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兼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差异
我上次有自我检讨过一个好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本土关怀、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的认识、第三个是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我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向上提升的方向。最近因为修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开始和我一直很喜欢的规范性研究着作搏斗，於是又开始思考这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问题。
上次那篇的连结
前几天K又丢给我一个连结（K每天都确实的利用「学术网路」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我是在和装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乡下阿伯喝高梁，他都会无时无刻突然间丢一个学术连结过来），是一些讲中国政治「正当性」议题的研究，K说，你对地方派系有兴趣，不妨拉高到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层次，论文会比较有价值。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统治正当性的层次到底对我的研究会有什麽帮助，遂烦恼了许多天。
刚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这本书（说来惭愧，哈比妈这本书读了三遍，虽然我随便提问时发现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这本书，因此不断被哈比妈质疑社会学博士班学历是否造假），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我学政治出身的，讲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我的好友Vita硕士论文写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议题，她问的问题是，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过往的研究也都符合这个模式，但是1990年以来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湾，还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理论，Vita藉着检验1990年後的台湾政经情势是否符合这个理论，来回答「发展型国家已是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再举一个政治学论文的例子，是我最近很着迷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祖师爷吴乃德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也没有谈什麽理论议题，他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外来政权，怎麽统治台湾五十年而没有被推翻？是怎麽做到的？ 我想起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K每次读完一部分初稿就会问我一个烦死人的问题，你与什麽理论对话？我每次回答他都会顺便挖苦他一下，我说，这很重要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台湾），而有些不会（香港），这和Karl Marx或者Max Weber有关吗？
政治学谈的是经验研究，所谓理论就是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之类的东西，而就算你的论文都无关理论，只是经验个案的呈现，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写《俄罗斯联邦与车臣问题》，在学门里也是被许可的。但我读了社会学以後发现所谓「理论」的意义变得完全不一样，K的硕士论文《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香港解殖後的转变》，谈的就是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取舍、对话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一路学社会学的K来讲，这个还只是经验而已，不太算是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关历史、阶级，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东西。
无论是K或者姚人多还是张维安，好像都曾经在闲聊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焦虑，说现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谈大问题、根本的议题，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类的领域里。哈比妈就和我提过她不知道在哪里听来李明璁的八卦，说当年研究国族认同的李明璁申请到剑桥的时候，曾经先去拜访过吴乃德，吴乃德一听说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说，做那个干麻？
我读Mills的时候，不断在想，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兴趣，第二个是热情。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必须要有焦虑。比如Karl Polanyi写《钜变》，你会从他字里行间读到对纳粹的焦虑、比如吴乃德，你会读到他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的不满、比如谢国雄，你会读到他对於想了解一个小小岛屿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的焦虑。Mills会跟你说，这些研究必须要从呼唤历史这件事情着手，只有对於历史充满热情和兴致的探索，才能够对今日的问题（我会说是焦虑）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够谦卑的面对学术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顿式的妄想可以将问题一公式毙命。
除了兴趣、热情和焦虑外，其实我也在思考先前那个有关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於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问题在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迈向後批判哲学》这本书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谈人的知识论如何形成。其实政治学虽然学门本身对於理论的要求和社会学不同，但并不代表政治学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识论的型塑过程。例如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其後必定要隐藏着我对於自由主义的认识，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讲民主的时候，背後隐藏的是审议民主或者多数民主的价值。这些不会在论文里面直接显现，但他们终究会是我知识论形成过程里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理论范畴虽然非常经验层次，但却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来自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名师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毁誉参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经典的轶事，还是学界美谈。不过他的毕业论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图和孟德斯鸠没什麽关系。
总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训练，是要人在知识论形成的过程里，要有热情、兴致还有焦虑，伴随着对历史的谦卑，才能够逐渐在不知不觉里型塑出知识的雏型，进而不断在吸收新知识中得到成长。其中容或与社会学学门训练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论上的微小差异，背後都隐含着对於一个年轻学者的知识论成长的期待。要当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好像除了本土关怀、第二社会和实践能力之外，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论脉络知之甚详，才能够勉强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