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蹟的背後：小评《後街金融》

中国经济奇蹟的背後：小评《後街金融》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评价大致不脱发展型国家的论述，认为有强有力的国家战略的指导、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和对赢家的辅导等方式，正是中国每年GDP两位数成长的背後因素。中国是个大型的发展型国家，并且不符合政治经济学里「新制度论」先有民主、产权等制度，才有市场经济的说法，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惟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谓「发展型国家」里应该出现的主宰市场的国有企业、或者是财阀，似乎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成长的启动者，其实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小农民和小商人，而接续的冲劲最强者，其实是像温州模式里那种私营企业。根据调查，占百分之三十的私营企业，其实占了产值的百分之七十。
这样的论述也不稀奇，但在一个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这些私有企业如何取得象徵企业命脉的资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蔡欣怡(Kellee S. Tsai)的《後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正准备要面对这个挑战，她跳开了过往探讨中国金融时各家关注的国营金融事业改革问题（像是N. Lardy），转以各种地下金融为讨论焦点，这位父母皆自台湾移民的台裔美籍年轻学者知道这个问题和台湾发展时期的中小企业问题类似，中小企业融资的来源在多样化的地下金融。
那麽蔡欣怡就要问，第一，中国政府禁止地下金融存在，那麽企业主如何创造地下金融的制度来规避政府的管制？第二，中国那麽大，非正规金融有什麽地方上的差异性？爲什麽这里长这样，那里长那样？第三，私营企业主为什麽选择这种金融模式而非那种，其间有什麽样的考量？蔡欣怡指出万变的焦点都不离地方政府之宗，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控制经常出现鞭长莫及的状况，因此地方政府对於私营企业和地下金融的态度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主要变因。当地方政府越支持私人企业，地下金融就会在政府的默许下越发多样化；而企业主个人的金融选择，则和他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强度而定，男人、政治关系佳者、有经验的、高收入的私营企业主比较容易选择正式的金融管道，反之则会选择非正式的管道。
而影响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者，则和国家遗留的威权发展遗绪有关，越是当年国家鞭长莫及的地方像福建、温州，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和地下金融越是开放；反之在像河南这样当年国家培养大量国营企业、重工业的所在，则因为毛时期的遗产太丰富，而让地方政府必须迁就所在环境而让私营企业假借集体企业的名义存在，或者人民乾脆就逃离该省去外省追求更好的经济处境。
蔡欣怡的研究对於提出问题的解释相当清楚明了，涵盖面也够广，更重要的是她探讨了政治学里很少触及的非正式部门研究，因此受到相当的肯定。她透过长时间浸霪田野的方式去体会这些地方细微的差距和每个企业主生涯的有趣故事，使得她的着作充满可读性。对於在非正式部门研究上有点乾旱的政治学和中国金融研究领域，充满创意的《後街金融》正像甘霖。
不过蔡欣怡对於地方政府的界定上，并不是那样清晰，她所谈的是以县级以下政府为主，这些政府确实经常是中央政府所鞭长莫及之处，但有关她质疑local state的概念太强，也不是地方政府权力展现的形式同时，她似乎没有注意到local state拿来说省级政府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虽然我并非很同意）。因此对於地方政府到底是省还是县还是乡镇级政府，我认为蔡欣怡应该要作更清楚的界定。
除此之外，蔡欣怡写书的当下（1994-2001），中国正面临朱熔基的经济改革阶段，蓄意削弱地方政府能力、加强市场竞争力的朱改革，对於根除地下金融有一连串的施为，蔡欣怡并没有把这个例子特别点出来说明，信合社在放贷上受到的新限制到底发展出什麽样的新非正式制度，蔡或许有写到，却没有一个独立说明的段落，那麽是说这样的变化不重要吗？蔡欣怡可能得像读者解释她为何如此做。而朱熔基的国企改革也是蔡所忽略的地方，当初「抓大放小」将体质不善的国有企业释出，有一部分被地方变成集体企业、也有一些被外资买走，它的比例如何？如果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被外资买去，因为外资自有其金融管道，那蔡不探讨这个问题就说的过去。但若「抓大放小」之後的图像不是这样，那麽蔡没有谈到民营化的国有企业金融管道，就是巨大的漏洞，除非这些民营化的国企资金并非来自地下金融（但若这些烂企业的资金仍来自国有银行，那朱的改革显然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读完蔡欣怡的书，会不断想起台湾曾经经历的那段历程。一样是以私营企业作为经济成长发动机的台湾，早期金融管道来源也相当有限，地下金融的情况相当热络。尽管政府爲培植中小企业而成立专为政策性贷款的台湾中小企银，这几年并逐渐制度化的推出信保基金和鼓励商业银行放贷中小企业诸种措施，但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还是有部分地下金融的色彩。此外，蔡讲到的吸金公司和倒会问题，一度也是台湾1990年代初期热钱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对於美国人来说，中国的地下金融议题特殊又有趣。但对东亚诸国来讲，或许长期以来政府自我吹嘘的「发展型国家」根本没有那麽强的解释力，多样化的非正式市场制度和政府有意无意的容忍才是成长的动力来源。那麽，蔡欣怡就不免面对过於苛责的要求，「後街金融」的特殊性何在？这样的质疑。
最後提出一点蔡着脉络外的提问，也很可能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并不是她所说的私营企业，而是和拉美成长模式一样的外资。这个部分或许不是蔡所欲讨论的部分，但当蔡宣称私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推动者同时，势必得面临的严苛考验，但蔡并没有说明。还有一点细微但无伤大雅之处，就是蔡用了「资本家」来形容河南的小商人，不知道在社会主义遗绪下小商人不敢称呼自己是资本家、而《资本论》意义下的资本家也轮不到他来当的情况下，这样的恭维会否太过？但总而言之，瑕不掩瑜，蔡的作品开了政治学里对於中国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研究的先河，我认为是相当値得肯定的事情。对於很熟悉政治学因果解释写作模式，却总觉得少了些什麽而转进社会学的我而言，蔡让我再次温习了挣扎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体会，也让我重新反省了学科界线间的差异和其中可借镜之处。这对一个因为脚踏好几条船而经常觉得自己快灭顶的博士生而言，是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