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兵之死

佣兵之死
对话不易操作。就算启动对话的人有再多的热诚，付出再多心血，也没有理由去预期某种必然的效果。
这样说来，暴露自己的生命史似乎不是好方式？我反对。我赞成重新检视生命史的意义，就算极度简化到只剩下二元认同的空间，光是血缘或生殖关系的布告显然仍不足够；暴露人生所有的细节资料，只不过给予意识形态自我完善固结而非解消的机会。尽管如此，我仍相信还有说的价值。
那麽，我是一个想要启动对话的人吗？并不是。我只会跳进别人设定好的言论场域，攫取我所要的，然後抛下一切离开。离开得多了，就像是一连串不断经历微小死亡的过程。好莱坞认为人死之前自己的一生会在眼前闪过；我猜想，若死去的只是一部份，或许有所相关的断片也会在死去之时奋起，然後淡出。
我的父母都是外省父亲与本省母亲的结晶，两个人都精通各自父母的语言。台湾并未像南美那样为不同的血统比例取名，这让我在大学才第一次接触到的政治四大族群论里，只是因为不愿自认，便成为一种无名的混血（至於当下的国族认同论？）。亲人对自身生命史的隐讳，让我不曾听闻过家族与台湾族群政治事件的关联。唯一受到津津乐道的，是某年席卷台湾的强台下（八七水灾？），当时祖父正因公务出门在外，花莲老家的屋顶被吹翻，隔邻的本省家庭穿过墙上的洞，一个一个从我祖母手中接过她的孩子去避难的故事。
1. 中产阶级
父亲是深澳发电厂的员工，於是家人便居住在与渔村比邻的宿舍区。虽说比邻，其实是一片建在山坡上的封闭社区，与基隆山坡上的九份遥遥相对。房舍皆是台湾早期的水泥建筑，宿舍区里有幼稚园、游泳池、网球场、娱乐用的中山堂和医务室、理发部、图书室等等设施。山丘内部早已被邻近的建基煤矿坑道掏空，上山的柏油路曾经几次塌陷。
从半山腰向上，是等级不同的居住房舍。分为乙等、丙等…甲等宿舍只有一栋，平时没有人居住，供来访贵宾使用。山顶是两层楼的厂长居所。厂内员工眷属向山顶逐步搬迁，就代表家中电厂员工的升迁。这里的家长多半是男性员工，女性则多半是家庭主妇；绝大多数的成年员工都已成家，山腰上也有聚居式的单身宿舍。一般而言员工都保持朝九晚五的工作形态，三班制的值班人员是少数，每年度的大修期间则是全体动员的长期不休假，算是宿舍区的大事。
每天早上，小学生由电厂派车，路经滨海公路，送往十五分钟车程外的八斗国小上课。然後是十点半派往附近菜市场的买菜车，晚上小学生由原车送回。除此之外只有遥远山脚半小时一班的客运通往基隆。这个地方除了山下公路旁员工常去的便当店和早餐店外几乎没有餐厅，家家都会用宿舍配备的流理台和电炉煮饭。四点半左右开始到处飘出饭菜的香味，阳台上会传来各家主妇呼唤吃饭的声音。
直到很晚，我才知道八斗子曾是台湾渔获量数一数二的大港。但是在渔村边的学校里，拥有相对稳定家计的台电员工子弟却是明显有较好经济地位的一群。望海巷的小港口旁少数盖起漂亮房子的渔家，我们会私下传述那都是透过走私而来的财源。学校福利社没有昂贵的消费品让大家比较财富，顶多能买一瓶橘子汽水彼此炫耀残留在舌苔上的鲜亮染料；每隔一阵子，海关会运来整船整船没入的糖果饼乾，倾倒在八斗子垃圾掩埋场边，望海巷的同学就会用垃圾袋包来学校分给大家吃。我们都知道同学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些住在水泥房里，有些住在附近柏油屋顶的砖石平房，家里可能连电话都无力负担。学校里的孩子仍然玩在一起，记忆里也没有不准说台语之类的怪异指令，连主任在朝会都常用台语发言。只有一次，我跟同学兴高采烈地谈论等了好久终於有亲戚买给我脚踏车做生日礼物，他带着僵硬的表情听了许久，最後叹了一口气说：「恁叨好野人啊」。
从此之後，我就不再在同学面前提起与钱有关的事情。
2. 异性恋霸权
国中时期我以超低的数学分数考进基隆某国中的数理资优班，以更低的数理分数和排名飘过三年。进入都市生活对我冲击很深。毕竟是直到小六，我才因为受到老师奖赏，与其他同学带到基隆街头逛到晚上。我还记得基隆的霓虹灯让我晕眩不已，最大的何嘉仁和金石堂书店则像是明亮的圣殿。上了国中，同学多数来自市区，其中不乏习於优裕生活的都市中产阶级。相较之下，我的背景反而让我感到轻松自在。
