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公公共共的好媒体

做个公公共共的好媒体
公共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公共媒体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很扰人 的词汇。套个句子说白话一些，每次看到「公共」跟媒体挂在一 起的时候，我就会有「奇蒙挤不爽」的感觉。
什麽是媒体的公共化？观察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答案 。至少能列举的，有可能是现存媒体的国家化、有可能是对所有 媒体全面性的公民参与和透明化、有可能是党政军退出媒体运动 的代称，也有可能是促进所谓公民媒体的讯息生产形式等等。
尽管光是以上这些，彼此之间就充满根本的矛盾，不过，所谓媒 体公共化的概念还不仅是一群定义的集合；若我们面对定义的过 程，可以发现，或许是为了在众说纷纭的状况下努力保有公共化 概念的完整性；这些定义，在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上，几乎都是 以对立於另一个概念的形式来自我维护。例如公共化对立於党政 军与老三台的关系、公共化对立於财团化、公共化对立於国家机 器、公共化对立於政治与经济阶级压迫、公共化对立於资本主义 文化工业产销形式等等。另一种自我维护的方法是在不同发言中 重复强调公共化「不是万灵丹」、「不是完美的政策」、「只是 媒体改革的第一步」等等，以主动宣称概念缺陷的方式来抵抗可 能的质疑论据。
而这还没穷尽所有的媒体改革运动论述。其他还有像是反对情色 或暴力讯息、反对国族主义敌对者的宣传、反对（特定）党派或 政治团体产制模式，以及反对歧视或精英语言等等；这些都先不 论，光以上面提及的连结方式，媒体公共化或公共性的「公共」 两字，便可以跟几乎所有社会运动的运动主体连上线，简直妙绝 。
只是，在一个符号的内涵成长到这麽巨大之後，我们还有任何理 由说它不是一个意义空洞的口号吗？
某个程度上，我相当同意这是一个跟「奇蒙挤」比较有关的问题 。 类似於当下「媒体公共化」声称状态的诸多词汇，无一不是 进入了当代道德符号的领域，成为仗义之名，而把一切论证与声 称都压抑至次等位置的宣传口号。这本身并不是什麽坏事，因为 在道德里，至少社会能够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共感的「善」的依据 ，并因此受到动员并积极地往特定方向自我完善。可能与此类似 的还有人权、民主等等所谓普世价值，其共同点是享有道德式的 不可侵犯性以及将信仰置於知识发展的前提与控管等角色，当存 在的形构开始根源於对存在的信心，对多数人而言，这的确是比 任何知识思辨的结果都要来的值得依循。
以面对口号的态度玩弄这种信仰，自然是当代各种政治场域的惯 用手法，也是这类价值未能避免的问题。制度政治的角力，可能 就是媒体公共化运动首先要面对的挑战。不过事实上，媒体公共 化的论述只是具有相仿的作用与限制，本身还没有达到类似的绝 对高度，在某些地方甚至与传统普世价值有难以厘清的彼此矛盾 与扰乱关系。
若如诸多「关於媒体公共化：Q&A」文件中所述，媒体公共化是 要「建立健全的公共广电媒体。基於公共服务的精神，公共媒体 为全民所有，且有义务为全民服务，其运作不受任何政党与财团 干预，是最能超越党派利益，防止政党和政府介入的媒体」的话 ，那首先就必须解决，甚至需要避开公民赋权给政府投资并管理 公共广电媒体的方式。然而在台湾，倘若我们认识到当下NGO的 封闭与少数的存在性质，要说到政府以外具有公共性的组织，不 仅在实作上缺乏参考对象，恐怕连想像都很难找到着力点。
「政府」的角色，很有可能就是目前媒体公共化论述难以考虑的 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之一。
媒体公共化论述在最近所反对的，是国民党立委要求加强行政体 系对公视监督的提案。这个反对本身就令人质疑：如果政府对公 视投注的资源代表公共资源，政府的监督为甚麽不代表公共监督 ？很明显地，这样的行动同时含有社运团体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不 信任，以及在公共化媒体的想像中，除了税金之外别无财源的现 实。而这些当然都是很合理的诉求方式。
