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艺术家们
前卫(avant-garde)这一词至少有两个使用的脉络：首先它指涉的是在19世纪历次革命的实验中，组织逐渐发展成熟、理论趋於完善的政治集团中的精英；这类团体常以「党」的名称出现，但与保守或自由主义的党派不同，在党的组织上更加严密，行动富有纪律，思想上则由少数精英规划指导。此类政党始於共产党的组织，尔後类似的政团也被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孙中山联俄容共後所改组的国民党是其一例。尽管像李敖之类的自由派人士反对这类「刚性政党」，但事实是，一时爆发出来的社会改革声浪甚或革命，没有接管政权的组织维持政府运作、保住革命成果，声势再浩大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广被欧陆的1848年革命几乎在爆发的地区将所有所在地的政权都推翻了，但新政权能维持超过一年的寥寥无几；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後，列宁战战兢兢着计算着日子，最後终於放心：革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当然，这类政治团体并不只是消极的「接收」而已；它们是真正的，必要的时候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去鼓吹、推动其政治思想(虽然或许是乌脱邦)。在纪律的强调下，团体的核心是一小撮意志最坚定、思想最先进、全面掌握状况的菁英份子，是所谓的革命先锋。
另一个脉络是用来指称那些走在艺术开创最前锋的人们；不用说，在艺术的「革命」上头，他们是独领风骚的一群。诸如「宣言」(manifesto)之类的政治号召，在20世纪初的艺术团体组成时往往是告与世人皆知不可或缺的一面，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那般。虽然现代主义的艺术一般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然而如此这般革命的热情往往并未将艺术家的创作限制在纯粹的艺术上。与史达林治下配合国家宣传的社会写实主义不同，这些世人眼中的怪胎们所怀鬼胎般的怪作品，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等不公的领域真正表达同情、发出怒吼，甚至想要提供解决办法的。
好比说Vladimir Tatlin吧。除了他那着名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就非常前卫，中心的不同部分是各自随着日、月、年的节奏旋转的。然而俄国人正在红白对抗，故而迟迟只有经费建造它的模型。Tatlin晚年则研究鸟的飞行，期望能够发明如脚踏车一般仅凭人力推动的飞行器，普及於普罗大众(当然，这也没成功)。
「第三国际纪念碑」。图片来源
另一面，威玛共和下的德国则有新客观派(New Objectivity)的George Grosz。在他的笔下，一次大战中被击败、但那些祸首并没有被铲除的德国，如一般所讥讽者只是将德皇威廉换成了总统兴登堡，底下仍然是政客、军人、神棍、资本家大肆活动，而普通老百姓热切於秩序，根本不支持宪政体制、理性的共和主义者寥寥可数之下的德国政治现况，成了〈社会的栋梁〉(The Pillars of Society)这幅画的主题。若是去掉了军人，或许也是台湾当今的写照呢？等到纳粹当权，Grosz自无地容身，潜身到美国当寓公去了。
〈社会的栋梁〉。图片来源
另一个在资本家头上动土的，则是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Diego Rivera。在他为美国洛克菲勒大楼制作壁画〈人在十字路口上〉(Man at the Crossroads)时，洛可菲勒财团的首脑们越看越不对劲；在这幅描绘人们旁徨於科学、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主题里头，壁画右面游行的带头人物长得越来越像列宁──如此引起了宣然大波，报章杂志竞相攻击壁画里出现了的冒犯资本主义的大敌。Rivera虽提议绘上林肯作「平衡」，其雇主只是付了他酬劳，将画遮蔽了起来，在其支持者协议着将此幅画转移给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当儿，半夜里洛可菲勒的工人们悄悄的提着斧头将它凿去了。
〈人在十字路口上〉。图片来源
最後摆上最知名人物的大作好了。与Rivera一样，毕卡索也加入了共产党──在其祖国西班牙内战之时，毕氏就已经站在了反佛朗哥的共和政府那边，画了谴责纳粹德国轰炸一个西班牙小镇的〈Guernica〉。在二次大战前，尽管希特勒国社党的势力日渐抬头，但以英法为首的国家对共产主义抱持着恐惧，决不肯援引苏联势力去支持其东欧的盟友，宁愿一味姑息；相较之下，虽然三心二意，共产势力却是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支援那些与日後所谓的轴心国对抗的人民──在西班牙，在中国。毕氏在二战前夕入籍法共产党，岂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在面对侵略者时软弱无力之故？日後虽然德苏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事实证明在欧陆上还是要靠俄国压路机压倒德国。
〈Guernica〉。图片来源
讽刺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後虽然一扫许多国家内部的右翼党派(因而只剩下二战中立场暧昧的天主教，在二战後成了许多国家最大宗的右翼势力)，但这些昔时权贵很快又再度披挂上阵，为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去对抗战後各国国内盛极一时的共产势力。在义大利，美国就秘密扶植了一批前法西斯，在万一义大利共党当政的顾虑下，随时准备夺权(所幸，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