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下的台湾派系政治
一、 研究动机
2007年，我进入博士班，因为「战後台湾社会发展」这门课而终於将流浪多年的研究焦点重新回到心里总是最在意的台湾。此外，在实务上，也因为我必须「自营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续工作至今，并且参与了一场激烈而且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立法委员选战。选举甫结束，有关於地方派系卷土重来的评论就排山倒海而来（王正宁 2008），这和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结果显然背道而驰（王金寿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问，2008年的选举结果，到底是地方派系卷土重来，还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溃？
过往有关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几乎都认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难之处就是进入的障碍（Wu 1987、陈晋煦2004、Wang 2004），例如吴乃德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就陷入花了许多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资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为生计所需，刚好身处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超低的进入障碍作深入研究，殊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选举中视卷土重来或者逐步崩溃，还是得回到历史的脉络来看待。过去有吴乃德和王金寿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分别讨论了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变迁。简单看待这个知识变迁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主化（制度变迁）对於活动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发生影响。我也想将研究的焦点置放於制度变迁对於人的影响，进而去补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检讨2005年修宪改变SNTV选举制度这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成为派系研究的新变数。
社会学中的政治议题随着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开展，已经逐渐成为青年研究者不甚关心的主题。这或许让现在的研究显得没那麽厚重，但其实也是民主化下「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我仍然愿意肯定这种年轻研究者兴趣的趋势变化。不过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关心，也因此读政治学出身的我，仍然愿意投入这样的主题。台湾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政治学是我所专长的学科，政治则被我列为从事的志业。这其中因为制度变迁，其实造成了更多有趣的变化，我相信这是值得年轻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应该投入的。
二、 研究目的
制度变迁下的人如何因应？一直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题。而我在汗牛充栋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题，也是这一项。吴乃德用控制与动员去谈国民党如何建立一个以地方派系为主体的恩庇侍从体制，王金寿则去谈这个体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以他的检验方式，反对党的出现、司法逐步独立、SNTV选制冲击、黑金政治成为国民党的包袱、情治体系的中立化，去证明侍从主义的瓦解（王金寿2006）。另外，王金寿也透过选举观察和访谈的有力证据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寿眼中，不仅仅是侍从体制因为民主化而崩溃，连依赖侍从维生的地方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制度变迁而瓦解。
但王金寿没有讨论到的是，政党轮替後，掌握资源的民进党如何去进行选举动员？有没有试图建立民进党的侍从体系？这样的努力成功或者失败？（王金寿2004）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王金寿认为SNTV有效削减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寿2006），然而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新制度，又是否对地方派系瓦解这个过程带来新的冲击？
我所想探讨的，是顺着吴乃德和王金寿的派络，继续讨论2001年之後的侍从体制和地方派系变迁。如果民主化是个过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几个break point像是政党轮替、修宪等等制度转变，仍然会对活动在制度下的主体造成新的冲击。而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所谓「民主化造成侍从主义和地方派系的崩溃」这个过程，是否因为在某个break point上发生了什麽变化，而有所转折的故事。
三、 文献探讨
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统治以来长期的现象，但碍於研究的困难与威权统治的压力，这些红白黑黄林陈派，总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吴乃德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学术殿堂。吴乃德论文的问题点在於，一个外来政权，到底要用什麽样的统治技艺，才能够再台湾统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论文中提到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基本驾驭之术，就是控制与动员。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动员能力来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透过分而治之、轮流执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种方式，彰显期作为中央决策者的权威性，并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县级生存而无法扩展至全国（Wu 1987）。
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的影响了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於台湾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实上，後进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Wang 2004）、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2004）、陈华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1993），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後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1996），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有关控制的部分，比较精采的作品还有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讨论了外来政权怎麽样「渗透」进本土社会。她指出国民党利用党部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俾以利其统治（1998）。虽然龚宜君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机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挥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点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来看（Wu 1987），国民党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确有其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陈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去点出民主化前後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为民主化脚步的迈进，而如何顺畅与失灵（1995）。
