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想法农 ——心灵工坊书序

默想法农 ——心灵工坊书序
这不是一本有关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完整的传记，做为法农最重要一段生命历程的见证者，艾莉丝．薛尔齐（Alice Cherki）详述了法农从一九五三年到辞世这段期间的医疗工作、政治行动及其交友与写作；尤其集中叙述一九五五年他投入阿尔及利亚（Algeria）独立抗争运动之後的细节和遭遇。至於他个人青少年时代成长的过程、情感、婚姻与家庭生活，着墨不多。作者似乎有意贯彻法农一向坚持的人生态度：谈自己，不意谓着要去吐露个人的生命世界，而是要去谈自己的献身、狂热和战斗。难怪作者提到，即使面对深受法农所景仰的沙特（Jean-Paul Sartre），每问起他生命的点滴，法农总是回答：对他来说，这个问题乃是多余的。也正因为这样，本书所呈现的法农之肖像，枝节很少，强烈突显他永远投身在行动中的生命姿态。
法农出生於加勒比海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Matinique），母亲是黑白混血儿，他完全继承了非洲黑人的肤色，黑皮肤也深刻地左右了他的命运。中学时代法农移居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在北非加入了自由法国反抗军，但他的法国认同，始终因肤色的关系屡遭挫伤。战後，随着第三世界殖民地区独立运动的崛起，法农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到里昂读精神医学，很快地发现主体性的解放和精神医疗间的密切关系；黑白种族不对等的社会结构，无论从人的存在角度或医疗的角度来看，都必须一并考虑解决。这便是一九五二年他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关切的议题，它不但成了後殖民论述前导性的着作，也是他日後精神医疗、医院改革、政治实践的灵感来源。
故事为什麽要从一九五三年谈起，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刚出版《黑皮肤，白面具》的法农决定离开法国、远离巴黎，来到独立浪潮高涨的阿尔及利亚，他进入布里达─柔安维尔精神病院（H?pital Psychiatrique de Blida-Joinville）工作。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法农就在布里达透过医疗实践，进一步厘清自己的思路，确认他的精神医学和政治运动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阿尔及利亚位於非洲西北部，古代曾为腓尼基人的拓展地之一，十七世纪被土耳其统治，一八三○年则沦为法国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首府阿尔及尔（Algiers）不但成了北非盟军的指挥部，并一度成为法国的临时首都。尽管如此，阿尔及利亚从来就不曾真正属於法国。在法农初到布里达的那个年代，阿尔及利亚约一千多万的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欧洲人，他们来自法国、西班牙、马尔他和义大利等地；另外还有十三万不同时代移入的犹太人。其他约九百万的阿尔及利亚居民皆属被统称为阿拉伯人的群体，只因他们是回教徒，因而不具法国公民的身份。阿尔及利亚显然是典型的欧洲殖民社会！随着二次大战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不对等的社会结构，使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社群积极投入革命和独立的行列。而阿尔及利亚现象或经验，也启发了当代法国知识份子的灵感，为存在主义、後殖民、後现代论述赋予血肉。沙特、赫蒙?阿洪（Raymond Aron）、卡缪（Camus），以及李欧塔（Jean-Francis Lyotard）、德希达（Derrida）等人的思想皆有阿尔及利亚的印记，这也成了当代法国哲学独特的面貌。
法农在布里达的那个三年，一方面让他的工作伙伴们清楚的认识到的确有一种阿尔及利亚文化认同身份的存在，更让他们发现文化崩解与精神病理之间的关连。他强烈的批判当时「阿尔及尔学派」精神医学的教条，根据这个教条，医生们认为北非土着的心理特徵显示他们仍停留在原始状态，「他们的心理生活主要由本能掌控，极少诉诸发展层次较高等的心理能力。由於意志薄弱，他们不仅欠缺知识上的好奇心，天生没有工作的欲望，亦无法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细心与逻辑性。明显的爱说谎和蛮横无理的倾向，说明着他们受制於一种犯罪冲动，这使他们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这些特质的生成，与大脑发展过程中基因固着在不成熟状态有关：土着的大脑下端（间脑）的发展比大脑上方的皮质结构占优势」。在法农看来，这显然是欧洲人的自大与偏见，从中并理解到存在着一个更巨大的结构性暴力，这正是殖民主义的真正本质。基於这样的觉悟，法农和他的伙伴们在布里达推动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他们认为必须优先治疗的是医院本身，医生和病患应该一起合作，共同解决因不对等的医疗结构所造成的双边异化。在此观点下，病患不再是单纯被凝视的对象，他应该成为解放其自身的主体；而医生亦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掌控者，回归人的本位，与病患在追寻解放的道路上一起奋斗。
这样的医疗哲学，实践在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必然要跨越医院的藩篱，而与整个社会自主、解放的欲望相连接。在法农主导下的布里达柔安维尔医院，因而很快地变成了「叛军」医疗支援体系的主力，并提供独立运动成员必要的庇护。藉着这样的关系，法农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反叛军」的领导阶层。虽然许多迹象显示，法农对政治和复杂的权力游戏所知有限，有时还流露出天真、浪漫的判断；但是，三年布里达的经历，终究使他走了上政治斗争的不归路。一九五六年底，在国际形势和阿尔及利亚当局愈来愈严峻的扫荡压力下，法农辞去了精神病院主治医师的职位，并随即遭驱逐出境。在法国巴黎附近短暂停留後，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法农辗转来到突尼斯，正式成为流亡在此的阿尔及利亚反抗军之官方成员，负责文宣的工作。一九六○年他被反抗军临时政府任命作驻迦纳大使，积极团结黑色大陆，推动非洲合众国的梦想。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在摩洛哥一次疑是谋杀的严重车祸，不但影响了法农的健康，也反映了他所从事的政治工作之危险性。两年後，他罹患白血病，一九六一年底病逝於美国，享年三十六岁。遵其遗言，最後葬在阿尔及利亚，他成了反殖民运动的先锋典范。
从台湾原住民的经验来看，我们要如何看待像法农这样的人？战後法农在里昂供读精神医学的那段期间，正是台湾原住民脱离日本殖民的时刻，只是对原住民而言，赶走了「第一个国家」（日本）换来的并不是民族的解放，而是另一个国家暴力的开始。我们被迫将好不容易学会的「第一个国语」（日语）彻底归零，重新从ㄅㄆㄇㄈ学习我们的「第二个国语」（中文）。一九五三年初，前年九月被逮捕的邹族精英高一生被单独拘禁於台北青岛东路，并於一九五四年四月横遭枪决，罪名是「匪谍叛乱罪」，同案冤死的还有另一位邹族族人汤守仁和泰雅族的乐信?瓦旦（林瑞昌）等。国共内战的延伸、国际冷战架构的形成和台湾内部「省籍」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很快地模糊掉台湾被殖民经验的真实内容。在我们看来，近百年来（或说自明郑以来）台湾真正始终被殖民的是原住民。而一九七○年代起渐成主流的台湾本土化论述，不断援引後殖民理论以充实其所谓「外来政权」的批判火力。如果法农当时不是去阿尔及利亚而是来台湾，他会如何看待原住民呢？他会不会同样发展并推动一种顾及原住民文化差异的精神医疗体系？美国的独立战争，并没有解放黑人和印地安原住民；而今天学术市场上，谈论去殖民或後殖民理论声音最大、生产力最旺盛的依然是欧美的学者，他们用的语言是英语，它正是近代殖民世界塑造者的语言。五十年前法农开启的去殖民化运动，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