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台湾人」── 抗争纪实笔记

「被背叛的台湾人」── 抗争纪实笔记
会放这篇文章，是因为又再度看到了许多类似的场景。这篇文章，是杨祖珺四年前撰写的《我在凯达格兰大道等你》序言，我一直印象深刻。主要是，在过去30年的民主运动中，我们常常看到政治头人的报导、书籍，很少有类似这样的作品，作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访谈一个个参与运动的民众，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的意义，虽然很遗憾的是，这本书撰写的是2004年凯道抗争，也就是我们泛称的深蓝群众，而不是30年来绿营抗争现场一个个曾经鲜活出现在各个游行场合的民众，但我一直觉得，好像一直有某种共通性和遭遇在他们身上出现。这篇文章後来在苦劳网上的版本换主机後丢了，所以放上这里。
当时泛蓝政客喊完激情的口号後，就不见踪影，却将群众留在凯道上让镇暴警察打，然後第二天再开记者会谴责暴力。这本书，有很细腻的在看这些被背叛的群众怎麽看这些事情。当然，四年过去，政客和群众的权力关系依旧不变，许多泛蓝群众却以将马英九送上总统大位而有所解脱，这种出卖和背叛最後却欣然接受的关系，也许得靠着一次又一次的揭露，才能转变。
杨祖珺出版这本纪实，竟然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波折，真是始所未料！
2004年9月中旬，经过了近五个月终日奋战的抗争纪实终於脱稿。岂料原本口头答应出版本书的某家出版社，深恐因而遭致当局以查税作为报复手段，因而婉拒了本书的出版。笔者转而请教其他可能出版这类书籍的出版商，然而都接到「我们最近不出版『政治』相关书籍」的答案。到了十月上旬，某家出版社终於决定出版此书，但为了「市场」考量，要求笔者将原有的二十万字删减为十二万字，并且只允许容纳三十张左右的摄影纪实。一直到了十一月底，稿件终於印制成书，然而，印制的成品，因为该出版社的个别因素，居然没有书报社愿意在行销管道中发行，造成本书印刷完成却没有在市场流通的现象。
在撰写本书之初，不仅笔者等人完全义务投入，发行後的盈余或版税，也决定完全捐助给新竹县司马库斯部落，支持他们所建立的合作经济型态的生活方式。当笔者心力交疲之际，当初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位捐款者之一，某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慷慨又热情地激励我：「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台湾史上重要的历史纪录留下来！」於是，笔者又以近一个月的时间，不仅将当初「忍痛割舍」的重要内文，重新编辑後放入本书，并且从一千多帧抗争纪实的珍贵摄影中，筛选出两百多帧相片，以记录这段台湾近代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人民自发性抗争事件。
至於笔者当初同意着手纪录这场2004年总统大选後的抗争实况，其实与个人从党外时期从事反对运动到参与民进党建党过程中，一路走来的领悟有关 ──看惯支持者热情奉献，却对於「被背叛」的真相毫不知情。纵使意识到「被背叛」，却甘愿选择不分青红皂白，找尽藉口替当权者脱罪，甚至以自我催眠的方式，让自己陷入义和团式党同伐异的简约行动模式之中，而忘了人民自己也有辨识是非，当家作主的能力！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当天主要是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进行年底国代及立委的提名作业暨成立党外选举後援会，并且在下午讨论「成立组党筹备委员会」的议程。上午业经提名为立委候选人的朱高正在两点十分上台发言：「我坚决反对民主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还坐在那儿讨论组党筹备委员会。当年雷震还在筹组政党阶段，就已经『鸡仔鸟仔抓到没剩半只』。