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责任归属之谜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去年由张炎宪领衔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引起国内政界很大的波澜，其中直指蒋介石是最大元凶一项被蒋孝严控告，惟前阵子地院判了被告无罪。说来也妙，我读完这本书的地点是在五股的宪兵学校图书馆，我那时候就想，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民主真的是有进步，至少军队不再对这样的论述敏感？这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仍属不可思议之事，至少在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军队里读指控军方参与政变或屠杀的着作仍属不可能。
二二八对台湾近五十年以来的政治与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政治方面，依据陈明通和吴乃德的研究，1945年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大多数的地方选举精英仍然和日本体制下的菁英阶级无二致；但二二八之後却仅剩下不到两成。吴陈两人推论这批退潮和其後因附从而被甄补的新菁英阶级这波轮替，导致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容易化，其并未言明的是晚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组成，和这波轮替的重大关联，但这个说法可以在陈明通後来的着作「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中循得痕迹。此外，「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报告」也指出了陈仪并非蒋介石嫡系，他用了许多政学系干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与CC派相斗，这些国民党派系问题在二二八事件後因陈仪调职而获得解决，魏道明的到任也导致蒋介石对台湾统治的直接化。
社会方面，二二八及其後的「清乡」引起了台湾社会严重的政治恐慌症，其背後所蕴含的族群冲突问题虽然因为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暂告沉寂；但重新浮现的时候，却成为台湾社会族群融合的最大障碍。这种对历史认知的差异，也导致二二八成为台湾两大党各种认同分歧的重大指标，造成二二八年年谈，却越谈越无共识的情形。李登辉是第一位针对二二八事件道歉的国家领导人（并身兼国民党主席），但李登辉本身在二二八事件时也因为参加了「处理委员会」而担心被波及，在朋友家的谷仓躲了一星期，宽松点看，他自己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由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向台湾人道歉，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行政院在1991年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组，并在1992年公布调查报告，小组一员的赖泽涵第二年和魏萼、马若孟（Roman Myers）共同撰写了「悲剧性的开端」这本被视为具有「准官方」色彩的专着。这本书可以说是九零年代评论二二八的最重要着作，但其内所欲表达的中立客观，和该「客观」所导致的缺乏加害者和责怪受害者问题，却成为其着美中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该书所引用的文献档案和专着资料，对於一位欲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读者而言，应属丰富则殆无疑义。
「悲剧性的开端」和戴国辉、叶芸芸的「爱憎二二八」共同的问题，都在於责怪受害者，和为求取角度上的客观而忽略道德上会引发的「为加害者辩护」问题。比如戴与马都认为二二八是属於中国境内因政权轮替而发生的城市暴动普遍现象，并不是台湾的独特问题。但即便中国一直有政权轮替引发的城市暴动问题，论者也应追溯其暴动发生原因，是否在於政府普遍性的贪污无能所导致？如果像戴国辉那样反过来怪罪台湾人不懂中国有贪污腐败的普遍性现象太天真，那就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窘境。
又比如马若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出兵镇压，是因为三月七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涉及台湾自治的要求趋近於独立太过分，却没有探讨三十二条要求的自治项目是不是真的有台湾独立可能？（马的着作里面已经提过事件参与者并不要求台湾独立）也没有特别把蒋渭川居间协调导致处委会让步一段作更深刻的讨论，事实上，如果处委会已经让步而陈仪也了然於心，为什麽军队仍然奉命得以登陆屠杀？
马着写出後过了十几年，因为政党轮替之故，又公布了许多新的官方文献，确实有需要一本新着作来谈二二八及其责任归属问题。因此才有「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一书，这本书的第三章里，陈仪深直指蒋介石三月五日就已经决定出兵，否认了马着认为是三十二条要求之後才有出兵一说；他并指出以蒋介石的特务布建，资讯属於足够，但他还是决定派兵镇压，因故蒋的「有意派兵」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此说引起了重大的政治争议，也使书内的许多新出土史料被论者所忽略，导致二二八责任归属这个议题仍然因敏感的政治立场而谈不下去。
讽刺的是，这个「责任归属」论战最大的得益者，竟是该议题上没有涉入台湾内部政纠葛的马若孟。首先是时报出版社又重刷了马若孟的着作，并特别强调这才是「客观中立」者，应该让他又可以赚点版税；其次是蒋家後人因为担心蒋介石的日记被民进党执政下的国史馆「未经同意的公布」，而决定将日记交由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国史馆这个意外的损失乃属始料未及，但蒋家的这个疑虑，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台湾社会对於二二八的开放程度与讨论深度，大概都还只停留在可以在宪兵队里面阅读二二八而不会被认为是思想犯这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