如此过了三年，我放弃省中联招，考上台北的高中，跌破所有人的眼镜。高二和家里大吵一架，填了文组分班。在男校里文组不但弱势，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便是同志、EVA迷、魔法牌同好之类不事生产的种族。我第一次知道有同志这种分类，起初觉得也没什麽，等到朋友之间谈论同志在家庭里受到的压迫和出柜的种种问题才让我深受震撼。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何单纯的身分问题会是冲突的根源，或自我压抑的原因；於是着手寻找当时在台北开始大量浮现的各种女性主义和同志出版品当作课余读物，啃着艰涩难懂的文字，越啃越有兴趣，也越心惊。我从文字里能够真正感受到压迫是确实存在於生活之中。回到日常世界，在每句话里寻找支持压迫者痕迹的过程里，我跟周遭的环境越来越疏离，抗拒自己去肯认那个充满活力与进步的城市表象，努力挖掘各种日常生活里呼应艰涩理论的细节，在同学之间引发各种辩论。
那次台北市长选举前几天，台北的天空变成奇异的亮红色。我们在下课时纷纷跑到走廊上观看，各党派支持者彼此打趣说台北要变天了。选举结果揭晓，陈水扁当选第一任民选市长，结束国民党专政。
联考之後，我又考上台北的大学。整个大学期间，我不是在学校闲晃混学会社团，就是在西门町四处赶场看电影。
大一时，热中戕害学生的政治学教授黄德北告诉我们，参加当年举办的秋斗工运可以加分。正逢陈水扁驱赶14、15号公园居民，以及震动妇运社团的废公娼事件发生，我带着录音机去走了全程，认识一些系上曾参加学运社团的学长姐和不同的社运机关，见到从起重车顶端高空弹跳的惊人婚礼。在路上，我拿起麦克风访问一位头面皆裹住的公娼有关政策的问题，她转向我，紧抓住我的手，彷佛害怕我随时离去般，近乎绝望地诉说这个荒谬政策造成的冲击。她说，你们记者要把这个讯息传送出去啊！要让大家知道！不能让这种事情无消无息地没有去！天知道我只是个一时兴起的大学生，根本不曾掌握任何媒介。她紧握我左手的余温一直留到今天。後来在公娼启示录里见到废娼後的生活，某人死去，手心的余温滚热如炙铁，痛得我流下泪来。
大学校园里，令人欣喜的是同志身影从不须隐藏。偶尔有人在学校BBS上发表歧视同志的语言，也总不缺反驳声浪。今天「优质同志是女性最好的朋友」论调，在当时就已有雏形。因缘际会，我与一对女同志伴侣结为好友，後来更租屋共居。租处的墙上总是少不了四性研讨会或同志艺术演出的海报，家里也时常有青春无敌的男女同志喧闹作客。我们会共享各种性别议题的讨论与酷卡，同声臭骂莫名其妙的歧视新闻。我也在她们的带领下认识当时各性别议题的社团成员，刻意在夜里爬进实施宵禁的新公园，手头有钱时在同志酒吧或咖啡店混到深夜。常是万红丛中一点绿的我，总有世界和平已经到来，这种生活必然持续到永远的错觉。
3. 统治机器
大学时，或许由於高中爱清谈养成兴趣，我加入两个学生自组的刊物发行组织。先者是由两个曾任民进党工的学生组织，後者众声耳语说是当时甫成立的亲民党所资助。後者很快消失，但先者持续，透过与学运社团的连结发展成一个异议性社团，後来更参选第一届的正式学生会选举胜选。然而，在选举过程里发生选务瑕疵，此时我们发表了一篇错误的声明反对重选，成为第一届学生会合法性的重大疑虑。一年「执政」过程里会长、副会长与干部的龃龉对立更加深学生会的复杂纠葛。想起这些，从2006年回头看台湾政局，竟有一种黑色幽默的错置感受。
加入刊物工作时，我只是单纯抱着「学生必须有自己的声音」这个理念。而之後成立的社团，带着左派学生社团学长姐的期待与参与；参选成立的学生会，则被学生期许为正式行政组织。这几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概念，压在大致相同的成员身上，构成一种极其诡异的心理环境。在这个保守的学校里，学生要求学生会必须确立统治基础、制定完备法规、分享校方的权力甚至责任，痛骂我们只是索求权力的利益团队；在社团里，学长姐要求我们以左派论述思考，连结学运社团的校内与社会实践，进一步组织学生成为抵抗斗争的力量。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兼顾的。最後的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勉力以最低限度维持组织的运作，努力迎合各方的要求与期许，但尽管忙到几乎没有生活，心里仍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做的很糟。这让我常常隐藏自己，命令自己逃脱。在大学行将结束之际，花尽金钱不停地在台湾各地独自旅行，几乎遁入一种空白的存在状态。
