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天谴为天职

化天谴为天职
从天而降的诅咒，沉沉地压在叶石涛先生的背脊。他把自己的写作视为天谴时，并无丝毫退却之色。当他伏案撰稿，承受的是无比的时间重量 ，残酷的现实与历史轮番鞭笞着他，简直就是一种罪罚的凌迟。巨大的鞭声扬起，叶老只能默默忍受。看不见的伤口在他体内侵蚀之际，他以 傲慢的意志抵御。如果想要测量他的意志有多强悍，请注视他手中挺起的笔。
叶老是海岛人格的最佳范本。他选择文学书写为他的土地发言之前，历史早已泣不成声。血与泪的灼烫，预先形塑他肉体的每一寸肌肤。命运 铸成时，他被迫必须穿越三个时代：殖民体制、戒严体制、民主体制；每一个时代都背叛了他，毫不留情地伤害他的灵魂。到底伤害有多深有 多宽？请专注阅读他以一生镂刻的每一个文字。稿纸上一笔一划绘出的日文与中文，都隐隐传出深沉的呐喊。
文学之成为文学，完全必须依赖语言。叶老辛苦写下的文字都不属於他的母语。在没有任何许诺的时代，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文学之梦。就像那 时代的知识分子，无不全心学习日语，这位早熟青年的不幸，在於他选择了文字工作的志业，遂在历史上留下白纸黑字的见证。时代一旦改变 之後，他追求艺术的热情，反而成为日後被批判的依据。叶老确实写过皇民化文学，并且与皇民化运动的首脑西川满建立了师生之谊。生命中 的最初诅咒，便在他的青春时期过早地降临。
夹在大和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的拉扯之间，殖民地作家的人格从此无可避免地接受毫无止境的审判。所有民族主义背後都有政治权力在操 作，情绪被燃烧起来之後，所过之处尽成灾难。叶老从来没有选择过与他身世不符的民族主义，反而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对他进行绑架与掳掠。 作家的任务无非是在创造艺术，而不是俯首於政治权力的支配。在强权横行的时代，他写下了皇民化文学，难道必须感到抱歉吗？
第二个诅咒再度叩访他的生命时，战後台湾已被改造成极度右倾的岛屿。在精神找不到出口的年代，叶老做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之梦 。双手捧着火焰去寻找出口时，不仅没有照亮黑暗的道路，他的灵魂人格却严重遭到炙伤。思想渐臻成熟时，他开始涉猎马克思主义书籍，或 者竟如他的自况，变成一位「社会主义倾向的新自由主义者」。一位曾经抱持过於乐观的浪漫狂想者，终於被引渡到左翼思考的另一端。
手无寸铁的书生，只因为做了一个衰弱而未遂的梦，却必须受到不近情理的制裁，在戒严初期的一九五○年代，他被判了三年的冤狱。从此使 他对於现实保持高度的沉默，坐在高墙背後，他的心灵并未屈服。隐忍将近四十年之後，叶老仍然还是坚持他的信念：「对於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我倒采用了一部分的观点，来分析时代、社会的动向跟文学的表现的密切关系，几乎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所以我并未排斥唯物史观 。我更企求的是作家的写作自由不被政权所控御，能随心所欲地表现的民主社会。」
如此卑微的梦，竟耗去他的一生去实现。叶老绝非袖手等待的作家，纵然有过坐牢经验，却未尝为他造成任何顿挫。他投入中文思考的学习， 经过漫长的二十年光阴，直到一九六五年才发表第一篇中文写成文学史论〈台湾的乡土文学〉。被视为本土论述肇始的这篇经典文字，其实还 未能准确表达内心的思维。然而，在苍白荒芜的思想检查时期，他无畏地拈出「乡土文学」与「台湾文学史」的两个重要观念。
於今回首他的文学抱负，这篇文字诚然具有高度的文化暗示与思想质地。在中华沙文主义泛滥的阶段，他提出撰写台湾文学史的誓愿，几乎就 在宣称社会内部既有的历史记忆，自来就不是单一，而是复数且并置。这种思维上的突破，为往後的文学诠释开启无穷无尽的想像。更重要的 是，乡土文学一词的意涵，既溢出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主流之外，也冲撞着以党国为骨干的官方文艺政策。
细微的一丝香火，只要没有捻熄，就有可能燃起更旺的火种。叶老不但预告了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也早熟地为日後本土论述埋下生机勃 勃的种籽。他对民主社会向往，不再停留於空想，而是更进一步推波助澜地汇成时代巨流。他也许不是最原始的本土论者，但可以确信的是， 欠缺他所注入具有左翼思维的文学主张，乡土文学运动绝对不可得到有力依据。重新翻阅那段关键年代的党外杂志，凡与文学有关的论述，无 不援引叶老的观点与信仰。
他在一九八七年终於完成的《台湾文学史纲》，等於是总结戒严时期台湾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愿望。在这本重要着作中，他完全不使用复杂的 理论，当然也没有虚矫的身段。以素朴文字为诉求，以逻辑思维极其清晰的结构，以跨越族群、跨越性别的开放态度重新定义本土，甚至以左 翼的科学分析方式彰显批判史观，擘造了战後以来第一册最完整的历史叙述。因为《史纲》的出版，使被放逐的岛屿得到回归的契机，并且也 使许多流亡心灵重获认同的指引。
民主社会，并非是庸俗的政党政治，也不只是纯指投票的仪式，而应该还有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思想在背後支撑。叶老的思想与文学，无疑使民 主运动的价值奠下基石。他的历史纵深与视野开阔，带来了开放宽容的信念。这位历史的受难者，从来不曾奢言受难。心灵上担负的痛苦，他 都兑换成精心铸造的文字，使精神的昇华，持续昇华。他是一个典范，透过不断的实践，终於把受害的历史折换成受惠的思维。
民主，於他是公平与正义的同义词。当民主体制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时，叶老才惊觉毕生所追求的理想，竟遭到彻底出卖与贱卖。生命中最大的 诅咒，赫然降临在晚年的最後阶段。本土不再是高贵的价值，全然沦为魔鬼交易的筹码。天谴不是历史上的抽象名词，而是鲜明的鞭笞如血痕 那样烙在本土的前额。以进步自许的本土政党，绝情地背叛本土的核心价值。悲愤，尚不足以概括叶老离开人间时的心情於万一。
左翼的文学史家，批判的理想主义者，痛苦走过一生，竟只是为了证明他的梦只是一场梦？这颗高贵的心灵被贬谪到人间，只是为了见证诅咒 是永恒的诅咒？本土论述遭到的重挫，难道还要穿越反覆的天谴才能获得救赎？叶老的生命禁得起检验，他勇敢把与生俱来的天谴化为天职， 为台湾的受辱与受损留下雄辩的证词。当他决心远行时，台湾历史再度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