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昭和史

母亲的昭和史
终战六十年後，母亲开始患有严重的失忆症。发生在昨天的，上周的，去年的事情，母亲全然不曾记得。她午睡後坐在客厅，表情平静，彷佛整个南台湾都进入出神状态。阳光从落地窗的毛玻璃曲折投射进来，使她的白发呈现银色光泽。谁也没有惊动谁，我坐在对面沙发细细端详着她。
记忆最清晰的年代，对母亲来说，反而是她的少女时期。父亲在五年前去世後，母亲就渐渐走上遗忘的道路。她的丈夫远离时，也顺手把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记忆一并携走。好像她被遗弃在人间，一切都事不干己，没有岁月，没有情绪，没有负担。时间寂静地停驻在她的发丝与衣袖，丝毫不起波动，一如她的坐姿。眼睁睁看着她的记忆无止境地消失，我似乎在追逐不断下沉的地平线，终至束手无策。
直到有一个下午，一个南台湾到处都是阳光的下午，她突然记起大甲的时光。大甲是她的故乡，是她十六岁之前所信赖的滨海小镇。不知道是什麽力量在召唤她向着坐在对面的我细声诉说起来，成长时期的大甲，是她生命中无法擦拭的部分。我再一次听她叙述少女的梦与幻。在太平洋战争前夜，她就已经必须负担家计，学习编织大甲帽，然後又学习如何推销。这些故事都是我熟悉的，母亲曾经有过的成长叙事也曾经伴随我的成长而成长。只是我没有想到患有失忆症的母亲，在那个阳光下午居然使用优雅的日语对我说话。她的发音，带有一份羞涩，断断续续又夹杂着泉州腔的台语。未能拭去的回忆，引领着她回到少女时代，那神秘的无可确切辨认的昭和年代。
战争结束那麽久，竟然没有摧毁她青春的记忆。在生命中，一定有一个属於她自己的世界，而那不是我能轻易进入的。她在十六岁离开大甲，到达高雄的新兴都市寻找工作。对她而言，那可能是她生命轨迹急剧转弯的阶段。在日本人经营的吉井百货公司，她变成摩登的售货员。同样在百货公司食堂部工作的父亲，就在那个时期与她相遇。昭和十七年（1942），太平洋战争正炽之际，父亲十九岁，母亲十八岁，两人决定结婚成家。那段泛黄的记忆，後来都摄入一帧陈旧的相片。一对没有笑容的新人，竟木然望着前方，淡淡的忧戚流淌整幅影像。
在战火中，也许那是一个没有任何许诺的时代。多少年後，我分别问过父亲与母亲，对於他们的婚礼存有怎样的记忆，只记得父亲漠然表示，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照片背後暗藏的战争阴影，父亲似乎不愿去面对。从新郎身上所穿类似军装的西服，几可推知那场婚礼并未获得时代给予的恰当祝福。正是在那一年，志愿兵制度已如火如荼在岛上每个角落大力推行。父亲的年龄，恰恰具备被徵召入伍的资格。他的许多朋友，被派遣到南洋作战，有的阵亡前线，有的战後归来。在兵马倥偬的年代，他们选择结婚应该是一种勇气，而不是喜悦。这帧照片一直都置放在母亲化妆台的小抽屉里。在曾经幼小的心灵里，我常常不解为什麽不把这张写真裱装起来。母亲的昭和史，总是让我有着高度好奇。每过一些时日，我会回到化妆台的镜前取出偷窥，试图想像那遥远却於我并未逝去的历史。
历史跃动的力量，使岛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洪流。父亲最後并没有接到派遣南洋的命令，但是这对新人的命运却开始进入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後来母亲低声向我提起，为了顺利获得战时配给，父亲有一段时期改姓「田中」。皇民化运动的风潮，竟然也席卷这小小的家庭。母亲说，在战争期间只要能够活下去，什麽方式都愿意尝试。耳闻这段不为人知的插曲，我不免感到吃惊。那时已经接受了中华民族主义教育的我，竟然对父亲改姓名的举动有一种仇视。当我的年龄与知识不断成长时，反而对父亲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更加不能理解。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困扰，父亲当然也不明白为什麽他与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疏离。
我是在终战後的两年才出生，并不像大姐与大哥在一九四三与一九四五分别闻嗅到太平洋战火的硝烟。我的昭和年代记忆，其实都由母亲转述得到的。战争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就像暗疾那样残存在无数的家族里。母亲也承认，她的日语思考胜过中文能力。虽然仅是小学毕业，父母常常在饭桌前使用日语对话，那种异国的声音，更强化了我对父亲的敌意。我无法厘清自己对父亲与母亲的态度，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也许是因为母亲偶尔会与我分享她私密的语言，也许是因为我见证过她多少黑夜的不眠。我的记忆，总是站在母亲的这一边。