组党靠决心与勇气，我正式建议今天，现在就宣布组党！」他当场提出做法：将上午获得「党外中央选举後援会」提名的41位候选人，作为新政党的共同发起人。如果年底投票日前，这些人没有作奸犯科，国民党却逮捕其中任何一人的话，41人就全部退出选举。如果国民党因为党外组党抓人，就让它成为国际瞩目的政治新闻，「看蒋经国敢不敢赌这一把？」「组党」一向是党外人士「至高无上」的理想，朱高正当时登高一呼，当场赢得热烈响应，全场强烈要求「立即组党」。在许多讨论党名的建议中，谢长廷所提「民主进步党」获得与会人士认可。当天在场的人如果曾细心观察，一定会看到台上大部分领导人在听到组党要求时的错愕神情。其时党外以「万年立委」费希平为安全瓣，已秘密策划「组党」多时，却始终不见落实！当时迟迟未敢「组党」，所顾忌的正是中国国民党「只要组党，就抓人」的历史纪录。
「组党」前9月3日到27日这段时间，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林正杰提出证据，揭发其同僚向北市银超额贷款。在被检举人提起的毁谤官司中，法院罔顾「议会免责权」，进行司法迫害。林正杰於一审定谳即将宣判之前，「放弃上诉，选择坐牢」，同时在全省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林正杰街头狂飙」。9月3日，官司宣判当天，林正杰高举「司法死了」的布条到法院门口，由康宁祥、部份党外公职人员以及党外同志（包括邱义仁）陪同到场聆判。聆判後，林正杰带领三、四十位党外人士，突破台北地院前的警力，冲到总统府「送钟」。9月27日，林正杰由江鹏坚与多位党外人士，及基层支持者陪同，一同「欢送林正杰入狱考察」。从和平东路三段游行到博爱路台北地方法院「接受法院逮捕」，检察官却不敢出面「领犯人」，僵持了七、八小时後，检察长约了康宁祥及林正杰当时的妻子（即笔者）在办公室协调，要笔者请林正杰「报到入狱」，笔者则要求检察长派手下到大厅逮捕「犯人」。当时，除了康宁祥外，党外公职人员皆已「不见人影」，笔者唯恐没有「领导」在场，会有党外支持者被打或遭集体逮捕。因此，一再向检察长「保证，陪同到法院抗争的人民绝对和平，不会使用暴力」，检察长才同意「逮捕」林正杰。抗争民众则高唱「坐牢算什麽？我们骨头硬」，「欢送」林正杰「入狱考察」！
第二天，「民主进步党」在「圆山饭店」仓促宣布成立！台湾社会无法从新闻媒体中找到上述历史事件的存在记录，更令人诧异的是，民进党中央所撰的党史中，对於这段记载亦付诸阙如。
党外支持者因为参与「林正杰街头狂飙」而有了「默契」── 示威抗议後，一定要走上街头游行。这个「默契」是为了要冲破戒严时期不准集会、结社、不准游行的限制。由於当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尚未取消，於法民进党仍属「必须取缔」的「非法政党」；因此，「非法的」民进党决定在1987年5月19日举办「抗议戒严三十八周年示威游行活动，要求解除戒严」活动。
热情的党外支持者从全省各地赶到国父纪念馆参与「示威游行」，却不知道就在那两天，当时民进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已达成协议──绝不走上街头！
笔者是民进党第一届33位中央委员之一。由於前一天（「雷震案」的）傅正老师就告诉我，党中央给予当权者「绝不走上街头」的承诺；因此，下午活动一开始，我就走到国父纪念馆仁爱路出口警方所设的蛇笼拒马处等待。两个钟头後活动结束，民进党「中央要员」带着支持者一直在国父纪念馆广场上绕行，以示「坚决」抗议。我预判的状况终於出现──近百位男性支持者看不惯领导者带头打混，涌向仁爱路出口，高喊着要冲往总统府。「仗着」自己一向站在街头抗争第一线的「光环」，独自杵在蛇笼与民众之间，高声劝阻民众不要自乱阵脚，以免「被国民党嫁祸给尚未合法的民进党」。那些激动的支持者，就真的打住了！事实上，我担心的是这些支持民众在冲的时候，会被蛇笼的「倒刺钩」刮得遍体鳞伤。当他们自认是为了「台湾民主的前途」往前冲时，他们并不知道，民进党的高层早就与他们誓言推翻的国民党政府达成了「绝不上街头」的协议！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总统才正式宣布，从「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动员戡乱时期同日废除」。