4. 国族╱政治
从大陆来台的祖父与外公分别在研究所与大学时代过世。两位似乎都经历军旅生活，却极少对我们後辈提起这些。然而一党专政的气氛，或说戒严，仍然从我小时就一直存在周围。父亲与族人会责骂电视上兴风作浪的党外与民进党运动，反对各种党外时期的言论。这时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许信良带领群众大喊国民党关灯作票的景象。父亲不悦地指责民进党只会无差别地大喊作票，我却看到有这麽多人愿意上街反对，不懂这怎麽会是一件错事。从那之後，许信良从未成为众所敬服的政治人物，然而当我第一次有权投票时，想起陈水扁市长任内的压迫政绩，我还是带着犹豫地把总统选票投给许。那是我至今投过唯一一张有效的选票。
我似乎一直知道自己活在一个政治资讯封闭而独断的环境里。所以也一直不曾实际地对实力政治型塑自己的意见。虽然大学时有位同学不屑地当着面说「台电？我最看不起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的人」引起我的愤怒，但正反对立的政治气氛依然不是我专注的重心。我只看到，教官还是留在学校里，大学校园逐渐出现扁友会或各党选举的海报，大学生不是坚定支持政党，就是把一切政治宣称，包括社会运动，全部归入肮脏的政客行列。2000年陈水扁选上总统，当时民进党除了代表人物令人不满，整体而言还是值得期待；我则是歌照唱电影照赶社团照搞。到研究所初期，我偶尔帮工运团体翻译稿件，参加活动，打打零工。虽然这段时间注意到各个学校内外社运团体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渐渐升高，但我既在市长时期看过陈水扁的施政，也并不觉得意外。唯一心里存着芥蒂的是，民进党的政治激化语言尽管被偏颇地报导，但实际转述出来的部份，听起来仍然有点让人心惊。我一面试图修正在我参与的组织中过度对立的语言，一面听着学校内外社运团体仍然覆述着激烈的二分语汇，总安慰自己这是由弱势的位置与物质性所决定的语言，怎麽也想不到会发展成後来的状况。
父亲是忠实的国民党支持者。记忆所及，小蒋在的时候他痛骂扰乱国家安定的民进党、解严後虽然有点怀念戒严带给他的安全感（如同祖母常常怀念起日本时代严刑下的安定社会），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在各种场合帮李登辉辩护。2000年後面对李登辉的转变，他只能说「亏我以前还帮你辩护许多」，我则带着有点幸灾乐祸的「早就知道」态度来看待。他对党派的支持，从此转向对政策的坚持：质疑同性恋婚姻、反对街头路线、反对情色泛滥。我不知道从党派到政策的辩护是否就算是进步，但我彷佛见到，在他心中有个佣兵已经死去。他开始宣称自己不分蓝绿的客观本性。
那四年，不只社运团体对民进党政府的不满达到新高。在老家花莲，民进党为了一个空降县长的选举，派出警察在各个部落路口拦捡。公投的议题吵的不可开交，台北捷运贴上「公投正流行」的政府广告，差点让我当场撕毁公物。总统大选开启蓝绿对决，两组候选人在各地展开庞大的造势活动。各个新闻台全程又全程地转播，我便全程又全程地看，脑袋里塞满那些政客随手制造出来，用过即丢，甚至几天前後都可以截然不同的垃圾语言。只要政治，无论是新闻、舆论攻伐、政论节目、网路文章，照单全收。我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变成一个政治狂热者。我熟悉所有的语言标准，可以在事件发生时八九不离十地预测各个政客的发言。
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一种自己从未发现过，又像是从我出生以来就早已存在的扰动，被激发出来。
