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政治[4]
我想读者看完本文前几段以後，不再像某些人一样以为将毛泽东列为上世纪四大刽子手之一(常见的说法还包括了希特勒、史达林与蒋介石；不过我要不客气的说，这种说法十足表现了资本主义打倒法西斯极权的胜利者史观本位)，就能将文革解释清楚了吧?!虽然用了「上下交相贼」来表述此种「共犯结构」，然而我还是要回到本文初衷，找「人民」算帐。在这里将「人民」当作标的正是恰如其分，正是华人寻找庇护的需求与钻营使得「小圈圈」不但得以成形，更进一步「扩张/团结」起来──在最终极的层次上就是一个全「体」的人民。所幸(？)在这里，沿着身家国天下一路扩张的政治只停留在理想上而已(真正达到此种程度的该是日本人)，因而历史上华人的政治组织将枪杆子对着自己人的时候总是要多些。不过这种赖着权威/母体就想撒野、表现侵略性的性格倒是一致的，具体体现在「西瓜偎大边」、「树倒猢狲散」等种种一窝疯选边站的集体性上──当然是靠上可以纵容自己的那边。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社会边缘人或团体的漠视乃至蔑视；今日228事件「昭雪」，年轻的知识人当中即使对政治无兴趣者，把事件挂在嘴边、过过以资产阶级方式「关怀」社会瘾头者所在多有，盖即使没有深仇大恨可发泄，也有点搞社会运动文史工作的派头。我已提过台湾岛内随着政治权威起舞跟风的现象；到底这当中关怀「台湾」的味道有几许？我们不妨问问同样一批人当中对於岛内外原住民社会问题的了解有多深入。在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问题上大玩数人头游戏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去精确的核算下面这个数字──1990年代左右15-34岁的十万名原住民妇女中，竟有近三万人沦入风月场所，而当时原住民总人口也不过三十万出头──这笔数字距今不过二十年的光景，不但早已被遗忘，恐怕从未存於「台湾人民」的记忆中。诸如在绿岛盖监狱、在兰屿埋核废料等等把岛内的垃圾望别人家里丢、或者将日据时期的「番人所在地」改为「山地保留地」，实际上剥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等等纰政，恐怕没几个「台湾人」耐烦去算它记它。无独有偶，在算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乐生事件中，在网路上的公共空间里又让我领教了一批批此仗势欺人者的恶行恶状：这当中以「顾三餐」的新庄市民身分发言痛诋交通不便者有之、自以为持效益主义观点就可以大方牺牲/消灭乐生院民者有之、自承「党国余孽」觉得这些於党於国无用者岂可要求那麽多者有之、自诩代表「台湾人民」发声、认乐生运动乃最不要脸的社运之耻者有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乐生」一名几冒天下之大不韪。呜呼，汉生病友何辜！无他；弱势者，活该。
可别以为趋炎附势是人类的天性。英国人以别拗出名，也以在体育竞赛中声援弱势者闻名；倒是为自己国家的代表队加油反而令他们感到别扭。一般说来，欧美人士似乎都喜欢为陷於劣势却不屈不挠者喝采(16世纪以降的欧洲政治逐渐走向权利中心多元制衡的状态，权力平衡也逐渐成为欧陆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中国则始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岂偶然哉)，相较之下，华人真令人齿冷，猥罳极矣。