笔者从1978年即已正式登记为党外助选员，选择加入党外阵营。一路走来，最感痛心的，就是亲眼见到领导者不断背叛对支持者的承诺！
1984年，邱义仁与日後共组「新潮流」的几位年轻人，在「党外」发起「路线之争」，藉着党外杂志进行「鸡兔问题」批斗（两只脚的鸡是「乾净」的党外专业公职人员，四只脚的兔是「做国民党生意」的党外公职人员）。缠斗得如火如荼之际，党外公职人员只好召开会议，会中决定「为了党外团结形象」，不该让国民党利用媒体炒作，制造党外分裂的印象。讨论过程中，陈水扁议员始终维持「灿烂的笑容」，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会议完毕，议场大门一开，陈水扁立即面对守候门口的大批记者，痛批那些比他早十年投身党外反对运动，但是众知涉及包工程的党外公职人员。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陈水扁，不知为何居然「忘了」自己是国民党「阳明海运」的法律顾问？据称，他也因着这个关系承包到一些海商法官司。
在国民党当局严格过滤资讯的戒严时期，陈水扁这番义正辞严的现身批判，经过台湾媒体大力传播，党外支持者「终於」发现陈水扁的「道德」与「勇气」真是足以为党外公职人员的表率。至於，当时为何无人揭发，实在是因为其他党外公职人员或党外杂志为了顾全「党外」的整体形象，不愿意就此毁了党外费尽千辛万苦才占有台湾政治舞台一角的机会，而「党外」的成果，是不分省籍、不分统独、不分左右、不分党派（包括国民党员）的有志人士，在过去数十年努力冲撞的成果。当时即便是强调「纯正」、「台独」、「革命」的「新潮流」也没有出声！
更鲜为外人所知的是，1984年年底，陈水扁任「蓬莱岛」杂志社社长，遭人指控他诽谤，国民党政府利用官司对他进行司法迫害。一审定谳，陈水扁等人遭判刑一年，民事赔偿两百万新台币。判决确定後，陈水扁正义凛然地誓言「绝不上诉」，并立刻巡回全省，举办「坐监惜别会」。会中他向群众募款，筹得基金足以让他支付两百万的民事赔偿。六０年代以来，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反对派人士敢公然宣称「绝不上诉」，痛恨「顾面桶」（闽南语「国民党」的谐音）的全省党外支持者，发现竟然有这麽一位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的台湾人敢於不畏强权，宁愿坐牢也不低头，其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令人感佩万分！但是，举办惜别会的同时，陈水扁因为知道律师公会规定，凡获判（含）一年以上徒刑者，即取消律师资格。他一方面私下循国民党关系寻求减刑，另方面在「惜别会」完毕後，「经不住家人大力反对」，由妻子吴淑珍代夫提起上诉。上诉期间，陈水扁参加1985年台南县长选举。吴淑珍不幸於落选谢票时，遭拼装车撞成半身不遂。而诽谤官司二审结果将陈水扁的刑期改判成八个月，虽然他必须入监服刑，但是，律师资格则无丧失之虞！
在这样的过程中，陈水扁成功地塑造自己在选举期间自封的「台湾第一勇、第一冲」的形象，而这形象竟然也如是地烙印在党外支持者的脑海中。当年党外人士非常清楚，陈水扁律师走的是「议会路线」，从来不是街头路线拥护者。1980年代中期，台北市议员谢长廷甘冒坐牢危险，率先喊出「台湾独立」时，陈水扁根本绝口不提他对统独的主张，甚至传出情治单位要逮捕谢长廷後，「台湾第一勇、第一冲」的陈水扁也保持沈默。
回忆个人从事反对运动的种种经验，再观察2004年总统大选後抗争实况，两厢之间竟有许多类似事件和场景，这就是为什麽笔者决定着手纪录从320到520间抗争民众经历的主要因素。
4月23日下午，党外时期的老友于良骐第四度打电话给我，游说我纪录广场抗争过程。由於，我内心挂记这些年社会不安的情绪，也「不好意思一再拒绝老友的邀约」，於是，在和平东路一家咖啡店与于良骐碰面。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後，不忍断然浇熄老友对抗争民众的热情，决定自己到现场去看看！于良骐联络那几天在广场上认识的「路人甲」。路人甲约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地下室餐厅碰面。说实话，听到「国民党中央」，二十几年前的恐惧阴影，仍然隐约让我在心理及身体都产生不自觉地紧张！
