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造论」论战的再思考

「中国改造论」论战的再思考
192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与後来台湾人印刷媒体的蓬勃发展，都与1927 年时的左右路线之争有着极大的关连。事实上，左右路线的分裂不仅仅来自与每个历史人物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涉及到个人生命经历、知识来源与考量层面等不同因素的结合共构。也就是说，不论是1927年文协的分裂或1929年文协的再分裂，绝对不仅仅只是部分人士彼此结盟并与其他人决裂的非理性行动，而是存在其社会环境上的实际因素，有它不得不发生的必然性要因。
表面上，参与「中国改造论」的主要成员只有两位，实际上却代表了台湾社会两大路线与阵营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不同观点。然而，就在陈芳明提醒了我们这点时，不能被忽略的是，陈逢源与许乃昌两人的不同「中国经验」以及其教育背景上的差异。陈逢源於「中国改造论」论战发生前只在1922年经日本转往中国旅行，主要的目的则是找寻发展事业的机会；许乃昌则是往返於东京与中国上海间，更曾经到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就读；因此，倘若我们再关注於陈逢源毕业於国语学校，而许乃昌则大多於海外求学的差异点来看，则除了「左(许乃昌)」与「右(陈逢源)」的这点差别外，更意味着「外(许乃昌)」与「内(陈逢源)」的不同。
两人争执的最大症结点在於：「中国」社会究竟应该要「姓社」还是「姓资」？不过，历史有趣的地方在於，陈逢源与许乃昌的意见事实上未必有很大的差别，在目的相同的另一面所存在的差异，只是方法与手段的优先次序不同而已。陈逢源认为要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来与帝国主义对抗，许乃昌则认为应该先打倒军阀、从根本的去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发展资本主义与打倒军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北阀成功後所积极进行的除了清党外，不正是以扶持民族资本为主的经济建设，所谓的「黄金十年？」。
除了直接地将两人的言语放在彼此交会、交织、交战的情境，从另一个角度将陈逢源与许乃昌的话语各自置放在「台湾」的脉络之下，便是在所谓「比较 (正确与否) 」论述外，直接探究其言论「可行性」的一种途径。许乃昌对於中国的观察固然具备现实基础与更高的准确性，但也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的理论限制，终使他毅然决然地相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起来，不受任何可能的其他因素阻碍。是故，当许乃昌嘲弄陈逢源只会使用抄袭而来的数据、没有从事实际的研究之际，却忘了审视自己的论述，终究只是对於「中国」场域的亲身体验，未必可以被挪移、运用在「台湾」的现场。
所以，如果我们重新地思考「中国改造论」论战发生之际的台湾社会与双方论述，则不得不注意的在於日治时期台湾经济本身所存在的「米糖结构」，以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糖业资本=日本」、「米业资本=台湾」的并行架构、以及其各自与台湾台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有甚者，陈逢源的论述在以「台湾」取代「中国」的语境底下仍然有其可行性，许乃昌的意见却遗忘了台湾本身处在殖民地统治的社会特质与中国本身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况有着极大的差异。殖民地社会未必可以具备强大的反抗动能，陈逢源所意识到的「右之不行，左又何能」，实际上所显示的是台湾社会自1905年(大)规模武装抗日行动终结以後，逐渐由原本的「敌我型」的冲突移转至「对手型」、「合作型」的具体认知。
因此，不论是许乃昌与陈逢源或蔡培火与黄石辉，在考量其论战的内涵与寓意之前，避免掉入文本当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架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论战的一切必须回归到现实，1931年以降左翼的迅速崩解与右翼的逐渐消亡，其实已经提供了我们评断的依据。而我们也唯有在意识到历史人物在认知与意识上的局限与偏见，才可能在思想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