从这里出发，下一步可以问的是，1. 社运团体的不信任是否代 表人民的不信任？在此处，如果公共化的共识里包含了普遍人民 参与的概念，那麽运动本身的公共化便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 般而言，社运团体可以藉由社会对议题的反应来探知自身意见的 代表性，一旦如此，由於媒体公共化包含了议题领导、观点倡议 以及建构公共参与的多重目标，运动本身的道德性质在说服过程 里就变得难以忽视；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以道德力量要求公共 参与的吊诡，若以社运团体所宣称的反对基础来建构公共参与的 环境，要求参与的公民很自然会与运动一起看见与忽略特定的论 点，简而言之，入内者请先信仰；二是事实上道德式的说服必然 面对道德式的反抗，也就是说：反动者将「反对媒体公共化论述 」作为信仰、并置於知识发展的前提与控管等角色。在这两个面 向之上，无论公共化论述发展得再完善，对於内部统整课题忽视 无以着力的後果，就是自身无法完全脱离道德感受性而强化公共 论辩方面的存在基础。 2. 公共化媒体的资金来源可以为何？我 们都知道透过徵收特别税的方式来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资源运输 系统，而政府只扮演行政协助角色，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是可能的 。但运动似乎不认为这种方式可行，或许是考虑到对体制变革过 大难以实现的因素。然而这却更进一步混淆了公共化作为人民普 遍参与的体制展现，就论述的发展而言，公共化尚且带有与政府 或国家积极对立的色彩。但运动却愿意维持以税金总额拨款的方 式，而同时以公民社会对立於政府的认知架构反对政府组织的审 查，等於让政府直接资助公共媒体而不可审核预算去向。我不知 道在媒体公共化论述里这是否已经合理化，若然，有可能因此正 式开启了一个让政府回避监督的窗口，其中有前例可寻者，也就 是所有政府假独立民间团体之名的「白手套」准机关将会与媒体 公共化论述一起成长茁壮。
再发展下一步，我们回到道德与伦理的问题。媒体公共化论述， 不仅在结构上属於近代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系统，在诉求上也不 断回归到道德呼吁的声明型态。在表面上即存在着对公共电视台 与从业者的过度称颂，乃至掩盖了公共电视台内部的劳动问题与 本身运作上与公共性诸多意含不符的现况；而运动核心团体对这 种掩盖的回应，则是要求公共电视台主管签署自我约束的道德规 章。这分规章的效力未知，但就算永不实现，也肯定不会宣告媒 体公共化运动与抢救公视行动的分离。道德运动与知识论辩的不 同，或也是长处，就在於某个自我制衡的论述失败时，绝不会造 成整体的危机。另外在较深入的部份，媒体公共化论述，对於体 制的要求并不多。上承自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前锋行动，历经广电 基金、公共电视、台视华视公共化等等过程，至今要求保卫公视 不受「政治力监督」的运动中，对於公共媒体愿景的描绘，彷佛 是一场永无止尽的自我解放朝圣之旅。结合前文所述所有对立以 及反对的因素，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诉求，但是我 个人却见不到最终的愿景究竟展现了什麽样的结构。我可以理解 为何需要一个重视人权、弱势、环保、南北平衡、文化传承的媒 体，不解什麽叫做没有政治力监督的媒体，反对在媒介讯息中一 味抹除色情暴力要素、对特定意识形态不加反省；但若要实现这 些无论是我赞成或反对的要素，似乎不是靠公共媒体，也不是公 共化的媒体，而恐怕是一个符合社运团体意识形态的机关组织。 我完全理解也赞成社运团体认定公民终将同意其所推动倡议或价 值的认知基础，然而这并非现实。在实践上，依据这种认知而在 当下企图完成公民普遍参与的体制，就必须在参与的普遍性和价 值的实现之间择一背叛。至今我并不知道媒体公共化论述对此有 什麽整合的方式或已选择背叛的对象，依据现况看来，应该是以 引入有意识公民的形式隐晦地舍弃参与普遍性。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相信目前的媒体市场并非只是反动的财团组织而已，那 些被称为乱象的媒介讯息，是有着巨大的支持群众存在，而这些 群众是公共化媒体的普遍参与概念里无法舍弃的成员。迄今，这 样的支持力量似乎都被视为抵抗不了诱惑的结果，就像其他恶的 诱惑一般，论述相信只要去除这些讯息就可以向善的媒介环境更 进一步。这样的公民，充其量不过是具有共通道德的公民阶层， 若媒体公共化论述要认真地在自己的运动中跟其他弱势主体结合 ，必须正视这个前有公民道德群众，後有媒体乱象支持者两面夹 攻的局面。