晚上八点左右，国民党中央党部灯火通明，但是，空无一人。只在门口有个警卫举个手，向我们打招呼。地下室餐厅放了二十几张大圆桌，只有一张圆桌坐了两位男士、两位女士！
壮硕黝黑的「路人甲」中等身材，手上拿着纸笔，笑呵呵地迎向我们。他介绍了在场的人──清瘦白晰、知识份子模样的「路人丙」，长相秀气的闻小姐，以及动作俐落的文丽梅小姐。一夥人就围着圆桌聊天。在一个多小时的闲谈中，几乎都是「路人丙」及「路人甲」在「讲故事」。我除了偶而提出一两个问题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看到他们神采奕奕地聊到，某场抗争曾经如何地坚守阵地不肯退让，或是懊恼地谈到，某一次被迫放弃继续前进的经历，我感受到眼前这几位「蓝军支持者」所散发的正直、真诚、强韧的特质，与我过去熟悉的党外民众竟是如此地相似！当然，这个时候，我还是与其他许多人一般，把他们归类为「蓝军」！
当我们告辞出来，路人丙也随後走出来。当晚略有寒意，也起了风，党部前人行道上相当阴暗。我随口问路人丙是否要回家？「我是中正纪念堂的『原住民』，除了昨天回过家换了一次衣服，从320以来，我都一直待在广场。」「你的工作怎麽办？」「我已经失业两年了。昨天（从广场上）第一次回家，除了换衣服，还有拿钱，从320以来，身上带的一千七百块都花光了。」我讶异地问：「怎麽可能只花一千七百块？」「这两年都靠老婆赚钱养家，也不好意思回家拿钱。」我好奇地问：「难道你到现在都没洗澡，换衣服？」「我同学送了我一套盥洗包。要洗澡就到南京东路他的公司，顺便洗衣、烘衣，再回到广场。」我不好意思再「拷问」这位文质彬彬的「失业男子」，一夥人便分道扬镳。
与这四位令人尊敬的抗争民众会面过後，我决定接受于良骐的邀请。後来才知道，他们四位虽然从320就参与抗争，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交流。328凌晨挨「蓝盔」保警打，还捡起地上没了旗杆头的大面国旗挥舞抗议的文丽梅与闻小姐一直都待在中山南路口的「国旗队」。只「观察」，「要看看蓝军究竟还有没有希望」的路人丙，「从不参与任何团体或小圈子的讨论」；423当晚的聚会，他还是临时应广场上偶有对话的路人甲之邀而来。我与这几位采单兵作战的抗争民众，除了采访之外，也没有任何来往。他们只知道我在文化大学教书，是日後透过与采访学生的交谈，才知道我的名字。
这也是我撰写抗争纪实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另一种感动：在广场上餐风露宿，待了整整两个月的抗争民众，清楚地「感觉」到被当政者、当权者背叛，抗争过程中，几十年来曾让台湾社会感到恐惧的政治迫害也不断出现。但是，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坚持不懈，甚至愿意相信素昧平生的人可能存有的善意。虽然，他们的行动并未经过讨论与思考的沈淀，但是，大部分抗争民众都愿意倾全力将抗争理念扩散出去！
开始采访的时间距离520不到一个月，采访人员又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意识与热情，才能胜任参与这个工作。第一批有意愿的学生访员中，确有几位具备参与的热情；但是，回去跟同学讨论後，对於笔者的「政治动机」产生疑虑，打了退堂鼓。
感谢曾参与学运的陈福裕，为我们找到几位愿意参与的学生。感谢于良骐在520以前，每天在广场陪着采访学生，以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也感谢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公关公司负责人、以及科技界闻人等三位朋友，支持采访以及一些相片使用所需的稿酬。由於本书进行的时间与人力俱不足，特别商请笔者在淡江大学英文系的老友林明秀为本书进行编辑工作。感谢这位向来宣称自己「有想法，没热情」，却又批判力道十足的「最佳益友」，她虽然已经移民加拿大，仍然同意透过电子邮件，以她多年来翻译和处理文字的经验，修改我的用字遣辞，检验我的文思脉络；更感谢她的是，为了符合「市场」要求，在本书出版前，她又将本书原本钜细靡遗的20万左右的字数，绞尽脑汁地删成了目前的版本。