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研究
　　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增长。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特别是长江三角洲，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个最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对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浙江又是一个显著的亮点。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模式近年来吸引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浙江成为中国内发性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最为典型的地区。
　　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发动方式、动力机制、产业和区域推进模式以及精神条件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文章认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自下而上的发动方式；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为主要动力源；以轻低小集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块状经济迅猛发展的区域推进模式；理性化、世俗化、平等化的精神气质。
　　这些特点决定了浙江模式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把浙江模式放到全球经济社会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它为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区域现代化的有意思的案例。考虑到中国的高层官员正在号召其他省份向浙江省的经验学习这样一个事实，也许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
　　至于市场化，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对浙江来说更是如此。浙江的经济发展进程与其他地区相比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市场化先导。没有市场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取得更大进展。市场化的功能在迄今为止的关于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文献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可能与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有关，也与国内学者对经济发展的体认观有关。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市场化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意义，但中国的情况的确完全不同。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反市场或压抑市场的经济体系而言，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张扬与经济主体的人性的解放是同步进行的，市场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对于真正启动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西欧历史上，市场的解放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崩溃的17-18世纪就成定局，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地位确立迄今为止已经近两个世纪。今天西方的学者只能从历史文献当中去寻找和认识市场化的过程，已经难以像中国的学者那样对市场化改革有如此深切的现场感。因此对市场化之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也难以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观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又是舶来品，整套话语系统的全般接受妨碍了立足于中国实情的现场分析。我们的学者中，相当多的人热中于搬用西方现代化或后现代的概念系统、理论系统，没有给予本土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以必要的重视。这也是目前的有关经济发展理论中较少关于市场化问题论述的重要原因。
　　回顾迄今为止浙江经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益的启示，某些结论对于国内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或许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如果要对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作一个总体描述和特征刻画，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述，浙江经济发展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表述可以具体解释为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从经济发展的发动方式看，浙江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在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有限，惟其有限才使得浙江经济发展道路的演进路径未被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所阻滞；第二，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看，诱致型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是主要动力源，这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第三，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看，轻低小集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这个特点使得浙江在全国率先到达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点；从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类型看，主要线路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辐射。第四，从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看，世俗化、理性化和平等化是基本特征。这一点与现代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是吻合的。
　　1.经济发展的启动
　　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曾经发问：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2]为什么会有近代以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借用这个发问方式，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浙江的经济发展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
　　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因，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有着巨大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尽管如此，体制外的生产和交易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变化的种子一直等待适宜的气候。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地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经济发展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经济发展道路从民间开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浙江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又使得官员较其他地区更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官员越是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经济发展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
　　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发动方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成文或不成文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例如专业市场和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就是如此；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民营企业家逐步影响和改造了基层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政治支持；第四，可能是最主要的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民营企业。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经突破了一半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驱动的改革在浙江成为可能，为什么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没有能够像其他很多地区那样有力地控制住民间力量的作用？是无法遏制，还是不想遏制？关于这些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浙江省领导对待温州的态度看，似乎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有的时候这种因素为主，有的时候那种因素为主。[3]
