说明；此种「仁」的关系就字面的意义解，是以「二人」之间为关注的焦点，而被统括以「五伦」称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对一的关系为基础)；这不同於印度的种姓阶序，也不同於欧洲从中世纪残留至今的阶级概念。至於指导此种「二人」关系的思想为何？可以儒宗「至圣」的一席话来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此种「恕」道，着重的是将心比心，「体」会、「体」谅此关系中的对方(也因此，道歉时必须说「对」不起或「对」不住；盖此种关系是一对一的「仁」的关系是也)，以此种得「体」的方式来应「对」。
我们再以印度与欧洲作为对照组，说明思想或宗教怎样诠释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印度的种姓(caste)阶序，是以各种姓宗教意义上「洁净」的程度来作为种姓高低的依据(越「洁净」的，越接近神)，而种姓中的个人若要在来世取得较高的种姓阶序，必须严守所谓的「法」(dharma)；这里的「法」指的是各种姓为各种姓中个人行为习惯的指导准则，规定了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遵守抑或违逆，其果报即是轮回之後、出身种姓的升降。这些行为上的细节有一大部分牵涉到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的「污染」，因此某些种姓是不被准许在日出或黄昏时进入市区的──拉长的阴影有玷污其他人的危险；而食物的烹煮则主要由高阶的婆罗门种姓为之，他们比较「洁净」的缘故。那些不幸被「玷污」的倒楣鬼也要靠婆罗门执行的一些仪式袪除不净。另外，在中古欧洲，阶级是以血缘出身为贵族平民之分；以英国人来说，此种阶级分化的观念仍残留於当今人们的行事行为当中。如在英语发音方面，上层阶级倾向於漏母音、下层阶级则漏子音；上层阶级决不说pardon、toilet等字汇；同样是dinner，下层阶级指午餐，上层阶级则指晚餐，等等，诸如此类。
讲到这里，读者未可放心；传统华人间的关系，显然较其他文明的传统要来的有「人」「味」的多，不是吗？但我在上一段已点出了，这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的「诠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理论的好坏在於能够诠释多少现象，不同理论的不同作用能够揭示同样现象的不同面。这篇文章我打算做一点针砭，因此也要动用较「现代」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华人间的关系模式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心理学在人格成长(以及精神疾病)的解释上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将成长视为个人生命史的演化(而精神疾病则导因於「退化」，被视为一种「返祖」现象)；佛洛依德一派的心理分析则开始以性的驱力作为人格成长动力的来源，以人生不同阶段性的驱力，作为成长的分期──婴儿的口腔期、儿童的肛门期与少年过渡为成人的生殖器期。所谓的人格成长，乃个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发育，相应的精神独立与自我主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与母体的逐渐脱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学习和熟练掌控周遭环境的能力。口腔期既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摄食的能力，同时还表现为此时期对於父母食物供给的仰赖(尤其是哺乳的母亲)；到了肛门期，儿童自我控制的焦点则转移到排泄上，而这个排泄的意象同时也可运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吐痰、唾、槟榔汁、剔牙、骂脏话、挖鼻屎耳垢擤鼻涕打喷嚏、搓身上的皮屑等等)；在生殖器期，成人式便是成功的追求异性到手，以缓解日渐增强的性慾煎熬。
以此种成长理论来衡量华人的「成长」，则传统文化中的华人可以说是从未「成年」过──一方面，中华式的婆婆妈妈们总习惯以「饮食」照顾儿孙，即使儿女们理论(年龄)上早已迈入成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他/她们在返家省亲时往往仍是劳驾老母下厨作菜、上菜款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儿女们永远是老妈们的儿女，精神上在母亲面前从未断奶。二来，对於儿童控制(定时定点)排泄的训练，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华人的儿童偏晚。在台湾早期的眷村往往有这样的回忆：穿着美国军援面粉袋作成的开档裤四处溜达；这种前後开档的「裤子」，不用说当然是为了随处方便的方便而设计的。此种「排泄」训练的缺乏也反映在「谈吐」上：痰、唾、食物残渣、皮癣、眼耳鼻屎，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往往是当众挖孔搓肤清喉咙，然後旁若无人似地随地「排泄」；年轻一辈的人或许比较少这些陋习，然而随便「发泄」情绪、口出恶言，或者抛丢垃圾纸屑则仍到处可见。三来，传统中国式的婚姻，不用说是父母「包办」的；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的学人敢於抛家弃子，另结新欢的，但不用说，大部分活在传统中的人没有。
不只裤子，连衣服也是面粉袋做的。图片来源
在现代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港台乃至於海外华人，看来似乎已不再有这种「吃人礼教」式的婚姻了。然而华人真的藉此过度了「生殖器期」了吗？中文中其实有若干语汇，其实是很简明的将「口腔期」与「肛门期」合而观之的；与「生殖器期」不同，这两个阶段主要的控制都在个人的身体上，而身体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个人最关注的部分──称呼自己为自「身」；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安「身」立命，因此《大学》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此种修「身」，正是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体」谅别人──当然，也是「身体」；更理所当然的是，对方也要「体」谅自「身」，否则，就是不会「做」人。这个「做」人可是一项大学问，也是华夏文明的菁华所在，别的文明没有的──西方只有「是」(to be)一个人，西方思想中的人是「自我」发展起来，不是藉由任何「二人」关系去定义的。绕了这麽一大圈再回来谈当代华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很不幸的，男女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企图达到已固定的有「名份」的程度(自然，这里的名份还可以从「封建」的五伦关系中寻得蛛丝马迹)，而变相为一种「事业」。相较之下，五四时代的少数学人反而才真正谈起了罗曼蒂克的恋爱；不肖子孙往往为了安「身」，差不多被迫成「家」，即使眼前的这一位不「对」「胃口」、不「对」「味」。不用说，此种婚恋的品质是很低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