当然，她的越洋参与也透露出：她对自己成长的地方有着她宣称「没热情」的关切与期待！笔者也特别感谢文化大学大传系五年级学生韩上棆，全程参与采访编辑工作。由於韩上棆敬业、细心、又肯「听从」老师（笔者）的要求，每天在广场上进行实地采访，并给予笔者提醒与批评，这本纪实才能够顺利进行两阶段的撰写工作。当然，在更翔实的这次版本中，笔者要特别感谢许多摄影记者朋友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在第一线上坚持不退地捕捉真实情境，这本纪实的丰富性，势必无法达成。
以日志形式呈现抗争纪实，期能详细捕捉抗争群众的广场经验、生命力及其中微妙的转折。每篇纪实中所采用或引用的采访稿或媒体报导，均於最後一行括弧内列出撰写人名或媒体名称。列名表示出现的先後顺序。凡是以化名出现的抗争民众，笔者在首次会以「」表示之，後续不再另标。受访者接受采访时，因有所顾虑会与我们商定化名；当他们看到纪实内容，就可看出我们的运用脉络。
本书撰写的来源，为每篇从千余字到万余字不等的144篇访问纪录而来。发起、主持撰稿及编辑都属义务性质。这本纪实要呈现的是2004年三月二十日中华民国第十一届总统选举投票日，到五月二十日上午总统就职典礼的过程中，属於台湾人民抗争的记事。其中，有血泪斑斑的个人遭遇、相互扶持的人际温暖、甘心情愿的无私奉献；也有许多抗争民众试图透过自力救济，盼能改变社会现况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也掺杂国际政治的现实干预、台湾历史的制式残余，以及抗争群众在父权文化意识中彼此斲伤的遗憾。
站在台湾人民的角度出发，这本纪实想要强调的是：历史是由有思考与行动能力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只有创造历史的人，才有获得聚焦的资格。笔者的叙事过程，难免有主观的诠释观点，但这也是「历史」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的应然与必然！
受到抗争民众相互扶持、照顾的感召，我们决定将全部版税所得，捐给新竹县尖石乡位於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司马库斯部落」。「司马库斯部落」在 1979年才有电力供应，1995年才有联外道路。四年前，在部落长老Yuraw（重音在後）等的主持推动下，发展「采取合作而不是竞争」，以观光业为主，以农业为辅之互助合作社型态的社会组织。今年司马库斯进一步登记为民间团体，让「土地共有、基金共享」，正式建立组织，成立大会。联合报报导，大人每个月有零用金，幼儿和老人照顾，族人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部由部落共同基金负担。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享有照护制度，医疗补助等等。部落目前有135位族人，共廿二户。其中一户人家因开办民宿，尚在观望未加入外，其他族人都加入了共有制。十八岁以上至六十五岁以下的会员，共五十人。Yuraw说，五十名会员各有不同职司，有的种水蜜桃，有的做山地绿化工作，有的做餐厅工作等等。若有事可以请假，旷职一天扣四百元，每位会员每月可领一万元零用金。
八月初，经政大老师冯建三建议，便已确定将本书版税全部捐给「司马库斯部落」。那时，新竹县尖石乡尚未遭受台风摧残。Yuraw说，直到九月八、九日，才恢复电力，「没有联外道路，我们现在连观光业都没有了。」司马库斯族人并没有因而离开家乡。到了九月中旬，他们运用传统方式搭盖「竹屋」，替小学兴建教室，乡公所联络热心尽责的老师，每天走到山上竹屋去教导孩子。「我们祖先早就告诉我们，随时要储藏一整年的小米，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更靠近祖先的生活方式！」感谢「司马库斯部落」接受我们微薄的版税。佩服他们不让贫富不均造成後代子孙遗憾，佩服他们为维持自主性所做的努力！能够有机会支持这群勇敢的台湾人，重建台湾的尊严与希望，是我们莫大的荣幸！