这就涉及媒体公共化论述里对「中立」或「自主」的过度强调。 在这个运动的基础知识里，总是描绘一幅「没有政治力介入」的 、「独立超然」的、「制作优质节目」的，「站在人民立场」的 媒体愿景。姑且不论站在人民立场本来就表示一种政治立场、而 这种政治立场也终将有众多政治团体接近蚕食，或人民与弱势其 实常常不站在一起等等潜在的矛盾；就实践上而言，我们或许可 以从一个立场开始理解：现今的媒体环境，特别是市场取向的私 营媒体，在结构上并不允许更深入或更站在人民立场的讯息产制 ，也因此，维护一个相对独立於国家或市场的媒体机构，能让运 动偏好的这些能量得以发挥，目前的公共电视制播的节目大体上 相对良好即是明证。
然而也正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变得比单纯的论述辩难更为复杂 。我们尽管可以要求彼此为了运动而将上述的矛盾部份合理化， 或在论述上要求一个相对接近的现实；但媒体公共化运动的确采 取了一个或多个政治立场的事实，同时加上追求媒体客观性或中 立性的宣称，硬是抹灭这两个语汇之间差异性的结果，就是在推 行运动的措施下，也一起推行了媒体客观中立概念「可以与特定 政治立场」并存的认知效果。这个暗示性的效果一旦成型，同样 可以为纯粹的反动修辞找到立足点，事实上这个情况正在台湾的 言论场域里不停发生，持有意识形态的人，藉由指责别人持有意 识型态，而趋向自身持有中立意见的暗示效果。媒体公共化运动 ，在这个层次上非因非果地参与了台湾公共领域去政治化的潮流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有公视相对良好的经验，但也有台视与华 视公共化後不见起色的事实。媒体公共化在此处所倚赖的专业自 律精神，姑且不论在实务上不具保证效果，在逻辑上，也是把希 望完全寄托於媒体从业人员的善，这与上文所述把希望寄托於公 民的善一般，更加深了运动本身道德呼求的意味。我并不反对去 期待更多善意，然而在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的现况之上，运动内部 各方语言与目标的无法整合、对公共参与者的位置与需求的模糊 理解，以及在立场宣示上的内在矛盾等，这些都被媒体公共化的 表面光环所掩盖。在这里我们所应在意的，并不是指责这类对运 动而言事所必然的掩护行为，而是这类问题如何具有耗损运动实 力的发展潜能。
行文至此，必须厘清一点：我并不完全反对以价值或道德作为基 底的社会运动，因为社会运动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以道德或价值 的形象自我呈现，知识论辩难以成为合法性准则，至多只能退居 二线，历史证明这实属正常。对於媒体公共化论述而言，危机并 非存在於体系内多少反省过的不完整或缺失，也没有一夕之间全 然被推翻的外在风险，重要的是，对於一个公共媒体的愿景，是 否真有可能完全落实，或我们能重新检视其中不相容纳的部份， 让各种宣称彼此比对，并同时观察各种宣称背後流动的权力质量 ，试着认识理性所能掌握的未来，而非只是相信一切终将水到渠 成。公共概念的本质无法脱离论辩，倘若我们在论辩里加入太多 的道德或价值因素，同时减去太多在逻辑上自我协调整合的工作 ，对运动而言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了方便性，乃至於抵达一个无可 抵御的论述高位，但依此排除掉语言挑战可能性的结果，便是促 使质疑的能量同时以非语言逻辑的形式自我集结。若加上运动组 织者对自身完全合理化的过度信心，运动便会在其潜能完全发挥 之前停止在非逻辑性的对抗现状之上。如此一来，这个运动若不 失败，势将在各方面为自己也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欺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