　　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直取市场化利益的内驱力之强大，浙江地方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经济主导的经济发展只发挥了次要或者说从属的作用，不能高估。对此，姚先国教授在"浙江经济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4]一文中作了现象形态的描述。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历程的总体情况看，对于原发性的或内生性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功能较弱的政府不是坏事，反而往往是件好事。就浙江这样一个省份来说，为什么会放弃国内其他地区对经济的强硬控制态度，转而采取较放任的态度，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对浙江这样的地方来说，民众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远远强于政治参与欲望，放任不可能带来政治或社会上的不稳定，反而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况且，作为地方政府，放任政策带来的社会或政治风险，可以由中央政府处理，二是浙江省在全国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省份。解放以后，浙江的官员也很少升迁到重要的中央部门担任要职。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得浙江的官员们的效用函数呈现较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浙江省的官员具有双重角色，对于浙江的老百姓来说，它是管理者，但是对中央来说，他是老百姓的盟友。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省级主要领导到一般基层官员，较早就认识到对于民间力量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当然这也决不是统一的，无差异的，有些时候，有些官员可能更加强硬一些，而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时候对老百姓的创新采取了默许态度甚至亲身参与了创新。可以说，浙江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内逐步形成了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文化对浙江这样经济发展先发地区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浙江的政府功能的缺位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但是在增长主导阶段，当政府不能做到"间接性选择控制"时，与其全面的强化管理，不如全面弱化功能。
　　总之，浙江经济发展在发动方式上的基本特点是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有限干预。与国内许多地方的情况不同，浙江经济发展是内生的或者说是自发启动的。外部力量的作用是次要的。
　　2.发展的动力机制
　　浙江经济发展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经济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回答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无论是从经济含义还是从其他含义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创新。参与创新的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或者说业主，也有基层官员。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多半运用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概念来作为基本的理论工具。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从需求导向来解释制度变迁的根源。但是认定浙江的制度创新是需求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创新[5]，则是值得讨论的。由于很少有不是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所以需求导向论并不能够解释需求基本相同条件下的制度变迁差异。
　　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需求问题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对需求的反应，因此，目前最应该研究的还是浙江民间制度创新中的供给方面。[6]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供给了适应需求的制度，从而是创新成为现实？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制度供给行为主要不是主要来自于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以下因素可能需要重点研究，
　　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道德支持"。比如在温州，"永嘉学派"对赢利活动的肯定态度，解决了利润导向的制度供给的可行性难题。这一点比国内大多数省份领先一步。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不需要从头构思，因此像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台州一带改革开放前早就存在的"打干股"为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准备了知识基础；金华一带的农民数百年来鸡毛换糖的"习俗"也是形成专业市场的重要历史前提。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很多。
　　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制度创新。
　　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个制度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是重复博弈过程。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加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
　　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7][8]。
　　从制度供给的决定因素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经济发展。传统所形成的共同知识[9]是形成一种制度规范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所谓创新也不可能。但是制度创新一旦启动，传统的力量会发生意义上的转变。作为一种传承力量，逐渐退出创新活动，最终甚至转化为创新的阻力。制度创新的持续性是依靠路径依赖机制或制度联系效应[10]来维持的。
　　总而言之，与其说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机制是由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制度领先优势或者平常所说的"制度落差"不是需求导向形成的，而是制度供给能力较强的产物。迄今为止，可以说制度供给能力决定着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
　　3.关于浙江的产业和区域发展模式
　　农村工业化是浙江工业化的起始点，因此也是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浙江没有取得工业基地的地位。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基础和西部地区靠山进洞的优越条件使得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投资大部分投向这两个区域。甚至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化起源地的上海市也难于与这两个地区展开竞争。浙江得到国家的投资或其他投入少得可怜。但是，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必须通过非农化来寻求出路，这是改革开放前，浙江发展的一对尖锐矛盾。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对矛盾无法找到根本解决的途径。1978年以来，对各个地区产业发展的体制性约束逐步废除，但是政策性限制或投入歧视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浙江也无力突破这种政策性限制，因此，只有以体制创新为切入点来寻求解决区域资源约束的途径。于是工业化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从体制创新力强的地区开始，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
　　从产业推进模式看，浙江经济最初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随后逐渐地提高加工深度、加工规模和资本集约度。建材、纺织、小家电和其他小商品成为浙江经济的当家产品。虽然，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使工业结构突破了以上的行业范围，但是轻小低散的特点基本保留了下来，工业生产的集约度和集中度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明显偏低[11]。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浙江的工业规模扩张很快，但是，结构未有根本变化。从1995年与1985年的行业构成比较可以看出，构成浙江工业8大行业没有变化，仍然是纺织业、机械工业、服装及其其他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其中，1985年最大的两个行业：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1995年仍然位居前两位。基本格局没有变化。[12]
　　从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现代经济部门[13]随着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的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受辐射带是浙西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14]。
