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的条件

社会科学家的条件
晚上回到台北,因为连续往返七天,工作和读书皆不顺利,脸色灰扑扑的,又想起应该要好好了解一下十九世纪欧洲史,遂决定去诚品买一些书,结果想买的霍布斯邦书已绝版,煞是不顺。
最近老是在想K丢给我的问题,一个好的社会学家应该要读过什麽书?K开出了必读二十着,被我讥笑是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森男人)书单,不过笑归笑,我也真不知道一个好的政治学家该读过什麽书,总不能老是拿卢梭洛克弥尔出来呼咙吧?(老实讲卢梭洛克弥尔严格来说我也没读过)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不少天,很可能也是这几天我没办法好好办公的元凶;但我想的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本土化」、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第三个是实践能力。
K的书单都是经典没话说,却一点本土关怀都没有;这几天我绕着书架晃了五六圈,找到经典好像也没几本,要说这几本是政治学必读作品我自己都不相信,比如我有读Rawls的《正义论》,老实讲真的有很多政治学博士读过吗?我看不然,毕竟不读好像也不会怎样。我觉得一个好的政治学者,比起有读过一些经典,应该更要知道哪些议题有哪些重要着作,选得出重要的作品,而不是很空泛的说,恩,社会学有哪些必读经典。我很注重本土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科学从业者如果没有办法关怀到斯土斯民,研究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台湾研究有没有像布劳岱或者韦伯那样的经典?没有,所以我没有读过什麽经典。
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不要读布劳岱和韦伯,而是要提醒大家阅读经典的同时必须要与本土连结,此外也要对议题的研究培养广度。简而言之,今天有人问你台湾认同问题你就要知道王甫昌、吴乃德、张茂桂还有赵刚;有人问你台湾土地改革你就要告诉他黄树民和萧新煌;有人想问你台湾的发展过程你就要想到高隶民、陈玉玺、段承朴;米糖相克就要想到柯志明、海行兮的年代就想到周婉窈、古荷兰文除曹永和别无二者。
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也要培养对「第二社会」的关怀,这是谢国雄的概念,他说他很希望我们每个博士生除了对本土社会的关怀外,也要有一个「第二社会」的认识,比如说对香港、中国或者什麽样的国家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如果行有余力,当然更应该去认识第三社会第四社会。我的第二社会是中国,从研究所开始我就不断督促自己要对中国有全面性的认识。我关心中国是因为关心台湾,因为中国作为台湾的frienemy(敌友),是我们必须随时堤防且无所不在交往的对象。关於这点,我是自认有做到的。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行有余力的话,第三四五社会都是我想认识的对象。毕竟认识一个新社会对我来讲跟认识美女一样是个充满新鲜感与吸引力的议题。
第三个好的社会科学家该注重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台湾现在学术界普遍做不到的项目。我们关心本土就是为了对斯土斯民有贡献,如果我们的研究作了半天没人看的懂,或者建议完全不可行,那我们要关心个屁?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正在於此,学术界埋头苦干、实务界自行其是,反正两边互不往来,偶尔开个研讨会,学术界的觉得实务界「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实务界觉得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老是提一些天马行空的鬼话,「当他还在思考,世界早已群魔乱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继续工作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有实践能力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一个教书匠。我的梦想就是让学术更生活化、还有能提出更可行的政策建议。政治需要有深度和厚度,那不是光会「乔」就可以的。会「乔」很重要,但那是雕虫小技,就像卖油郎倒油不会碰到铜板边边一样,待得越久学得越多。政治需要的是厚度,看得见问题的本质,看的见又看得开权力的运作方式,有厚度和深度的政治需要人文素养的background,这是我自我期许的方向,也是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应有的基本素养。
话说回来十九世纪欧洲史这件事,想买那几本书是有一次吴泉源说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欧洲历史;我一向自忖历史很棒,便没当一回事。而最近一连串读了布劳岱和博兰尼 ,又想起吴泉源老是提醒我们的问题意识,他们(这些社会学家)为什麽会提出这样的命题?我每次上完课都觉得很充实,但过了两天又觉得很空虚,因此深深认为这一切都归因於我的历史深度不够厚实。学政治学的时候,大多数的理论都来自美国,变没有太把欧洲史当一回事;现在转到社会学来,突然发现欧洲史很重要,如果不熟悉欧洲史,对社会学家们的论题就经常会流於空泛,并且难以抓住重心。以我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对於欧洲史如此不熟悉可谓为耻辱,故决定痛下决心苦修,遂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