而自从地方派系因为民主化与选举的进行而成为研究主体後，有关於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於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公共部门的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以拢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也广为後进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1996）。而陈东昇的《金权城市》所谈的，也是该基础上的土地重划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中央的雄厚资本（1995）。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结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当丰富的产出。然而，有关於选举期间执政党对派系的控制与动员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对较少。王金寿引用过吴乃德的批评来证明此事，吴乃德说认为当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两个现象：「第一是越来越细致繁琐，越来越像新闻报导。第二是高度的重复，许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区，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证明早已有的论点」（王金寿2004a：201）。简单来说，关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质也不佳，并没有什麽新论点的出现。
王金寿有相当的野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博士论文继承自吴乃德1987年的句点，将研究的时间一口气推进到2001年，并且大胆的指出吴乃德当年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崩溃（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更点出了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崩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民主化的脚步而逐步崩溃。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成立，他比较了1993年和2003年两次屏东县长选举，指出在1993年，国民党的买票机器还可以顺利运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的不听指挥，可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寿1997、2004b）。
王金寿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观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党轮替，对於地方派系究竟发生了什麽样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进党尝试想建立的侍从主义已经宣告失败，但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何失败。此外，有关於民进党是否曾经想要建立新的侍从体制，我认为尚有争议。毕竟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要重新建构「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马），是每个选举中的人都会尝试建立的，但在朱云汉和陈明通所说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不存在的条件下（陈明通、朱云汉1992），要建立「我的」侍从体制，光用想的就显得不太可能，民进党不见得有想要尝试。
此外，2001年至今，经历多次的选举，政党对决的气氛因为认同政治而显得超过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与政党相互融入，也应该要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如果再加上修宪後的新选制是否造成派系卷土重来这个议题，政党轮替後台湾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不会如王金寿自己说的，派系都崩溃了，没什麽好研究了[1]。而这些因为政党轮替
四、 研究方法与限制
有关於方法的部分，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主要以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文献主要针对过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处再一次作出我的诠释，田野则针对文献不够的地方补强，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给後续有兴趣再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
1. 文献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已发表的学术研究作品。我将针对上节所提的已发表文献作更详尽的整理，并且厘清一些过往研究没有解决或分析清楚的问题。第二，王金寿（2004a）和徐永明、陈鸿章（2004）都已经针对SNTV有深刻的探讨，可以证明选举制度对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在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制度，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可以证明其对地方派系造成什麽样的冲击或影响，因此我除了将选取媒体资讯针对该事件作出分析外，也会采取中选会的选举文献资料来辅助了解。除此之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和南韩也是从SNTV转型小选区制度的案例，因此有关日本派系政治的相关资料，也应该加以参照比较。
2. 田野调查
过去关於派系研究的部分，田野的难以进入一直都是研究者最感困难的地方。这包含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找不到key man，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研究者进入田野。第二是派系研究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赤裸裸的权力交换问题，研究者技术上本来就不可能知晓其中「楣角」，当然在田野上会有一些困难。第三则是有关早年派系研究几乎都有提到国民党和派系以买票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说法（Wu 1987、Wang 2004），但这是台面上不可能被田野工作者看见的。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研究田野的困难之处。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关系，我正参与一个逐步扩大的新地方势力建筑过程，并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门槛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问题来说，若以高雄县为案例，什麽问题应该要找谁，对於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并不是被丢进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与书房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同样的，在「楣角」的问题上，也因为我可能就是参与这些权力交换或利益分配讨论的一员，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困难的反而是研究伦理的自我检视，而不是如何进入田野。至於买票的部分，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媒体资料或者街谈巷议如对手的批评去处理，但我认为这也是key man的问题，即使你没有真正看见买票，但透过对於较为熟悉的检调系统访谈、对於某些关键桩脚的匿名访谈，都可以克服没有亲身看见的问题，毕竟人不是上帝，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出现在现场。
3. 单一案例是否可以全国化
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经常得处理的难题就在於，单一县市的各案能不能当作全国的案例？无论是家博的「妈祖乡」（Bruce Jacobs 1980）、吴乃德的「龙镇」（1987）或者王金寿的「风芒县」（Wang 2004）都可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对王金寿三篇以屏东为例的论文（王金寿 1997、2004a、2004b）也兴起过这样的疑问，但王金寿所提到的五个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国性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阅读完他的系列文章，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因此我也必须面对针对高雄县所作的各项研究，是不是能够具有全国性的扩散可能作一些厘清，可以扩散的和不能扩大解释的东西部能混为一谈。但至少我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制度变迁break points：政党轮替和修宪，都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高雄作为一个案例，有可以说明全国整体因为制度变迁而造成主体反应现象的空间。[2]
4.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的部分要处理两项自我质疑，第一，匿名性的问题。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有关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吴乃德（1987）研究的时代，连县市名称都必须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寿研究的时代里，风芒县就是屏东县已经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寿本身到2004年甚至连县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见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法律边缘性，就不再需要隐匿。