　　在区域发展格局方面，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卓有成效的"块状经济"，乐清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桐乡的羊毛衫、慈溪的塑料和模具、嵊州的领带、永康的日用五金、苍南的标牌和编织袋、鄞县的服装等等，常常是一个村、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市县都集中于某一种类工业品的生产和交易。当地的居民围绕某一种商品的生产交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网络。区域之间则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分工体系。应该说块状经济的发展是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是这种块状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导致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因为作为块状经济主要载体的商品以日用小商品为主，这使得工业对区域聚集度的拉动力较大工业要弱。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约束。从需求方面来看，分散于农村各地的小企业对地域性的要求不高。从企业自身来说，所谓的聚集效益或规模效益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品都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产品市场约束不显著的农村工业化初始阶段，情况更是这样。对于小企业来说，小城镇足以满足生产和交易的区位要求，重要的是交通运输条件。由于这种供给和需求的约束，浙江的城市化表现为小城镇的迅猛发展。[15]
　　4.浙江经济发展的精神条件
　　迄今为止，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从精神层面来看，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理性化程度高，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记功算利的传统和实现功利的能力。理性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人生目标的理性化，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理性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之前的人与起飞后的人都存在着系统的区别。所谓目标的理性化也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和应该追求的。这一点，浙江人与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有着较大的不同。区别在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否合理的认识。尤其是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哲学家们极力鼓吹事功求利的合理性。[16]近代以来，这种思想传统又得以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讳莫如深的计划经济时代，浙东地区的老百姓也没有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看，浙江人一直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驱力。另一方面从追求利益的手段来看，浙江人也是很早就认识到交易是发展共同利益的正确方法这一点的。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目标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自然导向手段的合理性，浙江人的这种交易取向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强调功利特别是物质利益和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易，这两点可以说正是现代经济起飞的极为重要的精神条件。
　　浙江精神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的世俗化。浙江人非常讲究实际，非常现实。具体表现就是比较关注日常生活的质量，善于从现实的人的需求角度去判断和决策。对于这种区域性格，臧否不一，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也有人指责浙江人思想觉悟低，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判断，浙江人似乎比较倾向于政治虚无主义。漫说对于脱离实际的说教、空谈不屑一顾，即使是对于必须的政治宣传不太关心。这一点确实让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无法认同。浙江人是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甚至像佛教这样强调出世的宗教在浙江也少了崇高和空灵，变得与世俗的东西息息相关。浙江人的世俗化倾向是渐进型改革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精神资源。世俗化意味着从人本身的需要出发，从与人的需要相关的事实出发，从人赖以存在的实际状况出发去看问题，去做决定。这种世俗化，从决策的角度看，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李云和早在50年代进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尝试乃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注脚。浙江民间制度创新的活力来源于这种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倾向。
　　理性化和世俗化还自然地发展出了浙江人的第三种精神气质，那就是平等化的价值取向。平等化集中表现在官民关系上，有些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大多数其他地区，特别是处于中国文化策源地或中心地的地区不同，浙江地区官本位现象不算严重。老百姓不像某些政治文化发达的省份那样唯上是从，惟命是从，当然也不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在浙江的老百姓眼里，当官不过是一种职业，并不神秘。因此老百姓不会热中于政治，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强。很多人更加愿意经商或从文。对依靠政治权威解决利益问题，老百姓并不迷信，这体现了鲜明的平等意识。在浙江，很少出现基层干部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或渔肉乡民，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现象。这种平等意识很容易演化出平民与官员之间的交易行为。通过交易而不是通过命令来做事的现象，在浙江倒是司空见惯的。官员可以放弃使用某些权力，而决不可以借助权力阻止老百姓要做的事。官员不太像是一个上级，更像是一个协调者或服务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基层官员所表现出来的融入平民，认同利益的行为特征对于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理性化、世俗化、平等化这三种精神特征对于经济发展进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17]浙江经济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是否也得宜于其特有的区域精神气质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关于浙江模式的几个问题
　　1、浙江模式的特点
　　浙江模式具有极为明显的内发性和原发性特点。比国内的其他两个模式更加接近于原发性现代化的一般模式。
　　与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
　　由于浙江模式的内生性的特点，所以在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方面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质。不仅动力强劲，而且呈现出一种有机的秩序性。反之，珠江模式对海外资金和市场的依赖太大，外部条件一旦变化，影响就很大。而苏南模式由于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滞后，导致了市场化进程缓慢，企业主体的成长不够迅速。不过进入90年代以后，苏南一带对企业制度进行了大力改革，引进了股份合作制等组织形态。尽管如此，与浙江东部地区相比，步子还是较慢的。目前，学术界甚至政府部门也是普遍看好浙江模式。浙江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增长速度高，还表现为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居民在分享增长成果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区域间、家庭间分配差距当然还是显著的。
　　2、隐含着的问题
　　如果对浙江近20年来的发展进行总结的话，我认为，浙江经济发展道路非常类似于发达国家早期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市场先导、民间企业主导、地方政府相对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极强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相比有着更大的生命力。对于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加突出。但是，这种自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也无法避免古典发展模式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是家族主义企业制度对发展的限制。在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市场网络的扩展等方面。
　　其次是私人资本与政治权利勾结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妨碍。私人资本家的政治参与非常积极，程度也在加深。
　　第三是阶级剥削程度的加剧带来劳资矛盾的深化。
　　第四是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在浙江，近20年来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18]，社会公共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实际的需求，同时在这种民间发展的势头很强的环境下，政府功能出现连该管的事情也不管的状况。
　　这些隐藏的问题是我们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其他地区在借鉴浙江的发展经验也应该对此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