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些思考与评论
日本时代的事情，对大多数台湾人毋宁是很陌生的。我自己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这些问题经常困扰到我半夜睡不着起来翻书找答案，一面翻一页就觉得过去接受那些愚民教育真是不可取，真讽刺国文课本还选过「汝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的文章。
我基本上同意吴叡人的说法，认为台湾民族主义的雏型，大约在1930年代就逐渐具备，一直存在於台湾人的心里。他透过「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很精细的去分析整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如何在「东方殖民主义」的特殊性下发展出独特的台湾认同。
在「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一文，吴叡人透过同化会的失败、议会请愿运动的发展，寻找政治运动中「台湾人」和「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论述的成熟过程。而在「浮摩沙意识形态」一文里，吴叡人则引用了有关「高级文化」的论证过程，去寻找「台湾」如何在日文、汉文和白话文中挣扎出一套「我手写我口」的印刷文字逻辑，使「台湾」逐渐在文本上得以凝造建立。
吴叡人写政治的部分，两年前我写论文的时候曾经拜读，今日重看，仍有惊艳之感。但他写文化的台湾认同的部分，到了1930年代，却让我有点迟疑。我主要的疑惑是，他提到台湾话文击败了张我军的中国白话文推行和乡土文学，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主流」；问题是，他提出的几个人名像是论战中的廖毓文、黄石辉，现在回头去看，其实根本没有什麽知名度，也没人认识；反而当时留下来的重要作品如杨逵的「鹅妈妈」或者「送报夫」，竟都是用日文创作的。可以从爱尔兰独立文学像黑霓使用英文的角度来观看杨逵，但吴叡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专注在台语文和乡土文学、罗马字以及中国白话文在争辩凝造「浮摩沙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实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最娴熟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日文。
陈培丰的「『同化』的同床异梦」虽然指出了在日本人违反当世殖民潮流，几乎倾全国之力推动国语教育，试图在国体论的架构下落实差序同化的政策，并点出了该政策所形成的双面刃作用，使台人必须面对现代化和差别待遇的搓揉。但他并没有办法否认日本人在台国语教育的成功，不但在「皇民文学」获得证明，也在识字率上面得到彰显。那麽，吴叡人指出台语文在文化争辩中渐成「主流」，就变的很难成立，如果印刷语言和书写语言其实是日文，那麽争辩台语文是否是文化论战的最後胜出者，又有什麽意义？而「台语文」在争论中的胜出，是否又足以支撑台湾意识建立的论述？
战後台湾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消声匿迹，故有政治因素，但其背後有关书写文字的使用能力，我认为也是重要的。若非日本人的国语教育成功，台湾作家早能够以北京官话，或者被吴叡人视为「主流」的台语文创作，那麽，台湾文坛的乡土文学之争，想必不会等到能够使用中国国语书写的一代成熟，而到七十年代才出现。故此可见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国语教育的深化与成功之处，造成台湾作家无法使用日文之外语言书写的解殖现实。是故吴叡人之谓「主流」，应该是言过其实。
但无论如何，从陈培丰对「同化」引发的双面刃分析、吴叡人透过政治与文化角度重述台湾民族观念的出现，容或其中有疑义，但我以为其瑕不掩瑜，都足以证明「台湾民族」的观念在1930年代应该已经出现。吴叡人提到八十年代迄今的台湾民族运动都是靠着这股「记忆」而来，让我想到葛尔诺（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义的肚脐」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主义原型」之说。正是因为当年已有却被埋藏多年的原型已具备，才让台湾民族运动得以在民主化後的短短二三十年间，透过「官方民族主义」的建构，真正发展出「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的政治实践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