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发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我第一次听到Learning to be Chinese这本书，是大一政治学讲到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概念时老师提到的。後来有天在诚品的架上看见，当机立断就买了回来，只是当时看不太懂，一直放在书架上生灰尘，直到写硕士论文时才拿来拜读引用。当时不知道这个字和背後附带的「政治社会学」会跟着我整个大学生涯和硕士这麽长一段时间，甚至引领我最後在考博士班时走到社会学这途上，不知这算不算是人生的偶然与巧合。
Learning to be Chinese应该是《学作中国人》，硬要翻译成《中国儿童眼中的政治》实在是莫名其妙，但以1989年的政治情境，真要像最近翻译荆子馨《学作日本人》那样直译出来，恐也有惹恼当局的危险。但老实讲，Wilson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对国民党教育作出太多的批判，反而继承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流行的「客观中立」，只对这种党国教育作了描述和解释。Wilson只在最後面点出了国民党这种教育的症结，其实某种程度在於台湾人的过度日本化，但他点到为止，没有再批评下去。
现在回头去读，想想我们当年的课本，虽然还是愚民得很恐怖，但跟五六十年代比应该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在「保密防谍手册」里戴个墨镜着长风衣，一顶鸭舌帽的「匪谍意象」，其实到现在还在我心理挥之不去，可见这种教育的成功之处。我受小学教育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反攻无望，课本於是少有了「万恶的共产党，等国军反攻回来，就是你们的死期！」这种喊话，不过我还是读过「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讲人民公社）这一课，多少还是能感受到Wilson作研究的年代里那种反共的氛围，以及其中的「共匪意象」。
威权统治和愚民教育其实带来了一种社会稳定的氛围，一种「在政府英明的领导下，一定可以……」的氛围。讨论台湾战後政经发展的论述，其实都没办法逃脱在这个气氛之外。高隶民（Thomas Gold）的现代化理论和後来兴起的「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其实都很重视威权统治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分道扬镳之处在於高隶民的说法里，改革的「先经後政」最後还是会带来民主化，而依赖发展论者如陈玉玺，则对民主化与自由化的前景悲观。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和依赖发展理论在论述发展过程里，并没有很大的区隔。例如现代化理论主张国家介入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以国家资本的方式或者国家辅导民间的角色介入），和依赖发展并没有什麽不同；甚且，两者都认为国家在此政策下最後得到的确实是发展，而不是依赖理论所认为的边陲化。以理论的框架而言，依赖发展可见诸於崋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半边陲的角色。
虽然台湾因为经济发展成功以及民主化，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的模范生，但读陈玉玺的《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却仍然可以看见他分析的精辟之处。例如他提到了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与政府的三方合作垄断问题，导致公民力量的薄弱。我就认为即便台湾後来成功的民主化，但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工人团结力量的不足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绪所来。又比如陈玉玺提到国家在民间与外国资本的对抗间，经常为了某些考量而选择的外资。则让我想起了桃园RCA造成至今未解的污染问题，以及国家在反杜邦及反拜耳中的角色，让杜邦和拜耳即便最後没有在台湾投资，但反对者却得背上阻碍发展的魔咒。这些确实都是「依赖发展」当道所造成的现象，而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所说的那样，可以因为民主化而神奇的迎刃而解。
不过让我更有兴趣的，其实是这种「依赖发展」所形成的唯发展论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是台湾民主化後无法推动人民充权（empowerment of people）的重大路障。然而，究竟党国是用什麽样的教育方式去把「唯发展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Wilson在Learning to be Chinese里面并没有提到，这有点可惜。但也不能期待他写本博士论文就要包山包海什麽都有，也许这个题目我可以自己努力做做看，搞不好也会有什麽小小成就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