昭和十九年，为了躲避美机B-29的轰炸，父母带着大姐、大哥到台南太子庙的舅公家去「疏开」。即使改了姓名，父亲还是无法取得合法配给，米、盐、猪油、蔬菜都在匮乏状态。他不得不迁居到台南乡下，却也因此躲过轰炸的危机。直到一九四五年终战时，父亲才携着妻小回到断垣残壁的高雄。他原来赁居的小屋，已经夷为平地。我问母亲，後来是怎麽活下去的？她才提起父亲摆面摊维生的旧事。凭藉他在百货公司食堂部的学徒经验，父亲独创特别的厨艺，勉强度过那段苍白萧条的时期。我开始有最初的记忆时，全家已经住在三民国小对面的一排楼房。我五岁时，父亲才决定搬回故乡左营，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复杂的族群文化经验，始自我左营的童年岁月。父亲在海军军区大门出来的左营大路上购置一个小小的店面，从此便定居下来。我的语言世界突然变得丰富，在父母的日语交谈之外，也渐渐接触眷村的外省语言。国语、上海话、苏州话、山东话、福州话、广东话、四川话、浙江话，构成了我多音凌乱的学习环境。一个高唱大和民族主义的时代，数年之间，已转化成为高举中华民族主义旗帜的社会。母亲从未告诉我，她是如何适应社会气氛的转变。到现在我还能够记得的，便是她以仓皇的语气告诫我不能谈论二二八，而且不要轻易与外省人交谈。我当然後来都明白整个情况的缘由，但是在那段疑云重重的年代，我开始学习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也开始过着使用国语与台语的双重岁月。
我的小学是父亲的母校旧城公学校。他在那里唱的国歌是日本的「君之代」，我的国歌却是国民党党歌。就是从我入学之後，我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念与父亲的世界正式分道扬镳。他把我送去启蒙的那个教育体制，便是训练我如何仇视他的时代。对此，父亲不发一语，母亲也不表示态度。
政治环境的转变是那样剧烈却并没有终止父母的昭和记忆。从学校回家，我又回到日语年代。日本演歌歌手美空云雀的歌声，常常在家中流淌。母亲在炒菜或洗衣之际，偶然也会低声哼唱那些歌曲。我记忆最为鲜明的是，父母各自拥有日本明星偶像。父亲看的电影都是阳刚的故事，三船敏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影像也盘踞着我那时正在成长的心灵。母亲酷嗜日本的爱情物语，我仍然记得那些明星的名字，山本富士子、岸惠子、浅丘琉璃子、吉永小百合、岩下志麻。我甚至也与母亲去看过缠绵悱恻的悲剧，她以着手绢擦拭眼泪的情景，至今仍生动烙印在我的记忆。有些影片像「请问芳名」与「金色夜叉」，母亲还热心看过两次以上。
在母亲的床头，定期置放着从日文书店租来的杂志。我知道她喜欢阅读《妇人俱乐部》与《妇人公论》。恍惚中，我可以体会到有两种时间并置运行於我的家庭里。一个是民国史，一个是昭和史。在反共的年代，中华民族主义的浪潮显然并未冲击我父母的生活秩序，他们活在自己的语言与自己的价值里。民国史的记忆，只有在我兄弟姐妹的岁月里才会发生骚动。我们彷佛被中华民族主义驱赶，不断远离父母的历史世界。
双轨式的历史记忆，支配战後台湾两个世代的思惟方式。当我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时，父母的世代还是停驻在他们的历史轨道。父亲与街坊邻居闲谈时，对党国教育，对蒋介石，不免带着揶揄与嘲弄。他可能无法理解，他的孩子是何等膜拜着党国体制，我快要到达四十岁的时候才开始阅读台湾史，较诸研究中国史还要热情而专注。那时我已在海外游荡一段岁月了，足够让我换另外一种心情，回眸母亲的世代与她的昭和记忆。
忆起母亲曾经在我十八岁那年的谈话，我有了强烈的失落感。母亲知道我在那年初尝失恋的滋味，而来到我房间细细对谈。为了抚慰我的挫折，她把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挫折倾吐出来。她说并不喜欢这样的婚姻，在少女时期她也有过梦与理想。婚姻过早地捻熄她的青春，也捻熄了她的誓愿与追求。身在海外，想起另一个海岸的母亲，想起她在终战後的经验，想起她早夭的梦，我非常不能原谅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欠缺宽容，自己的偏执与偏见，更不能原谅自己是如此驯服接受党国教育的遮蔽，以致不能明白认识战後台湾是走过怎样艰难的道路。决定重新展开知识的追求，重新为自己展开思想的改造工作时，我已经准备从遥远的异域朝向台湾回航。我接纳母亲的记忆，从而也在内心与父亲达成和解。
终战六十年後，我静静端详着患有严重失忆症的母亲。燃烧着的南台湾阳光，使我再次窥见母亲的青春记忆。看着她没有情绪也没有负担的容颜，我突然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抵抗记忆还是抵抗遗忘。家族中的双重文化轨迹，使我在思考中有过激烈的对决与无尽的苦恼。经过这麽长的岁月之後，我终於不能不承认，凡是在这座岛上发生过的，都是属於台湾历史的一部分。不管它叫做大和民族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主义，我将重新整顿，重新收编。母亲的昭和史与我的民国史，都同样注入我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