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看着中正庙的牌楼要拆除，市政府和中央吵翻的场景，似乎很难再回想也不过是二十年前，蒋家的权威仍然不容挑战，民主与多元的争取如果不想流血，还有赖独裁者的施舍。而中央与地方关系，至少如表面所看见，如此和谐，也不可能有今天这种呛来呛去的场景，何况当时台北市长乃是官派。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姚人多很不解的问同学，为什麽现在大家都不研究政治了？「我大学的时候，几乎每天脑筋里面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推翻国民党」。姚也很赞许吴乃德的博士论文，他说吴问了一个好问题，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
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我还记得几年前林忠正（那时候还没被抓去关）和林鹤玲做过一个研究，量化指标显示外省人经济情况一般较本省人为佳，阶级处境较好；同样的结论也被吴乃德的研究「皮鞋与草鞋」一文证实过。当时二林的研究引起另一位学者赵刚很大的不悦，赵刚认为外省人不是人人都有钱，退伍军官和退伍老兵的经济境遇就迥然不同。其实赵刚点出来的是量化研究的局限，二林和吴乃德讲的都是统计後的省籍/经济关系全貌（whole map），本无法就省籍内的阶级再行分析；但赵刚却跳过了对量化研究的攻击，直接说二林和张（茂桂）吴这群人是「包藏祸心」。诉诸於人身攻击的论述基本上已经无法对谈，这其实也是当前台湾政治圈内常有的语境；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学术圈，这场论辩仍掀起了一阵风雨。
最近骆明庆针对同一个主题，写了「谁是台大学生？」一文，文题相当耸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报导热。骆明庆的研究中，省籍和阶级都是可否作为一个台大学生的重要变项。媒体报导这篇文章通常都把焦点集中在大安区的小孩比台东容易进台大，但也都忽略了骆明庆把过去几十年间谁是台大学生做了很清楚的说明。例如性别这个变项，在骆文里就成为因为省籍而变的一个项目。外省籍的家庭因为经济收入普遍的稳定性，使女孩上大学的机率大增，只要有学生本身有能力，就有办法升学。
骆的研究让我想起自己，四五年前，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把多元论和选择权看的很重。我相信人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权的责任，因为那是你自找的。直到快退伍的时候，几次出车和Keven或者其他几个驾驶兵闲聊，才切身反省了我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有东西可以让我选择。而Keven之所以对未来没什麽选择，对薪水也没有谈判能力，是因为他的阶级处境和我不同。朱天心有篇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最後一句话提到什麽赵少康在书房里认真的看书、陈长文正在思考尼采与康德这类的例子，我觉得她想表达的也是她今日的成就来自过去的努力。只是朱天心并没有像我一样遇到Keven这样的人，她没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努力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背後的阶级和省籍优越。
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也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位外省子弟，她问的问题更根本，她的热情在於她想知道，究竟国民党是怎样让她的母亲和国民党仅仅相系？也就是说，她想突破陈明通、朱云汉或者王振寰那一辈学者所谈「国民党如何统治台湾本土社会」里的恩庇侍从结构只谈本省精英（地方派系）的层次，问出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国民党带来这一百多万外省人，本来与国民党也没那麽关系密切，又为什麽今日会为国民党兴亡而悲喜？
相对於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谈的恩庇侍从结构，龚宜君谈的是国民党的渗透能力。她认为国民党对台湾的本土社会渗透力其实不强，真正能够渗透的，是各种特种党部在军警公务机关里的运作能力。这和陈明通所谈的刚好可以互相补强，陈明通看见的是国民党透过中央组织改造和政治技巧的运用，如何建立一个有限度的恩庇结构，以利益的分配暂时性的和本土社会相连结。而这里的「本土社会」，自是指二二八之後，以和国民党合作甄补精英消失缺口的地方派系新精英（也是陈明通之前曾和吴乃德为文暗讽的一群人）。
陈明通的研究并没有特别着墨於国民党如何安置统治精英外的外省人，他仅提到这也是恩庇结构的一环。龚宜君的研究刚好填补了陈明通的不足，她指出要牢牢控制外省人，不只是用恩庇结构分配利益给外省人，还必须透过特种党部渗透、重组，才能够再分配上面更有效率。
如果把赵刚对外省老兵的经济处境加进来，其实也可以看见当时外省人的阶级面貌。国民党照顾的仅仅是统治精英（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附从者（军公教和国营企业），但对於很早就退伍的老士兵，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尽照顾之责。比较有趣的问题是，这些老兵却也经常是国民党的最支持者，这在赵彦宁对於外省老兵与中国配偶的几篇研究上都可以看的很清楚，也是赵彦宁迷惘之处。
骆明庆的「谁是台大学生」，其实背後所隐藏的话语，远比文章能够表达的更多。学术的价值其实正应该是为此而生，以一个研究衍伸出更多的问题和分析，对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出更深入的诠释。而这些问题和问题背後的意识形态、现象，其实也正是学术之所以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