这种「团结力量大」主义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则是孙隆基氏所谓的「铲平主义」。约略言之，庸众自己不能成长又不愿他人成长，因而压制他人不得出头、扼杀成就，正是顺理成章。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前、蒋桂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感到形势大好的毛泽东填了一阙〈清平乐〉，歌咏「分田分地真忙」，大有「海内清平」之意气。然而此种「分田分地」从来就不是只针对地主，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抓富农中农充数；盖所谓「天下太平」者，是不容许一点不齐头的(论者莫谓此处「太平」有穿凿附会之嫌；类似的辞汇，日文却写作「天下泰平」，此「泰」才有丰足之感，哪像「太」字在加强「平」的语气？)。土地财产尚可均分，至於天赋才能呢？对於「杰出人才」被摧残的种类及原因，固然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不过就读书人这个门类而言，似乎可以将他/她们的被害归结为反智主义，或者说正是因为在知识上的杰出使其成为被铲平的对象。钱锺书，陈寅恪，哪个不是文史方面的大家？所以但凡出自其笔下的手稿，莫不给人钞去烧去，必欲除之而逞一时之快，而後之学者痛惜不已。小说家者流，大至小说中挥洒一流京片子的老舍，小至夏志清视之不入流的人民文学家赵树理，一个不能受辱自沉太平湖，一个忍辱又兼忍痛(又是断肋骨又是断髋骨)忍得最後还是死路一条，通通难逃此劫。知识份子谈文革，往往只谈到知识份子倒楣；其实知识份子彼此在权力场中斗角，狠劲决不输与无知无识的老百姓(就此而言，吴唅的下场可谓现世报)，而许多演员、运动员则根本是因为美貌歌喉出风头而横罹此祸，只因为不会摇笔杆所以没知识份子那样声势浩大罢了。
才子钱锺书。此公家学渊源，20岁左右就代其父钱基博出马捉刀，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序－－当然是文言文。其後留学英法，钻研西欧各国文学；在引用西方典故的场合，往往法文拉丁文义大利文就脱口而出，非常可怕。(陈寅恪也通包括已灭国者在内的数国语言，但在口语能力上似乎就比较差)图片来源
我论华人性格中的反智主义，乃从此种铲平主义而来；盖反智的倾向遍布全球，似乎不足以大惊小怪，不过华人反智的渊源有其特殊之处。然而华人并非没有「文化」，不但不是没有，而且在很长一但历史时期中中华文物还是长期对外出口的；虽然孔孟信徒常用「不绝如缕」来形容学绝道丧的可怕境地，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被害妄想罢了(尤其是那些「大儒」的学案一卷卷把来堆积如山看得很烦的时候)。这是说除了搞「天下太平」之外，华人其实很喜欢学问的吗？非也！华人搞学问，实际上很少有西方人那种追求自身完满的进取性；与追求事业、异性只是在求安「身」之处一般，华人管他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管他是有多拼命多勤奋，往往却好像是避世的一种手段一样，在耐性的持续上或许非常惊人，却少有情绪上的激奋，更是一点冒险犯难的味道也没有。我们已经谈过华人对母体的需求，此处讲到华式的「钻研学问」，其实也都是此种往母体里钻营的意向(我念大学的时候，此种避世而槁木死灰似的，所谓坐困书斋的学者，所遇不知凡几；真是只欠一死尔)。求学的「热情」能有多少？西方19世纪时那种路人可以皆知的「科学」早已不复存在，「科学」与「玄学」早已混淆不清的当下，我却总是感到身边人(在这时多半仍是学子)对科学的信仰直截简单到毫不需反省的地步──惟其简单易懂，故不烦深思是矣。那种孔德氏的实证主义或许早就从学术研究的先锋上排除掉了，可是在稍有知识者当中却依然故我，彷佛孔氏在19世纪西欧的声誉在今日仍然隆盛一般。相较之下，哲学令人讨厌或乏人问津，简直也有与当时雷同之感(与友对谈，除了念哲学的之外，少有能忍受我那种「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怀疑起」者；我念历史系的时候，若不是听到老师说「别排斥哲学」或者直承「我不懂」，就是学生在抱怨「不着实际」)。盖没有热情，故不足以克服疑难是也。即便有热情呢？这种热情往往也因为缺乏思想的训练而转移到积累的狂热上，其实不过是种恋物癖(fetish)而已(此类似乎以念历史的最多；见多识广的我见多了，可是有几个富有洞见、能好好运用概念的？无怪人云史学无理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