但在田野访谈的部分，因为要顾及一般访谈本身都应具有匿名性，才能够比较畅所欲言，所以访谈都会采取匿名。但访谈者所提到的人物，会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匿名。例如公众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县市议员，我不会采取匿名处理，如果要访谈他们的时候，也会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匿名。
而有关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认同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因为身处於其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写。我目前为止的想法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需要烦恼要不要把所看见的权力交换或者利益分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权力或利益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见，当然就多一层可能，去选择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说，会不会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思考。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不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为什麽看见却没有写出来的人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况作为学术中人，已经看见，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用不写的方式，去让研究变的没有可信度？
事实上，地方派系已经因为民主化的关系而逐步透明公开，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样必须面对威权体制结合地方派系反向压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几乎已经没有不能写的东西，甚至也有像赵玉柱这样的地方桩脚公开承认曾经帮国民党买票的事实（东森新闻2003），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公开讲了这些话而去暗杀他或起诉他，这显示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经没有什麽不能说的界线，实在不需要多担心这些问题。
政治本来就应该更透明，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无论是媒体、政治人物或者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让过去不清楚的东西，藉着深入的探讨得以厘清，而像我这样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的人，更应该扮演好学术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做研究时念兹在兹的目标[4]。
五、 预期结果与贡献
1. 补强社会学界对政治研究的长期疏离
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多元化速度加剧以及西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政治社会学已经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样担当社会学主流的角色。这个转移并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会正不断的前进，过往不成为议题的新现象正不断出现，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湾社会学界领域不大，这个风潮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学的政治领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党轮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这八年以来社会的成长与政治现象的关联，明明有丰富的变化，却没有足够的研究，相当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学出身的背景，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像当年学政治的吴乃德一头栽进社会学领域三十年那样，有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2. 加强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变迁的研究
王金寿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讨论段落中，提及台湾派系研究多着重在国民党如何控制与动员的机制上，对於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反而相对缺乏（2004a）。王金寿的批说对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谈民主化之後台湾权力结构的移转过程（1996）。赵永茂讨论高雄县内门乡的个案研究，谈的也是内门乡几十年来选举动员的结盟与变化（2004）。甚至更年轻的陈晋煦所谈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则观察了派系除了选举的动员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动员机制，用什麽样的方式维持动员能量（2004）。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为研究时间较早而只能解释现象（王振寰），或者仅仅留下政党政治可能冲击员有派系结构的伏笔（赵永茂），却没有人感大胆像王金寿这样判断地方派系正在崩溃，并且大胆推翻派系研究喜欢采用的金字塔结构。
不过王金寿的研究在2001年暂时告了段落，他并没有处理政党轮替後的地方派系变迁。赵永茂和王金寿都认为政党对决会冲击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结构，从徐永明的研究看来，派系介入国民党日深，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却日减的现象（2004），确实证明了政党对决正取代派系对决，成为台湾政治的新剧码。但他的资料也一样用到2001年，没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湾经历总统大选与认同政治发酵的一场混战，政党对决的气氛更浓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与政党对决气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选举动员？而2007年，因为2005年修宪所变更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地方派系的动员机制？接续着认同政治升高的气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与政党结盟，还是因为小选区而使派系容易卷土重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问题。
3. 派系中人如何将派系故事系统化、学术化的表达
吴乃德和王金寿的论文第一句都是This is a story about…（Wu 1987、Wang 2004），他们都有学术野心要去说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的故事。而我身处在地方派系的竞逐之中，我想做的，也是说故事。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台湾的故事，我也希望那些经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的桩脚阿伯所说的故事，能够在我的润饰下登上学术的殿堂。他们都有精采的派系故事，但或者因为没有key man或是没有机会让人们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日常或者选举生活。而当他们扮演着我进入派系的key man角色，我其实也要自许扮演他们的话语进入学术研究的key man角色，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更多。
政治本来就应该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着台湾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义务让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脚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纱应该由派系中人藉着学术研究的方式轻轻掀开，公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4. 连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同样的，现今台湾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乏互动。以政治研究为例，学者就是会说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却会反过来认为学者都是乱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学者讲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实际政治的工作後，才对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情况感触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要立志让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把真实政治的面貌加以润饰，以学术的包装呈现并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对台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