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C产业门外汉的不专业书评

一个IC产业门外汉的不专业书评
这本书对我来讲，门槛偏高。我基本上是个科技白痴，既对IC产业没什麽兴趣，也对组织社会学不甚了解。工作上因为选区之故，我比较常遇到的是经济部工业局管辖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对於各园区管理局这种国科会直属的一级局（和工业局可能是同阶或稍低一点），我实在没有概念。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对IC产业唯一会碰到的单位，就是工研院，但陈东升这本书并不积极讨论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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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是我阅读《积体网路》这本书时最困惑之处。陈东升认为许多积体网路的制程、转型和政策变迁都当成读者理所当然应该知晓的，对於像我这种不学无术的门外汉而言，就构成了进入障碍。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没办法和他就书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辩论。把我这种笨蛋排除，当然不影响他的学术成就，比较大的问题是，社会学界对於IC产业和组织社会学有认识者，恐怕五根指头就可以数完，这本书的对话空间自然就变的有限；而陈东升谈的是组织而不是技术，也使得科技实务界对这本书兴趣缺缺。那麽这本书可对话的对象，似乎就只剩下管理学者了。
陈东升在书中指出，科技业和传统产也在「连带」上有巨大的差异，传统产业的信任是建基在人际和家族性的连带上，而科技产业的连带则立基於产业本身的专业性，他称作「制度性连带」。有关於这部分，其实在传统产业政策界打混过一段时间的我，有些不同看法。至少我就认为如石化这类传统产业，因为资本和技术的密集性，使得陈东升所认为的专业主义同样会产生在这些产业的运作中，那麽，他们是不是也有上下游间的制度性连带呢？或者说，在基层的石油工人（IC工人）和中高阶工程师，甚至公司与公司之间，其连带的方式会不会因为人和组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是专业主义所致，而有一些是传统信任连带引发？
会产生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在於陈东升一开始就把传统产业和科技业做了区隔。这当然是非常常识性的分类，但作为一个读者，我会很期待陈东升告诉我他这样分类的原因是什麽？因为当我读到陈东升认为台湾与众（外国IC产业）不同的「垂直分工」模式时，我脑中浮现的传产影像，其实也充满了垂直分工的色彩。谢国雄讨论台湾的中小企业头家文化时，就点出了垂直分工的问题；而我在与石化业劳资方接触的时候，他们也都将垂直分工当作产业的ABC。那麽，陈东升所谓的与众不同，是以外部比较成立的；但放在本土产业脉络来看，却没什麽特殊性。有关於这样的状况，我阅读的时候一直很期待看到陈东升的更进一步说明。
这本书的写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而一个社会学者要进入IC产业领域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透过丰富的报导与田野访谈，陈东升相当有自信的出版这本作品，算是开启社会学对IC产业研究的先河，这样的贡献自然不容抹灭。但作为一个（不）学（无）术的晚辈，陈东升的作品迫使我思考了几个问题，如果我来做产业研究，我会怎麽做？首先，政治系毕业的我当然还是会很老梗的铺陈政策面的问题，有关於工研院的设置和争议，和後来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财团法人、之前的政府直接介入（类似日本MITI）的做法，有什麽不一样。如果我要谈组织，我会先和发展型国家对话，思考台湾政府对於IC产业的扶植模式和公司作为主体（agent）的关联性。对於读者而言，这些基本知识的具备，并不是天生就会有的，作为专着的作者，有必要弯身书写自己以为的「常识」来降低读者进入的障碍。
其次，像是有关於创投的部分，陈东升指出了创投对於IC产业集资的制度性意义，这确实是和传产依赖银行或者中小企业依赖人际连带集资的方式有巨大的差异。但作为读者，我会更期待比较性的经验案例来告诉我们爲什麽IC业特别依赖创投集资、传产爲什麽不考虑创投集资？传产所依赖的银行借贷专业主义色彩浓重与否？创投的专业主义制度性，真的没有社会资本或者人际连带藏於缝隙之间吗？而这样的缝隙对於集资问题有关键性的影响吗？如果有的话，和传产依赖银行或者人际集资又有什麽样的关键差异？
这些边边角角的问题并没有办法直接和陈东升的作品产生内部性的对话，只能就外部性的议题和给我的启发逼使我自己更深入的思考他作品对我个人所呈现的意义。这本书采取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像是「资源依赖」或者「交换理论」都是非常现代的理论，这是有点偏向管理学的美式路线。我想也正是理论对话的取材，使得陈东升的作品往企业为主体而非人为主体的方向走。对与组织社会学不熟的我而言这些路线算是大开眼界，但也迫使我不断的去反思，如果往人的方向走，这样的研究又会呈现什麽不一样的面貌。也因此，陈东升所开启的IC研究先河，或许能够带动新的研究风潮，使得他与社会学界的对话得以从中产生，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