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手边
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左派，也从他们的嘴巴听来许多很炫的名词，国家机器、结构、剥削、培力（empower），很多人名，马恩、葛兰西、阿图塞、普兰查斯等等。我们也一起运动过，包围警察局、包围校长室，那时候我喜欢戏称东海是全国最後一个仍然保有「武装起义」传统的学校。
我会跟社会系结下不解之缘，也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东海还有很强的左派传统，有赵刚、博士生侯念祖、吴挺锋（还有很会教左翼但不是左翼的王振寰），我在那里思想启蒙，年轻而火热的用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燃烧理想。
我也曾经下乡过，在北埔，那时候北埔还没有像现在这麽观光化，大隘协进会在左派学者舒诗伟的奔走下刚刚成立。我们这群东海人和张高杰他们这群来自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夥伴（也是学长）一起帮办公室粉刷，蹲在门口学工人扒饭，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半夜的时候乡民送来一桶麻油鸡，不知道加了几罐酒，我喝的醉茫茫，走在田埂都有点七歪八倒的感觉。
但後来我终究与左派分手。一开始只是想起当年离开小剧场的原因，我不喜欢这种穷困的生活（临界点遵奉果陀夫斯基的贫困剧场风格）。我知道我就算端着碗蹲在路边扒饭，也只是「知青」，而不会变成工人。此外，我突然发现，批判很简单，但要做出东西让人批判，要难一点。有些人适合批判；但对自己能力更有自信的人，应该要真正做些「福国利民」的事情，而我认为自己是後者。
一开始我抱着「生活是右派，心在左边跳动」的想法，後来渐渐发现不可行；这样我的思想会找不到出路。此外，从中东欧和中国研究的经验，渐渐发现一句真理，「人类的悲剧，就在於有人总是期待乌托邦」。左翼执政所造成的悲剧，其实远比资本主义要来的凶猛。後来看见左派学运里的倾轧斗争，合纵连横，一点都不输给real pokitics的险恶，渐渐就看破。左派在我心里只剩下两种，一种是不着边际的学院或运动左派，清谈理想，每天都是阶级翻身白日梦；一种是形左实右，人走在左边，心脏却在右边跳。
那时候的大形势是柯林顿、布莱尔和施洛德相继执政，「第三条路」和「超越左右派」俨然显学。我很快就做出决定，为了生活无虞，我要站在市场经济这边，开始发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布尔乔瓦的大梦。但心中还是有那麽一点失落，那些前几年还有的理想，怎麽办？
直到遇到John Rawls，这个问题才告解决。从先前大量阅读的自由主义论述里，我已经发现自由主义连结着资本主义，有种自动修复的功能。为了让制度维持下去，制度就必须不断修正，到满足所有人最低的忍受程度。孙中山有说过马克斯是「社会病理学家」，指出了毛病，但开错了药方。事实上，自由主义既会自动修正，正义也就得以维系。Rawls指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无知之幕」的观念，去解释为什麽制度得以依赖「正义」的存在而得以维系，政府又应该在自由主义理念下扮演什麽角色。我念Rawls和他的学术对手Robert Nozick跟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以撒柏林念到如痴如醉，一度还想要专攻政治思想史。
就这样，我选择了Rawls而不是Nozick，站在自由主义的左半边，思想大致定了型。我很骄傲於自己不是左派，但我也相信自由主义一样是关怀弱势、争取最低限度的平等，但也可以让有竞争力者得到更好生活的制度。
这几年来，我思想的基本盘就是这样，有些修正，但没什麽大变化。可是我却发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有许多自称是左派的人，居然都站在我的右边。他们批判我不喜欢和工人鬼混是「精英主义」，但他们却去剥削移民女性的身体；他们批判我小资情调，但他们却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他们批判我坚持依法行政是官僚主义，但他们却选择进入国家机器吃香喝辣。也有人批判我现实，却不知道我只是看不惯清谈成风却一事无成。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所谓「左派」的言行，不禁想起文革时极左的林彪忽然被打成右派，那时教中共理论的明居正就有感而发，说极左和极右是相邻的，光谱是缺一角的圆形，而不是横线。
自称左派的大学教授开Camry停在星巴克啜饮咖啡、自称左派的政府官员因贪污啷当入狱、自称左派的社运人开lounge bar、自称左派的学运份子斗争不息。看到他们，竟然都站在我这右派的右边，不禁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当成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