在选举的过程里，我听见执政者民进党不断使用弱者的语言武器，我听见他们不停地斥骂国民党的支持者。在造势大会上，陈水扁恳请大家投台湾人一票，不要投中国人一票。吴乃仁说孙翠凤不过是外省第二代，所说的话不值得参考。我发现一种无以名状的愤怒。那像是在同志身边分享他们家庭挫折时感到的愤怒，现在是我生活与之的亲人。他们支持一个我不同意的政党，不等於任何人，尤其是执政者，有权根据血统或认同要求抹去他们的公民存在。後来，认同受排斥的问题扩张到所有我曾努力过，或一同工作生活过的对象。同志、外籍配偶、移工、劳工、农人、国民党支持者、检讨政策的舆论，几乎所有曾出声反对的，全被称为不爱国、不事生产、中共同路人、第五纵队渗透、扰乱社会、外省权贵意识形态余孽。我自己虽也不会将这些人群一概而论，但我清楚见到这个党攻击这些族群所使用的粗暴语言，也了解依此型塑的，绝对不是一个我所想望的民主国度。
此时我在政论节目上看到曾合作过的社运组织者宣传废票运动，虽然319枪击稍微造成犹豫，还是认真地拒领公投，用印章把总统票盖成失效。我另外还在两组总统脸上贴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红包袋，期待开票的瞬间大家会看到这场选举的真相。
一个佣兵被解放了。从此之後，我知道如何认真地痛恨国家主义，至少它毁掉一个价值执政的希望，又对一直以来是我至亲好友的人们展开攻击，从根本立场质疑他们的存在，命令他们在公共场域失声。
5. 佣兵之死
其後，我认识了更多的社运团体，皮绳愉虐邦、反假分级联盟、性别人权协会、乐生联盟等等，偶尔协助一些零碎的工作，多少参与活动。虽然似乎永远沈浸在无法进入认同场域核心的状态，我仍然愿意作为佣兵为他们斗争，这些场域的人们也乐意视我为一份子，一个准成员。我们不曾刻意凸显过两种角色在认同上的冲突性质。
进入国族的论争之後，所幸并未有人在我有所准备之前直接质疑我如何可能反对一种认同本身，甚或我的佣兵身分。否则我可能真的会一瞬间被击溃。我一直坚持的是，现今在台面上行抹消手段的执政党、突然窜起的唯名独立组织，与志不得申的建国运动传承，其间的结盟连带既不在於可能损及执政利益的社会正义，也不以此相互质疑；於是政治问题不在於认同，认同却掩盖政治议题；而指向总体国家的认同形式以受压迫的弱者语言形式呈现，并独揽被压迫的所有可能宣称，直接创造出一种勉力自我型塑为最原始，最基础的认同，却以泯灭其他认同进入政治议题的方式为之。作为未完成国族的准主体╱佣兵的论述者眼里，凡质疑国家者皆对其族有害，凡质疑认同者皆是颠覆份子，凡不愿认同者皆为叛逃主体。我当然在其他所有认同里都见到类似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如同志对双性恋或转向异性恋者的不满，左派对妥协性社运团体的质疑。但除了威权时期的大中华认同或当代大幅消退亦未曾掌权的左派中国认同阵营以外，不曾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抹消态势。
太多人乐於接受召唤，努力把好不容易枯死的旧国族主义连根刨起，再将不断创作的新种类深埋入日常世界的土壤，由是同时占领了两种动作的论述优位。以往佣兵们努力奋战，称为传统偏见的那种敌人，如今面对着的，摆明了利用自我矛盾当作收编一切的藉口，收编的范围，甚且包含以往那些，各为其主却彼此尊敬的佣兵们。狭路相逢时，谁不会升起一种不知究竟为何而战的怠惰？谁不会因为见到似曾相识的认同气氛，在个人的层次上多少收手休战，甚至向这股崭新的热流挥手示意，求取顺应融合的机会？
我不愿就此妥协。但如果我还对自己的能力或对我更迫切的议题还有一点认识，就知道，让佣兵的我就此死去是仅存的选择。
这之後呢？或许又会有另一个佣兵在不知不觉间长成，或许这场自体内的瘟疫会永无休止地蔓延，直到我最亲爱的部份终也死绝。
不过我更有兴趣的是，有谁看到这篇文章之後，会改变对我的态度、激发希望，重启对话？
6. 後记
这篇文章开始过恐怕不下十次。最近的一次，是在转型正义的论题被提出後被许多对话所激发。逝去的起头都已毁弃，剩下满地一收成即告抛荒的零碎字样，全都仰仗这个部落格才能堆放。本来滋长繁茂的悲观气息也纷纷凋落。
还未死去的那些，激动地质问。他们想起上个世纪多少又多少国家就因为瘫痪了收养了众多佣兵而迈向极其悲惨的下场。然而我们在声声呼唤里见到的，究竟是警讯，抑或已遥遥退去，蓄势待发的潮水？昨天与今天何其相似，溺水的砂石如何改变潮水起落？
所以，没有理由再继续了吧？被死亡侵蚀的面孔依旧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